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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汉语教学是传承中华文化的最佳途径,而今,它面临着众多问题。针对问题,在教学中应做到:激励学生自主探索;加强教师意识自觉;利用课堂潜移默化;对比环境共促共进;展示资料深层浸染,最终实现语言与文化在汉语教学中同步共进。
一、语言与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东西”。而中华文化,也就是指中华的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积淀下来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原旨、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语言是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一方面,文化承载着语言。正如美国语言学家布朗所说:“语言,作为传承同一文化民族的交际工具,是对文化本身、文化表现形式、人们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最可见的和最有效的说明和呈现”。另一方面,语言依托于文化,也就是“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由此可知,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华民族的文化主要是汉民族的文化,因此,传承中华文化的语言便基本由汉语完成。籍借汉语,中华文化得到继承和传扬。如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刚健有为”、“贵和尚中”、“以人为本”等,是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它们藉由口耳相授、典籍传播流传千古,使一代一代的中华儿女浸染着民族精神,领悟着生存底蕴,不断发展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在我国的学校中,如何统筹语言与文化、传递中华文化的精神、不断发展其内涵,并与其它文化相连、与现今时代共生呢?其最主要的形式是通过语言教学,即汉语教学。
“教学乃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教育过程,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掌握文化知识和技能,进而发展能力、增强体质、形成思想品德的过程。”汉语教学也就是教师教学生学习汉语知识及文化的过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学习掌握汉语,实现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并感受及领悟汉语语言中所承载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汉语教学包括两类:即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这里所讲的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即我们熟知并且遵从一向的习惯称之为“语文教学”,也就是针对我国学生包括“语”(语言)和“文”(文字、文学、文化)两个方面的教学。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就是针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以及一部分我国的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的教学。
当今时代,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的碰撞融合、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密切,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化进程,也要求汉语教学有新的发展。汉语教学即要完成使我国下一代接班人和建设者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汉语教学还要走向世界,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并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学习中华文化,促成新时代中华文化的新繁荣。
二、汉语教学中的语言与文化不同步之因素分析
(一)教师文化修养的制约
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对待文化的态度成为影响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重要原因。
1.文化素质低
教师本人的文化修养不高,这成为制约汉语教学中文化传承的最重要方面。在汉语教学中,很多教师自身的文言水平就很低,或者说,自身从未考证过文言原著典籍,造成了对文本的曲解。就像解释基本的“学而时习之”,由于代代相传,大多解释为“学习一定要注意时常复习”,而实际上,通过对文字本源的探究以及典籍的再阅读,孔子告诉我们的是“学习了之后,要在一定的时机内,自身去主动实践”。对于这种基本问题的不清。不仅使中华文化的传播走入歧途,也使得一些文化因素在教学的过程中被变相遗漏和改造。
2.文化自觉意识弱
教师是否有主动传承文化的自觉,是造成汉语教学文化缺失的原因之一。汉语教学里的问题是,教师并没有将自身作为文化传播主体的自觉,仅仅将汉语教学局限在语言本身的教学,缺乏进一步延伸其内涵底蕴的自觉。如教师在教授汉字时,仅仅是字形的讲授,使学生力图做到书写正确,如“好”字,教师只要求学生看到是由“女”“子”组成,并没有自觉意识将为什么由“女”“子”组成好,以及这里面“女”“子”究竟是指男女,还是指母子。
(二)学生学习意识的制约
学生的学习意识弱也是造成文化缺失的一个因素。
1.汉语作为母语的教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化承接问题
(1)知识负担重。由于教学的知识性要求的长期存在,并且一直是我国语文教学的最主要要求,也就使得学生无心也无意去挖掘语文中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语文教学中依然强调的是以“死记硬背”为主的教学方法,学生往往只了解文本的字面意义,熟悉字与字的组合,并没有去理解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如:古代文人大多喜欢用典。而典故中虽是寥寥几字却拥有深刻的文化积淀。在学习古诗文时,很多学生就不明白什么是“柳岸、灞桥”。不理解这些词中所包含的离别之意,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送别的诗词中大量出现“柳”这个意象。
(2)轻视影响深。我国的语文教学自每个学生进入课堂起就开始进行,可以说每个学生只要上学就在接受语文教育,这样高的频度,反而使学生产生了轻视之心。上课中,很多学生缺乏学习语文的热情,也就谈不上欣赏和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距离现实远。中华民族所倡导的精神大多都讲究“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精神与现实的功利要求相距甚远,大多数学生接受语文教育只是因为语文教育是考试必须,只是作为增加分数的一门必须去学习的课程,语文教学没有使学生感受到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很多学生觉得古文言言辞晦涩、意义不明。例如屈原的《离骚》,学生读起来都觉得十分拗口。大量的生僻字连在一起,学生很多都不能理解字面意义。更不用说感受屈原的民族情怀与精神了。
2.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传播问题
(1)汉语知识少。第二语言学习者虽然在发展阶段处于成年或接近成年,但对于汉语的学习是远远比不上母语学习的学生。也就是说,尽管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已接近成熟,但其汉语学习的基础弱。并且缺乏语言环境的练习。并没有像母语学习的学生,在学习之前已经有很好的口语基础。因此,向其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首先面临的问题时,基本语言的学习需求明显大于文化需求。如,在对外汉语汉字课中,很多学生是首次接受汉字,在学习“月”字时,教师希望能加入一些中国元素,因此讲了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尽管教师运用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进行讲解,但学生基本无法理解。而且由于语言知识的限制,在转化为英语之后,很多传说之中包含的精神内涵被抛弃了。
(2)文化差异大。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自全世界,其文化背景与我国相差很大,这也就使得一些在中华文化中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意向,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理解不同,有些甚至有十分大的反差。举例来说,在中华文化中,与“红”有关的意向往往含有褒义,如:红火、红利、当红等。第二语言学习者就不能理解。他们会觉得有“红”有“火”,都燃烧干净破产了,怎么能算是生意做得好。
(3)学习周期短。由于第二语言的学习具有明显的时效性,也就是希望学习者在最短的时间里掌握汉语,能够识别一些汉字,可以用中文进行交流、沟通。因此,学习者学习的时间十分有限,一般来说,学习者系统学习时间为两年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周期里要学会一种语言,就不免更侧重汉语使用而减少了一些文化的传播,如:在汉字课、看图说话等课程中,一般不涉及文化内容。教师在教授“扣”时。基本只要求学生能够认识、可以写对,有些学生甚至连偏旁、部首的类属概念也没有,也就不知道“扌”与手字有关,而“口”与“扣”的读音相连。
三、对策与建议
在汉语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文化缺失。这不仅不利于中华文化在我国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更不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地位。因此,汉语教学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提高教学的文化内涵,增强教学的文化底蕴。 1.激励学生自主探索 汉语教学要加强其中的文化因素。最重要的是激发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在学习中,使学生感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激发母语学习者的文化自豪感,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文化好奇心,使学生有了解中华文化的愿望。
2.加强教师意识自觉
教师有意识地传播文化,也是中华文化通过汉语教学得到生发的重要途径。教师要有文化传播者的身份自觉,能够自觉地在教学过程中安排一些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一些文化故事、文化意义的阐释,用一些有趣的信息吸引学生,使他们能主动积极地去了解中华文化。
3.利用课堂潜移默化
在汉语教学中,如在汉字课堂教学中,可以适当地讲解一些“六书”的知识,这些包含文化内容的讲解,不仅能使学生更快地掌握汉字,不会加重学生的负担;而且还能够渗透着文化内涵,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理解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中”、“和”的精神实质。
4.对比环境共促共进
从中华文化的不同之处出发,使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特殊内涵,如中华文化中的农耕色彩非常重,十分重视“土”“水”的角色。通过一些关于水、土词语的联想介绍,向“土生土长”、“上善若水”、“乐山乐水”等,使学习者更加了解中华文化中的根源意识,更加了解中华文化的精神。
5.展示资料深层浸染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却能够持续几千年,还在于它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类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复兴绝不能走宗教化之路,或者借助中国文化自身的宗教作用而实现,因为这是与现代化的道路截然相反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上,与我们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步进行,并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实现。
一、中国文化并非一种宗教型文化
宗教的基本特征是严格的仪式方法,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是当代典型的宗教。而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整个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以及人们所赋予它的意义。当然也有其他的定义,如一些政治学家把文化视为某种主观的东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态度、取向、假定、哲学,即一个特定群体的世界观。
在关于文化或者文明的理论中,国外许多大思想家都断定: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塞缪尔·亨廷顿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中通过比较区分了八种文化类型,并指出唯有中国文化属非宗教型文化。有许多国家的文明先是有宗教而后才有其成熟的文化,我们把以宗教为精神内核的文化称为宗教型文化,这种类型的文化是一种先有宗教并以宗教为基础成长起来的文化,而且处处都浸透着宗教信仰的作用和影响。以此来看中国文化(本文特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确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并不是核心和灵魂,从古至今宗教也没有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更别说是生活的基础和未来的寄托了。中国也有宗教,比如佛教、道教、本土宗教等,可是这些宗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或者其他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或起到过类似于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犹太教在以色列文化中以及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文化中的核心作用。因此,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看作是宗教型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文化就绝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我们的问题也正由此而来,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像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化那样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中国文化为何会有如此特殊性呢?
在西方文明史上,哲学与宗教的斗争是以宗教的胜利为结果的,西方文化内部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不是以哲学而是以宗教所提供的价值伦理秩序为基础的,哲学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只是充当着宗教神学蝉女的角色。然而在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斗争则是以哲学的胜利为结果的。哲学通过把远古时代盛行的巫术信仰理性化、哲学化,并最终战胜了宗教对国家事务的统治权,从而取代了在其他文化类型中宗教所占据的或应当占据的位置。这种分析是以李泽厚先生在其新著《历史本体论》中对巫史传统的考察为参考的。也正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哲学以及以哲学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学说便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宗教型文化里宗教所应起的作用。
二、没有将宗教作为文化核心的中国文化延续几千年的缘由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将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内核却也能够上下绵延几千年而没有枯萎或者中断,而且在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载体的汉族社会屡被不同文化类型的异族征服统治的情况下能够同化异族文化进而同化异族。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虽不是宗教文化,但儒家学说及其伦理思想却代替宗教并起到了宗教的作用。这说明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包含有一定成分的宗教性内涵,这种成分笔者称之为类宗教成分。这种中国文化的综合性造就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本质变化的生活方式。
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再论文明的冲突》中说,“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其中宗教更是文化的灵魂,一种文化必然有其精神内核,如果没有,这种文化就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没有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作为凝聚一个民族力量的精神枢纽,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成为一盘散沙,而易于被异族征服和同化。那么,究竟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不以宗教为基础却一样拥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并长盛不衰几千年呢?答案就在于中国文化拥有自己特殊的性质,儒释道三家合一铸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把政治、宗教、哲学、伦理等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东西融为一体,这就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虽然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型文化,但在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性也是它的一个重要性质,也是其广博内涵的一部分。因此,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宗教型文化,但我们却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宗教内涵、宗教作用。在中国人的各式各样的生活领域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起到了宗教该起的作用,并且已经完全取代了宗教。这种独特性甚至被西方学者误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宗教形态并称之为儒教。因此,他们把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误解为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儒教与道教》中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是一种典型的误会,儒家不仅不是一种宗教派别,而且正是因为儒家的学说才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型文化。
三、中国文化复兴的可能性
儒家学说为我国历朝历代所提倡但却没有成为一种宗教,其自身也不是一种宗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成为一种国家认同的大众宗教的机会,而是因为它自身就缺乏成为一种大众宗教的超越精神,它是现世的、世俗的,不关心生死问题,不承诺彼岸世界,不追求终极价值,拒绝承认所有超验的至上神观念。总之,它缺乏一种宗教品质。《论语》之中记载的孔子学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那种把儒家当作儒教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错误。
然而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儒学虽不是宗 教,但是它的教诲却起到了规范中国人社会生活的 作用,在政治上也起到了类似于宗教在其他宗教型 文化的国家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和佛教与儒家相比,它们拥有自己的僧侣或者说是神职人员,但是道教和佛教的作用却只有通过渗透进儒家思想或被儒家思想吸收之后才能起到它们的作用。此外,作为宗教,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是次要的或者说是补充性的。到宋代的时候,儒家学说吸纳释道二家学说形成新儒学才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类型塑造,从此宗教在中国再也没有机会占居统治地位了。 但是,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型文化却能够延续几千年并使一个民族保持其独立性达几千年,重要的还在于不是宗教型文化的中国文化,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却又起到了类似于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国现在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徒,同时也有大量的基督教教徒和天主教信徒。这些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的作为次要角色和处于补充地位的宗教完全不一样,那么这种外来的未经中国传统文化同化过的宗教会不会改变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质,使中国文化也在将来变为宗教文化而失去中国性质呢?
目前,在我国,当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处于有史以来处境较艰难的时刻,它已经不可能再如同历史上那样通过同化外来宗教而进行自我调整并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变了。中国人要想使现代中国文化保持其中国性质不变,就必须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但一些文化民族主义提倡者主张把儒学宗教化,并且认为国家宗教能够把中国人统一于一个信仰之下,能够把中国人凝聚起来,从而完成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学者康晓光就持此种主张,他提倡通过社会运动,动用国家力量,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新儒教。笔者认为,在中国大陆采取这种做法来振兴中国文化是不可行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就在于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型文化却拥有比宗教型文化更优越之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阿拉伯文化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宗教从来就没有长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居统治地位。我们看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了国人的重视,我们应当将其发扬广大,以此支撑起我们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深层危机,那么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又在何方?当代全球化进程的浪潮汹涌,大有席卷一切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是敞开怀抱、积极接纳现代精髓,还是回归传统、消极固守,实际上我们已经别无选择。阿拉伯国家为了复兴传统而固守传统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反面例证,他们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的目标,甚至连固守都已经无法做到,而且现在正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这些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唯一道路,因此,我们要实现复兴中国文化的目标,就必须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
现代化是相对于前现代或古代传统而言的,它并不是西方的专利,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承认多元现代性为前提。西方国家有着他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即中世纪传统,因而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前现代传统,当然也就有我们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同时,现代化也并非全部是前现代文化的现代化,不是不加选择、毫无保留的现代化,而是全部优秀传统的现代化,是那些依然有利于我们的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并从根本上保持我们民族特性的传统的现代化。现代化当然不是西化,我们借鉴和吸纳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现代精髓也不是西化,我们的传统是支持这些东西的,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的,我们就应该借鉴和吸收,更何况这也是我们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我们借鉴和吸收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观念并不是说就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前现代政治伦理传统能不能完成现代化,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借鉴和吸纳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从而建立和健全我们中国式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实际上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我们的文化吸纳并消化了现代政治思想的精髓,在完成了我们前现代传统的现代化之后,我们可能比西方国家做得更成功,我们的文化不仅不会因此而西化,而且会因此而振兴。中国前现代文化的力量一直存在于民间,存在于我们的人伦日常之中,一旦现代化了,它的力量不仅不会因此而削弱,而且必然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关键词〕立德树人;传统文化,理想信念,价值观,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43-05
一、立德树人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安身立命、精神归根与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培育的是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魂之底色、育之方式和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立“什么德”上,不能割裂传统。传统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续和发展的族群,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构成命运统一体,在共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共同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的总和。传统既体现为能够代际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要求,也体现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作为族群个体隐性的、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根植于个体内心并规约其行为。“每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都以行为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说,行为的统一性包含了所说的‘习惯’和‘习俗’。……它虽然不为其他人明确赞成或反对,但总是被某个人或许多人习惯地遵守。遵守习惯并不需要任何约束力来保障,而是行动者自觉的事情。”〔2〕立德树人只有融合传统并在其中获得滋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嵌入,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继传统并在制度要求下加以强化都可以得到侧面印证。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必然蕴含中国独特的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已经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中,成为“德”的重要思想底蕴,割裂与这些传统因素的内在关联,就意味着“德”失去了底色,会使“德”无处安放、无所附着。
在“育什么人”上,离不开文化的承载。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文化具有整体上育人的功能,其总是潜移默化地对人认识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基本观点发生影响,致使个体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文化熏染中不断确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文化是涵养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文化育人是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与追求是人才培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养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为人处世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承载。
在“怎么树”上,需要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 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更是时展最迫切的呼声,它承接过去又延续未来:民族精神不仅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基,构成民族国家共同理想的现实基础,更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和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则是在新条件下把握时展的脉搏,总结时展的经验,反思时展的问题,归纳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的最新成果。两者的相互融合构成立德树人的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就是要从时代角度筛选、过滤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并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与时展要求的良性对接。这就需要我们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服务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铸牢科学信仰,构筑道德情操;也需要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塑价值共识。
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无法承载中国社会发展全部精神支撑的功能。
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用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界定为“立德树人”的精神滋养,才能更好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关系,不至于偏离与失措,由此培育的“人”才是中国的、健康的、现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功能定位之所以是精神滋养,是因为在立德树人中理论是指导思想,其发挥思想统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理想信念,其设计未来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基础,其统筹和汇聚社会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更好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统领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传承、对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所确立共同理想的寄托、对每个中国人美好生活愿景的承载,是中华民族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共同目标,蕴含着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需要文化传统对其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延m中华民族群体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价值观层面获得归属感、归宿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传承民族的精神共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和丰富资源,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从当下时展要求看,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智慧宝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磨砺民族意志过程中,在时代的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思想之魅。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滋养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发挥其情感与道德感召力,保持其生命力与鲜活性,使人们的内心信仰、价值操守与精神原则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有助于科学信仰、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深入人心。
一是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操守,提高人生境界,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更通过社会实践,将内在人格力量外化于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三纲领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品德,向内成己,向外成物,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抗争、不畏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与壮美篇章。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立德树人”要构筑高尚道德情操、关注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兴盛、民族富强、百姓幸福紧密相连。这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宏伟气度,也折射出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价值取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其总体现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仁”为核心,仁是对人之为人内在价值的肯定。从“仁”的核心价值出发,在生死取向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利取向上,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家庭范围内,以“孝道”为价值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妻恩爱;在社会范围,以“爱人”为价值原则,由己达人,仁民爱物;在国家层面上,提倡“民本”,民重君轻,重社稷必爱百姓。由“亲亲”“仁民”进一步拓展为“爱物”,爱物体现对人之外的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要求、社会要求和国家要求实现了整体对接,“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要求。”〔7〕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扬善扶正、见义勇为、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
三是精神追求。精神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民族身份,唤醒民族发展动力,激发民族创造性。张岱年先生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8〕中华民族长久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需要呼应时展的迫切要求,鼎新革故的进取精神、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催生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这一方面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心、凝聚动力,铸就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力量的过程中提供丰厚滋养和精神财富。
四是育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与原则,比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等,具有长久魅力,富有育人智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更多地融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大量事实证明育人实践只有融入现实生活“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成为习惯性的人伦日用,才能有效约束与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学・学记》)通过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纲常伦理、蒙学孝德、修身成贤及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情操得以精进,人人向善,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文化人”也体现于“礼教”“诗教”“乐教”中,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现“成人”。“以文化人”更体现在各种仪式和各种表达中,比如以婚丧嫁娶的仪式、祭祀、成人礼以及各种节日仪式“化人”,再如借用建筑、宗教、书法、绘画、碑刻、雕塑、戏剧、诗文典籍等各种形式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中华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与不同载体,利用各种时机与场合,把文化育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构成立德树人实现方式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立德树人”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历史,承载当下,昭示未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作为转化对象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构成立德树人素材,而应通过重塑与创新,吸纳、融合时代精神,主动支撑与有效滋养“立德树人”。
从传统的“内圣外王”到“新四有”公民。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是基于对人生的感悟,对心性修养的反省,对政治民生的关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有关人生、教育、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理想信念。所谓“内圣”,就是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为正己的功夫。所谓“外王”,就是将成就的高尚道德推而广之,及于家庭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正人的功夫。“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内圣”以“外王”为归宿和目标。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体现为通过修身正己以实现正人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理想信念、价值操守和基本精神的内在道德铸塑,以达到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同构;同时以育人为目标,尊重个体的价值,唤醒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追求内在道德指引下个体“自在自觉”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实现个体与民族国家协调、同步发展。新时期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文化牢牢扎根心中,友善、互助、明理、自强、谦让、包容、诚信、节俭的传统美德融入血液,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的“新四有”公民。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新四有”内涵,丰富“有道德”人才培育的其他核心内涵:一是“有信仰”,即有中国梦理想信念和信仰。明确把“有梦想”“有信念”“有信仰”作为新时期关于“育什么人”整体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了立德树人的整体规格和本质追求。“有信仰”在人的精神领域和能力素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思想引领和行为主导作用。二是“有理性”,即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的价值操守。理性意味着成员个体能够对自己存在发展及其同社会整体关系有清醒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判断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操守。三是“有道德”,即有以中国精神为独特标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道德”是“有奋斗”“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情操”“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撑,铸育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时代精神的人,新时期立德树人才能获得现实生活基础,才能把育人在现实的道德与精神生活领域中凝结升华为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四是“有本事”,即有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专业分工及社会交往全面发展的能力担当。这是“有能力”“有担当”“有本领”“有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要求。立德树人针对的是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各职业人群,这些人群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立德树人不能只强调“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等思想水平与道德素质,还要强调“德才兼备”,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才干。综上,围绕培育“有道德”的人整体目标,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应该围绕“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核心内涵与总体规格,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从传统价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重点发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这六个方面表述了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讲清楚“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也要梳理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与转化。“仁爱”就是爱人爱物,有“仁爱”之心,才能成己成人成物,仁爱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立君为民”“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传统民本思想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使其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诚信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需要使其服务于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培养诚信个人。正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为先、舍生取义影响深远,可以为形成崇尚正义、富于奉献、自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氛围注入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华心、民族魂的基本标识,也是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理论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面对自然、社会、国家、人际、文明间的冲突,需要以和爱公正化解与融合矛盾。大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理想,在近代到现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实践中,大同理想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同理想出发接纳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现代价值,使之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接轨,能助力于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观念支撑,更作为道德生成的逻辑中介,在立德树人中奠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基础,也使其在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理想信念与现实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使其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既是个体层面以价值底线和价值标准凝聚共识的有效方式,也是在群体层面有层次、有重点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更是在全局层面实现为民族寻根、为社会立德、为国家圆梦的价值基石。
从传统修身教化到富含时代内涵的教育感染。传统文化注重修身教化,修身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格与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磨炼与力求完美的品格追求;教化是通过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而实现人心风俗的变化,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的育人方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使修身与教化备受推崇。在今天开放、民主、鲜活的社会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规范社会意识、传承美好道德需要对修身教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体教化的言传身教、俗约规化可以通过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力有效达成,创设优良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与群体环境,发挥环境间良好的感染作用是当代修身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家庭中以尊老为例,现在社会尊老不必像《弟子规》里所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晚辈应该尊敬长者,长辈也应给予晚辈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转化更富有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所铸育的是以为信仰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认为共识基础,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独特标识,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为成果借鉴的当代道德。
“立德树人”需要坚持指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明风范,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现时代的“立德树人”需从不断绵延演化的v史进程中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学分析、鉴别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为信仰确立、价值重铸与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滋养。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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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人民日报,2013-08-20.
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美学史有两种不同的答案。一是艺术低于生活,代表人物如柏拉图、车尔尼雪夫斯基。二是艺术高于生活,代表人物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王尔德。其中王尔德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己以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远远多于艺术对生活的模仿。从中可以看出现代主义艺术家、理论家这种“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与生活无关”“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自律倾向。同时可以看到,生活在他们眼中的地位远远低于艺术。不只在西方,在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也往往成为某种桎梏和消磨理想壮志的象征而被批评和扬弃。总体上说,在中西方美学史上,艺术与生活永远存在差别并严格对立。而当今社会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消解了这一由来已久的,似乎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结构,走向了艺术与生活的“一体化”。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生活不是鄙俗的,因为生活原本就是艺术、诗意、理想、信仰赖以栖息的家园。在大众文化中我们看不到以艺术或生活为“中心”的情况,生活和艺术之间是相互融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来。
二、走向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一体化
(一)古典美学所体现的功利价值集古典美学之大成的康德认为:“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惟一无利害关系的自由和愉快。”这段话中提及的“无利害关系”也即“非功利性”影响了康德之后绝大多数的哲学家、美学家,并且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然而,在古典美学盛行的前大众文化时期,“功利性”仅被狭义地用来对待物质功利价值或曰商业功利价值,而如果将“功利性”的范围推广开来并蔓延到非商业价值的人文价值领域中来,我们会发现,古典美学所提倡的非功利性审美却是对人的精神生活有很强的功利性价值,非功利性与功利性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在被局限的“功利”概念拓展后融为一体。这种审美的功利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人的精神的拯救及基于此而更为深刻地对社会的拯救。在审美活动中,主体按照人的“内在尺度”观照审美对象。“审美感觉只是在客体对象上寻找使人的精神产生愉悦的特征——即我们所说的‘美’”[2]美通常可分为和谐美、崇高美、悲剧美等。当我们面对鲜艳的花朵、倾听着天籁般悦耳的音乐,我们会感觉到无比和谐宁静,这种美让我们的心灵净化,超凡脱俗;而雄壮巍峨的高山,汹涌澎湃的大江大河又让我们体会到一种崇高之美而顿悟人生意义何在的感叹;悲剧之美所产生的艺术表现力更为强烈,悲剧虽然往往与价值的毁灭和人的死亡联系在一起,然而悲剧体现出人类为了征服世界而拥有的顽强执着的伟大精神,这更能让人们清楚这一生该如何度过。的确,“从人的审美感觉活动的效果来看,同样是自己本质力量的表现,审美活动的特点是观照审美对象,通过观照审美对象来观照社会生活、观照自己,并通过这种观照使自己的精神产生审美的愉悦”[3]从而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升华,而不至于陷入精神的真空。这种对人类精神的拯救是古典美学功利价值的最直接体现。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审美活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审美活动的发展。人的这种社会性,决定了审美对于人的功利性价值将由于人的能动性最终演变为审美的社会功利性价值,这种功利性的最深层表现是审美的社会拯救。“美的价值在于:它要求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朝着适宜、和谐、完善的目标前进,它本身就有利于社会生活的适宜、和谐与完善的要求。”[4]从这一角度来说,它是基于个人的精神功利性上的更深层次的体现,“审美活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享受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受美的教育和美的熏陶的活动,这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它表现了人类积极向上、追求理想生活的一面,因为人总是希望生活在宁静、和谐、美满、幸福的社会里,美的价值就定位在这里,美也定位在这里。”[5]人们从审美中享受到的精神愉悦到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审美的功利性逐渐深入的表现。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1.转化教师角色,优化实验课堂教师关系
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作为教学的主体,而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沟通,实验课上主要是教师做,学生看,学生只是观察到现成的实验结果,无法真正理解实验原理.因此,教师要改变这种现状,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自己探究实验结果,教师只起到引导的作用.例如,在高中化学实验课堂中的“强光照射氢气、氯气混合体”实验,教师在实验室对氯气以及氢气的作用进行简单讲解、实验演示以及注意事项说明之后,应让学生自己动手操作.此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对学生的化学实验课具有很高的实验效率,同时也可以促进学生对化学实验的积极性,激发学生探寻化学的奥秘.若有学生存在操作错误,则应予以及时纠正,而不是对学生进行训斥或是令其不做实验.通过此种方法,不仅可增进师生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促进化学实验课堂中师生有效的配合实验.
2.开发课堂资源,优化实验课堂资源利用
有效的开发以及利用有限的课堂资源,有助于学生化学实验课堂的进行,同时有利于优化化学实验课堂资源的利用.加大化学实验课堂的开发,优化实验课堂资源的有效利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学校要加大对化学实验室的建设,相应的化学仪器与设备应当完整,从而保障学生在化学实验课堂能够有效地进行与学习.例如,在高中化学课堂实验中的“加热浓盐酸与二氧化锰的混合物”实验内容,部分学校相关仪器有一定的欠缺.因此,学校应加强相关实验器材的购置,使得学生可对化学实验进行充分练习,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实验课堂资源的优化应用,不仅可以使得化学实验更具有趣味性,同时还能使得学生更具有探索精神.通过以上方法对高中化学实验课堂予以优化,使得实验课堂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和活跃性.
3.开展绿色实验,优化实验课堂绿色评价
构建化学实验课堂的绿色化,进一步优化化学实验课堂的绿色评价.高中化学教师在教学中应当树立绿色环保的化学理念,营造或者发展绿色的化学实验,进而减少化学实验对学生安全问题的影响以及环境问题污染.此外,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逐步地了解化学实验课堂的绿色化以及绿色化的理念,增强学生绿色实验意识.例如,学校在建设化学实验课堂时,应当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从而推动化学实验课堂的绿色化.而从高中化学实验课堂的实际情况而言,应采取有效方法让学生对试剂的浪费有一定认识,如三氯化铁、氯化铜以及高锰酸钾等试剂.要求在学生在化学实验课堂中对实验过后的相关液体泄漏情况,有一定的预防措施.从而,确保化学实验课堂的安全性和绿色化.
二、结语
在问候方式上,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所不同。中国人在见面时,会询问对方一些关于近况的问题,如工作如何、结婚与否、工资怎样等。中国人把这种问候方式当成是关心的一种表现。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因而问一些现状问题是对对方的关心,并没有侵犯隐私之说。但是,西方人却与我们不同。他们有着强烈的隐私观念,在见面问候打招呼时,人们通常会问一些有关于天气的问题,而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年龄等问题通常不会提起。在具体交流中,西方人对于自己的家庭、工作等私人问题不会过多涉入,他们很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文化差异还有很多。比如,在时间观念上,西方人的时间观念要比中国人强很多。他们认为时间就是金钱,因而在约会与会谈时,西方人都会严格地遵守时间,进行精心的计划,不会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浪费对方的时间。但是,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在邀请别人吃饭、约会时,人们通常会早到,以示尊重。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还表现在餐桌文化、礼仪文化等方面。由于篇幅问题,这里不再赘言。
二、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对策
1.改变思考方式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为人处事、接人待物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思维方式不同,说话、意识也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适应对方的思想与行事方式,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重视整体与集团意识,因而在说话办事时,会把集体利益放到首要位置。但是,西方人则不然,他们有着典型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一定不要将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强加给对方,这样会让对方感到不舒服,交流就不会顺利进行。比如,在中西方跨文化谈判中,中国人喜欢在开始就将整体的思想总结出来,在这之后再慢慢地进行细节的讨论,中国人习惯于在整体之下一点一点地进行细节的论述。而西方人的思维却与之不同,他们在谈判开始时就会对细节进行讨论,在谈判的最后他们才会将结论表现出来,并认为只有一步一步地将细节规划好,结论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在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之后,我们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就应学会改变思考方式,去适应对方的思考方式,这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的解决十分有效。
2.对西方文化与礼仪的学习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在具体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双方交际的顺利进行受到了各种各样冲突的威胁。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背景不同,二者间的礼仪、观念与为人处事方式也存在很大不同。学习西方文化与礼仪是十分必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多注意中西方风土人情、文化礼仪的不同,而学习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电影、电视、书籍等。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交流开放的世界,西方文化也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一颗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么,对西方文化与思维的掌握就不是难事。比如,在一些欧美的电视与电影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与中国人不同的说话方式、问候方式与思维逻辑模式等;又如,在一些书籍里,我们也能看到中西不同的文化特征。只要稍加注意,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就是十分容易的。此外,时常关注一些国际的时局动态,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很有好处。西方国家的重大改革、社会福利政策以及西方国家的战争关注等,都会让我们不同程度地了解西方,对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有不同程度的帮助。
三、结语
【关键词】 话题作 素材 提纲
作文是决定语文考试成绩的“半壁江山”,因此作文的成败往往决定了整个语文考试的成败。
1 话题作文的构成
话题作文的构成由话题材料,提示语,话题,写作要求四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材料帮助我们明确写作意图;话题确定写作中心;提示语提供写作思路;写作要求是规范化的要求。
2 审题要准确,作文要切题
罗素先生说过:“只有一个正确的前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写作内容的确定,可以说是写好作文的前提。落笔之前一定慎重思考,考虑尽可能多的写作内容,从中找出自己最熟悉的内容,却要避免自己感兴趣,却一知半解的内容,否则写起来无话可说,没话找话,犯了作文的大忌。所以要审题在先。
先审话题:要看清话题,避免脱离命题范围,分析话题的构成,抓住关键语素,修饰语,明确话题范围。要吃透材料,根据命题意图,确立观点。抓住关键字词、句子,吃透材料,挖掘材料隐含的信息,盯紧提示语,理清命题思路导向。找准话题的切入点,然后找准自己的感触点。生活就像一个洋葱,一层层地剥,总有一层会让你流出眼泪来的。找准切入点写出自己的感触,写出自己内心感触最深,最想说的话。化虚为实,化一为万。拓开思路,多角度观察和立意。化概念为万象,然后万中取一。只要从生活中选取一点一事一种现象写深写透,给人启悟就行了。写作视野要开阔,由家庭、学校扩展为思考生活,探讨人生,崇高美德,探寻知识。要求不仅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应对社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点题是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把文章的中心思想提示出来,话题作文作为一种应试文章,应该让阅卷者在短期内就有一个明确而正确的印象,了解这篇文章的材料和题旨,恰如其分的点题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在文章恰当的地方(一般在结尾处,也可用“题记”的形式出现在文首),恰当地点题,不但在结构上收拢全文、收束文脉,更重要的是,让读者(阅卷者)能及时充分、准确地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对文章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话题作文的点题,一般可以采用明点的形式,在文章适当处出现和题目中关键字眼相同或大致相同的词语,直接解释和说明题目的含义,提示出文章的中心思想,以得到读者(阅卷者)的认可并赞同,当然也可以用象征式、比喻式、联想式的点题,但这类点题要求比较高,一般不易掌握,考生应该慎用。
3 突出个性,写出真情
作文创新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写出个性。无论从题目、体裁,还是构思立意,语言的审美角度,作文总是要求作者写出个性,真正能体现文如其人,读之能见其人。个性与真情实感相融,有个性的文章,总能给人一种生活的实感。其实,生活要深入是写好任何文章的最基本的要求。生活,是写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没有生活,哪来的写作材料?只有深入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感悟,才能掌握大量的写作素材,才能从生活中找到为我所用、唯我所有的材料,写好作文,才有可能。命题作文是如此,话题作文也是如此。因此,考生首先要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社会热点,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使自己的作文内容鲜活。当然,这里也需要多读多思,不断积累,博览课外读物,注意消化吸收,为我所用,话题作文才能真正有新颖别致的可能。
4 注重锤炼精美的语言
古人对语言的锤炼,可谓苦心孤诣。如贾岛的“推敲”典故的来由。我们现在虽不能做到“著一字而闹翻整个心情”,但也要做到精心于语言的锤炼。话题作文的命题原则:是淡化文体,不设置审题障碍的命题原则。追求作文试题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倡导个性作文及有创意的作文,分值60分。这意味着作文的成败将决定语文学科的成绩。所以在考场作文中习惯写记叙文,最大的误区便是以叙述代替描写。有些作文素材较好,角度也较新,整体结构都不错,但就是因为缺乏生动传神的描写而被判为低分,非常可惜。
5 展现独特的创新能力
我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因而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嫁衣文化。尤其是对于各族人民,本身风俗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对于汉族人民而言,普遍选用红色作为嫁衣的颜色,红色代表着喜庆,体现出汉族人民结婚时心情愉悦的状态。在我国古代,新娘结婚的时候必须头戴凤冠,在外衣穿着上也很有讲究,红花袍、红娟衫等处处洋溢着喜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根据当地民俗风情不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各不相同。
我国嫁衣文化概述
对于我国古代人民来说,嫁衣尤为重要,嫁衣能有效反应古代民俗,并能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古代家庭富裕程度。尤其是对于女孩子而言,嫁衣对于整个一生都非常重要,从女孩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动手制作嫁衣,嫁衣制作过程非常漫长,直到女孩真正出嫁为止。我国古代嫁衣流行必须头戴凤冠,新娘还需用红方巾进行遮脸,以体现出古代新娘的欲遮还羞。新娘一定要穿戴红娟衫,体现出红色喜气洋洋的氛围,通常还要外着大红颜色绣花红袍,鞋子也必须是红缎绣花鞋,这样才能有效凸显新娘千娇百媚特点。下图1所示为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图1 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我国古代嫁衣的作用
对于我国古代而言,嫁衣承担着非常重要作用,嫁衣不仅代表了当地的民俗,同时对于新娘来说是嫁人之后的开始。古代男尊女卑思想较为严重,新娘各方面比较依赖丈夫,因而嫁人意味着告别过去,迎接崭新生活,是新娘人生一大转折点。与此同时,古代将嫁人看做十分重要的使命,嫁人的过程中,同时也是新娘最美时刻,嫁衣所蕴含的风俗文化多样,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探索价值。通过了解嫁衣风俗,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全国各地嫁衣习俗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全国各地在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一定多样化特点。浙江富阳地区新娘嫁人过程中,只有花轿到达女方家中之后,女方才让新娘着手准备化妆。新娘穿衣过程中也具有一定讲究,需先穿小衫裤,然后才能更换红棉袄,穿衣的过程中,整个人需立于蒸桶之上。新娘穿大红裙之前,还应准备好12个鸡蛋,然后将鸡蛋放入裤腰,最终鸡蛋沿着裤脚滚出,这样新郎才能正式迎娶新娘。福建泉州地区也很有自身的特点,通常新娘出嫁之前需要认真化妆,以示对南方尊重,出嫁前化妆一般称之为“笄礼”。新郎花轿到来之时,新娘需要再次化妆,此时化妆通常称之为“对轿梳妆”,在加冠的过程中也很有讲究,只有被认为“有福”妇人才能对新娘进行加冠。广西苍梧地区同样有自身特色,一般新娘只允许穿黑色衣服,而不是大红。陕北地区新娘嫁人需要特殊打扮,新娘上轿之前需用锅黑将脸蛋进行抹黑,否则不能嫁人。
全国各少数民族嫁衣风俗
汉族嫁衣风俗以穿红绸缎、红绢衫、红绣花鞋为主,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具有其特有的风俗,下图2所示为我国水族嫁衣。
图2 我国水族嫁衣
赫哲族新娘嫁人过程中,利用鱼皮缝制嫁衣,颜色以黄黑相间为主,并利用手工进行缝制,在衣袖等部位缝制一定数目花纹,花纹十分精致。尽管从材料上讲相对较为原始,但能充分体现别具特色的原始美。土族人民结婚过程中,嫁衣相对较为华丽,颜色非常鲜艳,通常嫁衣由多种颜色构成。瑶族人民在刺绣方面较为精通,因而嫁人过程中,嫁衣刺绣图案非常华丽,充分体现出本族风情。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