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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峗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
论文关键词:孔子 孝道思想 启示
论文摘要:文章从分析孝及孝道的内涵出发 ,分析 了孔子论孝的重要性及其孝道的内涵,从而认识到孔子的孝涉及父母、家庭、自然、国家等,是大孝、全孝。再结合当今社会孝道的流失,倡导孝道的回归,主ff-a4~’l行孝要从小事做起,在生活实践 中践履孝道。学校应加强孝道教育,将其纳入德育体系。强调全社会孝道重生的意义。
一、孝与孝道的内涵
《辞海》中是这样解释孝的。孝①古代的道德规范。儒家指养亲、尊亲。②指居丧。如:守孝;戴孝;孝服。③保育《汉语大词典》中孝:①祭,祭祀。②孝顺,善事父母。③对尊亲敬老等善德的通称。④居丧。⑤指孝服、丧服。l2]《孝经》中载:“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围炉夜话》:“孝子忠臣,是天地正气所钟,鬼神也为之呵护。”笔者认为,孝是天地之正气的凝结,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孔子说:“所谓道,其实就是对自然的一种妙用;所谓孝,是人实践道而达到的最高德行。道包容天地,生育万物,形成万象,赋予事物的个性和生命,这功德最实在;但并不因此将万物据为私有,充当储藏万物的府库,不做万物的主管,不寻求人们的理会、了解,不占有任何东西,这就叫做道。道用在人身上,则叫做孝。所谓孝,就是敬奉父母的意思。”
二、孔子论孝的重要性
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对百姓的一切教化都应从孝道开始。又说: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即孔子说,仁是所有道德的根源,而孝是众德之根本。还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孔子强调天地问万事万物中人是最贵重的,而人的行为没有比孝更重要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_3瑚进而强调孝道是天经地义的。既然孝非常重要,不孝是不可以的。他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那 强调不孝行为罪大恶极。孝是美好的,不孝是可耻的。那么是否人人都有条件行孝呢?他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 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 白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孔子进一步强调,普通人通过天时地利、谨身节用也能行孝,不可能无条件行孝。
三、孔子论孝与父母、自然和国家
孔子认为,孝必须落实到 日常生活之中,于是他论述了在处理与父母、与自然、乃至与国家时孝如何体现。
1.孔子论孝与父母
(1)让父母无忧。父母是子女的生命之源。《诗经》中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瑚意思是父母生我,教育我,挂念我,出入抱着我。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亲回答说:“思而啮指。”孔子评价道:“曾参之孝,精感万里。”这从侧面说明了无论儿女走到哪里,父母就牵挂到哪里。所以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所以父母在,人们不能到处跑,即使不得已也要说明去向,尽量减少父母 的担忧。孔子还说:“父母 唯其疾之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就是说子女要珍惜生命,修养身心,建功立业,让父母得以慰籍和荣耀,这是孝的最终归宿。
(2)善待父母。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jl 意思是如果子女的孝在于养活父母,那么与养活狗马无区别。所以孔子说:“意者身不敬!辞不逊与!色不顺与!古之人日:农与缪与,不女聊。’这要求我们对待父母不仅态度恭敬,还要和颜悦色,不能只满足给其吃穿。孔子还要求人们做地道的孝子,“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即所谓:“生事受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孔子不愧是圣人,他不仅教育人们要孝敬父母,还教导人们怎样对待活着的父母和死去的父母。
(3)了解、帮助父母。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我们要了解父母,知道父母的年龄,为父母的年高而高兴,为父母 日近大去之日而悲伤。我们不仅要了解父母,而且要为父母出谋划策,帮助父母。他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3]还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教导人们不要一味的顺从父母,当父母有错时,做子女的应尽力劝谏,即使父母不接受,也不要对父母大吼大叫。
(4)对待丧事。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即说,生前要礼待父母,父母死后要按礼的规矩安葬父母。还说:“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傣,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嘲 6]即说父母死了,我们要痛苦,要悲伤,吃好穿好也高兴不起来,悲痛无以言表。
2.孔子论孝与自然
孔子提倡爱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并上升到道德中“孝”的高度。他说:“伐—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孔子这个伟大的圣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要爱护 自然的论断,这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爱护自然,保护生态平衡,构建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应该从圣人的理论中得到启示,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和地球。
3.孔子论孝与国家
孔子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爱者,不敢慢于人。”嘲 亲爱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嫌弃天下人的父母,敬重 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轻慢天下所有人的父母。“故不亲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享,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是的,一个爱父母的人才会爱别人的父母,如果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怎能让 怀天下呢?孔子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3] 又说:“君子之教孝也,非家至而 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之睇,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之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还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睇,故顺可移于长。”嘲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教民要从孝开始,孝悌之道可以移于治国之道。只要人人孝,才可以使人敬爱天下人的父母,才可以使人敬爱天下人的兄长,才可以忠于君王。总之,只有实行孝道方能实现天下太平。孔子这一观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但它同时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它启发我们要人人拥有爱 tl,,人人奉献爱心,以共建美好的未来。从这个角度讲,孔子的孝是全孝、大孝,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孝。所以,孔子主张要舍小爱为大爱,舍小孝为大孝。适当的时候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乐于奉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为孔子心怀天下,所以将爱心和责任推及他人和社会。
四、孔子孝道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1.正视社会孝道的流失,倡导孝道的回归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是天地之间正气的凝结,是天地的精华,宇宙中万事万物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然而当今的社会,激烈的竞争和知识的商品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关爱和责任逐渐淡化。现代人物质欲求的日益膨胀,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使他们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甚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寿命的延长,我已步人老龄化社会,明日的老人可能拥有百万财富,但精神上能倍感寂寞,更需要子女的慰藉当代的青少年是国家未来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肩负着高度的社会责任和希望,所找们必须注重孝道教育,使青少年一代懂得敬爱父母和关爱人。只有这样才能完善他们的人格、人陡,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希望。
2.家庭应重视对成员的孝道教育,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它是一个人最初接受育的场所,早期教育对于一个人将来的健康成长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有很多教育家对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作过论述,如颜之推、载、朱熹、王阳明等,因此孝道教育应通过家庭在一个人幼年就开始,通过日常生活来丰富幼儿有关孝的知识、增进孝的感、磨炼孝的意志,巩固孝的行为。我国古代在这方面有很多功的经验,我们的家庭孝道教育应加以批判吸收。
3.学校要加强孝道教育,将其纳入德育体系
孝道教育应从小进行,尤其是学校应把孝道教育纳入学德育之中。学校在德育课中应有针对生地开设孝道及孝道关的课程,同时应把孝道教育渗透到其它学科之中,通过各科学来培养学生的孝道。同时,学校应倡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践活动,把孝道教育落实在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鼓励学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体验孝道。
4.社会应加大宣传力度,把孝道教育传播于全社会
社会也应注重孝道教育。应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大力宣孝的典型并对不孝之人予以曝光、谴责和鞭挞,把孝道教育传于千家万户,培养全社会敬老爱老的道德风尚,营造良好的社舆论氛围。让每一个人认识到孝敬父母是自己的责任,不孝可耻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和个人事业的健康发展,才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5.青少年应当在生活实践中践履孝道
首先,青少年在远离父母时,必须加强 自身的修养。树立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不要在人生的征途中走上迷途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其次,发愤学习或勤奋工作,抓青春时光,不浪费一分一秒,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或良好的业绩报父母。从而让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慰籍,让父母为自己的子女感到自豪。其三,经常与父母沟通,尽力消除父母的担忧。青少年假使远离父母千里之遥,无论如何父母总是会牵挂他们。所以,不要以学习或工作忙为借口忘了远方的父母。即使不能家看看,也要经常打电话或发信息,及时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父母,让父母彻底安心。其四,如回到家中,做子女的要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最后,珍惜父母的劳动,不挥霍父母的血汗钱,尽量节省开支,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的压力。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行孝是每个人天经地义的事情。很难设想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能够主动地爱别人、主动地帮助别人、能够有效地融入集体而为社会所接纳。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后代少些冷漠、多些爱心,有了敬爱之心,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能关心和爱护别人,才能自觉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必须让后代体验到关爱他人、关爱社会,以及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幸福和快乐。使他们完成爱亲人、爱家、爱社会、爱自然、爱国家的使命,使f也1门尽到从小家到天下的责任。我们自己也应义不容辞地爱父母,主动地爱别人和帮助别人,热爱 自然和国家,为全社会奉献自己的一片孝心,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我们从孔子孝及孝道教育的思想中不正好可以获得这些宝贵的启示吗?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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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世明.孔子伦理思想发微:现代生活语境中的论语解读em3.济南:齐鲁出版社,2004.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 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关键词:道德教育;孝道;知恩报恩
【中图分类号】G410
一、 青年大专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重要地位。
青年,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只有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和希望。所以总书记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而当代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深刻影响着未来人类社会文明的走向。德育是做人之本,亦是教育之本,更是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之本,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
二、青年大专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现状。
当代的青少年在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强大的社会欲望的诱惑下,普遍存在极端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现象,如深渊般的欲望,对父母师长满腔的怨气与不满。没有基本的礼貌礼节,课堂上让同学们写出从小到大父母为我们做的十件事,居然有很多同学写不出来,对父母国家及他人为我们的付出麻木不仁,思想道德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德行教育存在的现状及难题:1、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中普遍都只重视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而轻德行的培养;2、德行教育目标太高,都找不到着力点或立足点,因而也无法培养学生的良好德行。因此,德育教育和德行培养迫在眉睫。
三、孝道教育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础和关键
1、孝为德之本。大家都知道: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却少有人知道:孝为德之本。孝为百善之首万行之门。中国几千年古代文明所积淀下来的文化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它贯穿始终的思想就是一个“孝”字,《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就是说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一切教育的根本,所以“百善孝为先”,教育要从教孝开始,人的一切行为也要从行孝开始,孝应该是德育教育的绝好切入点。由此才找出现代德育教育的问题所在:德育教育缺乏根基!老师相信人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宽阔的心胸,要把国家、民族和社会装在自己的心里,可在教的时候总感觉到不得力、不踏实,是因为这一崇高的道德理想和要求没有根基,因为一个人在为国家和民族奉献和付出之前他必须先回报父母――生他养他给了他生命为了他的成长付出了全部心血的恩人。一个不知感恩和回报父母恩德的人,是忘恩负义之人,是不仁不义之人,这样的人如果说要为国家、民族、社会牺牲奉献,那一定是假的,是另有所途,即使是真的,那他的这一想法和行为也是没有根基的,是无根之花,无本之木,是不会有结果的。因此“孝道也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2、怎样孝养父母?作为学生的我们,不伤害自己的身体,不上网成瘾,不结交酒肉朋友,不懒散怠惰,就是孝养父母。《孝经》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子女之身是父母之心,不让父母伤心、忧(纠)心、操心;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经常打电话回家问候父母,在学校遵守纪律努力学习就是让父母放心、安心、欢心,就是在“孝养父母的心”,进而按父母的所希望的去做,完成父母的志向,了父母的心愿就是在“孝养父母的志”。其实,孝亲的核心就是让大家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是人道的大根大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实也只是报恩而已――报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天地众生恩而已。
3、孝养父母的核心是敬--表现为有礼。孔老夫子说:“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也就是说,在行孝修德的时候必须要有内心的恭敬,内心没有恭敬,那和养犬养马养宠物没有什么区别,内心有敬,就会在他们面前低下我们的头弯下我们的腰,那就表现为礼。人的每一个言行举止都表达的是他的内心,代表着一种修养,也就是说这个人内心对父母孝不孝,有没有德行,道德修养高不高,是通过这个人有没有礼来表现。礼是天地万物本有的秩序,是人们进退应对的行为法度和规矩,是一个人内在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所以有“不学礼,无以立!”之说。礼的本质是敬――内心对人事物的恭敬诚敬,就可以从父母祖先那里得到我们生命所需的养分。
4、“孝道与环境保护”。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人类都是天、地这对父母孕育的,我们人类分分秒秒都离不开空气、阳光、水、大地的哺育,知道天地这对父母对我们无尽的关爱与无私的奉献,了解天、地、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人类生命的根本,我们个人与国家、社会、自然及至宇宙万物都有着整体同生共死的生命联系。是整体同生死共存亡的生命共同体!可是我们今天的人类也成了那不孝的子孙,不仅不感恩天地这对父母对我们人类的无私付出,还疯狂地向天地索取,而回报给天地的是、污染、破坏、毁灭,这样的行为等于我们是在杀父弑母,由此下去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人类未来的道路不会走的太远了!地球母亲死了,我们人类还有路可走吗?我们个人还有活路吗?为了不让我们人类的末日来得太快,保护地球、感恩天地、节约资源、过勤俭朴素的生活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当我们从地上捡起一片垃圾,就相当于从地球母亲的脸上檫掉一块污渍,也许我们人类的路会由此向前多迈出一步,我们个人的命运也许会由此而改变,保护地球、爱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地球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正是从如何孝亲、孝国、孝天下众生和孝天地自然等各个层次,从小到大,从低到高去培养我们的德行,使我们的德行教育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不但没有过时,而且还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仍是我们进行自我修养的精神食粮,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养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年一代,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当代医学生孝道的现状
医学生被公认为是高素质的当代青年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言行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对同代人的行为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据调查,从整体上看,当代大学生的孝道主流是健康向上的,对传统孝道有诸多的继承,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孝观念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在爱亲方面体现了大学生孝观念的自律性;在尊亲方面,强调尊重父母的价值观、生活习惯和处事方式,尊重他们的选择,强调“做出成绩,让父母自豪”等,这些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受阅历和成长环境的影响,当前大学生普遍存在以自我为中心,认识偏激等人格缺陷。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从小就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且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传统文化了解甚少,根本不知“孝悌”为何物,他们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严重脱节,出现了许多不孝敬父母的现象。
1.1不知道体谅父母的艰辛,不能满足父母的成就期望对医学院校的调查发现,不少大学生在学校不好好学习,只顾着享受玩乐,不仅不为自己考虑,也没有顾及到父母对自己的一片期望。有的大学生不顾及家庭经济条件,在现代生活消费观念的熏陶下,纷纷追求生活的新潮化和高档化,推崇及时行乐,吃讲排场、穿讲高档、玩讲多样、相互攀比、超前消费。生日及节假日往往成为他们物质消费的庆典,狂欢宴饮、挥洒人生,甚至一些来自边远山区的学生,出现不惜“借钱过好日子”。校门外的精品店常常人满为患,烧烤店则座无虚席。固然,很多大学生认为自己已是成年人了,应当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了,但他们缺乏成人意识,对自己,对父母没有责任心,自己非但没有经济能力,很多学生常常恶意拖欠学费,经和家长联系才发现,学费被学生用于购买手机、时尚用品,有的学生甚至参与赌博,不但输掉了学费,反而欺骗家长被偷了,甚至谎报学费。在学习方面,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对学习满不在乎,缺乏积极进取向上精神,声称“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的“治学原则”;更有甚者,因为一点小事视双亲于不顾走上轻生的道路,这更与儒家所倡导的“贵体全生”背道而驰。
1.2不尊重父母,对父母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知之甚少,缺少对父母的精神慰藉调查中发现,有些大学生自从进入大学校门之后,就有一种从父母长辈的紧箍咒下解脱出来的轻松、畅。他们平时处于失踪状态,很少会问及、关心父母的生活、健康状况,总是到没钱时才想起父母,很多学生给父母打电话、致信就是要钱,很少谈及自己在学校学习的情况。一般不和父母进行交流、沟通,对父母缺少精神慰藉,更不用说主动了解父母的烦恼和内心需要了。至于主动照料过父母的饮食起居的就更少了。有些子女不仅不孝顺父母,还把父母当成出气筒,有不顺心的事就往父母身上撒。有些大学生将自己的贫困归罪到父母身上,埋怨父母在经济上无能,没让自己过上好日子;更有甚者根本不把父母放在眼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总的来说,当代大学生孝道现状方面存在孝德意识趋向于淡化,孝德情感趋向于淡漠,孝德实践存在着弱化的趋向,有个别学生甚至认为子女对父母只要做到食饱衣暖就算尽孝了,如果还能不断有钱给父母,就是最大的孝了。在步入社会以后,许多大学生患上了“无责任、无气力、无感动”的三无病,他们的消极表现令人失望。不少大学生只强调父母对自己的义务,不懂得感恩,认为父母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心安理得地当起了“啃老族”,而没有意识到亲子之间的权利义务应该对等,缺乏反哺意识。
2孝道的内涵及其社会意义
“孝道”旧称奉养父母的准则。早在先秦的经典中,已经把“孝”的规范视为“德之根本”,中国人的许多行为都与个体对孝道的信仰程度有关。“孝”是象形字,“老”字头下有子,意为人老了行动不便时,由孩子背着走。“教”字是由“孝道文化”中的“孝”、“文”组合而成的,这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教育正是建立在儒家的孝道思想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充满人性的教育,是以做人为目的的教育,是一种“成人”而非“成才”的教育。孝道教育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人的道德高尚为成功标准。这种教育理念被贯穿在中国古代的教育之中。孝道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学生就是祖国的未来,如果不让他们感受到这种爱是应该有义务返本报恩的,那么,这个由无数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生子女组成的社会,将会有多么可怕,试想下,如果一个医务工作者,连自己父母都不懂得孝顺的人,那么在工作岗位上,他能对病人负责,对单位负责,对社会负责吗?还能以一颗仁爱之心对待服务对象吗?中华民族的前途将会没有希望,构建和谐社会也只能是一句空谈。因此,加强对当代医学生的孝道教育,也就变得迫在眉睫。
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须与孝道文化对接
我国高校中断了50多年孝道文化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上是被框定在说教的范畴内。面对这一状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亟待寻找对接的母体并从中汲取营养————这个对接母体就是孝道文化,尤其是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吸收我国古代德育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在现代教育理念中融入传统孝道文化,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平台,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孝道文化在培养医学生健全人格上的积极作用,重新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体系,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新思路,培育德、智、体均衡发展的新一代大学生。孝道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出发点,对培养医学生的爱心和责任意识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孝的伦理观念具有自然或血缘的基础,孝的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来自人的天性,但作为孝心和孝行相统一的孝道却不是自发产生的,它还需要后天的教育与培养,还需要陶冶与锻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若我们从孝道这一比较新的角度着手,将“推己及人”内化为青少年的自觉意识,那么,许多困难就迎刃而解。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根据大学生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特点,从以下三条途径实施孝道教育:
3.1从孝道的情感培育入手孝是一种源于心、始于情的行为,没有感激之心、心动之情而“孝”父母长辈,或许只是出于一种对外在的法律规约、社会舆论等威慑力量的担忧和恐惧而被迫所为,并非发自内心、自觉自愿。这种行为即使发生了,仍然不能看作是孝行。一旦那些外在威慑力量消失或者弱化到不足以对其不孝行为产生威慑时,他的行为便会终止。孝是一种最真挚的、本质的、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感情和行为,而不是表面的、形式的感情和行为,只有出于对父母长辈的感激和爱戴之情,才是孝的源泉。2004年底,南京大学校园出现一封署名为“一位辛酸父亲的来信”,这位父亲在信中控诉儿子对父母除了索取还是索取,曾引起了多少学生和老师的情感共鸣、思想震撼。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孝道教育时,首先要从他们与父母的血肉亲情出发,在亲情的基础上启发其内心的自觉。这样他们就有了最原始、最生动、最自觉的人生动力,教育也才是持久的、有效的。
3.2创造教育情境,引发大学生情感共鸣除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孝道教育外,还应不失时机地创设不同形式的教育情境,诸如利用感恩节、母亲节、父亲节、中秋节等节日,通过党团活动、主题班会、专题讲座等方式,强化大学生的亲情意识和敬老观念,开展“一封家书”、“算一笔养育账”、“我的父亲、母亲摄影展”等有意义的活动,让每个大学生体会到父母的艰辛和养育之恩;组织学生到孝文化遗址参观考察,观看孝文化经典剧目(如《槐荫记》、《百日缘》等);在大学生科研活动中,鼓励学生开展孝文化研究;开设《孝文化》等公选课,在大学生中开展孝道大讨论,提高青少年的尊老行孝意识。为了实现此目的,一定要改变传统的只是依靠思想道德教育课进行灌输式说教的模式,在保证“两课”教学的前提下,要通过专题讲座,如“百善孝为先”人文大讲堂、组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集中学习《论语》、《弟子规》等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直接参与孝文化讨论,提高他们对推广孝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他们的孝道认同感,提高大学生对孝道的认识,使他们把握孝道的内涵,加深对孝道的理解。通过创造这一系列的孝道教育情境,不管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是家长,都反应学生有明显的变化,与以前相比更加懂得尊师重教,在平常生活中看到老师能礼貌问好,做到彬彬有礼。另外,我们还通过对学生家长进行跟踪调查,大部分的家长在回执信里也很支持、认可学校的这种教育方式,他们感觉到小孩子能更加懂得体谅父母,知道父母的艰辛,能为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教育效果还是明显的。
关键词:大学新生 入校 思想工作
每年的金秋九月是丰收之际,亦是每年高校新生入学的季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能接受高等教育,昔日的象牙塔也就不再遥不可及,可以说,正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进步,才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从而接受更进一步的教育,将我国整体国民素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但是,高校也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做好刚入校大学生的适应工作?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学生工作经验,在此浅显地提出一些自己在工作中的心得体会。
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
大学校园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容纳着来自五湖四海,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如何让这些刚进校门的“天之骄子”尽快融入大学生活?如何让这些学生能适应新环境的生活?这些看似简单,却蕴藏着极大学问的课题深深困扰着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要做好大学新生的入校思想工作,必须对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征要有一个极其清晰的认识,并针对其心理思想特征有步骤、有目的地开展工作,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被教师的指导思想潜移默化,从而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他们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烙印。整体来说,倔强,有自我主见,适应新环境能力强,擅于沟通,表达自己欲望强,渴望他人认可等,是他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大致特点。当然,也有一些相对薄弱的能力,比如,团队意识薄弱,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差等。
如何做好大学新生的思想工作
针对当代大学生的内在特点,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他们刚入校的思想工作呢?笔者个人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步骤开展。
首先,打破心理壁垒,了解学生真实意愿,共筑良好的师生交流渠道。刚入校的大学生正经历一个“心理断奶期”的过程,这个时期是大学生刚开始迈向一个新环境,脱离了父母保护的羽翼而逐渐适应新环境,新的社交圈子的一个过程。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指导显得尤为必要。那么,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得以体现呢?笔者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当然,单纯地说教是起不了特别明显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借主题班会或者班级活动。比如,“班级演讲赛”“班级游戏活动”等,通过特定的活动目标将教师需要传达的心理暗示或者心理教育内容融入其中,在活动或者游戏过程中,将该主旨不断输入给学生,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相互交流,并缔结一种默契的团队协作能力。而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通过这些活动,初步了解自己学生的个体特性,为今后深入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其次,贴近学生内心,打开学生心扉,做学生的“知心人”。刚入校的学生往往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不愿意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表达出来。此时,教师就充当着一个极其特殊的角色,不仅作为学生的教师,还要充当学生“知心人”的角色,这就要求教师能及时和学生进行交流,多进行“拉家常”式的谈话,消除师生之间的隔阂,从而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为今后的工作能良好开展打下基础。但是,值得提出的是,在交流中要避免“说教式”聊天,不能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更不能拿出“说什么都是权威”的态度,这样的交流,往往适得其反,得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另外,教师在交流中要适当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这样能迅速拉近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给学生留下良好的印象。
再次,注意在学生中发现性格外向、组织能力强,而且擅于交际的学生群体,并将他们培养成为学生工作的骨干力量,通过这些骨干力量在学生中的社交活动,可以很好地了解所有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困惑、意见和他们的建议,并针对这些问题开展解决工作。
当然,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优势,在QQ群、微信群、贴吧等社交平台,让学生在群里或微信圈里畅所欲言,并适时给予反馈和指导;同时,通过这些社交平台,一些积极的、饱含正能量的文章或媒体资源信息,传递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让学生能随时了解党的思想和政策,让学生能更好地了解国家发展动态和时事热点,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出力”的积极的求学目标,坚定他们的信心和决心。
本文作者:姚丽君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商务学校
21世纪,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如何克服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与时俱进,增强其吸引力和实效性;如何体现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点,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其人生的健康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如何培养学生成为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的社会人,为国家输送合格的职业劳动者,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注重爱国主义情感培养,偏重爱国主义教育。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教育一般可分为五个方面,即爱国主义认识的提高、情感的培养、意志的培养、信念的培养、行为习惯的养成等。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起到凝聚人心、稳定社会和巩固政权的政治功能。这也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
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两者优势互补。显性教育是指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对象是完全外显的,常采用直接的方式以引起受教育者认知的变化。职业院校将思想道德教育列入教学计划,把它作为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对学生道德认知水平的提升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显性课堂教学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主渠道,主要解决的是学生的认知问题,但这种教育方式有时往往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情、意、信、行等问题,被学生误解为空洞的说教而产生抵触和逆反心理。思想道德教育不同于其他课程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教育的效果不仅体现在“知”上,还要更实质性地体现在“情、意、信、行”上。为了增加教育的实效性,除了重视教学计划中的显性课程外,还必须注重隐性课程挖掘和利用,使两者优势互补,发挥其综合效应的积极作用。隐性教育是指教育者、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是间接的、隐藏的,是课程以外的非计划的教育。在隐匿的教育环境中运用各种喜闻乐见的手段,把思想道德教育贯穿其中,寓教于乐,寓教于行,寓教于游,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这种方法具有愉悦性、渗透性和隐蔽性。隐性教育弥散遍布于校园文化活动、教师工作精神、学生行为习惯等方方面面,只有将隐性教育和显性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完整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
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的生活性与实践性。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心平气和、轻松愉悦状态下对外界所传播的思想观念、情感信息更容易接受。价值澄清方法论的倡导者拉恩斯认为,价值是与某个群体中的个人相联的,它是个人的发现与选择。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单单给学生灌输某种规范,每个人都可以各自的价值去选择,教育只能引导他们怎么去选择,而不是选择什么。所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举行知识竞赛、辩论赛等健康有益的活动,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络、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更易于被认可和接受。同时,鼓励学生走出课堂,通过实地参观、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获取价值体验,培养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提高道德修养水平。
注重强化职业意识养成,特别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是人们在从事职业活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所遵守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德行者本也”,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更是职业院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职业意识是人们对职业劳动的认识、评价、情感和态度等的综合反映,是支配和调控全部职业行为和职业活动的调节器,它包括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协作意识和奉献意识等。具体表现为工作积极认真,有责任感,具有基本的职业道德。职业教育的特点是“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就是利用学校、企业两种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交替安排学校理论及技能学习和校外顶岗实习工作,对学生进行“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的一种教育模式。在校企合一、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办学模式下,创设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紧密结合的教育环境,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充分接受企业的独特文化氛围,受其感染与熏陶,培养学生的职业意识、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将学生培养成为优秀的“职业人”,认同职业角色,成为既懂技术又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的、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实用性技术人才。
关键词: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提升
在高职院校中,辅导员是教师队伍中引领学生健康发展的重要角色,负责对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更好地引导和带领学生,辅导员需要加强对自身工作职责的认识,提高专业知识水平,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一、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
经调查显示,大部分高职院校的辅导员缺乏对工作职责的合理认知,在对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以下是高职辅导员在教育工作中常见的问题:
1.认为自身前途渺茫
在高职学校中,辅导员绩效的考核标准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是否达标、日常生活是否违反规定、党政事务处理得是否得体。由于短期内的工作成效并不明显,导致辅导员在绩效考核中并不占优势。虽然付出辛苦的劳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辅导员的工作热情肯定会大不如前。缺乏职业归属感,一定程度上会对辅导员的教育工作产生不良的影响。目前,高职学校对辅导员的考核制度不够完善,没有结合辅导员的工作特点进行合理的安排,导致辅导员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使得辅导员对于职业的发展前景感到困惑。
2.认为得不到重视
在高职院校中,辅导员的工作内容繁多,相比而言高于其他任职教师的工作量。然而任职教师因为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导致辅导员的收入相对较低。对于不平等的待遇,辅导员会认为学校不重视自身的工作,因此辅导员对于工作的态度不够积极,更加无法积极地引导学生。
3.不明确自身的职责
高职院校辅导员的工作内容相对复杂,既要对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兼顾学生的心理辅导、就业指导、职业规划等,还要负责解决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大量的工作内容,很容易造成辅导员情绪上的波动,不能正确看待工作的职责。
二、提升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策略
1.明确辅导员的发展方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校园活动
为了稳定高职学校辅导员队伍的建设,就要设置完善的晋升机制,加强对辅导员综合素质的培养,让辅导员在工作中能够找到前进的方向和目标,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学习的热情,使他们充分感受到职业的成就感,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成效。辅导员可以组建一个群,通过网络平台与学生建立联系,取得相互的信任,为开展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做准备。
2.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提高辅导员专业知识水平
辅导员作为师资队伍中的核心人物,应该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知识,并加强对专业知识的培训,否则在教育中很难提高成效。辅导员在教育工作中,应该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在完成自己分内事务的基础上,再去完成力所能及的事务。了解相关的教育政策,懂得抓住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重点,有效率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3.强化辅导员的综合素质,增强其被重视的程度
辅导员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学生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务,包括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在对学生展开思想政治教育之前,辅导员应该提升自身的行为修养,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和综合素质,这样才能在学习生活中正确引导学生。辅导员需要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发挥到实践教学中,才能够得到学校的重视,提高相应的工资待遇。总而言之,高职辅导员作为学生的领路人,必须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加强自身对教育工作的认识,结合学生的实际特点,合理运用科学的方法展开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参考文献:
[1]尹晨曦.提升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有效策略[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01).
论文摘要:消费问题是我国商品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史学家司马迁不仅在历史学方面成为了那个时代无人比拟的大家,而且在消费经济思想方面也实现了 "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他的人性自利论学说与斯密学说不谋而合且似乎存在着渊源联系的影子,基于此所形成的"因导"消费思想更是形成了其经济思想独特的理论体系,这种与传统贵义贱利论和黜奢崇俭论格格不入的消费思想也为后世提供了极具参考意义的理论来源.
“历史一不一定是线性的一是人类对那些稍纵即逝事物的意义化回应”(保罗-利科)。司马迁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正是这位被誉为“史学之父”的汉代良师,不但在历史学中“究天人之际,通占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他在经济思想方面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的论证说明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中容忽视的篇章和系统的经济学说,其中他的消费思想可以说是其思想理沦中的特色之说。
一、司马迁消费思想的产生背景
司马迁1O岁诵古文经书,20岁南游长江、淮水,北渡汶水、泗水,访会稽、游齐鲁,经彭城、梁、楚而归。少时师从孔安国、董仲舒,出仕为郎中,后继父职为太史令。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虽遭李陵之祸,但终忍辱完成其不朽之作《太史公集》。就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而言,主要体现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这两篇文章中。其中所体现出的关于人性自利学说及由此形成的“因导”消费思想可以说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精要之处。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政权建立六七十年,汉皇朝已达鼎盛时期,但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敏锐目光看到汉武帝时代因军费、封禅而形成的挥霍,看到盐铁专卖、均输平准中的与民争利。正是因为当时蓬勃向上发展的社会商品经济,促使司马迁凭借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来抒发自己反对与民争利的豪气,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经济活动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形成了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理论。
一、司马迁的基本思想是自然主义。
他宗法孔孟,掺之以道家学说并企图用黄老之学融合各家。崇信:“春夏[人]死,秋冬旺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人,非求之也,天道自然。”这种动态的自然观体现在经济思想中,就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司马迁的自由经济崽想,是基于他的法自然思想,既要尽物之性,还要尽人之性。而基本的人性是以自利为基础的,正所谓“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这种基于自利思想的经济自由主义体现在消费观,也就必然会带有某些与传统的黜奢崇俭思想格格不入的理论特征。
二、司马迁的自利观与斯密的人性学说
司马迁认为人的性情是求财益富,追求功利,“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卜,无所不入”。人的本性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占及今无有例外。《史记·货殖列传》对此曾有过精彩的描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自古以来,人们的耳朵和服睛都总是尽量享受最美妙的声音和色彩,嘴里都总是想尝遍牛羊猪狗等各种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而心里则夸耀自己的权势本领,引以为荣,这种习俗对人民的浸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最美妙的言辞逐户去劝说,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司马迁告诉人们,关于人的自利自荣说决不是一己之见,上古的典籍记载充分地体现出这一事实。人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各有专长,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各扬所长,以为互补,并制约着经济活动的不良现象,使各行业健康的发展下去而不必人为的指令或号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证明此观点,司马迁还分别列数了1O种有着不同自利动机的社会现象。总之,人们无不为谋一己之利而奔波,即所谓“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全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的认识集管子、韩非之大成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虽然也有其偏颇之处,但这种肯定谋利是人的本性,势必会要求人的谋利行为应当得到尊重,在经济政策上也就必然要求经济的自由主义,这种要求的提出在传统社会几千年的集权统治思想中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的思想是宣扬自利合理和经商致富光荣的经济思想,自汉代以来,国家政权在法律上对商贾…直是打击或抑制的,在士大夫的心目中始终是不齿的群体。所以司马迁的这种与时政对立的反潮流作法,在当时足具有重大开创意义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之。”这种自利的观点和亚当·斯密的理论有类似之处,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我们并不从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从他们对他们自己利益的关心中,期望我们的饮食。我们不诉诸于他们的利他心,而诉诸于他们的利己心。……每一个人,只要他不触犯司法规章,便可完全自由自主追逐他自己的利益,把他的勤劳和资本,来同他人或其他阶层的勤劳和资本相竞争。”亚当·斯密的社会观是人性论。他研究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是自然秩序的思想,而这种自然秩序是建立在人的本性的基础之上的。在斯密看来,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即个人主义,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惟一动力,而交换就是由于“人类本性”所决定的,人类的利己心促使他们相互交换。他说:“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们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的多了。……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
因此,斯密认为,每个人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会顾及到社会的利益,但是他为了个人利益的活动,其结果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利益。在“一切都听其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就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虽然亚当·斯密和司马迁的自利观点受着不同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但二者的结论却是极为相似的,只不过司马迁比斯密要早约2000年认识到人性自利的一面。正如歌德所说,“在审美标准上,当欧洲人还在丛林中奔跑时,中国人已有优美的传奇故事了”。
同时,司马迁还认为求利致富的欲望人人都有,并且人人都想通过各种手段得到满足,但他赞许的是那种有着较高道德标准的求利行为。这一点要比斯密似乎更有向上的人生意义。他认为,“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故制礼义以分之。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然而,从根本上说,思想的形成总是要受到人们有限理性的限制而不可避免的沾染上那个历史时期某些正统道德的气息,司马迁也不例外,他在揭示人类各种自利行为的同时,也不忘用礼义:道德的约束来规整人民的各类欲求,以不致损害政治上的统治。但是,总体来说,司马迁的人性自利学说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确是一股新鲜的气息,这种承认自利、重视消费的思想与传统的贵义贱利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说到司马迁与斯密的渊源问题,目前理论学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杨格认为足司马迁最先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等价隐喻,人们逐利的行为就像水自然流淌一样无需刻意地把握,这种人类的经济活动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验”。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中心思想很可能就是来源于中国,其依据是在《国富论》出版前的1O年,斯密曾经到巴黎访问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杜尔阁,而此时正值杜尔阁接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高丽殊与杨德旺。那么斯密很有可能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杜尔阁那里了解到司马迁的思想从而受到启发,这一点从二者的理论观点和自然哲学态度的不谋而合似乎可以窥见其中渊源联系的影子。当然,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不在少数,然而不论其渊源一说是否属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距斯密理论的几千年的东方世界里,司马迁已经开始关注人性自然、循势因导的经济活动了。
三、司马迁基于自利论的“因导”消费思想
消费思想是指人们对待可支配财富的观念和态度,是对消费活动过程的消费对象、消费方式和消费趋势的认识评价和价值判断。而黜奢祟俭思想在中国的古代一直作为正统的消费理论存在,这一点西方也不例外,西方人直到十七八世纪还在强调黜奢崇俭,把奢侈看作“难以制服的野兽”和“最大的灾祸”。但是,司马迁在对人性自利行为的精彩论述过后,基于这种自利论的思想,他又提出了一种与封建正统黜奢崇俭思想格格不入的消费观即“因导”消费思想。由此,秦汉社会一直以来的“尚俭”思想逐渐产生了向“崇奢”思想演变的趋势。
所谓“因导”消费思想得名于他对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方针:“故善者凶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也就是说最好的调控经济的方法就是顺应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教育劝说、约束管理,最下策才是与民争利。基于这种理论基础,建立于此之上的消费思想也同样带有浓厚的“因导”色彩。
《史记·礼书》中曾经生动精彩地写到:“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司马迁认为消费者一般都是具有奢侈攀比风气心理的,但这种放纵消费在集权王朝是不适于平民百姓的,而具有此种消费心理且具备此种消费能力的人是上层政治阶级和富有的商贾阶层。而等级消费制只确保了王权统治阶级较高的消费标准,却限制了商贾阶层的消费要求,这是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司马迁列举当时各地名品特产认为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他认为农虞工商是消费资料的总源泉,EffJ越发达,消费品供给越充裕,社会经济也就会越繁荣。在这里他虽然模糊了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界限,但是这种将消费的基础由农业生产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思想,完全摆脱传统重农唯农主义的偏见,向传统黜奢崇俭思想发起了挑战。但由于司马迁的这种“因导”消费思想并没有意识到在当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工商业的优先过度发展也许会有害于作为当时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稳步发展。所以,他的这种超现实思想并未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和支持。然而,司马迁的“因导”消费思想毕竟是传统消费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逆思潮,他的思想为后世商品经济要求商人资本独屯发展的消费意识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司马迁的“因导”消费思想明确地表达了当时商人阶层的消费意识,这个阶层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却受到爵禄等级消费制的约束和封建特权阶级的不齿。而只有在消费政策上实施“因导”消费思想,统治阶级和商贾阶层的适时消费才会有政治依据。他认为这种消费思想于已于国都是有利的,尤其是依靠制作、出售奢侈品为业的富商臣贾可以使自己的经济活动师出有名,并以此尽可能多的分割封地主的地租和赋税收入,对于国家而言“因导”消费思想会由于鼓励消费活跃经济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普遍提高,仁义道德才会因此而广泛渗入人们的心中。做到“礼生于有而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
司马迁消费思想的属性决定了它的反传统特点。他认为正是在财货的种类较少而人的物质欲望受到限制的时代,才会形成“小国寡民论”和否定商业的论调。但是,一旦消费生活的水准提高和习惯于富裕生活之后,要想人为的限制和压抑人的欲望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不如通过使农业、林业、手工业等行业的产品符合消费者的欲望并满足他们,最终使国家和人民走向富裕之路。
司马迁肯定消费生活中的人的本能欲求,并以满足这种欲望作为经济生活的目标。这种消费观存舌定传统贵义贱利论和黜奢崇俭论的同时,也肯定了人的欲求重视消费活动对社会经济的重大影响作用,指出了致富途径的“富无经业”,表达了要求提高商业社会地位和要求经济自由运行的超时代的思想,为后世留下了从欲求以及消费角度“得以观择”的理论参照。
四、结语
人类的求利动机是一种天性,这种“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正是这种蒙骗不断地唤起和保持人类劳动的动机。正是这种蒙骗最初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筑房屋,创立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经济是一种文明,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它不仅仅是只包有物质的内容,同时它还包含着浓厚的精神层面的意义。司马迁的人性自利论学说以及基于此产生的“因导”消费观思想作为我国经济思想长河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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