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剖析材料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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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金融创新 金融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60-1770(2009)03-08-04
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所罕见。一是从时间看，这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和经济衰退。二是从周期看，世界经济2002年进入上升周期，2006年达到顶峰，现在转向全面衰退和经济金融危机。三是从影响看，危机源头在美国，影响欧洲，波及亚洲，影响范围广、程度深。本文旨在对全球金融危机演变路径，传导机制和影响进行系统梳理，从理论层面深刻揭示危机的根源，并为中国恰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转型，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政策性思路和建议。
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演变路径
总体来看，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是在金融创新不断加速、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危机经历了苗头初现、金融体系局部出现问题，逐步强化到集中全面爆发，迅速蔓延扩散的一系列演变过程。
(一)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次级贷款大量违约有关。从2000年开始，为了防止新经济泡沫破灭可能导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多次下调联邦基准利率，从2001年1月的6.5％一直降至2003年6月的1％，直接推动了2001年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长达五年的繁荣。在房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住房抵押贷款机构放松了信用风险审核标准，开始向信用评级较低的中低收入者提供次级贷款。但是，从2004年开始，随着通胀压力的增大，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在一年半时间内基准利率从1％上升到5.25％。由此产生双重效应：一是次级贷款借款人的还款压力不断上升，二是房价持续下跌，甚至低于未偿还贷款金额，许多借款人只好选择违约。这导致了次贷危机在2007年夏季的集中爆发。
(二)全球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次级贷款大量违约只是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还与美国以次级贷款为基础产品的证券化及其衍生品过度膨胀有关。资产证券化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以后大大加速，其核心是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换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债券，使之具有流动性，而对这些债券的还本付息是以资产未来现金流为基础。通过证券化过程，资产所有人将特定资产对应的风险和收益转移给购买证券的投资者，实现了风险向外部的转移和分散。美国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资产的MBS在新世纪后快速发展，从2000年的810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7320亿美元，7年增长了9倍还多。不仅如此，以MBS、ABS、银行贷款、垃圾债券等各类资产组合为基础，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又开发出了新的债务抵押担保证券(CDO)。理论上，这种金融创新的链条可以无限延长，形成CDO的平方，立方乃至n次方。这种金融创新在推动美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被隐含和放大。一旦最底层资产即次级贷款出现问题，将导致相关CDO价值大量缩水，引发投资者对相关CDO的全面挤兑，减值，导致多层金融衍生品定价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一是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市场急剧波动震荡。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没，20多家商业银行破产倒闭，一大批对冲基金遭受毁灭性打击。2008年纽约、伦敦、日本等全球主要股票市场跌幅达到30％40％。二是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对实体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全面收缩，制造业指数跌至多年来新低，企业订单大幅减少。发达国家失业率迭创新高，美国高达7％，欧盟国家普遍在7％左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普遍放缓。三是国际市场资源，初级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给企业生产经营与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冲击。大批企业高价时买入的原材料库存至今没有消化。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产成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全球亏损行业，亏损企业持续增加。
(四)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评价
从世界主要经济体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看，主要有三种应对模式：一是注资模式。以美国为代表，主要是通过贷款和购买金融机构股份等方式，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从而激活金融市场。这种模式以增加金融机构流动性为主要目的，并非治本之策，对于提升市场信心作用较小。面对庞大的金融机构资金需求，以及更多的尚未暴露出来的信用卡、商业抵押贷款等信贷问题，一旦救市资金用尽，市场信心将再度受到重挫。二是信贷担保模式。以欧盟为代表，主要是由政府出面，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担保，从而增强市场信心。这种模式不排除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甚至实施国有化，但更看重通过强大的政府信用来确保金融机构信用稳定。三是相机抉择模式。以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代表。比如，日本利用美国金融资产贬值机会购买部分美国资产，韩国实行韩元贬值以刺激出口，新加坡和香港提供全面存款担保以增强市场信心。中国则采取调高出口退税率，稳定人民币汇率、为出口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等方式稳定出口，出台扩内需政策。
二、新自由主义思想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目前，对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分析基本集中在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过度发放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上。但从更为深远的视角来看，危机的根源并不能从危机本身得到理解。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的经济政策长期推行的结果，全球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式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根深蒂固。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金融家信奉“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强调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发力量。受这种思想影响，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创新的管制。美国国会在1980年-1982年立法解除
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后，1999年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大部分条件，结束了金融分业经营的局面，拆除了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导致风险在两个体系之间可以蔓延和传递。金融机构在追逐利润的动机驱使下，不断研发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透明度低的金融衍生品，无节制放大杠杆效应，信用风险和监管责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问题最终在次级抵押贷款环节爆发，并迅速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危机。这场危机标志着冷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的新自由主义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从危机的根源入手，对美式金融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变革，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减少市场的道德风险，以更有效地实现政府监管和市场力量的平衡。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和我国战略抉择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本身尚未见底，仍在蔓延扩散。在痛苦而漫长的“去杠杆化”的进程中，危机对全球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将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加重。在深刻反思之余，我们更应从这场危机中得到有价值的启示，以此为鉴，指导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金融战略抉择。
(一)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
格林斯潘曾经在2002年称赞复杂衍生工具能够使风险得以分散。但这场危机证明，当金融衍生品成为逐利的手段时，它非但难以分散局部风险，反而会产生庞大而复杂的系统风险。高收益率，高杠杆率从来都是和高风险相伴而生。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不能把金融创新作为导致危机爆发的“替罪羊”。要看到，和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创新尚处于较低层次，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体系运作效率较低，运营体制和监管模式落后，还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对金融巨大而多样化的需求。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国际化，市场化、系统化为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产品、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创新，在创新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完善。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特别是对表外资产的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警示，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金融必须根植和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其根本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金融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这一根本，其价值创造必须源于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这次危机已经证明，金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这个元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虚拟的金融资产就会迅速膨胀，最终在肥皂泡破灭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要着眼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重点产业振兴，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税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当前形势下，要着力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行业，配置到真正具有成长价值的企业，配置到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的领域，立足于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实体基础”。
(三)大国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
当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骤减，企业出口订单大量萎缩，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急剧下降，继续坚持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已经步履维艰。在这种大背景下，必须立足于内需主导，把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途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事实上，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是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既定途径。我国也已具备了内需拉动的充分条件，3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强大的消费力，高储蓄率支撑，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居民消费、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巨大发展空间，加上13亿人口的庞大需求，以及广阔的待开发的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潜力巨大。要立足于扩大消费需求，多渠道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补贴力度，努力消除制约消费的制度和政策障碍，稳定发展住房、汽车消费，积极培育服务、旅游等消费热点，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要立足于扩大投资需求，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社会事业和重大民生工程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
(四)必须维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长期以来，美国奉行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实行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政策，2008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4860亿美元，贸易赤字连续三年超过700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进行资金回流，来弥补美国巨大的“双赤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可以看做是对美国巨额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巨额双顺差所导致的全球收支失衡的一次硬性调整。随着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逐渐开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更加重要，也更加复杂。当前，要抓住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回调契机，加快进口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建立我国的战略要素储备体系；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技术、人才从发达国家大量溢出的机遇，加快引进我国亟需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高端人才，进一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要更加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政府贷款、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多种方式加快资本输出步伐。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五)宏观调控必须加强国际协调，重建国际金融体系
经济金融全球化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使得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扩散迅速超越国界，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面对危机的肆虐，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经济金融信息交流，深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稳定国际金融市场。这次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世界金融体系和治理结构的缺陷，目前世界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把美元发行置于国际监管之下，促进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向多极化发展。要以这次危机为契机，以公平，公正，包容，有序为方向，以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为原则，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扩大监管覆盖面，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透明度，努力推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的形成。
(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当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集体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明显加大。为此，必须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
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加大重点领域、重点建设支出力度；实行结构性减税、退税或抵免，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对低收入家庭补贴和救助力度，加大对“三农”，民生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保持银行体系充裕流动性，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业发展，增强贷款利率下浮弹性：加大对优质企业、中小企业、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支持开展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稳定股票市场运行，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扩大债券发行规模，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七)加快中国经济转型，转变发展方式
全球化也使金融经济体系中积累的问题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得到反映，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日趋严重，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导致的内部失衡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导致的外部失衡是中国经济宏观失衡的基本特征，这种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相反、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过去的30年间，中国年均增长率达到9.8％，但主要建立在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上，依靠资源和要素的大量投入支撑经济增长。随着要素边际收益的下降和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强化，传统的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为此，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加快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不断寻求新的报酬递增的源泉。要着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方面限制淘汰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加快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不断增强经济的抗波动性。要深化改革，着力营造产业升级的制度环境和产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缓解和消除发展瓶颈，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2篇：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客观地说，我们如果要探明上文所提出来的问题，那么就必须涉及大量对阳明心学――甚至还包括程朱理学――以及明清儒学本身思想内涵的剖析和解读。笔者认为，如果不先论述理清思想史内在逻辑的必要性，那么之后所有的具体探讨将无法自洽。下面，笔者将从两个角度说明自己的观点。
1.现行课程标准的角度
现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一课的学习要点是这样叙述的：“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对于这条课程标准，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解。其一是“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这包含对这四位思想家生平、思想的了解。其二是“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理清从王阳明到李贽，再到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人思想的内在脉络，尽量将思想演变的过程展现在学生面前，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引导学生弄清所谓“明清之际儒学思想的发展”的应有之义。
2.高考评价的角度
中学教学虽然并不完全为了高考评价，但其最终一定指向它。因此，教学内容的取舍和教学立意的设定也不能忽略高考的理念和要求。通过查阅近三年来江苏省历史高考考试说明，发现本省高考关于本课的要求没有发生改变。从2014年至今，要求都是“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思想主张；明清时期儒家思想的发展”。细细琢磨一下，考试要求背后所蕴含的空间完全大于课程标准。考试要求更加明确具体，也更具有张力，“理解”“认识”和“运用”诸如此类的较高层次能力均进入了命题者的视野。相对于江苏省高考考试说明，全国卷考试说明对本课的考查要求更高。近三年来，要求均是“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这样一来，全国卷命题者的操作空间更大。
从历年高考试题来看，命题者对思想史的考查也越来越深化。
例1：（2015・新课标全国Ⅰ卷文综・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并概括宋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10分）
例2：（2015・江苏单科・21）（12分）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2：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是两汉的粗糙儒学所无法比拟的。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它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所以它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
――马克《世界文明史》
（2）据材料二，指出理学的积极作用。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学由“粗糙”趋向“精微”的原因。
综合对比以上两道试题，可以看到他们的共同点。其一，它们考查的范围都超出了教材的范围，如江苏卷出现了对“理学作用”的考查。因此，命题人补充了材料，以考查学生在新情境下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其二，命题人已经开始初步地考查学生对思想史内在逻辑的认识。上文所节选的全国卷试题考查汉代儒学和先秦儒学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考查宋学对先代儒学的发展。思想史的脉络在这道题目中逐渐展现出来。命题的思路有没有可能沿着这条脉络往明清时期继续衍伸呢？笔者不敢说一定会，但至少可以推测命题有可能涉及于此。因为考试说明中白纸黑字地书写着该知识点。
由此看来，无论从当前高考的立意方向，还是从试题的考查内容和命题风格来看，探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是符合高考的考查要求的。
1.心学于晚明时期的狂飙突进――从王阳明到李贽。
人教版第三课“宋明理学”的结尾概括性提到了阳明心学在明朝中后期的普及。随之，教科书便进入了第四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对李贽的叙述。那么李贽的思想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除了书中所叙述的社会原因之外，我们看不到思想本身运动的轨迹。不过，我们如果对阳明心学的思想做一点深入解析，那么一条从阳明心学到李贽思想的发展脉络便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阳明心学博大精深。不过其核心思想集中表现在王阳明于晚年时提出的“四句教”之中。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将此句视作王阳明对自身思想的总结，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亦倾向于赞同此观点。“四句教”的原文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①这四句简明扼要地展示着王阳明心学的内在逻辑，即人要关注自身的心灵修养，通过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致良知”，达到圣人的完满境界。不过这一看似圆满的理论在这两位传人身上就发生了分歧。一为钱德洪，强调“良知”中的“知”。他主张人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断求知，以及儒家提出的“慎独”思想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最终去除内心中的不良欲望，获得智慧。另一为王畿，强调“良知”中的“良”。他从“心即理”这个心学的理论根基出发，推导出了人的内心具有一切合理性这一结论。既然“无善无恶是心之体”，那么这个无善无恶的心为什么还要借助外在的道德力量或知识来获取善呢？因此，在他看来，既然心就是天理，而天理又代表绝对的善，那么心灵中的全部思虑、活动和欲望也都是合理的了。因此，他主张人没必要完全知性的训导，只要认清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获得智慧和善性。
从理论上看，钱德洪和王畿的理论推导在逻辑上都可以实现自洽。因此纵然王阳明在世时，对他的这两位弟子之间的争论也只能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他说：“二君之见，正如相去，不可相病。”他紧接着告诫王畿“需用德洪功夫”，同时又叮嘱钱德洪“需透（王畿）中本体”，这样才能达成“二君想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②的愿望。不过历史的演变并没有遂王阳明生前之愿。在实践中，想要做到不偏不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自王阳明之后，心学便分化为两种倾向。以钱德洪为代表的一种倾向坚守着传统理学的道德底线，于格物求知中时刻警醒着心猿意马。其派追随者并不在少数，然而，若与王畿所代表的另一种倾向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了。王畿对阳明心学的解释实际上肯定了人心的绝对自由性。那么，由于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已经发明了本心。这就为长期受到僵化的程朱理学压制的晚明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把打开内心欲望大门的钥匙，并极易获得市民工商业者与社会大众的追捧。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阳明心学自诞生之初，其理论中对“心”的肯定实际上就已经在心学内部种下了个人绝对自由主义的种子。在此之后，外在社会条件不断成熟，为其提供着成长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时机一到，这颗种子经由王畿的催发，不断茁壮成长，渐成参天大树。而教科书中所言之李贽，则是这棵参天大树上所结的一颗比较另类的硕果。在这一大树的荫蔽之下，晚明时期一大批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追求自由解放，主张人情人欲。其中的汤显祖，因其戏剧之通俗易懂得以流传至今，广为人知。
2.理学与心学于明清之际的妥协――从李贽到黄宗羲、顾炎武。
教科书中用了很多笔墨介绍了李贽追求个性和解放的思想，但对其思想和举动中近乎荒唐和偏执的成分着墨不多。但我们如果仅从教科书所叙述的这个方面处理其思想，那是否会将学生引入其思想完美无缺这一误区呢？其实，李贽很多荒唐的举动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不会得到社会主流道德价值观的认可，如他带着一起在白天洗澡等。这正如顾炎武所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③所以，我们到底应该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待李贽？这是一个很值得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
1602年，李贽于狱中自尽。随后，明朝官方知识分子试图用程朱理学来调和阳明心学，不过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如果两者在实践层面能调和，当年的鹅湖之会也就不会发生了。这种尝试失效之后，政府只能再次重新走回思想控制的老路子。这一系列事件固然反映朝廷对李贽思想的压制以及其重整社会人心的意图，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当时以及后来的民间知识分子界亦出现了对绝对自由主义心学的修正。除了官方压力之外，他们自身也认识到了绝对自由主义对社会秩序和人心的极大破坏作用。正如全祖望所言：“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弊，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①于是，一大批民间知识分子开始试图纠正心学。教科书中所提到的黄宗羲就是其中一员。
教科书主要从民族主义和对专制反思的角度引入对黄宗羲等人的叙述。这一叙事逻辑固然没有太大问题。但仅强调社会局势的变动，如何理解黄宗羲等人对儒学的新贡献呢？况且，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黄宗羲的思想是否为资本主义萌芽刺激所产生的民主思想？诸如此类关乎定性的问题，学术界争议已久。即使在现行不同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所下结论都存在差异，因此，在教学中还是尽量回避为好。但其实，我们如果从思想史自身发展的脉络来看，黄宗羲的出现应是对以李贽为代表的绝对自由主义倾向的心学的一次修正。
这首先是因为黄宗羲对王阳明的心学依然是服膺的。黄宗羲赞王阳明：“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②这足见黄宗羲对心学的态度。他又说：“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③这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心学立场。不过在具体的为学做人之法上，黄宗羲反对绝对个人主义对心学的解释，不认为仅需发明本心既能增长智慧的说法，他说：“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④由此可见，黄宗羲试图对当时已走向极端化个人主义的心学进行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而他所采用的方法即是将“读书”和“求于心”统一起来。实践上，他诉诸追溯历史，写下了《原君》《原法》等文，后集为《明夷待访录》一书。“原”者，“探究、穷尽”之义也。黄宗羲希望通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考证，探明“君主”和“法”的本质，此为“读书”。而所读之书，所作之文皆出自当时实务，摒弃空谈，此为“求于心”。黄宗羲相信自己这样做才符合王阳明“致良知”的本义。在《原君》中，黄宗羲谈到了上古之君和今日之君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并对今日之君进行了猛烈地批判，最终抒发了自身对明君的期待。在《原法》中，黄宗羲溯源了“法”在中国演变的历史，最终得出今日之法为“非法之法”。因为该“法”并不像“三代之法”那样代表天下人的利益，而只是为了一姓之私利而已。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黄宗羲试图以正心读书来扭转明清之际心学单纯追求“正心诚意”从而导致的“空谈心性”之弊端。
此外，明清之际，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争论无法再从理论上继续下去。无论是理学家，还是心学家，他们都无法从理论上说服对方。这样一来，他们唯有将思路转向对经典的考据，从而为自身的学说找寻更多“圣人之言”的依托。顾炎武正是这一历史潮流之中的矫健弄潮儿。通过以上思想史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呈现出从晚明时期的“务虚”向明清之际的“务实”发展的一条脉络。当然，历史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首先，即使就教科书中所涉及的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三位思想家而言，考据也不是顾炎武专有的特色。黄宗羲与王夫之的为学也颇具此色彩。只是三人相对而言，顾炎武的考据成就在当时相对突出一些，于后世影响更为深远一些。其次，明清之际的儒学发展派别众多，脉络繁杂，从“空谈心性”走向“实学考据”并不是唯一的线索脉络。不过历史叙述在重视细节之余更要重视宏观，不然无法总结历史规律。从宏观的层面来看，这一条线索能较大限度地串联起明清儒学演变的纷繁历史现象。
3.螺旋之上升――流星般横空出世的王夫之。
王夫之同样研究理学。其书中充满了对“理”“气”“心”“性”这些理学核心概念的探讨。因此钱穆先生言道：“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①不过，所谓“道穷则变”。理学自南宋分殊以来，至明清数百年，彼此各执一端，争执不休，实已走入了概念演绎的死胡同之中，令人厌烦。上文所谈到的黄宗羲和顾炎武以自身之考据实学给明清儒学送来了一股“务实”的新风。不过他们二人更倾向于“形而下”的实践工作，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形而上”的哲学理论体系。而稍后的王夫之在前人的基础上，苦心钻研，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新路。
王夫之从考察历史的角度说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他还作比喻道：“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最终，他总结道：“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之言也。”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虽然也是理学家，但其思想已经不再受限于理学的“理在气先”这一核心观点。这一观点于人类社会的好处在于，我们如果承认在物质世界之前没有一个精神实体的话，那我们便可能摆脱先天决定论对我们的束缚，也可以走出虚无主义为我们布下的迷雾，进而采用一种较为积极的人生态度。王夫之也旗帜鲜明地谈到了他心中理想的人生态度：“纵其所堪，而昼夜之道，鬼神之撰，善恶之几，吉凶之故，无虑而知，不劳而格，无遏焉而已。”③这不禁让人联想起起《周易》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其中的意味。
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中，王夫之的思想尤为博大精深，并且相当超前。其思虑已完全跳出了宋朝以来儒学的理论藩篱，开始叩击近代的大门。儒学在他这似乎回到了先秦的原点，但如果我们从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看，这种回归恰好是哲学上的“螺旋之上升”。无奈先知先觉的思想往往都是寂寞的。王夫之并没有传人，其在深山中写下的那些惊艳文字在当时也鲜有人问津。王夫之如流星一般滑过明清思想界的天空，光辉璀璨，但却转瞬即逝。一直到晚晴时期，他的思想才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可，逐渐广为流传起来。
第3篇：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关键词：《菊与刀》 感想 法律移植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被书的名字所吸引，《菊与刀》带着浪漫主义的矛盾色彩，这个诗意的书名更像是一本小说的书名。静心翻看才明白此书乃在美国政府要求下，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而成。研究的背景是，二战后，美国即将驻进日本，该对日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胜利”，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再叫嚣，还要面临日本国家经济走向正轨等一系列问题，是二战后美国即将面对的。这本书作者采用的是一种“遥研”，即研究者本人未到日本本土实地调查、采访（因战争原因），而是通过访问美国的日本人，看日本的电影、杂志、报告、报刊、小说等一切可用到的材料，而著成此“研究报告”。
对于日本很难说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们大多因为历史原因会对其怀有敌意。很多时候会在不是很理智的情况下全盘否定这个民族，但是对于这个民族的发展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想要在国力的发展中超越对方，让两个国家站在对等的话语权上，就要去了解这个民族，包括他们的种种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通过这本书看到美国在二战后对于日本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的谨慎，并且是在深入的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研究后得出的一些结论，从而采取一些措施。从二战后日本的迅猛发展可以看到当时美国的政策是相当有效的。
本尼迪克特以战争中的日本人作为切入点，以人类学家的视角对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心理状态和所受教育影响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对日本人的人性形成做了深入的剖析。最后，作者说明了美国对日战
后管理的作用并对日本民族的出路和未来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预测。
从内容结构上来看，该书描述了美国人眼中的日本人在二战中的表现，接着引导读者探究这些行为背后的形成因素。在对这些因素的深入挖掘中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对日本人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的探究不可谓不深入透彻，入木三分。作者频频枚举日本人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是我们有幸从生动具体的日常行为中感受到彼此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通过其中人类学和心理学的分析，我们又可以借之窥探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的心理状态形成的重重因素，对人性由一个比较理性全面的把握。
读这本书的时候，其中有些内容的描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其中原因应该主要在于这些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与我们自视为对日主要文化输出国（当然是针对过去而言）的中国相去甚远，以至于看第一眼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些事情是真实在日本社会存在过乃至延续至今的。借此机会，将这些掀起我内心波澜的内容与大家做以分享：
1、二战中日本人叫嚣说，他们会以精神战胜物质。“美国固然很强大，军备也很高级，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所有这一切早就被预料到，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在工厂里连续劳作12个小时加上整夜的轰炸后他们宣称，身体越沉重意志就越高昂，精神总是在物质之上。“食品越是短缺，我们越是要通过其他方式来加强自己的体力，我们必须通过更多地消耗体力来增加体力。”
2、那些苦战到底的日本战俘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说自己是在“贯彻天皇意志”“让天皇放心”“天皇把人民带入战争，我的职责是服从”。但是，那些反对战争的日本人也说天皇是“爱好和平的陛下”“他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一直反对这场战争”“他是被东条骗了”。日本人还说，“如果天皇颁布命令要臣民投入战斗，那么日本人会毫不犹豫投入战斗，哪怕手里只有竹竿”“假如天皇颁布停战令，那么整个日本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话能使日本人民接受失败，并为重建家园而勉强活下去”。据说，战后有人建议天皇否认他的神性时，他反对说，这会让他感到尴尬，因为他要被剥夺的是他不拥有的东西。
3、日本人自认为是历史的债务人，他们的日常决定和行动都必然发自这种负债感。表示“义务”的词汇往往涵盖一个人的负债意识――从最大到最小，这个词便是“恩”。“一杯冰水纵然微不足道，但总归我钱那个家伙一份情，这会影响我的荣誉。不管是一钱抑或半钱，背负着这份人情债，我将死不瞑目……”对琐事如此过敏，如此痛苦而且易于受到伤害在日本被视为美德。欠债意识会使人很容易被冒犯，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人否认美德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含义，没有任何恶是人类灵魂所固有的，那些“粗暴”也只是“人之常情”，是人类不应该谴责的幸事。
看到这些不由的就想到日本的三次法律移植。1946年，由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制订的《日本国宪法》公布了。这部新宪法与之前的宪法相比的主要表现在：（1）谴责战争，强调和平；（2）着重保护公民的民利，禁止特别立法予以限制；（3）削弱皇权，建立君主立宪的内阁制，确立了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的资产阶级体制。紧接着新宪法的出台，在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公法领域和民法、商法等私法领域均进行了相对应的修订和改革，以到达内容与精神同宪法规定相一致。在这次法律改革中出现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的法律移植。
第4篇：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关键词：第二轮复习 加强研究 主干知识 通史体系
对于在高三历史第一轮复习中根据教材专题序列复习的学校来说，第二学期应进入第二轮复习，如何合理地、高效地组织第二轮复习便是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将结合对2012、2013年全国高考文综卷（以下简称全国卷）、福建省高考文综卷（以下简称福建卷）历史试题的研究以及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新课程高考背景下，高三历史第二轮复习的教学策略。
一、建立以通史为主线，兼顾专题纵横交错的知识体系，提高综合分析能力
高三第一轮复部分学校都是按教材的三个必修模块推进。进行专题复习，虽然有利于学生对某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但却容易导致学生对时间信息不敏感、历史事件先后顺序不清楚、对历史阶段性特征不明确，而这恰恰是高考要求具备的。2012年、2013年全国卷、福建卷中直接考查时间或利用时间信息考查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试题，分值总数粗略统计：2012年全国卷58分，2013年全国卷27分，2012年福建卷37分，2013年福建卷55分。因此，从考试测量的实际出发，高三第二轮复习需要整合新课标的模块和专题，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本人在复习中的具体做法是：
（1）在新史观的指引下，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外的历史时期，每一阶段由学生在一轮复习的基础上按教师提供的时间点逐一回忆重大历史事件，而后依据《考试说明》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归纳本阶段的高考主干知识，最后从中概括出阶段特征，以提高学生总结概括和归纳知识的能力。对此，教师可予以指导完善。如世界近代史按文明史观可划分为工业文明的前奏（15世纪末―18世纪末）、工业文明的确立和扩展（18世纪末―19世纪中晚期）、工业文明的纵深发展（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三个时期。
（2）以新史观为统领，以问题为中心，按照“展示新材料，新情境―设计新问题―学生回答―延伸并整合相关主干知识”的复习思路，引导学生构建纵横交错的知识体系。研究2012年、2013年全国卷和福建卷历史试题，不难发现，高考命题的特点和趋势是：基于问题、能力立意和目标立意，高考主观题的设计往往是先确立一个主题（小切口、大跨度、高归纳），再围绕这个主题寻找相应的新材料，设置新情境，而后依据《考试大纲》所要求的各层能力考查再设计新问题。因此，在复习中，教师应适应高考试题的新变化，一方面尽量采用史料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另一方面依据学情，从新史观角度以问题为中心，古今纵向联系，中外横向对比，构建起历史主干知识的“立体”结构。
例如，在复习世界近代史的经济时，可强调以下四个问题：
1.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萌芽、产生（14、15世纪）―初步发展（16、17世纪，新航路开辟、早期殖民扩张、重商主义）―迅速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高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
2.近代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演变：世界市场雏形出现（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拓展（殖民扩张）―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
3. 近代中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差异：从发展进程、领导力量、资金来源、工业化次序等方面比较。
4.两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方面。
新课程高考“超越教材命题，昭示着任何一本教材都无法成为复习的固定蓝本，历史教师必须具有整合意识，重构复习教材”。这样不仅加强了复习的针对性、条理性，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二、适度关注热点，强化主干知识
“现实热点问题”是指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对群众的生活，特别是对青少年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研究2012年、2013年全国卷、福建卷，可以发现高考历史试题命题突出对“现实热点”问题的考查。当今高考文综历史学科命题之所以关注现实热点问题，“新课标”不仅回答了原因，而且也明确规定了考查方向。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明确规定：“在内容的选择上，应坚持基础性、时代性，应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生活，关注学生全面发展。”为此教师在第二轮复习过程中，应适当地将历史学科主干知识与现实热点问题有机联系起来，找准热点与学科知识的联结点（切入点），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分析。结合2012年、2013年全国卷、福建卷历史试题有关“现实热点”问题的研究，本人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1）当年与学科主干知识紧密结合的时政热点；
（2）有利于学生“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和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关注中华民族以及全人类的历史命运”的现实热点；
（3）多年来一直被关注的持续性热点；
（4）影响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现实热点。
三、精选习题，规范训练，精心讲评，提高应试能力
进入高三历史第二轮复习阶段，各种考试、练习纷至沓来，如何避免“题海战术”，同时又提高学生的应试水平显得十分重要，本人的具体做法是：
首先精选习题。现在的各种练习题良莠不齐，如果教师拿来就用，不加挑选，学生会越做越乱、势必给学生带来不必要的负担与紧张，也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从2012年、2013年全国卷、福建卷历史试题来看，虽立足于主干知识，但有相当部分的试题是通过“新材料、新情境、新问题”的方式呈现，且材料的选取广泛，题型多样，有文字材料、漫画、歌谣、表格等，突出对考生“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等学科能力的考查。因此，教师一定要依据《考试大纲》《考试说明》的知识点要求及新课程试题特点，精心挑选、改编习题。此外要控制练习题的数量，作业过多，势必导致睡眠不足，身体疲惫，完成质量不高，结果适得其反。
其次规范训练。从高考阅卷和学生答卷的情况分析，许多考生得分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非智力因素导致：没有分别轻重，“看分作答”；答题条理不清，没有序号化、段落化；答题速度没有控制不好，时间不够等。这些尽管看上去是很细小的方面，但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因此在平时的练习中就应注重训练学生：规范审题，弄清问题的范围、限定词、求答词；规范整理，包括圈画材料有效信息、确定要点；规范书写，力求整洁，序号化、段落化；规范时间，通过文综试卷限时训练形成答题节奏，松紧适度。
再次精讲习题。专家指出：“一次好的讲评课，其功能往往超过多次单纯的习题训练。”教师如果在讲评练习时，流于对答案，缺乏归纳和提炼，对训练中发现的问题不做本质剖析，这样的讲评过后，学生答题水平往往不见提高。在第二轮复习讲评练习时，要特别重视解题方法技巧的指导，结合学生实际做题情况，要有所讲，有所不讲，对学生出错的关键原因及影响学生做题的关键词、限制词、求答词的基本内涵讲清楚、讲透，只要这样才能让学生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真正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和学科成绩。
四、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投入和交流，发掘非智力因素
高考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极盛曾说道：“要想高考获得成功，首先是考生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情况，这是‘硬件’，是高考成功的基础；其次是高考前、高考中考生的心理状况要好，这是成功的‘软件’，它能起调节作用，既可以往高发挥，也可以往低，还可以超常发挥。‘硬件’和‘软件’同等重要。”随着高考的越来越临近，学生极易出现情绪急躁、患得患失，自我否定、没有自信心等，这些心理困扰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就会使他们经常处于一种紧张、焦虑的情绪状态之中，直接影响到复习效果和高考水平的正常发挥。因此在切实加强对学生复习指导的同时，一定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辅导及心理素质训练。成绩优秀的学生，重在指导他们正确看待每一次考试成绩；成绩中等的学生，重在督促，指出不足，并适当鼓励，增强他们学好历史的信心；成绩差的学生，要特别重视，课堂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哪怕有时只是眼神的交流，同时，在课堂教师要对他们进行合理、适当的提问，帮助他们慢慢找回自信，课后与他们真诚交流，帮他们找到差距，加强学法指导，特别是作业面批效果尤佳，要尽量改变他们的学习态度，培养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相信只要我们营造出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让每个学生用微笑去迎接高考，高考收获肯定也是回报我们以微笑的。
美国教育家帕尔墨说：“教学就是要开创一个实践真理的共同体空间，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追求真理。”复习方法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教师只要肯研究、勤思考，找准方向，定能为高考的佳绩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考试中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文科・课程标准实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福建省教育考试院.《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福建省文科综合考试说明》[M].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第5篇：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一杜威及其《民主主义与教育》简介
1.杜威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荚冬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也是现代西方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于1896年创办了芝加哥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是他的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的实验室。实际上，实验学校就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实际应用，通过教育实践为《民主主义与教育》积累了丰富的实际材料。他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反对以教师为中心，主张把学生从教师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杜威主张新“三中心”——儿童中心、课堂活动中心和个人直接经验中心。这个提法在20世纪初是巨大的进步，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杜威不仅是二十世纪中的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荚冬而且在美国国内也是一位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倡导民主政治理想的自由主义派人士，是一位致力于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他始终不渝地关注教育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并且他在在民主领域内的学术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他被誉为“美国人民的良心”、“为民主伦理照亮道路的人”、“20世纪首要的民主哲学家”。由于他毕生从事著作、教学，受业学生分居世界各地，故其影响极其广泛，是他人所不能匹敌的。研究和鉴戒杜威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每一个学习教育学的人和教育工作者要学习的一门基本课，而他的这部《民主主义与教育》最具影响力的名著自然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学习和鉴戒的。
2.《民主主义与教育》
《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在1916年写成的，这时美国正处于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新阶段，迫切要求研究与探索新的教育以适应产业革命的需要，解决社会生活的各种题目的需要。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全面地阐述了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正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这种要求。该书开头的部分从非形式教育谈到学校的兴起，概述了教育的社会职能和效用，指出了当时学校的严重缺陷和改革的方向。接着便阐述民主社会的教育性质，明确教育即是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意义，并借对过往各种教育理论的批判来反证民主教育的正确性。此外，还说明教育的目的是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而没有其他目的，这就是“教育无目的论”。然后，该书以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来理顺长期存在的爱好和努力，经验和思想，劳动和休闲，个人和自然界，教育和职业等等矛盾，并给课程、教材和教法作出了新的解释。最后分别论述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和道德论。《民主主义与教育》涉及的方面极为广泛，但对每项题目都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层层剖析和深进论证。西方学者称柏拉图的《理想国》、卢梭的《爱弥儿》和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是三部不朽的教育瑰宝，足见其在世界教育史上重大深远的影响。
二《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有关教师的几点论述
1.“儿童中心论”与教师的基本素质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关于教育是什么的题目，杜威有一句经典名言，即教育就是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生活和经验是教育的灵魂，离开生活和经验就没有生长也就没有教育。假如从儿童现实生活中进行教育，就会叫儿童感觉学习的需要和爱好，产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这种教育乃是真实的、生动活泼的，而不是残害心智的。在这里儿童成了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都是要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这就是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儿童中心取代教师中心，取代教材中心，就应该彻底改变当时压制儿童自由和发展的传统教育。那么在这种教育下，教师在教育儿童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首先，在该书第十四章中提到：“教师仅有学问是不够的。事实上，除非教师的习惯态度关心教材和学生本人的经验互相影响，否则，教师的学问或他所熟练把握的教材，孤立地看，它的某些特点反而有碍有效教学。”教学的题目在于使学生的经验不断地向着专家已知的东西前进，所以教师既要懂得教材，还需懂得学生特有的需要和能力。从教师施教方面来说，杜威要求“教师直接从事教授的时候，对于教材，要完全精熟，运用自如；这个时候，教师的留意力要集中于学生的态度与反应，了解学生与教材有何相互的影响，这是教师的事情”。为了使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要特别留意教材对于学生的需要与能力，符合他们智力的发展水平。其次，杜威在夸大“儿童中心”思想的同时，并不同意教师采取“放手”的政策。由于教育过程是儿童与教师共同参与与合作的过程，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儿童与教师之间的接触要更亲密，从而使儿童得到教师更多的指导。再次，杜威以为要让儿童自由地选择感爱好的作业，自由地活动，从活动中获得知识。所以，教师不应该用命令的方式教育儿童怎样活动，由于儿童顺从成人和教师的“命令”而做事与学习，是受外部气力的压制的，他们没有爱好，像做“苦工”一样，这样做是不能达到教育目的的。所以，教师应该是儿童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的启发者和诱导者，而不能一味向儿童灌输教师自己的思想。
辩证地看，杜威所倡导的“儿童中心论”将儿童置于教育的首位和中心位置，视儿童的经验和活动高于一切。这一论断批判了传统教学论的机械主义，注重学生的自主活动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相对于传统教学论来说它是不小的进步。同时，他以为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活动的参与者和协助者，提出了教师的其他作用，这是对教师的重新定位，对现代教学有着重大意义和启示作用。但是，它否定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又带有一定的主观片面性。
2.“教育无目的论”与教师的基本职责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提出“教育无目的”。他以为，生活、生长和经验是循序渐进的积极发展过程，教育目的就存在于这种过程中。“生长的目的是获得更多更好的生长，教育的目的就是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教育并不是在其本身之外附加什么目的，是教育成为这种外在目的的附属物。真正的答案乃是儿童所能预见的奋斗目标，它能使他们尽心竭智地观察形势，耐心细致地寻求成功，专心致志的钻研学习。”作为教师更应该熟悉到这一点，由于儿童只有有了自己的目的，才会对学习活动的结局有预见性，才会产生理智的行动。“理智的行动意味着预见未来的可能性，拥有行动实施的计划，熟悉到实施计划的手段以及有关的障碍”。至于如何采取正确的步骤来实现目的是教师应当指导学生的。儿童都有其自身特点，假如教师不管这些而是制定一个自以为正确的教育目的，那么终极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教师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先使儿童有自己良好的目的，然后来指导儿童成为他们自己想成为的人。
杜威以为，“长大的首要条件是未成熟状态”。在现实条件下，儿童显然是处于“未成熟状态”的，我们的教师必须熟悉到这一点，同时也要熟悉到未成熟状态”的两个特征---依靠性和可塑性。儿童在学校中学习，必然要依靠教师，需要通过教师的指导来把握一些能力和技巧。但是这种依靠是双方面的，教师也要依靠与学生。教师只有在不断的教学过程中，才能发现一些教育的规律，才能真正理解教育的深刻内涵。儿童的“可塑性”我们经常会理解为原先不会某样技能或知识，而是通过学校教育使儿童把握了这项技能或知识。但是，儿童的这种可塑性完全不同于橡皮泥或蜡的可塑性。教师教导儿童知识和技能是，儿童不应该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布满“柔韧的弹性”，“它更是一种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一种从经验中保持可以用来对付未来情境中的困难的气力。”所以教师应该更加注重让儿童把握知识与技能的过程和方法。
由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我们可以看出在促进儿童发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懂得要让儿童制定自己的目的，指导儿童规划好达到目的的步骤，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他们自身的目的。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使儿童把握知识与技能的过程和方法。
3.“从做中学”与教师理想的教学过程
在阐述教师理想的教学过程之前，首先要明确学校究竟是什么。杜威的答案是：“学校即社会”。教育假如以社会生活为媒介，叫儿童在活动中学习，儿童不但爱好盎然，而且能活学活用。由此也引出他的教学论思想，即“从做中学”，意思是说教育不应直截了当地注进知识，而应该诱导儿童在活动中得到经验和知识。他还说：“学校科目的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美国学校采用的经验课程和设计课程就导源于此。数千年来，教学通常都是使儿童感到痛苦的活动。夸美纽斯说：“学校时儿童心灵的屠宰场”，就是很逼真的描绘。而杜威的“从做中学”，能使儿童真正从受压迫的教育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学习的自主性。
根据“从做中学”的教学思想，杜威以为，在理想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鼓舞儿童在活动时开动大脑，运用全身器官，成为聪明的源泉。因此他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流程：①要安排真实的情境；②在情境中要有刺激思维的课题；③要有可利用的资料以作出解决疑难的假定；④要从活动中验证假定；⑤根据经验成败得出结论。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真实的学习情境，这个情景包含激发儿童学习的题目。这样激发儿童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并参考相关资料做出一些假设，然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帮助儿童自己来完成验证过程。经过试验、讨论后终极得出公道正确的结论。
当然，杜威的这一教学过程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只适用于低级阶段和低层次的教育，并不适用于处理高级阶段和高层次的学校教学工作。但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应试教育十分严重的国荚冬学习杜威这一教学理论，对深化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对当前教师角色的一些思考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反对以教师为中心，但是这并不表示教师作用的低下和教师角色的否定。实际上，教师在为儿童提供适合儿童经验、需要、能力、态度和爱好等方面的教材时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在儿童活动中教师是很好的启发者和诱导者，教师还参与到儿童团队活动中，师生共同合作，教师又是很好的指导者。这些都反映了在教育活动中教师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重要作用。在现代教育中，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往往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角色。以下便是我对当前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承担的一些角色的看法。
1.知识传授者
不管是在过往还是在现在，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这一角色似乎没有变过。教师从来都是博学精深的代名词。即便是在现在的电子信息时代，使用多媒体上课的情况越来越多，课堂的信息量增大，而这些信息无疑还是需要教师往收集。哪些是与所学内容相关的，哪些能增强学生的学习爱好和活跃课堂气氛，哪些能帮助学生理解，哪些作为知识的拓展，不论是文字还是图片、动画，都需要教师在精心备课基础上进行选择，这不但取决教师对知识的理解，还取决于教师的品位和修养。
2.辅助者
现在越来越倡导活动课程和综合课程，通过直接经验的积累来获取课程上难以学到的东西。杜威就十分倡导儿童的合作学习。合作学习就是学习活动以团队的形式组织,以学生间互相交换信息为主，学生不但要为自己还要为他人的学习负责的一种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是中心，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批判性思考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在合作学习中，教师首先要为儿童创造一个组织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学生或小组需要时随时提供帮助，进行互动、支持、拓展和反馈，引导学习小组自己解决题目和思考，协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在这一学习模式下教师起着辅助作用。不仅仅是在合作学习中，就是在普通的学习过程中，学生碰到学习上的困难，都可以主动找老师，获得老师的指导和协助，更及时有针对性地解决学习题目。
3.全程监控者
在教师进行教学活动之前，教师首先都会了解学生的个人情况，以便更好地在教育和教学活动之外更好地和学生交流。同时，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已有的知识与能力来选用材料和使用教材，以便更高效地进行教学活动促进学生进步。课堂内更需要教师掌控整个教学进程，维持课堂秩序，协调班级儿童的关系，组织课堂和课外的各项活动。此外，对于学生课堂外的活动。教师也应该密切关注，尤其是一些“题目”学生或者情绪等方面民主或者波动大的学生，及时了解学生的题目，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每一个学生长大。所以说，教师是学生整个学习过程的监控者。
4.研究者
近些年来教育界兴起了一股行动研究的风气，这对于教师自身的专业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中教师丰富了自身的教育实践，在和专家学者交流讨论你的过程中吸收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理念，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也能及时发现题目，总结经验，甚至发现一些教育规律。教师教育的对象是布满活力、个性不同的青少年儿童，所以教师要不断地反思、研究自己的教学活动，创造性地开展教学工作。所以，教师要积极地参与到教学研究和改革中，不断进步自己教书育人的水平。
5.艺术家
第6篇：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关键词公法人；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
团体自古有之，但直到1798年，胡果才第一次在《实定法哲学之自然法》一书中提出了明确的法人概念（juristische person）[1].如果说法人概念的确立是现实与法律思想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公法人概念的缘起则更多地承载着思维的历史必然。作为一种组织类别，公法人由萌生至完备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一历程中，法学思想不仅为公法人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逻辑与体系上的媒介和催化剂，而且是现实需求在法律体系中的升华与凝练。作为一种思维的产物，公法人制度蕴含着思想与方法的历史变迁。剥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积淀，追溯一种制度的源头与流变是把握它的必然路径，而历史分析是对过去精神现实的一种叙述，只有通过对当时承载思想的现实进行回顾与思考，历史分析才见深刻。因此，在理论视野中了解公法人制度的全貌和发展脉络，只有深入到法学思想的流变之中，将其放置在它所托生出来的理论渊源中来把握，去理解它的实际结构和动机，公法人制度的缘起和变迁方可得到清晰的理解。
一 公权力意志的人格化：理性主义思维与权利本体论的必然
以一贯之的理性主义倾向是大陆法系的鲜明特征。在公法人概念的起源上，理性主义不仅为其积累了充分而体系化的基础理念，而且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维工具，即理性。
1.公权力与主观权利的弥合：一种理性思维的结果
启蒙思想家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出发，强调对事物规律的求知和探索，并通过辩论、推理的哲学方法创造出伟大、严密、完整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这种追究万物共同本源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于大陆法系的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受理性主义的影响，法学家从对法律本体追问的角度来形塑理论体系，将主观权利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从而形成以主观权利为基础的法律本体论，并以确定不同法律人格的主观权利作为法律的主要任务。正如狄骥所言，当时“法律、判例和法的学说所奋斗的目标在于确定个人主观权利所获致的限制范围，”[2]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公法的核心问题在于确立国家的主观权利——主权与个人主观权利之间的关系。
早在罗马法中，法（ius）这一用语就始终蕴含着法律和权利两种意义。近性主义的法律体系则建立于孤立的自然人的天赋人权之上。认为人是自由的，也是自律的，并有自由发展这种活动的能力——即权利，而权利体现为个人意志所固有的一种能力。理性主义将个人抽象的、理性的主观权利视为法的永恒目的，并从中引申出一种理想的、绝对的法的概念，即理性的自然法观念。在这一法律结构中，主观权利占据最根本的位置，成为一切法律结构永恒的基础，是法律的基本价值归属。所有实定法的最高宗旨在于根据立法时法律道德原则，保障个人的“主观权利”。在这种具有浓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的法律体系中，权利成为法律思想的起点与核心命题。其他一切法律概念都以权利概念为支点，整个法律概念体系因此建立在主观权利之上。
16—17世纪，同上述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哲学同期存在着另一种理论，即“raison d‘ètat”（执政者理由）的理论[3].这一理论是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它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联系，目的在于加强世俗国家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加强势必与理性主义的“天赋人权”与“个人自治”相冲突。因此，“17、18世纪思想家的努力方向乃是在自然法的要求与执政者理由（raisond’ètat）的需要之间维持某种形式的平衡或调和”[4]，以谋求这一社会现实的理论支持。
在此背景之下，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布丹（jean bodin）首先提出了主权学说，将公共权力视为一种特殊的主观权利——主权，以阐明国家权力的合理性，布丹指出：主权是国家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5]，狄骥在评论主权的法律性质时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主权意味着掌握在国王手中的一种命令权。他是一种与财产权同类的权利。国王行使主权正象他行使其他的世袭权利一样。主权是一种世袭权利，它与其他财产权区别在于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以至于它是绝对不可分割，也不能转让的。”[6]此后，虽然布丹提出的君主主权观念受到民主思潮的猛烈冲击，但主权概念一直被保留和继承下来，并随之成为近代公法体系的核心。从法律体系的意义而言，主权概念的直接效果在于，使公法与私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主观权利，从而形成了公私法法律思维方法以及逻辑起点的统一。
2.公权力归属的追问：公权力意志的人格化
如前所述，主观权利成为近代法律体系的核心与基础，因此，探求这种主观权利的本质与核心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意志说、利益说、意志利益混合说均不可否认主观权利中意志因素的不可或缺，“主观权利只能是一种通过外在行为来表现自身的意志力量，这种力量向某种客体施加影响，而这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其他意志的尊重。”因此，“主观权利包含着三项要素：一个具有某种意志的主体，他表达着自己的意志；主体的意志所涉及的某种客体或对象；主体之外的其他人，主体对客体施加的影响，而这些人出于对主体权利的尊重而默然承受这种影响。”[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主观权利都从属于不同的意志主体，而这种意志的主体因法律的认同成为法律主体。对于理性主义的法律体系而言，“如果有主观权利，也就必须有一个主体。”因为，“个人的意志成为法律效果的动因，……使行为的效果与之结合”[8]，法律主体的存在目的在于承担相应的法律效果，以便一种意志能产生符合这一目的的法律效果。因此，在以主观权利为核心的近代法律体系中，法律主体成为法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法律是应然法则，只要人类思想还在活动，主体和它结构的法律问题就会是一个伴随法律历史永生不灭的法律命题。”[9]
主权作为一种特殊的主观权利，毫不例外地应以“意志”为核心，“因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求得一种赋有自觉意志的实体，使它能成为主权的主体，主权的执掌者。”[10]随着君主主权说的彻底否定，无论是法国的国民主权还是德国的国家主权说，共性之处在于通过主权意志的抽象化和人格化，将民主思想、国家理论融合贯通于主权学说，确立主权的法律归属。
盘点有关主权归属的论述，主权学说的民主化从霍布斯的集合式“全体意志”[11]中初见端倪，这种全体意志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成长为一种“共同意志”，进而抽象为一个特殊的法律人格“公我”[12].基于大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法国的国民主权学说将这一抽象意志的主体确定为“民族”。认为“民族是主权的原始执掌者，民族是一个人格，具有人格的一切属性、自觉意识和意志。”[13]黑格尔则将卢梭的共同意志进一步抽象化，从而确立了一个理性意志，并将其人格化。依照黑格尔的说法，主权的主要执掌者是国家，而国家各个主观的要素（民族、领土、政府）是不可分割的。康德受卢梭的影响，认为国家是人类为了限制在自然状态下各个个人滥用自由以及保护每个人免受他人侵害而成立的，“人民和各民族，由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影响，需要有一个法律的社会组织，把他们联合起来服从一个意志，他们可以分享什么是权利。就一个民族中的每个人的彼此关系而言，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构成公民的联合体而言，便组成一个国家。”这种国家的基础就是法律。“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14]这一论述将国家的组成与法律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立宪主义与主权学说的统一。晚后的德国法学家基于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它肯定了主权的原始和唯一的执掌者就是国家本身，而“国家就其保护和显示人民用来在精神上实现共同利益的一切强力来说，它是法律命令所承认的最高法人人格。国家的意志能力就是发号施令的权力；它被称为国家的权力” [15].从而得出国家是固定于一定领土上并组成政府的民族组合团体，是单一而复合的法律主体的结论。这一逻辑结论为进一步确立国家的公法人地位提供了理论积淀。
二、公法人主体地位的明确化：实证主义方法与法学科学化的结果
自16世纪起，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再次爆发。这一潮流对法学思想的影响体现为法学方法由理性主义向实证主义的演进。这种实证主义法哲学的出现是对以理性与抽象为基础的传统自然法学的冲击与挑战。他们完全以经验的态度来看待法律，不赞同研究和寻求法律制度的终极价值，认为超出经验的本体论问题应当取消，主张用科学取代哲学，而科学的使命就是发现经验世界中的规律[16].在这一主导思想下，法律实证主义试图将价值这一抽象的理念排除在法学研究的范围之外，从而把法学的任务限制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以“纯法律研究方法”取代对法律的理想、意图和社会目的的理性探求，并形成了以概念分析为特色的概念法学。在公法领域，公法学者反理性主义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运用“纯法律研究方法”把国家结构中的法律秩序提高到一个新的概念高度，即法人。因此，如果说理性主义为公权力人格化的产生提供了法学赖以存在的工具：理性，实证主义则增强了法律思维方式中的逻辑力量，是公法人概念产生的催化剂。
1.法人：一个科学体系的标志性概念
法人概念的产生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和技术的成熟。实体上的“法人”的诞生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而法律层面上“法人”的制度化则是法律技术的体现。完成法人从物质形态到法律制度的升华是以实证为主导的概念法学的功绩。
概念法学以对人类把握世界理性能力的坚信不疑为认识论的基础，在立法上追求制定包罗万象、逻辑统一、内容完备的法典；以维护个人自由与平等权为出发点，主张限制或取消法律适用者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上要求实现法官对法律严格形式主义的适用。这使得法律规则本身的逻辑成为法律的生命，法律决定主要通过规则体系本身的逻辑推导而不求诸外部价值支援，从而将法律视为相对独立于社会实体性价值和权力的自治系统，并建构了一个抽象的法律体系，用以调整社会关系。致力于把法律纯化为与外在因素独立的理论结构，使法律成为一个自足的体系。概念法学以重视对概念的分析以及法律结构体系的构建为特点，在方法上试图将现代的科学方法引入法学，模拟自然科学的方法将法律概念化、体系化。体系化思想（Systmgedanken）是其重要特征，即通过意义的关联（Sinnzusammenhang），将多样性的事物统一为一个整体，并在对具体材料作分析的基础上，将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与法律制度内在的逻辑要求融合，进而凝练、概括为一些抽象的专业术语，用结构概念将法律秩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制度系统，而不是一个松散的规则集合，形成概念有机体。这种体系化思维代表人类引用科学方法力争正义的意志，发挥着整合、维持法秩序的作用。概念法学认为，适用法律的过程，就是把某个生活事实归入到某个特殊的概念中的过程。因此，法学家必须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这样一套符号体系既有利于增进法学家共同体内部的交流，而且也能够使法学知识区别于没有经过理论加工的社会知识和常识。唯有如此，法学家的特殊性以及法学学科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才能够凸显出来。因此，概念法学家致力于从人类的行为中发现一般性的规律，总结这些规律，并将之适用于法律规范中。这一过程是一个从社会事实到语言的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即从经验到概念的过程。这种实证主义方法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概念法学主导下，法律概念化、体系化成为法学科学化的标志，并最终从社会和人类行为中推导出了“人格”、“法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以及“法律行为”等技术性概念，构成一个概念谱系，并以此为纽带使得法律体系得以前后融通、秩序井然。因此，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技术术语，与其说法人是一件事物，毋宁说它更近似于一种方法，是法学研究方法试图科学化的产物，也是法律体系上升为成熟的独立学科的标志性概念之一。
2. 国家公法人身份的确立：立宪主义立场与实证主义方法结合的产物
在概念法学的实证要求下，公法的首要任务在于将法律因素与所有‘非法律的’存在物彻底分离，通过逻辑的概念建造以获取理性主义主导下公法所欠缺的独立性与科学性，形成公法概念谱系，并逐步逻辑化、体系化。在概念法学的德国，“激发国家法摆脱政治有双重原因，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革命失败创伤中的痛苦回忆的政治，另一方面想摆脱作为阻碍公法‘建构法学’的政治” [17]，从而促使法学方法转到实证主义，通过纯净法学方法使法学科学化。在概念法学的实证分析的作用下，首次在公法学中引入了法人概
念，催生了国法学中的国家法人说，从而确立了国家作为公法人的法律身份，将法人概念同公权力主体相结合，开创了公法上的主体概念，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传统的公法体系。
戈勃和拉邦德是最早将“法律学的方法”运用于公法学的研究的，他们学说中所体现出自然法学的立宪主义立场与法律实证主义的方法的结合，成为贯穿于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公法学的源流。戈勃（Carl Friedrich Wilhelm von Gerber）在卢梭、黑格尔等所创设的国家抽象法人格观念的基础之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法人的概念，并从法人的角度出发，运用“法律学的方法”对国家法人进行法学分析，从而使得“潘德克顿法学”的方法渗入到了公法学研究之中。他坚定地从法学角度思考国家，旨在对教义性的基本概念进行更加清晰、具体、准确论述，其目的在于追求概念的清晰准确，把所有属于伦理道德和政治考虑的非法学因素清除干净[18]，发展公法的‘基本概念’，并实现公法的体系化。继戈勃之后继续以“纯粹的逻辑性思维”从事公法研究的是拉邦德。他将公法从所有的“附政治的以及国家哲学的理由”中纯化出来，意图建立一个纯净的科学的法学，并使这种逻辑的、形式的方法在公法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通过对成文法进行逻辑整理，确立一般性的法律概念，再据此构成一个概念及原则的综合体系。并在实证主义主导下，以法律主体意志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础性概念，致力于国家人格和国家权力的统一[19]，从而使国家法人学说更趋于完善。此后，耶律内克则在总结与调和的基础上，区分了实然与应然、规范和经验，将国家人格学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进一步指出“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国家是由国民所组成的法人团体，它建立在一定的领土范围之内，并且被赋予了一种命令的权力。或者用一种更为流行的表达方式：国家是被赋予了一种原初的命令权的区域性法人团体” [20].
将国家视为公法人除了满足公法学科体系的内在逻辑需要之外，其政治含义在于为共同体在法律体系中争取一个具有非价值色彩的科学定位，通过中立化的国家主权理论化解主权在君与主权在民这一矛盾，将“法人机关”学说与官僚体制相呼应，用统一意志与责任，把职能各异的机关整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确立国家作为一个意志主体，并用科层制作为组织形态，层级节制作为规制手段，以保障这种意志的一致，借以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
三 公法人的制度化：现实主义立场与公法认识论变迁的体现
虽然，科学化运动确立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但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抽象性的思考会毁灭生命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多元性、复杂性，把生命变成了灰色的理论和概念，并指责潘德克顿法学用形式主义抽空了所有公法概念和制度的政治意义[21].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法国分析实证法学派代表狄骥指出，社会是永远发展变化的，法律只是社会演进的保障体系，同每一种社会现象一样，法律也处于持续的变迁中，因此，任何法律体系都不可能是终极性的[22]，基于这种社会的发展和演变的无限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任何法律体系都必须立足于一定的社会现实，这种认识立场必然反映到公法人制度的研究中，从而将公法人与社会的现实性与发展性相联系，进而承认国家意志之外，其它公法意志主体的存在价值，并为现代公法人制度的确定奠定基础。
1. 团体主义的法人格理论：公法人繁荣的机会之门
现实主义以人的社会性作为法学研究的出发点，认为所有关于“法”基础的学说的出发点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人，但自然存在的人并不是18世纪哲学家所说的孤立和自由的存在，他是社会相互关联中的个体。认为人的这种社会性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断言，而是毋庸置疑的观察结果，因此，任何法律学说和理论均应以这一现实为出发点，以脱离传统法学中形而上学的桎梏。
基于此种出发点，通过对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生活状况的考察，基尔克格外重视国家和共同体的存在价值，认为团体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不是个人的手段，而本身就是一种本体性的社会存在。所以，基尔克对社会政策和国家政策表现了高度的热情，认为个人在社会和国家中离不开无数超越个人的甚至是世代相传的在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组织。立足于这种现实主义立场，基尔克提出了社会法的理念，指出社会法不同于传统的个人法，“社会法是从人的结合的本质出发，对人的共同形态的内部存在进行整理，从小的团体到大的团体，从低的团体到高的团体，日积月累的建设性的法则；是从夫妻到家庭，从家庭到村落，逐渐向上，逐渐扩大，最终至国家的构造起来的组织法” [23].基尔克在这种社会法观念基础上，从批驳形式主义与个人主义入手，形成其团体人格理论——法人实在说。他在方法论上反对拉班德把法学紧缩为概念的逻辑研究，认为法的体系与概念与法的历史无法分离，法学方法倘若要满足真正的科学要求，它必须同时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方法。并运用历史分析的手法，揭示了团体人格的存在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反对萨维尼的个人主义的认识立场，认为法人应当是‘现实的人格联合体’，是有机统一体，它由个人和其他社团组成，具有固有的目的。它通过自己的“社会法”体系把自己组织起来，有自主意志和行动，从而它拥有真正的个性，是权利与义务的适当主体。[24]这种社会法理念的目的在于将人的共存性与法的社会性结合起来，实现了法人由个人主义向团体主义学说的过渡，其良苦用心在于强调团体主义的重要性。
基尔克这种基于社会法思想的团体人格理论，反映了1866年以后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动机在于将国家视为历史生成的有机体、有意志能力的法律人格、自治社团的联合体，坚持个体和整体的和谐，反对国家权力与服从的机械论思想，以社团的国家思想取代君主制和官僚制的国家思想。将统治原则和社团原则相互结合，以便将国家的公共职能分散到各个有机体，实现对平等之下的生活关系进行自治的和自由的塑造[25].这种团体思想在法国公法学家奥里乌（Hauriou）观点中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他把“团体”定义为“一种从法律上可以在社会环境中得以实现的、持续存在的一种职业或事业单位的观念。”[26]得出国家乃是诸多团体现象中最突出的代表，而非无限集权的实体的结论。肯定了现实中具有自治性与独立性的团体如乡镇、市、同业公会、公共设施等团体的法律地位，并将其统称为公法人。
这种社团法思想根源于社会实践，是对19世纪中期德国社团繁荣，以及以乡镇自治为核心的地方改革的反映，也是对社会自我控制的巨大潜力的学术肯定。在这一背景下，基尔克社团法的基本思想以对社会关系中自治和自由的塑造为目的，反对在公法中片面强调统治因素，从而使公法从起初的以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对峙为核心，转化为研究规范整体的国家与其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社团立场和团体主义精神，具有一种缓冲作用，为社团自治打开方便之门，以此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抗衡和职能分担。
2. 从主权到公共目的：公法人本质的客观化
同样立足于现实以及人的社会性，狄骥以公务学说取代传统的主权学说，对公法体系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如果说社团思想是对官僚制国家以及行政一体化理论的突破，肯定了以自治为属性的公法社团的法律地位；那么公务学说则是对主权观念的改造，虽然，狄骥意欲通过排除不可证明的“意志”作为权利的本质，进而否定权利、法人等概念，但其公务学说无意中成为明确公共设施等公务组织的公法人身份的理论根源。
随着19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人们之间明显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利益的连带关系，不断加强的商业联系，智力成果与科学发现的广泛传播都向国家施加了组织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责任。”[27]面对此种情况，国家的职能已经不再局限于公共权力的行使。“现有的证据已经断然向我们表明：以前曾经作为我们政治制度之基础的那些观念正在逐步解体，到目前为止仍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即将取代它们的新制度建立在截然不同的观念之上……”[28].因此，狄骥基于现实主义的立场，在社会连带关系之上建立了他的法治观念以及国家与法的关系，认为不同于建立在先验的、理性主义的个人权利基础的法治原则，这种基于社会连带的法律学说以一种客观的方式确定了法治原则的来源及范围，反映社会相互依存性的客观社会规则，因而被称为国家和法律的客观性学说。在这种客观的公法观念中，狄骥抛弃了主权以及主权人格等所谓抽象的主观概念，认为政府的义务在于组织特定的服务，确保服务的持续性并控制这些服务的运作。因此，“公法不再是由某个享有命令权的，并有权决定在一个特定领域之内个人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主权者来加以执行的大量规则。现代的国家理论设计了大量的，对组织公用事业进行规制，并保障这些公用事业正常和不间断地发挥效用的规则。”[29]公法也不再把解决个人的主观权利与人格化国家的主观权利——主权之间冲突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它还旨在对政府的社会职能进行组织，即对政府大量的非权力性公务行为进行规范、调整。这种变迁反映到法律体系中，体现为一种注重实际的、社会化的法律制度正在取代早先那种抽象的主观主义制度。这种客观法观念的确立意味着关于国家的理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一种新的公务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而成为公法的基础。
基于这一观念，狄骥认为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成为国家的重要职能，而“任何因其与公共利益的实现与促进不可分割，而必须由政府来加以规范和控制的活动，就是一项公务，只要它具有除非通过政府干预，否则便不能得到保障的特征。”[30]并倾向于从“直接目的”的角度来理解公务活动中的“公共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大量以履行公共服务为目的的组织应运而生，这些组织不同于传统以机械的层级隶属为特征的官僚机构，具有一定的意志自主性，且组织形态灵活。这类组织具有特殊的公法意义，但是否可以冠之以公法人的称谓，以及能否以其拥有的“公共目的”为公法人的共同标识？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法律技术问题。随后法国公法学在公务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分权学说，为公法人多元化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水平分权、公务分权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公法人制度。而19世纪末，德国民法典的诞生则进一步促成了公法人概念在实定法中的落实，在塑造民法法人概念的同时，明确了公法人的身份，实现了以“公共目的”为核心的公务观念与法人组织形态的结合[31].其后，在“公共目的”这一基调上，对公法人组织形态的研究成为公法人研究的核心，如奥托？迈耶以“公共目的”为核心，将公共设施界定为一种“手段存在物，它是物的，也是人的，它被确定为在公共行政主体手中连续服务于特殊公共目的公法人。”[32]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公共目的、公用宣示、公共使用权、公法上的养护义务等，创作出《具有权利能力的公法设施》一书，完成了对公法设施的组织定性，并在“公共目的”的基础上构建了德国的公法人制度。因此，将目的与组织形态相结合，从目的的角度构建整个公法体系是现代公法的特点，这种认识角度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公法从主权角度来界定、解读公法人的传统，并使得现代公法人概念得以成立，进而在公共目的的基础上形成、发展公法人制度，为公法人制度的完善发挥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1][5][23][24]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62页；第115页；第223页；第229页。
[2][8][10][11][13][15]（法）莱昂。狄骥著：《宪法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页；第327页；第423页；第412页；第434页；第438页。
[3][4][26]（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第43页；第175页。
[6][7][20][22] [27][28][29][30]（法）莱昂。狄骥：《公法的没变迁》，郑戈译，辽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第244页；第369页；第212页；第51页；第8页；第53页；第53页。
[9] 龙卫球著：《法律主体概念的基础性分析——兼论法律主体预定问题》，发表于《学术界》2000年第3/4期。
[12]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1卷，第6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页。
[14]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6－139页。
[16] 宋志明、孙小金著：《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第7篇：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同志们：
最近，局党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对今年以来和当前工作进行了回顾总结，对面临的形势和所要做的重点工作做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今年以来我局的各项工作都还是很有成效的，党委的各项决策是正确的，领导的能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目前，尚有两方面的工作有待再次安排部署，抓紧抓好，强力推进，一个是思想作风整顿工作，一个是全年的目标任务。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就是把这两项工作捆在一起，把党委的决定贯彻下去，回顾总结思想作风整顿活动和前三个季度工作经验,分析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找出发展中存在的制约问题,充分调动全局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自我加压，奋力拼搏，掀起大干第四季度的热潮，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我局开展的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是我局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自5月份开展以来，总体上看是较扎实的，但在第二阶段，也就是问题查究阶段，由于发生了部分人员违纪问题，使整个活动在澄清事实、解决问题上延长了一段时期，超出了活动方案预期，查究阶段尽管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但从长远来看，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单位和谐氛围的问题，警诫教育了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强化了全局的组织观念，为我们大干第四季度，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10月10日党委会上就进一步搞好思想作风整顿活动形成了共识，就是要继续组织好、引导好、开展好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扎扎实实查摆问题，深入细致分析根源，针对时弊采取举措，建章立制，规范程序，狠抓落实。从今天开始，我局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整体转入整改提高阶段。下面，根据党委研究的意见，我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查究阶段工作回顾总结
近三个多月来，局属各单位都能够严格按照局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方案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领导干部带头作表率，坚持贯彻局党委提出的以“提高素质，增强能力，创新制度，规范管理”为核心内容的全局系统干部职工素质能力建设要求，对照制度，查找问题，剖析根源，纠风正纪，整肃纪律，环节工作扎实，认真完成了查究阶段的目标任务。
（一）各单位高度重视。查究阶段是整个思想作风整顿活动中的一个关键阶段，既是对学习培训阶段的检验，又是整改阶段的前提和基础，为切实搞好这一阶段工作，大多数单位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班子成员率先垂范，总的来看，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认识到位，工作思路清晰，工作程序顺畅，各单位也都召开了转段动员会，充分调动了干部职工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二是部署周密，特别是一些单位细化了环节工作，量化了任务标准，为保证征求意见工作实效，还组织召开了不同类型的会议，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三是氛围浓厚，各单位都着眼于部门需要，举办专业知识培训，有效地将开展活动与推进工作有机结合，既实现了“两不误，两促进”的活动目的，又积极营造了活动的良好氛围。
（二）征求意见广泛。局属各单位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多层面、多渠道、多角度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特别是局办公室、产权交易处将征求意见与行风政风评议活动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思想作风整顿活动的现实意义。一是征求范围广。各单位向上级领导、相关部门、服务对象和内部职工发放了征求意见表，召开了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二是征求方法活。通过设置征求意见箱，开通热线电话，发放征求意见表、问卷调查、寄出征求意见函、召开座谈会等方式，确保了意见征求的灵活性、广泛性、针对性。三是查改结合紧，解决了在创新发展、队伍建设、行业作风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如____积极采纳职工意见，带领职工利用休息天时间分别开展了“红色教育”和“拓展训练”，明显增强了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四是谈心活动实。党员领导干部积极带头，营造谈心氛围，各单位班子成员之间，班子成员与职工之间、干部职工之间积极开展了谈心活动，沟通了思想，增进了团结，使谈心活动在加强团结、激发动力、谋求业绩上收到了实效。
（三）查摆问题深刻。各单位干部职工结合反馈意见和自查情况，从在六个方面对照自查，深刻查摆了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刻查摆了在规范自我言行，执行组织、工作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刻查摆了在服务大局、维护全局利益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刻查摆了在错误思潮（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影响下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查摆了在一定职权范围内违规违纪铸成错误的问题；深刻查摆了在生活作风尤其是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撰写了剖析材料，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对促进各项工作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活动历程也证明：只要是深入开展活动的单位，只要是正确引导的单位，只要是领导干部态度诚恳的单位，只要是查出弊病，勇于纠正的单位，都取得了“两不误，两促进”的良好效果。如____*等单位把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有机融合在工作中，思想作风整顿活动的效果用工作业绩来检验，以不俗的工作实绩为党委和全局系统干部职工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四）对照检查严格。局属大多数单位召开了干部职工检查会，每个干部职工都按照准备好的思想剖析材料，逐个进行了对照检查，干部职工之间进行了相互评议，都把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成了搞好这次思想作风整顿活动的助推器，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以身作则，带头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营造了积极健康的氛围，全局系统干部职工也都从团结同志、帮助同志的愿望出发，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照检查期间，局思想作风整顿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局属各单位紧密配合，全程督导工作，对各单位开展情况及时掌握，及时沟通信息，确保了工作实际效果。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局属各单位作风明显改观，局属各单位之间也都你追我赶，形成了以创新发展为主流的大好态势。
总的来看，在思想作风整顿活动第二阶段，局属大多数单位都坚持做到了严格程序，把握环节，广泛查找，深刻剖析，以查究问题为契机，开放思想，促生动力，有力地推进了各项工作，阶段工作总体上进展顺利，成效显著。但是，还应清醒地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各单位之间发展不平衡，个别单位重视程度还不够，不是从解决实际的问题出发，积极查究问题，而是应付了事，走过场搞形式，有悖于我局开展思想作风整顿活动初衷。二是个别单位的领导干部产生了厌学、厌查、厌烦情绪，影响了单位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氛围。三是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提高全体党员的综合素质。
二、正确评价前三季度的工作
今年以来，由于“国六条”等一系列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我局大部分项
目收费标准较大幅度下调，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全局上下按照"规范管理年"的要求，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思想作风整顿活动为动力，狠抓中心工作，依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目前，局系统整体发展态势是好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据资金管理中心的统计分析看，前三季度共完成经济收入____万元，是年度总任务的____，高于时间进度比例__*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年初确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都能完成。（一）房地产开发建设稳步增长。从1—9月份房地产开况来看，商品房开发升势稳健，共完成投资__亿元，占全年任务的__*，其中住宅投资完成____亿元，商业投资完成__*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______，开工建设商品房____万平方米，竣工____万平方米，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__*和__*。廉租住房建设推进顺利，由____*承建的74套廉租住房年底可全部交工；市政府拨付廉租房资金__*万元，目前已开始对全市____户廉租住户发放租金补贴。
（二）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活跃。以创全国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为契机，全面加强了房地产市场信息化建设，投入____万元升级了产权交易登记系统，建立完善了测绘面积分摊软件系统，完成了____无图区域基础地形图修测补测工作，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明显提高了产权交易登记服务效率，活跃了市场。今年以来共办理各类房产登记____件，面积__*万平方米，其中房产交易__*宗，成交面积__*万平方米，交易额__*亿元，办理抵押登记__*件，抵押登记金额__*亿元；完成房屋租赁登记__*件，计__*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共__*件，__万平方米。
（三）住房分配货币化工作准备就绪。我局已起草并向市政府报送了《关于贯彻落实〈____市住房货币化分配实施办法〉的若干意见》、《关于严肃房改纪律保证我市住房货币化分配顺利实施的通知》等文件，向主管市长进行了专题汇报，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待市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四）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工作成效明显。今年我们开展了开发企业资质和物业企业资质动态考核；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对房地产中介市场秩序进行了专项整治；会同市发改委、市工商局联合起草并经市政府办公室批转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了全市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活动。建立健全了每季度房地产市场信息网络披露制度。1—9月份共查处各类房地产交易秩序违法违规案件____起，受理群众投诉__*余起；收缴罚款__*万元，追缴房屋租赁管理费、房屋安全鉴定费、拖欠房屋维修资金共计__*万元；注销3家不合格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和6家不合格物业企业资质；并对7家物业管理企业限期整改。从而有效规范了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了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五）物业管理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一是住宅小区创优达标活动开展顺利，今年需要创建的2个省优小区、3个市优小区已全部完成申报、初验工作；二是维修资金管理工作得到规范，投入40多万元建立了维修资金信息管理和收缴系统，并已全面启用，追缴维修资金__*万元，收缴__*万元；三是市区住宅区物业管理综合整治工作初见成效，提请市政府出台了《__*市加强和推进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和《____市住宅区物业管理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召开了全市住宅区物业管理综合整治工作动员大会。截止9月底，市区住宅区物业管理综合整治工作共清除杂草及违章种植在绿地内的非绿化植物__*平方米，平整绿化用地__*多平方米，拆除违章建筑和设施__*平方米，补建车子棚____平方米，部分小区的部分矛盾得到化解；四是开展了《物业管理条例》宣传月活动和“____杯”“我为物业添光彩”演讲比赛，取得良好效果。
（六）节约型机关建设卓有成效。我局今年经费支出比去年将低近20。局大楼新签入驻合同4家，局大楼及房地产市场空房出租率达到80；采用统一公开采购办公设备和合理调配资金，有效地达到了增收节支的目的。局机关建立的我市房地产信息网站也正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七）房屋安全管理工作得到加强。我局协调市政府出台了《____*市房屋安全管理办法》，并进行了宣传，使我市房屋安全管理工作有法可依。
（八）督查督办和信息宣传工作成效突出。1-9月份共办理上级督办要件186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共10件、领导批示和上级督查件28件、市长热线148件，按时办结率达100；信息宣传方面共编发房地产信息33篇，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刊发、刊登各种宣传稿件105篇，其中省级媒体9篇，较好的展示了我局良好的社会形象。今年9月以来，我局与市电台配合，开辟了房产在线栏目，为繁荣房地产市场搭建了交流平台。
（九）精心筹备了房展会。今年的房展会主题是“规范、诚信、发展”，突出的亮点一是整合了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和绿色环保家装家居博览会，
更加突出了房地产及相关联行业的联动；二是把房展会办成____房产20年辉煌成就展，全面展示我市房产管理、房地产建设开发、物业管理等方面的丰硕成果；三是创造性地引入“城市建设标志楼盘评选活动”，真实见证房地产开发商对我市城市化进程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经过我们的精心策划和积极准备，本届房展会将是房地产业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隆重盛会。(十)党建、人事、精神文明和工会工作取得了新成效。我局系统开展了思想作风整顿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出台了《____市房产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事管理工作的规定》，切实加强了我局人事规范管理。组织参加了____市建省辖市二十周年图片展、行业歌曲大赛；组织开展了局系统职工演讲比赛、卡拉OK比赛、红色经典歌曲比赛、“安康杯”知识竞赛、女职工健身操比赛等一系列活动，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高昂、饱满的工作热情，展示了房管部门干部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
总体上看，全局前三季度的各项工作目标进展是良好的，党委是满意的，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困难。
一是住房货币化分配工作推进难度大。尽管我们已做好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但由于市政府没有批准具体启动工作时间、财政资金不到位等原因，致使货币化分配工作所需人员、办公设备等不能落实。
二是廉租住房工作推进困难多。最主要的是政府对廉租住房没有建设资金的投入，只能靠我局自筹资金进行小规模的建设。租金补贴方面，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目前市财政资金只到位50万元，只能满足622户廉租住户半年多点的租金补贴。同时，廉租住房基金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不能满足廉租住房工作的需要。
三是农村发证工作推进缓慢。由于上级对村镇办证没有具体的政策、法规依据，且农村村民办证意识差、收费偏高、所需要件难以提供，加之有房产证和无房产证在拆迁中补偿没有差别等原因，造成农村发证工作开展难度大。1－9月份规划区外乡村办证共113本，仅占全年任务的11.3。
四是住宅租赁管理工作推进难度大。住宅租赁管理工作由于隐蔽性较大、调查工作困难、出租人员分散、部门之间没有构建协调机制等原因，使此项工作推进难度加大。1－9月份共完成登记备案__*户，只占年度任务的____
五是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工作仍需加强。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内部认购等方式擅自收取定金、预付款、售房、虚假广告和虚假信息等违法违规现象普遍存在，加之房地产执法力度不够，致使我市房地产市场秩序不尽规范。
六是住宅区小区物业管理综合整治工作推进难度大。由于市政府专项资金迟迟不能到位、部分小区清除违章建筑和违规侵占绿地工作阻力很大、执法部门对拖欠物业管理费的执行力度不够等因素的存在，造成了整治工作的推进难度大。
七是我局负责的市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慢。____由于资金和销售问题，计划今年开工10万平方米，目前只开工5.6万平方米，年底以前开工面积最多达8.4万平方米，而______项目由于种种原因也迟迟不能开工，致使两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和年度计划投资相差甚远。
八是新一轮工资制度改革将给我局带来诸多压力。即将开始的工资制度改革工作使公务员的工资几乎翻了一翻，事业单位的工资也会随着改革有所调整，事业单位人员增资压力确实很大，这更提醒大家一定要齐心努力，高度重视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难，在今年最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弥补亏空，争取有所突破。
三、突出重点，全力推动第四季度各项工作
四季度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面临的困难也很多，因此我们要突出重点，狠抓整改，按时间进度要求，找出差距，制订措施，全力推动第四季度各项工作，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房地产宏观管理，切实稳定住房价格
今年以来，由于____等一批有实力的开发企业进驻我市，拉动了我市住宅价格的上涨，给我市居民造成我市房价将会飞速上涨的假相，一定程度上给居民造成恐慌。为切实稳定我市住房价格，真正让老百姓买得起房，我们要尽快起草并提请市政府出台落实“国六条”和九部委《意见》的措施，切实建立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控制机制，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确保我市房地产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价格基本稳定。
（二）大力推进住房分配货币化
认真落实__政〔20__〕__*号文件精神，积极协调市政府尽快落实政策和资金，争取明年全面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工作。同时，研究制订单位集资建房、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等与住房分配货币化相结合的政策措施，扩大住房货币化补贴范围，为推进企业住房分配货币化工作做好准备。
（三）加强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建设
准备申报明年我市新的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研究制定我市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招投标管理、规范建设标准、购买对象认定条件以及购买程序等具体的指导意见，严格控制建设标准和供应对象。经济房中心要切实采取措施，解决建设资金短缺和门面房销售中存在的问题。
（四）加快推进廉租住房建设
承担20__年廉租住房建设任务的各分局，要切实采取措施，确保年底前完成任务；要进一步加大与市政府和市财政的协调力度，落实622户廉租住户下半年的补贴资金和廉租住房基金归集政策。同时，还要积极协调政府对廉租住房建设资金的投入，调研并制定我市廉租住房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并提请市政府同意，切实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
（五）切实整治房地产交易环节违法违规行为
认真落实《市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房管局等3局委〈关于进一步整顿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的意见〉的通知》，依法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违规交易行为，严禁以内部认购等方式擅自收取定金、预付款等违法违规预售行为，对不符合条件擅自预售商品房的，责令停止并依法予以处罚；监察支队要加大整治查处力度，情节恶劣、性质严重的，依法依规给予经济处罚，直至吊销资质。会同工商部门加强房地产广告管理，实行房地产广告审批制度，整治虚假广告和虚假信息。
（六）加大农村发证工作力度
首先，各分局要积极协调辖区内有关部门，争得支持；其次，产权交易处要结合农村情况制定符合村镇实际发证的收费政策，切实解决农村发证的难题；再次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村居民提高产权意识，推动农村发证工作的开展。
（七）进一步加强房屋租赁管理
在规范非住房租赁管理的同时，切实加强住房租赁管理，抓住目前正在开展的“打击非法传销专项活动”的机遇，争得各区政府的支持，积极主动与辖区
公安、办事处、工商等部门协调，开展出租房屋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对出租房屋的管理力度，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八）加快推进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规范化管理工作
加快信息化进度步伐，尽快熟悉应用新的操作程序，简化办事程序和手段，严格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完成创全国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规范化管理先进单位工作，提升我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规范化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九）加大市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综合整治工作力度
一是要尽快协调落实整治资金和工作人员办公经费，保证整治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是要开展联合专项治理，从相关部门抽调执法人员联合执法，拆除小区内违章建筑、查处违规侵占绿地行为、清理和规范小区内各类经营行为；三是要对拖欠物业管理费的业主实施强制执行，在拖欠现象严重的小区，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欠费业主，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进行大力宣传；四是要按照职能分工开展小区内道路修复、绿地恢复工作，同时对无物业管理的小区或住宅楼落实物业管理；五是要建立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在保质保量完成综合整治工作任务后，按照市政府文件要求设立市物业管理指导监督委员会，建立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实现我市住宅区物业管理的良性发展。
（十）抓好重点项目建设
一是强力推进____*项目建设，进一步查找____项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加大招商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确保应开工的项目年底全部开工；二是积极协调督促市政府重点项目____*项目尽早开工建设，确保年底完成市定投资额；三是切实做好____*项目建设和销售工作。
（十一）组织办好20__年房地产展示交易会
要全力督促__*报社对房展会的筹备进度，组织好房展会的各项活动，确保房展会的各项安全事宜，提高此届房展会的水平和档次，促进我市房地产二、三级市场的繁荣。
（十二）进一步加大增收节支力度
各个单位都要有危机感，要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深入开展开源节流活动，努力拓宽资金增收渠道，严把消费开支渠道关；要加强直管公房的经营管理，近期内要制定非住宅用房公开拍租管理办法，对到期的非住宅用房要全面采取拍租形式推向市场；要合理编制年度支出预算，做好经济活动分析报告，统筹全局资产，集中力量解决全局的大事、要事，确保完成全局增收节支目标。
（十三）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行政能力
要善始善终地开展好思想作风整顿活动，在活动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行政能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与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治理商业贿赂结合起来一起抓，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思想教育，积极推进制度创新，落实党内监督各项制度，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和办公公开制度。
四、狠抓整改，为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提供有力保障
从现在起我们已进入了整改提高阶段，这一阶段是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阶段。关于这一阶段的工作，我着重强调四点：
（一）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学习培训的成效，要在整改中得以体现；查摆出来的问题，要通过整改来解决落实。对整改阶段工作的态度，不仅是对思想作风整顿活动的态度，而且也是对局党委、对全局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态度，能否认真整改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衡量广大干部职工思想素质的重要尺度，能否抓好整改，是对思想作风整顿活动效果的实际检验。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精心组织，把整改阶段的工作抓紧抓实。
（二）联系实际，扎实整改。在思想作风整顿活动中，各单位坚持边学边查边改，积极解决问题，已经有了好的基础，下一步，还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把整改工作做实、做细。要进一步在领会“把握房地产业发展新机遇，解放全局干部职工创业思想”上有新的提高，在“创新工作机制，实现规范管理”的根本要求上有新的收获，在“加强全局系统干部职工素质能力建设，发掘经营、管理和服务潜力”上要有新的成果。特别是要进一步明确能够体现房管精神，反映部门特征，符合业务特点的“先进岗”具体要求，进一步明确整改的内容和方向，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整改措施，切实解决好干部职工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局属各单位领导班子要针对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改措施，明确努力方向。要从干部职工群众意见最集中的问题改起，从干部职工群众最希望办的事做起，从干部职工群众最关心的事办起。整改的关键在于抓落实、求实效。务必做到整改时间落实、责任落实、措施落实，把整改的各个环节、各项措施抓深抓细抓实抓好，以整改的实效蠃得干部职工群众的满意，力戒做表面文章。要对思想作风整顿活动中加强干部职工教育、改进干部职工管理、创新活动载体、发挥合力作用、依靠群众监督和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好的做法进行认真总结，提炼好的经验，对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要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坚持下去。建立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巩固深化整顿活动的成果。
（三）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大多数局属单位都很重视整改工作，有的已经着手制订整改措施，并按照边整边改的要求，逐步落实整改措施。但也有少数干部职工认为自己学习参加了，剖析材料也写了，群众对自己评价还可以，没有什么可以整改的。这些思想认识如果不解决，整改措施就不能真正落实。因此，要切实统一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真正明确整改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方法步骤和目标要求，为搞好整改夯实思想基础；要进一步加强督导力度，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发挥好带头作用；要继续加大宣传工作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大力宣传各单位的典型做法、典型经验、典型人物，树立我局新形象，激励全局干部职工学习先进典型，自觉更新素质，增强本领。
（四）创新机制，规范管理。各单位要通过这次活动，发现制度上的漏洞，从程序上、措施上、监督机制上加以完善，发挥效力。一是进一步健全完善学习培训制度，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事管理工作的规定》，合理安排学习培训的时间，促进干部职工不断提高素质。二是着力规范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岗位管理，强化工作纪律；明确岗位职责，明晰业务流程，建立工作程序责任制，追究环节工作责任；完善服务规范，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形成长效机制。三是规范民主机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虚心接受群众监督，努力形成有序参与、监督有力、评价客观的民主机制，切实体现服务群众和让群众满意的要求，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四是探索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将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领导评价和群众评价相结合、民主测评和社会反映相结合，同时还要结合各业务口上的专项考核，如物业管理方面的专项考核等，综合评价单位领导班子的业绩。要根据各单位考核结果得分排序，实施奖励，对完成局定工作目标但考核得分排序在末位的单位，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不得评定为优秀等次。要严格执行考核工作纪律，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在考核中发现有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的单位，取消当年所有评先资格，并依法依纪
第8篇：自由主义剖析材料范文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传播学本土化 经典理论反思 研究新进路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2008年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焦点大都与这个年份的特别之处有关。首先，2008年时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此，传播学界在本年度对中国传播学理论研究30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集中的总结反思，并提出多种因应之策；其次，2008年出现了如冰雪灾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社会事件，结合这些事件对传播理论与实践进行概括与总结，或针对这些特殊鲜活现象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发展之路，是本年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实绩、困境与反思
有多位学者撰文提到，经过30年的发展，传播学在教育建制上已经成为国家认可的一个“学科”；如果从相应教研机构、论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标衡量，俨然已是一门“显学”。有学者用极其概略的方式总结了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实绩：传播学界出版了诸多较为完整、系统的本土教材；西方经典的引进和译介亦颇具规模；理论方面的着论已从西方学术介绍转入本土化应用阶段；在部分领域已经产生了一些较为出色的学术成果；实证研究逐步普及，对资料及研究逻辑较为重视。
不过，和许多学者总结大小媒体30年历程时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现出的明显激动与兴奋相比，很多学者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现状并不持“自豪”和“乐观”的态度――更有学者把自己回顾传播学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为“一半是惊喜，一半是惊恐”――这些说法启人深思。下面将他们的反思进路大致地分为两类，分别加以概述。
一是通过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批判性考察，着眼于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的历史建构过程及其得失。
回顾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个10年，批判学派的“夭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亲身传播、学者们原有的知识局限等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却是知识生态的压力。这种知识生态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的传播研究主体被迫采用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对外批判主义，对内行政主义。”时至今日，这种双重标准的研究策略远未绝迹。有些学者的观察可谓犀利：“有机会的时候，中国学者能够将批判理论运用得相当娴熟，简直可以说是如说家珍。”
“传播学本土化”问题自传播学引入时就开始困扰中国传播研究者。有学者以反思传播学研究为契机，转换提问的方式，对“传播学本土化”话语本身进行问题化。作者以受众研究为例，从经验的、历史的角度对“传播学本土化”的现实结果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大大挑战了人们的成见：“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没有本土化，而是过于本土化，以至于我们要对这种以实用为主的本土化策略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严重的本土化现实被忽视的本土化讨论背后，更严重的是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对学术场域的渗透，导致中国传播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轻理论、重应用，轻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论研究的生存空间局促的不是被整体化的“西方”或“西方传播学理论”，恰恰是成为主导传播研究的现实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学者认为，在诸多制约传播学研究发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决的，是在思维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义传统的束缚。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社会需要和传媒业发展”当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叙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传播领域的“社会需要论”，即把一些传媒现象的出现和变化都视为“社会需要”，使得传播学研究陷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生产任何新知识产生的循环论证之中。具体到研究中，就是将本该被仔细辨析的对象类型化、对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证明某些类型的存在，而不是从类型中发现新的变异。功能主义思维还导致研究中出现了抽象的性质决定论，把研究变成贴标签和时髦的词汇竞赛。该学者建议，要扭转这种日渐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从“功能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化；从社会决定论向社会互动论转化；从抽象的因果推论向具体的事实描述转化；从事例归纳向意义解释转化”，在传播学研究中时时“面向事实本身”。
有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对概念及其阐释在传播学研究中处于“失落”境地的担心，提出传播学概念和概念阐释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习、厘清现有传播学及相关学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须从事的一种“投入”(input)行为；同时，在欧美的传播学研究受社会稳定、制度完善、固有学科范式的影响，研究议题日趋微观、琐碎的背景下，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学者理应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义的传播学概念、问题和假设，积极参与到理论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倡言“厘清”，还是字里行间包蕴的“发明”冲动，都满含着作者对于中国大陆处于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的终端位置的焦虑和不满，以及建立一个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的热切期盼。
有学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对1978-2008年间人际传播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陆人际传播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介绍西方人际传播基本概念、理论、普遍原则和原理为主要目标的引进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际传播学术和概念，尝试对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现象、观念与问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随中国社会转型与变革现实需要，逐渐形成和扩大人际传播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从时间、理论和问题三个层面，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认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认可的观点，做了一个素描式、纲要式的总结。这些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作为传播学分支之一的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学者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同，但对其理论实质没有统一的认识；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现出一股较浓厚的理论角度而非实践角度的问题意识；明晰语境、理论落地、理论建设和理论升级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几个现实紧迫要求。
二是对传播学教育和研究体制进行剖析，注目点在传播学研究基本学术规范、学术评价标准和学术自主性建设等相关问题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其中对政策进行诠释的注脚式研究、实用性行政研究和论文评论化现象尤为严重；研究生力军聪明有余，基本训练不足；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首先改革传播教育，这包括研究生院课程、招生办法和研究体制方面的改革。对此，该学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议有11条之多，涉及传播教育与研究体制等诸多方
面。
在有的学者看来，对现行学术体制进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将自己的思维路径和研究活动作为分析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个十分触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太缺乏作为学者社区的‘主体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觉的学术共同体”，其后果是将理论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资本之拥有而界定的权威所简约或扭曲的理论”当做教条，将“某些来自他乡或彼时的概念或现存体制权力的话语支撑当作了事实性的预设，将它们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视野，不仅自己无法对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们将自己当作权力的侍从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笼罩在权力的光环下而沾沾自喜。”这意味着，学术的评判标准不应来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标”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工具”，而应当是：“是否提出了新问题，是否系统地考察了经验的现实，是否验证、发展或提出了理论解释，是否展开了结合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的系统论述，是否以此论述彰显了普适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们所在的社会共同体集体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该学者从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点建议，借此吁请学者们形成“对现存学术体制的有效的、建设性的抵抗”。
中国的传播学隶属于新闻学院的学科建制也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传播学“没有被引进到社会学领域或信息科学领域，而是投进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学的怀抱”，使得传播学“笼染上旧有的痼疾”。以至于让人生出“传播学在中国投错了胎”0的感喟。有学者认为，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隶属于新闻学院学科建制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生发展相比，存在这些先天不足：理论层面缺乏社会理论支持；本属于新闻学科核心的人文关怀及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批判精神严重缺失；传播学术研究在尚未建构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就已经快速地与权力和利益结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论反思严重不足。尽管从今天看传播学在名分上已经获得和新闻学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与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过于密切的关系，加上对经验研究和文化研究两大理论路径本身的思想源流演变、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价值起点的认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国传播学研究在30年的发展中，描述多过阐释，论断多过概念，在应用性方面的成就高过理论性。
有学者注意到，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量不多。传播学研究大量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该学者提出，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同时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治的依赖，探索出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传播学虽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种形式予以认可和接纳，但从此以后“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化。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偏向，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目前就业难的现实。
有学者借助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比较，提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归结为三个焦点：明确传播学教育“局外人”的视角，倡言传播学应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将批判性思维作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从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教育目标和教育职能等层面区别和超越于新闻学；改变过去把传播学教育狭义化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局面，增加跨学科课程比例，强化理论基础，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建构有更多的自觉和承担，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提出不应仅仅将传播学者视为对媒介机构、组织、受众和效果了如指掌的专业人士，而应首先将自身视为知识分子之一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人格”。有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经验，对传播学实现真正跨学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途径进行了分析。尽管传播学应是以问题为取向，不应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但目前的跨学科合作还主要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与同好间的合作。虽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错的学术市场，但缺乏相适应的学术评价体系支持。
二、外国传播学思想研究与再阐释
自从德国哲学家和政治传播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引进汉语学界以来，就其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是否具有适用性和解释力等问题展开过多次较大的争议，其中最为激烈当数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遗憾的是，中国传媒学者不仅整体缺席于这场论争，也未对涉及的传媒议题给予必要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传媒学者这次失语的和他们缺乏一种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视野有关。该学者通过展现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国公共领域研究中的浮现过程，认为对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考察是讨论公共领域和中国传媒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同时，在此视角下展开的传媒分析路径是提升公共领域与传媒问题研究学术品质的有效路径，也是促进国内传媒问题研究范式转换的一种可能思路。作者指出，这一传媒研究路径的建立应摈弃功能主义的认识定势，把握真实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理解国家、社会、市场、传媒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借鉴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催生出了论坛、博客、播客等网络新媒体，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这一理想社会模型的热情。这是否将构建出新的公共空间?又将如何影响政治传播和民主政治?有学者根据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间”的原始：述，析出9个带有指标意义的、理想状态下的“公共空间”所应具有的特征。运用这一标准，作者比较衡量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媒介形态(分别为“印刷媒体公共空间”，“广播电视公共空间”和“网络公共空间”)，发现支持哈贝马斯提出“公共空间”的欧洲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公共空间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可以称为一个真正“公共空间”的标准，倒是当下得到迅猛发展的“网络公共空间”为民主政治传播前景涂上了一层乐观的亮色：“实际上，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纵向顺序来比较，‘网络公共空间’的出现，与其说是传统的公共空间的一次复生，不如更准确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诞生。”还有学者提出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介的开放性、平等参与性、独立性更强，获取的资讯更完整，意见表达总体更趋理性和批判性，这些都为“网络公共空间的再转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学者们也对“网络公共空间”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了谨慎的提醒：“网络公共空间”如何面对政府和利益集团越
来越严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网络论坛上的低级非理性化倾向?如何让娱乐强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这些都留待学界进一步观察和研讨。
有学者组织了关于传播“传递观”和“仪式观”的辨析讨论。传播的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布，以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为基础，目的在于实现对空间距离和人的控制；传播的仪式观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强调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维系一个社会。仪式观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从参入者而非传者受者角度进入问题；通过符号学理论分析传播的文化意义；将对传播作用的分析上升为文化层面，注重传播对秩序的建构、对信仰的扩散，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尽管两种传播观有诸如此类的差别，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在实际研究中应根据具体情境发挥它们各自的优长。不过，从传递观曾大行其道的学术史背景和大众传播对现代社会整合作用日渐强大的现实需要看，仪式观对当下的传播学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上的启发性和开拓性，学界应投以较多的关注。
拉斯韦尔5W模式是影响经验传播学派的重要学说之一，但对它的形成过程进行专门研究的尚不多见。加拿大传播学者巴克斯顿曾提出一种最新见解――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应该是约翰・马歇尔。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对拉斯韦尔来说，5W模式与他早期的宣传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这些都可以在他相关著述中找到佐证。明确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实，更大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还原5W模式出现的语境来更准确地认知该模式的历史对应性：这一模式和拉斯韦尔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初衷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曾经包含的意识形态对立观念曾在拉斯韦尔论及冷战时期的传播战时闪现。
通过文献分析对传播学史成见提出商榷的还有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有学者针对批判学派对拉氏的实证效果研究“狭窄”和意识形态的保守倾向等展开辨析。细读拉氏及其哥伦比亚学派的论述会发现，他们不但看到了媒介导致的受众态度和行为的即时或短期的改变，而且关注大众媒介可能具有的长期、甚至制度性的影响。遗憾之处在于，由于现实关怀的需要和方法论的影响，拉氏等人在绘制了一幅“宽地图”之后践行的却是“窄操作”。同时，拉扎斯菲尔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媒介体制问题，但因此将其指责成为现存体制服务有些失之简单。事实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大众媒介的产生所带来的社会控制方式的变化，并对媒介终究是维护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保守特征与霸权倾向进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学者对杜威传播思想在传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传播思想是他为新时期的进步主义确定基调的集中表现。在“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基础上，杜威提出：“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传播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还应该说是在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在公共(common)、共同体(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们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传播就是人们达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传播”的社会实践意义在于共同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径。这些极富人文色彩的论述，为库利、米德等其他早期传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理解现代西方传播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议程设置理论早在20年前就已经介绍到中国，可真正系统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中国媒体和受众关系的尚属风毛麟角。有学者基于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议程、媒体接触对公众议程的影响，证实或部分证实了“接触媒体程度高的公众，对各议题的关注程度也高，两者正相关”等三项假设。媒介组织是新闻生产的主要场所，但传播学界很少涉及媒介组织的内部传播及其影响。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上海和新加坡两地6家报纸组织的内部传播情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对获取的有关媒介组织传播基本状况及其与新闻生产关系的经验资料进行初步分析，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组织新闻生产过程提供了参照。
三、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新进路
有学者从传播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成果三个方面，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两大流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在对一些关键问题认识上的“二元对立”，提出要对“客观性”进行重新界定。该学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无论是传统学派还是批判学派，他们用来检验科学理论或假说的事实只能是“经验事实”，也只能在认识活动从“经验事实”出发去建构传播学理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经验社会事实中，还包容着一种构成社会事实并反映到经验社会事实之中的“客体意识”。经验学派反复强调的研究“客观性”，实际上就是经验社会事实中的“客体意识”。至此，传播学两大学派争论的实质点之一――“研究对象是否是客观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观”的问题，已经在“客观事实”与“经验事实”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谓“客观性”原则成了在获得“经验事实”中如何体现“客观意识”的问题。该学者主张，传播学研究与其纠缠于用“说明”的方法还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将问题具体化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可以忽略不计，而着重运用说明方法研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主观因素对认识过程的影响必须要加以考虑。因而着重运用理解的方法更恰当”。至于传播学理论，尽管它未必见得就是“真理”。但“对事物做出解释或分类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见解就是一种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启发是，要坚持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应用某种单一不变的方法统驭；同时，在传播研究实践中，以“以问题为中心”来选用具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学科(派)为中心”画地为牢。
在个体对传播信息的微观加工机制和研究方面，神经科学具有截止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难以企及的优势和特殊适用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传播心理实验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经过6个月的精心筹划、素材准备和实验设计，于2008年3月8-30日进行了一项关于传播效果的ERP实验。这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严格的科学规范，运用脑电测量仪对有关传播效果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测定。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间很大，几乎在传统传播学研究所有方面都能应用，包括传播渠道研究、传播内容研究、传播对象研究、传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结合的初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体与个体形象建构；暴力和性等特定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介体验中的情感；广告与营销效果；不同语境下传播效果的比较研究等。同任一种科学手段一样，神经科学手段本身也有难以回避的局限，尽管如此，将神经科学引入传播学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学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经科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时，我们有可能将这一研究领域发展为‘神经传播学’。”
与传统认识中人们知觉习惯对图像生产的主导作用相逆，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再现与空间知觉的关系分析指出，当代视觉传媒正在反向训练(mveRed discipline)着人们的场所知觉。通过分析渗透着各类影像媒体的当代城市空间的显形方式，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光学透视所固定的结构性空间如何被公共空间中各类视频窗口解体，从而生成不均匀压缩的、多层叠覆的，无法稳定对焦的影像空间。最终，与几何连续体相对应的总体场所感被与影像碎片相对应的即时场所感更新。
有学者对大众传播心理学领域影响颇大的“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商榷，认为尽管人内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还是能够抽象、简化出一种类似鸡蛋结构的“蛋内传播模式”。人体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分别担负着类似蛋壳、蛋清、蛋黄等功能，它们分工协同，对信息进行把关、整合、再生产，最终的决策信息指导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产生的结果作为信息反馈给个体，由个体重新调整内向传播和决策过程。对此，“传播的两级效果论”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释和回应。
四、传播学理论的应用：现实解读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新闻的开放管理政策产生了壮观的传播效用，不仅保障了公民知情权，更可以成为推进公共管理和强化政府公关的重要手段。有学者综合SARS危机、阜阳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开与否的社会后果，以社会的稳定(stability)为分析框架，从社会传播学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论：在危机事件中，社会的和谐稳定固然与其政府或部门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关，但是信息的公开性(Openness)也必然与之利害攸关；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准也应当是主要的历史考量维度；与以上因素相反的则是危机(crisis)的程度。此假设用数学模式表达，则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报道“开放”所达至高度社会动员为正面范本可以发现，这一事件中最可宝贵的传播学宣言。是一个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政策。从“政府信息公开”到“新闻公开”，中国新闻公开性的转向亦成为可能。还有学者从危机传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鉴危机传播“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将危机传播纳入学术研究视野之内，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概念、理论和范式体系，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当前和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还有学者从汶川地震新闻报道中的经验和启示出发，对危机传播本身特别是信息的开放与控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开放”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救灾方针，而且是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从汶川地震的救灾过程来看，“开放”应该体现在信息开放、媒体开放和救灾开放等三个层面。不过。“开放”不等于放任，危机的责任主体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对有关信息管理也将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这即构成了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它与开放性原则的关系是：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开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危机传播实践中尤其需要加以强调，控制只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必要而适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开放”和“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内在的统一，作者认为要在危机传播的动态过程中和具体信息内容的报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达成二者的有机结合。
汶川地震报道中多位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地震新闻时难忍泪水的画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种传播主体的情感介入，与人们长期以来关于传播主体在实施大众传播行为时应该规避个人倾向介入的惯常认识是有冲突的。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在特定的报道情境下。传播中的情感因素体现人类本质和人类普世价值，而传播中个人体验和共同体验的结合，则强化了传播效果，起到社会团结、塑造国家形象的功能。事实证明，在一定条件限定下，传播中的情感介入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