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危机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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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货币危机理论；道德风险模型；羊群行为理论；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70年代后期的拉美货币危机开启了学术界对于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Paul Krugman是其中的先驱者，早在1979年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构造了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他提出的货币危机的理论模型主要受Salant等（1978）对于商品价格稳定机制研究的启发。随后，Flood和Garber及其他学者基于Krugman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对货币危机模型进行完善、修正，最终形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

在Krugman模型中，一国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不协调导致危机的爆发。当政府实施的扩张的货币政策和具有赤字化的特征的财政政策，本国货币的供应量会因此增加，外币的影子价格上升，即本币贬值，理性的投资者会抛售本币，持有外币，保证自己的资产不缩水；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本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央行会以固定的汇率卖出外币。在这一过程中，央行的外汇储备会随着赤字的货币化的加深不断减少，直至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固定汇率机制就会崩溃。而事实上，市场上的投机者的存在加速了这一过程，他们在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开始理性的投机冲击，不管外汇储备有多少，都会将其消耗殆尽。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源于宏观经济政策不能与稳定汇率政策协调一致。在Krugman模型提出之后，诸多学者继续改进、完善Krugman的工作成果。Flood和Garber（1984）放弃了Krugman模型中市场上完全预见信贷过程的特征，将随机因素引入，认为投机攻击的时间的不确定性，构建了简单的线性模型。Connolly和Taylor（1984）着重突出一国商品在汇率崩溃前出现的相对价格行为，通过对蠕动盯住汇率体制的研究，指出汇率崩溃前存在的实际汇率升值和经常项目恶化的现象。

Krugman模型及其他学者的扩展一起构成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又称为理性攻击模型，认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的恶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较好地解释了“拉美型”货币危机，如1973～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1978～1981年的阿根廷危机。针对危机发生的基本面恶化的条件，政策制定者必须保证经济政策间的协调一致，维护加强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保证基本经济面的良好。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全盛，然而第一代模型中，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外生性的变量，并没有考虑政府行为的影响。但是，事实上很多发生危机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政府的行为在危机中也是有影响的。Obstfeld等人针对欧洲货币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货币危机的第二代模型。

在第二代模型中，Obstfeld等人将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放入模型中，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主体，会权衡利弊得失，既会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也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同时，他们提出了自促成的概念，即在外汇市场上的投资者和央行之间会存在相互之间根据对方的行为修正自己的行为的现象。如果公众对于央行维持汇率的目标的能力失去信心，或存在预期上的偏差，中央银行相应认为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大大增加，由此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这个模型虽然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但仍然重视经济基本面的情况。同期的另一些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认为危机的发生不一定建立经济基本面恶化的情况下，即使不存在恶化的经济基本面，危机也可能发生。在投机者的恶意攻击下，市场上其他的投资者的预期发生变化，在“传染效应”和“羊群效应”的作用下进一步推动危机的发生。

第二代模型和第一代模型的共同点是都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性，不相同的地方是，第一代模型认为过多的国内信贷创造促成了中央银行的货币贬值或汇率浮动，而第二代模型认为在货币危机发生以前并不存在政府政策上的不一致，是危机本身导致了政策的变化。第二代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所谓的“欧洲型”货币危机，如欧洲1992～1993年的货币危机和墨西哥1994～1995年的比索危机。对于政策指导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先天不足”需要辅以相应的资本管制政策。

三、新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上个世纪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出第一、二代模型的缺陷，理论界开始寻找新的模型解释新的货币危机。这次危机主要是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低，缺乏谨慎监管导致信用扩张造成，由此，许多主流理论分析逐渐开始将目光转向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变化等方面，跳出汇率机制、公共政策等宏观经济分析范围，由此提出一系列基于金融中介的金融危机模型。下面对这些模型作简单介绍：

1.道德风险模型

道德风险是金融市场中借贷者的不道德行为而导致贷款方式损失的风险。Krugman的模型中主要指金融中介的不道德行为，尤其是金融中介有免费的担保而且监管不严时，这时经纪人会比较冒进，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贷款风险，整个经济很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在开放的经济体系的角度来看，如果国内的金融机构无法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时，国内投资需求的过度会促成利率的上升。国内的金融机构转而向国际市场融资，政府在其中为国内的金融机构做免费的担保，就会导致经济的过度投资。如果国外的债权人停止为国内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政府为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得不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其中的资金空缺，由此在投资者预期中的通货膨胀就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通过回顾货币危机中韩国等的表现，Burnside等认为政府为金融部门提供大量的贷款担保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亲缘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银行、企业等借贷部门与政府机关的密切关系，使得相互之间存在担保关系，道德风险加大。

2.金融恐慌危机模型

金融恐慌危机模型又称为“D-D”模型，最初是由Diamond和Diybvig（1983）在分析银行挤提现象时提出的。金融中介尤其是银行的基本功能就是以短贷长、期限转换，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变得具有流动性。该模型认为在这一特性下，存款大量存放银行时，银行的贷款能够支持长期经济投资，存款人得到合理的存款利息。然而一旦发生经济恐慌，大量的存款人提现，银行面临挤兑风险，

银行的资金流动性不足，只能停止支持长期经济发展的项目贷款，由此造成银行的损失，银行也失去全额支付所有存款人本金和利息的能力，导致所有人都受到较大的损失，这种现象被称为“金融恐慌”。这种情况之下，企业也会陷入资金困境，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发生挤兑现象，货币危机爆发。

3.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

在用前两个模型——道德风险模型和金融恐慌模型解释东南亚危机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展使Krugman意识到传递、传染的重要性，因此他加入了另外两个因素：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决定其在投资方面的作用，资本流动在影响实际汇率方面的作用。对于这两个方面，他与Aghion作出了新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与外币的风险头寸是同向关系，在“资产负债表效应”下，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加大。他们认为在亚洲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偏大，银行为企业提供贷款时要求足额的担保。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国内企业的财富水平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总投资水平，因此，当一个国家国内的企业持有大量外债时，国外的债权人不会乐观地看待该国的经济，减少对该国的贷款，由此导致本国的货币贬值，国内企业的财富下降，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下降，经济逐渐萧条。整个过程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虽然这个资产负债表危机模型提出了对资产负债表效应的考量，但是关于企业的外债累积的程度，还有对危机的影响程度，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4.货币危机的羊群行为理论

在个体根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相近或相似的行为时，羊群行为就会产生。一般认为，羊群行为主要发生在投资者信息不完备或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预期形式模式下。当市场上的投资者根据对方的行为来获取对方的投资信息时，模仿他人会被认为是一种理智的行为。Krugman（1998）分析金融市场上发生这种行为的原因是委托的问题。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跨国投资的资金一般交由人代为管理的，在资金涌入某个新型市场化得国家利用利差赚取差价获益时，即使人认为这样的投资存在较大的风险，他也会倾向于跟进，因为如同“法不责众”的道理，如果所有的投资者都获益时，自己因为担心风险没有跟进，会被指责无能；相反，若是亏损，损失可以所有的投资者一起承担。

5.金融过度危机模型

针对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Krugman 提出了新的想法，在他看来，货币危机一种原因是一个国家本币的实际贬值，或者是经常帐户的出现逆差和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逆转。在这个理论中，Krugman 介绍了金融过度的概念。金融过度是指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国内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无障碍，金融机构会成为风险偏好者，将资金大量投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引发金融泡沫，诱发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许多人将金融过度作为金融深化的表现，反对过度的金融监管，由此导致政府对于金融危机的插手太晚，危机发展深化。（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04期.

[2] 金洪飞.货币危机理论综述[J].当代经济科学，2001年05期.

[3] 陈雨露.国际金融理论前沿问题评述[J].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07期.

[4] 傅小斌.金融危机的最新理论及评述[J].经济师，2003年04期.

[5] 王喜平.货币危机理论与模型：文献综述[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4年04期.

第2篇：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货币危机银行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

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第3篇：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关 键 词：货币错配；银行危机；货币危机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4-0049-06

一、引言

货币错配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包括国家、企业和家庭等）在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过程中所存在的资产与负债或收入与支出计值货币不同的一种状况（夏建伟等，2006）。[1]显然，汇率的波动会导致存在货币错配状况的经济主体的净值或净收入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并导致有关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等）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现行以美元和欧元作为“关键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一国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货币错配问题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本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和国内金融市场欠发展的新兴市场中。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型货币危机的学者（施建淮，2001；Bunda, 2003）发现，这些经历过危机的新兴市场具有如下一些基本事实：实行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进行了迅速的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大量国际资本经由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中介流入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中存在着严重的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明确地或隐含地对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行担保等。[2-3]据此，一些学者们认为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会对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而且可能是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Mishkin, 1996; Krugman, 1999; Allen et al., 2002; Mulder et al., 2002)。[4-7]

进入21世纪后，新兴市场在经历了艰难的发展初期后，经济普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贸易项目上的逆差已经缩小或转为顺差，货币当局的外汇储备和金融机构的净对外资产开始不断增加，但经济总体的净对外头寸和净国际投资头寸仍然为负值并在增加（少数新兴市场除外）。因此，在新兴市场中，存在着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的外汇储备和净对外资产不断增加与经济总体负的净对外头寸和净国际投资头寸（净对外负债）呈扩大趋势的两种不同方向的货币错配。新兴市场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的外汇储备和净对外资产的不断增加，直接对本币形成升值压力；而经济总体的净对外头寸和净国际投资头寸为负，则可能对本币价值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进而可能影响新兴市场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

根据新兴市场的经济特征，研究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对其金融安全的影响，并积极采取针对性措施控制货币错配积累，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货币错配条件下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发生机制；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文献回顾

在对过去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类不同的银行挤兑模型：一类是纯粹恐慌的（或自我实现的）银行挤兑模型(Diamond and Dybvig, 1983; Waldo, 1985; Wallace, 1988)，[8-10]另一类是基于信息的银行挤兑模型(Bryant, 1980; Gorton, 1985; Chari and Jagannathan, 1988; Jacklin and Bhattacharya, 1988)。[11-14]前者认为，银行在为存款人的偏好冲击提供保险的同时，导致了本身资产负债表上的期限错配，从而形成了内在的脆弱性，因此银行和银行挤兑就像孪生兄弟一般。挤兑使银行失去偿付能力，但在不出现挤兑的情况下，银行具备履行偿付责任的能力。因此，挤兑是一种自我实现的低效率的均衡。这类银行挤兑模型没有考虑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尤其是银行的不良业绩，因而得不到实证的检验。而后者通过引入双向信息不对称问题，发现当一部分存款人获得关于银行风险资产回报的中期不利信息（而不是担心其他存款人的行动）时，银行挤兑会成为惟一的均衡而发生。①也就是说，基于信息的银行挤兑模型认为挤兑的根源是银行的不良业绩。此外，这两类银行挤兑模型的共同特点是基于封闭经济条件而构建的。

关于货币错配与银行危机的关系，近年来得到了较多的研究。Mishkin(1996)首先提出，正是由于企业和银行收入与债务的币种结构不同，引发了墨西哥的银行危机。[4]同样，Krugman(1999)也指出，随着货币危机的爆发，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加重了亚洲银行危机。[5]Chang and Velasco(2000)在关于银行危机与一个国家总货币头寸和固定汇率制度之间关系的文献中，形成了一个分枝。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浮动汇率制度，并且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有限，那么更可能发生银行恐慌。其原因在于，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每个存款人为维持其存款的外币价值，都有激励成为对银行进行挤兑的第一人；而一旦外币流动性耗竭，本币就会贬值。[15]Petrova(2003)指出，如果银行没有对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进行匹配，那么它们面临着汇率风险；如果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是相同的，那么银行将货币风险转移给了它们的客户。银行挤兑取决于银行部门和实际部门的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和存款人对未来贬值的预期，但只要存款美元化和贷款美元化造成银行或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存在货币错配，都可能引发银行危机。[16]施建淮（2001，2005）通过将基于信息的银行挤兑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分别构建了一个双重危机模型以研究银行和企业经营业绩等微观经济指标恶化，或本国货币未来价值的中期不利信息而导致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发生机制。[2][17]陈晓莉（2005）则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及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本币升值冲击可能导致银行危机的发生机制。[18]由于货币错配具有净外币负债和净外币资产两种表现形式，而这些文献主要研究了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与银行危机的关系，只有陈晓莉（2005）的研究是例外。

根据新兴市场的上述特征，本文在Jacklin and Bhattacharya(1988)、施建淮（2001，2005）和陈晓莉（2005）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即从货币错配的角度出发，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中研究银行体系中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导致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由于汇率波动而引发新兴市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形成机制。这里，不对称信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存款人的偏好是私人信息，只有他本人了解，别人无法知道；（2）只有部分存款人能够获得关于银行资产的未来收益或本币汇率的中期不利信息。研究表明，在新兴市场中，只要其银行体系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不管表现为哪一种形式，都会增加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且在宏观或微观经济基本面恶化的情况下，可能引发银行危机甚至是货币危机。此外，当出现不利冲击时，银行体系中存在货币错配将会导致其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恶化。

三、理论模型

考虑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其中有三类经济主体：投资者（要么为外国存款人，要么为国内存款人）；一个代表性的国内金融中介部门（将国内银行模型化为一个代表性的商业银行）；国内中央银行。时间分为3个时期，分别表示为T=0，1，2。假设每个投资者在T=0期有初始禀赋1，接下来各期的禀赋为0，并且只在T=1和T=2期进行消费以获得效用。

（一）偏好

根据Jacklin and Bhattacharya(1988)和施建淮（2001）的研究，假定投资者的效用是平滑的，并且在T=1和T=2期的效用都严格为正。②假定T=1和T=2期的偏好事前（T=0）是不确定的，它们服从相同的随机分布。到了T=1期，每位投资者都受到偏好冲击，从而知道了自己的偏好，并构成他的私人信息。偏好冲击是一个随机变量 ，服从贝努利分布：

因此，投资者在T={1,2}期对消费向量{c1,c2}的条件偏好可由如下效用函数表示：

（二）技术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有两种投资技术：一种为短期的无风险的国际资产，它使得投资者在T=0期1美元的投入到T=1期可获得1美元的收益；另一种为长期的（即投资期限从T=0到T=2期）有风险的国内投资，它有一个以本币计值的随机收益。对于国内投资者来说，也有两种投资技术：一种是短期的无风险的国内资产，它使得投资者在T=0期的本币投入到T=1期获得同等数额的本币收益；另一种是长期的有风险的国际资产，其收益是一个以外币计值的随机收益。这里为了考察货币错配的影响，我们假定长期投资本身的收益（假设为R*）是稳定的，即不存在投资收益风险。③但是，由于汇率的波动会导致汇兑损失，使得长期投资的实际收益（假设为 ）会发生变化，因而是一个随机变量。

（三）银行和银行事前最优存款合同

（四）中央银行

根据新兴市场的经济特征，在模型中假定中央银行执行钉住汇率制度，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并且明确地或隐含地对商业银行负债进行担保。因此，如果在T=1期发生外国存款人对商业银行进行挤兑，中央银行便动用外汇储备救助商业银行；而对于国内存款人的本币挤兑，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救助商业银行。⑨假定中央银行受到信用约束，即不能以将来的外汇储备换取今天的借款，原因在于其信誉风险或者国际市场存在的信贷配给；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不能无限度地扩充外汇储备，因为一国政府受到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约束。再假定对于正常的资本外流，中央银行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维持汇率稳定；但当受到非正常的投机攻击时，它无法维持钉住汇率制。因此，当发生大量外国投资者提款导致银行挤兑时，中央银行被迫动用外汇储备来解救商业银行，直到耗尽所有外汇储备。这时，本币不得不贬值――货币危机也就发生了。而对于商业银行存在净外币资产的货币错配情况，当发生大规模本币提款导致银行挤兑时，中央银行由于受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赤字的约束，不能无限制地对商业银行提供救助，因而银行危机不可避免。

四、货币错配条件下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发生机制

式(13)同时也是货币错配条件下汇率变化时银行挤兑的条件。由于假定在T=1期，银行只允许t比例的投资者进行类型1的提款和1-t比例的投资者进行类型2的提款，因此，在获得不利信号的类型2的投资者更偏好类型1的投资者提款流的情况下，银行在T=1期将缺乏足够的资金来满足类型1的提款要求，从而出现银行挤兑，即发生银行危机。

这表明，如果一个经济体的银行体系中存在货币错配（不管其形式如何），那么在T=1期，仅是关于汇率的不利预期就可能引发银行挤兑，尽管银行长期投资本身的收益处于良好状态。同时，模型本身也意味着长期投资本身的收益状况不良会导致银行挤兑，因为根据上述分析，长期投资本身收益状况不良同样会导致获得这种信号的类型2的投资者更偏好类型1的提款流。而且，

这说明，在给定长期投资收益风险状况的情况下，汇率波动幅度越大，银行挤兑的临界概率越小，因此发生银行挤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些分析表明，一国银行体系中如果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汇率的不利波动或长期投资收益状况的恶化将会导致其脆弱性大大增加。

下面分析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条件下，汇率变化导致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关系。一个经济体如果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将导致本币汇率出现贬值或升值预期。汇率预期具有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并且预期可能自我实现（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02；李天栋等，2005）。[19-20]对于本币贬值与本币升值的情况，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本币贬值预期导致资本流出，从而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因而可能产生进一步贬值的预期；而本币升值预期导致资本持续流入，从而外汇储备不断累积，并可能产生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因此，贬值预期会与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相互促进，而升值预期则与净外币资产形式的货币错配相互促进（夏建伟、史安娜，2006）。[21]一国金融体系中如果存在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则所引起的本币贬值预期可能导致银行危机；而外国投资者的突然挤兑迫使中央银行救助商业银行，导致对外汇储备需求的非正常上升，直到耗尽全部外汇储备，最终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爆发货币危机。这时，银行危机是由于长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下降所引起的，然后导致货币危机，形成所谓的“双重危机”。如果一国已经爆发了货币危机，那么在货币错配条件下，汇率的大幅贬值将导致银行净值大幅下降，从而引发银行危机，并进一步恶化货币危机。正如施建淮（2005）所指出的，在新兴市场国内经济的基本事实下，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是共生的和互为因果的。[17]相反，如果一国银行体系中存在净外币资产形式的货币错配，则所造成的本币升值预期也可能导致银行危机。而且，本币升值预期会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导致经济过热和脆弱性上升，使得经济总体风险不断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外资流入会发生逆转，从而可能引发危机（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22]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新兴市场基本经济特征的基础上，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下研究了银行体系存在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导致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形成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1）一国银行体系中如果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不管货币错配是表现为净外币负债的形式还是净外币资产的形式，都将增加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并将导致仅仅存在关于汇率的不利预期就可能引发的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2）在金融体系存在货币错配的条件下，由于其整体脆弱性上升，使得宏观经济基本面恶化（如经常账户赤字或财政赤字等）或微观经济基本面恶化（如银行和企业经营业绩不良等），将更有可能引发银行危机，甚至是货币危机；⑩（3）在货币错配条件下，当出现不利冲击时，投资者将改变提款策略，从而导致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恶化，加剧了银行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因此，银行资产和负债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如果同时存在或只有其中之一存在，都有可能引发银行危机，进而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鉴于大规模货币错配对新兴市场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积极采取措施以控制各个层面货币错配风险的不断积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应加强对各层面经济主体（尤其是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状况的审慎性监管，以控制各经济主体货币错配规模的过快积累。其次，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特别是优先发展国内债券市场。发达的债券市场可以为企业投资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改变企业长期投资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状况，有利于解决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中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问题。第三，发展外汇远期交易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为银行和企业提供汇率风险的对冲保值工具，避免货币风险敞口不断积累。第四，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消除政府隐含的汇率风险，促使银行和企业将汇率风险内在化，从而将货币错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加强区域货币与金融合作，促进本地货币在区域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从而减少对国际货币的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降低新兴市场的货币错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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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双向信息不对称是指银行不能观察到存款者的真实流动性需要，而存款者也不了解银行的资产质量(Jacklin and Bhattacharya, 1988)。

② 准确地说，这里假定效用函数是关于消费的严格递增、二阶连续可导和严格凹性的函数，即满足u′(c)>0；u″(c)

③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其国内投资者的外币资产一般都是投资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相对比较稳定。

④ 根据前面的假设，投资者在事前并不知道在T=1期能否得到关于长期投资实际收益的不利信号。在这里，信号s是指关于汇率变化对银行投资实际收益的影响。虽然汇率变化是所有投资者的共同知识，但是汇率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投资实际收益的信息在所有投资者之间是不对称的，因为投资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了解是不对称的。

⑤ 投资者在T=2期的提款流 21、 22为随机变量，与T=2期银行的实际收益有关。另外，规定投资者以某种货币存入银行，则在提款时也是提取该种货币。

⑥ 为了使模型中公式的表达形式一致，以下对于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情况，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以美元作为合同计值货币；而对于净外币资产形式的货币错配情况，汇率采用间接标价法，以本币作为合同计值货币。

⑦ 在新兴市场中，对于净外币负债形式的货币错配，其货币面临着贬值预期；相反，对于净外币资产形式的货币错配，其货币则面临着升值预期。因此，根据银行合同计值货币和汇率标价的规定，对长期投资实际收益不利的汇率变化，在不同形式的货币错配条件下都表现为e2>1，因而这两种情况的表达形式相同。

⑧ 解的具体形式参见Jacklin and Bhattacharya(1988)。

⑨ 由于银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和危机的传染性，中央银行一般会对发生挤兑的银行进行救助，因为这样就可能避免一场大范围的银行业危机甚至是金融业危机，从而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当然，救助是否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如外汇储备的规模、银行的货币错配程度、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等等。

⑩ 陈晓莉（2005）的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直接的和间接的货币错配，得出结论：即使是银行本身不存在货币错配（直接的货币错配），如果其客户存在货币错配（间接的货币错配），那么也可能引发同样的银行危机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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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夏建伟，史安娜. 基于升值预期的我国货币错配状况及其经济效应[J]. 上海金融, 2006，(9): 9-12.

[22]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扭曲与宏观稳定――当前经济增长态势分析[J]. 经济研究，2005，(4): 4-16.

第4篇：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一、汇率制度安排的综述

国际学说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带有较大程度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学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金融活动的实践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陈岱孙，厉以宁，1991）。一般而言，一种经济理论都是针对一定经济状况和经济阶段而产生的，是先有问题，后有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再有解决问题的相应理论。汇率制度安排理论同样如此。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开始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变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动，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以蒙代尔（R.Mundell）、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另外，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最后，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 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 （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 Miller，1987）在麦金农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Cooper，1984）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响发展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五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化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农和凯南 （Kennen）等人又对最适度通货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P.grauwe）、马森和泰勒 （P，Masson&M.Tayor）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在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的基础上，加入货币政策，使传统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Obstfeld，1998），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早期的将汇率制度安排与货币危机结合起来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P.Krugman，1979）外，罗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了货币性冲击、结构性冲击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的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这一现象使人们提出了“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Eichengreen，1994，1999； 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国发生危机后，政府可以维持的是角点汇率制度而不是中间汇率制度。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曾提到汇率制度中的寻租问题。在国内，由于产权理论的兴起，不少学者试图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刘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师江春，袁鹰，1998）。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

上述各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经济实体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经济结构论决定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小型开放经济国家及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较好，反之则应实行较具弹性的汇率制。经济冲击决定论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AA—DD模型为工具，提出应根据冲击的不同类型选择汇率制度。如果冲击多由国内的需求和货币因素造成，应采取固定汇率制；如果一国经济不稳定多由国外产品市场变动行成的真实冲击所导致，则浮动汇率制更能起到隔绝外部冲击的作用。政策搭配论则以著名的“三元冲突”为依据，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资本管制制度进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货币决定论则从国际货币本位制度的角度对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在的国际信用本位制体系下，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成本收益决定论则认为，一个开放经济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比较。

以上所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本上架构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体系，成为指导各国安排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但这一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各国汇率制度的实践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对于解释当前世界经济中频繁出现的货币危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些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视了汇率制度选择中几个关键的、本质的要素，因而无法从一个整体的框架中阐述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补充和拓展，以期对汇率制度选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以实现内外均衡为根本目标的制度选择

作为国际学的核心部分，汇率脱离不开国际金融的基本框架。国际金融学的产生与是以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实现为主要线索的，因此，汇率理论以及在此之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为实现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而服务。特别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浮动汇率与巨额资本流动成为开放面临的新条件的形势下，对内外均衡实现的已经渗透到了汇率理论中。所谓内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为依据，要想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支出增减政策和以汇率政策为主的支出转换政策同时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汇率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取向性，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要求。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尽管如此，由于浮动汇率制以及以浮动为特征的汇率安排有多种，包括完全浮动、有管理的浮动、爬行的带状汇率制以及爬行钉住制等，各种汇率安排之间不尽相同，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其中，完全浮动汇率制将汇奉作为内生的自由变量，一国金融当局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完全听任外汇汇率随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自由涨跌。这种汇率运行机制跳出了汇率稳定的目标，汇率波动以市场为基础，自发调节来实现外部均衡。但是，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以下两点原因而变得不太完美：一是现实中由预期导致的“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的存在，使得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不大。克鲁格曼（P.Krugman，1989）通过“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 of exchange rate）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厂商存在完全静态预期时，每一个厂商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汇率波动的“无变动范围”（range of no change），汇率变动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厂商就会维持现状而不调整产品价格；即使厂商不存在完全静态预期，即不认为未来与现在一模一样，厂商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汇率来制定计划：如果厂商认为有利的汇率是暂时的，他们不会立即进入该市场；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汇率不利是暂时的，他们也不会立即退出该市场，即厂商对汇率的反应受到回归预期的限制。除了预期的影响外，第二个原因——汇率变动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贸易的惰性，从而影响到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现实中，汇率的波动幅度很大，这种剧烈而频繁的波动使厂商采取一种“观望”态度：他们既不愿轻易进入一个市场，也不愿轻易退出一个市场。造成汇率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汇率的超调（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调模型，认为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场上价格水平短期内具有粘性的特点，使得短期内汇率的变动大于长期水平。二是预期推动。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认为，影响本币存款预期回报率和外币存款预期回报率的因素有很多，如价格水平、通胀率、进出口需求、货币供给的预期以及关税和限额等，这些因素中任一预期发生变动都将直接影响到本外币存款的预期回报率，从而对汇率发生影响。另外，噪声模型在解释汇率剧烈波动时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模型指出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干扰了市场的稳定预期和理性行为，从根本上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

完全的固定汇率制与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在解决内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间汇率制度似乎更为有效。然而，关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却最多，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采取中间汇率制的国家在对付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普遍表现不佳，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类汇率安排的怀疑。王学武（2000）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中间汇率制度集中了固定与浮动制度两者的缺陷。当然，中间汇率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各自优点。威廉姆森（1983）建议，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主张采取“汇率目标区制度”。克鲁格曼（1989）在对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后，主张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易纲（2000）也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发展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实中不少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成功避免外部冲击的例子，也给我们提供了实证依据。而且，由于人们对中间汇率制度的仍很不足，理论上尚未证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结论，因此中间汇率制仍是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依据，关于中间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产权因素

经济结构决定论认为，一国选择哪种汇率制度，应从该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去考虑。海勒（1978）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以下结构因素有关：国家整体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贸易格局。波尔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提出了衡量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体系，并指出，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失业率或通胀诱因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史晋川和沈国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变量标准，并将这些标准按其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类，指出应以相关性为正的指标选择汇率制度。

经济结构决定论试图从一国经济的内在因素上分析问题，立论的基础雄厚有力；从论证过程和论证上看，也做到了严谨、详尽。但是，这一派学者在论述时仅仅将视角集中在一国的经济结构因素上，而忽视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结构因素，特别是产权结构以及比产权内涵更广的制度因素。从产权的本质来讲，一项制度安排的均衡实际上就是各相关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具有不同产权利益的产权主体，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这样，即使有一种制度安排能降低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但如果可能给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来反对新制度，并将新制度的创新扼杀在摇篮里。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样遵守此项原则。T· W·舒尔茨（T.W.Schult2，1968）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按所提供给人的服务类型将制度分成了四类e.按照舒尔茨的分类，汇率制度应与货币制度、期货市场制度一起作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而存在。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成本收益决定论，在特定制度下经济人具有理性行为的假设下，分析制度的均衡；而建立在制度理论基础上的汇率选择理论，则将汇率制度的选择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研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一国政府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主体，只有当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汇率制度的供给、消除制度的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新汇率制度的选择会降低产权主体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产权主体的利益，那一国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维持一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产权主体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主义倾向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和预测汇率制度的演进方向时，必须结合基础的产权制度变迁的轨迹来认识。既然制度非均衡以及制度变迁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下各行为主体的产权利益矛盾之中，制度变迁的方向取决于各行为主体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博弈均衡的结果，那么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分析与之相关的各角色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且还应以社会理性的眼光比较、选择某项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和可能取得的收益。

第5篇：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一、金融脆弱性的产生

金融脆弱性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金融动荡只发生在相对封闭的金融领域内，金融风波发生前宏观经济状况良好，金融动荡与实际经济的联系甚微。传统的从外部宏观经济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这迫使人们放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从内因的角度即从金融制度自身来解释新形势下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概念应运而生，金融脆弱性一种趋于高风险的金融状态，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包括信贷融资和金融市场融资风险。金融脆弱性的主要表现为：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比例失调、巨额经常项目逆差、预算赤字大、资本流入的组成中短期资本比例过高、汇率定值过高、货币供应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高于历史平均水平、M2对官方储备比率变动异常、高利率等等。

金融脆弱性累积到一定程度如果不及时将其化解掉，最终将演变为金融危机。为了消除金融系统既有脆弱性，防止其累积到过高的水平，从而将金融脆弱性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正常状态，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是事关一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的重要。

二、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和研究

（一）货币市场上的脆弱性

明斯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认为由于存在经济周期，繁荣时的利好现象使得贷款人和借款人都放松警惕，市场中高风险性贷款企业比重越来越大，繁荣之后的衰退引起违约和破产迅速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导致金融脆弱性增加并最终爆发金融危机，明斯基运用代际遗忘和竞争压力来解释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根源，这种解释显然很难让人满意。格瑞克从银行角度提出了“安全边际说”，提出银行不恰当的评估方法——借款人的过去信用记录和其他银行的行为—来估价安全边界，是信贷市场脆弱性的主要原因。经济扩张使得投资预测错误很难被发现，借款人和银行家都变得很自信，安全边界就不断的被降低，产生了金融脆弱性。“安全边界说”告诫银行家不仅应该看过去，还应该慎重的考虑未来预见事情的影响，如货币政策的变化等；这种学说也解释了现实生活中，出于经济危机之中的各金融机构受灾程度也不同。

（二）信息经济角度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成为金融脆弱性之源。尽管金融机构的产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根源----信息不对称，但进一步分析表明，储户的信心以及金融机构资产选择过程中的内在问题也会使得金融风险不断产生和积累，最终可能依法金融危机，而这些问题也是由信息不对称产生从内部制度上分析，金融机构管理者在经营业绩上获得奖励和受到处罚得不对称性也将导致其不能有筛选客户的原因。

（三）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

认为宏观经济不稳定是导致经融资产价格尤其是股市价格过度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愈脱节的背景下，资产价格并不完全依赖实物经济，而是由市场中的众多因素相互决定，并这些因素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因而金融资产价格会出现过度波动性，是金融市场脆弱性的重要根源。分析金融自由化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金融脆弱性问题在一国由金融压制状态转向金融自由状态更加突出，可以说金融自由化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

三、我国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一）金融制度的缺陷

金融脆弱性归根结底是由金融制度自身特点和缺陷决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同综合作用的结果。

1.金融制度主客体缺陷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的根源所在

一方面，在金融活动中，金融活动主体的有限理论，结果是金融行为异化。突出表现在金融机构过度借贷冲动和过度竞争；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和盲目惶恐；金融监管行为的扭曲和不规范；金融当局货币政策得失误和过度的货币供给；金融活动中大量存在的内部控制问题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滋生，从而使金融制度功能异化，金融脆弱性不可避免。另一个方面，作为金融合约的安排形式，金融制度客体缺陷主要表现为金融合同的复杂性和不完全行。由于金融资产市场竞争程度高，参与者众多，从而使金融交易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金融风险发生和扩散的可能性，进而影响了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2.金融制度相对稳定的特点和结构缺陷是脆弱性的根源

金融制度是由许多复杂的子系统构成的有机体。一方面，是由于各子系统发展的不平衡，往往导致系统内部失去均衡，内部调节失灵。金融机构和市场创新不断进行，使原来的金融监管制度滞后甚至失灵，出现“管不住的无奈”，从而使用权子系统功能耦合和互相适应的稳定状态遭到破坏，使金融机构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金融形势，金融脆弱性相伴而生。另一方面，金融活动又是在金融结构框架中进行的，金融制度总是对一定的金融活动的控制或者管理，当新的金融活动不断发展，原有的制度不能容纳它并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的时候，盲区就出现了，盲区的不断扩大是原来的金融制度变得越来越脆弱。因此，金融创新是滋生金融脆弱性的催化剂，旧有的制度安排不适应新的经济金融环境是金融脆弱性的根源。

四、中国金融脆弱性的表现

（一）我国潜在货币危机

从我国现今的实际汇率上看，人民币一直存在一定空间的升值压力。而且通过与美国的对比，发现我国现今的通货膨胀率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经常账户上看，我国一直维持贸易顺差，因此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说明国家具有一定抵抗风险的能力。从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看，因为从2005年开始我国放缓了对外国投资资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债资本流入中短期外债比重不断攀升，所以应该引起对这一方面的高度重视，以防引发短期投机资金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外汇储备上看，我国外汇储备很充裕，是现今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这是我国一种金融保险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不会爆发货币危机。（二）我国潜在资本市场危机

在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关键原因是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随着我国证券市场逐渐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证券市场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投资者的信心在不断提高。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应该在不断上升中，向“牛市”进发。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也不会爆发资本市场危机。

（三）我国潜在债务危机

我国现在的对外债务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状态下，连续7年我国外债负担率、外债偿债率和外债债务率均低于国际警戒线。但近几年，我国对外债务的结构也在不断的变化，短期外债比例从2003年开始超出25%的国际警戒线。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要，但我国现今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

五、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金融监管

从世界各国发展态势上看，金融监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发展，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发展。因此，我国应该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金融业的全面监管。我国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模式，成立一个专门的领导机构——国家金融协调发展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协调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弥补现有金融监管的不足与缺陷。

（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现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款人来维护金融稳定，我国一般是由中央银行通过提供再贷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救助危机银行机构时，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贷款人职责。

（三）建立与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

第6篇：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调控；国际经验；教训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金融自由化持续发展，各国金融调控在强调个性的同时，逐步呈现趋同性的特征，全球金融宏观调控合作在不断增强，国际金融调控新秩序逐步形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大国，金融发展还比较滞后，在走向国际合作的金融调控新秩序中，需要慎重总结国际经验和教训。本文选择了一些典型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并从货币政策框架、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归纳。

一、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滞胀”，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放弃了多重目标的做法，而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进而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当作各国货币当局追求的首要目标。新西兰、智利、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相继采用这种新的货币框架；美联储在90年代后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低物价基础的前瞻性信息作为货币政策目标；1999年欧元区成立后，欧洲中央银行将政策目标定位为保持欧元区物价稳定，为欧元区提供一个能够稳定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环境。韩国、泰国等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采取了反通胀的政策目标。可以说，1990年代以来，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特征。

在中间目标的选择上，各国也适时做出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货币创造机制受到了很大冲击，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渐趋明显，与产出的关系减弱，作为中间目标的基础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多数发达国家又重新采纳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分别于1982、1985、1986年宣布货币供应量不再作为中间目标；美联储1993年正式决定放弃实行了10余年的货币供应量中间目标制度，而以调节利率作为主要手段；欧元区也将作为操作目标的短期利率称为隔夜借款平均利率，欧洲中央银行通过常规性再融资操作来体现政策立场。

二、利率市场化应遵循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次序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配置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利率市场化经历了漫长的市场培育和制度创新，并为金融全球化创造了条件。以日本为例，它在二战后实行了金融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并从1970年代起分阶段实行利率市场化，1994年取消除活期存款外所有存款的利率管制，利率基本实现自由化。日本的利率自由化过程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利率市场化遵循一个次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先国债后其他品种；先银行同业后银行与客户；先长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额交易后小额交易。

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开始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有些国家由于急于求成，经历了改革挫折和金融危机的困扰。韩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经历了反复不定的局面。1988年12月，金融当局宣布了一揽子利率自由化的措施，放开除一些政策性贷款外的所有贷款利率和两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但由于利率放开过快，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市场利率大幅上升，物价上涨过快，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利率重新被管制起来，第一次利率自由化改革失败。类似的国家还有阿根廷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挫败的教训表明：（1）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比较脆弱，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2）必须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和法律制度建设，否则，市场化的资金定价机制与脆弱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产生金融危机；（3）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金融主体要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积极实施公司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防范和控制内外部金融风险。

大多数转轨经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也经历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成败掺半。比如，波兰利率市场化相对比较成功，一个基本经验也是分阶段有次序地进行。首先紧缩财政预算支出，并减少政府债务，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使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保持在正的水平，有效地调节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俄罗斯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公认为不成功的。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采取了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1992年，中央银行开始采取拍卖方式分配信贷额度，通过拍卖形成一种市场基准利率，然后再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及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利率水平，使利率水平逐渐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但由于政府过早放弃对商业银行的全部控制权，经济转轨过程中急剧的产权改革产生了众多资质较差的中小银行，社会资金和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导致俄罗斯90年代经济的全面衰退。

三、汇率改革必须坚持平稳过渡

建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是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追求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不乏汇率改革成功的案例，比如印度和波兰等。印度是发展中国家汇率改革比较成功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国际收支危机后，印度当局决心展开一揽子的经济改革，而汇兑制度改革是其中的关键。1992年3月，为了配合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和外国投资领域的改革，印度开始实行双重汇率，但很快便在1993年3月1日实现了汇率并轨，同时放弃了钉住汇率制，进入由市场供求决定卢比汇率的管理浮动汇率时代。在宣布退出钉住汇率制以后，外汇市场上的卢比汇价确实被允许浮动。央行管理汇率的目标是使卢比的对外价值反映印度的经济基本面，即将汇率水平保持在能使经常项目赤字可持续的水平上，在这个总目标下，央行有义务遏止不稳定的市场投机因素，避免汇率过分波动。由此可见，从汇率制度的设计理念来看，印度实行的是汇率目标区制度，即央行在心目中事先设定了可持续的中心汇率水平以及许可的汇率波动区间，允许市场汇率在区间内自由波动，如遇大额的外汇供求不平衡，央行将入市干预，同时，中心汇率水平也将根据实际经济状况而作出调整。1990年经济转轨以来，波兰汇率制度经历了从单一盯住到盯住一篮子货币，再到爬行盯住、爬行区间浮动，最后到完全自由浮动的演变，历经十年时间。期间，波兰几乎经历了国际上所有的汇率制度形态，但每次制度更迭都没有引发货币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的高通胀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实际汇率升值，于是，1991年5月，兹罗提从盯住美元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五种货币——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国法郎和瑞士法郎。为刺激出口复苏，1991年10月，波兰从盯住一篮子货币转而实行爬行盯住的汇率安排，对兹罗提实施分步贬值。1995年3月，波兰中央银行扩大央行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的区间，5月，以爬行区间盯住代替爬行盯住，区间为中心汇率的上下7%.1990年代后期，波兰中央银行确立了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2000年4月起，兹罗提正式自由浮动。此后，兹罗提汇率波动有所加剧，但总体呈现温和升值的态势。整个20世纪90年代，波兰经济增长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一度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称为“展翅翱翔的中欧之鹰”。

相比较，墨西哥和巴西的汇率改革显得失败。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遏制通货膨胀，实行了稳定的汇率政策，但墨西哥本币长期高估，削弱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造成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在资本大量持续外流的压力下，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贬值15.3%，然而这一措施在外国投资者中引起恐慌，资本大量外流。墨西哥政府在两天之内就失掉了40-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2月22日，外汇储备几近枯竭，降到了少于一个月进口额的水平，最后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被迫宣布让新比索自由浮动，政府不再干预外汇市场，几天之内新比索下跌了40%，终于引发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一直实行国家干预的汇率政策，汇率长期高估。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风暴期间，巴西政府为了维护雷亚尔币值稳定，只好选择了以牺牲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来对付这场危机的冲击。据统计，1998年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稳定。巴西为此损失了大约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999年1月13日，巴西政府因地方政府抗交欠中央政府的巨额债务引起外资恐慌逃走而不得不宣布将长期相对稳定的本国货币雷亚尔贬值8.5%，1月15日，巴西政府宣布暂时实行雷亚尔对美元的汇率自由浮动政策，当天雷亚尔贬值18.7%，1月29日，美元兑换雷亚尔的比率跌至1：20，创历史最低纪录，形成巴西历史上的货币危机。

可见，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汇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建立一个适应性的汇率改革机制，特别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如果汇率的内在压力不能通过主动调整加以化解，势必以危机的方式加以释放。另外，要根据国情主动调整引资结构，避免汇率危机。特别是要有审慎的资本管理模式以及弹性的开放进程安排，采用综合手段，政府或金融当局应有足够的认识和防范措施，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采取实质性的合作手段，以应付游资的冲击，降低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以及开放后本币崩溃的可能。

第7篇：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作为一种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教训深刻,值得吸取。应充分认清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问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存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入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超级秘书网

第一，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住房按揭贷款是低风险优质资产的观念，加强按揭贷款的审批管理和风险控制。由于我国没有对抵押贷款进行次优分级，所以房贷的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银行要严格房贷审查程序，特别注意那些有超出实际购买能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贷款人，应该更加严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状况、资信状况，尽量减少风险累积。

第8篇：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 地方高校 国际金融 教学改革

一、地方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地方高校的特性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教学改革

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比较，地方高校具有其独特性，并由此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不断增加，大学教育由以前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我们培养的人才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都是研究型的，更多应该是应用型人才。从生源的质量上来说，地方高校总体上次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决定了地方高校更多要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地方企业服务。由此，地方高校一般定位为服务于地方经济，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随着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地方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这一重担需要地方高校承担。目前很多地方高校在为地方企业培养应用型人才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人才培养模式落后，培养的人才与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及地方产业结构脱节，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这对地方高校、企业和学生三方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高校培养的学生“无销路”，影响下一届的招生；企业招不到急需的应用型人才，影响生产；学生得不到就业，影响生存，从而造成一些列社会问题。因此，转变人才培养方式、大力推行教学改革、培养应用型人才关系到地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地方经济的转型和协调发展，关系到人民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

2、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要求教学改革

国际金融作为研究国际支付、国际汇兑、国际融资等国际金融活动和国际金融业务的学科，其应用性很强。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金融走进了每一个人的生产与生活中。近年来，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对国际金融改革影响深远，与此相应的国际金融领域各种理论迅速发展，并日益与实践结合，这就需要我们利用国际金融知识分析解决此类问题。国际金融知识涉及经常项目赤字和可持续性、资本账户自由化、资本管制、债务危机、货币危机及其传染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外汇市场的微观结构、汇率模型、汇率制度选择等。国际金融课程必须及时总结现实情况，在剖析国内外金融现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国际金融课程的应用型特点决定在其教学中，要求利用相关理论，紧跟时事，培养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运用能力。

3、社会的需求要求教学改革

笔者在对毕业生调研时发现，毕业生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太差，很多学生就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他们只会说，不能做。学生与用人单位对学校都感到不满。学生反映虽然主修了某些课程，老师进行了认真的讲解，也记住了一些原理，但几乎不能运用，还得重新学习。用人单位抱怨学校培养的学生的动手能力差，不能适应工作，一个本科生还不如一个中等职业学生好用。这对教学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提出了要求。国际金融作为应用型很强的学科，需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改进考核方式，真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二、地方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地方高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学，其直接目标是为地方企业输送人才；国际金融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要能让学生学到的知识与企业的需求相匹配。因此，在国际金融教学中应该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使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其实践应用能力。

1、运用案例教学法

纵观世界经济，其实质是一个逐渐被虚拟化的一体化经济，资金流动频繁，与实体经济相关的资金流动日趋减少，与实体经济无关的资金流动不断增加。国际金融业务虽日显重要，但问题也层出不穷，如世界性的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由此可见，国际金融课程案例非常多，且日新月异。而我们学习国际金融的目的是为了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因此，在国际金融课程教学中，诸多的实例为我们进行案例教学提供了方便。案例教学法应该贯穿始终，从上课开始就导入案例，让学生带着案例进行学习，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促进学生思考、引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也可以增强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应根据教学的目标与重点，选择适当的案例进行分析讨论，这是案例教学成功实施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我们应选择紧贴时事、关系最密切的案例进行分析，合适的案例是案例教学的前提条件。案例设计应针对某项具体业务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突出外汇、股票等知识的综合运用，规范操作、规避风险，使学生更加熟悉国际金融业务的实际要求，能在实际业务中熟练的进行操作，让培养的人才能派上用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2、运用情景教学法

根据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上和课外活动中创设生动有趣的情景，让学生在情景中受到感染，从而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使他们思维活跃，积极思考和理解书本中的知识。我们可以采取很多具体的措施来实施情景教学：利用网络，采用多媒体播放纽约、伦敦、香港等外汇交易场景；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可以带领学生到外汇交易所进行实地考察等等。通过情景教学法，能提高学生的感性认识，对提升学生应用能力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3、运用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是以实践为导向、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从职业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具有典型性的项目为教学内容，通过师生共同实施某一完整项目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国际金融课程的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强，采用项目教学法对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学生具备外汇、外汇交易、汇率、国际资金流动等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教师与学生可共同确定具体的项目及项目方案，学生根据拟定的项目方案，分组集体完成国际金融项目，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对学生的项目进行评价，并给予一定的成绩。通过“一条龙”的训练，学生可对外汇或其他国际金融圈有所了解或掌握。

4、运用实训教学法

实训教学法是指学生将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分析、解决问题，以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开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种方法，并由此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通过实训，学生可以受到良好的技能训练，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地方高校培养的目标是应用型和操作型的脑力劳动者，是为地方企业服务的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和学术型的人才，它偏重于应用性、技术性、职业性，而非学术性和研究性。由此可以看出，实训教学非常重要。可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实训教学的效果：首先，思想上要重视实训教学，不能将其视为走过场，应将其落到实处；其次，搞好硬件和软件建设，具备实训的基本条件，如建好国际金融机房、购入操作软件或者建立校外实训基地；再次，应不断增加实训教学的学时，可以把国际金融的实训课时提高到占总课时的40%以上；最后，采取多元化的实践方法，如运用国际金融模拟软件进行外汇交易模拟、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模拟操作，或者通过校外实训基地进行一段时间的实习。

三、地方高校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选择与考试方式的改进

1、国际金融课程教学内容选择

综上所述，地方高校无论是在生源质量，还是在教学条件方面都不如综合性的高校，其培养学生的目的也很明确，即培养为地方经济服务、能在地方企业就业的应用型人才。所以，理论知识不需要掌握太深、太多，以够用即可，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上。具体来说，需对教学内容进行筛选，选择能培养学生能力的内容进行重点讲授，同时应选择实用的教材。就国际金融课程而言，应选择外汇及其外汇市场交易、汇率及其汇率政策、国际收支账户及其记账方法、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国际金融组织等作为重点内容进行讲授，而对汇率决定理论这部分只须讲授比较简单的章节（如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并选择与此内容相匹配的教材，以达到让学生能动手、懂政策、会操作的目的。

2、国际金融课程考核方式的改进

考核方式是一种导向，决定着学生学习的内容与方式。我国长期以来以一张试卷决定胜负，学生为了得到较高的成绩不惜代价背课本，更有甚者，为了顺利毕业，不惜铤而走险，进行抄袭作弊。这达不到培养学生就业能力的目的。为此，我们应该进行考核方式的改革，这对国际金融这一应用型课程尤其重要。我们应该改变目前主要以期末考试决定成绩高低、获得优秀或评选奖学金的途径，增加平时的考核，平时考核至少应占到总成绩的50%以上。平时考核方式较多，如组织案例分析、共同完成某一国际金融项目、上机进行模拟操作、撰写小论文等等。期末的卷面考试应该减少记忆性的内容，增加判断题、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等测试学生能力的试题。通过这些改革方式，可促使学生思考，迫使学生动手，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

（注：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教改课题和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教改课题“独立学院程序性知识教学改革研究――以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为例”的部分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李敏：国际金融精品课程实践教学探索[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2] 赵璋、李江、魏伟：国际结算课程的教学模式探索与研究[J].改革与开放，2009（11）.

第9篇：货币危机论文范文

在确定这个消息属实后，克鲁格曼不得不从会议中退场。他匆忙搭乘最早一班火车赶回普林斯顿，“一个诺贝尔奖简直要把你一天的安排都搞得乱七八糟。”得奖后，思维缜密的经济学家发出这样的感慨。

少年成名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纽约长岛的犹太人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博士毕业后赴耶鲁大学任教。1982年，赴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高中毕业后，克鲁格曼来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经济学的专业课修得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1978年克鲁格曼把论文《规模经济、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并没有注意，而是在相互交谈。渐渐地，人们安静下来，专心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来，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此后他又发表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模式》(1980)、《产业内分工及贸易所得》(1981)等文章，对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87年他写出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等高质量的论文，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

这些成就让克鲁格曼1991年获得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该奖是美国经济学会专为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一个奖项，旨在奖掖他们对“经济思想和知识”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中克鲁格曼无疑也是年轻的。“要想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必须活得足够老才行。”这是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感慨。因为诺奖似乎很少颁给6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在此之前同出麻省理工学院的斯蒂格利茨是少有的特例。

有毒舌的“经济学超级男生”

这是一幅最为典型的克鲁格曼日常生活场面写生：他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一边扶着头，一边大声朗诵他的最爱――读者回信：“我一看到你的文章就想扔报纸”；“你们大学应该开除你”；“你这个伪精英”。

“你知道近期我看过最精彩的形容是什么一一自大的猪!”面对媒体，他“吃吃”地笑了。

“经济学超级男生”，邹恒甫曾这样形容克鲁格曼在美国的声望，“他在美国人心中就如同‘易中天’在中国人心中那样。”成名后的克鲁格曼是美国商界最有知名度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频频受邀参加各种研讨会，担任各大企业顾问。而在最为忙碌的时期，他曾专门雇用一名经纪人打理“外交事务”。有时候，他还不得不要求经纪人提高出席各种活动的价码，以此拒绝一些活动邀请。

此外，他也成为美国政府积极招揽的精英人才。早在1982年，29岁的克鲁格曼就被邀请去华盛顿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不过这段经历并不愉快。

在美国，与克鲁格曼卓越的经济才华齐名的还有他的“毒舌”，他擅长一针见血却又不无尖酸地对时局进行评论。克鲁德曼的性格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他甚至还为此丢了奖学金。成名以后，他总不放过抨击时局的机会。他曾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这是一个“狗吃狗的时代”，“美国人总认为，唯有不择手段打压对手才能获得工作和生存的机会。”

1992年，他又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竞选顾问，他的经济演说曾给予竞选期间的克林顿很大的帮助。但是，赢得总统大选后的克林顿，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选择克鲁格曼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就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布什上台后不久，出于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和良知，他就拿起了自己的笔在《纽约时报》专栏中以他一贯犀利的文笔和缜密的思维，深入剖析布什政府的政策。从加州能源危机、安然公司事件到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以及倒萨战争，克鲁格曼经常在媒体人云亦云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戳穿布什政策背后各种骗人的小把戏。

《新闻周刊》的记者当时评论说，主要原因在于克鲁格曼得罪了太多的人，而他过于强势的个性并不适合在华盛顿的圈子里混。对此，克鲁格曼本人并不在意，他甚至不无嘲讽地说，“在那个地方(华盛顿)，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

也有人评论说，克鲁格曼就像在扮演更为清高的詹姆斯・兰迪(美国魔术师，以拆穿魔术师的各种把戏出名)，总是以拆穿华盛顿一些“政治企业家”的把戏为乐，而且他从不介意指名道姓。比如，他评论美国经济战略学会总裁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说他的所作所为“不比一个推销蛇油的狡猾商人高明多少”。

就在获奖前的10月10日，克鲁格曼接受电视采访时还直言不讳：“我们的金融系统处于失控的状态，人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购买国债和饮用水。”克鲁格曼认为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出现危机；他说，当前的金融危机与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对话克鲁格曼：“我本应识别出更多的警报信号”

Q：你不仅是一名经济学家，还是一名广受追捧的专栏作家。当初，你为什么会决定写专栏?

A：我当初选择写专栏就是为了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广大的读者，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在我看来，一些明显正确的事情，在现实社会中总是被扭曲。比如当大众谈论起国际贸易时，总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这是一场战争，不是赢就是输。”这太可笑了。

Q：如果由你来领导国家，情况会是怎样的?

A：我首先引用今天(10月13日)早些时候英国政府收购两家最大的银行，以换取640亿美元的资本注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采取大胆措施应对的必要性。我优先考虑的将是把资本注入金融体系，临时保障财政机构获得贷款的危机控制；此后跟进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用于协助州和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开支，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这种经济衰退。在这一切之后，还要普及卫生保健。

Q：是否应对违规行为或某个体追究法律责任?

A：当然。事实就是事实，当系统超越了旧的法规，法规就无法顾及到这个系统。这次危机中含有许多贪婪的成分，但贪婪并不等于违法。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法规能起到很好的制约作用。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懒汉蹲在监狱里，但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会发生。

Q：你如何评论如今已经彻底垮塌的房地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