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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新闻摄影 公民新闻 传播优势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在新闻摄影领域,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照相机正在介入、组织和建构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非专业的摄影爱好者拿起相机,用镜头记录着身边发生的新闻事件。与传统的职业新闻摄影不同,从事新闻事件记录的主体是社会上的公民。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公民新闻”又称公共新闻、参与新闻、民主新闻,它是公民在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行为。公民新闻中的“公民”是特指以往没有充分机会参与媒体专业运作的普通人。①1公民摄影记者是指通过利用大众媒介和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自己用照相机、手机拍摄的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新闻事件的公民。他们所从事的新闻摄影活动即公民新闻摄影。自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案,报纸采用了现场乘客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之后,公民新闻摄影不断发展。公民新闻摄影有其自身的传播优势,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
一、公民新闻摄影的兴起
公民新闻摄影兴起背后的动因主要表现在摄影器材的普及,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传播平台的构建。
首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闻摄影是一项对器材依赖性很大的活动。有了相机或可拍照的手机才能记录新闻事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日常的家用DC乃至专业摄影记者使用的单反相机也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记录日常生活的工具。工具的普及为公民新闻摄影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各种各样摄影民间组织的出现,为公民新闻摄影的开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今随着摄影爱好者技术水平的提升,他们的新闻纪实摄影作品已经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肯定。第三,传播平台的搭建。互联网技术日益进步,网络为公民新闻摄影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博客、微博、论坛使得更多的公民新闻摄影作品得到传播。报纸也开始关注公民新闻摄影,《羊城晚报》于2005年开设“手机抓拍”栏目,刊登市民用手机拍摄的各种街头新闻,《扬子晚报》、《金陵晚报》也开设了相应的版块,专门刊登市民的新闻摄影作品。英国的《泰晤士报》甚至取消了专门的摄影记者岗位,更多的是利用公民提供的有价值的新闻摄影作品。这些举措无疑会激励更多的摄影爱好者拿起相机去记录周边的新闻,推动了公民新闻摄影的发展。
二、公民新闻摄影的传播优势
公民新闻摄影的存在及发展有其传播优势,主要表现在传播的时效性,摄影视角的多样性,摄影题材的多元化以及公民摄影所代表的公民话语权的崛起。
首先,公民新闻摄影使得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更强。新闻摄影讲求时效性,尤其在现代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各媒体都分秒必争,力求第一时间将所获得的新闻信息。传统的职业新闻摄影要求摄影记者能尽快赶到新闻现场,但是在未可预知的突发事件中摄影记者到达现场时新闻事件已经发生,无法记录现场的瞬间。此时就要发挥公民新闻摄影的优势。有相机、拍照手机的公民由于地处现场可以第一时间记录,捕捉瞬间,并且通过相应的传播渠道实现实时传播。2009年1月15日美利坚航空公司的一家空中客车A-320班机从纽约拉瓜蒂亚机场起飞过程中,因遭飞鸟撞击而动力全失,最后迫降在纽约哈德孙河面上。这架飞机上共有15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所幸并无一人伤亡。在该事件的报道上,传统媒体反应迅速,但公民摄影记者更胜一筹。在首批到达的一艘救生艇上,贾尼斯・克鲁姆斯(Janis Krums)用自己的iphone手机拍摄下当时的一幕,并上传到Twitter,成为飞机迫降后首张现场照片。
其次,视角独特,拍摄自由,避免职业摄影记者思维定势。参与新闻摄影的公民越来越多,从他们的作品中也能体会到群众的智慧。2010年春节期间有一个引起舆论关注的人――江苏淮安换袜女环卫工孙美兰。她在大年初一扫雪一天换了三双袜子,有市民用相机拍下了她换袜的瞬间,并且将其在网络上。这张极为平常却又感人的照片在网上引起热议,央视也在《新闻联播》、《共同关注》栏目中跟踪报道了此事。拍摄者是淮安第一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他是在街上游玩的时候抓拍了这个瞬间。虽然图片本身谈不上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但是其中传达的信息足以让我们感动。
第三,公民新闻摄影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元,风格个性化。人人有相机,人人都可以成为公民摄影记者。每个公民关注的内容不同,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新闻摄影影像。2009年第52届荷赛奖二等奖获得者景长观就是公民摄影记者。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平时喜欢拍摄一些纪实类的照片,他希望用镜头表达内心的感受,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他拿着相机在抗震救灾的现场拍摄,凭借《四川大地震》组照获得了荷赛奖的银奖。2009年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著名摄影师卢广关注新闻纪实摄影,他拍摄的作品如《艾滋病人》、《中国的污染》等形成了卢广的风格。更多的公民摄影记者不断涌现,丰富了影像内容,也为受众提供了更多元更个性化的图片选择。
第四,公民新闻摄影代表了民间话语权。大众不仅是新闻摄影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也是主动参与者,公民拿起相机就成为新闻摄影世界的积极参与者、构建者和传播者。著名学者陈丹青说:“摄影的觉醒应该是认识觉醒,我看见,中国无数表象与隐秘,尚在摄影机前沉睡。”摄影爱好者拿起相机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实现自己的话语表达,承担一个公民所应当履行的责任。
三、公民新闻摄影面临的问题
公民新闻摄影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种种问题,表现在四个方面:
1、影像真实性问题。职业新闻记者拍摄的作品时有层层把关,保证图片的真实性。而公民摄影记者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缺乏新闻职业道德约束,难免会出现假照片或者人为摆布的新闻照片。周正龙的“华南虎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一些经过PS合成的作品大量传播,导致媒体公信力的下降,玷污了新闻摄影的形象。
2、图片质量差,对新闻价值理解不到位。公民摄影记者毕竟是业余爱好者,虽然器材已经达到职业摄影记者的水准,但对技术的掌握、对新闻价值的理解还存在偏差。这就会导致所拍摄的照片的质量不高,直接影响传播效果。
3、容易引发伦理道德冲突和法律纠纷。很多人喜欢在街头采取街拍的方式抓拍新闻,但这其中涉及到被摄者的肖像权问题。手机新闻摄影的问题更多,由于手机体积小轻便而且易于偷拍,所以经常发生泄漏个人隐私事件。公民新闻摄影在法律法规上缺乏制度性约束,限制了公民新闻摄影的进一步发展。
4、海量图片在开放的、缺乏“把关人”的网络上泛滥,读者无法迅速获知想要的新闻信息。网络平台使公民新闻记者可以广泛传播自己的摄影作品,但带来的问题是同样一幅新闻照片会出现在不同的论坛或不同的网络社区中,海量的视觉信息充斥于网络社群,造成信息泛滥。一方面会误导受众,增加了受众获取新闻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带来视觉污染,包含血腥暴力、恐怖、性等内容的图片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视觉。
综上所述,公民新闻摄影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公民新闻摄影要充分体现和发挥其公民性和新闻性,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利用新技术条件实现新闻摄影的高速有效传播。同时在其传播过程中应该尽量规避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公民新闻摄影的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Bow,S.and Willis,C.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2003,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关键词】国际传播;英语强势;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1]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2]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3]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4]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5]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6]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7]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8],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9]。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10]。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11]
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12]
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13]。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
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
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
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14],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15],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
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
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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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17]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
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18]
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19]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20]
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21]
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22]。
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
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
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23]
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
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24]
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25]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
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些语言的强势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那么,英语也会沉浮吗?英语会像其他语言一样出现颓势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其他语言都会沉浮,英语也不应该是个例外。那么英语颓势的标志是什么呢?《英语的未来》的作者大卫·格雷多尔(DavidGraddol)认为科学技术是一大标志,他认为英语出现颓势的标志可能是当重大技术发现不断出现在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英语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幅度下降。[26]
科学技术当然是一个标志,但笔者认为英语出现颓势肯定还会在其他方面(如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有所表现,毕竟一种语言的强势是靠其他强势来支撑的。事实上,英语国家公民中对国际新闻缺乏兴趣、对世界事务缺乏了解以及学习外国语言所表现出的“低能”都表明了这些英语国家(至少在这些方面)的不灵活性甚至僵化趋势。从长远来讲,这也许是英语走向颓势的开始,但是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
参考文献:
[1][2][3][19][26]Englishistheinternationallanguage.FinancialTimes.December28.2000.p.20
[2][10][11][12]Aworldempirebyothermeans.TheTriumphofEnglishDecember222001.ChristmasspecialofTheEconomist.p.63.
[4][23]Huang.C.Z.LinguisticDiversityaconcernaglobalvillage.December11.2000.ChinaDaily.p.4.
[6]TheDominanceofEnglish:Collegesworldwideabandontheirnativelanguagesforacommontongue.The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September8.2000.p.1.
[7]郭可:《我国英语媒体的发展趋势和传播效果》,2002年未。
[8]Zhao.Y.&Keith.P.C..(1998)EnglishinChina.WorldEnglishes.Vol.14.No.3.p.377-399.
[9]ChinaBoostsEnglish.21stCentury.March29.2001.p14.
[13]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88.
[14]《地道英语将不复存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9日第6版。
[15]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1.
[16][20]Stevenson.R.L.(1994)GlobalCommunicationinthe21stCentury.LongmanPublishingGroup.NewYork:Longman.p.92.
【论文摘要】新疆丰富的旅游资源构成了新疆旅游业发展强有力的支撑;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又为新疆旅游业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然而, 新疆地处偏远其优美之处极少为外界熟知;并且国际旅游的发展起步较晚,旅游英语教育发展滞后,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面临重重阻力. 鉴于此,本文试从传播学的角度,并以文化导入为核心探讨旅游英语“教”与 “学”,为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旅游文化的传承和对外传播提供参考。
1 语言、文化、旅游之间的关系
语言即文化、文化即语言,脱离文化的语言教学不仅生涩,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语教学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关系到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更是一切旅游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将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有责任承担起弘扬和传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为新疆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现状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2010)一文论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导入的现状,然而新疆国际旅游对旅游英语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以及旅游英语教学如何应对国际旅游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并不多。为此,本文对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现状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语“教” 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学为例,针对其教学过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师授课情况进行了调查:目前主要以唐飞和陈丽主编的《旅游英语》教材为主,同时以杨忠桥和李欣等编著的《新疆旅游导游辞》为辅助教材,但是这两本教材对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课情况讲,大多老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讲授的过程中始终摆脱不了以词汇,句型和翻译为主的语言授课模式,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讲解并不系统,造成学生对英语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学习仍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
同时,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一文对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旅游学院、新疆财经大学旅游学院等七所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语导游教程(第二版)》和《导游英语情景口语》中有关新疆景点,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绍甚为廖廖,试想这样的教材如何能满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传承和对外传播又将何去何从?
2.2 旅游英语“学”之现状
本文以塔里木大学旅游英语教育为例, 对现有56名学生的学习态度、方法及其学习效果等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发放总数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达98以上。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就学生在学习旅游英语过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的多少来讲,持“少”与“极少” 观点的人数总计34,占总人数比重的68%,这表明现有的旅游英语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点内容并不多,与岳福曹的《模因论视角下审视新疆旅游文化的对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材料为例》的调查结果一致,从而证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时阅读旅游书籍和资料时,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资料内容的学习,持“多”的人数总计32,占总人数比重的64%;这表明大部分学生对新疆旅游文化的学习引起了普遍的重视。
同时,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点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等问题进行统计,持“应该”态度的占多数,这表明学生对英语文化,特别是新疆文化导入的期待超过了对内地景点的支持,也表明了学生对新疆文化和英语文化的重视。
就课堂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调查结果看,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重为100%,但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在提高课堂学习效果的方面作用显著。
除此之外,就学生在旅游英语课堂上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来看,持“一般”观点的学生占多数,这说明学生虽对旅游英语教师的教学模式持肯定的态度,但是旅游英语课堂的教学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从旅游英语“教”与“学”之现状的调查结果来看,新疆高校旅游英语教学普遍存在如下问题:其一,现行旅游英语教材不合理,存在诸多弊端;其二,教师自身教学素质影响旅游文化知识的传播,同时学生在旅游文化学习过程中主动性不强,从而导致旅游英语课堂教学质量不高,旅游文化传播不力。
[关键词] 电影;新闻;新兴媒体;新闻传播
一、电影与新兴媒体
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新兴娱乐方式,电影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甚至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领略在前所未有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内发生的事,也可以以最具形象化的方式再现小说、历史或者新闻事件。曾几何时,电影成了新闻的重要传播方式,20世纪6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们应该还记得,过去看电影时总在放正式电影之前播放“新闻简报”或者总要事件的纪录片。那个时代,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重要的媒体。
当电视进入千家万户之后,电影的传播新闻乃至信息的功能就被大大减弱了,因为它无法做到足够快捷和包含足够多的信息量。而电视连续剧这种新兴的娱乐方式更几乎成了电影的杀手,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眼球,把热衷于电影的观众从电影院里拉回了家。其实,真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是现代互联网,网络由于它无比的便捷、无限的信息量和集多重功能于一身等特点而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媒体。[1]配合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今天的互联网具备两大最具挑战性的特点:多媒体性和互动性。正是由于互联网的这两大特性使之占据了新兴媒体的霸主地位。
二、电影与新兴媒体的市场博弈
无可否认,电视的普及给电影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而互联网和无线通讯技术又对电视市场形成威胁,综合起来,电视和新兴媒体对电影市场产生着致命性的冲击。不难看出,每一个新兴媒体的产生都对前一个时代的媒体形式形成威胁,而正是这种威胁促使了早期媒体形式的变革与发展。可以说互联网促成了今天的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多频道集成的电视收视形式;同样,多媒体手机的普及又催生了无线网络技术的普及。至于电影,近年来诞生了如此多的新兴媒体形式,但电影并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而是以全新的形态迅速地发展着,今天的电影具有其他媒体无法取代的娱乐功能和信息传播功能。首先,现代电子媒体技术支持着电影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也体现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现代电影具备了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声音和影像效果,可以对观众的视听产生巨大的冲击和震撼。许多电影特技单靠传统的拍摄方式是无法完成的,这也是其他媒体无法赶超的。其次,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也有着其自身的魅力,它以最集中的方式叙述事件,在短时间内呈现给观众最大的信息量,因此,电影中叙述的故事是经过精心组织和制作的,因而是精致的和最具艺术特色的。最后,电影与现代商业的巧妙结合使之成为特具特色的媒体而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今天的电影绝不仅仅靠门票生存。这方面,电影《非诚勿扰》可谓商业运作的典范,正是由于《非诚勿扰》中的植入性广告,使得斯巴鲁汽车和海南航空一时间家喻户晓,这种广告效应似乎是任何其他媒体形式可望而不可即的。
三、新闻在电影和新兴媒体中的作用
全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件,事件被传播、报道便产生了新闻,新闻既传播着信息、社会情感、价值观,又调剂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在家庭、休闲场所甚至工作场所,谈论最多的可能就是新闻。人们对新闻的热衷与乐此不疲使得各种媒体都争相报道新闻,是新闻使得媒体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从这个角度讲,电影与其他媒体相比,其新闻传播能力可谓最低,但是电影与新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新闻在成为其他新兴媒体的生命力的同时,给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注入的活力也不可小视。
(一)电影是新闻的制造者
与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相比,电影传播新闻的功能是最弱的,但其制造新闻的能力却是最强的,有统计显示,[2]娱乐新闻中有70%以上的新闻与电影有关,这包括影讯、电影明星相关事件以及电影拍摄相关事件等,观众在关注一部电影往往是从电影拍摄甚至拍摄之前的任何相关动态开始的。现代电影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与电影新闻有关,这也是电影能够在媒体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人们争相报道电影新闻的热情不仅在于它可以有效地吸引大众的眼球,而且在于报道电影新闻可以对新闻本身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从而可以使所报道的“新闻”具有某种预谋性和倾向性。报道电影新闻不需要像报道报道社会事件、政治新闻那样严肃和刻板,因而电影新闻有了很大的加工空间。虽然对于电影新闻以及其他娱乐新闻的报道方式是有过争论的,因为许多报道涉及当事人的隐私、人权、职业影响等。但毕竟电影新闻是属于娱乐新闻,大众对这类新闻也没有报以足够严肃的态度,这使得电影新闻把娱乐性和新闻性的特点集合于一身,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新闻。
2007年10月,仰仗中国会计学会和财政部王军副部长等领导的支持,在我国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教授的大力倡议和自始至终的关心下,有关部门的领导、先生的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等近百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齐聚在先生的家乡绍兴会稽山下参加“杨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缅怀先生之道德,仰望大师之风范,学习先生之文章。会议办得庄重而热烈,足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作为先生的弟子和同乡的我,虽有操办会议之疲惫,但终有情怀之释放,不辜负先生教我一场。
从1982年至1997年,受教于先生十五载,读硕、博期间更是能常伴先生左右,亲聆先生之教诲,对先生的感情日深且恒久。各种情怀虽有千言万语,仍可归结为“敬、畏、亲” 三个字。始则“敬”,继而“畏”,终于“亲”。
记得1982年初报考研究生时,中南财经大学(当时为湖北财经学院)的会计专业仅有三名硕导(刘炳炎教授、杨时展教授和毛恩培教授)。当时刚结束不久,教授十分稀罕,怀着对先生十分崇敬却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大胆报考了湖北财经学院的研究生而被侥幸录取,首次投入先生的门下。
及到校后,了解到先生德高望重、学贯中西,对先生更为崇拜;又听说先生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遂产生畏惧之情。这种对先生“敬畏”的心情一直伴随着我读研究生的三年光阴。记得杨先生给我们上英语原版的《管理会计学》和《审计学》时,每每要求我们预习教材并常常在课间提问。老师在上,学生在下仅两三人,回答问题怕有难堪,因此我们丝毫不敢懈怠,深知“滥竽充数”是行不通的。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时先生的严格要求才使我打下较好的专业英语基础,为以后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85年,当我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恰逢杨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真担心论文不能顺利通过,好在我论文的选题还算前沿,参考了不少美国《会计评论》等中外文献,也略有创新,有幸得到了先生的首肯。
感到先生的慈祥和亲切应该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后。1987年初,先生亲笔给我致函,告之他开始招博士生并要我积极报考。收到先生来信真使我喜出望外,感到先生除了对我们严格要求之外,还体现了他对我们前途的真切关怀,只是他从不将这种爱心溢于言表而已。甚为遗憾的是,当时我已被组织上选派赴香港工作,一时不能再回到先生的身边。这以后,我与先生的联络日益频繁,先生访港或出国路经香港,我必前去探望。先生常勉励我在工作之余加强学习,有机会再返母校攻读博士。90年代以后,政策允许在职报考博士,终于给了我重返师门的机会。杨先生给我寄来了美国《公认会计原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P)、《公认审计准则汇编》(The Codifications of GAAS)等书目,要求我重点读好这些书,由此引领我走上了研究会计准则与审计准则之路,也为我以后博士论文的选题奠定了基础(我原想利用长期境外工作的经验探讨境外企业的投资与财务问题)。通过认真复习和报考,1994年秋我终于有幸再拜先生门下。我到中南财大报到后,先生竟以八十高龄偕夫人和郭道扬教授,执意陪我同游武汉东湖磨山,并留下一批珍贵的合影。这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终生难忘。
1996年夏,先生偕夫人最后一次返回故乡,我专程从香港飞到杭州。其间,我陪先生看望了其在浙江大学工作的胞妹,约见了30、40年代在杭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我们一起游览了九溪、龙井等西湖名胜,最后由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原所长朱美璇老先生陪同回到了绍兴新昌。一路上,先生欢声笑语,心情极佳,俨然是一个既慈祥又幽默的老人。我完全看到且强烈感受到了先生亲切和蔼的另一面。但谁也没料到,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已为期不远了。
1997年年中,先生病重,但他仍在病床上认真阅读和修改了我和其他弟子的博士论文初稿,并拖着病体坚持参加了阎红玉博士等人的答辩。国庆前夕,我到医院看望先生,此时先生已处弥留,当我努力呼唤他时,先生忍着病痛,勉强睁开眼睛示意,我的眼泪也几乎夺眶而出。这是我最后一次拜见先生,我知道先生时日不多,因此当晚我迟迟不忍离去。
先生仙逝后不久,在郭道扬教授的主持下,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这使我有了杨先生“遗腹子”之感,对先生倍加怀念。在郭道扬教授的陪同下,我与徐政旦老先生等到了先生家中的灵堂前、先生的“树葬”之处,祭拜先生的在天之灵,告慰于先生:您的又一个弟子翅膀长硬要飞翔了!弟子将以您为人生楷模,传承您的学术思想。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现在翻开台湾关于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能够清楚地看到其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上呈现出一种过分依赖美国批评动向的路线,过多地采用美国多元文化中的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文化等研究理论去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偏离了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理论意义。这样不仅没有形成台湾独特的华裔美国文化的视角,也没能抓住华裔美国文化的核心和主流,无法彰显华裔美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与学者本身的求学经历有关,台湾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学者大部分都曾有美国留学经历,或者在美国完成华裔美国文化的硕士、博士论文,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对美国国内的批评动向非常敏感,联系紧密。尽管如此,台湾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高的成绩,对大陆研究美国华裔文学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台湾学者开创性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并取得的诸多成绩和创建的基础框架,为后学者研究华裔美国文学奠定了基础。
二、具有“文化中国”情节的大陆视角
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较晚一些,主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所了解,到90年代大陆所有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一共不超过5篇。大陆最初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是纯粹自己的见解,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美国本土多元文化和台湾学者对华裔美国文学理解的影响,这一阶段属于大陆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探索阶段。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华裔美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思想。国内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并不像中国台湾境内的学者那样“步调统一”,在对华裔美国文学的思考研究方面,出现了两类不同文学背景的研究学者:一类是以中文文学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海外文学的中文系学者,另一类则是以英语文学为研究背景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英语系学者。大陆对海外文学的研究开始阶段主要是对一些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小范围的海外华人的中文作品进行研究。随着对海外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除了对港台地区的海外文学感兴趣外,逐渐向世界范围内所有华人文学研究扩展,包括东南亚文学、新加坡、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华人聚集比较密集的国家和地区。相较于以英语系学者为主要研究人员的中文系海外文学研究,研究成员队伍更加庞大,具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文化内涵。他们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过程始终以“文化中国”的角度切入,分析、理解华裔美国文学,并且试图将海外华人文学与母语文学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发表的多篇博士论文和文学著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多元化研究。与中文系研究海外文学研究队伍不同,由英语系组成的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队伍最初是以翻译华裔美国文学为主线,侧重于将中国文学与华裔美国文学进行对比。恰逢21世纪初,大陆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持续升温的时期,大陆境内各个大学、期刊纷纷设立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机构或者期刊专栏,关于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和文学作品已增加到近两百篇。这样,华裔美国文学也渐渐进入到了国内大学英语语言学习的课程,为英语系培养了一批专门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硕士、博士,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中文系的海外文学研究还是英语系的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都是从华裔文学的属性入手,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分析中国文化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引导和向度。从近几年发表的有关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主题已不再仅仅以华裔美国文学为主要方向,一般都要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创作”、“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融与冲突”等角度一同展开。在大陆,虽然对华裔美国文学的研究还在持续升温,但都与国内本土文化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地区,华人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和中华文化的深深烙印是不随时间和空间改变的。
三、美国多元文化下华裔美国文化的差异文化政治
人都是一样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始终不变的是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影响和思想观念。美国自称是一个自由国家,也是一个移民大国,随着移民而来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冲突、融合、创新,这就像一个文化熔炉维系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但是美国国土无论多么的开放、自由,美国社会各民族的特点、民族的文化价值思想和民族精神是无法完全融合、同化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饰、语言、思想和政治观念,他们对一些主流的美国政治观念并非完全能够接受,因而形成了美国多元文化下的差异文化政治。在一个多元化语境之下,美国文化试图通过同化的方式来消除民族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政治观念。如果美国完全丢弃族裔的文化特点,而以白人种族文化作为文化同化的方向,势必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谈。差异文化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思想上的多元化,避免单一性和同质性,新时期的差异文化政治要求文化的知识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对华裔美国文学,贯穿整个文化脉络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对美国主流的文化来讲,华裔美国文学是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文化差异冲突和融合,华裔美国文化应该呈现出一种具有正面、正统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的政治思想。在美国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创出具有独特地位、背景的自己族裔文化的文学成就,并能够形成影响美国文化,赢得自己生存空间的独树一帜的差异文化政治。
四、中国文化与华裔美国文化
一、努力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学校的知名度是吸引考生报考,扩大生源和提高招生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学校的知名度越高,考生报考的人数,尤其是高素质考生的报考人数就越多,就越有利于提高招生的质量。
学校的知名度除了取决于学校的历史积淀外,还取决于学校现实的办学水平。由于历史的原因,林业高等院校的知名度普遍不高。北京林业大学虽然是林科高等院校中唯一的国家重点大学,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所以林学为主导的单科性大学,学校的知名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的招生质量。近几年,我校抓住了教育大发展的机会,在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林学、林业工程学等学科为特色,理、工、文、管、经、艺术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全国重点大学。1997年学校进入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2000年教育部批准我校试办研究生院,在全国林业院校中率先进入研究生院的行列;2001年开始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学校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生源得到了扩大,招生数量和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1983年以前,我校每年招收科学学位研究生不足20人,但1999年上升为163人,2003年高达900人。仅1999年至2003年间的招生人数就扩大了5倍。以前报考我校的生源比较单一,主要是来自本校和其他农林院校的毕业生。近年来,包括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全国其他综合大学的考生逐年增加,研究生的生源扩大,招生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二、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
严把培养质量,是提高学校知名度,进而提高学校招生质量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各个学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研究生生源竞争激烈,如果在报名条件、入学考试、录取及其后学习、考核和毕业论文的要求上比较严格,将会影响本校的生源。但我们的体会是,只有严把学生入学和培养质量关,培养出的研究生能得到用人单位和社会的一致认可,学校才能真正吸引高素质的考生。些学校,只为盲目扩大生源,降低入学门槛和培养标准,短时期内达到了扩大招生规模的目的,但这种做法却损害了学校的声誉,长期下去,考生和社会最终会摈弃这些学校。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严把招生和培养质量关,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使他们真正能学到知识,增长能力,顺利地成为生产和科研上的合格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大量吸引高素质的考生报考,最终提高本校研究生的质量,实现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我校通过硕士生提前攻博、与国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资助研究生在国内外高水平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建立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制度、建立优秀论文激励机制、资助出版优秀博士论文等措施,显著地提高了研究生的质量。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是学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块试金石,目前我校已有森林培育学科和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两篇论文入选全国百篇博士论文,林业院校唯此一家,在全国农林院校中并列第二,在全国大学中排名并列第八。2002年1月参加北京市研究生英语学位统一考试,我校硕士生的一次通过率达到62.3%,博士生达到41.6%,已进入北京市高校先进行列。
三、多渠道筹集科研经费
研究生的培养和本科生不同,培养目的主要是为企业和教学科研单位培养具有独立科研能力的高级科技人才。只有具备一定的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一名硕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9000元,3年需要2.7万元;一名博士研究生平均每年的培养经费为1.1万元,3年需要3.3万元。林业科学具有明显的特点,它主要研究的对象树木和森林生长周期长,进行科学研究环境艰苦、工作量大,需要的科研经费较多。因此,林业高等院校要保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就必须拥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但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一部分导师的研究经费明显不足,使正常的研究生培养计划无法落实。因此,我校要求研究生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在积极申报国家自然基金和各类国家科技项目的同时,加强和地方及社会上各单位的横向科研合作,弥补科研经费的不足。
我校研究生院除了配合导师和学校有关部门广开各类科研项目的申请门路外,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研究生培养基金,通过多种途径、筹集经费,资助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科研经费不足的学生。2001年资助33人,投资13万元;2002年资助53人,投资20万元;2003年资助70人,投资25万元。我校计划在多方筹集资金的基础上,资助人数每年增加20%,资助金额每年增加25%,加大资助范围和资助力度。
四、对专业学位强调应用能力的培养
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是我国一种新型的学位类型。与林学及相关科学硕士学位相比,农业推广硕士(林科)专业学位的主要特点是侧重于应用,为林业技术推广和林业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针对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为保证招生质量,我校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严格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按照国务院学位办下达的当年录取限额,根据考生入学考试的总成绩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对拟录取人员进行复试,复试着重考查考生从事农业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的潜在素质、岗位经历和业绩。为了向农业生产第一线上的优秀人才倾斜,保证符合招生条件的优秀在职人员有更多的入学机会,真正达到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目的,对有中高级技术职称,或获得一定级别奖励的基层单位业务骨干,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录取。在培养方面,针对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注重应用的特点,我校在云南、贵州、福建、江西、浙江、广西、山东、山西、辽宁、河北、内蒙古、北京等地区建立了教学实习点,许多应用性和现场性强的课程均在教学实习点进行。在论文选题方面,要求农业推广(林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和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要具有一定的难度和先进性。上述措施的实施,使我校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在林业生产单位和社会上建立了良好的口碑。随着学校声誉的提高,农业推广(林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稳步增加,近年来的招生人数一直居全国农林院校的第2位,生源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保证。
五、就业状况对学科招生质量的影响
一个专业的就业率和考生的报考数量和质量是呈正比的。如果某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显著增加,招生质量也会相应提高。反之,如果一些学科和专业的社会需求量小,就业率长期偏低或就业前景不好,这些学科和专业的报考人数将会减少,招生质量也会相应下降。
我校研究生的招生,在保证国家重点学科、重点专业及对国计民生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有重要基础作用的学科专业外,在国家招生计划允许的范围内,向那些社会需求量大、就业率高或就业前景看好的学科和专业倾斜。例如,我校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林业经济管理、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近年来的招生和就业均很好,生源质量较高。我校已有计划地提高这些专业的招生比例,将研究生的扩招名额适度地向这些学科倾斜。
六、积极有效的宣传
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宣传活动,针对考生的各种问题,解疑释惑,对学生的报考和招生质量的提高有积极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工程建设项目的力度,相应的科学研究项目大量增加,林业战线上对高级科技人才的需求量也大量增加,林业科学的高级科技人才大有用武之地。林业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招生单位,应结合当前这一大好形势,在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中广为宣传,积极引导高素质的考生投身到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宏伟事业中来。
1999年以来,我校在研究生招生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全国建立了10余个招生基地,派专人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了数十次招生宣传,宣传地区的研究生报考和录取人数明显增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有效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招生信息或在影响面广的报纸等媒体上进行招生宣传。我校每年举办2次咨询会,深入到院系学生中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引导和促使一批素质较高的应届毕业生报考本校研究生。
七、软硬件条件的良好保障
二、招收对象: 全国 985 、 211 或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生物学或相关专业已取得推免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生物学或相关专业人才基地班已取得推免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同等条件下在本科阶段有进入实验室学习、具有一定实验操作能力的申请者优先录取。
三、招收要求: 申请者必须是 2012 年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在学期间主修专业课成绩优良,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
四、报名提交材料:
(一)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12 年本科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申请表(附件 1 );
(二) 2~3 位相 关专业 教授或副教授的推荐信(附件 2 );
(三)本科期间的成绩单 1 份,须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四)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证书复印件;
(五)有学术科研成果(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或承担的课题等)和获奖证书者,请提供复印件。
材料(一)和(二)请用 A4 纸打印,并于 9 月 15 日 之前寄至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办建南大礼堂三楼 305 办公室 潘燕老师处 ( 邮编: 361005) ,材料(三)至(五)在来学院参加选拔考试时提交,所有材料恕不退还。
五、选拔考试内容及方式: 所有申请者均须参加由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直博生选拔工作考核小组组织进行的选拔考试。考试内容及方式为:
(一)专业英语— — 笔试,占 10% ;
(二)实验理论知识——笔试,占 10% ;
(三)实验操作——实验,占 40% ;
(四)综合素质、专业知识、英语口语及听力——面试,占 40% 。
六、选拔考试时间: 初步拟定于 2011 年 9 月底或 10 月初,具体考试日期另行通知。
七、录取: 对所有参加选拔考试的申请者 以考核总成绩为依据从高到低进行录取, 考核成绩不及格(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 被录取者由学院上报学校招生办审核批准后招收为博士研究生,并纳入 2012 年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由学校作为新录取的博士研究生上报教育部备案,入学 后享受 博士研究生待遇。我校将于 2011 年 10 月底以快件形式寄发拟录取通知书。
八、博士报名: 收到我校拟录取通知书的直博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我校考试中心网站 kszx.xmu.edu.cn/ 进行网上报名、网上缴费和寄(送)相关报名材料。具体办法详见《厦门大学 201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九、培养: 直博生按“厦门大学生物学一级学科本科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培养。直博生在入学后二年级的第二学期进行综合能力考核,考核由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小组负责,具体考核内容及办法详见《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细则》。考核成绩是直博生申请公派出 国攻读 博士学位、优秀博士论文培育工程、校级各项奖学金等项目的重要指标和依据之一。
直博生在学期间若中途放弃学业或中期考核不合格(低于 60 分),不允许转为硕士研究生,并按《厦门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厦大研 [2009]15 号)作退学、结业或肄业处理。
十、奖学金: 我院从 2008 年起已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所有被录取的博士研究生 均可获得一等奖学金 (免学费,另发放生活费 1.9 万元 / 年)。此外,学院鼓励招生导师对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奖励。
十一、招生专业: 我院招收直博生的专业:植物学、动物学、水生生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态学。
十二、 我院直博生招生咨询电话: 0592 — 2185631 ,传真: 0592 — 2181015 ,联系人: 潘 老师。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网页: life.xmu.edu.cn/
厦门大学招生办网页: zsb.xm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