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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舞蹈不同的时期的形态都或多或少的对戏曲舞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戏曲艺术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借助于舞蹈,而且使舞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之所以称戏曲艺术是中国古典舞的终结形态,也正是因为它融合了中国古代舞蹈从上古巫乐到宫廷舞蹈再到民间歌舞表演形式的精华,并能集中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的舞蹈形态。“圆流周转”的运动时空观。从戏曲舞蹈运动方式来看,包含着“欲左先右”“圆弧轨迹”的运行,并且还包含有“反复其道”“极则复反”的宇宙时空运行规律。比如:“拉山膀”“云手”“圆场步”等一系列的画圆动势。这样的动作形态正好与道家的“阴阳转化”不谋而合。可以说戏曲舞蹈的动作是糅合了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而来的,这种“圆流周转”的运动时空观是戏曲艺术沉积的历史文化精神之一。“得意忘形”的人体审美观。由于这种独有的“圆”的运动方式是寄附于人体之上的,在戏曲舞蹈形态中还会沉积我们民族的人体审美观。中国古典舞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通过对人体的限制来体现“行云流水”的审美意象。所谓“得意忘形”,是不注重人的外观体态而重人的内在品行,这就与西方崇尚自然美、爱好人体艺术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然而这种对文化审美的限制也导致了在服饰上对人体的限制,演变到最后则成为了对女性身心有极度破坏的“缠足”。
二、中国古代舞蹈表演形式对当今古典舞发展的利与弊
中国古代舞蹈在从民间向宫廷和古典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把歌舞乐完全的分离,而是更好的吸收了这一经典的结合方式,有了更高层次的观赏价值。不仅是中国,亚洲舞蹈的表演形式也在发展中趋向于三位一体的传承,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朝鲜宫廷的“唐乐呈才”。从古到今“歌舞”两个字从来分不开,人们不管是在节庆活动时,表达爱情时,表达丰收的喜悦时,还是在祭祀、仪式活动中,都会出现舞者边跳边唱的场景,不少活动中舞者还会拿着民族乐器,边奏边舞蹈,或是众人在旁边边唱边奏乐,舞者在中央舞蹈,这样充分调动了群众的情绪,让每个人把自己的喜悦和情感宣泄出来,自娱性强。在中国古典舞蹈音乐向戏曲转化的过程中,这种歌舞乐三者结合的表演形式被逐渐认可和确定下来,京剧和各地的地方戏曲也被当做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被后人传承和表演着。
与中国对比,在同一时空发展的西方艺术则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起初的芭蕾舞只能是在歌剧和一场表演的席间休息时段表演,后来才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艺术。舞蹈和歌曲表演也完全的被分开。我们不能说那种艺术形式更胜一筹,但是对比芭蕾的继承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经典的戏曲文化了解的太少,继承下来的传统剧目也太少。相比西方人对芭蕾的热衷程度,我们对戏曲的热衷就远不如人。虽然歌舞乐的结合,让我们的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局面,可是明清前的很多经典古代舞蹈并没有被我们继承和发展,这也许就是文化高度结合的一个弊端。然而,芭蕾艺术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表演,我们不会看到芭蕾舞者在舞台上又唱又跳,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只有肢体语言。中西对比来看,并不能简单的说那种形式更胜一筹,可以肯定的是单一的表演形式和完全歌舞乐的结合都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古典舞蹈继承和发展的需要。西方的艺术家们也在反思自己的艺术发展之路,在很多人厌倦了芭蕾的单调后,他们也在向歌舞乐结合的形式努力,比如新型的艺术形式——音乐剧。而中国的艺术家同样也该反思,我们的优秀传统艺术不仅是各种戏曲表演,还有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宫廷燕舞,宋代的纯舞等,既然在戏曲之前有如此多优秀的古典舞蹈,我们就应该学习和继承它,而担此重任的中国古典舞系在这条路上还需要走的更远。
三、当代中国古典舞建构的反思
建国以来,北京舞蹈学院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古典舞领域,开始发展当代的中国古典舞。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乱局面,艺术文化已经被长期的忽视而发展缓慢,所以在建国初期,中国的舞蹈事业刚刚起步,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也几乎是大多借鉴了戏曲的动作语汇,而学生的训练体系也只是选择芭蕾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80年代“身韵”课的创建和施行才逐渐改善了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和创作,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改变已形成的芭蕾训练体系和风格化古典舞的矛盾关系。直至现在,中国古典舞系仍旧存在这样的矛盾。就现在的古典舞而言,借鉴戏曲舞蹈的精髓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戏曲舞蹈是从中国古代舞蹈发展而来,并且秉承着中国古典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审美意向。然而上面也说过,中西方的审美差异导致了两者的审美感受截然不同,既然如此用芭蕾集训作为古典舞系学生的基本训练体系当然不太合适,这也就是当代古典舞功能与风格的冲突。特定的训练体系对应特定的身体功能,这样才能使这个学科逐渐完善。从编创角度讲,目前很多古典舞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舞,这也就使很多舞蹈在参赛或者演出时难以定义舞蹈类别,既然这样,与其“挂羊头卖狗肉”还不如直接改变方向叫“中国现当代舞”。其实,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没有什么不好,西方现代舞给中国的舞蹈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东西方的融合也是多元文化的产物,“中国舞蹈”有这样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然而在这个创新下面我们仍然不能丢掉的是“中国古代舞蹈”的这块牌子。
近几年汉唐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是古典舞的一大发展,汉唐舞蹈具有中国古代舞蹈文化的相当代表性,发展汉唐舞也能体现出古典舞系建构的多元探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孙颖老师的不懈努力。提到孙颖老师就不得不提《踏歌》《楚腰》等经典舞蹈,这些舞蹈的背后是多少年的潜心研究所造就的,然而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如此的“十年磨一剑”,现代社会的“短、平、快”让很多学者心浮气躁,这也就是我们担心,前人在恢复古典舞经典的同时,一些人又开始破坏它。纵观这次桃李杯舞蹈比赛,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觉得现在的节目都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仅仅穿上古典的服饰,再套上个赋有诗意的名字就是古典舞了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人们都很难静心潜修的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东西,所以作品中出除了“炫技”之外,没有什么推敲的价值。如果是炫技,舞蹈又如何能及艺术体操呢。文化内涵、历史背景、情感表达、艺术价值,这些都是舞蹈区别于体操的重要因素。因此,从舞蹈本体入手,深挖、细磨,最后完成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有学习意义和观赏意义的剧作。
四、结语
管理并非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着内在的关联。不同的文化体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够运作自如。美国管理史学家雷恩认为“管理是文化的产儿”,指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所支配的管理组织内作出决定的。李亦园先生也曾讲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1](P119)。不仅是企业管理,实际上任何组织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当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产生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伦理型管理是以伦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动力机制与调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则、对象和目标等各个要素都以伦理为根本指向。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属于一级文化体系的范畴。一级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最广泛的文明实体,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最基础领域,有着“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有着与众不同的产生源头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庭及社会构造、社会制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等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有机体系。中国本土文化体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专属性,包含着汤因比所讲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探讨中国本土的伦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对其生成所依凭的独特文化基因进行针对性分析。首先,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构造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组织前提。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中国文化特性的分析,应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属于湿润、半湿润的温带气候,这里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个巨大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自然就成为人们谋生的首选,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将农耕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强调“以农立国”。受自然地理状况与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精耕细作需要持久稳定的小团体通过长期合作来共同完成。血缘关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为人们之间团结合作最强有力的纽带,并最终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国是一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国家,“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2](P147)。西方传统社会的海洋文明重视个人与团体两级,而湮灭了家庭一级,中国社会则恰恰特别倚重于家庭,对于个人和团体则隐而不显。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的社会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较,他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对家庭的倚重,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组织前提。其次,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则。对家的重视使中国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文化传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4](P32)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强调的契约和法律,而是情理与礼俗,人们倚重于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间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西洋,个人主张自己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在中国,个人以自尽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是其一趋于让,一趋于争,固已显然不同。”[3](P192)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对伦理的倚重使人们在社会生活别强调彼此间的情感对待。伦理本位的社会重伦理关系,而任何伦理关系都始自血缘亲情,因此每个人都对自身所处的家庭和家族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将这种感情依序向外扩散。“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3](P86)。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注重人际间的角色规范与等级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将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礼俗作为彼此行动的依据。“伦”字在古代汉语之中本义为“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讲到“伦,辈也”。清代段玉裁注释曰:“军发车百两为辈。引伸之,同类之次曰辈”。可见“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伦理正是体现人伦关系之中这些差序和等级的规则和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对人伦等级的区分,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在伦理关系网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伦。对伦理等级的强调需要通过礼加以保障,以礼来正名,以此规范彼此之间的关系地位。伦理本来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间的风俗惯例和习常规则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活法则,礼长时间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间密切的伦理关联,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地道的礼俗社会。伦理与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又使得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代宗教”,极为重视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义又是治家理国的现实法则。最后,中国本土文化中独特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持一种向里用力的态度,注重各种关系的持中调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为万物主宰去控制进而征服自然,中国文化体系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秩序,将“与天地万物同体”作为理想境界。于内对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国人注重德性修养,将修身看作是个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讲究“反求诸己”,要求人们将内心固有的善端通过持续修养发用于外,这就使中国国民个性中极具自律精神和内省倾向。在人伦交往中,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关系取向的文化个性。关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际间的互依性,认为个人利益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伦理本位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秩序情结,注重调和人伦关系以形成和谐的伦理秩序,个人必须明确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过对具体情境与关系的识别以做出合宜的行为。对关系取向的重视使中国人具有高度的群体意识,将群体的价值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注重伦理关联,一方面在社会中构建起错综交织的关系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道德规约指明关系互动的基本法则,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秩序。这些中国文化基因中独具特色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二、管理模式依凭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个别组织在有限环境中所形成的组织管理方式,它们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属于广义的管理模式。笔者以文化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关联为前提,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人际关系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持,总结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管理精神气质,其作为管理模式的内在精神支撑,成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人们在自身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国民精神与国民性格在管理领域的集中展现。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工具理性类型、价值理性类型、传统类型以及情感类型,他认为这些行动类型都离不开主观动机和主观意义,而这些行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层精神气质上的支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气质导致了理性的经济行动,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类型。它是整个管理模式中最深层的支撑性假定,作为深层的思维理念居于管理体系的内核,它生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却经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决定着群体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管理的精神气质对管理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须有自身内在的文化支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为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撑。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气质虽作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内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灵的玄想之中,它必须落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应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而管理实践的开展首先依赖于相应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存在,会催生出多种管理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但每一种管理模式受自身所处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种管理活动赖以维系的根本方法。这种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础,组织的正常运转与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对基本管理方法的运用。不同的文化体系会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实体性要素,保证了管理的正常进行。通过马克斯•韦伯对统治的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进一步来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韦伯指出统治与管理具有内在契合性,他将统治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让成员听命于组织,依管理的需要进行活动。韦伯将合理———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作为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分别以法律规则、传统习俗、超凡魅力作为统治的根本方法,这些各自所蕴含的统治方法正是区分此三种类型的内在依据。由此可见,每一种理想的统治类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权力的实现及统治的合法性,与之相应,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进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与文化的关联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样是当地组织管理中成员交往所奉行的基本准则。自行为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对成员关系的沟通协调已被认为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组织,为达成组织目标必须使成员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体。组织是群体性的存在,而群体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必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往关系,那么对成员关系的考量就成为组织管理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实际上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对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不仅是对个体成员的规约,更有对彼此关系的协调。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体系的影响,会产生出对彼此关系的不同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理念与法则,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的不同风格与方式。最后,成员管理所要达成的理想目标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标作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动所期望的结果,成员结成群体参与组织活动正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将目标看作是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指出“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人作为管理活动中唯一具有创造性与能动性的存在主体,对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员听命于组织是管理活动最基本的诉求之一。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员依照组织的需求展开活动,即是管理实践顺利开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应有之义。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对于成员在接受管理后呈现出何种状态才算作管理的成功与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直接决定了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由此可见,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以及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管理模式赖以依凭的四重要素。这四个方面深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是文化与管理相互影响和渗透之后的共同产物。精神气质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层,确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与内在风格,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调;管理的根本方法则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现实运行的基本方式;对成员关系的考量来源于文化传统中对人际交往关系的根本看法,它确立了组织成员之间交流互动的基本法则;而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作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决定了经过管理活动后组织成员所应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四重依据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机体系。
三、伦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样态
受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影响,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形成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伦理与管理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伦理的本意是通过对人伦关系的协调与规范以实现秩序和谐。管理在本质上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活动,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由此可见,伦理和管理在协调关系以实现秩序目标上具有共通性。伦理型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根本依据,将伦理渗透到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伦理不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还成为整个管理活动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归宿。依据上述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以中国文化体系为基础的伦理型管理模式有着自身鲜明的存在样态。首先,伦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们之间密切的伦理关联,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体现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将各种人伦关系都赋予了温情脉脉的情感内涵。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实践此情义”[3](P131)。情理是人伦关系中规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将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导人们的行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组织成员重视内在感情的自然表达,将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作为组织生活的重要价值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伦理型管理模式所强调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维中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关乎人情的道理,是处理人伦关系的规范与法则。西方管理思维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计算,需要尽可能排除管理活动中的个人感情,避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管理成为纯粹的技术化和程序化活动。而伦理型管理所强调的恰恰是最能表达人们彼此亲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过人际间的温情与关爱来协调成员秩序,实现成员对组织的自觉忠诚。其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将道德作为管理的根本方法。伦理型管理下的组织成员内在蕴含着情理精神,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伦理关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对这种人性化组织的管理更适宜运用道理的力量来规约,而非要求成员对组织规范强制服从。伦理本来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衍生而来,是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则,因而道德就成为了伦理型管理模式运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内在的个我修养还是外在的经济、政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道德的引导与规约。对道德的重视表现在人伦交往之中则是中国人重彼此义务而轻自身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将严格规范的法律规则作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与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仅作为管理的辅手段存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甚至在中国传统法律规范中也处处显露出对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将其父攘羊后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作为一种合乎直道的正义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审判主张“哀敬折狱”,要求法官以悲怜审慎之心来断狱,也充分体现出伦理型管理的道德倾向。有学者就指出“重亲情伦理”是中国法律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维系中国两千年“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历史上是“相当有效”的。[6](P65)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贯穿于组织管理的始终,不仅成员个体具有内在的德性自觉,组织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道德的力量;不仅组织运作的动机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结果也不能与道德价值相背离。再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尤为重视组织成员间的伦理关联。在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中,伦理已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要素。有学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实现的,而中国人的不朽则是在伦理中实现的”[7]。西方社会个体与团体之间泾渭分明,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伦理本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绝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体,人们自始至终都处在诸多伦理关系的包围中,无法脱离伦理关联而独立自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网,每个人都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在关系网络中认定自我并实现自我。对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中国文化基因下的个体成员大都具有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将集体目标的实现放在优先位置。伦理型管理的关系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维度:一是成员之间横向的情感关系,其于内发自成员的自然感情,是主体善良意志的充分表达;于外表现为对他者尽心竭力的无私关爱。组织成员横向的情感关联既非单向度的义务,亦无等级权威的特征,情感关爱是互相给予的,关系双方具有对等性,成员之间都不计算个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营造出恩爱和睦的组织氛围。二是组织成员之间纵向的等级关联,等级差别是伦理的应有之义,伦理型管理需要人们明确自身在组织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据与自身相对应的角色要求进行活动,以确保组织的稳定秩序。横向的情感关联与纵向的等级秩序相耦合,在组织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关系网络,共同构建起有机的伦理共同体,极大地增强了组织的聚合力。最后,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为归宿。西方管理模式强调个人主义理念下成员对组织的工具性承诺,它以个体与组织订立的契约为基础,依赖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强制性的确保成员对组织的机械服从。而伦理型管理模式强调个人的情感参与,重视成员主体性的发挥,在此基础上通过尽心尽力的推己及人,将主体内在的仁心仁性推扩到组织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与力量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组织。伦理型管理模式所要达成的忠诚目标以亲密的人伦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关爱为基础,本质上是组织成员对所依存关系的承诺与依赖。可以说,伦理型管理的忠诚是一种主动忠诚,是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担当,这种忠诚由内而发指向外在他者,是人们对组织其他成员以及组织整体的情感对待和真诚奉献。基于组织生活中形成的亲密关系与深厚情感,成员个体对组织的忠诚不再需要外在契约的约束,而是内化为组织深层的价值观念,与组织融为一体,表现出自愿自觉的忠诚态度和忠诚行为。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组织成员在长期交往中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稳定的等级序列,组织已成为保障个体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共同体,成员在组织生活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归属感,将组织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向度。
综上所述,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生成的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为管理的内在精神气质,以道德调控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过程中注重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与伦理团结,将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作为管理的终极目标。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伦理型管理模式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管理均产生了持久效力和深远影响。
作者:王润稼 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李亦园.文化与修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关键词:概念隐喻;隐喻表达;文化术语;英译
1 引言
隐喻的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影响隐喻理解的因素有文化、语境等。隐喻与文化之间具有
不可分离性。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隐喻不仅可以反映说话人/作者的思想理念,而且还可以构建一定的观念或现实,影响听话人/读者对于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本论文在George Lakoff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下,把中国传统文化术语中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并揭示了蕴涵的中国文化模式,本论文同时也对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概括。
2 隐喻概念理论研究现状概述
20世纪80年代,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隐喻的研究出现了向认知的专项,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概念隐喻理论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的提出。1980年,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该定义的具体内容是指隐喻是人类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统一理解;使源域到目的域的直接映射,在映射的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意象图示结构(invariance hypothesis)。
(1)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在国外,与隐喻翻译相关的研究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规则性限定,即要求隐喻的翻译依据特定的规定性方法进行,Newmark(1980)最先提出的几种隐喻翻译方法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同。它们包括:直译、明喻;对等议、意象重现、解释性翻译等。第二类研究将隐喻翻译方法与文本类型联系起来。Newmark(1995)将隐喻分为死喻、标准隐喻、改喻、新隐喻及创新喻等若干种,译者可依据它们包含的信息量确定在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处理方法。第三类研究将隐喻翻译与文化联系起来。概括来讲,第一类研究列举了隐喻翻译的处理方法,而后两类研究则涉及隐喻翻译中策略使用的限定性条件。隐喻的翻译既受到语篇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差别的限定。
(2)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国内也有较系统的评述,如林书武(1997,2001)的《国外隐喻研究综述》、《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及趋势》,束定芳(2000, 2002)的《隐喻学研究》、《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李福印(2000)的《研究隐喻的主要学科》等。束定芳(2011在《论隐喻的运作机制》一文中谈到:隐喻涉及两个处于不同领域(范畴)的概念,隐喻意义的产生是两个概念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一互相作用通过映射的方式进行。在映射过程中,属于某一领域的相关概念和结构被转移到另一领域,最终形成一种经过合成的新的概念结构,即隐喻意义。王斌(2002)在《隐喻系统的整合翻译》中从交织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隐喻结构,通过对隐喻结构源语(域)与目的语(域)的整合分析,论证了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若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
3 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策略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表达研究中,作者发现隐喻翻译过程中意象的不对称极为明显,时而丢失、时而变换、时而添加,形成一种有趣现象。根据 Newmark(1980)的隐喻翻译理论,下面将结合实例,探讨中国文化术语翻译中的三大策略:即直接对等译法、意象代替翻译法和意象转换法。
(1)直接对等翻译法:直接等喻法是保留相同的隐喻意象,即进行直译,这意味着在目标语中重造一个相同的意象,即在译入语中再现相同的喻体和比喻手法,条件是让译语读者感到自然。例如:“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译为:Four Virtues (golden heart, refined language, civilized behavior, green environment)。
(2) 意象代替翻译法: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可直译,毕竟在中英两种文化背景中都存在着大量特有的隐喻.隐喻不可避免的被烙上鲜明的民族特色,拥有一些独特的文化特征。当我们遇到这些找不到等同意象的隐喻时,就要用目标语中的常用意象来替代源语中的意象。例如:“红人” 译为:sb’s man of hour;“台柱教授”译为:star professor;“交际明星”译为:our social butterfly “提心吊胆”译为:on pins and needles 等等。
(3)意象转换翻译法:在处理传统文化术语的隐喻翻译时,也会遇到意象转换的情况,会使用意译。意译是直译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译法传递了原文的意思,而未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和修辞手段。这种译法多运用于一些文化标记鲜明,某一文化特有的隐喻.例如:“爱吃醋,吃不相干的醋”译为:being jealous, and it’s over nothing。
4 结束语
隐喻的翻译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隐喻翻译如果没有深刻而多元的思维,就不可能反映原文的文化意味,也不能真实达意。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在翻译隐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文化、语境等因素,根据具体的语境和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最有效的交际,并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全文如下:
摘 要:针对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等现实问题,认为,在教学中缺乏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存在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完整的梳理和提炼,希望有助于同行本科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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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农业银行;金融企业;核心价值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悠久文化,犹如一脉涓涓细流滋养着华夏民族,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营养剂,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如何在恢宏的中国历史文化画卷中,找寻时展的契合点,将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企业的兴衰成败事关国家建设的成败,而纵观历史,虽然中国历朝历代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也不高,但在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闽商一系列商帮却留下了他们的印迹,这些商人团体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源泉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文化具有传承性,作为新时代的企业又能从传统历史文化中学习什么对企业发展有意的东西呢? 笔者通过个案分析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对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影响,以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提供一个思考角度。
1 中国优秀历史文化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积淀着极其丰厚的文化资源。新形势下的企业,要探索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 就不能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扬弃,不能用割断历史的方式去建立所谓的企业文化,要充分领会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中国的企业文化在与国际交流中最有生命力的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那部分。要想发展、繁荣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我们把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创新,实现文化的对接和超越。”[1] 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儒家学者提出的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有三层含义:仁者,仁义也,指与人相处时,能做到融洽和谐,互相关照;仁者,易也,指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做事为人为己;仁者,爱人也,指要关爱他人,儒家仁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于现代企业的启示意义在于,在企业发展中重视人的价值,构建和谐的用人环境,使员工能够感受到企业的关爱和尊重。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义以尊贤为核心,儒家在强调义的同时,也关注利,但对利的获取提供了限定,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的义利观对于现代企业的启迪在于,一方面企业在选拔人才时要将品德放在第一位,以贤、能作为人才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要诚信、合法经营。礼,可理解为礼节、礼仪,既可指待人接物的规矩,也可指社会组织的规范,具体到企业就是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只要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才能促进企业的有序运作,将个体的行为加以约束,使其有章可循,对企业内部可以实现公平公正,对企业外部可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智,是非之心,智也,意指一个人能够明辨是非,理清事物的来龙去脉,而要想做到此,必须具备很高的知识素养,儒家智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就是要让企业重视员工知识水平的提升,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使员工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以发挥知识生产力的作用。信可取信任、诚信之义,信任是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它可以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培育员工之间的信任,也要培育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只有培养起信任,才能够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忠诚,此外诚信是企业做强做大的不二法宝。在中国历史文化思想中,仅次于儒家的是道家思想,道家认为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中,其运行有特定的道,即规律可循,要顺乎自然,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运用到企业建设中,就是企业要根据自身的特点,遵循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也即将个性与共性统一于企业建设中。此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曾经有过重要影响的法家,他们主张“合群”的思想,荀子在《荀子·富国论》中指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由此在现代企业中要培养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法家的其他代表人物先后提出了势、法、术的思想,势就是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这些丰富的治理国家的对策放到企业中同样适用,企业领导要树立权威,企业要制定法律法规,在用人方面要讲究方法。法家还把历史看作变化的过程,企业也要审时度势,不能墨守陈规。总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深入探讨其价值,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都大有裨益。作为金融企业的农业银行要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属于农业银行自己的企业
文化。
2 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管窥
经济学家曾经指出“对于一个企业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点非常重要,一流企业的发展和创新靠的是先进文化;二流企业依托产品的营销;三流企业则只盯着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这就告诉企业管理者要转变思路,将企业文化建设放在首位。近年来,农业银行已经开始关注和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 但在构建完整的企业文化体系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企业文化建设不够重视,一方面企业工作重心倾斜于经营指标的完成,对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视度不够;另一方面,片面理解企业文化,错误的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休闲娱乐和文艺消费,以节庆活动来替代企业文化建设。第二,缺少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企业文化建设需要遵循科学的理念,与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相吻合,然而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理念模糊,目标定位欠准确,致使员工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游移不定,难以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向心力。第三,管理过程中个别领导存在作风,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实施管理,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导致企业人心涣散、人才外流现象曾出不群,给企业发展带来隐患和风险。第四,企业文化共识有待形成。企业文化塑造的是企业自身形象,只有对外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共识,企业才有团结奋进的动力,然而企业对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制度认识不足,使有效的企业文化体系滞后于企业发展[3]。总之,企业必须正视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包含许多具有启示性的文化建设因子,企业应大力挖掘这一文化资源服务企业文化建设。
3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引领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思路和策略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重要部分,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企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石和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如何利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建设农业银行企业文化:第一,以诚信构筑农业银行企业员工的核心价值观。晋商主要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而票号就是古代的银行业,晋商之所以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他们的成功源自于晋商所构筑起的以诚信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农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的重要商业媒介,必须以诚信作为员工的核心价值观,保证农业资金高效、有序的流向农村经济建设。第二,以人为本作为农业银行企业管理的宗旨。以人为本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因子,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中心,强调创造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企业环境。农业银行企业要做到以人为本:首先,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指出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实现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关键都在人,所以企业要重视人的作用。其次,企业用人制度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个性习惯,承认员工个人需求,尊重员工个人价值和尊严,充分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将个体的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因为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自己的利益有关,只有满足个体的差异化需求,才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最后,农业银行企业要培养一种亲密和信任的企业氛围。信任是沟通的桥梁,也是员工通力合作的资本,只有建立起员工亲密、信任的关系,才能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农业银行企业作为服务性企业,员工的对外形象对企业发展至观重要,而员工的形象地塑造来自于他们对企业的认同度,而认同度是构筑于员工对企业的感受之上的。第三,进取、敬业、群体的农业银行企业精神。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农业银行企业要具备强烈的开拓精神,要有敢为天下先的雄心壮志,成为引领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翘楚。敬业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敬,原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主张人在一生中要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农业银行作为企业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本着回馈社会的高度信念,真正成为同行业敬业的楷模。在荀子思想中,群是很重要的概念,他指出人们要生活得好些,有必要合作互助,正所谓“一则多利,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由此可见群体的重要性,农业银行企业要在不断扩充业务的征程中发扬群体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在商战中发展壮大,独领。第四,制定严格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强化制度的落实。在儒家学说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在这种意义上,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使无序的社会变得井然有序,“礼”在农业银行企业的延伸中就是科学、规范、严格的企业管理制度,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企业的正常运转,职工的合法利益离不开完善的管理制度,农业银行企业在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根据企业自身特点,以激励员工为宗旨,建立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并采取各种措施使其内化于员工的思想认识,进而指导员工行为实践,外化于企业外部形象,全方位提升农业银行企业服务水平。第五,因势利导,顺应外部环境变化适时调整企业文化。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提倡 “穷则变、变则通”,而中国历史中的儒、道、释三家不断交流、碰撞,汇聚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的变通对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启示,就是企业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充分吸取中、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为我所用,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在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站稳脚跟。第六,农业银行企业要传承其发展历程中所累积的文化资源,让农业银行发展的厚重历史积淀成为指引其深入发展的指路明灯。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发展理念、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的群体心理认同[4], 这种在共识形态下的文化渗透能够提高企业员工主动为企业着想,敢于承担责任, 勇于接受困难和挑战的积极性,并对自身存在的不足加以修正。总之,员工们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企业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维护企业声誉和形象,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合力,这就是企业文化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为农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积极文化因子,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精心打造农行企业文化,一定会推动企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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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酒店建筑装饰;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中国民族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星级酒店的概念也传入华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旺,之后逢勃发展,至今越发精彩。中国文化,从纵向上体现为历史文化,从横向上体现为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此论文就将中国文化与酒店建筑装饰风格融为一体,讲述酒店建筑装饰风格体现的中国文化,以下我们将逐一详细叙述。
一、酒店室内装饰设计中的审美表现
“所谓‘建筑’艺术的创作,正是以实践的态度,以直接借助物质媒介和形体结构特殊的形式,体现一定民族、一个时代、一定社会的审美意识。”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许多地域及民族不同却具有同一张“面孔”的酒店模式,这是极其悲哀的还有许多酒店环境的设计将现代主义、极少主义、高技术主义等信奉为唯一设计原则,这也是极错误的发展趋势。我们的生活之所以多姿多彩,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背景、不同的地域特征、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历史时期所遗留的文化的不同而造成世界的丰富多样性。从这一点上来讲,越具有地域性也就越具有世界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让每个酒店环境都能真正成为属于自己的家园,拥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审美风格及表现语汇,这样就能创造出和谐而又多姿多彩的酒店室内环境。
二、酒店建筑装饰风格的历史文化体现
中国作为世界四个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国从远古时代至今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这样的几种社会形态,在这些社会形态里勤劳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灿烂的中国文化也使得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享有“历史的民族”的美誉。正所谓在中国,别的什么可以不提,但是历史却是不能不提。不管是任何事物都可与历史存在着关联,像以上所举的唐华宾馆,它的建筑装饰风格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历史,同时也代表了西安的形象,西安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十三朝古都曾在这里建立,要谈历史文化,西安这个城市是最有资格也是最具代表性。在西安不仅唐华宾馆,还有钟鼓楼大酒店的外观建筑也是仿唐式。这样一来,体现了这个城市的古韵,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历史。
三、酒店建筑装饰风格的地域文化体现
一个酒店如何做得有意思,往往跟“文化”二字紧密相连,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因时因地而动,所以要“因地制宜”,所谓因地制宜,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地域特点多提供的大环境,尤其是人文环境、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从小的方面讲就是建筑物本身的空间结构特点以及项目功能的要求。例如,广州的矿泉别墅,它体现了岭南地域文化,因为它是把岭南园林与建筑结合的又一实践,它把主楼之间做成水池,用岭南水庭形式来处理。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后主楼和侧楼底层支柱架空,做成休息平台,供旅客休息或者文娱用,由于整个底层架空,形成了空气对流,通风十分良好。每当日烈之时,旅客休息于平台,而周围又都是绿色花木环境,倍觉凉快悦目。而当夜晚静坐于平台或池岸边,幽深的环境,使人觉得宁静怡人。二、室外环境采用岭南水庭手法,在前后两主楼之间做水池,池中配置水生植物、景石和喷泉,池上用石板平桥联系前后主楼,楼外面积不大,都用南方花木栽值后楼室外增设垂直建筑山面的躺梯一座,犹如水上飞梯,既作上下交通之用,又作消防用梯,更丰富了岭南园林景观特色。三、别墅入口采用传统式大门,而主楼建筑全用现代化平顶结构和室内装修,但室外环境采用岭南庭园手法,特别是充分发挥了岭南用“水”的特色。
四、酒店装饰风格的民族文化体现
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是一种文化现象。民族文化反映不同的国度,不同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是旅游观光者渴望获得知识的旅游目的之一。以民族文化确定酒店的主题,不仅可以吸引宾客,同时也使传统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保持纯真的本土民族文化,也使文化艺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得到延伸。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发展了祖国的经济,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东方文明,在长期繁衍过程中各民族逐渐融合为了中华民族。雅鲁藏布大酒店很醒目的代表了藏族文化,在这里能够体会到这个民族文化的魅力,这个酒店的魅力。
五、结束语
随着世界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中华文化复兴浪潮的影响,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和审美角度,开始逐渐放出光芒。在居住小区与公饮业设计中,取得的成功已经有目共睹。不久的将来,以中国人的生活理念为依据,以传统文化为原始起点的现代“中华式”酒店,将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也期待粉经典设计的出现以及设计流派的形成。更多的设计理念在不断的冲击粉人们的传统思维。生态、绿色、环保、智能、人文……,多种新思维、新概念都在为酒店的室内设计提供发展的天地,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关键词:医院档案 信息化管理 重要性 措施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3(a)-0187-01
1 简述医院信息化管理
1.1 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含义
所谓档案信息化管理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1)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将档案信息进行系统化管理,通过信息技术应用便于对档案信息进行收集、编目、排序、保存、检索等,从而提高了医院档案信息的管理效率;(2)利用网络信息进行对档案的管理,打破了纸质化档案管理的弊端,有助于档案信息管理工作的创新。
1.2 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面
(1)数据资料信息化。打破原有的纸质信息模式,通过计算机输入、电子扫描将资料信息转化为电子信息模式存入计算机网盘内,以备查用。
(2)工作流程信息化。计算机信息管理简化了复杂的人为操作步骤,通过应用专业软件实现了档案管理的分类、编目、检索等的自动化操作,对于统一医院办公系统和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一致性具有积极的影响。
(3)档案检索信息化。档案资料信息化的管理,使得内容种类庞杂的文档资料、文献、原始记录等信息,通过利用医院内部的局域网或互联网信息检索系统得以便捷化的操作。
1.3 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实施条件
第一,将开放式的电脑信息检索系统配置其中,有利于提高利用档案信息的便捷性。
第二,加快建立健全医院局域网系统的速度。
第三,完善档案用户信息库的建立,为提高档案信息的利用率,应对用户档案的实际需求情况进行及时分析,从而提高档案信息系统编辑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第四,以医院工作为核心,开展多层面、多角度、多形式的宣传活动。
2 档案信息化在医院管理工作中的价值
(1)在医院管理工作中,档案信息能够为其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准确、全面的参考依据,提高管理工作决策的正确性,对提高医护工作质量和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
(2)通过对档案信息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对医院各科室的各项技术指标进行合理化调整,从而促进医院医护技术及管理水平的快速发展。
(3)以档案信息资料为基准,可有效实施对医疗设备的有序管理。为提高医疗设备的使用和管理效率,可通过对设备资料中有关设备性能等信息的分析研究,以达到降低设备事故的发生率的目的,从而减少因维修、改造等对设备的损耗。
(4)对推广应用医院研究成果和技术具有积极影响,为顺利开展医学研讨等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为医院制定科学、系统的管理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只有以客观、全面、准确的信息资料做基础,才能使医院管理决策更符合合理化的要求,更好的满足现代医院管理的发展需求。通过医院管理者对原有档案资料的收集、分析研究和提炼,以便于管理者在进行管理决策时能够从全局出发,对每一项工作今后的发展情况形成科学的预见性。
3 档案信息化在医院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1)实施档案信息化管理符合医院发展的时代要求。现如今,信息化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一项技术支撑,伴随着人们对时效性强、价值性高的信息的需求度逐步加大,计算机信息化管理已成为当今时展的一项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式之下,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模式是现代医院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作为现代医院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信息化、自动化档案信息管理工作,对提升医院管理工作水平、功过效率及信息资料的利用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现代医院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实施信息化的档案管理模式。信息化档案管理模式有利于医院对人才的深入发掘和培养,为医院进行人才的储备与发展提供了正确方向;此外,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是现代档案信息化管理的一大优势,符合现代医院长久稳步发展的现实要求。
(3)信息化医院档案管理是现代医学科研、临床医疗等发展的必然要求。医院档案资料不仅是患者就医的病历记录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也是临床医疗科研、教学等的重要参考依据,为医学研究与教学的发展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病历档案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一方面是医生作出正确医疗诊断的依据;另一方也是医疗技术水平发展历程的一个动态展现。科学、合理的对医院档案资料进行信息化的操作管理,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医院档案资料的作用价值,为现代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依据。
(4)信息化医院档案管理是医院档案管理水平提升的重要表现。信息化管理是评判一项工作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医院档案管理已不能较好的服务于现代医院发展的实际需求,只有采取信息化的档案管理模式,才能与现代自动化医院管理系统保持整体上的一致性。因此,医院档案管理人员应切实提高自身的信息化管理意识及技能,以更好的满足于现代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的发展要求。
4 目前医院档案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4.1 医院档案信息化所存在的问题
(1)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大部分医院的局域网建设还有待完善,有的办公自动化系统尚未实施,形成不了医院档案专业体系,档案信息化管理也由此受到制约。
(2)技术保障与政策支持不够。保证电子文件信息安全的技术措施还有待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引导,电子文件的法律地位尚未确立。另外信息安全技术问题也缺乏明确的管理性、业务性和技术性标准。
(3)相关体系规范有待健全。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是档案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目前虽然已有一些标准规范出台,但还不能满足档案信息化快速、有序的发展。制约着信息交流的范围和程度,直接影响着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总之,医院档案,是医院历史的记录,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医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工作情况。作为医院历史的真实见证,医院档案对医院各项工作的开展及未来发展规划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医院日常工作中产生的大量的医疗文件,对于医学科研及发展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因此,医院档案管理是医院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医院领导的决策支持,是医疗、科研和教学的参考依据,是医疗资源配置和医院基本建设的信息资料和基本依据,在实际的生活中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房桂存,黄林燕,张必佳,等.档案管理升级对医院档案人员知识结构的要求[J].湖北档案,1997(4).
[2] 王英秀.医院档案信息自动化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1(13).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利率风险
1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回顾
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或货币当局放松对利率的直接管制,将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根据各种市场因素主要是资金供求关系,通过一定的定价机制自主地确定资金价格。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深化的标志,是提高金融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是利率定价机制的深刻转变,而且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主要基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我国利率市场化实质性改革始于1996年。1996年6月1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开放,拉开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序幕。1997年6月人民银行规定,各商业银行可用其持有的国债、中央银行融资券和政策性金融债在银行间进行回购和现券买卖。这标志着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成立。1998年后逐渐实现了金融债、国债的市场化发行。2000年9月21日,实现外币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同时,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断扩大。2005年3月16日,人民银行大幅度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并完全放开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2007年1月4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正式上线运行,标志着我国向利率市场化之路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到2008年4月,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贴现、再贴现市场在内的货币市场及外币贷款利率、300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外币)以上外币定期存款利率,已基本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最关键的一步是完全放开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把货币资金的定价权交给市场交易主体,这也是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任务。
2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遇到的阻力大、动力不足。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了中后期,在改革初期,改革的结果使大部分人都受益,所以改革的动力和决心很大。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市场化改革必定会使大部分人收益,而部分人利益受损。因此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各种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有时会抵制改革,使改革进程受阻。
(2)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涉及多个金融领域的改革,因此需要这些改革方案和进程相协调。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是单独的、孤立的改革,而是伴随着对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货币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金融业监管制度的改革、证券市场的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因此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其他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3)中国对银行业实行的是隐性的保险制度,缺乏合理的退出机制。目前中国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政府不允许商业银行倒闭。为了冲销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政府也多次对银行注资。政府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有义务采取必要的行动来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和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但是政府充当银行的最后担保人,会使银行风险和收益不对称,可能激励银行高风险经营,当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时,政府又会成为银行高风险经营行为的最后埋单者。这样的隐性保险制度,不仅会导致银行的道德风险,而且当银行经营不善、流动性不足等问题出现时,政府和银行都会去掩饰这些问题。
(4)尽管中国货币市场快速发展,但是国债(尤其是短期国债)市场和票据市场仍然发展不充分,制约着央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来有效地调节利率,执行货币政策。首先,货币市场总体规模较小,市场发展不够均衡。交易规模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其次,货币市场的交易主体较为单一。我国货币市场交易客体品种较少,且除了同业资金拆借之外,其他货币市场工具都规模较小,债券市场中,短期国债的发行量太小。票据市场的主要工具为银行承兑汇票(占95%)。
3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建议
(1)要建立统一、开放、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在开放的经济格局中,资金流动规模大、速度快,没有一个统一开放的高效有序的金融市场,有可能产生短期内利率的大起大落,给经济带来危害。为此,首先要继续发展同业拆借市场,使同业拆借利率真正成为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扩大票据的贴现和再贴现业务,使得再贴现率成为中央银行调控市场资金供求的基准利率。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的建设,规范证券市场的动作,推动我国债券一级、二级市场的发展。此外要发展银行债券柜台交易,这样就可以使债券发行和交易都市场化,形成零售与批发、场外与场内有机统一的、分层次的债券市场体系,消除不同市场债券交易价格与收益率的非正常差异,增强市场利率的联动性。再次要进一步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货币市场的限制,通过交易主体的交叉,增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沟通与渗透。
(2)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银行业赢利和风险管理水平,提升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国内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国内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竞争压力。这对国内银行业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只有国内银行勇于接受挑战,积极参与金融市场的竞争,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不断弥补自己的不足,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加快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步伐。银行为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群体金融理财需求的金融产品创新,是银行争夺客户资源,拓展赢利渠道,提高品牌忠诚度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大家下午好!
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经过连续六届的成功举办后,今天又以分论坛的形式移师杭州,并且得到了在座各位专家、学者、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向前来参加论坛的仲呈祥先生、董长侠先生、陈汗青先生,以及各位院校长和各位朋友们、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去年,我和在座的各位一同参加了第六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而难忘的印象。作为当代有作为的艺术家,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敢于担当、善于担当。我们的艺术家要用眼睛去观察,用笔去书写、记录,给历史、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我们的作品,无论水平高低,应是对生动的社会现实的记录,它的价值就在这里。百年以后,我们在研究这些作品时,就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能够对当时所处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有所体悟。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贡献。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同样都是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记录,这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的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为什么要“三贴近”?为什么要进行“走转改”?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入的体验生活,反映鲜活的内容,这些鲜活的内容正是人民群众平凡的生活的凝练和积累。我们可以从中吸收营养,成为我们创作的源泉。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就要善于观察,善于总结,善于提炼,用我们的笔,用我们的眼进行剖析、提升,来反映社会。我们这个论坛、包括杭州发展基地,就是要给各位艺术家搭建一个平台,给大家营造一个宽松的、和谐的、融洽的、开放的氛围,让大家的思想和意识无限奔驰,给大家一个广阔的空间,激发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为社会、为人类留下宝贵的财富。正常的文艺批评是允许的,正常的文艺批评是激发我们改进和创作的基础,激发着我们如何深入生活,反映最鲜活的生活当中的精华,是帮助我们提高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提供这样一个环境,就是要吸引大家的参与,大家的参与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责任感和担当非常重要,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基地,能够有一大批传世佳作,若干年以后,我们这里创作出的作品应该是对国家、对杭州当今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能够利用好这个基地,成就艺术创作生涯中辉煌的一段。
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文化建设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凸显。从国家层面来看,文化建设逐渐成为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基本国策,有利于文化蓬勃发展的宏观环境不断得到优化和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提高。从大众层面来看,文化建设所取得的丰富而巨大的成就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众所周知,被历代文人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原本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一座全球闻名的旅游城市,近几年来,因为拥有了“天堂硅谷”“动漫之都”等文化名片而享誉全国。杭州在文化建设上出奇制胜,成为国内众多城市学习效仿的对象。一踏进这座城市,你就会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文化有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衣食住行,无处不在。我想,这才是一座城市真正的魅力所在。如果用我们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可能会更加深刻。
文化建设也在影响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的事业。去年年初,在以仲呈祥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学者的长期呼吁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将艺术学科独立为“艺术学门类”的决议,使原属“文学门类”的艺术学科成为新的单独的学科门类。这为艺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和美好的前景。而美术学科也由以往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美术教育发展的条件不断完善和优化。我们今天的论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举办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深入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支持文化产业和艺术教育产学研融合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建设的重要精神,总结交流全国艺术院校产学研发展的经验,推动全国艺术院校在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