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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是保持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然而知识相对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低技能的劳动力已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虽然OECD各国的步调有所不同,但各国都在发展知识经济。知识增加了设备、工人、公司和公共团体的价值。
公司和个人正在花费越来越多的资源生产知识。在知识方面的投资从狭义角度(包括R&D、软件及对教育的公共支出)看,目前占OECD各国GDP的8%,并仍在增长,与在设备方面的投资相近。如果将私人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出包括在内,则超过10%。
劳动力技能正在不断提高。OECD各国超过14%的劳动力受过大学教育。
R&D支出经过50多年稳定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又开始增长。这部分原因是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的较快增长。R&D的约1/5投向了基础研究,整个90年代没有太大的变化。在大多数国家,商业部门提供的基金在R&D中呈增加之势,这在2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并在90年代有过之无不及。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生产或使用信息及通讯技术的部门,商业研究所占的份额正在增加,在一些国家已占到1/4。
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支出,包括在新设备、新设计和市场开发方面的支出已经超过了R&D。在有这方面统计数据的国家,这项支出相当于R&D支出的两倍左右。此外,服务部门有关销售的创新支出与加工部门的该项支出几乎相等。
大多数R&D发生在大公司,但工业结构的变化(如软件、生物技术等新兴工业)也使一些新兴工业和快速增长的工业非常重视R&D。风险资本是向新型的、高风险的商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提供基金的一种重要方式。它在几乎所有OECD国家迅速扩大,到1998年已经超过150亿美元。新技术的涌现,以及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改革后形成的市场开放对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欧盟教育投资(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占GDP的5%)虽占较大比例,但R&D和软件开发滞后。美国在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分别占GDP的2.6%和1.5%。日本R&D虽然占GDP的2.8%,但软件开发仅占GDP的0.9%。
二、日益重要的信息和通讯技术
信息和通讯技术(ICT)被公认为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基础。它巨大的、持续的进步使不断增加的大量数据迅速而廉价地贮存、处理和传递成为可能。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而ICT在其中占很大的比重。应用和掌握ICT已经成为一些国家经济运行的关键。
公司、居民和政府正在向ICT大量地增加投资(1997年OECD国家此项投资占GDP的7%)。一些国家在这一进程中处于领先水平,其他国家则迅速追赶。在OECD各国,ICT中的2/5支出投入到了通讯、2/5投入到软件,另有1/5是投入到硬件中。
在OECD各国,使用计算机的人口正不断增加。其中使用计算机的白领工人超过了50%,使用计算机的居民超过了25%。互联网是ICT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越来越多的居民和企业正在上网。过去几年,由于技术进步和通讯业内的竞争使互联网的通讯费用大幅度地下降。然而,在一些国家,高价格仍是其普及的一个障碍。这些技术也导致了电子商务的发展,虽然目前迅速增长的业务量仍主要限于美国。
技术创新是ICT扩大的基础。R&D支出在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业上升得最快。在90年代后期,几乎有1/5的专利是与ICT有关的,而在90年代前期这个比例是1/10。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占尽了竞争优势,大多数欧洲国家落在了后面。此外,在过去几年这方面的差距正在拉大。
三、科技政策
在所有OECD国家,政府在发展科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如果它们要想从科技方面获得最大的利益,将不得不为知识经济的增长创造新的条件。限制公共支出、改变技术创新的驱动者,以及对什么样的政策应该和不应该做出更好的理解,已经引导政府更加面向市场。此外,政府应该成为工商界和消费者达到他们目标,保证他们适应知识经济带来的新需求的推动者。由于大多数公司觉得投资基础研究很难产生足够的收益,然而其对社会的长期回报是相当高的,所以政府需要直接投资于基础科学。为满足公共需求的需要,政府仍要继续投资于国防、卫生和环境。
在大多数国家,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国防支出的减少(由于冷战结束)和对预算的约束已经对科技经费支出形成压力。英国和美国的经费削减得特别多,法国和德国也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在OECD大多数国家中唯一例外的只有日本,虽然其全部R&D费用所占份额仍相对较低,但政府R&D基金90年代以来仍在增加。
对产业的公共支持包括金融支持(转移支付、税收减免),公共品采购(主要是国防和航空),及设立科技基础设施(如公共实验室)等几部分。90年代国防合同的减少由航空费用的大量增长所替代。在这一阶段,虽然各国有明显的不同,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支持已经减少。大体上,对大公司直接的公共支持的比重远远超过它们从事商业R&D的比重,这表明如果政府要鼓励新兴产业加入者的技术创新,现有政策必须进行调整。
在一些国家,由于R&D支出会给小公司带来很高的成本和负担,常对此类企业这方面的活动起着抑制作用,因此这方面的税额抵免(taxcredit)对小公司来说是一种优惠待遇。目前OECD中有11个国家已经实行了税额抵免或相似的政策。
90年代由公共实体(主要是政府实验室和大学)承担的研究支出份额已经下降,但相对于公共研究基金来说下降的幅度仍不算大,工商界承担的R&D公共基金下降的幅度更大。
技术创新不再单独依赖于公司、大学、研究机构和管理者如何如何,更多地是依赖它们如何共同协作。它正在转变为公司增加对大学研究基金投入(虽然目前仍较低),以及公司认识到学术研究对自身技术创新的作用。
四、技术的全球化
科学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方面。信息和通讯技术已经使金融市场全球化成为可能,并大大促进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扩大。科技活动的国际作用也大大增加了。
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在增加(有25%的出版物和9%的专利是多国合作的结晶)。
跨国公司在全球化中发挥着主要作用。虽然R&D比其他方面,如生产,国际化的成份仍很少,但它已经呈现出全球性的趋势了。结果,越来越多的创新为许多国家的公司,而不是为发明者个人所有。公司间的跨国技术合作协议比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高出两倍以上。
高技术商品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支付的一种(如专利许可证,技术决窍),比其他商品贸易更快速地增长。
然而,经济国际化仍是不平衡的。爱尔兰是一个国家受惠于科技全球化的典型例子,它的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技术和资本的流入。另一个极端是日本,它的技术似乎受岛国思想的影响过重。欧盟由于是多个成员国组成的国家联盟,其国际化程度与美国大体相同。
五、科技产出及对各国经济的贡献
随着花费在知识生产方面的资源增加,有更多数量的知识产生(科学发现、发明)。由于创新增加了市场,提高了生产率,扩大了高技术的出口和技术贸易,由此导致经济发生变化,改善了经济的运行。然而,各国经济运行情况的不同表明,科技活动的产出不仅依靠投入的数量,也依靠整个创新体制的效率,而后者主要有赖于创新体制的框架条件和政府政策。
就科技活动而言,计算产出比投入更困难。投入可以以货币的方式或劳动力的方式来计算出,但产出更多样化,经常是间接的,没有相应的人和物来对应。
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装置是研究的直接结果。它们可分别通过科学出版物和专利来测算,虽然这种方法不够充分和不完美的。这两种方式自90年代以来都呈现上升的势头。
自从1985年以来,OECD国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加约1.5%。技术变化和劳动力技能提高是这一趋势变动的主要因素。目前的经济增长率约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半,当时多数OECD国家正处于经济追赶阶段。在90年代,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仍很高,那些在80年代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如爱尔兰和韩国,90年代已经经历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科技产出也相当高。
「关键词经济法、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协调主义
经济法的本质和法的本质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就是经济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传统法律部门是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来自经济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本文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是由社会环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由法学家来解释和总结。对于从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
一、干预主义
1.干预主义的内涵。持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国家干预是通过政府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1926年,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开始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命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中建立在萨伊定理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大量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并且将许多政策都上升为法律。1946年英国制定了《就业法》,首次把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应用于立法实践。二战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在经济法思想比较发达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大量的经济法。这一时期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经济法定为国家干预之法。人们将凯恩斯称作战后“繁荣之父”。
2.干预主义的破产。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滞涨,即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对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夫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数西方国家都加速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原凯恩斯主义进一步修正,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批经济学家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不停地论战,以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将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取代另一方。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经济法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这一矛盾又表现为国与民、国家和企业、宏观和微观、统和分、管理和自主、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秩序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以及公法与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要处理国家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关系协调、利益兼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经济法是社会协调说,是社会经济法。“经济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转
协调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的经济学。一般地认为,市场缺陷有三类:第一类是市场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一般来讲对社会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恰使每一市场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把秩序强加在可能发生的混乱上,这时政府或国家的干预是有用的。四是市场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五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六是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国家广泛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从而使中央有计划地分配工业品成为可能,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补救办法。第二类市场缺陷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国家即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也存在国家失灵或曰政府失灵(虽然政府失灵和国家失灵在政治学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灵也是指国家失灵)。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得豪斯:《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1189页。)受现在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家又把政府失灵称为公共失灵。(注: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行为的特征。公共失灵即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公共失灵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政府所获得的经济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断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会使政府的决策失误。二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即政府机构本身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没有机制能降低成本;监督信息不完备。三是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寻租(rentseek)。寻租是指“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动”。(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拥有一般组织所没有的权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这时,某些企业或个人就会设法使政府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导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忽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失灵更加明显。“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注: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因此从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
三、把协调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有重要的法学意义
第一,有助于正确指导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法学理论对实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立法活动的指导。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特别是对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既要肃清国家干预过多遗留的问题,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第二,强调经济法的协调主义符合法律的发展趋势。其实,强调公正的法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论述了协调思想。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庞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庞得对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进行了分类。他把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后一类利益中,除了其他内容以外,他还把一般安全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内。庞得也认识到了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在一个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该优先考虑其他一些利益。但是庞得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注:庞得:ASurveyofSocialInterests,57HarvardLawReview1(1943),pp.1—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148页。)虽然庞得是从法学家的任务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种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思想是与经济法本质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思想在协调主义方面的耦合。事实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兼顾各种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法律部门总要优先考虑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终不能也不必冲破“自由的财产流转法”的藩蓠,否则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为社会化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即两只手的协同并用、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之经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应当强调协调主义。
各国学者以往多把经济法的宗旨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或概念联系起来加以认识,他们常常通过经济法的宗旨认识经济法的概念,或者直接把前者引入后者之中。这在德、日学者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德国“集合说”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Nussbaum)认为,经济法就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或集合:“组织经济说”的代表人物哥尔德密特(GoLdschmidt)认为,经济法就是为了改进生产而规制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的法;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则认为,经济法的宗旨是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循环中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经济法就是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对经济运行进行社会协调的法。[1]
上述学者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是同经济法的概念、本质等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经济法宗旨的研究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认识到了经济法的宗旨在研究经济法其他理论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并依其各自的理解对经济法的宗旨作出了概括,应当说,这些认识以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观点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的宗旨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我国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十分薄弱,至今尚未见到专门的著述,也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专题加以研究。但各国的实践表明,唯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为此,必须从经济、社会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探寻经济法的宗旨。
二、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
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但也存在着勿庸置疑的弊端,其中最为突出的向题就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依各国经济学家的通说,市场失灵是指在若干领域或情形下,市场机制失去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并因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市场失灵的四个原因或称来源是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偏在。它们突出地表现为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2]市场失灵会增加交易成本,劣化资源配置,从而有碍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公共利益,进而也无益于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缺陷,尤其是上述的“市场失灵”的存在,要求国家必须对经济运行加以协调,以实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或称市场规制)是必不可少的,这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应当指出,由于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是经济机制,且该经济机制存在于一定的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因此,经济体制作为人为的经济运行模式,归根结底要决定于反映经济规律的经济机制。由此亦不难推知,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而市场机制的运作则取决于相应的规律。为了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尊重经济规律,维持市场经济体制的存续和发展,国家必须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以协调经济运行;要保障这些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对其加以法律化是十分必要的,而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则又构成了经济法的重要内容,其实,许多学者对此已有共识,如日本的今村成和基于西方国家的情况曾指出,经济法就是维护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政策的立法,是由国家介入经济,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反映经济政策的法的总和。而这样的经济法一经制定,就会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3]可见,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了经济与法律的一般关系,体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同时不难得见,当代经济法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各国制定经济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协调经济运行,就是要发挥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
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要求国家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方面的立法,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之不足,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市场主体资格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配套立法,以求有助于经济法的直接目的的实现。
基于上述认识,可以对经济法的宗旨从法律经济学、法律社会学及语义分析学的角度进行下列解析:
经济法既为“经济”之法,则以“经济性”为其基本特征,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它应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保障市场主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进行其逐利行为。为此,经济法必须加强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来引导市场主体从事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并在禁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同时,不断解决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偏在等问题,以保障“有效竞争”,防止市场失灵。唯有如此,才能在发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的同时,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民商法调整之不足,保障经济的良性运行。由此可见,经济法从“经济性”的特征及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应当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为目标,这同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经济规律与经济学原理的要求是一致的。
此外,经济法既是经济之“法”,则应具有法律共同的本质和特征,它同样应当保障公平、正义、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同时,它既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又要力求保障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平,因为在对市场主体公平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来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是经济法更为直接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是其他部门法难以全面兼顾的。正因如此,经济法的有效实施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够创造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它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还有益于社会进步,从而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可见,经济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应以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为目标;从社会进步和弘扬法制的角度,则应以保障公平正义和社会公益为目标。前者与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是一致的,后者与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是统一的。经济法作为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的法,必须有效地协调经济运行与社会运行的矛盾,把上述两个方面的目标结合起来,即经济法既应促进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推动市场主体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普遍实现,也应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有鉴于此,可将经济法的调整所欲实现的目标概括为:通过对经济运行的协调来不断地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进展。这就是经济法的宗旨。
对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可以作如下理解:效率与公平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对矛盾,涉及到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领域,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需着力研究的问题。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的一种具体化。由于从事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均以营利为目的,且其逐利行为可能会给社会公共利益带来不良影响,而社会公益则是社会成员不可侵犯的共同利益,因此必须对社会公益加以保护,以免各种非法的、不当的逐利行为给社会、国家和国民造成损害。这就要求国家必须行使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和有效规制,以保障社会公益。由于经济法以外的传统法律部门对此鲜有涉及,调整乏力,因此只能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上述目标,以弥补法律调整的罅隙。此外,经济法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也就是协调上述两对矛盾的过程,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经济法的深层目标。在各项深层次目标中,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经济法通过协调经济运行而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的结果;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则是经济法在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兼顾了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结果,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则是全面实现上述各项目标的结果,它是经济法的最高目标。转上述的经济法宗旨,既是对各国经济法立法宗旨的概括[4],也是对各国学者有关经济法宗旨的共识的总结。它反映了经济与法律的一般关系,即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而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发展则有巨大的反作甩,这种反作用的积极方面,正是各国制定和实施经济法的目的,此目的规定于经济法中,就是经济法的宗旨。正由于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在立法者和学者的立法思想或法律意识中,又体现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因此,它对于经济法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济法宗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对于更好地解决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中的相关问题大有裨益,意义甚巨,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经济法的宗旨在法学研究方面的意义正确认识经济法的宗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地位、体系、原则、本质、作用等,从而有助于经济法理论中许多基本向题的研究和解决。事实上,在上面探寻经济法的宗旨的过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这些向题的某些侧面,由此亦不难得见经济法学中各理论向题之间的密切联系。
由于经济法宗旨同经济法调整对象、特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而可以考虑把前者作为研究和认识后者的一个新视角。此外,尽管多数学者认为应以调整对象作为解分法律部门的唯一标准,但这并不影响从其它角度来区别各个法律部门。如前所述,由于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特征联系密切,并且能够具有上述宗旨的法律部门只能是经济法,因而通过经济法的宗旨有助于把经济法同其它法律部门相区别,有助于明确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同理,上述经济法的宗旨对经济法体系的确立也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它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征、任务、原则、作用等密切相关,且均具有同一性,因此,构成经济法的各部门法规范应在总体上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凡与经济法宗旨不一致的部门法规范均不应归人经济法体系。唯有如此,才能切实保证经济法体系的内在和谐统一。可见,经济法的宗旨可以作为确立经济法体系的辅助参考。
依据上述认识,经济法体系中的各部门法均应体现经济法的宗旨。其实,通过对经济法的名部门法进行实证考察也可证明这一结论。例如,在宏观调控法方面,财政法、税法通过各种财政、税收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意在既鼓励或限制市场主体的营利行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又保障社会分配的公平,维护社会公益和基本人权。金融法、计划法的宗旨也与此类似,只不过实现其宗旨的手段各不相同而已,但它们的宗旨在根本上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又如,在市场管理法方面,反垄断法既通过禁止一般的垄断来保障有效竞争,以实现其提高经济效率、保障经济公平的目的,又通过对特殊的垄断的鼓励来防止过度竞争,以实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宗旨也与此类似,它们都旨在协调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率与公平,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其宗旨与经济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
上述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与运用,在研究经济法各相关理论向题时都应考虑到,尤其在研究经济法的应然状态时,更是如此。当经济法的实然状态不能有效地反映和实现经济法的宗旨时,则必然研究如何进行矫正,这也应当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二)经济法的宗旨在法制建设方面的意义经济法的宗旨由于在事实上贯穿于经济法的法制建设的始终,因而对加强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现仅举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说明之。
在立法方面有关立法宗旨的规定是作为经济法的表现形式的各种法律、法规的首要条款和核心条款,其它任何条款均不得与之相违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法的宗旨本身就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如果一个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或法规的立法宗旨与上述经济法的宗旨一致,而其具体规定却与其立法宗旨相左,那么,这样的法律或法规就应依具体情况加以修改或废除。因此,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法的宗旨,在经济法的立法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在司法方面经济法的宗旨应当成为法官的法律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便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或者在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定有背于经济法的宗旨时,通过适用立法宗旨条款或依据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而进行审判,这是经济法的一般法理。例如,在司法实践中,当涉及到经济法的“域外适用”时(在反垄断法等部门法领域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相关的法律规范应否适用、如何适用,以及在没有相关法律规范的情况下,本国经济是否仍应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有关立法宗旨的规定和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宗旨问题在经济法理论中至为重要,但国内研究得仍很不够。正确认识和运用经济法的宗旨,对于经济法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参见Nussbaum,DasneuedeutscheWirtshaftsrecht,1922年,GoLdschmidt;Reichswirtshaftsrecht,1923年,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当代经济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2]参见RobertCooter等著LawandEconomics,其中译本为《法和经济学》,三联书店上潍分店版,在该书的第58-64页有相关论述。
(一)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该教学法在运用过程当中注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它改变了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而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进行互相启发、共同提高、合作学习。它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学生在探讨交流中提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宗旨,将精心选取的案例带进教室,通过案情展示,启发式提问,再通过师生、学生之间的双向和多向互动交流研讨,提出问题解决方案。这一过程有助于深化学生所学的知识,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三)案例教学法,有利于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要想上好一堂案例讨论课,案例的选择至关重要。教师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和已具备的知识结构,对案例材料进行加工、整理以达到教学效果。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考量。在运用案例进行教学中,教师要对案例所涉及的法律法规熟练运用,要对学生的意见进行及时正确的点评,要引导学生思维,带动课堂气氛。因而案例教学的成功运用有助于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二、案例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参与案例讨论的积极性不高
在运用案例教学法的时候,我发现,经常出现教师讲得兴致昂扬,但学生兴趣索然,不积极参与。本该热烈讨论的课堂变成了一言堂的尴尬局面。这样一来,教师精心准备的教学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针对不同的法律内容,学生的感兴趣程度也不一样。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合同法等与学生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教学内容,学生比较感兴趣,参与案例讨论的兴致要高一些。但诸如公司法、金融法、企业法、专利法等内容,则因离学生生活较远而导致学生参与积极性与热情大为减弱。
(二)教师对案例教学课堂把握不到位
在案例教学的课堂当中,教师的作用至关重要,要对整个案例的进展,课堂气氛把握控制到位。部分教师在案例讨论的过程当中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容易出现冷场,或是讨论拖沓偏题的情况。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受满堂灌式的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有的教师在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简单地采用讲授法,本该师生互动的教学变成了教师独角戏的个人分析,严重背离了案例教学的实质与精髓,学生的学习热情没有调动起来,其自我研修、合作探究、独立分析与解决问题及创新能力也没有得到提升。
三、案例教学改革建议
(一)精心选择教学案例
要想提起学生参与讨论的兴趣,案例的选择要恰当。首先,所选案例要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这样容易使学生产生共鸣,使他们有一种现实感和求知感。其次,案例的选择上要注重时效性。教师要跟紧时代,不断更换补充新案例,最好涉及时下的热点问题。案例的来源渠道有很多,教师可以从《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电视媒体上收集;可以从专业的法律网站上收集,如中国法律信息网、中国民商法律网;还可以多多关注发生在校园里和校园周边地区的事件。再次,教学案例应带有目的性和针对性,能融会贯通所学的相关法律,便于学生集中精力地加以学习并深入领会教材的重点知识。
(二)运用多种案例教学模式
1.案例导入法
将案例导入教学的方式有几种,一是在讲新课前,抛出案例,引发学生思考,这种方法关键在于案例的选择上要有一定的吸引力,最好能让学生有讨论的空间。二是讲授过程中插入,通过典型案例的讲解和讨论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对重点、难点的掌握。三是讲授后运用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在此阶段,教师选用的案例覆盖的知识点要全面些,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这个案例能将学生的所学知识梳理一遍,有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巩固,提高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实践教学中,教师要根据讲授内容的不同和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来正确选择案例导入的方式,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导入案例引发学生讨论时,教师要注意有效组织课堂、调节课堂气氛。要让每个学生都参与进来,若发现个别学生开小差、注意力不集中,可以进行点名提问。对认真讨论的学生,教师要用适当的语言给予学生鼓励和肯定,增强学生的积极性。若学生在讨论时出现不同见解发生争论时,教师不必马上给出答案,而是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地启发学生大胆发言,各抒己见,从而使课堂气氛活跃起来,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2.课堂演讲法
课堂演讲法是将课堂交给学生。在学习法理相对浅显易懂的内容时,可以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相关案例,分组制作PPT,推选代表上台来进行演讲。比如,在讲《产品质量法》时,可以要求学生自己分组选取以往“3.15”的打假案例,针对一项生产者、销售者的责任和义务为主题进行演讲,其他组的学生可以提问或进行辩论。这种方式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需要充分准备。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极大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等诸多能力。
3.模拟实务法
模拟实务法是让学生扮演角色,参与到案例当中去。例如,在学完《企业法》后,教师可以激发学生自主创业的热情,让学生分组,选择感兴趣的创业模式。可以是开公司,或是创办一家合伙企业。让学生在企业中各司其职,撰写公司章程或是合伙协议,准备申请材料。其他学生扮演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评判小组成员所填写的文件以及章程、协议的合法性,并对不合法的或不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在这期间,完全放手让学生去做,对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很有好处。而且大家因为共同完成任务会给每个人带来一定的成就感,使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4.多媒体影像教学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在不断改善和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在政策的呵护下,民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实有企业971.46万户,其中99%以上为中小企业;实有私营企业657.42万户,注册资本(金)11.74万亿元。其中,个体工商户2917.33万户,实有资金数额9005.97亿元,户均资金数额3.09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11.09万户,出资总额880.16亿元。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50%以上的国有企业下岗人员、70%以上新增就业人员、70%以上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自主创新方面,中小企业拥有66%的专利发明、74%的技术创新和82%的新产品开发。可见民营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然而,民营经济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其发展的严重因素。
二、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
(一)合法权益难以保障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所走的道路是极其不平凡的。在企业碰到资金困难时,政府机关和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不能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且常常是久拖不决,造成民营企业在最需要银行贷款时却贷不到。政府在制定有关政策时缺乏统一性和有效性管理,在对民营企业管理中时有疏漏,政府一些部门间缺少协调和配合。政府的职能部门没能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为民营企业在生产、流通、信息领域解决一些问题;而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一些问题,特别是融资审批时遇到困难时,政府支持力度不够。此外,行政执法机构的摊派与乱收费仍未得到有效约束,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与长远发展。
(二)企业信用度低
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假冒伪劣商品,仿冒名牌产品,商标侵权,合同蒙骗欺诈等行为与现象,这些现象多出自于中小型民营企业,部分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做假账偷漏税、拖欠工人工资。有些民营企业之间相互拖欠,由此而引发的纠纷不断上升。这说明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见利忘义,丧失诚信,坑害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等。这些行为有损企业形象,降低了民营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好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持续发展。
(三)人才短缺
人才匮乏直接影响了民营企业整体经营水平的提高,而员工的经常性流动又使民营企业不愿进行人才投资,企业只能在较低的水平上进行简单再生产,即使引进新的技术和工艺,也没有过硬的人才将这些新技术和工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人才匮乏是民营企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许多民营企业之所以不能招聘到合格人才,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物质待遇和工资性收入低。由于大多民营企业刚起步、规模小、实力不雄厚,企业所赚的微薄利润大多用于企业发展或被老板拿走,这样员工们拿的工资待遇就少的很。因而民营企业过低的工资和福利,以及老板种种“不诚信”行为,严重影响到人才的吸引;二是许多地方的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主要是教育文化水平,城市发展环境不理想,企业不能给人才发展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如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信任与授权。三是由于我国传统思想即“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影响,许多优秀人才都准备或已经在政府单位任职发展,在民营企业搞经济管理的很少。据调查,我国各类人才就业的选择,其首选是政府公务员;其次是事业型单位、大型国有企业;最后才是民营企业。
(四)融资难
资金短缺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特别是那些高科技、高投入、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企业,单靠企业自身积累扩大再生产将会失去商机。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更新步伐加快,资本需求量会不断增大。而目前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很单一,绝大部分还是依赖向银行贷款,由于中小型企业拥有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特别是商誉)较少,从银行获取抵押贷款和信用贷款的能力有限,企业又难达到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需求,从而也难于获得风险资本的支持。而上市融资由于门槛过高,让民营企业很难进入。近年来,少数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要么到香港,要么到美国的金融市场融资。但这毕竟只有少数的企业可以做到,对大多数企业而言,仍然需要有更简便快捷的融资渠道、融资方式。[6]因此,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数量仍然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
(五)管理水平不高
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到现在,大多数民营企业仍采用传统家族式管理和任人唯亲的用人机制,造成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决策质量低下,失误再而发生。一些企业制度不健全,某些制度形同虚设,管理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上,缺乏科学化决策和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财务混乱,营销手段落后,奖罚制度难以执行,员工主体意识差。当企业发展到一定时期一定规模后,上述问题如得不到妥善解决,企业就很难进一步作大作强,健康、持续发展下去。
(六)劳资关系紧张
劳资关系即劳动者与资方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受雇者与雇主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具体体现为业主与雇工之间的相互关系。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劳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其不和谐的表现为:克扣和拖欠劳动者工资;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内容不规范、得不到有效落实;劳动安全保障制度覆盖率低;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安全系数低。这些方面的问题涉及到职工切身根本利益,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调整好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对促进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有重要意义。
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对策
(一)调整市场准入政策,扩大民营经济的投资领域
发展民营经济,重在给予民营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按照市场原则向民间资本开放包括现代服务业在内的所有可能领域,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序竞争,促进整个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充分调动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市场准入的限制是当前制约民营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环境因素。当前,民营经济的投资为什么局面难以启动?除了经济总体上市场疲软,投资缺乏热度以外,最主要的是有许多经济领域至今仍然不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一政策应该尽快调整,除极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外,都应当放开,允许民营资本包括个体、私人资本投资经营,至少应当做到内外投资一视同仁,即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都应该允许民资进入。
目前,应当鼓励民营经济尽快进入电力、水利、铁、公、港口、机、公共工程、城市改造,甚至粮库,对于电讯、邮政、金融、保险、教育、卫生、医疗、文化、体育等行业,也应当抓紧制定政策,降低准入条件,吸纳民间投资,这样不仅可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还可以将一部分国家资金转移去增加其他急需发展和十分薄弱环节的投资,从而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注重企业信誉,文化建设,加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赢利,企业要想持久赢利,获得高的利润,那么就要培养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属于自己的长远战略思想,不能为了眼前利益损害未来更大的利益。为此它要做到:(1)建立良好信誉,塑造企业美好形象。信用是提高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基石。信用资源是市场经济的稀缺资源,是企业巨大的无形资产。(2)营造企业独特文化,构建良好沟通桥梁。实质上,企业文化充当了企业与市场、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民营企业要上档次、上水平就必须重视培育企业发展的软环境,而且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以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树立企业形象,促进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
(三)实施人力资源战略,构筑良好用人机制
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它的人事关系也越来越复杂,拥有一套好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发展。因而要实施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战略,构筑良好用人机制。首先,要努力实现民营企业的社会化管理,走出任人唯亲的圈子。其次,要引进竞争机制,大胆聘用能人,把实行“能人战略”作为振兴企业的重要措施。因此确立全新的方式在国内外招揽人才,用全新的管理模式配置和激励人才,是打破家族式管理的重要标志。最后要重视企业内部人才的培养,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
(四)拓宽民间融资渠道,解决民营经济筹资渠道少而不畅的问题
目前,民营经济所需资金,依靠自筹的占大多数,靠银行贷款的人只占极少数。由于种种原因,贷给民营企业的比重很低,还不到20%,同民营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占2/3左右很不相称。因此,必须适当提高国有商业银行对民营经济贷款的比重。但是,为了减少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可以尽快组建一批民间投资的担保机构,负责为民营企业的贷款提供必要的担保。应允许一部分经营管理好、利润率高、且有较大发展前途的民营企业经过严格审批手续以后,向社会发行一定数量的债券,或者到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
(五)加强民营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民营企业要想进一步作大作强、扩大规模,在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被淘汰,就需要规范经营,加强管理。一是突破家族企业封闭式管理,吸纳与使用职业经理人,逐步实现职业化管理。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力推进全面质量管理。通过全面管理、全程管理、全员管理、细节管理全面提高质量,以企业精神引领企业文化,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三是实现企业管理制度创新。即是要实现由人治到法治再到文治的转变。人治依赖企业家的才能,法治则依赖于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和科学化,而文治即企业文化的塑造文化治企,这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解决我台机房大厅环境问题,必须从降温、除尘、智能控制三个方面入手,才能予以彻底解决。同时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在保证有明显效果的前提下,力争达到节约资源、一次性投入少、运行费用低;系统具有自诊断告警功能,减少人员工作量;设计时要考虑系统冗余,制冷风量要有一定的余量,保证在极端情况下系统也能正常工作;同时要考虑系统改造后哪些地方容易出现问题,加强维护保养。故对机房做如下相应改造:机房大厅增设4台100kW大功率恒温恒湿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控制室内温湿度并加速室内空气循环达到30次/h。精密空调室外制冷主机采用高效率热交换的风冷模块机组,运行稳定可靠,整机制冷效率较高。在大厅内架设风管,将4台100kW大功率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出风口并管并延伸至机房各个要道,多点定点矩阵化送风,避免局部热岛效应。建立分支风管与PSM设备已建立的冷却系统对接,利用现有的单点设备冷却系统风道辅助对设备进行降温以减少设备向室内空间逸散的热量。将甲机房大厅室内全年温度控制在30℃以下,适于设备正常运营环境及人员作业安全;同时将全年最高温度控制在30℃内,无需过度制冷,保证全年最大限度减少能耗。不与室外不可控气流交换,机房内洁净度在机组运行状态下每小时室内空气被完全过滤30遍,机房内将越运行越洁净(运维人员适度进出),同时减轻运维人员运维成本。
2系统设计的测算依据及说明
目前需改造的甲机房大厅面积525平方左右,机房内布4台TSW2500型500kW短波发射机,由于设备发热过大,故对每台发射机做单点降温处理。预计单台发射机外溢至室内空间中的热能约为50kW,共计4部,致使机房目前室温较高,全年冬季室内平均达到27摄氏度,夏季室内气温最高达40摄氏度,严重影响设备寿命、设备使用环境的安全可靠性并且夏季超出人员作业的可承受环境温度,估测降温需提供制冷量计算如下:
2.1对于制冷量需求的测算
单台设备热负荷*台数+环境热负荷*面积=需要的制冷量(kW)即:50kW*4+15m*35m*0.14kW/m2=273.5kW(备注:0.12—0.18kW/m2为机房环境热负荷的估算范围,由于我台机房空间较大,设备密度较小,单机功率过大,故按照热密度0.14kW/m2估值。)补充说明:机房层高6米,3米以上的空间气温对人员及设备影响较小,所以不需过多考虑对3米以上空间正常气温的处理。
2.2对于换气次数需求的测算
甲机房打厅内空气体积:35*15*6=3150m3,依照机房建设标准,机房内每小时换气应保证20-30次,即2-3分钟一次。故需求量为3150*20~30=63000~94500m3/h热负荷估算原则负荷特点现阶段设备的集成度越来越高,精密性也越来越高,使得机房的负荷特点更加显著地表现为:机房设备散热量的95%是湿热,热负荷大、湿负荷小、热湿比极大。单位体积发热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空气处理可近似作为一个等湿降温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的焓差小,要消除余热必然是大风量。此外,因为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行,所以需要空调系统一年四季不间断地运行。余热量大:机房内95%以上的热量来自设备;余湿量小:机房内潜热量来自人体出汗蒸发以及新风含湿量,由于人员较少且新风是经过热交换后进入机房,余湿量很小;循环风量大:需要较大的风量来解决机房内散热;焓差小:由于室内温湿度允许变化率较小,所以焓差小;热负荷大,冬季仍需制冷。机房专用空调正是依据上述特点研制开发而成的,显热比可达到90%以上,并可通过中央控制器调节温度及相对湿度,温度精度可控制在±1℃,相对湿度可控制在±5%,充分保障使用功能,并达到节能目的。
2.3系统设计与实现
2.3.1设备及风管布局图如图1增设4台100kW大功率恒温恒湿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控制室内温湿度并加速室内空气循环达到30次/h。精密空调室外制冷主机采用高效率热交换的风冷模块机组,运行稳定可靠,整机制冷效率较高。建立风管将4台100kW大功率冷冻水型机房精密空调出风口并管并延伸至机房各个要道,多点定点矩阵化送风,避免局部热岛效应。建立分支风管与PSM设备已建立的冷却系统对接,利用现有的单点设备冷却系统风道辅助对设备进行降温以减少设备向室内空间逸散的热量。2.3.2气流循环方式(保证送风回风风道畅通无遮挡)发热设备高度在2.5M内,热量逸散区域在落差3M空间内影响周边气温,精密空调送风风道从3M—3.5M高空将冷气流吹出,与下部热空气混合,由精密空调强力回风口风机抽回,每个过道形成局部气流循环,热量被不断带走经过精密空调处理成冷风继续优化室内温度。精密空调回风口带温湿度探头,如果回风口(即混合气流)测定温度达到所限定的温度标准,机组停止制冷,仅风机运作带动气流循环,极为节能。2.3.3动力与环境监控拓扑图机组标配:RS485接口及232接口,可以方便接入常规通用的监控系统中,也可直接选择BMS所使用的楼宇协议(如MODBUS等),便于监管机房运行情况。名义工况:进/出水温度7℃/12℃参考工况:进/出水温度10℃/15℃参考工况:进/出水温度12℃/18℃G4标准空气过滤网声级测试在距机组1m开阔地带图3拓扑空间图2.3.4技术特点大风量、小焓差、高显热比专业设计。蒸发器采用亲水铝箔,高效内螺纹管设计,耐腐蚀、长寿命、高效率。电极式加湿器,避免干烧的危险,能快速产生纯净蒸汽,具有自动清洗功能,检修时不停机。智能除湿保证除湿速度快、精度高。风机选用后倾无壳式第三代高效EC风机以达到节能的要求。金属框架G4标准过滤器,过滤效率高达90%,确保机房洁净要求,可反复清洗降低运行成本。机组全正面维护设计,不受安装环境限制,维护更方便。高品质制冷配件确保机组在各种条件下稳定运行,寿命10年以上。智能控制器融合完善控制逻辑、实现多重保护。大屏幕4行*30列LCD液晶全中文图形显示,机组运行状态、温湿度曲线、报警记录等。提供500条历史告警记录。群组控制,实现备份、轮巡、层叠、避免竞争运行功能。远程监控,提供RS485、MODBUS、SUNRISE-PLUS、TCP/IP监控方式。2.3.5方案特点能完全满足降温需求及室内风循环换气需求。不与室外气流交换,机房内洁净度在机组运行状态下每小时室内空气完全过滤24遍,机房内将越运行越洁净,同时减轻运维人员换洗过滤网的工作量。机组可方便接入各种通用监控系统,便于运营管理。可随意设定机组温度,例如设定至30度,那么机组在30度以下将停止制冷,只有风机运转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高效节能。机组设计使用寿命15年,运行稳定性高,运维成本很低。对机房外观及内部主体构造没有任何改动。
3总结
1.多样性和复杂性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经济法律实践活动的多样性和深化,直接作用于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性和多样性。经济法学内容较为宽泛,没有对其进行系统化整理,它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法概念、调整对象等领域,其还研究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存在的联系,既要研究国内经济法,还要学习国外先进经济法内容;既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还要深入研究当前经济法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站在哲学角度,把握正确发展方向,运用历史方法统筹全局,运用比较法“取其精华,取其糟粕”,运用分析法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不管使用何种方式,都能够从不同角度展现经济法的理论内涵,从而获得我们自身所需信息。
2.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主观性的突显。方法的根据来源于客观事物本身和其具有相关联的事物,并非方法本身,而人的思维活动的规则则需要依据实践活动来体现,科学方法的产生需要主观逻辑思维和正确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是相关学者在进行系统化整体而得到的,其较多体现的是主观性东西。
我们都非常清楚,人受到不同环境影响,其人生阅历、生活方式都会产生区别,掌握科学的方法,不仅仅只有积累一条途径,还应该表现在自身有规律的进行改造活动。假设仅仅依靠自身简单认识,是能够获得一些方法,但是要发现一些学术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者找出理论,简单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方法的获得需要长期在实践中锻炼,在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其它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只有构建出属于自身的方法体系,拓展自身思维,才能够根本性提升研究方法水平。
二、方法作为认识工具的存在,同时也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为创造出经济法观念产品的手段或者工具奠定前提条件,全面认识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需要充分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人们思维运行方向受方法影响。而这也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不同学科所展现出来研究方法不同。例如:经济学侧重于量化分析,相反法学则侧重于定性分析。使用方法不同是思维运行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经济法学具备的复杂性、多层次性也就导致其研究方法相对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为严格。不同的方法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可以重点研究某个方面,从而得出相对应的结论,从而以清晰的思维形式贯穿整个过程。
2.方法的实质研究体现在信息加工、处理、转换过程当中。主体思维结构、思维定势、个人价值取向等都是影响思维动作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导致主体信息取舍不一的重要原因所在,自然结果也就不同。因此,经济法学的研究以事物发展规律为前提条件,才能够保证思维机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出来,从而较为准确的反映经济法存在的客观现象。相反,则会导致错误的认识。
一、关于经济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效益、自由和秩序要求。经济法的价值也在于实现这些目标,并在实现的同时更为具体地体现经济法部门的特征。其内容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和谐,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方面。
(一)实质正义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经济法也不例外,而正义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分。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的普遍性相联系的,它要求同等的人应当受到同等对待;实质正义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民法所追求和体现的是形式正义,经济法所追求和体现的则是实质正义。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正是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这种情况在经济法的规范和调整中不胜枚举。譬如在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在传统部门法的体系中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国家暨法的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和义务、职责。
实质正义体现了的价值观、正义观和历史观。它摈弃了试图用“自然法”来建立永恒不变的法律和正义、类似数学的法部门的理念,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多数)人的实在需要,来确定法的规范及其适用。由此亦决定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
实质正义还体现为法律调整手段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形式正义的法追求法的普遍性调整,不断在法律规则及其实施标准中寻求平衡点,社会的发展迫使其不得不形成种种特例。这种矛盾扎根于形式主义的正义观中。而实质正义的出现,使立法者和社会赋予执法者以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范来解决问题,同时也针对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个别案情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正义要求法及其调整所具有的能动作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在经济法和社会化条件下出现的诸多其他法律部门中,特殊性法律调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法律行为包括合同不断获得直接国家意志性,越来越具有实现特定公共目的之意义。
实质正义的法律调整手段之多样化,更表现为经济法为了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就形式正义的法而言,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则不同,形式主义的平等对待和针对各种主体设定形式主义的具体标准均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要采取对于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现上不公正但求达到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这种措施或手段既可以是法律规定对于不同的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得模糊、不具体,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的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在经济法中,从有关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到维护公平竞争的规范和制度,无不要求主体的行为既符合法律规范本身的规定,而且其行为结果也不违背该规范的内在精神和合理预期,合乎实质正义之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实质正义尽管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但是它和形式正义并非是相悖的。实质正义同样包含着形式正义对于相同情况作出相同法律调整的要求。它是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形式正义的一种扬弃,而不是简单地走向反面和极端化。
(二)社会效益
直接追求社会效益应为经济法价值观的独到之处,其他法律部门或者不追求宏观社会效益,或者是在追求实质正义之终极目标的法体系中通过形式主义的调整间接地实现社会效益。
效益作为法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正义观的一种体现。在实质正义的观念中,当然包含着效益观念,没有公平的效益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反之亦然。经济法以高于民商法的姿态来调整经济生活,追求实质正义,当然要将社会及其经济效益作为自己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经济法的效益观是一种社会效益观。社会效益相对于经济效益而言,其内涵更为深刻和广泛。效益确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反映出来的,而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
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观及其以社会为本位,决定了它不能只强调经济的、局部的效益,而应该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法。”
从根本上说,实质正义本身包含了对于效益的要求。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公平和效益发生冲突,则仍然有一个利益分配和实质正义的实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经济法之内在要求和宗旨,不容许任何有损社会利益和优良道德的效益之存在,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共道德、秩序应当优先于局部或个别之效益,长远利益应当优先于一时之效益,实质正义之效益应当优先于形式上正义而实质上非正义之效益,互利或不损人之效益则优先于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之效益。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
自由和秩序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自始就将公法与私法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天然要以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和谐作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
经济法对于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之统一性的实现,在于经济法是一种将代表“公”的国家意志渗入经济关系之法律制度化的产物。这种制度,既是一种规则体系,又是比任何其他法的部门更为强烈的经济和法的实践。
现代经济法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它应当为了自由而干预、限制,而不是通过干预而限制乃至扼杀经济自由。由此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具有促进、协调、组织、参与、引导和市场操作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远非简单的行政干预,所以我们不能苟同所谓“干预经济”或“干预政府”的提法。对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而言,理性地把握好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之平衡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克服政府经济管理中非理性之任意,消除任何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对自由之不当限制或无度妄为,都有赖于经济法暨竞争法的科学制定和实施。
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法律原则是法律价值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构造法律规范体系之根本所在,它可以弥补在其自身逻辑演绎中经常发生的法律适用脱离法律原初目标的弊端,给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以合理、合法的依据和限制。法律原则也是一个法律部门存在之根本。任何法律部门如果不能通过归纳和演绎,恰当地总结出若干法律原则,而只依赖于某种价值取向,则难以构造出一套相对严格、周密的理论和相应的实在法体系。正是基于某种原则,不同的规范和制度才得以有机地统一于某个法律部门,按照一定的宗旨贯穿、联系起来。民法和经济法均如此。
法律原则有一般原则与特有原则之分。经济法的发展,是它与其他法律部门及相关法学、经济和经济学、管理学、行政学、社会学等交互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各种学说,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法的历史和现实面貌。经济法从中吸收养分,不断得到充实,因而相关的、更高级的一些原则也会出现在经济法中,为经济法所遵循和援引,这也就成为一般经济法原则。同时,经济法又具有自身特有的原则。从狭义上理解,这才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灵魂和建构经济法体系的依据,是经济法宗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法的规范和法律文件所应贯彻的指导性准则。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应当坚持的标准和方法:(1)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法律规范的特性,属于法的原则性规范,而不应当将超出法范畴的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宏观和微观搞活相统一等作为经济法的原则。(2)经济法基本原则不应与经济法的宗旨或特性相混同。诸如公平和效益相统一、经济效益与经济增长相统一、国家干预、社会本位等,均属经济法的价值、宗旨、特征等范畴,不能作为法的规范存在,故而不宜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3)经济法基本原则应是经济法特有的原则,而非经济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共同遵循的原则或者照搬其他法律部门的原则规范。(4)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是贯穿于整个经济法的准则,对整个经济法体系具有指导和纲领作用,因而不应将某些经济法制度的原则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
综上,根据经济法的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下述三项:
第一,平衡协调原则。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遍原则,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之经济法所共同遵循的一项主导性原则。作为现代新兴法律部门,经济法对于整个经济生活的调整,不再是国家—私人极端对立之下维护任何一方利益的工具,也不仅是私人组织扩大之后的一种国家单纯用以矫正社会不公、保护经济弱者的手段。在社会化条件下,经济法以兼容并蓄之精神,在调整中处以平衡协调当先,竭力促使私人与私人、私人与国家的合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并按社会化之内在要求促进公有制及其经济关系和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
现代经济法为消弭个体无度追求私人利益所生流弊,以组织协调、平衡发展、公有精神之追求为己任。平衡协调原则作为经济法之社会本位的体现和基本要求,无论在宏观抑或微观领域的调整中均发挥着基本指导准则的作用。在国人的社会自治能力差、团队及友爱精神不如人家的条件下,国家的积极调控、组织协调作用就更显得不可缺少。
所谓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平衡协调是一种价值体现,作为以平衡协调为基本原则的法律规范体系,经济法追求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实质公平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的统一、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统一,国家调控与市场资源配置的统一等等。为了实现这些矛盾统一,经济法兼顾公与私——既要保持整个社会范围内的经济秩序,实现整体社会效益的增加和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意志,又要保证民法中意思自治的纯洁性。由于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原先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直接渗透进了国家意志,私法的原则和精神不断侵蚀,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性不断加强,强行性规范不断增加,这已经成为现代民法的一个两难困境。既然是两难之悖论,则试图在民法范围内或者通过改造传统民法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就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也是违背私法的私人自治或当事人意思自治之精髓的。尽管通说认为现代民法已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法,但是我们认为民法的社会本位不过是意思表示的一种外在化趋势,其发展恰是一个自身否定的过程;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则是内在的,它立足于组织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之内在平衡协调。因此,只有通过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方可创造并维护一个令自由市场机制和民法得以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有学者认为,现代民法仍应当是权利本位而不是社会本位的,这种看法用于诠释民法本身至少还是实事求是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法传统和私人财产权不发达的国家,维护民法及其意思自治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离开了经济法的民法,只能是脱离实际生活和无法实现其价值目标的“绣花枕头”。
需要指出的是,平衡协调原则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未必于具体的经济法律关系和经济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经济管理、经济执法暨司法所遵循的一项理念或宏观标准。经济管理、执法暨司法机关应当从社会利益出发,在其履行职责时仔细权衡利弊,乃至听取专业团体和有关各界的意见,而不是机械地理解、适用法律而作出有违实质正义和社会利益之决断,但是也不能随意或滥引此项原则,以免造成管理和司法的混乱。
第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这是经济法反映社会化市场经济之内在要求和理念的一项核心的、基础性的原则。其要求不仅直接体现在竞争法——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而且在经济的各项制度诸如发展计划、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企业组织、经济合同等制度中都有体现。
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和制度的出现,是通过国家的“有形之手”来纠正市场之“看不见的手”所导致的弊端,同时又力求使“看不见的手”在最大范围内、最高程度上发挥作用的产物。以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排斥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调控或“裁判”;或者以计划、管理、调控等为名,行干预、管制之实而抑制乃至否定市场的机制和作用,凡此理念和做法,均与维护公平竞争原则相悖,最终都不免遭受客观规律的惩罚。
在此原则中,我们对公平竞争加上“维护”之修饰,表明经济法和国家在维护市场经济及其竞争秩序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表示经济法之公平竞争决不是法对市场主体的一般性要求。譬如民法的公平原则,它要求稍稍超出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地位和权利义务之形式平等,在微观层次上略微实现某种实质的平等;而经济法从宏观层次追求充分、适度的市场竞争,不妨可以通过抑制微观之正当、公平的竞争以实现宏观的自由公平竞争。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双方企业和股东皆大欢喜,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由微软对Intuit注资,并由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获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份额的Quicken软件,就此交易本身而言可谓平等互利、公平绝伦,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之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同时,“维护”公平竞争也表达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性义务,以及法律对国家或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限制。维护公平竞争原则还体现出经济法规范的强行性,表明政府在追求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时的政策性的强制性。
第三,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这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力)、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作为经济法灵魂的一项根本性原则。
在公有制条件下,各种公有主体和作为拟制体的国家不能像私人那样自动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存在着种种非人格化的行为,容易造成普遍的经营管理不当或不善,需要根据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来对公有主体及其成员的权利(力)、义务和职责加以科学的设置。公有制主体由众多成员组成,如果没有责权利一致之角色定位、适当的权益配置和制约,公有制就根本无法维系和运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摈弃行政型、家长式的经济体制,每个具体公有主体都要面向市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变,从事管理及市场经济活动,为此需要在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中贯彻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将这种要求落实为众多单个人的协调一致行为,建立一种确保所设置的各种公有主体角色不易错位之内在机制。公有制财产关系的这种特性和要求,对全社会和整个经济关系造成辐射,使得公有财产的投资经营和宏观、微观之经济管理浑然一体,呼唤着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各项制度,以此为基点而确立我国的现代经济法治。
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中的责任具有不同的层次:首先,它是一种角色责任,表明了经济法律关系对于特定角色的权利(力)义务要求。在组织中的不同角色,决定了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承受的权利(力)、义务和利益。哈特指出,责任应当至少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现代法和法学,要求责任首先是一种角色责任,“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向别人提供福利或促使该组织的目标的实现等义务,总是归于一定的地位或职务,即归于一定角色”。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之责权利相统一原则,正是这种要求的典型体现。其次,责任表明在主体违反义务时引起法律和国家对其的否定性评价,它是义务和制裁的联结点,执法暨司法者通过责任来确定相应的法律制裁。由此表达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依法治理经济暨公有财产关系的要求。
权指的是权利和权力。在经济法中,权利(力)和义务一般而言具有一体性,只有区分不同的情形才能将其区分开来。譬如在经济合同中,代表政府订立合同,所拥有的权利对于国家而言也是一种义务,他(她、它)应当也只能为国家谋求利益最大化,以最大的善意代表国家的意志和利益;经济管理主体在实施管理行为时同样如此。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要求权责相当,不能失衡、畸轻畸重,以免权重责轻诱发专权擅权,或者权轻责重令人畏缩不前。利指的是利益,这是由经济法的经济性质决定的。将利与权责相联系、统一,不仅因为经济关系都是物质利益关系,经济法律关系往往涉及重大经济利害,更因为经济法要在其法律调整中引入物质利益原则,将作为公有主体成员之自然人或机构本身的利益同其在公有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工作成效有机地联系起来。权责重,成效显著,利就大;反之则小,直至令行为人承担不同程度之不利益。同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要求在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和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暨司法中,在一定的主体角色定位范围内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责权利统一,并非将扮演角色者承担之不利益同其角色行为造成的不利或损害后果完全等同,譬如令造成数千万或数亿元损失者如数赔偿,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做到令角色扮演者的切身利害同其权责之关系明晰,奖罚分明。
[关键词]人文经济;属性;价值
人文经济,也称人本经济,是指为尊重人的生命及其本体价值,以保障人的幸福和尊严为目的,协调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性、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达到经济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思考
一、人文经济的属性及价值
(一)人文经济的自然属性
人文经济追求人的本性和自然性的回归。人文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的一种现代形式。它的个体性表现在以“人”为经济生活的中心,提倡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尊重人权,发挥人的灵性、本性和创造力;它的社会性表现在追求把国家建设成为民本人道、仁爱互助、公平共富的幸福的“大家”。它强调从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宇宙观出发,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的关系,其追求社会的和谐、统一;人文经济坚决反对异化现象,反对物质、技术、权力对人的异化,反对人的大众化、功利化和标准化,反对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对人的摧残,提倡人道经济、公平社会。对待市场经济,人文经济反思商品经济二律背反问题,针对所揭示的异化现象,即因为物质文明丰富了人也就开始物化的问题,一方面坚持商品经济促进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寻找解决负面效应的办法,提出通过人文经济的创建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深刻地指出金钱不能代替价值,科学技术不产生伦理道德,工具理性不能取代价值理性。
对于人文经济思想,我国古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早有论述。孔子所说的“致中和”、道家主张的“合异以为同”、董中舒宣扬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的“天人合一”等,以及老庄哲学,如:“物物而不物于物”、“法天贵真”、“不以物挫志”的主张,其反对“丧己于物”、“以物易其性”、“以身殉利”、“见利而轻亡其身”,反对“人为物役,心为形使”的卓越见解,都饱含朴素的人文经济的哲学思想和对人文经济所强调的自然性的憧憬。
(二)人文经济强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人文经济的本质是既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价值规律配置资源和生产力、通过价格信号协调供求关系、通过竞争机制分配国民收入,又要建立保护人权、尊重人格、实行民主、保护生态环境、效率与公平协调、技术与人性兼顾的人文主义机制和环境。在当代社会,市场经济比较符合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也比较符合人的实际的行为动机和行为制约,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建构。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民主,不是由哪个领导、部门或哪个个人、国家所圈定的经济发展形式,而是按市场需要和供求关系运行的。那种把市场经济当作人文精神失落的起因是不合乎事实的。
人文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寻求对市场经济的超越。对待环境,人文经济不以牺牲环境、生态和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而是追求经济建设及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和生态多样性的发展;人文经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其维护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实现产权清晰化、财产共有化、管理科学化,促进自由竞争;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其核心目标是建立现代人文企业,企业管理的中心既不是利润也不是资本,而是人,企业力图建立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企业文化,倡导道德、关怀、仁爱、合作。但人文经济不是人治经济,它是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法治经济,强调竞争、效率和社会民主、法治、公平并重,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和共同发展。
(三)人文经济是对知识经济的发展
人文经济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的第一要素,其目标是建立效率与人性、技术与人格、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以人为中心的崭新的经济形式。所以,可以预测,在知识经济之后人类应当会进入人文经济的新时代,人文经济才是真正的“新经济”。知识经济强调的仍然是客体知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知识的主体一人,虽然知识的载体是人,似乎尊重知识就是尊重人,但知识主要是客体化的网络、信息、软件等,人格、人性被客体化,这与人文价值往往是背道而驰的。人文经济从人的本体来探讨经济的发展,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人的自我完善来追求经济的成长。
人文经济是对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知识经济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更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从人类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经济只是一个过程,而尊重人性和人文价值的人文经济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主流。
(四)人文经济因势利导的现实意义
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其经济、社会、环境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严峻,比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致使环境污染严重、能耗居高不下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同时,一些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严重的损害。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改革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6,而到了20世纪初,我国的基尼系数则上升到了0.452。时至今日,情况未见好转,这种利益结构令人担忧。贫富差距的加大,是造成各阶层间矛盾的主要原因,这种包含着不满和愤怒的“嫉妒”已经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如不迅速加以扭转,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人文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政府及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而人文经济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经济模式。它强调“全面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政治文明协调发展”、“以民生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改变物质文明畸形发展、社会不公日益加剧、环境生态濒于崩溃、道德信用陷入危机的现状。人文经济对创建尊重生命、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克服异化现象、纠正物质的畸形发展、深化人性化的改革、培养公民道德和政府责任感、打造“善治”政府、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全面建设小康和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二、如何创建人文经济发展模式
应该说人文经济是一个理想的经济模式,它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现实的参照系,其为现实经济形式提供一个人文化的标准。笔者认为,从现在起,人文经济就应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主导增长模式,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战略思想
当前,我国一些部门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使现实发展中出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不协调问题,以及存在着分配不公、地区差异扩大、腐败、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等严重问题。依据科学发展理论,我国在解决各项改革、发展任务时,既要讲发展的序列性,又要讲整体性和协调性。经济发展具有首要地位,但它又是社会整体发展的部分,它的发展也需要从社会其他系统中输入能量,必须进行人文调适。要特别注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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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求成而造成的经济失误,吸取建国以来几次因冒进而造成的国民经济大挫折的教训,破除经济建设中浮躁心态和某些官员追求短期政绩效应而产生的危险行政行为。
(二)当前人文经济模式发展的指导思想
人文经济追求民本人道、人行解放、个性自由、物我和谐、公平正义的经济发展,它不是寻找世外桃源的理想国,而是强调以“人”为经济发展中心。这就要求我国发展人文经济必须从国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根本,走经济、社会、人口、环境、资源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威胁,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能量互补。要处理好人文经济发展中人文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既要确保经济建设在各项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只有如此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因为我们发展生产归根结底是服务于人,使其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笔者认为,人的发展体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构成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创造经济奇迹的可能不再是资本和土地,也不是单纯的劳动力,而是知识和人素质的提高。
(三)充分发挥文化在人文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经济发展中文化要素(信仰、态度、知识、技术、文化理念等)的增多,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质的转变;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增加,意味着物质资源消耗的减少;人文价值取向渗透到经济发展之中,意味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进步;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相融合,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意味着人类资源观的根本性转变。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意义上说,发展文化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是把科学发展观真正地落到了实处。人文经济系统中充满了文化因素,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其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尤其突出了人文精神、观念文化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价值。如今,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观逐渐渗透到经济发展领域,精神、智力因素与自然资源、经济资本一样都成为生产力中的组成要素,信用文化、经济伦理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的效能越来越突出,文化附加值成为物质产品价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竞争力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人文经济的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文化因素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四)着重处理好当前经济和社会中制约人文经济发展的迫切问题
一是环境保护问题。花大力气处理环境污染问题,加强环保立法和执法力度,努力节约资源、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逐步推行EDP(绿色GDP)、MDP等指标考核体系,重新衡量和评价经济发展。二是防止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维护社会稳定。要进一步重视“三农”问题,做好失地农民的安置工作;有效开展扶贫工作,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做好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使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流动;做好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工作,减少下岗失业,提高工资待遇,健全社会保险,保障劳工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体现“人文中国”。三是纠正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过程中过度的市场行为。这需要重新定位政府在公共福利领域的责任和作用,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根本扭转“读书难、看病怕”的社会现象,体现政府的人文关怀精神。四是逐步夯实人文经济的法治和民主基础。积极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全民法律意识,不断推动社会的高度法制化,提倡遵守国际“游戏规则”;积极发展民主政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将人本、人道和民主、法制等现念结合起来,为人文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民主和法治基础。
(五)关注人文产业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