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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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原作 译作 原作风格 译者风格

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翻译随着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表现形式也会随着变换,作品原有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性会被打破。这就对传达原作的风格造成了障碍。因此译者风格在译作中的显现是一种客观必然,但是为了成功地再现原作,译者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它,在尽量淡化它的同时,努力使它融入原作风格中,使二者达到和谐的统一。

一、什么是译者个人风格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宋朝词作家李清照的那首名作《声声慢》的首句。对于这十四个叠字,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翻译,其中有两个译本最为大家所接受。

译文一: I?look?for?what?I?miss. I know?not?what?it?is.

I?feel?so?sad?and?drear. So lonely, without cheer.

译文二: Search, search, sek, sek. Cold, cold, clear, clear.

Sorrow,sorrow,pain,pain.

这两个英译本都真实地再现了原词冷清、凄凉的氛围,但在结构和措辞上却各有特色,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客体相同,都是同一首词,只有主体——译者不同,由此可见,翻译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译作风格的不同,促使了同一作品不同版本译作的产生。同时可知,不仅作者有自己的创作风格,译者也会在其译作中体现出自己的再创作风格,即译者风格。

在文学翻译中,翻译对象的选择倾向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一个严谨的译者往往不是信手拈来一本书就译,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图、爱好、风格来精心选择原作的,而他对原作的这种选择倾向恰恰能够反映出他的个人风格。如严复为求社会变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先后翻译了多部西方社会政治著作,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郭沫若作为一名进步的诗人,他总是喜欢选择与时代特征以及自己风格相结合的作品来翻译,如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华伦斯坦》等,他还喜欢选择具有反抗性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来翻译,如《雪莱诗选》等。

其次,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反映出不同的译者风格。译者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会直接决定他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译者对翻译标准的不同认识会决定他对原作是采用直译、意译,还是二者结合的翻译方法。而翻译方法的不同往往使译文显现出多种多样的文风。傅雷认为翻译应“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琅琅上口,求音节和谐。”因此,他的译文准确流畅,既传达了原著的精神,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再者,译者遣词造句的特点也表现出他的个人风格。成熟的作家在语言运用方面都有自己的风格,表现在词语的调遣特征与使用倾向、句子的组合结构与手段、修辞手法的选择与使用等方面。译者作为基于原作的艺术的再创造者,虽然不能像原作者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但在再现原作时,他也必然要从炼字、遣词、造句几个方面去做,这样他的语言习惯或多或少都会流露于译作当中,对此他们是想躲也躲不过的。

二、如何正确处理译者风格

译者到底应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关系呢?对此在翻译界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刘重德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为传达原作风格,译者必须放弃、抹去自己的风格。另一种观点认为译者风格应该是隐含的。如张今先生在《文学翻译原理》中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五种风格,认为最理想的译文风格是作者风格+若隐若现的译者风格。第三种观点认为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应该融为一体、协调一致。如许钧先生认为,译者应该在不违背、不损害原作的意蕴、风貌的限度内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为自己的译文赢得读者。

翻译的目标是忠实地再现原作。所以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更不能使其个人风格凌驾于原作风格之上。但是翻译作为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不允许译者的个人风格参与其事是不可能的,在译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留有译者的痕迹。“正如同一首肖邦的曲子,不同的演奏家会赋予不同的风格一样,同一部名作,不同的翻译家也会译出不同的风格。”所以,对于译者风格我们不应回避、排斥,更不能简单地否认或抹煞,应该使之融入原作者的风格中,与作者风格达到和谐的统一。

此外,译者应该重视个人风格的追求。主观性是一切艺术创造的规律,也是文学翻译艺术的规律,译者风格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在翻译界中,钱歌川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他翻译了多部英、美、日作家的小说,出版了近百种关于翻译和英语学习的书。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译著《娱妻记》,到现在几十个春秋,钱教授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个人翻译风格,成为我国的翻译名家。而他的这些成就都是和他多年的苦功实践分不开的。

可见,个人翻译风格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个人翻译风格的形成与培养是要付出经年累月的艰辛劳动的,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译者对个人风格的追求,尊重译者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

三、译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由于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语言、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译者与原作者在知识结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方面的差异,译者对原作风格的理解与原作风格的客观存在之间的差距,加之原作风格确有一些不可译的因素,原作风格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和损伤。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和减少翻译过程中原作风格的损失和破坏,力求最大限度地在总体上再现原作风格,我们就必须要对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首先,译者必须在熟练掌握源语和目的语的前提下,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对风格敏锐的感知力。一个合格的译者,应兼备学者和作家的素养,不但要有一定的哲学、文学和美学理论素养,还要有比较准确的文学感觉和相当的中外文学功底。同时,译者还应熟悉源语和目的语所承载的两种文化,因为翻译活动并不仅仅是对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它是将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转换,这一点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其次,译者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其个人风格和原作风格之间的关系。译者应该自觉地用原作约束自己,最大限度地抑制和淡化其个人风格,使之融入原作者的风格中,仿佛是原作者在用译语写作。同时,也不应回避和排斥其个人风格。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必然在译文中构成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对立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更好地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译者可以尽量选择翻译与自己创作风格接近的作品,这样就能变不利为有利,实现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的和谐统一。译者必须勤学多练。译者应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和丰富原有的知识,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才情素养和翻译功力,才能在翻译实践中做到得心应手。同时,译者还应经常进行实践练习,以获得宝贵的翻译经验。

译者作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不是透明的,也不可能是透明的,他的个人风格对译文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译者风格,我们一方面应该尽量抑制它,淡化它,另一方面也应该服从艺术再创造的规律,承认它,尊重它。虽然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不可能完全对等,但由于翻译是再创作的艺术,译者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艺术创作力和利用译人语优势,从总体上再现原作的艺术境界,以此缩短两者的距离,使自己的风格无限地接近原作风格,使二者达到和谐的统一。

【参考文献】

[1]周仪,罗平. 翻译与批评[N].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2]王宗炎. 模糊语言学[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第2篇：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摘要：引进“翻转课堂”教学有望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教学中思维与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以我校医学人类学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实践经验为基础，本文讨论了医学人文课程“翻转课堂”中学生与教师、理念与工具、课堂内与课堂外、师资与课程的关系。

关键词：医学人文；翻转课堂；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129-02

一、导言――当医学人文遇上“翻转课堂”

医学人文教育能培养医学生作为“全人”的通识，健全其知识结构，助其正确看待医学与社会的关系，使用人文知识和方法强化临床技能，正确处理临床实践所面对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1]。然而，我国目前的医学人文教育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医学人文类课程教学方式较陈旧，以课堂讲授为主，与实践脱节，不利于思维与实操技能培养[2-6]。移动互联网催生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医学人文课程改革带来了契机，通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学习时间，将学习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有望让学生获得更实在的思维训练和实操技能学习[7]。

二、医学人类学公共选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实践

此番“翻转课堂”的改革尝试是针对我校四、五年级医学专业本科生医学人类学公共选修课开展的，希望通过局部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加强医学人文课程思维培养、实操训练、学习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1.重新设计教学流程和教学方案。选择医学人类学课程中医疗多元化、健康与疾病、过度医疗化等几项重点内容或专题作为“翻转课堂”的切入点，进行教学内容、教学程序的重新设计，并相应改革课程考核体系。教学内容上，以学生为中心重组教学内容。第一，把课堂外学习纳入教学设计，基本知识的学习以学生自主学习和讨论为主。第二，课堂内教学采用基于项目的方式进行，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有助思维训练或者实际问题解决的专题辩论、研究和案例等项目，在课堂上进行小组式学习。教学程序上，以课堂外学习为先导，按照从易到难、从浅入深的方式安排课外学习内容，每个关键知识点配注解和相关提示，引导学生自主安排学习节奏。加强学生互动，设置一些环节让学生能就知识点展开在线讨论，在相互激发和思维锻炼中深化理解。以课堂协作和老师指导为辅助，提出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主寻找解决方案。教学考核上，设计了4∶2∶4结构的三个层次综合考核体系，以在线小测验的方式考核学生课堂外对基本知识点的学习（40%），以平时成绩考核课堂互动状况和思维辨析能力（20%），以小组项目成果考核问题解决能力（40%）。

2.教学资料制作和平台搭建。首先，设计、制作用于移动网络的多媒体教学资料。把传统教案、教科书和参考资料进行综合整理，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制作成适合“翻转课堂”教学的资料。如，设计脚本，把知识点讲解制作成网络小视频或动画；整理、编辑参考资料，制成小型电子书或网页；设计在线测试的试题库；设计对知识点的在线讨论问题。然后，搭建并维护移动互联教学互动平台。使用学校moodle在线课程系统搭建课程教学平台，并建立班级微信群和QQ群作为辅助，初步形成四大功能区块：有教学视频、电子书和讨论区链接的自主学习区，对设定主题或自选主题进行在线探讨的讨论区，具有在线考核、评分和讲评功能的在线考核区，以及学习资料的上载、下载区。

3.教学评估、意见反馈及持续改进。医学人类学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已总结为一套教学大纲，内含章节内容、教学组织方式、教学媒介、学时、考核方式等。教学实践一轮之后，通过观摩、访谈、评分等方式收集了改进意见，并据此进行持续改进。学生感受到学习途径变的多样化，觉得自己在学习中有了选择权和自，体会到了学习的价值，大部分学生能积极承担起自己的学习责任。授课老师反馈教学质量和效果有所改善，和学生面对面互动时间增加了，有利于实施个性化和差异化的教学，发现学生动脑、动手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思辨、团队合作、与人沟通和实际操作能力得到明显锻炼，课程考核成绩较理想。教学督导和教学管理部门评价，“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新颖，教师角色转变为辅助型教练，课堂气氛活跃，有推广意义。

三、医学人文课程“翻转课堂”实践的反思与讨论

医学人类学课程的“翻转课堂”实践提示，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应用“翻转课堂”理念要注意以下几组重要关系。

1.学生与教师的关系。学习有几种主要途径，一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学习；二是，学生通过实践，在做中学，自己生成知识；三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通过讨论、合作、互动，相互学习。传统的医学人文课程偏重第一种学习，“翻转课堂”后，以后两种学习为主，通过基于项目的小组学习和课堂讨论，鼓励学生们相互学习。学生从被动接受者转变成知识的主动吸纳者、制造者、思辨者，承担学习的主要责任。教师从知识传授的中心转变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辅助者。

2.理念与工具的关系。“翻转课堂”开始于互联网在教学中的运用，但是已经超越互联网应用，发展成一整套翻转教师与学生角色、翻转课上与课下学习内容、翻转自主与被动学习的教育理念。本次教学改革设计了课堂讨论、线上自主学习、小组项目、现场答疑、辩论等多种师生互动的教学环节，互联网的应用仅是其中一部分。网络只是实现“翻转课堂”理念的途径和工具之一，“翻转课堂”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课程的网络化、信息化程度不应该作为评价“翻转课堂”理念贯彻程度的标准，谨防用工具绑架理念。

3.n堂内与课堂外的关系。“翻转课堂”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把学生的课堂外自主学习纳入课程设计，使课堂内、外学习相辅相成。医学人类学课程改革将不需要教师亲自讲授的基础知识点制作成小视频和电子文本等网络资源，鼓励学生进行课堂外学习，然后带着疑问、感想、案例回到课上参与讨论和小组项目，通过课堂内学习实现知识的深化、内化和应用。学生觉得课程设计很有意思，但学习时间投入比其他没有使用“翻转课堂”教学的同学分课程大，感觉“不划算”。这既反映出高校医学生学习医学人文课程的功利心态，也反映出“翻转课堂”实践需要能计算课堂外学习时间的学时计算方式。“翻转课堂”的平台搭建、资料准备、课堂设计比传统课堂需要更长备课时间、更多投入，可是在目前的教学工作量计算中无法体现，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教师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处理好课堂内、外的关系是“翻转课堂”教学管理的关键。

4.师资与课程的关系。医学人文类课程属于医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课程，要求教师既要谙熟社会人文科学的教学，又要熟悉医学实践，对师资质量有较高要求。实践“翻转课堂”教学，要求教师不单要能熟练掌握传统课堂教学技巧，还必须能驾驭视频录制、电子资料制作、网络平台使用、网络课程方案规划等新技能，对师资有更高要求。而且，“翻转课堂”教学需要大量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适合小班教学，因此，需要更多高质量师资以满足授课需求。然而，目前医科高校医学人文教育普遍“重医轻文”[8]，对医学人文师资的激励、培育和支持不足，很难保证医学人文课程“翻转课堂”模式对师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在全校医学人文课程中推广“翻转课堂”理念及实践还面临较大挑战。

参考文献：

[1]乔利平，刘云章.21世纪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思考[J].医学教育探索，2003，（4）.

[2]李宇阳.关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2，（6）.

[3]李卫中，刑建辉.大学生学习偏科现象探因[J].中国青年研究，2002，（6）.

[4]徐朝阳，赵国胜，马立骥.从医学毕业生素质现状调查谈如何加强素质教育[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06，（1）.

[5]李雅梅，姚莉娜，洪津.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调查与分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5）.

[6]韩慧霞.医学院校的人文素质探讨[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2007，（4）.

第3篇：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古诗英译，同化，深化，美化

 

翻译难，译文学作品尤难，译诗更是难上加难。雪莱曾在《诗辩》一文中说过：“译诗是徒劳无益的，把一个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美国诗人福罗斯特甚至说：“诗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吴钧陶，1992:90-91）他们的说法从某些方面似乎有一定道理，尤其中国古诗在其形式、押韵、对仗等方面有不可译之处，而且在“文学中有许多其他的因素构成原文的某些含义，要把这些含意传达给文化不同的人，则是不可能的事。”然而随着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各国以及各民族之间需要增进了解，在文化领域方面的交流显得尤其重要。把古诗这种古典文化的精华介绍给西方，对于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不少翻译者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他们在翻译实践中不仅译成了大量优美的诗歌，还总结出了实用可靠的翻译理论，推动了翻译实践的发展。钱钟书先生就曾经说过“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这个‘化’，在这里可理解为“消化、融化”的‘化’,也就是说，翻译者在正确理解诗意的基础上，要深入发掘诗歌的精髓，再尽可能完美地将整首诗的意境以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钱钟书先生提出的这个‘化’字当然是对翻译工作的高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即同化、深化和美化。

1.同化

同化就是指译者对原诗的字、词、句以及全文所含的信息有了正确理解的基本上用等同或近似等同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这与译文内容的正确性是密切相关的。英诗重哲思，汉诗重意境；英诗松散，汉诗完整。因而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使译文在声律、形式、构思等方面符合英诗的做诗法，还要保留原诗的思想感情和简练的风格。这就要求译者对诗的历史背景（不仅包含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甚至还应该包含写成该诗的大体时间）、对诗人的人生际遇有较全面的了解，这样才可能有正确的译文。

杜甫《梦李白》中有这样一句诗“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山黑，”它的译法有以下几种：

When your detached soul comes, the maple grove turns green. (徐忠杰，1990：143)

I saw you coming through

The green woods, then over

The pass on the frontier

You turned and left me. (路易·艾黎，2001：149)

笔者认为将诗句中的青译为“turns green”、”green”都欠妥当。因为这首诗是杜甫于乾元二年秋，误信李白坠水而亡的传闻后所作。既然是秋天所作，枫叶就不太可能是绿色的，只是因为诗人设想李白的魂魄夜间归来，所以枫叶显得一片青黑，这是对该诗句的一种理解，把“青”译成“green”都不妥当。这里的青其实还是应该理解成黑，如《楚辞·大招》中：“青色直眉，美目媔只”中的青。我们再以杜甫《登高》一诗第一句的译法为例，说明“同化”手段对译文正确性的影响。该句原文为“风急天高猿啸哀，渚青沙白鸟飞回”，对前半句有如下几种译法：

A stiff breeze is up; the vault ofheaven seems high

Monkeys on the hills are making theirplaintive cry. (徐忠杰，1990:163)

These days of autumn, the clouds

Are high; wind rises in strength

Far away the cry of moneys can

Be heard (路易·艾黎，2001：317)

The wind so swift, the sky so steep, andgibbons cry (许渊冲,1992:238)

笔者认为对“猿”这个字只有许渊冲先生的译法比较准确，根据《英汉辞海》，“monkey”指“灵长类中除了人以外的成员，通常还包括狐猴、跗猴”，或是指“那些体型较小而尾较长的猿类（如新大陆产的悬猴各种）以区别于体型较大且几乎或完全无尾的猿类”。论文写作，同化。《汉语大词典》里的“猿”的词条里中也提到猿“似猴而大”“其声哀”，并将“猿啼鹤唳”解释为“猿和鹤凄厉地叫”，在“猴”的词条中并没有提到它会凄厉地叫，因此这里把“猿”译为 “gibbons”才符合原诗的意思，且凄厉的猿的叫声也更符合原诗沉郁悲凉的意境；而将“猿”译成“monkey”则不够准确。

2． 深化

深化是指译者要将诗歌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层蕴含透露给读者,使其在领略中华传统文化深沉含蓄的同时,也能获得审美上的满足。译者要尽力揣摩诗人倾注在诗句中的感情，耐心地体会诗人的心境，在译的过程中将诗的神韵译出。

李白在《早发白帝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论文写作，同化。”现比较以下两种英译。

Early Departure from White King City

At Dawn we leave white king, its cloudsall colored.

For passage to Kiang-ling in one suncircuit;

While both banks’ gibbons cry callsstill unceasing,

Our light boat has gone by many foldmountains.（库珀译,1990）

Homeward!

Good-bye to the city high in the rosyclouds of dawn.

Homeward, out the gorges, out today!

Left the apes wail. Go on.

Out shoots my boat. The serriedmountains are all

behind.（翁显良译,1994）

上面两种译文均传达了原诗之意。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西人无法从库珀先生译文中领略到中国古诗词的种种好处，也无法理解此诗为何一千多年来一直脍炙人口。该译文虽照字面译出“White king”、“Kiang-ling“ 等，也严格押韵，然而意象皆失，读者无法体会到诗人当时的心情。此诗充溢了意外遇赦的欣喜欢畅，但不显露在字面，贯穿在轻松明快的节奏中。而翁译却能完全摆脱原诗的语序和句法，充分展现了原诗的意象，西人读后也能感受到李白的豪气。

3.美化

美化，即在翻译过程中既忠实于原文又尽可能保留许渊冲先生所倡导的意美、音美和形美。翻译本身就是一个美化的过程，是译者把一种美诠释为另一种美的过程。它是翻译诗歌的核心内容，也是历来译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论文写作，同化。欣赏以下两篇对《江雪》的译文：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论文写作，同化。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论文写作，同化。

Fishing in Snow

From hill to hill no bird in flight;

From path to path no man in sight.

A lonely fisherman afloat

Isfishing in lonely boat. (许渊冲译,1992:287-288)

River Snow

A hundred mountains and no bird,

A thousand paths without a footprint;

A little boat, a bamboo cloak,

Anold man fishing in the cold river-snow. (Witter Bynner 译)(许渊冲,1992:287-288)

原诗中的第一、二句是对偶句，用字简练，但词语之间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楚。论文写作，同化。“绝”和“灭”表现了“绝对幽静、沉寂”的静态意义。但Witter Bynner 中把“千山”“万径”译为A hundredmountains 和A thousand paths 也许是受欧美人注重个体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让西方人明确知道有许多的山和路。而第一、二句no和without 的形式不工整，不如许先生译的对仗。第三、四句的“孤舟”和“翁”是很重要的形象，译成A little boat 和An old man 没能道出诗中的孤独感。同时，整篇译文没押韵，读来缺乏一种韵律美。相比之下，许先生译时用名词词组译第一、二句，形式对仗，语义准确，两个“no”译出了原诗的静态意义，“Is fishing in lonely boat”是译诗的点睛之笔，动词fish的现在进行时态给江雪的景色增添了生气，激活了整个画面。由于诗行的字数所限，原诗重的形象酌情略去，第三句许先生译时重复使用lonely 一词，凸现了原诗的表达感情的功能。此外，许先生用aabb 押韵，实现了音韵、诗意的和谐美。

从以上两个译文的对比分析中不难看出，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在许渊冲先生的笔下得到了更好地再现。

中国文论中一向有“诗言志“、“言立意”的说法，因而译者要千方百计地寻找“言”和“意”的契合点，不仅要准确理解原诗的含意，领悟原诗美的蕴涵，而且在翻译古诗的时候灵活借助“同化”、“深化”和“美化”等技巧进行加工处理，最大限度地传达了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使译作在“形”‘“神”上都尽量接近原诗。

参考文献：

[1]Li Po and TuFu, Poem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rthurCooper, Penguin Books, [M]，1976

[2]许钧.翻译思考录，[C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第383-460页

[3]《中国翻译》编辑部编辑：中译英技巧文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

[4]胡瑾：古诗英译之“四化”，[J] 北京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6月第2卷第2期

[5]路易·艾黎译.杜甫诗选，[M]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

[6]徐忠杰译.唐诗二百首英译，[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0

[7]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翁显良.本色与变相[A]. 翻译新论(杨自俭，刘学云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9]邓晔，朱梅香：从中国古诗词的英译看翻译的和谐型[J] 邵阳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10月 第7卷第5期

[10]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0 0 3 .

[11]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第4篇：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卞之琳;新诗结构;格律化;相对主义;戏剧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8-0181-03

一、当前卞之琳作品研究现状

卞之琳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和翻译家,也是散文作家,其作品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不小的影响。国内学者对卞之琳作品的研究经历了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期,最终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蓬勃发展起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界对卞之琳的研究从宏观探讨转向微观分析,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而研究方向则主要集中于卞之琳的诗歌创作、诗歌翻译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其中诗歌创作的研究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成果最辉煌的。通过对卞之琳诗歌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诗结构的特点以及发展历程。

当代对卞之琳诗歌创作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张曼仪女士,其历时八年,与1989年出版的《卞之琳著译研究》可以算作是第一本对卞之琳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该书主要是评价卞之琳的创作和翻译,除了评论之外,还引用了丰富的史料,让后人看到了诗人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除了评述之外,张曼仪针对国内存在争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在流派归属上,张认为卞之琳是出于“新月”而入于现代,这种观点已经被诸多后世学者所接受。更可贵的是,对卞之琳的作品,张曼仪并不是一味赞美,而是有所赞赏,有所批评,对其局限性也有深刻的分析。因为采用了史论结合、比较研究的方式,这本著作的结论相当有说服力。其后出版的影响较大的卞之琳研究的专著有三本:陈丙莹:《卞之琳评传》(1998年,重庆出版社)、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200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刘祥安:《卞之琳:在混乱中寻求秩序》(2006年,文津出版社)。这三本专著并不局限在研究卞之琳诗歌创作,还涉及散文和小说等其他文体的研究,分别聚焦不同问题,在张曼仪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在卞之琳具体诗歌文本的研究方面,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其《断章》的研究和《无题》五首的研究。《断章》可以说是卞之琳全部作品中的代表作,而《无题》则是其为数不多的爱情诗,因此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卞之琳的早期诗歌是其诗歌创作的代表,以陈丙莹为代表的学者对其早期主知诗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作品《卞之琳评传》和论文《论卞之琳的主知诗》(《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均对卞之琳的主知诗的哲理内涵作了深入的解析。

当前学界除了研究卞之琳的诗歌创作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卞之琳的翻译工作和散文、小说创作也有一定的研究探索。卞之琳主要致力于翻译英国现代主义诗歌和莎士比亚剧作。研究卞之琳翻译较有影响的论文有:武汉大学朱宾忠教授的《卞之琳的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四川外语学院李伟民教授的《百岁存劲节,十载慕高风——论卞之琳的莎学研究思想》(《四川戏剧》2001年第2期)、翻译家江枫的《以似致信,形神兼备——卞之琳译诗的理论与实践》(《诗探索》2001年1-2辑)等等。对于卞之琳小说创作的研究较有成果的学者有卞之琳的学生袁可嘉、北大教授钱理群等等,而对其仅存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的研究,比较集中的论述则存在于张曼仪的《卞之琳译著研究》和刘祥安的《卞之琳:在混乱中寻求秩序》之中。

二、卞之琳诗歌结构的突出特点

卞之琳是以诗歌闻名于世的,因此目前对他诗歌创作的研究站全部研究数量的大部分,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在具体作品研究、早期诗歌研究、新诗诗艺及影响研究等几个方面。通过对卞之琳诗歌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新诗结构的鲜明特点和变化历程。卞之琳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格律化倾向、相对主义在诗歌中大量运用以及戏剧化倾向这三个突出的特点,以下将分三部分进行阐述。

卞之琳诗歌所体现出来的中国新诗的结构特点首先是格律化。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卞之琳是继承了新月派的艺术风格的。新月派之前的中国新诗,面目是颇为惨淡的。因为自从、郭沫若推广白话、主张自由开始,自由诗彻底地抛弃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写作方法上毫无限制,几乎并不能称作“诗”了,引起了诸多新诗倡导者的担忧,于是新月派应运而生。新月派对于诗歌形式方面的试验和摸索是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在新月派的主将闻一多那里,诗歌的格律化要求自述整齐与“音尺”整齐并重。而卞之琳则进一步发展了闻一多等前辈诗人对新诗格律的探索,提出将“顿”作为新诗格律的决定性因素,纠正了闻一多既要讲究字数的整齐又要讲究音尺的整齐,这样的纠正是符合现代汉的特点的。在实践中,卞之琳证明了这种修正的正确性,其诗歌创作以及翻译基本是遵从其顿数整齐的主张。例如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寂寞》,既遵从了顿数的整齐(每行三顿),也遵从了字数的整齐:

乡下小孩子怕寂寞,

枕头边养一只蝈蝈;

长大了在城里操劳,

他买了一只夜明表。

小时候他常常羡艳,

墓草做蝈蝈的家园;

如今他死了三小时,

第5篇：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 目的论 Daddy 翻译策略

一、 引言

不可否认，翻译过程受翻译目的的影响。然而，目的论视角下译者常会不自觉地把立足点定位在翻译任务委托者和目标读者的身上，这就决定了译者在翻译中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1]

作为影响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流派，《美国自白派诗选》的翻译是一部及时而重要的翻译作品，普拉斯作为自白派的代表诗人，她的名作Daddy至今已有多达12个译文。[2]但是笔者发现，迄今为止，翻译界对Daddy中译本的比较研究较少。本文从目的论的视角比较普拉斯诗歌翻译，以期丰富普拉斯诗歌翻译研究。

二、西尔维娅.普拉斯及其诗歌Daddy

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是美国自由派代表诗人之一。[3]普拉斯独特的个人经历可以概况为：幼年的丧父；经历过二战的恐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深爱的丈夫的背叛。于是无边的黑暗将她淹没，响彻她全部“自白诗”的主调。[4]Daddy是普拉斯在1962年10月12日写的。显然，赵琼、岛子选择翻译Daddy正是因为普拉斯的自白题材是探讨人类精神家园的深刻题材。

三、目的论与翻译策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内涵相应发生了转变，人们开始对诸如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理解。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自白派诗歌，正迎合了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内涵发生变化的这一语境。因此，深刻的自我剖析与思考是当时大部分翻译的目的所在。如何让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如何把精神动力变为行动支持，是当时译者主要的翻译目的。普拉斯的作品Daddy正符合这样的语境，赵琼、岛子的翻译目的是文化的繁荣与交流。

（一）翻译与目的论

20世纪70年代，德国最有影响的翻译学派是功能学派——翻译目的学派。这一学派以弗米尔、赖斯、曼塔莉等为主要代表。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最具影响的翻译学派”[5]，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支劲旅”[6]。在目的论视角下，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过程，即方法由结果决定（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目的法则（skopos rule）、连贯法则（coherencerule）及忠实法则（fidelity rule）是目的论的三原则。[7]

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中，因为不同的翻译目的，源文本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操纵。[8]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二）翻译策略分析

赵琼、岛子在《美国自白派诗选》的译文前序中说：“应该让世界现代诗歌走入中国，推动中国新诗更快地走向世界。”[9]显然，赵琼、岛子要达到的翻译目的和原作相似：把诗歌的精神传达给读者，使读者能看懂的同时，受到感染。正如赵琼、岛子所说：“她其实并没有脱离她所处的时代，除了表现爱情、、死亡、艺术、自然这些人类精神世界永恒的问题之外，还本能地对于宗教、道德、战争、法西斯主义等残害人道主义的不义社会有着深邃的哲学思辨和尖锐的批判精神，从不同的侧面，为人们揭示出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现代文明背后的污秽、混乱、奇异而真实的罪恶世界。”[10]

诗意即诗歌中作者为了表达的情感、态度和思想等而设的意象，这在Daddy这首诗中是无处不在的。

如：In the German tongue，in the Polish town/ Scraped flat by the roller/ Of wars，wars，wars./But the name of the town is common./My Polack friend

译文：用德语交流，在那波兰的小城/战争的巨浪把你冲击的一贫如洗，/一次次战争，战争。/但这座城市的名字很平常。/我的波兰友人。

此例可以看出赵琼、岛子为了诗意不流失，在关键意象的处理上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把父亲的形象“roller”变成了把战争当成家常便饭的残暴的法西斯。普拉斯在这一节要抒发的正是一种对父亲像法西斯一样专制的厌恶之情，所以赵琼、岛子在关键意象处理所采取的归化翻译策略为全句翻译的成功定了一个很好的基调。

四、结语

目的论视角下的译者翻译过程，既有选择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自由，又有因翻译目的束缚而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约束，这是翻译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Vermeer..A Framework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张如贵.美国自白诗歌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J].飞天，2010（08）.

[3]唐根金.20世纪美国诗歌大观[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4]孙靖.美国“自白派”诗潮中的爱俪儿-西尔维尔.普拉斯[J].齐齐哈尔学院学报，1997（2）.

[5]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杨晓荣.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思路和现代视野[J].中国翻译，2001，（6）.

[7][8]诺德.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M].张美芳，王克菲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第6篇：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第7篇：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着,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2007(4):16-20. 

    [4]吕凤仪,何庆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适用性的学理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9(3):471-474. 

第8篇：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公示语；翻译；美学视角；"三美论"

中图分类号：B83

（注：该文为武汉工业学院2011年度校立科研计划项目"武汉工业学院校园公示语翻译研究"课题的阶段性论文。）

1.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2008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一些非规范的英译公示语逐渐减少，然而，作为一种交际途径，公示语的翻译在我国依然有许多尚待完善的地方。本文在探讨公示语翻译的技巧的基础上，以许渊冲的"三美论"为理论支撑，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对公示语的翻译进行分析和论述。

汉语公示语是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和素质的窗口，其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象，也体现着我们的学术水平。[1]它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高低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传统的翻译美学观所关注的视角是文学作品，而对于应用文体的翻译却鲜有从翻译美学角度去论述的，认为应用文体由于内容和语言上均缺乏艺术性，而不能给人以美感上的享受，故只具备提供信息的功能价值，这种观点导致了对公示语翻译美学层面的忽视。

2.许渊冲的"三美论"

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诗歌翻译的实践中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三美论"。他提倡在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时候，应尽可能将原诗的"音美、形美、意美"传达出来，从而使译文读者"知之、好之、乐之"。[2]许渊冲的"三美论"，成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中一个很重要的准绳。本文将之引入公示语的翻译之中，据此提出汉语公示语翻译亦应遵守的三个原则：即形式美、内容美和音韵美。这为公示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宽了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公示语的四种翻译技巧探讨

与其它文体一样，公示语的翻译也有自己的翻译策略。首先，要坚持去繁从简的原则：在翻译公示语时，其语用的含义要比词语本身具有的含义更重要，所以删除那些繁琐部分。例如，"武汉是我家，清洁靠大家"可直接简译为："Keep　Our　City　Clean"；其次，要遵循习惯的原则：翻译公示语时候不能生硬，必须遵从译入语的行文习惯。如"东南门"应该翻译成"south-east　gate"而不应该翻译成"east-south　gate"；第三，可以程式化套译：由于公示语的结构日益国际化，而文字的表述比较固定，因此翻译时可以采用程式化的方式来进行套译。"男士止步"用"名词+only"的程式翻译成women　only；最后，可以正反互译：汉语的反面表述可以用英文的正面来表达，汉语的正面表述可以用英文的反面来表达。如中文中常用的"油漆未干"可以翻译成英文的"wet　paint"！

4.公示语翻译的美学视角探究

成功的公示语翻译必须有美学的元素蕴含其中，要真正使公示语提升其美学价值和文化底蕴，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形式美：公示语作为一种语言的表现形式，其形式美不仅表现在公示语翻译上，也体现在公示牌的制作上。翻译时必须注意语言结构的对称和均衡。"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英文翻译"One　World，One　Dream"达到了形式高度对称的完美境界。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标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译文是"Better　city，　better　life"。简单明了的译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但"保护环境、爱我家园"的译文"Environmental　protection""Love　our　homeland"就是没能照顾到翻译时的形式美而导致的，如改为"Protect　our　environment"　"Love　our　homeland"　会使得读者更容易接受。另外，在制作公示牌时候，也必须注意比例与和谐、生动与完整的统一。

内容美：公示语的内容美应首先体现在用词确切上。例如"小心碰头"的公示语如译为"butt　head　against　the　wall"会令外国朋友不知所云。必须选择正确的措辞，将之译为Mind　your　head容易被读者接受。另外，有些公示语，在翻译时候也要注意其意境美，因为意境的强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作用及效果。"小草青青，足下留情"常被译为"Keep　off　the　grass"，这种译文最好只在强制的情况下使用，在平日里，译者如译为"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grow"。更能彰显意境美，让人觉得小草和我们一样是有生命的，还有何理由再去践踏它们？

音韵美：在翻译时，译者首先必须遵循简约美原则，简短的公示语如能读起来富有节奏和韵律，朗朗上口，就能给人余音绕梁之感，起到更好的公示作用。译者可运用头韵、尾韵、叠韵等手段来再现其音韵美。例如"酒后勿驾驶"的译文是"If　you　drink，　you　can't　drive"[3]。译者巧妙地运用押头韵的drink和drive，不仅在语义上丝丝入扣，而且音响效果更是铿锵有力。

5.结语

公示语的翻译是一项繁琐的系统工程，并不是一个或几个译者的努力就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结果，它需要社会各界的重视。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追求语用功能对等的前提下，还需追求译文的美学效果。只有兼顾了公示语的形美、意美和音美，才能创造出独具魅力的公示语。

参考文献：

[1]李克兴.试析深圳的英语弊病及翻译谬误[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第9篇：诗歌翻译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论文翻译；译者主体性；表现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关注中国。作为阐释国家政策方针等重要内容的政论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多个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口吻严肃，语气坚定，行文简洁，旨在解析思想，阐发观点，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具有准确性、政治性、时效性、单义性、客观性、完整性等特点[1]，因此政论文翻译也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王弄笙指出，政论文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利益甚至国际关系，因此对译文的要求极高[2]。

1970年代功能派目的论在德国兴起，它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出发点，根据各种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即译者的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在注重译文功能的同时，目的论强调译文在译语环境中的可读性以及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语际连贯，即连贯、忠实原则，但连贯、忠实都必须服从于目的原则。[3]功能目的论强调对文本的分析，认为对文本分析有助于发现翻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翻译的深入研究以及“文化转向”的提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也得到了广泛认可。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性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因此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本文将从词汇、句法、篇章、修辞四个层面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政论文汉英翻译中的体现，以期改进翻译技巧，做出更好的译文。

1 政论文汉英翻译策略

1.1 词汇

1.1.1 选用正式词汇

作为阐释、解析国家政策、方针、指导思想等重要内容的文件，政论文和法规文件一样也是正式文体，所用词汇语句严肃、正式，尽管某些场合下政论文中有较口语化的表达。在英译时应选用正式的词汇与结构，才能更好表达原文的意义和语气。此时，译者主体性就得以发挥。

例：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译文：Anyone who attempted to change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dopted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would not be countenanced by the people； he would be toppled.

原句中“老百姓不答应”和“被打倒”有一定口语特点，但翻译时没有用表面对应的词汇来处理。所用的“countenance”和“topple”都是比较正式的词，更好地表现了原文严肃认真的态度。

1.1.2 词义准确

由于汉语词汇语义较宽，也较模糊，而英语词义范围相对较窄，在汉英翻译时需根据语境仔细推敲。若只据字面意思翻译成表面对应的词汇就可能造成误译，甚至影响国家政治事务。因此政论文翻译中，译者必须发挥主体性。

例：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4]

译文1：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keep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n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译文2：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可以看出两种译文主要区别在于“independent”和“separate”，前者与原文“独立”表面对应，但仔细考虑就能体味出“independent”有某种政治上独立的意思。“separate”虽不是“独立”的直接对应却能准确表达原文意义，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单独定税，而非独立于中国。

由此可见，政论文翻译要求译者不仅有纯熟的翻译技巧还要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充分了解国家政策、方针、思想，这些都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1.1.3 词语搭配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自身特点及文化内涵差异，它们在词汇搭配上大有不同。汉语词汇语义较宽泛，搭配灵活，而英语词汇语义具体，搭配严格。政论文汉英翻译时译者要根据语境选择符合英语行文特点的搭配，以更准确地表达原文。

例：质量问题虽然经常提，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突出地提，切实地抓。

译文： We’ve alway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but only in general terms. That’s not enough： we have to give it priority and take practical steps to ensure it.

汉语中“突出地提”和“切实地抓”都是可行的搭配，而英语中名词占优势，若使用对应的副词和动词翻译不仅搭配不合理也显得突兀。因此译者需改用名词结构，这样语义清晰也更符合英语行文特点。

1.2 句法

1.2.1 定语的处理

汉语是竹式结构，英语是树式结构，汉语趋向左延伸而英语则是趋向右延伸[5]。汉语政论文语言严密，前置定语较多。而英语中前置定语较少，趋向于使用后置定语及定语从句，符合英语右向延伸的特点。汉英翻译时若使用前置定语要注意用词简洁，使译文简练，也要根据行文需要调整汉语前置定语的位置，符合英语“短-短-长”结构特点。

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译文： A new situation will emerge in which socialist ideology and culture will flourish.

“新局面”的前置定语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由于找不到一个简练的能完整表达原文的前置定语，若硬译译文就会生涩难懂，因此译者使用定语从句使译文结构更清晰、表意更清晰。

1.2.2 并列结构的处理

英语每个句子只有一个谓语动词，通过词的形态变化表达意义。而汉语词类划分不明显，动词使用频繁，汉语又追求语言形式美、节奏美，常常使用多字字短语或叠词，因此汉语语篇中多并列结构。这在政论文中尤为常见，译者在处理并列结构时既可根据需要改变其结构使其符合英语特点，也可保留并列结构保持原文平衡。

例：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

译文： We shall accumulate new experience and try new solutions as new problems arise.

汉语用“积累”、“遇到”和“提出”三个动词构成一个并列结构，英译时改变了并列结构形成主从句。

1.2.3 汉语无主语句的处理

英语是形合性语言，每个句子都有完整的主谓结构。而汉语是意合性语言，主要靠语义实现连贯和衔接，主语可有可无。汉语政论文中无主句很多，英译时必须合理处理，补充主语或改变句子结构使译文符合英语行文特点。

例：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译文： The basic line should be adhered to for 100 years， with no vacillation.

汉语原句隐含主语是“我们”，此处译者用被动语态来处理，译文更简洁，更符合英语特点。

1.3 篇章

Halliday（1985年）指出，语篇衔接手段包括指代照应、省略、替代和词汇衔接。汉语是意合性语言，语篇的衔接主要靠语义连贯实现，连接词使用较少。而英语是形合性语言，语篇衔接和连贯主要靠词的形态变化和衔接手段实现。[6]翻译时要尤其注意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根据汉英语言的不同特点灵活处理。

例：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

译文： If the current policies were changed，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ould suffer. So the people， primarily the 800 million peasants， would never agree to their being changed.

汉语原文缺乏衔接词，主要靠语义连贯实现，而英译时添加“if”、 “so”连接词实现语篇衔接，更清晰地表现语义层次。

1.4 修辞

1.4.1 比喻的处理

刘宓庆（2006年）指出，“汉语重实，重形象，多具体的表现法” [5]。不难发现，虽然政论文是一种严肃的文体，但也借助大量比喻，使语言更形象生动。而英语中的比喻较少，且与汉语又很少完全对应，翻译时要考虑文化差异，灵活处理以免造成误解，如可改换喻体或利用英语文化中相近的又符合语境的形象来替换原文形象。

例：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

译文： Price reform will be the hardest nut to crack， but we have to crack it.

本例中原句把改革比喻成“难关”，英语中没有对应的比喻，为保持语言的生动性译文改变喻体用“hardest nut”，达到了与原文相近的效果。

1.4.2 拟人的处理

拟人在汉语中很普遍，而现代英语中除诗歌外已很少使用。“一些非人物的机构、地域等名称常被拟人化，被视为发出动作的主题。”[4]这一现象在政论文中尤其多见，译者应根据汉英拟人手法运用的不同对译文进行灵活处理，避免其僵化。

例：国防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译文： Great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army.

汉语的主语由非人物性的“国防和现代化建设”充当，英译时不能机械地将其作为主语。译者使用被动语态将拟人化的主语转为非主语，避免了不合英语语法的结构。

1.4.3 重复的处理

重复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汉语倾向于重复词汇或句式以求表述准确或增强说服力。汉语政论文中常出现重复，使表达准确、读者听者深刻领会。而英语词汇形态变化丰富，忌重复。单其昌（1990年）指出“英译文中不要总是用一个词汇或短语，若用得太多，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用词要多样化”[7]。在政论文翻译时译者要灵活处理重复的词汇或句式，使译文符合英文特点，更易于读者理解。

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

译文： The world needs peace. The people want cooperation. Nations aspire for development. Society seeks progress. This is the trend of our times.

汉语重复使用“要”，译文却使用“need”，“want”，“aspire for”，和 “seek”四个近义词来处理，避免单调重复，符合英语词形变化的特点。

2 结语

不言而喻，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国家、人民关注中国、关注我们的治国方针、路线和政策。政论文汉英翻译涉及政治，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必将不断升温。目的论为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政论文翻译工作者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准确理解原文、忠实原文基础上，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准确把握目标读者的期望和文化， 才能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交际功能[3]，获得更贴切的译文，为中外政治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小萍.政治文献英译的疑难及其解决办法[J].山东外语教学，2006（5）：109-112.

[2]王弄笙.十六大报告汉英翻译的几点思考[J].中国翻译，2004（1）：56-59.

[3]李红霞.目的论视域下的政论文英译策略研究[J].外国语文，2010（5）：85-88.

[4]王大伟，魏清光.汉英翻译技巧教学与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5]刘宓庆.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