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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传统文化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是广告成功的好方法。在广告创意中恰当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容易让受众从内心接受和理解,使广告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影视广告中应用传统文化,可以改变广告单纯的经济属性,赋予产品文化和思想的内涵。使我们在传播商品信息的同时,引领思想潮流,弘扬民族文化,改变广告单纯的经济社会产物的角色。这样可以缓解受众对广告的逃避心理,提升广告效果。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在广告中的渗透,改变了广告单纯的经济角色,而赋予了广告文化内涵。在资讯迅速发达的今天,影视广告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广告人中国式广告意识越来越清晰。但是传统文化在目前的影视广告应用中虽然也大量应用,但仍存在很多缺失,让人痛心。中国广告人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已把目光转移到传统文化这一领域。传统文化是中国影视广告不可或缺的部分,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影视广告中被频繁运用,这已经成为当今影视广告的重要内容。
二、广告教学中中国传统思想元素分析
在中国思想史上,强调亲情仁爱孝廉,注重细水长流般淡泊隽永的情感。随着市场经济信息的全球化,在需求多样化的激烈竞争中,广告人想尽办法把各种各样的观念情感渗透在广告作品当中,以有效制作成功的广告实现价值。而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正确运用,无疑会有效的打动消费者,因此传统文化思想在影视广告中的应用屡见不鲜。案例1:思家心切的游子、电影明星王姬远渡重洋而归,投入家人的怀抱,举家欢聚,饮酒庆贺。电视画面热烈、欢快、温馨。(画外音)“孔府家酒,让人想家。”歌声、画面与旁白相互映衬,亲情、乡情与酒香融为一体,从而勾起了千万旅居海外华人思念故土的无限乡情,也勾起了天涯游子畅饮家乡美酒的一腔激情。这则广告以浓郁的情感为诉求点而获得成功。案例2:苍翠的大山,宁静的山庄,清澈的小溪。一位老妈妈正在晾晒衣服。(画外音)“妈妈,我梦见了村边的小溪,梦见了您,梦见了奶奶。妈妈,我给您捎去一样东西。”一辆卡车载着一台洗衣机从远方驶来。妈妈和村里的人围着洗衣机又说又笑。妈妈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画外音)“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这则广告在短短30秒的时间里,不但表现了远离家乡的游子献给母亲的“爱”,而且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孝心”。广告画面和广告语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清新隽永,蕴含着融融的亲情和悠悠的意境。近些年人们交口称赞的一些广告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则均是从家庭伦理亲情角度展开故事,塑造产品个性。
三、广告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一直影响世界文化的进程,中国的丝绸和瓷器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代表,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影视广告中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缺失现象严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缺失对于现代影视广告无疑是一种打击。案例3:五粮液广告整个场景是古典唯美的传统风格,在一个小水潭中,有个竹子的凉亭,一条浮桥和岸上相连,整个湖面飘着绿色的树叶,四周围绕青山翠竹。绿水青山相映,现出幽静平和的意境。两个青绿汉服者,从浮桥边的水面进入竹亭,溅起一路水花打大浮动的落叶,露出墨绿的水色。两人相视而笑,举杯对饮,相映成趣。再伴着优美的乐曲,不由另人陶醉心向往之。画面唯美,在配上古典音乐,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原料配方酿造工艺文化内涵上,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五粮液无形中被赋予了这种古典的意境,五粮液骨子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从而获得消费者的信赖。
四、广告教学中中国传统民俗元素分析
各朝代的鞋饰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显示了中国审美观的变迁与发展。而在科技、经济和文化都快速发展的21世纪,由于西方文化的高强度渗透和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使得国内的一些鞋靴设计者一味地模仿和翻版欧美鞋靴产品,盲目地追逐西方潮流文化,而忽略和抛弃中国本民族的文化,这样必然会造成设计出的产品毫无创新和特色。需要注意的是,西方的潮流文化也是有所根基的,它植根于西方民族的文化历史。因此,设计者只有站在本国文化的根基上去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鞋文化,提升鞋靴产品的设计开发水平,在鞋履设计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元素,才能使设计的鞋靴产品独具东方韵味,从而有望引领潮流风向标。
2中国传统文化绘画元素在鞋靴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绘画元素在鞋靴设计中的应用,不能只是将中国画的图形、墨色和线条等图样纹饰简单地照搬复制,而应当是从“形而上”层面,研究中国绘画背后的创作思想,启迪当代设计者将其背后的设计思想进行“设计方法论”的转化,将传统绘画元素所蕴含的文化理念进行实践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鞋靴产品的发展。
2.1在形式构成层面上的运用
当代鞋靴设计题材大多选自山水画和花鸟画中的元素,学会对传统绘画的程式布局中整体性、变化感、和谐统一性的把握,学会对笔墨技法中的皴、擦、点、染加以借鉴,将中国绘画中的图案、墨色和线条直接作用于鞋靴产品的设计中,便能够让消费者从视觉上直观地找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气息的鞋靴产品,并了解和体味产品背后所诠释的民族情结。2012年,由红蜻蜓设计师江南和设计选送的作品《中国节》(如图1)在“真皮标志·新濠畔杯”中国鞋类设计大赛决赛中获得女鞋专业组金奖,鞋款以中国画中的墨竹为灵感来源,选材羊绒皮和环保皮,采用经典的黑白色搭配,设计出水墨画效果,以“四君子”中的竹子为语言符号,诠释出中国人正直挺拔、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
2.2在文化理念层面上的运用
文献显示,古代鞋履文化已经成为非物质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传统鞋靴虽然在每一时期的造型、色彩和制作上不尽相同,但其中都富含了浓厚的中国特色,体现了我国历代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应当在东方传统文化元素高度融合的基础上,将传统绘画元素的图形、符号和文化思想应用到鞋靴设计中,这样既能启迪当代设计师拓宽创作民族产业的思维理念,有利于开发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息的鞋靴产品,同时设计出来的物质产品反过来又能更好地推动当代鞋履文化的发展。这是对中国当代鞋靴产品从制造转变为创造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更是改变当代鞋靴设计发展中尴尬境地的有效途径。2010年,由温州大学选送的作品《琴棋书画》(如图2)在由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主办的”金鑫杯“鞋靴设计大奖赛中获得实物类金奖,鞋款将代表琴棋书画的符号加以升华和转化,赋予创作出的产品更多的文化内涵。
2.3在操作技术层面上的运用
将传统绘画元素从“形而下”层面应用到鞋靴产品中是基本的步骤,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相应的论述:(1)刺绣。刺绣是古老中国流传下来的传统工艺,设计者选取皮革或帆布等面料,将传统绘画元素的纹样用针绣于鞋头、鞋面两侧或者鞋筒等部位,起伏的针线会增强产品的立体感,同时达到古老工艺与传统纹样的完美结合。(2)印染。印染是对纹饰图案进行设计排版后,将染料印刷在布艺材料上的工艺。印染颜料的选择和纹饰图案的设计中可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绘画元素。例如,将传统国画中常见的如梅、兰、竹、菊等图形,或者是国画面中笔墨晕染的技法效果体现在染印中,都能很容易地体现民族特色。(3)熨烫。熨烫是结合当代新技术而产生的制作技法,它能将设计好的传统绘画元素进行大规模的制模、加工、投入生产,同时可以对小的局部进行灵活处理,在鞋靴布料前期和后期加工中都可以应用。
3结论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德育思想;“天人合一”;义利观;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109-04
作者简介:李华伟(1977-),男,山东聊城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学生管理理论。
从语义学上看,“生态德育”是20世纪末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意义上的市场化和生活意义上的现代化对教育方式构成冲击后所出现的全新概念;从词源学上看,“生态德育”概念的产生一则源于“生态学”和“德育学”单一学科研究的现实困境和无奈,二则肇始于学科交叉研究的创造性和新颖性。在国内,最早提出“生态德育”这一概念的是刘惊铎和王磊。两位学者在1998年第5期《教育评论》上共同发表了《生态德育及其跨世纪意义》的论文,指出,“生态德育”是教育者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的生态观点出发,引导受教育者为了人类的潜在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更好地享用自然和享受生活的教育。由于生态德育在价值链上强调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意识和保护意识,并且在目的论上强调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意识地控制人对自然的盲目作用,故而该理念提出之后,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很快传播开来。随后不久,吴鼎福在《教育生态学》中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生态德育”既是一种新的德育观,又是整合传统德育之后的一种崭新教育范式。“它试图把长久以来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确认的人类与自身、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处理。其目的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培养一种具有更高品性的新人。”很明显,吴鼎福的定义充其量是对生态德育概念的深度诠释,而不是系统定义。随后朱小曼等学者均对“生态德育”概念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界定。
纵观学术界对“生态德育”概念的界定,我们发现,尽管学者们看到了源于生物学上的生态概念可以被移植到德育领域,但对于这两个概念的链合问题以及有机契合现象却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致使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多限于概念的游戏和文字的堆积。本研究认为,生态学和德育学的交叉研究从本质上看源于两个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近年来相继出现在媒体上的20多篇研究生态德育思想的论文以及5部相关领域的著作,还有不下10余种有关“生态德育”的定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突出进展,但由于基础概念界定的模糊使得这些研究大多比较肤浅,相关的问题没有被继续推向深入。事实上,生态德育是研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素质全面提高的一种道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时下教育主体之间(主体间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之间(实践锻炼体系)、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而提出来的。生态德育学研究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生态链合现象,强调的主旨是教育活动的关联性、教育参与者的相互关怀性、教育方式的有机性、教育效果的时代性。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道德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解决德育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界定了基本概念之后,本课题对有关生态德育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提出:要想使生态德育学的学科发展继续推向深入,必须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德育思想的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德育变迁路径的多样化,而且可以深化学术界对生态德育史领域的后续探索,其意义重大。
一、天人观所体现的自然导向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哲学上来看,“天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西方近代一直追问的世界“客观实在性”悖论的中国式表达。如果说,中西方自古至今都在探索世界的本质存在问题,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思想则具有了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内涵。中国古代讲究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指出“究天人之际”,方能“纳古今之事”。除却以“天道附会人事”的迷信因素不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生态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如果说“天人合一”思想是在教诲人们要“大道归于自然”方能保全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话,那么春秋郑国子产所哀叹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的论调就多少带有了教育悲观主义的痕迹。依此而论,天人观所体现的正是“以自然为师”的生态教育思想,这种思想用在道德领域就是“以教化为核心”的德育理念。
根据上文的假设,“生态德育”是一种关联性活动,这种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借助于继承性的理念才能完成相互教育的目的。在文化传承的显性领域中,儒家的生态德育思想最具典型性。在儒家看来,“上天有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和宇宙万物都是自然孕育化生的结果,“天、地、君、亲、师”,“仁者”之所以无敌,实乃“泛爱众”伦理学说的必然结果。生态教育理念实际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一是人类以各种行为影响着自然界的存在状态。但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充其量只是改变了自然界的暂时存在方式,并没有把大自然彻底征服。“征服”哲学只是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怯懦的主观心理反应,不具备实然的哲学意义;二是大自然的逻辑在客观上指引着人类所有行为的价值取向。“会用则存,节用则生”,人类节约的理念与其说是为生计所迫而必然形成的民族传统美德,倒不如说是自然之道在指引人类生活类行为的必然结果。《正蒙・至当》有云:“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爱物,无殉物,天之道然。天以直养万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尽道矣。”此话是说,人类在利用大自然的时候,要遵循自然界的生长发育原理,对万物要加以保护性的、节约性的、合理性的利用,不能竭泽而渔,毁坏子孙的基业。
在儒道法各家关于生态道德教育的思想中,除去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思想的糟粕成分,诸多“以天合人”的思想(炼丹术)不仅具有科学萌芽的价值,而且也多少解决了人类对自然的迷茫和恐慌问题(天文学)。应该说,中国古代以自然导向的天人观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材料。只要合理使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就一定能为新时期德育建设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二、义利观所体现的人品识别和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
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攘攘熙熙,皆为利来,人是无往而不利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不断为了利益而东奔西走,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政治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基于权力关系的利益争夺,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理解为社会变迁的机会成本。那么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事实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只是人的类本质在生存意义上的必然体现,也就是竞争造成了上述现象的必然显现。但长期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逻辑使先发和后发市场经济国家产生了诸多灾难性的变异后果,细究起来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达尔文法则不无关系。
既然狼奔豕突的物欲世界不能约束人的理性,那么什么样的规矩能够使人变得有所收敛呢?法学家们指出,“乱世用重刑”,当今之世,只有完善的法治才是矫治中国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可当金融危机一波一波地冲击着人们的心志和理性的时候,“法治万能主义”的神话被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在被“紧箍咒”式的法理哲学束缚了较长时间之后,人们开始回归到了德性软力量的研究。于是“以德治国”的理念便顺理成章地打入了受众的视野。但传统的德育理念过分注重各种硬性的制度和规范,又使得受教育者的思想承受度和受教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基于当前道德教育领域教育投入虚置、教育资源浪费、教育过程庸俗、教育主题单一、教育主体失态、教育效用弱化等突出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生态德育”的全新理念,指出生态德育是综合性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它强调的是一个社会德性的循环和共生,它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军事等诸领域规约到一个相互利用、相互支持、相互关心的内生态系统中,让这些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遵循生物自组织的自我调节机制而自发的进行链合和融合,最后使任何一个受教育者都在生态理念的教诲下,得以德性自生和价值重生。
在所有生态德育的理念中,对“义利观”的认识当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处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烦恼和声色犬马的滋扰,但却无法摆脱经济条件的制约和市场规则的束缚。如何认识“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呢?在这方面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哲学观更具现实意义。正如中国传统文化所认为的“须就近有道之士,早谢却无情人家。贫莫愁来富莫夸,那见贫长富久家”。此言是说,在纷纷扰扰的物欲世界里,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来识别人品呢?那就是要以传统的儒家义利观为基本的识别标准。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急功近利的小人,对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而出卖朋友的人要尽量避而远之。这一标准不仅是商家生意上必须遵循的最为简洁明了的基础法则,而且也是学术界必须牢记的一条最为灵验的识人逻辑。除此之外,单靠一个人的言语是很难识别其内在本质的好坏的。如果靠上述标准还不能看破人品的优劣,不妨再使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行为逻辑。这一规则强调的是人的品质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讲心胸狭窄的人、心地不纯的人、心怀鬼胎的人、心眼偏执的人、心地不诚实的人都会外在于不大方、不爽快、不痛快、不洒脱等必然的行为或动作。
除了人品识别要遵循一定的生态德育理念以外,在现实的社会中,还必须本着相互帮助、共存共荣的逻辑进行一切行为和活动。在这方面,墨家的“交相利,兼相爱”的思想对我们不无裨益。墨家的义利哲学强调的是互利共赢和互利互惠,这实际上已经蕴含着现代宏观经济学所指出的利益公平分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遵循着“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资源配置逻辑,而忽视了人在两次分配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这也就使得人与资源的生态融合被强制性割裂。事实上,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甚或是三次分配、四次分配都要讲求分配的公平问题,“利益均沾”只是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非常规手法,但利益分配公平却关系到政治的合法性认同和社会的长久稳定,其意义不可小视。所以,墨家一直以来都把“兼相爱”放到“交相利”的前提阶段,原因就在于只有以“爱”(良善即道德指引)的理念作为指引,才能使利益得以公平实现;否则交易主体的生态联结将会迅速断裂,交易无法实现,利润无法产生,自然市场的逻辑就形同虚设了。联系当今德育领域的突出问题,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于利益分配的生态德育思想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借鉴。应该说,义利之辩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义”和“利”的权衡关系着人的德行好坏问题,关系着人与人之间道德的和谐和互助问题,关系着分配领域的公正性导向问题。这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和同观所体现的知人善任的生态德育思想
与上面判断人品好坏的“义利”规则相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同观”则是与识别人品紧密相连的一个“知人善任”的宏观标准问题。在这一领域,孔子的哲学可以给我们指引。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君子虽然表面上和你有意见分歧,但背后他不会和你有根本的路线分歧;小人虽然表面上同意你的看法,但背地里他会违背你的意志去做影响大局的事。“和同”只是一个意见上的分歧问题,按照现代民主制的运作逻辑,意见分歧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没有必要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毕竟人是千差万别的。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缺失现代民主制度的投票机制和平等意识,使得君主识别人的品性变得十分困难。不能正确甄别自己的属僚,就不会把合适的人才提拔到适合的岗位上来。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将相们都会把孔子的“和同论”搬出来加以变通使用,并以此来选择合适的接班人。除却孔子和同思想的糟粕成分,我们发现在现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古老时代孔子的“君子小人论”就不会在人才任用问题上犯大的错误,而如果仅仅依靠考试分数或外在的东西,就有可能把各种腐败分子遴选到重要的岗位上来,其危害是可想而知的。
和同观不仅为政府人才的选拔提供了一种参考,而且也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借鉴。比如在任用学生干部问题上,如果单纯依靠对学生表面语言和行为的考量,往往不能选拔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且还会给学生管理工作造成诸多障碍。相反,通过某些问题的讨论甚或争论,密切观察学生的潜意识行为和语言表现,就可以及时发现学生深层次的心理偏好和价值导向,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发现和任用合适的学生干部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应该说,对于今天的学生思想教育来说,重视学生的表面要求一定要与挖掘学生的内在诉求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白受教育者的真实动机和想法。
四、荣辱观所体现的知耻奋进的生态德育思想
从心理哲学的角度讲,“荣”和“辱”都是人作为类本质的心源性条件反射。当人们遇到高兴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光荣;当人们遇到沮丧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耻辱。这种条件反射实际上是人的本能性直觉。也就是说,荣辱感是人的精神性因素在内生态角度的相互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荣辱思想。儒家认为,“知荣能够自强,知耻方能奋进也”。孟子则从荣辱感的人性角度探索这种心理反应的意义。孟子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不可以,之耻,矣”,把知耻作为善恶的标志。作为我国生态教育学的代表之作,《管子》的生态德育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管子》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灭亡”。也就是说,学礼仪、知廉耻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他的民众知荣辱,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因为人们在良心深处失却了根本的依靠和精神寄托,所剩下的就只有行尸走肉了。针对春秋时期战乱丛生的实际情况,《管子》还谆谆教导人们:“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即要想结束春秋时期战乱纷飞的局面,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应该以和为贵、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发展互惠贸易,不要兵戈相见、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体恤百姓的苦楚。只有安民惠民,才能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家稳定了,才能发展生产,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老百姓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百姓衣食无忧的时候,社会才能形成追求礼仪、尚荣驱辱的大好民生局面。由此看来,《管子》所提倡的荣辱观是一种追求社会内生态和谐共生的生态德育观。在这一点上,《管子》生态德育思想的政治价值取向与孔子的“仁者爱人,行之有耻”的政治目标不谋而合。总之,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荣辱思想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借鉴。
事实上,“荣”和“辱”是一对孪生姐妹,只有经得起“耻辱”,才能“反思而激流猛进”;只有低调处理好“荣耀”,才能以荣为契机奋发图强。那种不经历知耻阶段而纯粹享受荣誉的思想是极其庸俗的和错误的。正如《礼记・中庸》所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荣誉必须首先在“隐”和“微”处下功夫,既不要在暗地里做不道德的事,也不要在细小事情上违背道德,要敢于“慎独”,即在“程门立雪”的境界中享受“隐忍”的壮美。要学习越王勾践的知耻精神,在艰难的环境里积蓄力量,以寻找机会东山再起。“荣”和“辱”的客观生态关系,使得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有时为了获得荣誉还应该给自己人为寻找一些压力,让自己在“知耻”的境界中为新的光荣积累动力;有时因为各种原因暂时获得了一定的荣誉也不要沾沾自喜,应该回味成绩的来之不易,要继续坚持以“耻”为动力的思想,为了新的荣耀而卧薪尝胆。这就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德育”理念。坚持生态德育的链合思想,就能做活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启蒙,使受教育者不至于走向生态链的极端,而遗憾终生。
五、身令观所体现的为人处世的生态德育思想
“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辩证关系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身教示范,指出道德教育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身垂范。这一方法强调教育者要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示范性地影响、教导受教育者,从而给受教育者以启迪作用。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只有教育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受教育者才会以此效仿,并以身垂范。相反,如果教育者要求受教育者做到的规范自己都没有做到,那么受教育者就会反其道而行之。对于掌权者来说,只有以身作则带头搞好道德修养,才能使百姓的思想和言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才能安民治国。“身令观”反映的是身教与言教的内生态关系,这一思想对于新时期搞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身令观”所体现的身教和言教的关系反映到为人处世的微观领域,就是要做到“己”和“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正如孔子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只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能很好地理解个体之间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才能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遵循利己利他的生态法则;否则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把自己的示范作用转化到负面的方向中去。至于如何做到社会个体之间的生态和睦,孔子强调要注重自己的德行修养,孔子指出:“克己复礼,天归仁焉。为仁由己,而有人乎哉!”即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充分体谅他人的想法和社会需要,才能成为知书达理的人;修心养性的关键是自己,自己德行的养成要靠自己的艰苦修炼,不能靠别人的督促和劝说。这种注重自身修养锻炼的哲学,实际上已经预设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宽恕善解的类生态规则。当然,注重自身的修养,并不是说自己独处的时候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说心里要时刻想着别人的需要和看法。对政治家来说,就是时时关心民众、事事想着民众,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己”说恰恰是“身令观”所延伸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基本生态哲学。这种突出人己关系、强调以身作则的教育学说对于建设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
六、上下观所体现的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思想
除去“上下观”所映射的等级观念不说,中国古代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的因材施教思想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因材施教的理念肇始于人生存环境的变化,正如墨子所言:“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则变。”也就是说,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亲缘关系、所受教育、思想品德都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随着环境的变化来认识人、来教育人,才能真正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正确实施个性化的道德教育。事实上,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出的“上下观”旨在说明:从循序渐进、教不躐等、因材施教等教学原则来看,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而具有中等资质或道德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较高的学问或道理。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孔子强调“中人论”并不是说人是预先可以划分成三六九等的,除却孔子“中人论”中的历史制约成分,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上下观”所体现的正是因材施教的生态德育理念,这种生态关系是内生态思想在德育领域的突出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老子也曾经研究过人的悟性差异对人接受学问深浅的影响,并适时提出了道家的“上下观”。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曰不笑不足以为道。”从表面上看,老子是在向他的弟子解释什么是“道”,但细心纠察我们发现,老子在这里主要是强调人的差异性以及这种智力差异对人接受教育方式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老子分明是在教诲世人:如果没有悟性,即使通过巨大的外力作用,逼着做、哄着做、催着做,效果也不会太好;而只有因势利导,采取与受教育者密切沟通的生态教育原理,才能打通受教者和教育者之间的交流鸿沟,才能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正所谓“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虽然老子的“上下观”具有预先设定好等级成分的嫌疑,但老子所指出的根据人的自身智慧素质和身体素质进行分类教育的生态德育学原则,时至今日仍不乏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惊铎.生态德育是一种崭新的德育观[J].新华文摘,1999,(1).
[2]吴鼎福,诸文蔚.教育生态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论文关键词:阳性文化;阴性文化;和谐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倾向,如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自杀现象,中学生、研究生还有青年教师,甚至中青年的博士生导师,都曾经报道有自杀现象;再如不良商贩似乎也越来越多,如“黑心棉”、“黑心米”、“黑心肉”以及“黑心奶粉”事件等;暴徒砍死砍伤多名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学生暴力现象也屡次出现,如马加爵事件,一名十四岁的学生在学校门口砍死另一位17岁的学生,只是因为一个女生的QQ号而吵架,甚至有四名中学生只是因为好玩而打死精神病患者的事件发生。如此漠视生命,道德缺失,这样一些社会现象,不由得我们不深思。对于自杀现象,有人曾经做过调查总结得出,学习和就业压力、情感挫折、家庭变故、心理障碍等等,是导致轻生的几个主要原因;对于不良商贩,则有人归结于中国人缺乏信仰约束,以及过于务实,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而对于学校暴力事件,则是由于学校的心理教育不够及家庭等因素造成的。诚然,上述的具体原因都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在现如今快速发展的科技社会中,中国现代教育中的西方科技文化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关系未处理好所导致的。
自19世纪中期中西方文化开始激烈碰撞,西方文化大举人侵中国文化,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制度等,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教育都是以西方先进科技教育为主,所教授的思想及理念也多是西方观念,甚至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全西式的教育,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却不够重视,甚至有时候选择性的忽略,这是不对的,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沉淀和底蕴,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贸然否定任何一种都是错误的,应该抓住不同文化的核心思想,与时俱进,扬长避短,有机结合。
对于文化差异,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而早期的科学活动往往是和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宗教文化又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科学理念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着人文科学、宗教文化的发展。西方的宗教是独神论的宗教,它具有较强的理性、理想化、排他性以及侵略性等阳性特征,是一种刚性(阳性)的文化,这从西方宗教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以及多次的等事件便可看出来。这样一种刚性文化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常是促使人们去强力改造自然以使之适和人类,这对于人类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它使得近代科技在西方产生并迅速发展,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而随着自然科学和数学的高速发展,以及它们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宗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白然科学技术以及数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逻辑性、唯一性等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们的思想以及世界观,使之更具阳性特征。
这也是近代西方社会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大肆进行侵略、扩张、掠夺,以及种族歧视等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和原因。西方文明注重技术层面的探索,利用技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己斗”,在“斗”中发展,这在一定时期对人类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正因为“斗”,这也是一种很容易产生争斗的文化,如宗教战争、种族战争、侵略等,不利于人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和影响最为深远广大的是儒教、道教和佛教,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这需要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以及一个强调和谐宽容的社会环境。道教强调的是无为、隐世、顺应自然、与自然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佛教在传人中国以后,深受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的影响,由达摩祖师所创立的禅宗,以及其他流派,如三论宗(又名法性宗)、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等,它们与道教一样,都是强调容忍、包容等,具有很强的阴性特征,都是柔性(阴性)文化;而儒家思想,一方面,它强调积极人世、治世、上进等,具有一定阳性特征,而另一方面,作为统治阶层的工具,它又强调和谐、宽容以及中庸等,具有一定的阴性特征,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总的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在上层精英阶级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而在广大普通群众阶层则是柔性文化。
总体来说是一种阴性为主的文化,它注重社会的稳定性及人的根性方面的探索,主张“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与己和”,这种文化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常是促使人们去顺应自然,或者是轻度的改造自然,它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它使得中国文明延续至今并持续发展着,然而这种文化却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技术层面,以至于近代中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过程中,中国人民由于技术落后而倍受欺凌。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不仅赢得了世人的关注与尊重,也唤醒了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重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大势下,中国要完成从有形的“中国制造”到无形的“中国创造”的跨越式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设计的创新,而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于工业产品设计中又是一个创新的渠道,使“中国创造”更具特色、更具民族性。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其传统文化更是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在现代的各个设计领域,如包装设计、产品设计、舞台设计、园林设计等等,已经有很多设计案例成功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得设计具有一种浓郁的文化底蕴。设计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得益于文化的滋养,同时也传承着文化的理念,因此,对于现代工业产品的设计和研究来讲,如何清楚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并加以合理的应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和涵盖范围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涵盖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蕴藏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总而言之,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看到它就能联想到中国,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无论是物质形态还是思想文化,无论是材料还是颜色,无论是建筑还是服饰,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宝贵的、可供借鉴的设计资源。
1、动植物类,包括麒麟、龙、凤、鹤、龟、大熊猫;梅兰竹菊(梅花、兰花、竹子、)、松、柏、牡丹等等,由于印刷工艺技术的提高,在外观上很多工业产品都会有一些画龙点睛的图案,这样不仅使得产品外观更具个性化,也提高了产品的文化品位。
2、服饰类,唐装、深衣、襦裙、直裰、绣花鞋、老虎头鞋、旗袍、伪唐装、肚兜、斗笠、皇冠、凤冠、丝绸等,还记得阿莱西的设计师StefanoGio—vannoni设计的“TheChinFamily一清宫系列”吗,这套设计作品是设计师根据清宫的人物服饰和肖像设计的调味瓶、计时器、研磨罐等,使得中国历史文化与时尚家居完美融合。
3、乐器类,包括筝、笛子、二胡、鼓、锣、古琴、琵琶、箫、埙、唢呐、芦笙,还有一些板类乐器,如响板、梆子、木鱼等。这些中国传统乐器历史悠久,很多乐器的形态都是经典之作,现代工业产品的外形设计可以加以借鉴。
4、琴棋书画类,琴棋书画在中国古代常用来形容文人骚客(包括一些名门闺秀)修身所需掌握的技能,现在来表示人的文化素养。棋类包括中国象棋、中国围棋、麻将以及与棋类相关的对弈、棋子、棋盘等;书包括中国书法、篆刻印章、文房四宝(毛笔、墨、砚台、宣纸)、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竖排线装书等;画包括国画、山水画、写意画、敦煌壁画、八骏图、太极图(太极)等。很多现代的平面设计和影视设计作品都从古代的绘画中汲取灵感获得成功。
5、器物类,玉(玉佩、玉雕等)、瓷器、中国结、景泰蓝、中国漆器、彩陶、紫砂壶、蜡染、兵器、青铜器、古玩、鼎、金元宝、如意、烛台、红灯笼、黄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糖葫芦、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芭蕉扇、桃花扇、罗盘、八卦、司南等,这些器物的形态都可以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6、民俗民风类,对联、门神、年画、鞭炮、饺子、舞狮、中秋月饼等。
7、民间艺术和工艺类,如剪纸、风筝、中国刺绣、中国结、泥人面塑、龙凤纹样、回纹、祥云图案、风眼、千层底、檐、鹫、脸谱、皮影、武术等。最经典的一个设计便是祥云火炬了。
8、建筑类,长城、牌坊、园林、寺院、钟、塔、庙宇、亭台楼阁、井、石狮、民宅、秦砖汉瓦、兵马俑等。
9、思想文化类,诸子百家的思想,特别是儒家(孔盂思想)、道家(老子、庄子)等思想对现代产品设计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庄子阐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教育人们应该与自然和睦相处,体现在产品设计上就应该讲求绿色设计,讲求简约为美的理念。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案例
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在产品设计中已经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为产品带来高附加值,也已成为本土企业打造高端品牌的重要武器。
2008年方正推出的卓越$2008就以中国红和牡丹的图案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在我国,兰花给人以极高洁、清雅的优美形象,同样是方正2008年推出的卓越i500台式机的机箱前滑盖处印有兰花图案,给人以典雅的感觉。与此相仿的,2008年初,联想公司了一款奥运会火炬典藏版笔记本电脑,这款产品的外壳以中国印象的“漆红色”色彩与“祥云图案交相辉映,蕴含着吉祥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视觉效果冲击力十足,整体机身小巧、轻薄、精致。笔记本表面仿漆盒工艺,更体现了华贵高雅的品质。
在形态上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设计案例也有很多,比如TCL女性品牌蒙宝欧(MBO)“旗袍”系列手机,该系列是意大利设计团队专门为中国女性打造的,以古典民俗的旗袍元素为核心,集合了中国特色元素比如灯笼、折扇、中国结、窗棂、丝绸等,手机的外观非常个性非常女性化。手机的背面有的还采用了旗袍上面的盘扣式样,很是新颖。
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在国内应用广泛,在国外的设计中也备受推崇,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2006年度德国红点设计概念奖中,最受瞩目的红点设计概念至尊奖授予了源自德国制造而又蕴涵着“八卦”理念的“阴阳”椅。中国传统的阴阳八卦与家具设计相融合,不仅时尚美观,在人机和功能上也较为完善。
在材料方面,瓷器、竹子等比较有中国特色的材料在产品设计中应用较为广泛。
此类产品设计案例不胜枚举。国际著名的汽车设计大师乔治亚罗说:“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没有文化内涵的产品设计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深厚,将其精华应用到产品设计中,将使产品设计具有很好的文化支撑。
三、传统文化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于工业产品设计不能仅仅是简单的在表面堆砌,既不能刻意追求或者硬贴在产品造型上,又不能把传统文化泛滥使用;而是应该从符号学的角度从深层次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结合产品的特点和功能,提炼出某种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内容,从而进行创作。在外观设计上,在深入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符号的基础上逐步对其挖掘、变化、改造,结合产品的特点,与外来元素完美融合成为时尚的设计;
在形态设计上,在对产品有充分的理解,从而借鉴中国传统的器物的形态或部分形态加以改造,从而成为产品的一个有特色的设计元素。如诺基亚6108,笔化作剑,构思巧妙,整体像一个背剑武士,造型有气势,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祥云火炬,创意灵感来自“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祥云”图案。祥云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具有上千年的时间跨度,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其造型的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的纸卷轴。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对物的设计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比如墨子的“非乐、节用”思想,阐明了对物的设计不能过于繁杂,庄子的“返璞归真”思想,阐述了生态自然、绿色设计的思想,韩非子的“物以致用”,强调了产品的功能最大化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些先民的造物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针对产品的设计提出,但对现在的工业产品设计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四、总结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可以使医学生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懂得敬畏生命、珍惜生命,提高自我生命的价值,对医学生树立拯救生命的崇高理想有重要的作用。
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命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学生将要承担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工作,如何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是当前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就是教会医学生接受和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价值,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医学生从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了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品德的养成上和学业的精进上,不自觉的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解读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2.2培养医学生博爱的思想情感,善待珍爱实验动物的生命
仁爱思想更高的要求是博爱,医学生不仅要善待病人的生命,而且要珍爱所有的生命特别是实验动物的生命。“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边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要其他生命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把其他动物也包括敬畏生命是智慧的开端在内。”医学生在学校学习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医学实验。在医学实验中,有些学生对动物表现出冷漠甚至冷酷如:麻药还没打,兔子已经被辅助按压的助手按死,上课不听讲,做起实验全凭感觉,做完实验不管动物的死活随便抛弃的等。这就给我们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珍爱动物的生命对于医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科学,我们不得不牺牲他们,所以,在医学院生理及药理实验教材的开始都写着:我们必须感谢那些为了人类文明,作出牺牲的动物。实验结束后,我们要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它们的生命,结束它们的痛苦。对于实验动物,人类最朴实仁爱之情远比那些深奥复杂的理论更加有力,医学生要用德性的光芒庇护生命,以尊敬之心对待动物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珍爱动物生命的论述,《孔子家语·论政》中有“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孟子讲“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苟子也指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苟子·强国》)。古代名医孙思邈日“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朱熹亦日“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天,不覆巢,”(《朱子语类》卷十五);明代高攀龙曾告诫家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药言》)等等这些思想告诫我们,医学教育要培养的医学生要对生命、痛苦和死亡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尊重和善待动物生命,关系到医学生的内心情感,触及人性深处的悲悯之心。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关爱之情,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可以保存和涵养医学生的仁人善心,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正是他们将来做医生最可宝贵的道德情操。 另外,尊重遗体,尊重器官捐献的家属的意见,以严谨的学习态度对待每一个遗体,认真做好尸体的保护和善后处理,做到情理兼顾,使死者家属感到关爱和慰藉,也是医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3教育医学生“君子学道以爱人”。博学多识,提高生命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不仅要珍惜生命,还要让生命绽放异彩,让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孔子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是对生命的最大亵渎,“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仁而且智“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才能提高医学生生命的价值,实现“赤诚救世”,“仁爱救人”的抱负。《素问·著至教论>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告诫:“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明代徐春甫在说:“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他要求医生应该博览群书,刻苦好学,做到即之在心,慧之于目,否则便会贻误病人,明确指出医术高超的重要性。为了施行仁术,医生不但要刻苦学习,而且要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态度。中说:“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病有六大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知病,失于不知药”等,这些论述都说明从医者掌握丰富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医学生应该努力学习,精勤不倦,博学多识为将来从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自己生命的价值。
4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高境界。教育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
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最终目的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作为医学生,除了具有敬畏生命的意识,珍惜生命的理念,博学的知识外还必须有崇高的理想。首先,要教育医学生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命固然重要,但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更为重要,“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于祸难之事……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的价值比万物有突出的优势,人之生命在世界万物中具有最高价值,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与其他生命相比人有人伦道德“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人的生命价值的高贵之处就是能够追求崇高的理想,“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其次,医学生树立济命扶危、保卫人类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理想是崇高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礼记·中庸>日“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拯救生命的事业因其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伟业,才彰显出其崇高的价值。最后,“志不坚者,智不达”(《墨子>),医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充满艰辛,具有很大风险性,疾病的侵袭,灾难的发生都要求医务工作者冲在最前面,只有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理想,才会在生存、利欲与理想信念发生冲突以生死来做抉择时“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做到舍生取义,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
种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独立、封闭发展的过程,对外来文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中,已经能够自觉地、有选择地吸取利用当代西
关键词:插画;明代纹样;清代纹样
1 现代插画艺术概述
1.1 插画的定义
插画包括(1)插画、图解;(2)例证、实例;(3)举例说明。《辞海》对“插画”的解释:“指插附在书刊中的图画。有的印在正文中间,有的用插页方式,对正文内容起补充说明或艺术欣赏作用。”
1.2 插画的艺术特征
插画艺术属于视觉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其自身的艺术价值和审美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种:
目的性与制约性:插画脱离纯艺术作为现代商业的产物,它不仅有一定的艺术性,同时还根据市场设计变化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达到宣传产品的效果,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制约性。
形象性与直观性:我们处于网络时代,人们更愿意观看图片而不是大量文字信息。插画将我们所要表达的事物和情感形象化、幽默化,从而直观地传递出我们想要表达的观点。
审美性与趣味性:当今快节奏的生活现状,插画的艺术性、审美性和趣味性把人的精神状态调节到慢拍的文化审美中。成功的插画会给欣赏者在视觉、心灵上的一种冲击、惊叹,带动欣赏者的情绪。
创造性与艺术想象:插画艺术的商业性、艺术价值和丰富的想象力是整个插画的精髓,它用无形的线牵动着观赏者的心。
现代插画由于媒体、内容、表现手法、诉求对象的多样性,它的审美标准也具有多样化、多元化的特征。
1.3 国内外插画的发展状况
随着网络和数码技术的发展进步,插画由原来传统的绘制方式向电脑绘制转变。插画的运用也随之越来越广泛。
美国的插画市场非常发达,欣赏插画在社会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方面有大量独立的插画产品在终端市场上出售,如插画图书、杂志、插画贺卡等;另一方面插画作为视觉传达体系(平面设计、插画、商业摄影)的一部分,广泛地运用于平面广告、海报、封面等设计的内容中。
日本的动漫产业发展十分成熟,而插画是动漫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在CG技术进入插画领域之前,手绘插画和传统二维动画已经在全球动漫产业打造出了一片天地。我国虽然起步晚,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插画市场也逐步形成并发展良好,大量中国元素的使用使得我们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2 明代的传统纹样
2.1 时代流行的纹样:云纹、缠枝花纹
云纹:云纹是中国古代乃至当今装饰纹样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纹样,被运用于绘画、服装、建筑纹样、雕刻等艺术品和工艺品上。在情感表现上,古人长期的采集和耕作实践,对云和雨决定收成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在艺术形式表现上,富有环绕感、延伸感、起伏感和回旋感。
缠枝花纹:瓷器的一种装饰纹样。枝茎缠绕,呈连续的波状线,枝茎上填以花叶,花大叶小,构成缠枝花,故名。例如,缠枝牡丹、缠枝芝等纹样,就是明代宣德时期瓷器上的纹样。
2.2 主要传承纹样:龙纹、凤纹、鱼纹
龙纹:龙是古人创造出的神兽,古人认为龙是权利和威严的象征,是尊贵帝王的象征。在风格上,明代龙纹比清代龙纹造型更为夸张、狰狞和粗狂。龙纹常与宝珠、花卉、水草等装饰图样一同出现,组合方式十分多样。
凤纹:凤同样是古人创造出的图腾纹样之一。凤的造型为“龟背、鸡头、无彩色、蛇颈、鱼尾、燕颔、高六尺许”。在古代凤通常与龙一并出现,旨在传达龙凤呈祥的寓意。
鱼纹:鱼纹有抽象表现形式也有具象的表现形式,多表现鱼的形态,有三角形、方形、不规则形,鱼的基本形态如鱼鳍、鱼眼、鱼鳞,表现丰富。
2.3 一般纹样
植物纹就是以植物为主题的纹样,有表气节的岁寒三友纹、表意趣盎然的皮球花纹、表富贵的牡丹纹等。动物纹有海马纹、云鹤纹、狮鹿纹等。
2.4 结语
本章是对明代流行纹样、主要传承纹样和一般纹样作一个总体概述,其艺术风格达到了十分精炼的程度,具有端庄、敦厚的特点。以云纹、缠枝花为代表,是明代最为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在陶瓷和织锦上比较常见。
3 清代的传统纹样
3.1 清代流行的吉祥图案纹样
吉祥纹样就是以动物纹或植物纹等纹样作为素材,取其“形”“意”“音”组成含有一定寓意的纹样图案。吉祥图案的纹样有下面几种表现方式:
表现“福”的:五福、福如东海、天官赐福。
表现“寿”的:寿桃、嵩山百寿、蟠桃祝寿、寿比南山、杞菊延年、猫蝶、麻姑献寿、华封三祝、海屋添筹、万寿藤。
表现“丰收”的:灯笼纹、庆丰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表现“财富”的:摇钱树、刘海戏金蟾、财神、聚宝盆、元宝。
表现“平安”的:马上平安、竹报平安、河清海晏。
表现“如意”的:三阳开泰、和合二神、柿、灵芝。
表现“学而优”的:鲤鱼跳龙门、黄甲传胪、独占鳌头、连中三元。
表现“做官”的:一品当朝、青云直上。
3.2 主要传承纹样
主要传承纹样有龙凤纹、龙纹、九龙、凤纹。这些吉祥纹样不仅适应了人们对装饰美的追求,也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这种对生活的希望和美好的理想也随着经济发展的要求表现在了现代插画上。企业多在重大节日上运用这些吉祥纹样表现他们产品的内涵和美好寓意。
3.3 结语
吉祥图案纹样之所以流传时间长、应用广,说明它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吉祥图案的多种表现手法在传统图案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4 传统纹样对创造中国风格插画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技术的提高,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审美情趣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与之相伴的各种艺术形式也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同样,中国传统纹样作为古人智慧的结晶在插画艺术的运用上,也必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中国传统纹样在表现形式、服务对象上发生了变化。当然,继承并不意味着拘泥于过去,在设计中单纯地奉行“拿来主义”,不推陈出新,将会导致民族传统艺术发展的停滞。通过研究中国传统纹样的种类和表现形式,使中国传统纹样充分应用于现代插画艺术中。在传统纹样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外形的提取、打散和重组,并创造出新的具有时代气息的新纹样,将其融合到中国式插画中,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插画风格。
参考文献:
[1]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2] 傅振伦.明代瓷器工艺[M].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1955.
[3] 尤薇.浅析当代插画的发展及未来[J].华章,2012(34).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创作:道家自然观;人化的自然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态学中,“生境”fhabitat)又称“栖息地”.是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处的特定环境.比一般说的环境更为具体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除了遗传基因.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在一个人个性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生长发育来说,早期经验更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影响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审美情致、审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从一个文学艺术家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得的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时向人们诉说的:“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绿色的嫩芽”。
自然环境对于作家童年心灵的濡染.沈从文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沈从文出生在封闭而又美丽的湘西风凰县.那里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童年的沈从文尽管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禁锢.但是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冲破这种牢笼.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会人生中顽童沈从文对书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这使他能超脱学校与家庭的束缚.甚至是摧残而进入与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为一体的身心两自由的境界.而他对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沈从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过,20岁后他才到北京求学.然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于是。童年静美的生活记忆.故乡淳朴的民俗风情.一齐涌出沈从文的笔端湘西的淳朴民风和秀美的山水风光造就了其阴柔内向,酷爱幻想的气质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对“乡下人”精神的张扬这一心理倾向.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有着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的“人性”的赞扬和对“城里人”的讽刺沈从文经常自诩为“乡下人”或“乡巴佬”.以与城里人相对照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浓厚乡村气息的笔触和传统的情操同“现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达到心理的平衡这一点既不同于艾芜的边地作品.也不同于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表现对纯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朴的怀恋。
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沈从文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通过个人的哀乐而达到人类之爱的企图不正与道家“自爱”与“爱人”精神如出一辙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人物极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这些平凡普通之人却具极高的心性.他们与世无争.自珍自爱却又能与世共融.他们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和执着.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边城》中摆渡的老人因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敏感.被傩送二老误认为“弯弯曲曲”“不利索”,过渡人给的钱.他坚决不收,有时推却不了.他也决不占人家半点便宜.必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烟草供过渡人享用在外人看来,老头是助人为乐。是爱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稳与平衡.是出于自珍自爱.所以在这里自爱与爱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重自然是沈从文对道家精神的认同重视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认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个‘自然’”沈从文认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沈从文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个体生命展示个性的舞台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极力渲染各种自然环境因而沈从文又说.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但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来,也即先生所说:“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从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约束。
沈从文重自然源于他的个性与生活经历孩童时的沈从文很顽皮.想尽办法逃学,拼命从自然这部书中吸取养分沈从文的自传里就说过:“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他喜欢水.他认为自己幼小而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分不开水教会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岁时.沈从文成为一名军人军人的经历让他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出:“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沈从文的创作是一部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关怀人性是其根。3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繁.沈从文先后当过士兵、班长、文书、书记,过早经历了生活的残酷和战争的野蛮.然而他的作品却呈现与同代作家不同的世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主要描绘了正在变革的社会现实.其作品的批判色彩甚为浓厚与此不同.沈从文在生命的建构与人性的缅怀中淡淡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对自由人性的歌颂与对自然的崇尚是庄子生命哲学的精髓所在.庄子哲学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歌颂生命.歌颂人的自由自在的存活状态他生活在乱世.那时的人们人性扭曲,生存压抑.生命处于极不自由状态庄子以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超然姿态实现了自我对生命与人性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