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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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06.001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06-0001-02

中医药（民族医药）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实践和与疾病做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且不断积累完善、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观念的变化，中医药（民族医药）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优势[1]。但目前，中医医院西医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传统的膏、丹、丸、散制剂在各级中医医院药房中越来越少，中医传统技术在逐渐消失，很多行之有效的验方和民间疗法得不到继承和创新[2]。同时，我国的医疗管理体制、以西医为依据的各种评判标准和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中医药的发展[3]。

本研究基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中藏医药工作开展的实际状况，确定典型的调查对象，采取访谈和问卷的调查方式对该县中藏医药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综合民众的意见与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从而推动中藏医药工作，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1 调研方法

调查时间为2012年1月12日-2月25日。调查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抽样进行调查区域的选择，选取了具有城乡地域代表性的3家县级医疗机构（县医院、县藏医院、县妇幼保健所），5家乡镇中心卫生院（打柴沟镇卫生院、安远镇卫生院、西大滩乡卫生院、赛什斯镇卫生院、哈溪镇卫生院），5家乡镇一般卫生院（华藏镇卫生院、石门镇卫生院、炭山岭镇卫生院、松山镇卫生院、东大滩乡卫生院）。与相关人员座谈8次，填写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回收968份，回收率为96.8%，其中有效问卷940份，占回收问卷总数的97.1%。经统计学分析，抽样地区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农牧民对中藏医药服务的需求。

2 结果与分析

2.1 政府与相关政策的扶持程度

调查所知，天祝县政府实行中藏医药事业经费财政预算单列，并且逐年加大对中藏医药事业投入，优先将县藏医院确定为定点医疗机构。将中藏医药服务项目和中藏药（含自种自采中藏药）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范围。详见表1。

2.2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藏医科室建设情况

按照甘肃省卫生厅《关于积极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实

基金项目：兰州市科技局项目（2012-1-59）

通讯作者：刘雪松，E-mail：

施意见》要求，县藏医院设立中藏医预防保健科，县妇幼保健院设立中医科，积极开展中藏医预防保健服务；乡镇卫生院结合健康档案建档及体检开展中医体质辨识，根据居民不同体质开展健康指导，并在居民健康档案中予以记录。通过实地查看了解到，截至2011年，县藏医院开展了藏医药浴、火吉麦杂（火灸）、放血疗法等中藏医药适宜技术。乡镇卫生院设立了中藏医科、中藏药房，建成了相对独立的中藏医药综合服务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藏医科室相关配置情况见表2。

2.3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人员配备情况及结构

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天祝县中藏医药人员梯队结构不合理，现有专业技术人员学历偏低；数量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求，如县藏医院，根据床位测算，医院现缺编84名专业技术人员。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人员学历、职称情况见表3、表4。

2.4 中藏医药人员教育培训情况

为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更好地服务大众，天祝县卫生部门近年来外派进修培训38人，参加高一级学历教育45人，其中有23人取得中藏医本科学历，其余取得中藏医专科学历。此外，深入开展中藏医师承教育活动，积极发挥名中藏医效应[4]，开展了“县乡村三级中藏医药师承教育”活动。截至2011年，全县有中藏医药师承教育指导老师23人，继承人61人。

2.5 中藏医医疗服务量

2011年，全县中藏医门诊达11.5万人次，占总门诊量的35%，中藏药收入占药品收入的38%，中藏医药收入占总收入的30%。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都能够运用中藏医诊疗技术处理常见病、多发病，中藏医门诊处方数占处方总数的比例高于30%。

2.6 中藏医药服务满意率和知晓率

通过深入走访和调查了解到，农牧民对中藏医药知识知晓率达到95%，对医疗机构中藏医药服务内容知晓率达到90%，对医疗机构中藏医药服务满意率达到95%，县乡村医疗机构中中藏医药人员对中藏医药相关政策知晓率达到93%。表明天祝县卫生部门对于中藏医药科普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比较重视。

2.7 藏医药开发研究所情况

天祝县藏医药开发研究所研制了仁钦佐它、七十味珍珠丸、仁钦芒觉等250余种名贵、常用藏药制剂，完成了六味丁香丸等170种藏药制剂生产批号注册工作，编写出版了《华锐藏药志》、《常用藏药手册》，挖掘出版了清代乾隆年间天祝藏区民间藏医药古籍手抄本《疾病诊断明灯》，搜集整理了部分华锐藏医药发展史料和民间藏医验方、效方，完成了天堂藏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整合工作，在县乡23家医疗机构设置了藏医诊室，开展了华锐洁白丸等“华锐藏药”和华锐肾宝等华锐系列保健品的研制开发，进行了部分野生藏药材资源保护和人工实验种植工作。

3 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天祝县基层中藏医师人员缺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医师年龄结构不合理、青黄不接的局面，极大地影响了中藏医工作的开展。虽然近几年中藏医继续教育工作开展比较多，但由于缺少足够的医务人员，大部分医务人员不能离开工作岗位，没有时间外出参加学习和培训，对目前的新知识、新理念缺乏了解，中藏医技术水平亟待提高。此外，就医环境亟待改善。天祝县大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中藏医科的基本情况是：开设有中藏医科，没有中藏医临床诊室；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及乡镇卫生院大多有1～2间诊室，可以开展针灸、按摩、拔罐等传统中藏医项目，然而刮痧、正骨、药浴等项目开展得并不多。究其原因是医疗设备相对缺乏、医疗环境狭小。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

中藏医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投入。基层中藏医医疗服务存在收入低、耗时多、辛苦劳累等情况，建议对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及乡镇卫生院中藏医治疗项目的收费实行全部或部分返还的政策[5]。

天祝县藏医院在临床工作中开展的藏医医疗服务项目具有简、便、廉、验等优点，吸引了本地及青海、新疆、上海、黑龙江等地大量患者前来就医。但是，目前外地患者住院时产生的藏医药服务费用在当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均不予报销，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有悖于国家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政策。

第2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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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畜牧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与生态保护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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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布依语研究 语音 词汇 语法 语言使用情况

我国对布依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这么些年，硕果诸多：

一、语音方面的研究

1956年至1958年，我国第一次对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做普查，其中包括对布依语的调查，其直接成果是《布依语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59年），这次普查涉及了27个县40个代表点的布依语，首次为布依语制定拼音书写方案，对布依语作了土语划分，并介绍了各个代表点的语音系统，同时对语音、语法作了比较。从1983年开始，历时20多年、规模宏大的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拉开帷幕，其中对民族语言进行调查得出的主要成果是《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民族语言卷）》（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6月）。“六山六水”民族语言调查的选点是50年代民族语言普查时所没有的，它拓展了贵州民族语言调查的范围，获得了许多新材料，其中也包括对布依语的调查。1980年，喻翠容的《布依语简志》是对布依语的基本描写，重点介绍年代布依文方案标准音点―龙里羊场布依语的语音系统、词汇概貌和语法的一般规律，同时还介绍方言土语的划分及其语音特点等。1991年，王邦容的《布依语口语的语音变化现象》认为布依语口语交谈中会产生联合音变，但用布依语演唱或叙述的歌谣却不会出现这样的语音变化，仍然可以保持原有自然清晰的语音，她认为这是由于歌谣受到音节数和押韵格律所制约。1983年，曹广衡的《从布依语的汉语借词考察汉语调值的变化》对布依语中的汉语借词进行了划分，并对布依语、汉语里几个声类、韵类的对应关系进行了探索，以龙里羊场、贵定巩固、贵阳青岩和安顺黄腊布依语的汉语借词材料为依据，考察现在当地汉语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等四个调类中的去声调值的历史变化。1985年，他的《从布依语的汉语借词探讨贵阳汉语阴平调值的历史变化》一文，探讨了布依语中的二类汉语借词的来源，以贵阳附近的惠水羊场、贵阳花溪、清镇西南和安顺黄腊布依语的汉语阴平借词材料说明现代贵阳汉语阴平调值在近数百年中也有过变化。2002年，王文艺的《杂居地区布依族习得汉语的语音偏误及分析》对布依语与汉语的音位系统进行了比较，进而探讨了布依族说汉语产生偏误的原因及对交际的影响。

二、词汇方面的研究

1959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布依语调查报告》和1980年喻翠容的《布依语简志》中都对布依语中的汉语借词进行了描写和分类。1982年曹广街的《布依语的dai～（31）和汉语的“得”》 本文用现代布依语的材料，对比汉语的现状及其历史演变情况，一方面说明布依语的dai～（31）和汉语的"得"在意义和语法功能上存在共同性；另一方面探讨dai～（31）之所以有现在的各种职能，同"得"一样，都是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的。1984年，吴启禄的《布依语数词“一”研究》通过与同语族和汉语异同的比较，来探讨布依语数词“一”的用法特点。1991年，周国炎的《论布依语中的早期汉语借词》对布依语中的汉语借词的类型、来源进行了探讨。

三、语法方面的研究

1956年，喻世长的《布依语语法研究》、贵州省民族语文指导委员会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合编的《布依语语法概要》，都对布依语的语法结构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介绍。吴启禄的《布依语量词概略》介绍了布依语真丰话量词的主要特点。曹广衙的《布依语动词和趋向补语有关的语序问题》，详细描写了布依语中趋向补语与动词和宾语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还对比了布依语和汉语不同的结构特点。罗儒栋的《布依语形容词初探》依据望漠县复兴镇布依话的语言资料，对布依语的形容词作了分析。王哈・阿・雍容的《布依语后附成分的结构特点》，以罗甸王村为例，将布依语后附成分分为双尾式、单音式、叠音式、交叉式、随和式。他的《论布依语动词虚化》用大量实例来论述布依语动词虚化并分析其成因。周国炎对布依语中具体的语法形式作了大量的研究：《布依语处置式的来源及其发展》，认为处置式是现代布依语中的一种句型结构；《布依语动词重叠及其表达功能初探》，以贵州省贞丰县北盘江镇布依语为基础语言材料，通过对大量例句的分析，探讨了布依语动词重叠的结构形式及其表达功能；《布依语比较句的结构类型》对布依语比较句的结构类型进行详尽的描写分析，并按句子所表明的语义，将布依语的比较句分为相等式、不等式、突出；《布依语被动句研究》一文则就布依语被动句的结构类型等语法现象进行了讨论，认为布依语的被动意义可通过两种形式来表现，一种是无被动结构标志词的语句，另一种是有标志词的语句。

四、布依语使用情况研究方面的研究

对布依语使用情况的研究也初显硕果，如：2009年，周国炎先生主编《布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本书收集了从2006年7月中旬至2008年7月中旬对贵州省境内布依族聚居、杂居和散居的15个县（市、区）先后进行的四次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信息，以点带面的对我国布依族语言的使用现状作了全面、深入、细致的分析。它所收集的材料重点和田野调查的集中区域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4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刘敦桢，《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中国建筑史学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4-8537(2007)09-0140-06

一

2006年初，数篇已经散佚70余年的论文原稿在中国文物研究所被发现。这些极其珍贵的手稿皆系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先生于1936年前后撰著，应是当年中国营造学社准备刊行的学术专辑《古建筑调因爆发而未及最后杀青及刊行，这些文稿亦因战乱颠沛而遭劫散佚。在此后长达7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曲折磨难的路程?究竟又是如何在纷飞的战火中辗转而至今日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档案库中?或许都已经无从知晓。

两位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泰斗宗师的手稿同时再现于世，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梁思成先生著《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经中国文物研究所刘志雄、刘季人诸先生的整理，已先行于2006年第4期《建筑创作》刊载而刘敦桢先生著《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河北涞水县水北村石塔》、《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苏州罗汉院双塔》等四篇未刊手稿，则由刘公哲嗣刘叙杰先生精心整理校订，即将收入正在编纂的十卷本《刘敦桢全集》之中。

今年9月19日，适值刘敦桢先生110周年华诞之纪念，《建筑创作》杂志计划以专刊的形式，以示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也是值得每一位中国建筑师铭记的日子，因为从他们开始学习建筑的那一刻起，在建筑之梦最初开始的地方，必定有刘敦桢先生及其学生们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史》等经典教科书的陪伴左右，成为他们认识、了解进而去热爱自己本民族建筑的起点。

作为最先亲睹刘敦桢先生70年前手稿的晚辈末学之一，谨将近日来研读刘公《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的些许体会和感受，不揣浅陋，刊布于兹以此表达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先贤前辈深切的怀念与无上的景仰。

二

时光回溯至1934年9月，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的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莫宗江、陈明达、赵正之等人以平汉铁路为中心，先后分三次赴河北调查测绘古代建筑遗构。其中，第一次行程于1934年9月下旬出发，先至定兴县，调查定兴城内元大德十年(1036年)所建之慈云阁；次赴定兴县西二十五里的同里镇，调查测绘石柱村北齐天统五年(569年)标异乡义慈石柱；再由同里镇前往易县，经过燕下都北部，并于易县逗留约近半月，先调查测绘易县城内开元寺之辽乾统五年(1105年)所建毗卢、观音、药师三殿，及城西关外千佛塔、圣塔院塔、以及泰宁山下的泰宁寺舍利塔等辽塔遗构；次赴易县城西兴隆庄测绘清西陵以及附近净觉寺、双塔庵诸塔。归途自易县返至涞水县，调查测绘涞水城内大明寺宋辽经幢，及城外之西冈塔，水北村唐石塔等。其间还曾赴涞水县西北石龟山遵化寺及釜山灵泉寺二处考察，并于灵泉寺发见金大定二十二年祖公禅师寿塔，最后由涞水前往涿县，调查涿县城外普寿寺，及城内智度、云居二寺砖塔，至此返回到北平，此次行程共计20余日。

第二次行程始自次年(1935年)五月三日，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等再次沿平汉铁路一线考察保定、蠡县、安平、安国、定县、曲阳、正定等地的古代建筑，时间约计月余。其中进行重点调查及测绘的有安平县圣姑庙、文庙，定县开元寺料敌塔、大道观、天庆观玉皇阁、贡院考棚、众春园行宫，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八会寺遗址、清化寺元幢、静岩院塔，正定县隆兴寺，开元寺钟楼等十余处遗构，本文述及《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一文，应为此次调查之后刘敦桢先生所完成的重要成果之一。第二次则是于1936年10月，刘敦桢先生偕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等赴河北、河南、山东诸省进行古建筑调查在河北境内先后调查与测绘涿县、新城、行唐、邢台、大名、磁县等地的古代建筑遗构20余处。

上述实地调查期间，刘敦桢先生及其助手通过实地测量、绘图、摄影记录，详细记录遗构状况及其重要数据，返京后再进行全面整理，绘制完成正式图纸，并通过已知实例与文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与论证，最后完成并发表调查报告。

1935～1936年间的三次河北古建筑考察结束之后，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曾陆续发表有《定兴北齐石柱》、《易县清西陵》、《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而《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整理发表在四卷本的《刘敦桢文集》之中。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自1932年春起，中国营造学社逐渐形成了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主导的研究力量，学社的工作重点也逐步从传统的文献考据而转向对古建筑遗构的实地调查与测绘。历经几年的实践与探索诸如《正定调查纪略》、《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等系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陆续发表的，则标志着中国营造学社针对古代建筑遗构所运用的调查方法与研究理路(调查测绘、年代判断、分析总结、表述体例等)得以日臻明确成熟、完善。在这方面，如果说最初发表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等展示了梁思成先生开阔的视野、非凡的洞察力，其后不久梁思成、刘敦桢二先生合著《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则开始形成了较为完备固定的体例，即中国营造学社田野调查报告所沿袭的标准范式，也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之经典“范式”。前述1935～1936年问刘敦桢先生《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等调查报告及研究论文的发表，皆可视为当时中国营造学社渐趋成熟工作方法之体现。

去年建筑文化考察组重访中国营造学社河北平汉铁路沿线考察旧迹时对比梁刘二公的不同的学风，我们曾有如下感受：

《沧浪诗话》云：“少陵诗法如孙吴，李白诗法如李广”，李广用兵如神却无兵法；孙、吴则有兵法可循，引申意指李白、杜甫皆为诗坛巨擘，诗作自是难分高下，区别只在于李白天纵其才，兴会标举，不事雕琢，后人

难于效仿；杜甫则体裁明密，工整严谨，字斟句酌，后人学之似有章可循。《沧浪诗话》对李杜之阅历、气质、性情乃至诗作的品藻，似或可借来套用于梁、刘二公身上――梁思成先生才思睿捷，逸采纵横，思路开阔，多有即兴而发的宏旨妙论，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刘敦桢先生尽管学识过人因其个性并不像粱公那么潇洒张扬有时甚至显得不如梁公那么有吸引力然刘公则是锋芒内敛，根基笃实，治学及文风更透出一种执着深广、沉郁顿挫的严谨与缜密。

今有机会重见这份刘敦桢先生手稿《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我们的感受愈发强烈，并为去年河北行之前未得先行学习而深感遗憾。

与《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中对于定州料敌塔约计七百余字的简略记述相较，这份遗著则是以简要的调查记略为基础深化拓展而成的研究专论。《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篇幅约计二万二千余言，全文由“略史、塔的位置及台基、塔的平面、外观、内部结构、其他事项”等六部分组成其中以塔史考证、塔之外观及其内部结构，着墨最多，广征博采，论述甚详。今之学者用功之深、用心之切如刘公者绝少，此稿虽为70余年前的旧作但仅就对定州开元寺料敌塔的详细考证与深入研究而论，迄今恐也无人能及。

通过当时料敌塔附近出土的实物诸如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年)《七宝瓶铭》、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543年)高归彦施造白大理石佛像残座、武定五年(547年)丰乐、七帝二寺《造像记》，以及隋开皇五年(585年)的《七帝寺碑》、开皇十六年(596年)《正解寺碑》等，刘敦桢先生不仅将北宋以降散见于方志和各种碑记中的寺史沿革，由宋初追溯至北魏末期的七帝寺。其次者，他还依据民国十年(1921年)料敌塔南出土石匣“永徽四年(653年)二月十五日舍利……”之墨笔铭记佐以《梁书扶南国传》、《法苑珠林》、《三宝感通录》，遂考证料敌塔附近出土石匣乃埋藏舍利之用；刘公另据《高僧传・贞辩传》、《旧唐书・王处直传》、《旧五代史・梁太祖纪》、《旧五代史・后唐庄宗纪》等史籍旁征博引，然后融会贯通，基本确定了隋唐时期定州开元寺之营建概况，并由此推论贞辩修补开元寺的年代，应在梁开平三年(909年)后数年之内。

关于料敌塔的营造和落成年代宋祁《景文集》、《畿辅通志》、雍正朝《定州志》等史籍中约有四种不同记载。关于塔的始建年代，有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与真宗成平四年(1101年)二种：工程告竣年代则有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和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二种。刘公将其逐一进行细致的梳理考证认为料敌塔正式兴工之前必经长期筹划，所以宋祁诗作特注“至道乙未经始”；但塔之实际开工兴造日期，应以元大德碑所纪述的咸平四年七月十八日较为详密可信。至真宗乾兴元年，塔的一部或大部完成以后或因经费支绌和工程上别种缘故，不得不暂时停顿，故宋祁《修塔记》之作称其告一段落。其后复继续修造，到仁宗皇四年，塔顶才结尖了毕，而附属工程则延至至和二年始告完成。刘公还以塔内第七层与第十一层走道壁面上所嵌的至和元年功德石二块，推论宋祁所述“至和岁乙未告成”，实有所本，而“经营一甲子”之语，亦与事实大体符合也。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略史部分之重点虽在于料敌塔营造年代的考证然宋金以后、降及明清料敌塔的建置情形，刘公的史料梳理亦极为翔实完备，并在文中以言简意赅的年表形式罗列出来，一目了然。此外，刘公还将引证的史料及文献(包括抄录的碑文、铭刻等)近六千言，全部附于文末的注释之中，不仅出处清晰，而且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关于料敌塔极为详细的文献索引，纲举而目张其自身即可视为独立成篇的重要学术成果。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开篇虽称略史，但关于寺及塔的史料扒梳却是精彩纷呈，刘公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绝非一般人可想见。或条分缕析，层层递进，或谨严缜密，删繁就简，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刘敦桢先生深厚的国学根基及其从容驾驭史料的大家风范，堪称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史料整理与考证的典范之作。

三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二部分刘敦桢先生以实地踏勘塔的位置及台基入手，与各种史料互相参照，将寺及塔平面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在全寺的西南角，即北魏以来的七帝寺正解寺和唐开元寺原有的范围，故所有北魏、东魏的造像铭刻，以及唐永徽问舍利石匣等，都发现于此一带之内。第二期在全寺的西北角，即北宋会能建塔的地点。据著者的观察，此塔约高八十米，其台身及台基所占面积颇为广大，而原有的开元寺为地势所限，既不能如北魏洛阳永宁寺和辽佛宫、普庆诸寺的塔，建于佛殿之前又不能遵照唐・道宣《戒坛图经》所述正中佛院的制度，将塔直接置于佛殿之后，故只能在寺的后面，另辟一区供建塔之用。因此之故，寺与塔遂一前一后，成为对立的形状。第三期在全寺的东侧和东南角，就是金大定年问增建的圆教院。自此部加入之后，致使原来的开元寺和料敌塔，都偏于西侧。”在论及寺与塔的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时，限于当年客观条件，刘公的分析和推论甚为谨慎，未及得出明确的结论，仅谦逊地称其为“不过以上所述，纯系一种设想，确否如是，非待事实证明后，不能作为结论”。遍查为数不多相关料敌塔的研究文献，此问题似乎仍未引起今人的关注，考古探掘也是无从谈起。其实所谓学问的“功力”，除却自如驾驭史料的真功夫之外，尚须有精密之思考力。时至今日读至此时，面对刘公七十余年前的存疑之处依然存疑，不由得让人心生慨叹。

通过详勘塔的各层平面细节，详细记述残损状况，《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三部分，刘敦桢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归纳分析了料敌塔在平面上值得注意的长处和缺点：“它的(塔之平面)长处，系在内部设有八角形的塔心柱，自基至顶，将各层梯级藏于塔心里面，不但为唐代初期的大雁塔、小雁塔所未有，就是比北宋周期诸塔置梯级于走道内的，更为方便整齐。它的缺点即各层都在东、南、西、北四面辟门，其余四面除最上两层以外，俱使用假窗。这种方法使有门的四面，与有假窗的四面，在重量上不能平衡。而且门下又无反券(Reversedarch)补助，致使各层门券上最易发生破裂导致产生部分崩塌的危险。”刘公此处可谓一语中的，论述精辟。将千年古塔的形制与结构细节及像解剖麻雀一样有条不紊地展示出来，而问题的提出和引人入胜，再到逐一剖析与结论亦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专家主持料敌塔修缮工程而进行的残损勘察与结构分析，上述结论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也再次得到证实。

关于料敌塔的外观式样，刘公却又描述得如此简洁传神：“此塔八角十一层，而第一层比例稍高，故在腰檐上，

再加平座一层。自此以上，各层仅施叠涩式的出檐，并无平座和阑额、斗拱等类的装饰，手法异常简洁。其各层高度和直径的比例，也均能搭配匀当，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而且外轮线复具有很轻快的凸肚状(Entasis)故塔的形状秀丽莹洁，为北宋砖塔中不可多得的佳构。”王右军之《黄庭经帖》其法极严，其气亦逸，有秀美开朗之意态。刘公以“如初写黄庭”一语形容料敌塔之比例和谐、形象俊逸，可谓娓娓道来，跃然纸上，至为生动。论及塔高与塔围的比例关系，刘公则笔锋一转，将旧藉中极筒略的法则进行了归纳：“一为苏州姚补云先生所著《营造法原》内谓，‘塔盘外阶沿口周围总数，即塔葫芦尖至地高低’。换言之，塔的高度等于阶台周围的总长二为河北易县宋千佛塔明正统十四年《重修舍利塔记》云‘塔高一百又十尺围以称之。’《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记述山西应州佛宫寺释迦塔，也说‘塔高三十六丈，周围如之’。此外《江西通志》载清佟国重修南昌绳金塔，内有‘高十丈六寸，八方周围共十丈一尺六寸’之数语，皆言塔高等于塔围。案此所谓的塔围，也许就指塔身第一层的长度而言。但是此三者中，千佛塔和绳金塔未经调查；佛宫寺塔据梁思成先生测量的结果，也与《图书集成》所说的未能符合。”刘敦桢先生通过引证文献与实测数据对塔高与塔围比例关系的探讨，表明当时诸如设计方法、比例尺度、构图规律等涉及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已经引起他及学社同仁的密切关注。是否可以如此推论，刘公的得意门生陈明达先生后来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有所进展而终成一代大师，其所受到最初的启发和教诲，或许也应是渊源于此罢。

《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第四部分则在详细记录塔外观形制与数据的基础上，刘敦桢先生深入分析了塔的内部结构，并认为料敌塔所设八角形塔心，内藏梯级，外设佛龛，无论功能或结构 皆为全塔最重要的部分。由于塔心结构各层外壁向内收进，塔心直径随之缩减，且各层平某下斗拱和外侧平座斗拱异常类似，致使观者从塔之残缺部瞻望，往往误会大塔之内另有小塔一座。对此，《河北定县开元寺塔》之内部结构部分，非常细致入微地廓清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合著《支那佛教史迹》及瑞典学者喜龙仁(O.Sirien)《中国美术史》(Historyof Chinese Art)内中关于料敌塔的谬误(一)误认塔心另为一塔。(二)误梯级设于走道之内。(三)误第二层以上走道上所覆的为穹窿。

当时的料敌塔外壁崩塌约四分之一却仍能屹然耸立，刘公将其归功于塔心结构支撑维系其他未塌部分的缘故并由此而提出了此种形制的产生演进是否受木塔中心柱的影响?抑或因环行礼拜的缘故，从北魏石窟的支提塔演变而成的假设。诸如此类“大历史观”观照下的推测与假设刘公《河北定县开元寺塔》文中屡屡提及与归纳，这对于后学研究思路的启发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是既切近微观局部同时又把握宏旨要义的学术姿态，尤见刘公那种论列历史的高屋建瓴，驾驭史料的从容淡定，那种纵横捭阖张驰有度的大师风范，让我辈末学如置身其侧，闻其娓娓讲来，余韵未尽身心却已是长浸其中。

四

第5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农村社会调查报告模板俗话说的好：“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希望，是花朵…”。所以，城里的大人们千方百计地为“希望们”能茁壮成长创造最佳的条件：小学生负担太重，该给他们的书包“减减肥”;中学生的知识面不宽，要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很多孩子娇生惯养，生活能力差，要让他们多接受“磨难教育”。

我国有80%的居民生在农村，那里的孩子也是父母的命根子，那么，那里的小学生也有很多压沉书包的参考书吗?他们的全面素质如何?样样农活都能干，他们还需要“磨难教育”吗?

走向田野，看看那些“花朵们”在干什么，听听那里的同龄人说些什么，再拿我们自己与他们作个比较，或许能引起我们大家的一些思考……

我的家乡江苏省灌云县东王集乡离县城不过二十里，那里没有城市高楼林立的压抑，也没有马路上的喧嚣，这或许是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

带着看看农村孩子受教育情况，问问他们今后的打算及他们与城市差距何在等问题，我选择了本村十个组中的两个组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10—20岁的年轻一代，主要以谈话或间接询问等方式进行了解，具体情况如下：

小学(10—13岁) 初中(14—16岁) 高中、职专及其他(17—21岁)

47(人) 34(人) 34(人)

对于小学生，我并没有很深入地去问，只是从表面上进行了了解，比如：“上学累吗?”“想不想上学”“作业多不多”，当问到将来想不想上大学等，结果有90%以上的孩子很想留学校里，他们根本没有城市里孩子的那么多课外习题，更不用去什么补习班，是真正的“无忧无虑”的童年，而每个孩子都能流露出对“成为大学生”的向往，家长们也有80%左右希望孩子们能接受高等教育，问其原因，无非是“将来出息会大一点”;“将来不再去忙土地”。这些孩子年龄尚小。家长也尚未在真正意义上考虑孩子的将来，没有一个家长有超前教育的想法。也许是条件、思想上的多种因素，被问及有没有想过让孩子早点学外语，或者学一样“乐器”时，他们的回答是：“到哪里学呀?他(孩子)也没想学。”

对于初中生，也只问问他们“学校老师上课好不好”、“有没有搞素质教育”。了解他们现有知识的广度。课余都干什么及毕业后的打算。50%的学生觉得，虽然老师上课讲时能听懂，但有时看书却看不懂;另一半同学甚至听课都有些吃力。对于素质教育实施情况的调查令人失望，只有十多个同学从电视上听说过有这回事。34名学生中只有三四个对四大名著有所了解，他们家中没有购买很多好书的经济实力，便互相交换着看或去老师家借书看。大部分同学读过的课外书只有小说。对于为什么不看名著的回答，有20%的同学反映“看不到”，而80%的学生竟说没意思、不喜欢。95%以上的同学平时不关心国家大事，对于世界局势则更无从说起。那他们平时都在干什么?在被调查者当中，有90%以上的学生回家要做家务，其中有一半的同学却并不是这样，听其他人讲，许多人都是地地道道的网虫，据调查，有些家长是“赌王”，天天都坐在牌桌上，久而久之，孩子们也学会了，真是“无师自通”。其中竟有一位18岁的女孩，这是一个本该不倦汲取知识的年龄，可孩子们却走向与自己不相称的赌桌，真是让人痛心疾首。

初中生34人 上高校继续就读 14人

上大学4人 上高中10人

毕业后打工 14人

已成家 5人

因身体状况欠佳辍学 1人

说起将来的打算，每个人开头都是“也想上高中”，但是家长们考虑的更多：“孩子不是读书的料”、“供不起”、“还是早点儿有份安定的工作吧”、“中专也可以转城市户口”……。当然，孩子们也很体谅父母：“家里田多”、“上高中，大学要很多钱”……。结果表明，经济因素是农村孩子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令人欣慰的是，仍有一部分学生坚定地要圆“大学梦”。这不是小孩子的幻想，而是真真切切的理想，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其中有的学生家里并不富裕，一进屋我就担心，他们能负担得起今后的学费吗?但是当我听到家长的话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现在社会上竞争厉害，多学点文化总会有好处的，我们没有盖楼房，留着钱给他(她)读书呢!他们始终坚信，有了文化才会有出路。能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儿女们学成归来是他们一生最大的幸福。

17—21岁被调查者是我们的同龄人，34人中有6人上高中，33%的人读大学，1人读中专，还有的就是已经“毕业”了，在所有上高校者中，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太激烈。

被调查的学生中，大多数舍不得拿钱去买漂亮的文具，新款的书包。在他们当中只有2个人家中有电脑，只有5个人吃过“肯德基”……

他们是我们的同龄人。

教育上，农村与城市的差别究竟有多大，怎么缩短呢?

再穷不能穷教育，学校教学设施不全，教学水平不高，可以由乡、市、政府出钱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师水平。的确，我看到最漂亮的房子是小学校舍，乡里还投资盖好了教师楼，现在再有个像样的图书馆，让同学们都能看到想看的书，想看的好书。

再苦不能苦孩子，这里的苦是经济上的贫穷，对于不能上学的孩子，政府应该重视;考上高校的学生，政府应该为其贷款，使他们能顺利完成学业，这样等他们不久学成归来又可以带动村里的发展，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啊;这里的苦还有知识上的贫乏，学校老师是否能根据学生的具体水平，制定一个合理的课程计划，确定适中的授课难度，并且在课外给确实有困难的同学“开开小灶”。在城里各学校相继进行素质改革时，村里的老师是否也能加点儿紧，哪怕是赶末班车，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让他们多听听新闻，多看些好书。

无力为困，无计为困，无智为困。困则穷，穷又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

再困不能困家长，家长的教育对子女的学习，以及今后人生道路方向的选择上起了很大的作用。10—20岁的学生自觉性本来就不强，若家长再不加以正确引导，“任其自然”，那怎能奢求其“努力学习”呢?我认为应该对家长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教育，让其参与到教育行列中去，并为他们进行“教育交流”创造条件，使一部分家长“以教育为本”的想法为其他父母所接受。若能把牌桌上不良“竞争”转变为“看谁能把子女教育得更好”

我们提供了若干个岗位,一个企业“以人为本”，人人都把其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那企业的魅力是怎样的大啊。

第6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投资性 房地产 公允价值 企业 会计 准则

引言：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人口规模庞大，中国城市化步伐的不断加速，势必形成大规模的房地产需求，也就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繁荣。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住房绿皮书《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09-2010）》即《住房绿皮书》“2008-2009年中国城市化发展对城市住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城市化进程中住房的真实需求得到释放”，“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 成中国经济增长基本动力”。房地产与现代企业密切相关，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其中包含《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是新会计准则中出现的新概念,并且作为新会计准则一大亮点，公允价值在投资性房地产运用,对企业影响较大，学习研究好并灵活运用准则至关重要。

一、《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指南、解释、专家工作组意见中对投资性房地产按公允价值核算的规定：

1、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1）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2）已出租的建筑物（3）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2、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应满足以下条件（1）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交易市场（2）企业能够从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市场的现行或最近市场价格，并考虑交易情况、交易日期、所在区域等因素，从而对公允价值作出合理估计。

3、（1）自用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帐面价值的，其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帐面价值的，其差额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从成本计量模式转换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应做为会计政策变更，并按变更时点的公允价值和帐面价值的差额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3）首次执行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按照首次执行日的公允价值作为投资性房地产入帐价值，并将公允价值和帐面价值的差额调整期初留存收益。

二、国际会计准则、香港会计准则的的相关规定

《国际会计准则第40号投资性房地产》(IAS40)明确：(1)鼓励采用公允价值，并规定在附注中披露公允价值是最基本的要求，所有企业为计量目的或披露目的都需要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2)鼓励但不要求企业根据独立评估师的评估结果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3)国际会计准则下的公允价值可采用三种方式获得：活跃交易市场的报价；类似资产可观察到的市价；运用估值技术所确定的价值。

《香港会计准则第40号投资性房地产》：公司需要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每年均应聘请独立的测量师（即价值评估师）对其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评估，以获得符合要求的公允价值。

三、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的情况

1、白云山A（2006年报）：经广州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上述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市场类比法进行评估，出具的（2007）羊资字第53 号、64 号、65 号、66 号、67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确认评估价值为249,827,232.00 元。本公司根据该评估结果，并参考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对上述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合理估计而确定为249,827,232.00 元。

2、昆百大A（2008年董事会决议）公司聘请昆明田野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对相关市场交易情况进行调查，并提供《高新区住宅与一环以内商业物业销售状况调查报告》后，由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提供价值咨询意见，以其价值咨询意见确定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3、海欣股份（2008年中报）：本公司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按其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投资性房地产的期末公允价值。

4、津滨发展（2007年年报）：公允价值分别取自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关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市场调查报告。

5、方大A（2007年年报）：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为：深圳市国政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国政评字[2007]-01036 号及深国政评字[2008]-01032 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6、武汉控股（2007年年报）：公司选取与该处房地产相近、结构及用途相同的三处房地产，参照武汉市场07年2月平均销售价格，结合周遍市场信息及自有房产特点，并依照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鄂众联评报字（2008）第007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公允价值。

7、沱牌曲酒（2007年年报）：公允价值根据遂宁市正和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遂宁市城区二手房及土地交易价格测算。

四、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积极影响

目前上市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的情况愈来愈多。由于我国目前房地产业总的趋势向好，处于非常景气的市场环境，非特殊情况下,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都高于成本价。采用公允价值对投资性房地产计量，除真实反映了企业当时资产价值，同时也带来了公司的利润增加。

1、根据投资性房地产准则，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等。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自主决定是采用成本模式还是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在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情况下，由于资产价值重估带来账面价值增加，也带来了进入损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给企业带来的额外的利润增加。在中国先阶段，投资性房地产有持续稳定的增值潜力，将对企业盈利状况是一个持续不断改善或者利润增加。如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应作为会计政策变更处理。

2、在公允价值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不需要计提折旧和进行摊销而减少的成本支出，此部分同样增加了企业利润。

3、企业在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调整留存收益。在企业将自用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两种调整方法都将大幅度增加企业净资产。

4、受不同条件下评估者评估方法不同的影响，投资性房地产的实际价值往往难以统一，有的企业是聘请房地产评估专家进行计量，有的由企业自己进行估计，还有的以房地产经济公司调查报告为计量依据。估值方法和技术可能导致投资性房地产价值不尽一致，企业出于自身利润规划目的，会有选择趋向。

5、企业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入损益，因没有发生所有权转移，不缴纳土地增值，也不缴纳企业所得税。不增加企业的纳税的现金流支出负担。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和财税[2007]80号文第三项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在实际处置或结算时，处置取得的价款扣除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应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即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发生的投资浮盈或浮亏在税法上不计税，等盈利落实即实际处置时再按处置取得的价款扣除历史成本后的差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换句话说，投资性房地产的计税基础是其历史成本，无需考虑投资性房地产重估增值部分的税收。因此，企业因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利润，但不增加企业纳税的现金流支出负担。

总之，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接轨情况下，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采用，可以真实及时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使资产增值表内化、显性化，有利于企业在海内外资本市场增加信用评级，增强企业融资能力，更好地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来获得发展。

五、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企业一些负面影响

1、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成本大

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需要建立科学的估值系统。首先，应判断是否能够持续取得确凿证据支持采用公允模式计量，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科学的估计投资性房地产的价值。

其次，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准则要求每年年末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估值，因此应随时按照准则要求监控周边类似房地产价值的变动，并随时取得确凿证据，以支持资产负债表日对投资性房地产的估值。企业建立估值系统并持续收集相关数据，聘请相关专业机构等的费用支出，对企业来讲是持续的成本支出。

2、企业面临利润波动风险

企业在总体市场环境不好，房地产市场萧条时，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将会使企业利润大幅下滑，资产账面价值减少的风险。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式。

4、投资性房地产不需要计提折旧和进行摊销而减少的成本支出，没有发挥资产折旧摊销的抵税功能，增加了因缴纳所得税的现金流出。

在目前国家经济情况和国家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法规下，企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投资性房地产计量，对企业有很多的积极影响，这也是愈来愈多企业趋向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因。但在我国公允价值普遍不够公允的情况下，很容易为企业进行利润操纵提供良好机会。企业投资者、债权人等企业外部利益主体应密切关注这一影响，切实防范企业利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利润操纵，以求获得较真实的企业盈利能力信息、偿债能力信息和现金流动能力信息。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2006.

第7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摘要：小学语文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而且，随着新课改的逐渐深入和推进，小学语文教材中新增了“”综合性学习”主题单元，这就更加体现了语文课程的实践性与综合性特征。小学语文教师要高度重视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并且积极研究各种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的切之可行的途径，大力提高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效性，并以此丰富语文课堂，促进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素养。 关键词：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教学实践

通过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可以使原本机械枯燥单一的语文教学形式得以转变，学生能到更广阔的空间进行语文知识学习，学生通过亲自参与实践，能够培养发现问题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积极进取、分享合作的精神。另外，实践经验得以丰富，实践能力得以发展。那么，农村小学语文教师如何促进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呢？下面，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感悟，对此问题阐述建议和看法。

一、紧密贴合学生现实生活实际，实现综合实践活动的生活化

综合实践活动尽管不同于日常生活，但是不可与现实生活分割开来。我国心理学研究表明：“当知识与学生生活上世纪越接近时，学生的学习和探索欲望愈发强烈。”在开展小学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时，我们可紧密贴合学生的现实生活实际，赋予综合实践活动生活化气息，实现综合实践活动的生活化，以此大力拉近学生与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距离，促进学生对综合实践活动的积极参与和倾心投入，进而促使综合实践活动得到最优化。比如，以五年级上册的综合性学习“遨游汉字王国”为例，这一综合性学习的主要教学目标之一是让学生养成防止和纠正写错别字的习惯，所以，结合这一综合实践活动目标，我为学生布置了以下实践任务：自由结组，到本村的各个小超市、商店杂货铺，以及村庄其他会有汉字出现的地方，对用字不规范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及时进行指出并帮助纠正。然后在调查的基础上将用字不规范情况写成一份简单的调查报告，将报告上交给我们。另外，学生也可自行组织以“普及汉字使用规范性”主题的宣传活动，农村地区的人们文化水平本就相对较低，学生可以趁此时机向他们普及汉字正确使用的重要性，以及一些容易使用错误的汉字，以此降低农村地区的人们使用汉字出现错误的机率，提升用字的规范性和准确性。这样，通过开展与学生生活实际紧密贴合的实践活动，调动了学生对实践活动的参与性和主动性，能够极大地促进综合实践活动效果的强化。

二、充分运用乡土资源，丰富实践活动内容，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

农村学生天天置身于乡村田野，身边有着丰富的乡土资源，小学语文教师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时，可对乡土资源进行充分挖掘和运用，以此使实践活动内容得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热情得以培养，进而促使综合实践活动效果达到理想的状态。比如，赤田镇有着丰富的水库资源，共有鱼塘、水库161座，水面面积达29.2平方公里，课下，我们就可组织开展一次这样的综合实践活动：对赤田镇水库资源的`具体开发和利用情况进行调查，对调查结果用文字形式进行记录；在赤田镇，还保留许多有趣的民风习俗，如打春锣、吃红蛋、耍狮灯、开面等。我们可以让学生对农村所保留的这些习俗作为实践活动资源进行调查探究，如此，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并激发学生浓浓的乡情与亲情。

第8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鼓吹乐 文化人类学 生存方式 社会功能

位于甘肃省东部地区的庆阳市，俗称“陇东”。陇东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五六千年前，先民就在此农耕，养殖，制陶。夏代，周祖不窋失官率部族赴此，驻城拓荒，安邦定居，周祖与农耕文化由此发祥。今庆城区据传就是建于此时的“不窋城”，故有“周旧邦”之称。陇东的丧葬礼俗则是从周礼传袭、继承而来，贯穿于这一礼俗仪式中的陇东鼓吹乐则是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直接服务于礼俗活动，在一定场合也成为礼俗仪式本身，于是，它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则成为其主要存在意义。然而，在以往的对于陇东鼓吹乐的认识与审视过程中，人们往往将其从民俗事象中剥离出来，只关心其音乐本体，忽视了其非艺术类音乐自身的特性，这就使得人们对此乐种缺乏一个整体认识。

笔者通过对三个不同层次的乐队进行跟班调查，在田野调查报告和音乐本体分析的基础上，以人类学的视野和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陇东丧俗仪式中的鼓吹乐手的生存背景和鼓吹乐的社会及文化功能进行解释。

一、鼓吹乐手的生存方式

1．班子的组成形式

与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中的班社组织的血缘性、地缘性不同，陇东鼓吹乐班的组织形式是极其灵活的，当地叫“攒（cuan）班子”，即没有固定的“事头”，吹手来自不同村落或乡镇，每一次丧俗仪式的事头是由承揽这次仪式的人承担，负责牵头，根据雇主的需求招集吹手，联络与雇主之间的事宜。其选择吹手的标准一般根据乐队组建需要挑选一些和自己合得来、演奏时较为卖力或者演奏技艺高超的同行。这种组织形式的非血缘性和非地缘性使得吹手们的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县或全区。班子组织的流动性和服务地点的流动性则决定了其很强的适应能力，它必须不断地顺应雇主的需求，提高表演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在当地，吹手班子被称为“五毒班子”，其实质是由于吹手们的文化水平低下，他们的性格、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不同，要在长时间内处于同一环境就会导致矛盾冲突，而这种流动性也为吹手们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先决条件，他们大都会抱着和气生财和互相宽容的态度，来度过一起合作的短短几天。

2．经济运作

在笔者所调查的三个层次的乐队中，根据每次的事价和地点的不同，他们获得的报酬是不一样的。事头的收入一般包括三部分：定金（10~20元）、私自提留（100~300元）、个人应得（60~90元），其他成员只能拿到和事头应得部分相同的报酬。另外，音响设备还可以得到每天30元的分红。

对于这种报酬的分配方式，吹手们尽管有诸多不满，但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会私下里责备事头克扣太多，可绝不会当着事头的面去说，因为他们的报酬是事先讲好的，如果能够接受，才会参与此次活动。以后他们在自己所承揽的事上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提留。乐队的事价对于局外人来说是保密的，吹手们不会当着局外人或雇主的面来讨论他们每个事上的收入。他们有自己的行话暗语来进行价格商谈和分成，这一方面，是为了免得让雇主知道其它事价，使他们在雇主面前尴尬，另一方面，也为了在雇主面前体现出他们是一个比较有资历的鼓吹班子。其行话暗语主要是涉及到关于钱的数词与名词。

吹手们天经地义地赚取佣金，这也是他们从业的目的，但这会与中国乡土社会中，以血缘亲族为主要人际关系的农村村落里，将亲戚邻里之间的金钱交易看做是有伤感情的事是相互矛盾的，他们不能直接伸手向自己的亲戚朋友要钱，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分文不少地从亲戚的手中去拿钱，这时，陇东鼓吹乐队组织形式的非血缘性和非地缘性，就帮他们解决了这一难题，可以由其他成员去拿回应该属于自己的报酬。

在笔者跟随王根旭进行调查的当天，正好赶上雇主家是给王根旭的岳父举行三周纪年，他本人还需“穿白带孝”，不能问雇主要钱，但自己又是事头，就让其他吹手代行其权利，自己则向亲戚表示不会收酬金，主动退回自己所得80元钱（事实上他最终得到私自提留的200元）。根据当地的习俗，这种活动多集中在农历腊月和正月，在这两个月中，吹手们每天都会有事顾，由于组织不同的班子，收入也在40~100元/天不等，但大多都在70元/天以上，因此，在这两个月里，他们的收入约在3000~4000元左右。吹手们的从业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赚钱，民间对于鼓吹乐队的需求，只能通过雇请途径。因此，由于陇东民间礼仪存在的经常性和对鼓吹音乐的必需性，因此吹手的延续和发展就具有了持续性，而且他们也舍得去投资购买乐器和设备，陇东鼓吹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3．生存意识

一种文化是不能脱离它文化而独立存在的。因此，文化间的接触、交流、相互影响以及文化自身的传播、变异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强势的主流文化艺术，民间传统的文化艺术并没有完全的去排斥。它们没有因为要保存自身的传统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自己停滞不前，而是利用自身的自我调适功能，使传统与主流文化在一个系统里相互适应、相互影响，但又独立存在。同样，主流文化的强势也没有压倒将对传统艺术，它没有试图将传统文化同化在自己的文化权力下，去产生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而是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让自身生存下来，这种适应的结果就使得双方都可能发生一定的文化变异，但又保持了自身的个性。陇东鼓吹乐中的这种洋土结合，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正是文化适应的结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面对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雇主和听众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原来的两杆唢呐一面锣的演奏场面，为了给逝者以慰籍，给生者以荣耀，他们对乐队的要求似乎已经达到一种“专业”的水准，传统的和现代的，西洋的和本土的必须样样俱全，少一样也许就会成为他们对乐队讨价还价和品头论足的一种筹码，他们会要求乐队增加诸多的新元素，诸如电子琴、西洋铜管乐器、流行歌曲等等。

其次，吹手本身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为了谋求自身发展，适应市场需要，应对同行们的激烈竞争，他们会主动的去调适主流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冲突。这种调适起初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于老艺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但面对强大的市场需求和生存的压力，他们感到了自己的落伍，他们也意识到必须“与时俱进”的道理。在宁县春荣乡采访艺人栗小宁时，他就为自己的处境曾经多次向我讨教过主意，他自己只能吹唢呐，小号也是刚学的，所以在艺人中属于“一只手”，每次顾事都是去请坟，在其它场合就没有他的身影，分钱的时候只能领到别人的一半，他觉得自己很吃亏，最后我建议他买一套音响设备，这样他就可以和其他一人一样拿满份，音箱还可以领半份。他也很乐意这么做，说自己存的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拿出来赚钱。

二、鼓吹乐的功能

仪式音乐是服务于仪式本身的，所以他赖以于仪式而存在，但仪式音乐也是仪式的表现和传达手段，陇东鼓吹音乐是不能脱离仪式而单独存在的，没有仪式，鼓吹音乐就被视为不祥之乐，轻易不允许在家里演奏，吹手们是更忌讳在自家演奏唢呐。所以对于陇东鼓吹乐，不能象关注艺术类音乐一样强调它的审美功能，它的主要特性在于他的功能意义和它的实用性。而这种实用性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聚众功能

陇东的民间风俗仪式中，法律制度体系的约束力远远弱于伦理道德思想的准则，婚礼的社会保障就是周围群体的社会见证和舆论监督，见证的人越多，声势越大，对双方婚姻的约束力就越强，如何向外界宣布仪式的发生，鼓吹乐的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唢呐的响起会将全村的人集合于迎亲队伍的周围，这就等于向社会宣告婚礼的存在。在丧礼中，即使主家与邻居的关系不是很好，只要听见有报丧的唢呐声响起，他们也会自发自愿地聚集起来，帮主家料理死者的后事多年的恩怨有可能就由此而解，音乐在此时就无形地帮助他们实现了谁都不愿意说出的愿望。

2．造势功能

在陇东，丧礼是为死人举办的，但是丧礼的阵势以及好坏是给举办者撑面子长精神的，他们需要制造盛大的规模和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在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下，他们选择了既经济又实惠的鼓吹乐班，通过强大的声音效果来渲染气氛，改变冷清的场面。这可能也是西洋铜管乐器进入陇东鼓吹乐队的原因之一。在婚礼中，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婚礼变得冷冷清清，鼓吹乐的演奏就会将整个婚礼变得喜气洋洋，这或许也是他们表达力量或势力的最有效的方式。

3．仪式主持功能

在陇东的丧俗仪式中，音乐的仪式主持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在忙碌吵杂的事务中，人的声音尤其显得单薄无力，每一个仪式的开始或结束都要靠音乐的暗示来向人们宣告，音乐响起，人们会自然地进入仪式状态，音乐结束，也同时宣告此项仪式结束。例如在向死者献祭礼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献礼时间长短是由乐队的演奏的曲目和内容来决定。和死者关系近的诸如子女，他们就会演奏一些悲凉的、哀思的乐曲，时间较长。若献礼者和死者生前关系融洽，经常开玩笑戏耍的，乐队演奏的曲子多数则欢快短小。

4．抚慰功能

“人的情绪在音乐的引导下得以宣泄，从而得以平复，‘乐而不，哀而不伤’正是经音乐引导的情绪运动的理想归宿。”在陇东的丧礼中，孝子虽然经受着失去父母的巨大痛苦，但是他们不能即时宣泄自己的感情，只有在献礼的过程中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哀思，以其得到心理上的安慰，使得自己悲痛的情绪得以平息，这时音乐也就起到了抚慰心灵的作用。同样在婚礼中，女儿要出嫁走的那一刹那，母女间朝夕相处的感情也在顷刻间迸发出来，但是她们又不得不接受事实，此时的唢呐音乐也成了她们借以宣泄情绪、抚慰心灵伤痛的最好的工具。

5．娱乐功能

音乐的娱乐功能是毋庸置疑的，陇东鼓吹乐虽然是为仪式服务的，其社会功能是第一位的，但它的娱乐功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丧俗仪式中，它是为神娱乐和为人娱乐相结合的。在生者为死者献礼的过程中，名为死者献礼，但在选择演奏内容上，则是以献礼者的爱好为基础，献礼者提出要求让吹手们去演奏，当然有些献礼者也会选择一些死者生前喜欢的一些内容。

陇东鼓吹乐班的组成是一个十分自由、灵活的个体。正是由于这种灵活性和自由性，注定了陇东鼓吹的的发展现状，也注定了它的发展的不稳定性和容易容纳它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局外人，文化研究者往往想对原生态的音乐现象进行保护，但是作为局内人，鼓吹乐手们为了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发展，他们越来越觉得主流文化对他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他们会因为拥有电子琴之类的“洋”乐器而在同行中炫耀自己，会因为身边有一个专业研究人员跟随他们作调查而大肆宣传。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发展到底能够保持多少自己的原貌无从可知，他们到底将走向何方估计连他们也说不清楚。

第9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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