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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茶楼在性质上属于茶楼或茶馆的一种类型,它是把民间的戏曲文化与茶文化结合起来,让客人在饮茶的同时欣赏戏曲表演,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在宋代,民间艺术就进入了茶馆,有艺人、艺伎在茶馆吹拉弹唱,地方戏曲也常在那里表演。清代中叶以后,说唱艺术已经成为茶馆的一项主营业务。但是在这一时期,此类茶馆的主营业务依然是饮茶,只收茶和茶点的钱,戏曲虽然在茶馆兴盛,但也不过是其附庸之物。二十世纪上半叶,戏曲和茶馆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些茶园、茶馆成了戏园的代名词,是人们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当时有许多名伶在茶馆献艺,吸引了众多茶客和票友,如在当时作为河南省会的开封市,就有着许多茶园以戏曲表演为主。此时这些茶馆的主营业务已经不再是茶,而是戏曲大餐了。当代,“戏曲茶楼”或“戏曲茶馆”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目了然地揭示出这一类型的茶馆是以戏曲表演为主体、饮茶为辅助的。茶客来到戏曲茶楼不为饮茶,不为谈事,只是为了在此听上几段自己喜爱的戏曲。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丰富之余,必定会寻求精神家园的满足。戏曲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积淀,在民间拥有着一大批忠实的观众。在河南本土,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常常能听到一些戏迷饶有兴致地在农家小院或者公园唱着戏曲,且周围必定会有许多人观看聆听。这也就说明了传统地方戏曲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依然有强大的市场。然而,城市不比农村可以接连好几天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搭台唱大戏,加之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生活节奏较快,故居住在城市的戏迷们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来观看戏曲表演。所以,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大小小的戏曲茶楼、茶座便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城市中应运而生,满足了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需要,开辟了戏曲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而郑州市作为河南这一戏曲大省的省会当然不会例外。郑州市与河南乃至全国其他城市的相比,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戏曲资源优势,因此也是河南省最适合开设戏曲茶楼的城市。首先,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处于中原的核心地带,凝聚了中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最能代表河南的形象。其次,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剧种,数十种河南地方戏、豫剧的五大流派及其几大调都在郑州汇聚,是名副其实的“戏曲大码头”。再次,郑州市是河南省剧团和专业演员最多的城市,它拥有省市级豫剧团和曲剧团共七个,公立的戏曲学校两个,专业戏曲演员众多。最后,郑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之一,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也是旅客们的集散地和中转站,方便吸引热爱河南地方戏曲的外地人来到郑州感受本地的戏曲文化,加之郑州本地也有众多戏曲爱好者,使得郑州戏曲茶楼有着相对庞大的受众群体和市场潜力,这一点也是众多优势中最为重要的。据调查所知,郑州市第一家戏曲茶楼于1993年由一位台湾同胞开设于二七广场附近的大同宾馆,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几个月,但它标志着郑州市的戏曲茶楼进入了开始阶段。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之间的七八年时间是郑州市戏曲茶楼最为兴盛的时期,先后有近百家戏曲茶楼在郑州市开设,而在2000年时,曾有五十多家并存。然而近几年戏曲茶楼却趋于平淡,不少茶楼关门歇业,还有一些在继续维持,但也只是惨淡经营,形式不容乐观。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郑州的戏曲茶楼有着令人欣慰的发展前景。因为戏曲茶楼已经在郑州市扎根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展示河南戏曲文化一个重要的窗口,具有坚韧的生命力。据统计,目前郑州现存的戏曲茶楼有三十家左右。其中高档的约有十家,主要分布在管城区、金水区和二七区的繁华地段;中低档的在十五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中原区和惠济区这些离市中心较远的区域。高档和中低档戏曲茶楼在受众群体、内外部设置、演员、演出形态、消费形式、消费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总体来说:高档的戏曲茶楼定位较高,茶客的经济实力较强,所以要选择繁华地段,打造优雅环境,这必然也导致其成为高消费场所,进而对演员的个人素养和唱功也会有较高要求,而中低档的与高档的相比就有着较大反差。郑州市戏曲茶楼主要的营业时间是晚上,而白天则处于歇业状态,这是因为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休闲娱乐场所,可以使白天忙碌的茶客们晚饭后在此得以缓解、释放。
二、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价值
郑州的戏曲茶楼“像郑州这个城市一样,喜行不于色,藏民而不显于市”,是河南戏曲文化的独特景观之一。河南本土戏曲在这里上演,使郑州有了自己的特色,而这一切都体现在它的优点和价值上。
第一,与剧场相比,其演出形式比较自由、灵活。剧场演出的局限性在于它并不是每天都有演出,而且每次演出的是一个固定的、完整的剧目,时间较长。这就要求观众等到演出的那一天方可观看,且每次只能看一个剧目,观众一旦到了剧场没有选择演员、剧目的权力,只能听从剧团的安排。而戏曲茶楼在演出形态和演出方式上与剧场有着较大不同。戏曲茶楼作为一种商业气息浓厚、面向市场的文化产业,满足客人需求是其最大的服务宗旨。所以,在这里茶客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们根据点戏单点某几位演员的某几出戏,茶楼就会及时进行演出,其随机性、灵活性比较大。在这里观众每天可以在此听到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戏曲片段和各种剧种,这也正是戏曲茶楼十几年来依然坚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丰富了当下的娱乐形式,既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也给戏迷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河南地方戏曲是世世代代河南人民审美心理沉淀的结晶,在中老年人群中依然备受欢迎,所以郑州市戏曲茶楼的存在正为中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娱乐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场所。郑州的戏曲茶楼不讲求气派豪华,而是追求简单大方。茶楼的空间面积一般都不大,可容纳五十至一百人。在内部布局上,前面有一个古雅明亮的戏台,旁边坐着乐队,后面摆放十几张简单的桌椅,使客人感受到场面的温馨,近距离的观看自己喜爱的戏曲。有的演员还会走进观众与其攀谈,使得演员和观众没有在剧场时的距离感,侧面上再次加深了戏曲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地方戏曲来源于民间以还原于民间。一些茶客本身就是戏迷,他们有时也会按捺不住,主动上台献唱,乐队也会予以伴奏,而茶楼是不会像茶客收取伴奏的费用,只要茶客高兴就好。
第三,为专业剧团演员和业余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改善了许多演员的生活,也有利于提高演员们的演唱水平和综合素质。近两年来,河南政府出资扶持本地专业剧团发展,开展了“送戏下乡”的活动,专业演员也因此有了固定的收入。可是前些年,戏曲因受到现代流行娱乐形式的强烈冲击,一直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无论是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团,其演出都极少有观众,许多县、市级的中小剧团因没有经费扶持,没有收入来源,演员长时间发不出工资,最终纷纷解散,其演员也失去了生活保障。而郑州的戏曲茶楼吸纳了这批演员,给这些从剧团走出的演员提供了收入来源。因为面向市场,所以必定会有竞争,这就使得演员们不断学习、锻炼、创新,以提高自己的唱功及综合素质。演员是戏曲表演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传承者,所以,演员的综合素养得到提高,对弘扬、革新中原戏曲同样有着重大意义。
第四,代替剧场或剧院成为外来人士欣赏河南戏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豫剧在全国是第一大地方剧种,南到台湾,西到,全国十几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专业的豫剧剧团,无疑是河南地方戏曲的骄傲,也是河南文化的重要特色。戏歌《烩面好吃豫剧好听》开头就有这样一句词:“没看过豫剧你不能算到过河南,没吃过烩面你不能算来过中原。”在现今旅游业兴盛的形势下,拥有着豫剧和烩面两大最具河南地方色彩的旅游资源的郑州,对外来游客具备着一定的吸引力。由于当今剧场经济发展不景气以及其定时定场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及时、全面地为外来游客提供精彩的演出了,而戏曲茶楼以其独特的戏曲文化、资源优势和自由性,恰好弥补了这个缺失。来河南旅游的人们,为了欣赏最精湛的豫剧,感受河南地方戏曲的魅力,最好的选择场所就是郑州的戏曲茶楼。
第五,有利于借助戏曲向大众传播重情重义、惩恶扬善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常识。俗语有云:“黄土厚,黄土黄,黄土里长出了梆子腔。”中原戏曲诞生于民间,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其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和所蕴含的惩恶扬善的教化思想,都典型地体现着中原民众的审美心理和群体性格。河南戏曲无论是传统戏还是新编古装戏,都以历史题材居多。而这些脍炙人口的戏曲在郑州市的戏曲茶楼长期上演,使人听后酣畅淋漓,有着自己的善恶评判,同时也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
第六,在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点,为中原戏曲文化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适宜的道路,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又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多元化的时代,改变观念、开拓创新才是长久发展之计,传统文化更是如此。郑州戏曲茶楼将传统的地方戏曲置身于广阔的市场之中,与影视、流行歌曲等进行较量,为戏曲的保护传承开辟了一条重要道路,同时也有利于使其不断革新,增加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以更好更长久地发展。
三、总结
(一)经济落后,人才匮乏2013年贵州省经济增速跃居全国第一,但总体经济实力仍然很弱,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基础欠缺。虽然贵州省政府和人民都在积极建设全省文化事业,推行一系列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与其他省市相比较,只是杯水车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文化资源基础,同时也需要大量技术创新人才的支持。而贵州省属于西南贫困省,人才吸引能力弱,人才资源匮乏成为阻碍贵州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原因之一。
(二)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不成熟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密不可分,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产业是一种抽象形式,需要利用旅游产业为载体来表现。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富,但旅游资源分散且整合开发难度大,并且宣传力度不够广泛,很多人对贵州的认识停留在很片面的层次上。另外,贵州省旅游产业大部分是依托自然景观资源,旅游产品大都只是对自然资源的初级加工,复合性差,业态品种单一,基础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总体发展不成熟,导致文化创意产业的探索发展路径比较模糊。
(三)全省整体文化发展不均衡,项目层次低贵州省文化以省会贵阳市为中心向四周各县、市辐射,并呈衰退减弱势。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省内目前已有一批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但是缺乏高端、大型、创新的项目支撑,并且大部分已有项目属于外层面,核心特色性较弱。省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园区例如多彩贵州城、贵州水田国际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仁怀名酒文化产业园等正在建设中,项目未来影响力与成效性不可预期。
(四)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不完善贵州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贵州经济欠发达,文化基础设施薄弱,体制不够完善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文化市场,需要政府完善融资体系,给予文化产业政策性支持,鼓励更多的文化企业入驻贵州,引进先进技术充分发挥利用贵州省先天资源优势。另外,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不够完善,涉及的相关部门职能界定不清,管理效率低,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和无序的开发利用。
二、发展建议和对策
(一)有效合理地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总体地势不平,旅游自然资源虽丰富但开发难度大,由于经济政策等原因许多自然资源并未充分挖掘。另外,已开发的部分资源存在开发定位不明确,旅游产品单一等问题。建议由政府主导合理有效开发自然资源,通过精确论证及规划后再开发,避免自然资源的浪费。
(二)利用品牌效应和现代传播方式有效宣传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是贵州省目前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必然趋势,而如何有效地宣传贵州省特色文化是贵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结合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功案例,比如迪士尼乐园,通过塑造一系列卡通形象,捧红了米奇,维尼熊等卡通明星。吸取经验,可以通过塑造贵州民族文化形象,借用“多彩贵州风”等品牌力量带动,结合现代传播方式,以动画片叙述或其他形式,对贵州省民族特色进行宣传。同时开发相应的文化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消费,并将贵州文化传播出去,以旅游产业为载体彰显贵州民族文化特色。
(三)将传统文化产品与创意产品有效结合贵州省的文化产品大部分停留在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初级加工层面上,缺乏创新性和复合性。建议由政府主导充分整合资源,融入创意元素,利用现代先进技术等方式对文化产品进行升级。发展民族产业,以民族活动为突破点,开展各类民族展览会,结合贵州传统特色产品和文化,开发符合时代潮流的创意产品,吸引资金和人气,带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四)健全体制,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市场环境良好的体制是文化创意市场顺畅运作的保证,贵州省应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完善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推行一定的扶持政策,为各类文化创意项目和文化相关企业提供发展的平台和机会,促进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流动;规范相关部门,明确管理职权,提高管理效率。政府计划与市场控制共同作用,调节经济和监管市场,营造良好的文化产业市场环境。
三、结论
(一)创新型企业文化的特征
1.创新型企业对人才高度重视。人力资源是创新活力的源泉,人才的挖掘是创新型企业成长的前提。所以对人才的高度重视成为创新型企业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创新型企业文化对人的假设,是一个有着自主思维,完全自立的理性人,他们的需要不仅是经济利益和交往的满足,而且需要真正平等的机会,普遍的信息获取和交流。
2.创新型企业具有强的创新开发能力。创新型企业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带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从而保证企业有着较强的创新开发能力,能够把高新技术应用在本企业的产品上,从而不断开发出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3.创新的组织化、制度化、信息化。创新是一个市场信息收集、存储、处理、更新与应用的过程,创新行为已成为多部门、多成员协作配合,高度专业化、组织化、制度化、信息化的系统工程。所以创新型企业文化要重视团队精神的培养,成立一支团结合作的高效团队,以及一个相互融通交流的平台,形成一套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谈判机制和其他形式的机制。
(二)创新型企业文化对企业信息化培育的影响
1.对企业信息化的素质的影响。企业信息化的素质是由传统企业文化向创新企业文化的过渡,一定要继承企业原有的科学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以创新的思维从根本上对企业旧的思维和管理模式进行重构。创新型企业文化强调注重视员工的专业和思维模式多样性的同时,更强调员工的创新价值,尊重员工的建议,对员工充分信任,注重和满足员工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从而增强了企业的信息化全员素质的培养。
2.对企业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影响。创新型企业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企业的信息化培育也是系统工程,培育的关键点在于信息的集成和共享,即实现信息采集,数据传输到响应,最终将信息传递到决策人的手中,为企业决策者提供数据。而创新型企业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要求企业高层技术人员在硬件完备的基础上,敢于冒险和创新,在冒险中求创新的价值观念,营造浓厚的创新文化气息,从而带动基层员工积极渗入到企业的信息化培育中。
3.对完善企业管理机制的影响。企业信息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要求企业经营所涉及的各个层面必需积极响应并有效配合。只有充实地熟悉“信息化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才能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达到以信息化加速企业管理机制的创新。
二、构建创新型企业文化的误区
(一)注重企业文化的外在形式,轻视企业文化的内涵
在企业文化培植中盲目追求企业文化的外在形式而忽略企业文化的内涵是突出的问题之一。企业文化是将企业创业和成长过程中的根本价值灌输给全体员工,经由过程教育,整合而形成的一套价值机制,是影响企业顺应市场规律和处理企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系列行为准则,这其中凝聚了企业管理者形成的经营理念。
(二)复制其他企业的文化,缺乏自身个性
大部分企业搞企业文化培植时都呈现一种照搬模式的问题,模拟或复制某些优异企业的企业文化,把他们的企业文化套在自己企业身上。我们倡导借鉴优秀企业的经验,倡导学习海尔,借鉴华为,但不是照抄照搬,生搬硬套。不要把日立的理念直接拿来用,不要把IBM的企业文化直接套用到本企业,这种“拿来主义”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企业文化讲究的是个性,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三)忽视企业文化的创新
企业文化是在每个企业所具有的特色模式,是企业的个性化彰显,不是统一的模式。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其各个方面都大体相似,可是缺乏光鲜的个性特色。从企业的成长角度看,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过程,企业的组成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就不同,企业的策略及经营自然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与其他企业完全一样。
三、信息经济环境下重构创新型企业文化的对策分析
(一)必须有一位创新思维的领头羊
所谓创新思维的领头羊是指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的CEO。这是企业最主要的财富。具有创新思维的领导者能积极带领员工探究新的问题,尤其是能成功地迎接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所需要的应对策略是无法在传统性的思维中所能找到的。他们的高瞻远瞩,往往能激发下层员工的创新思维,从而形成创新型的企业文化氛围。
(二)员工综合素质培育是重构创新型企业文化的保证
信息经济时代对企业文化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创新型企业文化是靠员工来实施和体现。智能成本将导致世界财富发生大转移,企业的成功将从依靠自然资本转向依靠拥有创新思维的人才。智能的成本就是人才成本,企业投入在教育和培训方面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方面的成本,它具有人才成本的堆集效应。企业文化创新必须依靠创新型人才。
(三)将创新型企业文化的思维融入企业的规章制度中
企业文化是企业员工共有的文化,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创新思维化的结晶,有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重视创新的企业文化,但却只有很少的企业拥有创新型企业文化,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规章制度的保障,所形成的创新压力和创新动力不够。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全体人员必需遵守的处事规程和行为准则,可以指引企业中人的思维和行为。如果没有规章制度的保障,员工就没有压力和动力,创新就会沦为口号,很难变成现实。所以激励员工创新甚至把创新视为员工们的责任和义务的规章制度,对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把创新型企业文化的思维变成真正的企业文化至关主要。
(四)创新型企业文化的全员沟通
创新要求企业员工具有追求卓越的情怀和创新性的心智模式。首先,对企业的员工进行不定期的轮换,以保证个性理想的创新。这主要是针对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在正常的企业经营中,高层管理人员影响甚至抉择着企业的思维和行为,如果管理企业的人变得保守了,不能创新了,这个企业也就会在市场上失去竞争优势,甚至给企业带来危机。其次,对企业的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它可以是大规模的公开沟通,如动员大会、研讨会、集思广益会等;也可以小规模的或者一对一的沟通。以使人清醒、明晰目的,可以消除误会、增进感情,从而使员工更主动地为企业的发展出力。
文化环境是指对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总和。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以及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由于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申创造和积累的,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财富,因而由各种文化因素组成的文化环境,茬不同的社会必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化环境方面的这种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国会计模式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以下将文化环境对会计模式子系统的影响作具体分析。
一、对会计目标模式的彤晌
会计目标是会计工作的基本服务方向,代表着社会各利益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基本要求。在会计模式系统中,会计目标模式处于最高层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会计模式的基本框架和运行导向,甚至被一些学者作为不同会计模式的标志。
会计目标模式的构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必然受其文化环境尤其是价值趋向因素的制约。具有代表性的价值趋向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奋斗、个人创造以至个人冒险的个人价值观;二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注重群体意识、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社会价值观。
在全面强调个人价值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侧重于将维护私人投资者的利益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方向,形成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美国是这种模式的突出代表。美国政府及社会公众都非常重视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有充分实现个人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价值。这种文化观反映在会计目标上,认为保护私人投资者利益与维护全社会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大力倡导社会价值的国家或地区,会计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关心公众利益。由于社会利益实质上是通过国家利益体现的,这就必然形成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会计目标模式。我国社会公众看重集体主义精神,认为个人只是集体的一分子,个人价值也只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社会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个人价值开始受到重视,但传统的价值趋向并未改变。因此,从会计目标看仍然是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基本倾向。
二、对会计规范模式的彤巾
会计规范是会计人员开展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行为标准,是指导会计行为朝着合法化、合理化和有效化方向发展的路标。对各种会计法规制度和职业道德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即为会计规范模式。会计规范展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会计法规制度的特征与文化价值趋向密切相关,越是强调集体主义和社会价值的国家,会计法规制度的统一性越强,强制力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如法国的\\\会计总计划\\\、瑞典的宏观会计制度都具有指令性、统一性和强制性特征,我国的会计法规更是如此。相反,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人价值的国家,则会计法规制度的灵活性越大,强制力越小,如美英等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只提供原则性指导,注重专业导向,,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提倡依赖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很少具有强制性。
其二,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与\权力差距\大小密切相关。荷兰学者何斯德在其著名的文化模式中把\权力差距\\\作为衡量各国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权力差距越大的社会,其成员越是认同组织结构、纪律和社会秩序,对权力的不公平分布越能默认,服从性越强,主观判断能力越差。相反,权力差距越小的社会,其成员的服从性越差,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这种文化现象反映在会计法规制度的执行问题上,必然出现:权力差距大的国家,会计人员喜欢按部就班地执行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完整性和具体性要求较高。不善于进行专业判断和政策选择,因此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死搬教条,依样画葫芦。我国的情况就基本如此。而权距小的国家,会计人员则喜欢独立思考,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专业判断,灵活机动地理解和执行会计法规制度,对法规制度的灵活性及务实性要求较高。美英等国的情况大体如此,法国则截然相反。
三、对会计管理模式的彤晌
会计管理模式是指国家对全社会的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它是会计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组织保证。会计管理模式取决于国家经济管理模式,但文化环境同样具有影响作用。如同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美国和法国,会计管理模式却大相径庭,不能说与文化环境没有关系。在美国,会计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种\协会模式\,民间性会计职业团体的管理权限很大,作用明显,会计行业的自律性较强,政府的管理作用极其有限。这与结构松散的美国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权力差距及思维方式等正好相符。法国的管理模式与我国类似,属于\政府模式\,即国家基本上控制了全国会计工作的管理权力,民间会计职业团体的管理作用极其微弱,其主要任务是解释国家的会计法规政策。这与法国比较注重集体主义、权力差距较大、强调社会组织程序、对不确定性问题和不明朗因素
比较敏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关。至于我国,从古到今都非常强调集权,包括会计人员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乐于接受来自政府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已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因此,我国的会计管理模式更为强烈地表现出政府特征。
四、对会计核算模式的彤呐
会计核算模式是对会计核算的依据标准、对象范围、程序方法等进行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体系。其构成元素更多地表现为业务技术和方法,因此受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更多地取决于会计的自身运动规律。但如果因此否定文化环境的作用则是错误的。美国与法德等国比较,会计核算的保守程度为什么偏低?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为什么较快?为什么更强调实用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从美国社会的文化特征中找出合理的解释。众所周知,美国人对社会人生较为乐观豁达,标新立异、求真务实是大多数人的信念追求,重视现实、面向未来是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信念追求和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会计人员大胆创新的精神动力。加之会计规范的灵活性、会计管理行业的自律性,留给会计人员发挥个人才能的空间较大,客观上促使美国的会计核算模式偏向乐观,技术方法的发展更新较快,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因此更有利于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会计问题。而法德等国则相反。这说明社会文化越保守的国家,传统会计核算方法的市场越大。
五、对会计报告模式的彤晌
会计报告模式是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披露内容、传递方式以及使用对象等进行的综合描述。各国会计报告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会计信息的公开化程度不同,二是会计信息的主要服务对象不同。两种区别的存在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有关。一般来讲,凡价值观趋向于个人主义,社会成员要求公平分配社会权力的欲望较强、对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回避较弱,能够直面现实、敢于迎接挑战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较高,尤其是投资人和潜在投资者更加关注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会计报告较为公开,披露的会计信息既全面又详细,并把满足投资人要求作为首选目标。如美国的会计报告模式,既以信息充分披露又以最大限度地服务私人投资者要求而闻名于世。相反,社会价值观念较重、权力差距较大、对不确定性因素反应较强、个人成就欲和决断能力较弱、思想比较保守的国家和地区,会计信息不仅公开化程度低,而且更倾向于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的需要。例如,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公司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一般不超过法律和欧共体指令的最低要求,甚至提供一些经过加工、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计信息,其透明度很难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报告模式类似于法德等国,即公开化程度较低,强调会计信息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六、对会计监审模式的彤响
会计监督模式是围绕会计监督的对象范围、组织机构、依据标准以及运作方式而建立的经济监控体系。按照国际惯例理解?企业内部的会计监督主要依靠内部审计机构,企业外部的会计监督主要依靠社会审计(民间审计)机构。因此,一个国家的会计监督模式是否
健全完善,基本上可以从该国审计业的发展状况考察,而审计业的发达程度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尤其受到各民族观念意识的影响。
如果对中美两国的审计发展状况作一比较,将会迸一一步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在美国,不仅社会审计业发达,从事审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的社会地位较高,其中介作用巨大,而且内部审计机构健全,制度完善,多数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由副总经理专门领导,或由董事会属下的审计委员会领导,这与美国社会对人性的怀疑不无关系。相比之下,我国对人之本性的传统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这种文化观随着历史的发展,虽然受到当代人的怀疑甚至批判,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痕迹依然存在,有时还十分明显,可以说它对我国审计业的发展有直接的阻碍作用。当前社会审计地位不高、活动范围狭窄、中介作用有限、内部审计不受重视、审计机构及其工作不能独立,无不与此有关。
七、对会计教育模式的彤晌
会计教育模式是关于会计教育的目标、对象、内容、方法及组织管理方式的总称。会计教育是人类传授、延续和发展会计学文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所以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构成会计教育模式的各个因素,都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存在联系,所不同的是,各个因素具体受哪种文化现象影响以及受影响的程度大小有所区别。
相关概念的界定
价值链定义。价值链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1985年)提出的。他指出,每家公司均是在设计、生产、营销、传递与辅助相关产品时开展的一系列项目的集合体,这些全部活动均能够通过单项价值链加以说明。公司价值的创造须经过一系列的活动所构建,上述活动主要包括基本性的活动与辅的活动两种,其中前者主要有生产作业、内部后勤、外界后勤、市场、营销以及服务项目等,而后者则主要涵盖有购置、技术研发、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公司基础设备等。上述各异却相互存在着关系的生产销售活动,即构建起创造价值的实时流程,也就是价值链。制造和销售分离的定义。本文中所指的制造和销售的分离并不是针对公司销售产品的范畴展开的区分,而主要基于国际视角来区分集团公司下各个分企业的职能与功能加以分离,也就是根据生产和销售的职能区分构建单独核算的职能企业。具体而言,生产公司专门负责的是生产与制造产品,营销企业专门负责的是产品的营销和市场,二者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与独立性的特点,通过相互协调配合的方式展开营销。区域产业链定义。区域产业链的概念定义代表学者是陈朝隆。他指出,区域产业链是指某类特定区域内所构建起的产业链条或是链段,是整条产业链在确定区域范畴的一种形态。他基于系统论的视角深入地把区域产业链的定义加以诠释,指出区域产业链属于一类区域性的经济组织机构,其运作与发展的主要规律与地区发展与产业机构运作的基本规律相关。不足的是,就有关区域产业链出现的层面而言,并未把产业链与区域产业链二者加以有效地分离。区域产业链的主要构成是被视作经济行为的主体链环,其链接方式主要是串接。产业链的流程是不同公司内部产业通过联系与缔结之后所产生的。
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的逻辑化特点
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的逻辑化特点,新型国际劳动也得以分工,并呈现出相应的区域经济逻辑化的特征:第一,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所具有的动力更为多元化。不单拥有数量丰富的低廉劳动力,同时涵盖了功能完备的市场吸引力、优惠的招商政策、低廉的土地成本、交通运送和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以及不同国家贸易政策的改变等。第二,技术发展与全球化的向前推动深化了国际劳动分工的级别与水准。和基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劳动分工相较而言,ICT产业变成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支柱型产业,同时也是新型国际劳动分工的一个核心推动力。第三,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日趋明显,电子信息与通信等在西欧、美日等国中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后工业化为主的国家也面对着相似的问题,经过国际范畴的布局协调,维持制造业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实力,变成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区域的首选对象。第四,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解构了以往只是生产制造流程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推论。研发、管理、营销与服务等各个生产业活动和生产制造活动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变成价值链创造的一个核心步骤而被纳入至新型的分工系统内。第五,先进的技术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崛起与发展,然而更为关键的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金融资本跨界式的流动,领先的交通运送技术确保国际价值链区域经济的合理配置,包括市场原料、生产制造以及产品市场的国际化配置,从而提供更为完善的国际化生产网络系统。综而论之,新型的国际化分工系统体现出多层次化的特征,涵盖了多种产业及其产品在制造与销售方面的分工情况,同时也包括了相同一种产品中各个增值步骤的多个领域的分工情况,此类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国际化价值链中区域经济的多种分工的范畴、潜力与深度,同时打开了提高生产率提升与促进经济递增的新型格局,从而使得原先国际化价值链分工系统更趋逻辑性。上述研究系统构架的前提是价值链的总结以及商品链的定义,在此前提下辅以空间与网络等定义,从而在更为广泛的研究系统中诠释当下国际生产组织出现的新改变,形成当下全球化和区域发展分析的关键性研究构架。这种宏观性的构架正体现出国际化价值链区域经济的逻辑化特点。
制造组装和品牌营销的分离理论构建
建构制造组装和品牌营销分离的理论模型。分析一个包括两个不同国际化区域的经济体单位,其中一个区域位于发展中国家,其表示参量为o;另外一个区域位于发达国家内,其表示参量为c。全部的经济主体兼具生产者(涵盖有品牌商)与消费者的双重角色,能够表达成生产方-消费方(或是品牌方-消费方)。假设经济主体的集合是一个连续统,全量表示成参量M,其中的区域o与区域c所表示的经济主体数量参量依次是Mo与Mc,且有Mo=Mc。而在此经济体系内有两类最终的商品x与y能够生产与消费,全部的经济主体均对它们有着消费偏好。出于满足消费的目的,他们能够自主性地生产或是由市场环境加以购置。结合相关的研究目标,本论文在此基础上深入假设:商品x与y包括了两个生产程序,其一为制造组装程序,其二为品牌营销程序。其中,前者的目的在于生产产品,后者的目的则是销售产品。假设品牌营销程序所达到的功能是减少商品买卖的双方主体在交易时所产生的交易开支。须留意的是,若经济主体只是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即x与y时,品牌营销则无存在的需要。反之,若生产方-消费方并不进行品牌营销,而仅仅通过专业品牌方加以提供,那么此时能够被视作生产方-消费方过渡至专业品牌方购置品牌方面的服务,此时即出现品牌服务的相关交易活动,此流程自然会出现交易的成本。学者庞春将此营销活动视为一类交易,据此构建起一个内在分工的一般性均衡模型,并诠释交易服务的内涵。根据他的建模理路,本论文将品牌营销流程(相应的经济主体是品牌商)纳入到基础性新型的古典模型系统结构中,并依次用x与y参量(x与y均不低于0)来表示生产方-消费方对两类消费品的自给量参量,同时用xs与ys(xs与ys均不低于0)依次表示生产方-消费方对两类制造商品的供给量参量,用xd与yd(xd与yd均不低于0)依次表示生产方-消费者对两类制造商品的所需量参量。相应地,依次用r、rs和rd(r、rs和rd均不低于0)表示品牌服务项目的自供量、供应量与所需量参量。制造商品x与y(相应于制造组装流程)、品牌服务项目的生产关系式依次表示为(相应于品牌的销售流程,此处假设x与y两类制造商品对于品牌服务所提出的要求是一样的)o;x+xs、y+ys和rs依次所表示的是制造商品x、y与品牌服务产量的参量。此处须假设的是制造组装流程的生产效率的系数一致,同时固定化的学习成本亦一样,也就是依次的参量是φi与a(φi与a均大于0);品牌销售流程的生产效率系数与固定化学习的成本参量依次表示成ηi与b(ηi与b均大于0)。还假设如下:各个区域生产流程的生产效率系数存在着差异性,主要的表现是区域c就制造组装程序中对应着并不高的生产效率,至于品牌销售程序上则拥有不低的生产效率,函数式为ηo<ηc,且φc<φo。从而可以推导如下:(4)从上式(3-4)可知,区域o就制造组装程序而言拥有外生的对比长处,而区域c就品牌销售程序则拥有外生比对的长处。因为制造组装程序归属为低端的生产程序,品牌销售程序则归属为高端处的生产程序,因此假定制造组装程序的固定化学习成本少于品牌销售程序,也就是b>a,那么参量Lx、Ly与Lr则依次表示经济主体应用于x的制造组装程序、y制造组装程序以及品牌销售程序的劳动份额参量,就是专业化的水平情况。假设经济主体相应的禀赋制约性函数式表达为:(6)其中,上述式子中的px、py与pr依次表示制造商品x参量、制造商品y参量以及品牌服务参量r相应的价格。借助于柯布-道格拉斯型的效用关系式来表达经济主体效用函数式如下:(7)上述式(7)保证了经济主体所加以的多元化的消费偏好参量。为了使得便捷且没有失去一般性的特点,假设经济主体对于x与y的消费品拥有一样的偏好,也就是α=0.5。若并不是自给自足类型的生产方-消费方,即非自我供应品牌的服务,就须从市场购置品牌服务项目,那么此市场交易流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交易成本。本论文表示品牌方-减少交易成本的参量是1-λ(λ∈(0,1)),其交易成本和提高技术进步与产品创新是相同的,均为厂方争取规模更大的市场、完成更多的利润方式,消费方向其余区域的生产方-消费方(包含制造商品x或是制造商品y的生产方)销售品牌服务过程中所制造出的单位交易开支,那么λ参量所表示的是此交易流程中所涉及到的交易效率。因而,品牌服务买方现实所获取的品牌服务参量是λrd。相类似地,表达生产方-消费方的参量是1-k*(k*∈(0,1)),包含有制造商品x或是制造商品y的生产方。替其他的生产方-消费方销售产品x或是y所出现的单位交易成本参量,那么k*表示此交易流程中所出现的交易效率参量。据此,制造商品x或是制造商品y的买方现实所获取的交易量是k*xd或是k*yd参量。可见,相同交易于区域中与区域内部的交易效率并不相同。假设因为存在着空间距离的缘故,区域中交易的相应效率超出区域内部的相同种类交易,假设相同种类的交易于区域中与区域之间的交易效率参量k*依次表示成k与k1,那么可以推出:0<k<k1<1。
我国当前农业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农业的生产经济方式是其中的核心,关键是农村土地承包的经营问题。对农村土地进行承包,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的确衍生了一些相关的矛盾:①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②农业水利建设矛盾③现代农业与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
(一)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
自上世纪开始,我国农村开始实施家庭承包制度,家庭承包制度采取的是“人人有份”的承包方式。为了保障每个人都均等的占有土地资源,都是按照家庭的人口数量来平均的分配土地。国家将土地赋予了长期的使用权,并且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以维护农民对于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保障农民在土地承包上拥有的合法权益。按照法律规定,耕地的承包年限为30年,草地的承包年限为30-50年,林地的承包年限为30-70年。并且特殊林地的承包年限,经过林业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之后,还可以适当的延长期限。土地承包制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承包土地的数量不便,但是人口数量在增加,这之间就形成了人与地的利益矛盾,导致了家庭人口数量以及承包土地数量之间的背离。当前农村存在着两种家庭,一种是人数较多,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对较少。另一种是人数较少,但是承包的土地相对较多。人口数量与土地数量之间的背离衍生出了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一种家庭主张人多地多、人少地少的诉求主张,另一种家庭则主张土地承包权利不能变动,要按照之前约定的年限来执行。两类家庭之间的分歧,导致了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后续工作的瓶颈,导致了许多农民的土地采取荒废搁置,或者无偿将土地转交给他人耕种的现象。这是当前在农村经济发展当中最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人地利益矛盾。
(二)水利建设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我国农业水利建设一直较为薄弱,并且问题较为突出:
1、原有的一些水利设施,包括渠道、管道等无人管理维护,年久失修,各种水利设施的损毁较为严重。
2、农田、河道等无人维修。
3、农田的水利建设缺乏有效的统筹规划。这些问题与地图承包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农田水利建设要占用一定的土地,但是在土地承包时,并没有预留专门的水利建设用地,水利建设所需要的土地都在农户自己的手中,没有集体土地可以补偿水利建设中所需要占用的个人土地。另一方面,各村委会无法筹集到足够的维修水利工程的资金,大中型的水利设施一直处于无人维护的状态当中。
(三)现代农业与分散经营之间的矛盾
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在进行土地承包时,为了实现利益均等,将土地划分成为了优、中、差三个档次,并且按照人口数量进行平均分配,绝大部分农户的田地都是分散的,不集中的。从劳动力使用的方面来件,土地的分散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了农业负担。同时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趋困难,在外出打工之后,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富余劳动力排斥大规模机器的使用,生产效率一直得不到有效提高。同时在农业机械化生产的角度来看,分割开的土地由于细小不够规模,无法使用农业机械,种种因素导致了我国农业经济当前机械化的使用率尚不足50%。分散的土地经营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济,不利于发挥现代化农业机械化、集约化生产的模式推广,这也是农业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之一。
二、如何有效化解农业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在当前的环境下,应当实现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要保证现有土地关系不发生变化的同时,实现土地经营权的转移和流动,实现农村土地关系的稳定,这也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首先,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广大农民的心愿,农民愿意土地长期稳定下来。土地的稳定是农村稳定、农业稳定最根本的保障,土地稳定了,农村其他的事情都好解决。土地长期稳定,农民心里才踏实。当前农村上访的主要问题还是聚焦在土地问题。调查结果表明,一般土地承包关系较为明确,无土地纠纷的农村,基本上无人上访。农民的上访,大都是因为土地问题,要保障农村现有的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二)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确认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保证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对土地经营权进行转让。首先,土地家庭承包的刚性不变,只是经营权发生流转和变动,这样既能稳定土地关系,又在根本上调整了经营关系,适应了农村人口变动的需求。关于土地的承租方依法缴纳土地流转租金,而出租房则因为土地流转而享有租金。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前农村土地人与地之间的利益矛盾。其次,农田水利建设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所在,农田水利建设是需要统筹规划的大工程,而各家农户较为分散,规模小,难以对水利工程进行统筹。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之后,才能形成规模经济,批量实现农业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从宏观上实现对农田水利的建设规划及实施。拓宽水利建设融资渠道,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的滞后现象。
(三)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必须要公开、公正、依法、有偿、自愿
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要坚持公开、公正、依法、有偿、自愿的原则。在流转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土地流转的是农民的承包地,农民是土地的主人,所以要尊重主人的意愿。土地流转作为一种市场性的行为,发展要经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再到有序监管的这么一个过程。土地的流转必须要公开公正,不能强迫农民进行,并且价格要根据市场行情来确定,双方协商,不能由单独的某一方决定。流转的过程一定要依法进行,不能因为流转而改变了土地的性质。农民在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收益之后,可以自主合理的支配收益。流转之后可以不再直接性的经营土地,而是获得租金。而自己就可以从农业生产当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其他行业当中。
(四)实现规模经济
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能够有利于农户之间的合作,培训新型农业组织,发展集体经济。其打破了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丰富了土地承包的经营关系和内容,提高了农村土地社会化的程度,为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创造了物质条件。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后,就需要农村实现规模生产,集中投入劳动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农业机械的使用程度,提高农业生产的根本效率。
三、总结
一、调查与分析
1.目前师生与生生关系关于师生、生生关系的调查,我们设计了三道题:“除了室友,你经常与班里其他同学交流吗?”有36%答“经常”,有28%答“有时”,还有24%答“很少”,这说明学生之间的交流偏少;关于“同学之间关系现状”的调查,有46%认为很融洽,有20%感觉关系一般,有23%认为关系不太好,有11%根本对班级同学漠不关心,这种现状不容乐观;关于“你与班主任关系”的调查,有30%选“尊敬”,有33%选“喜欢”,有29%选“一般”,显然师生、生生关系不和谐、不融洽的现象比较突出。
2.班干部选拔与培养情况这里设计了两道题:“你班中的班干部产生方式是哪一种?”有35%班级采用竞选制,有50%班级仍是班主任任命;“你的班级由谁管理?”有46%由班干部管理,有33%由班主任管理,只有21%由学生自己管理,看来还有不少班主任不愿放手。
3.班风与学风情况班风、学风是班级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设计了6道题:“你认为自己班级的班风属于下列哪一种?”有24%认为班级充满了和谐与竞争向上的氛围,有34%认为“团结友爱”,有32%认为“安静、有秩序”,有10%认为“人心涣散”;“你对你们班目前的学风评价”,有33%答“很好”,有36%答“较好”,有约1/3认为一般;“你班团组织工作状况如何?”认为“能团结协作、基本协作、不能协作”的各占1/3;“你认为班级自习纪律现状如何?”答案中本班级均“有管理者”,但选“能很好管理”的只是1/3多一点,有38%认为班干管理者能力不强、管理无法,有26%认为管理混乱;“关于班级卫生状况”,30%答“很好”,36%答一般,24%答“保洁不好”;关于“班级对你学习的影响”,有31%反映管理过严,有24%反映学业负担重,有25%反映班风、学风对自己有影响。
4.团队精神与集体舆论关于团队精神与集体舆论调查,我们设计了三道题:“你认为一个班级最重要的是什么?”有34%答“归属感”,看来不少学生已经把班级看作自己的“家”,有33%答“学习氛围”,这是学习型学生的答案;“你所在班级凝聚力如何?”有44%答“一般”,只有28%认为很好,更有24%认为“很差”,看来班级凝聚力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对本班级的热爱程度如何?”有26%答“很热爱”,有35%认为无所谓,看来班级精神远没有形成。
5.团队精神与集体舆论对于学生责任感与诚信意识调查,我们设计了六道题:“你觉得个人在班级文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是哪一种?”有45%认为是“积极作用”,还有32%认为“没什么作用”,有23%认为起消极作用;关于“建设一个优秀的班级文化主要途径”,有41%认为要靠全班同学的力量自主实施,有25%认为那是班干部的事,有34%认为要加以强制实施,班主任应加强优秀班级文化的传播;关于“你所在班级的获奖情况”,调查的三个班,有一个班不曾获过任何荣誉;谈到“班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占56%,还有30%表示有些希望;“你对你的班级或对你分管的工作是否有强烈的责任感?”有56%“非常有”,有42%“有一点”;“你给班级或他人承诺的事是否一定尽力办到?”有79%表示一定办到,有21%表示尽力办。通过这六道题可以看出,学生责任感与诚信意识较为薄弱。
6.团队精神与集体舆论关于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调查设计了四道题:关于“班级开展文体活动的次数及学生的态度”,有1/3班级经常组织活动,但参加的人数少,只有25%热情高涨,偶尔组织的情况高达42%;在调查“部分学生不参加集体活动理由”时,选“活动质量不高,同学们不愿意参与”的占29%,说明学生中的三种意识几乎都是1/3左右,应该提高活动质量;关于“一个班级是否应积极开展活动”时,有68%同意,可见已达广泛共识;关于“班级活动开展方式”时,有34%认为老师是主角,学生是配角,只有1/4认为学生担任主角,还有28%认为“老师在唱独角戏”。看来以学生为主体的观念落实起来,老师还有诸多不放心。
7.简答题情况分析本次调查设计一道简答题:如果你想对班主任、班干部、班级管理提些意见或建议,请写出来。对班主任的建议大致有:要理解我们,我们已长大;不要体罚,要相互尊重;多举办一些活动;教室办一个图书角;等等。对班干部的建议有:多数挺满意的;有责任心,但方法要改变;学习委员不称职等。对班级管理的建议有:举办一次艺术节,经常调位有利于眼睛健康,班貌布置应当定期更换,黑板报最好按小组出版……可以看出,许多学生很认真,体现了对班级的关心。
二、结论与建议
1.构建民主、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师生与生生关系调查显示,多数班主任已经与学生初步构建了平等、民主与相互尊重的关系,但也有部分班主任放不下架子,高高在上,与学生存在明显的代沟,这势必影响师生关系,进而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建立真正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做好一切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2.班级需要形成充满正气的集体舆论与集体凝聚力学生普遍认为,一个班级最重要的是归属感,这足以说明学生已认可班级是自己的班级、自己是班级的主人。但目前班级凝聚力还不够强,所以在下一阶段实验中,班主任应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增强集体舆论导向和班级凝聚力,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通过组织开展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活动,提高学生的思想修养,培养他们应有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之间彼此尊重理解和协作,增进友谊,进而升华为集体感情。
[关键词]商品经济;文化;文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173―03
经济与文化向来是相生相荣的,经济发展是文化进步的源泉,而文化又是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动力和基础。一种缺乏文化支撑的经济,其发展必然是畸形和无力的。弗朗奈瓦・佩鲁曾经说过:“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1](P19)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次经济形态的演变都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相应更新。广义上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我们这里所讲的商品经济的文化是狭义上的文化范畴,它是指与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道德范畴、伦理习俗、行为规范等观念文化。作为全球化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必然也内蕴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因素,那么,是何种体系的文化基础促成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而且后来又支撑了商品经济如此高效、有序的发展呢?商品经济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为基础?
一、“利利相生”的全赢利益观
人性假设是与任一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观念文化的核心,特定的人性假设是特定社会经济形态得以形成和维系的逻辑前提。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把人类行为动机的自利原则纳入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体系之中,即引出了“经济人”的假设,长期以来,这一假设便成为经济领域中实践运作和理论分析的基点。然而,随着人们的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人的本性远比“经济人”假设要复杂的多。阿・玛蒂亚・K・森在《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明确指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2](P41)现实社会中存在三种利益:自我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在商品经济时代,要弘扬“利人利己”的全赢利益观,即承认个人利益,以个人为主体,但追求个人利益要在不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下进行,以尽可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商品经济的有利之处就在于:它使得人们在追求利益的驱动下,能最大限度地将自身潜力挖掘出来。的确,竞争是极其激烈和残酷的,但依靠你死我活的搏杀并不是取胜的唯一办法,并且,经济主体会在其经济性的指引下,越来越发现在商品交易过程中,只有“利人”才能更好地“利己”,掺杂使假、强买强卖、假冒伪劣、欺行霸市、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等损人利己的行为将导致恶性的市场竞争,两败俱伤自食苦果。现代商品经济中更注重“非零和博弈”,即达成共存共荣的合作互利关系,实现全赢的经济增长。人们都遵守“各有所让、各取所需、利己利他”的原则,形成大家都赢的利益“正和”关系,避免出现你亏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确保商品经济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二、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
契约源于拉丁语conbtractus,基本意思为交易,而契约思想指的是商品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一种平等、尚法、守信的品格和思想。商品经济需要契约思想。在西方商品经济形态的萌芽、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契约思想传统曾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条件发挥作用。但契约是不完善的,任何契约都不可能做到把所有情况都估计全面,这种不足就需要诚信的道德原则来加以弥补,这也是商品经济文化本质的主要表现之一。商品经济是以诚信为原则的经济,诚信原则要求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各行为主体之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讲究信用。信用意味着秩序,无论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诚信原则都是各主体和谐共处的道德准则。
人与人之间讲不讲信用,是决定商品经济能否存在的基础条件,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必须以交换者互相之间的身份认可和交换原则的共同认可为前提。一百多年前,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山西平遥县的“日升票”票号,在没有公正、监督机关的情况下,它之所以能取得全国各地商贾百姓长久信任的最重要原则就在于讲究商德、讲究诚信。因此,契约思想辅之以诚信原则,是商品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条件。
三、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
商品经济是法制经济,商品经济离不开法律至上的法制观念,没有法制保障的商品经济,根本不是真正的商品经济,既不会有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更不会有社会公正。因为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人们被各种各样的利益包围着,不时有诱惑袭来,抵御住外部诱惑、扼制人性中恶的冲动,仅仅依靠根植于心的道德信念支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使法与德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塑造稳定、有序的商品经济秩序。一个公正公平的法制环境是商品经济良性运行的有力保障,否则,市场就会严重变形,成为阴谋家的乐园、行善者的墓地。
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侵害他人利益时,抱着侥幸、投机、冒险的心理,行使一些违反规则的非法行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自身利益无端受到侵害时,不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使违法行为一再得逞,甚至更加嚣张。近年来,我国虽然加快了立法的步伐,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严重妨碍了经济高效、有序的运转,民众法律意识的淡化和执法的疲软,使法律惩恶扬善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权大于法的现象在我国某些地区和部门仍然非常严重。法制观念源于一种正义的文化精神,弘扬社会正义,惩治邪恶犯罪。只有培养起整个民族的正义精神,才能更自觉地遵守法律,并主动以法律为武器,打击违法行为。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增强全民族的法制观念和正义精神,在加快推进立法的同时,切实加强执法力度,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为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效运转提供基础性的精神文化条件。
四、多元文化与开放意识
商品经济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地域狭隘性和封闭性。世界市场出现,国际贸易交往日益频繁,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些都使得世界范围的商品经济文化体系呈现多元性和开放性。西方国家作为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文化模式必然在世界商品经济文化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发展商品经济,要以开放的襟怀,在挖掘和发挥本民族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外国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积累的优秀经验。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日本在立足于本国特点和传统的基础上,消化和吸收东西方文化,尤其是东方的儒家思想,把东西方文化有机地融合和运用于国力增强和经济发展之中,高速地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在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地区,也正是强烈的开放意识使浙江人不断超越自己,保持了经济的强劲活力和发展后劲。浙江人在改革开放后,率先走向全国开拓市场,而如今,浙江人又不断走出国门,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外向型开放发展道路的成功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励和强化了浙江人的开放意识。因此,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符合我国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有益因素,使传统文化现代化,使西方文化中国化,真正发挥文化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撑作用。
总之,作为全球性经济发展形态的商品经济具有其复杂和深厚的文化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文化体系的配合。全赢的利益观、契约思想与诚信原则、法制观念与正义精神、多元文化和开放意识,这些都是商品经济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支撑。我们必须解放旧的文化观念,将上述文化基础的建立与弘扬融人经济发展的总体考虑中,从而以先进的文化基础条件推动现代商品经济更高效、更高质量地发展。
[参考文献]
一、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可能贡献
如何由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如何由极重心性修养的儒家老传统开出科学、民主的新果实,是新儒家的老问题。此次会议有了完全不同于上个世纪新儒家的新意旨。
田辰山强烈抨击了西方民主政治的非道德化特征。在西方,没有上帝就没有伦理。启蒙之后,西方人把上帝打倒了,也就把伦理打倒了,于是就有了非道德化的政治。在这种政治框架之中,私人利益至上。西方政治理论所界定的人是抽象的“单个”人、“个体”人、“一己”人(individuals),西方民主政治就是一部分“单个”人通过竞争获得“无限制积累个人财富”和“攫取支配社会大多数其他成员”的权力的政治。儒家和中华文化的政治绝不是这种非谭德化的政治,而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政治。这种道德化的政治对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不是不相联系地生存和生活着的,而是不可分割地生存和生活在一起的,任何一己个人利益的追求都要受到天然地、必然地、社会地与别人之联系的制约。
张学智认为,不可一概否认政治去道德化的合理性,至少该承认政治的去道德化是把政治当作科学加以研究的前提。
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政治的高度道德化或道德主义政治恰是自由主义者长期攻击的靶子。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道德主义政治的价值预设是虚妄的,如设定“人人皆可为尧舜”,只有设定人人皆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的现代政治“科学”或经济学(最成熟的社会科学)才能指导人们建构一种保障人权、维护正义的基本社会秩序。如今,有些学者正力图阐扬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贤能政治”理念,认为“贤能政治”能补充现代民主政治的某些不足,如决策的低效和文化的平庸。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中国传统“贤能政治”确有其虚伪的一面,如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虚伪官吏。
黄玉顺强烈反对今天有些儒学研究者所表达的思想。他们认为如今人欲横流、道德沦丧,应该“克己复礼”,有人甚至主张恢复“三纲”。黄玉顺反问:“是否该重新拥立皇帝?”
韩东屏意图用文化分析和中西对比的方法科学、客观地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他认为文化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长期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犯了严重的方法论错误。“全盘西化论”与“弘扬传统论”互相攻击,但谁都无法驳倒对方。他认为,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细致的分门别类的分析,然后逐一与现代西方文化比较,进而做出判断,决定取舍。文化分析和判断应以当代的道德标准为终极标准,“以人为本”是终极原则。据此,儒家伦理已经过时。现代化靠挖掘古人的东西是不行的,必须靠当代人的智慧。
这种观点显然奠基于现代性的成见。其实现代性本身已大可质疑。现代性所形塑的工业文明已陷入重重危机,如高科技之军事运用的危险,基因技术对人权原则的威胁(可参见哈贝马斯的论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等。现代性的核心思想是独断理性主义。独断理性主义认为,人类凭其理性能认知、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从而掌握越来越强有力的技术。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类在用科技控制环境和制造物品的过程中将变得越来越自由、自主,即人类在干预自然事物时将越来越能排除灾难性后果,越来越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实际上,独断理性主义十分荒谬,大自然永远隐藏着无穷奥秘,永远握有惩罚人类之背道妄行的无上权力。
另外,文化也并非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并非在没有文化之前就先有了人,也并非人一边创造文化一边独立于文化。实际上,人就是文化动物,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有了文化也就有了人。人总处于文化的孕育、养育、熏陶之中。脱离了文化的个人就不是正常的人了。在会议上,傅永吉也不同意文化仅是人的工具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割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如今推动文化大发展,也应该以传统文化为根本。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就是儒,儒即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文化绝非仅是外在于人的工具,它是人须臾不可离的生存条件。独断理性主义者是现代文化孕育、养育、熏陶出来的人,他们以为可站在绝对客观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条分缕析,然后一劳永逸地判定传统文化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价值的。这恰是独断理性主义的独断。
郭沂说,一讲到普世价值,人们立即就想到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好像普世价值只能是这些西方“舶来品”。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普世价值,不妨称之为“中华价值”。“中华价值”可概括为:源自《周易》的“太和”,源自道家的“自然”,源自儒家的“仁义”,源自中国佛教的“慈悲”。其中‘‘太和”、“自然”是宇宙法则,而“仁义”、“慈悲”是人性法则。中西普世价值是互补的,“中华价值”代表着终极价值,而西方普世价值是社会价值。
张学智对郭沂的概括提出了疑问。韩东屏则以西方人根本不用什么“太和”、“自然”等概念去解释宇宙加以反驳。其实,韩东屏与郭沂所分别信持的思想体系是不可通约的。韩东屏所代表的独断理性主义者总认为,存在唯一的真理体系,这唯一的真理体系应该是评判各种分歧的终极依据。韩东屏本人承认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是多元的,但“科学提供真理,真理越多越好”。以此类推,或许韩教授还相信科学真理是不断地、积累式地进步的,以科学为依据的哲学才是正确的哲学。谁的哲学以科学为依据,谁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其实,科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已表明,科学也不是统一的,更不是积累式地进步的,约纳斯在《技术、医学与伦理学》一书中则明确论证了科学真理也并非越多越好。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寻得绝对客观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所谓科学的条分缕析,进而一劳永逸地判断哪些成分有价值,哪些成分无价值。我们永远都处于与传统的对话之中。
二、当代环境伦理以及儒学对环境伦理的启示
环境伦理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成中英说:人的污染行为反映了人的素质的下落或不能持续上升。人的上升在儒家思想的发展中最有体会。从彖传中的“品物流行,保合太和’’到王船山“日新与富有”,经张载程朱陆王等大家的充实与精化,到了近代却丧失了。恢复人的意识与做人的价值就是回复到儒学的基本命题,建立正确的宇宙生态学与相应的心灵生态学。对此,我们要发展人的自发能力与自约能耐,也就是人的本体的自发性与自约性。
美国缅因大学哲学系教授葛朗格(JosephGrange)向会议提交了论文:《拯救地球》(Healingthe Planet)。他从孔子、怀特海、杜威和皮尔斯那里寻求智慧,提出了他所独创的环境伦理学:基础生态学(Foundational Ecology)。基础生态学体系奠基于儒学所特别重视的情智(felt intelligence),即与情感不可分离的理智。我们只能在真实的具体经验中去验证情智的价值和错误。基础生态学的宗旨是凸显道德体认的价值,而且力图用美学语言加以表述。最重要的是,葛朗格教授宁肯用灵动(vague)的范畴去表达自然秩序,而不去追求理性主义所极为重视的精确表征。在辞典中,我们发现英文词vague有“模糊”、“不清楚”、“含糊”、“暖昧”的意思。但葛朗格强调,他所用的vague与“模糊”(ambiguity)没有关系。他的vague一词的用法源于皮尔士的逻辑研究,皮尔士把vague定义为需要经验示例(instantiation)的,最好与“一般”(gener―al)对举。“一般”在探寻普遍真理的科学和哲学中表示“一切”和“任何”,但我们必须诉诸具体的经验示例才能完全理解逻辑的或客观的“灵动”。如皮尔士所说的:“凡适合于排中律的都是一般的,凡不适合于矛盾律的都是灵动的。”“实际世界展示为处于生生灭灭之过程中的许多事件”,正是一种灵动的陈述,也是皮尔士所称的逻辑上客观的灵动陈述。这与精确陈述一头鹿在树林或一所大学在城市的状况完全不同。
生态危机表明,善本身只能在世界之中持存。善的未来持存要求一个内含价值的秩序结构理论。另外,这种秩序必须用美学范畴表达,情智从而才能觉知它们是何种价值。这些秩序能抵制混沌之从不间断的张力而支持价值的多样性。自然界有四种环境秩序:平凡(The Trivial)、灵动(TheVague)、稀少(The Narrow)、宽广(The Width)。这四种秩序很少以单一的形态展现,而常常是互相交织的。我们需要用理智去探测其存在,用情感去发现其价值。平凡所引起的情感是不在乎,灵动所激起的情感是期待,稀少所激起的情感是强烈,宽广所激起的情感是参与。葛朗格认为,我们之所以深陷生态危机,就因为心存种种谬见,而这些谬见都是贪婪和怨恨的产物。为医治正感染着我们地球的疾病,我们需要审美的感觉、心灵的力量、尊重的意志和生态的实践。
我认为,葛朗格“基础生态学”的如下几点特别值得关注:(1)强调理智与情感的不可分离,人必须有理智的情感,也只能带着情感思考;(2)强调他的基础生态学奠基于美学;(3)强调灵动思维和灵动表达的重要性。
徐春认为,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传统儒学中找到源头。儒家“畏天命”、体认自然的内在价值、承担对自然的责任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对接。“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人与自然具有内在统一性。天人之间的“合一”不是天与人主动相合,而是人主动地与天相合,人参与宇宙进程,与宇宙秩序保持和谐,但不是把人的意志强加在自然之上。儒家“天人合一”观的自然引申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儒家“畏天命”思想的逻辑展开就是环境伦理的基本理念――敬畏生命。儒家已经体认到天地自然的内在价值就在于天道、天德,且具有生命意义和道德意义,并在“天命”学说和“天地之心”学说中论证了生命的目的性。儒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建立起“推己及人”的社会伦理秩序,相应地也建立起“民胞物与”,“人所不欲,勿施于物”,以诚待物,以仁爱物的推人及物(自然)的伦理秩序,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超越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对立两极的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传统。
黄玉顺则认为,价值只能是以人为中心的。假如野兽糟蹋农民的庄稼,农民该如何对待?如果你为保护鳄鱼而喂它牛肉,你是否伤害了牛?环境伦理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并不清楚。
金富平辨析了“天人合一”的含义。认为“天人合一”的确切意指是天人合德,董仲舒的天人类合、荀子的天人相分不能与天人合一混淆并论。“天人合一”与仁、诚和中庸具有内在的关联。仁、诚和中庸是天人合一的可能性依据。义利之辨是儒家生态伦理的实践路径。
德国公民教育学院教授斯皮克(MichaelSpieker)阐述了黑格尔自然哲学对当代环境伦理的重要启示。他认为,伦理关心的问题是:行动如何改变作为行动主体的人?伦理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我。如果我们想建立“环境伦理”,就必须承认人与环境之间不仅存在自然联系,也存在伦理上的联系。个体在环境中的行动不仅影响自身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道德自我。“环境伦理”代表了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强调要超出对人类生命本身的关注而去保护世界。但是对于如何保护、保护什么并没有统一的定论。深生态学倡导生态“大自我”的整体主义价值观。阿恩・纳斯认为人类作为自然之物,其生存权利与其他自然物无异。人类既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但他没有真正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我们想更清楚地认识自然和自然状态的伦理意义,我们就必须考虑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我们显然要依靠自然,要靠自然的再生能力生存,人类要保护自然。然而自然是永远存在的,即使发生了重大灾害,人类眼中的安全环境不复存在(如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了,但是自然仍然是存在并发展的。所以自然伦理的话题不是自然本身。人类对自然的威胁以及受到破坏的自然对人的威胁预先假定了两个实体:自然和人或者社会。黑格尔在他的哲学中解释了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
黑格尔认为自然并非简单既定的存在,自然起源于逻辑。他所说的逻辑关系到对存在和决定的全面思考。任何事物都由其他事物决定,以其他事物为基础。黑格尔从实践和理论两种角度来看待自然。任何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无论吃饭、呼吸、喝水或者居住都构成对自然的毁坏,即便是最基本的人类需求都会对自然产生影响。自然也可以威胁人类,而人类反过来保护自己不受洪水猛兽的侵犯,人类自我防御的工具也取之于自然,但人类无法用这些工具主宰自然。
自然哲学追求的是“自然的解放”,试图揭示自然在必要的一致性之内的独立性。只有当我们认为自然在自我完善时,才可以把自己认作自然的自由产物。生命是自然的“最高境界”,但生命本身不能被完全看作自然现象。黑格尔认为自然不是有生命之物和无生命之物的集合体,而是朝着生命演变的过程。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对人类而言,劳作是人类为了获得自由而产生的一种表达和自我表现方式。人类通过劳作而自我肯定。
生命不仅孕育自我,同时还需要个性表达。这一需求催生了“理想”。但理想仍然受到“既定存在”的限制。也就是说美好的表现和时空紧密相关,尽管表现想极力挣脱时空的限制以实现自由。人与自然都属于一个过程的两个部分,因此人与自然不应对立。精神是被否定的自然,与自然始终相关。因此,精神生命以及一个有理智的人的生命与自然不可分割。
源自不同传统和学派的环境伦理不可能达成完全的共识,但都拒斥物理主义世界观和独断理性主义,在实践上都主张保护环境,维护地球的生态健康。
三、儒学与当代政治伦理、经济伦理
俞荣根认为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颜炳罡主张以仁义为体,以民主、自由为用.认为仁义是全球伦理的价值支点。“为生民立命”即为一切人立命。儒家具有基督教所没有的长处。基督教把人设定为犯有“原罪”的罪犯,而儒家设定人人皆可成圣人,凸显了人性的闪光之处。有人批评,与基督教对比,儒家似乎夸大了人的主体性,没有明确的终极实在观念,从而较为强调敬,而较不强调畏。不像基督教强调人应该绝对地敬畏上帝。如今的中国人则已无所畏惧、无法无天。颜炳罡反驳说,古代中国人的敬畏意识非常强烈,西方唯物主义来了之后才变得无法无天了。基督教的传教理念是“己所欲,施于人”,是独断、霸道的。儒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才是值得弘扬的。
曹刚认为,任何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都伴随着新的伦理精神的产生。当代中国社会也需要新的伦理精神来支撑社会的成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伦理精神就是责任伦理精神。责任伦理精神是一种新的道德思维、新的道德要求和新的精神气质,它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路标,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新风貌。只有责任伦理才能突破传统道德思维的局限,才有可能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以他人为本,应该摸着道德的“石头”过河,应该“权”高于“经”。
陈泽环诠释了钱穆先生关于经济与文化之关系的思想。钱穆先生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提出了其特殊的经济文化观:“经济人生处于文化的最低基层”、“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道德为文化的最高领导”。在当今物质欲望强烈、国际经济竞争激烈的世界中,钱穆先生的经济文化观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人类文化,应该由道德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支配经济,必使经济与政治皆备有道德性”。经济繁荣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社会公正和谐、精神文明崇高、生态平衡协调的手段。在面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今天记取这一点尤为重要。陈泽环所阐述的观点显然呼应了田辰山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批判。
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教授卢特格(ChristophLuetge)论述了“秩序伦理”。秩序伦理强调规则的重要性,它源自契约论,认为社会是个体为了满足自我利益而组成的合作体。社会和经济的规则是参与者共同制定的。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认为社会是“零和的”,即一方的获益建立在另一方的损失之上。现代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让现代社会处在不断进步之中,实现了一种“正和游戏”。许多在前现代社会状况下产生的伦理都忽视了双赢的可能性,强调人们要节制,懂得分享和牺牲。自利被认为是邪恶的。这样的伦理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
秩序伦理认为竞争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关键是要制定合理的规则,提供相应的刺激,从而避免如“囚徒困境”那样的恶性竞争。一味地呼吁人们遵守伦理规范,不如制定更好的规则和激励措施。
秩序伦理重视行动和规则的区别。前现代社会的传统伦理关注人们的行动,直接倡导人们改变自身的行为。这种规则和伦理规范一直延续了几个世纪。现代社会的情况与以往大不相同。在新的形势下,伦理必须关注规则。规则必须将道德容纳在内。不改变规则而直接倡导人们改变行为只会造成对道德规范的侵蚀。相反,如果规则制定得合理,人的自利动机可以带来好的伦理结果。合理的道德准则不能要求人们放弃自我利益的追求。只有当遵守伦理准则能够带来长远利益的时候,人们才会放弃“不道德”的利益。
在前现代社会,倡导节制的伦理行得通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是熟人社会,存在“面对面制裁”;在当今的陌生人社会,这种制裁工具已经失效。人们需要制定更好的规则和激励措施来鼓励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同时惩罚不道德的行为。伦理不应只倡导节制和牺牲,而应该鼓励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西方传统的伦理没有否定追求自我利益的合法性。但这种追求应该符合两个前提:(1)追求的应该是长远利益;(2)我们应当照顾其他人的利益,因为我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需要他们的许可或容忍。
秩序伦理不仅涵盖法律中的规则,同时还包括其他层面的规则,包括人们之间的各种协定和个体机构的自我约束行动。弗里德曼曾经说过,“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它的利润”。但除此之外,企业还有许多其他责任:提供社会福利、参与环保或其他文化和科学事务。企业不仅要为股东的利益负责,还应发挥更广泛的政治作用。在不完整契约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企业具有如下责任:(1)企业为自身的行动和产生的后果负责;(2)企业为社会和政治秩序框架负责;(3)企业具有话语责任。
秩序伦理认为商业伦理的概念化和其所处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市场的秩序框架可以设定激励措施,促进伦理规范的实施。最终,伦理可以和长期的经济利益相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