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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通过林业措施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成本低、综合效益好,真实的吸收和减少了二氧化碳,而且不会像有些所谓低碳的工业项目,在设备生产过程中造成新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林业是发展低碳经济不可缺或的重要领域。
一、森林是最大的储碳库和吸碳器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并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所以,森林具有碳汇功能。森林以其巨大的生物量储存了大量的碳。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森林被公认为最有效的生物固碳方式,同时又是最经济的吸碳器。与工业减排相比,森林固碳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大、更具经济可行性和现实操作性。森林的碳汇功能和其他许多重要的生态功能一样,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和气候安全一直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
二、森林锐减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
毁林和森林退化以及灾害导致森林遭受破坏后,储存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碳被重新释放到大气中。联合国《2000年全球生态展望》指出,全球森林已从人类文明初期的约76亿hm2减少到38亿hm2,减少了50%,难以支撑人类文明的大厦,对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了严重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数据,2000~2005年,全球年均毁林面积为730万hm2。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004年,源自森林排放的温室气体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7.4%,仅次于能源和工业部门,位列第三。而且,目前全球森林减少的趋势仍在继续。围绕哥本哈根乃至今后的国际谈判,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倡导通过恢复和保护森林生态系统,以推动“减少毁林和退化林地造成的碳排放(REDD+)”等政策的制定,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
三、森林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森林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如大规模植树造林、治理荒漠化等,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的作用;建设农田林网,起到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建设沿海防护林、恢复红树林生态系统,对抗御海洋灾害,保护沿海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价值。而采用抗旱抗涝作物品种、加固海岸提防、减少森林火灾和病虫灾害、加快优良林木品种选育等,有助于提高森林本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森林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增强,反过来又会提高森林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
四、木制林产品与林业生物质能源具有固碳减排作用
关键词:市场场域;经济社会学;社会建构论
中图分类号:F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159-005
一、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市场逐步被赋予不同理解的内涵,从最早的“交换的物理空间”和“聚集的经济活动”到“一般性的买卖关系”,以及近来,把市场视为一种抽象的“价格机制”,[1]它主要体现的是理性个人决策行动者进行交换的一种价格机制。最近几十年来,关注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制度经济学把市场看作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形成的一种诱致性的制度理解,这与研究市场的经济社会学有可嵌合之处。
市场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正如著名研究市场起源与运作的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F.Braudel)指称的:认为某一种交换形式是经济的,或是社会的,是过于轻率的,在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交换类型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2]古典社会学中对市场研究强调的是市场与社会的统一,这体现在马克思的市场观中是对“剩余价值”与“系统矛盾”的分析,剩余价值的分析基础在于其认为的物质生产的第一性,而属于交换范畴的市场是第二性的。“生产决定流通”是马克思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更是提出了对市场的特有理解方式,即把市场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市场不只是人们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而是强调在“物的关系”背后折射出“人的关系”。[3]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不是商品之内在固有、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毋宁说是“作为物的关系而表达出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把市场视为某种社会关系的结构问题的思想,使马克思成为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对市场的社会学研究是其一生中的主要兴趣之一,在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应包括“市场的社会学”在内。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认为:“在任何意义上都并非意在成为经济学的理论,毋宁说,是由界定若干频频加以使用的概念,以及分析经济领域中若干最为简单的社会学关系所构成的”。[4]在韦伯看来,市场是经济斗争的战场,市场是人们取得交换商品而开展的“物理性会集”,是充满权力角逐和利益斗争的角斗场,强调了市场中“经济行动”与“社会行动”的统一。
从20世纪20年代之后到二战之前对市场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段“黑暗时期”,基本没有代表性的作品。二战之后,在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与卡尔·波兰尼的努力中,人们重新开始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市场。在帕森斯与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中,他们提出了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整合,提出应该把市场表达为一种“社会系统”。经济只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实际上他们是把市场当作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加以理解的。按照卡尔·波兰尼的看法,在经济研究中,经济生活是从属于社会整体的,其中市场不过是人类历史中逐步演化起来的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而已。从其论述中,而后的格兰诺维特称其理论观点为其发展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
目前,按照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的看法,无论是波兰尼,还是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市场概念,当用来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现象时都不是特别富于成效的。原因是波兰尼没有从根本上弄清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的对AGIL模式的运用又过于抽象和任意(Swedberg,1987)。如巴纳德·巴伯(Berard Barber)认为,“声称市场交换是非嵌入的,就将注意力从对恰恰是市场如何与社会关系的其他部分相互依存进行分析扭转开来;这就赋予市场以一种错误的在分析上以及在具体现象上的独立性。”[5]总的说来,无论是波兰尼,还是帕森斯和斯梅尔瑟最重要的局限在于没有把市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观点贯彻到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社会关系的结构的观点。如斯威德伯格所概括的(Swedberg,1987),[6]市场社会学复兴的五个征兆:巴纳德·巴伯的《市场绝对化》的论文(Barber,1977);同一时期,欧洲某些社会学家重提建立“市场的社会学”;哈里森·怀特和马克·格兰诺维特开展的将网络研究方法运用到市场的研究(White,1976;Granovetter,197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近现代世界体系》中对贸易与国际市场在建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作用的分析;以及组织理论领域、种群生态学对市场研究社会学分析的兴趣等。在此时期,没有主导的范式和理论模式,存在的是根据不同的理论框架对于同一市场现象的探讨。
二、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研究的新转向:市场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