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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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组织管理有缺陷一般高校都将社会实践归口于团委或学生处管理，社会实践活动作为高校学生假期例行活动开展，往往仅由一纸文件通知，学生在接到通知后多数是自行安排，一般不会想到寻求教师的指导和帮助。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学生社会实践项目凌乱，内容简单重复，没能起到锻炼成才的目的。团队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样存在上述问题，甚至更为严重。活动前的策划准备不充分，没有经过与实践接待方的详细沟通，策划内容不切实际，安全保障不到位；社会实践活动执行困难，活动项目实施改变较大，流于形式；活动结束后的总结空洞无力、甚至没有总结。

二、职业生涯理论的切入点

（一）社会实践阶段论

在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中，人的职业生涯分为五个阶段：成长阶段（0~14岁）、探索阶段（15~24岁）、建立阶段（25~44岁、维持阶段（45~65岁）、衰退阶段（65岁以上），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发展任务，较好完成发展任务才能顺利进行下一阶段的发展。我国学生在大学之前基本没接触过职业社会，所以，大学阶段需要完成舒伯生涯发展理论中成长阶段和探索阶段的双重发展任务。因此，这一阶段不仅要发展自我形象，发展对工作世界的正确态度，并了解工作的意义，同时还要使职业偏好逐渐具体化、特定化并实现职业偏好。大学里的社会实践就成为完成这一生涯发展任务的重要载体。通过社会实践，不仅要对自我有充分的认识，明确自己的个性需要、职业兴趣、能力水平，还要完成对社会的初步认知，了解工作、了解岗位、适应职业，初步完成职业准备。大学阶段的社会实践可分为三个发展期：探索期，考虑需要、兴趣、能力及机会，作暂时的决定，并在幻想、讨论、课业及实践中加以尝试；训练期，针对探索期的决定进行有目的的训练，参与相关实践项目，有目标地锻炼自己的能力，进一步明确职业选择；择定期，生涯初步确定并试验其成为长期职业生活的可能性，若不适合则可能再经历上述各时期以确定方向。

（二）社会实践环境模式论

霍兰德认为，一个人之所以选择某职业领域，基本上是受到其兴趣和人格的影响，生涯选择是个人在对特定职业类型进行认同后个人人格在工作世界中的表露或延伸。在霍兰德理论中，提出大多数人属于六种人格类型，同时有六种环境模式与这六种人格类型相对应；人们寻找的是能够施展他们的技能同时表现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和人格的职业；人们的职业行为是由其人格和环境特征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在社会实践中这六种环境模式同样存在：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常规型。当学生处于兴趣类型与实践环境一致和相容的情境下时，个体满意度会较高，主动性会增强，效率也能得到提升；相反，在兴趣与实践环境对立和相斥的情境下时，个体的负面情绪会占主导，消极怠工、敷衍了事的情况就会时有发生。因此，在社会实践活动类型的设计上应充分考虑这六种环境模式，让学生在每次社会实践中选择与自己人格类型相适宜的实践项目参加。

（三）社会实践动态适应论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罗圭斯特和戴维斯提出了人境符合的心理学理论，即当工作环境能满足个人的需求（内在满意）、个人也能满足工作的技能要求（外在满意）时，个人在该工作领域才能够得到持久发展。个人与工作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符合与否是互动过程的产物，个人的需求会变，工作的要求也会随时间或经济情势而调整，如个人能努力维持其与工作环境间符合一致的关系，则个人工作满意度愈高，在这个工作领域也愈能持久。大学生社会实践应借鉴此理论，社会实践本是大学生认知社会、了解社会的过程，符合适应论的背景，随着学生的认识不断发展和提高，应提供给学生更适宜的平台和机会。所以，所组织的社会实践项目不能一成不变，应有阶梯性和发展性。可在低年级阶段设计相对简单的实践任务，到高年级阶段安排复杂的实践任务，从而维持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符合性，实现动态适应。

三、职业生涯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活动改进措施

（一）职业化：职业指导提前融入社会实践之中

社会实践作为学生认知社会的重要途径，应与学生的职业选择密切相关。社会实践的成功与否、实效与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紧密联系，可以说，社会实践是学生走上职业道路前的铺垫。因此，在社会实践中应安排职业指导内容。在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之前，一般考虑在策划阶段，学生应提前完成自我认知，对自己的兴趣、性格、能力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评估；同时对职业有初步意识，了解什么是职业，能对职业做出选择，即完成社会实践阶段论中的探索期的任务。我们可以通过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来进行理论知识的普及，通过组建生涯团体辅导小组来组织学生进行认知探讨，通过邀请校友、成功人士讲座及企业的宣讲会等形式来促使学生思考开展怎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能辅助职业认知。

（二）阶段化：一个年级一个主题方向

根据社会实践阶段论的观点，大学生社会社会实践分为三期，分别是探索期、训练期和择定期。结合高职学生三年的在校学习经历，我们可以将这三期嵌入到大学三年里。大一年级对应探索期，大二年级对应训练期，大三年级对应择定期。大一学生社会实践的主要目标是完成自我认知和初步职业认知，可通过参加生涯量表测试、自我总结反思认识性格、兴趣；通过参加和活动认识个人能力；通过聆听讲座、生涯人物采访建立初步的职业认知。这些途径，不仅是生涯教育的手段，也是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大二阶段，在大一探索期所做前期准备的基础上，同时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有的放矢地进行自我训练和完善，这也是社会实践活动大有作为的阶段。这一阶段，我们可以开展诸如职业调查、假期实习、勤工俭学、志愿者服务等深入职场的短期体验式的实践活动。大三阶段，这是学生完成“职业人”转变的最后一步，学生在这一年里要将短期的职场体验转换为个人的职业选择，或重塑职业目标。这一阶段的社会实践目标是完成岗位实习，初步体验职业生涯。可以开展的活动有择业指导、岗位宣讲、毕业实习等活动。

（三）匹配化：通过社会实践培养职业所需各项能力，增强个人核心竞争力

学生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各种可能，我们应鼓励学生积极进行多种尝试，而不是仅仅只局限在自己所擅长的单一领域。学生的心性不定，兴趣转换极快。因此，我们在安排社会实践任务时应将霍兰德六种职业类型都涉及，要求每位学生每种职业类型都有参与。有亲身体验才能分辨适合与否，既验证职业兴趣量表结果，又进一步了解职业兴趣类型。在设计项目时，应充分考虑任务难度和人员组合，每项任务都应设计为高低年级学生同时参加。对于低年级学生，实践重点在了解项目内容和实施流程；对于高年级学生，实践重点在完善项目、指导新人、实践创新，完成个人能力的提升。通过这种安排，力求使每位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都能有所进步。伴随着参与次数的增加，学生能从较低位的人职匹配逐步成长为高职位的人职匹配，再辅以职业技能迁移，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增加求职成功率，最终增强核心竞争力。

（四）体系化：打破现有教育划分，将社会实践与实习整合为一门课程体系

第2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体育人文社会学;范式;范式理论

一、引言

“范式”(paradigm)一词首先由美国著名科技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其含义是指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模式或体系。范式是指一般框架或视角,字面含义就是“看事情的出发点”,它提供了观察生活方式和关于真实实体特性的一些假设。理论指用来解释社会生活特定方面的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因此,理论赋予范式真实感和明确的意义。范式提供视角,理论则在于解释所看到的东西。随着“范式”一词被广泛地推广和应用,它已经成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模型或模式的代名词。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体育学下设学科,是体育文化发展的理论基础。那么,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或体系呢?或者说有没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这个命题作为研究重点,以原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以及有关“范式”的框架体系为基础,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基本理论和体系。

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分化以来,在体育体制改革、体育可持续发展、体育产业发展、体育发展战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奥运战略、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等领域和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较高的研究成果。但是纵向比较来看:应用对策性研究,尤其是奥运经济、文化、战略等相关研究较多,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较少,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自身的研究较为薄弱、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基于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和理论范式的分析和思考,在对国内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发现至今为止理论界尚无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提法。于是,本文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作为研究和考察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吸收已有体育人文社会学过程中潜在的理论范式,找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般规律,规范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概念体系,在此基础上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及体系,将范式理论引入到体育研究领域中所进行的具有一定总结性和开创性的研究,不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健康而深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并能够拓宽相关学科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理论范式概念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中的解析

库恩“范式”是一个科学技术哲学的术语,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科学史广泛考察和分析论证的基础之上而提出,其内涵得到逐步演绎而明晰,同时,其结构日益明显,要素日益明朗。这个“范式”概念对考察和分析自然科学史起着试金石的作用。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把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催生的“范式”完全不变地移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特别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有其不妥之处。因此,我们必须对库恩“范式”进行改造,才能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像”“模型及体系”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像”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笔者对本文分析和研究主要是运用范式作为一种理论的模式、体系来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理论体系的。

三、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建构的基本内容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

所谓观念范式,它包括:某一学科的研究视角(PersPective)或出发点(Springboard),以及该学科现代化进程中研发人员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观念范式是整个范式结构中的基础。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应当解读为:以体育人文社会学为研发对象的科研人员应当以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基础,以体育社会观和体育人文观为指导,以人文社会学和体育基础理论为研究的基本理论来源去从事研究,并以体育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因而,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观念范式层次应当包括: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与界定以及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分析。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稳步发展,以体育教育、竞技运动、娱乐健身,以及开展地如火如荼的全民健身运动为代表的各项体育实践活动蓬勃兴起。与此同时,以体育运动为事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以体育运动为产业的经济活动,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发展。在这一现实实践基础上,关于体育理论的探索和讨论也不绝于耳,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理论。其中,完整阐述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对体育人文社会学做出科学界定,不仅是体育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体育发展实践的客观要求。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卢元镇在其所著《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一书中,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地界定为一门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综合性学科。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界定

虽然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精确的界定有一定困难,笔者还是尝试给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做一个大致的界定:所谓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是指在原有“范式”理论基础之上,在系统论指导之下,借鉴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多学科的语言论域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在多元视角下审视、探究和建构体育人文社会学基石范畴和理论体系,为理论研究和学术争鸣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和交流对话的平台。

(三)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解析

当代科学发展趋势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起来并走向科学的前沿,成为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人文社会学正是体育领域内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社会科学主要是指对人类关系的学习和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等。而人文科学则是关于人类思想、文化、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哲学等。在英国,尽管有Humanit1es(人文科学)一词,而是以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将其统摄和概括。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分歧,从根本上说根源于人类知识在其发展过程既深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复杂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人文社会问题研究的多样性和综合性。综上所述,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

所谓规则范式,是指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被科学共同体所共识的研究工具和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学科定位。规则范式因学科不同而各有特点,同一学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规则范式也有所不同。因此它是理论范式中最具有动态性质的一个层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规则范式包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及分析的工具或研究方法,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基准点。具体可解释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及在相关学科体系中学科定位。

四、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及研究价值

(一)“范式”这一概念在库恩哲学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具有多种属性和特征。而作为理论范式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具体一个分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既体现了理论范式的固有属性又彰显出体育学的独特特征。

整体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范式系统是由观念范式、规则范式、操作范式等要素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的有机整体,不单单是一堆杂乱的范式构件,这种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正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学性与系统性的表现。

稳定性和灵活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特征,稳定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很强的坚韧性,有抵抗反常的能力;灵活性在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范式的自我扩张功能,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必然会随着体育实践活动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社会性和历史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征,这是因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探讨必然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就必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受一定时代的生产和科学发展状况、社会需要、社会心理和社会价值标准、哲学、宗教和社会制度,甚至一个民族的习惯和传统等的影响。众所周知,系统的演变具有不可逆性,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科学认识共同体,这就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不可避免的打上了历史的烙印。

工具性和实践性,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具有工具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一门学科理论范式的构建与完善既是其学科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又为该学科在纵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的指导。这既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特征所在又是我们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价值所在。

(二)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范式在具有精神工具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实用工具的作用,不论其精神工具的作用还是其实用工具的作用,都是从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研究价值。具体说来,这种价值可表现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范式的如下四个功能方面:

约束功能,作为“范式系统”中的承担者,科学共同体也就是相关科研人员,是“范式系统”中的要素之一,服从“范式系统”的规律,即科学共同体接受范式作为其共同的信仰,并在共同信仰的指导下,推动科学活动的进程。成为范式的重大科学理论总是在某种世界观的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无不表现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定向聚焦功能,对于相关科研人员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来讲,范式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可以开阔思路,又要约束人们的思绪,规定研究的具体方向。把常规研究集中在选定的狭小领域。这实际上符合系统的层次理论的解释,系统层次随着层次结构由低向高推进,各层次结合的紧密程度由大到小递减,因此,在观念范式的基础上,科学工作者可以集中到可以解决的问题上,也不必一切工作从头再来,从而使科学在常规时期较之“前范式”时期进步更快,发展更有效。

自我保持的稳定功能,“范式”以系统形式存在,并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作为观念范式层的低层系统的结合力较大,破坏其系统则需要更大的能量,所以使“范式系统”显现出具有抵抗反常的能力,具有很大的韧性,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自我扩张功能,以“观念范式”为基础层的“范式系统”已经把共同成员的认识活动纳入了已有共同理论框架,完成了该范式所隐含的价值观念为蓝本的对共同成员心理价值意义的重构与再塑,使得他们去解决“范式系统”所限定的领域中的同一类相似问题,而且作为“范式系统”的较高层的“操作范式”在与“范式系统”的承担者――共同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使“范式系统”在解决既定疑点的情形下不断前进,这可以指导科学家以解难题的形式扩展自己的领地,扩大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因此,范式系统能在一定历史时代提出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并由此规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来完成范式系统的自我扩张。

参考文献:

[1]卢元镇.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杨文轩,杨霆.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叶孟理,李锐.人文科学概念[M].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第3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社会学;吸毒;美国

中图分类号:C9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86-04

对于药物滥用问题,一般国内社会学界称为“吸毒问题”,而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更多的是在“多种药物滥用”上进行阐释。美国学者普遍认为,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吸毒问题似乎为他们了解吸毒广阔且变化的全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近年来的美国,吸毒已经牵扯到了美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群和阶层,或者说至少一部分青少年以及相当部分的成年人受到了影响。本文综述了大量美国学者论及的药物滥用,目的和主要任务是探究社会学为我们理解药物滥用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这些贡献更多体现在独特解释视角的解释力上。

一、紧张理论解释视角

美国学者默顿将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失范理论学说应用于分析美国社会,创立了紧张理论。默顿认为,人的欲望由社会文化引起,尽管社会文化认可的成功目标在整个社会中是一致的,但实现成功的机会在各阶层中并不均等,当下层阶级无法用合法手段实现社会承认的成功目标时,就会产生紧张情绪。个人缓解紧张情绪的方式有五种:遵从,即接受传统文化目标并用制度性手段实现之;创新,即接受社会确立的目标,但拒绝使用制度性手段而是采取新的手段获取财富;形式主义,即拒绝传统的文化目标,但接受社会认可的制度性手段;退却主义,即拒绝社会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疏远和退出正常社会生活;造反,即用新的价值观取代传统社会价值观。在默顿看来,除遵从之外的四种社会适应方式都构成“越轨”,但它们并非都必然引起犯罪。紧张理论成为美国20世纪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默顿把吸毒(他可能想着海洛因)看作是一种“逃避主义”,吸毒者逃避文化规定的成功目标,它们被隔断了或者拒绝成功的道路。对这种成功目标和方式的拒绝不仅包含吸毒者,还有酗酒者、精神病人、被放逐者和流浪汉。不幸的是,在这个理论形成(1949年)之后积累的绝大多数关于吸毒的事实和“逃避主义”并不是和理论太相容(Lukoff 1972; Lukoff and Brook 1974; Waldorf and Daily 1975)。因为吸毒者的生活几乎是狂热的,为了吸毒,它们必须躲避警察,筹集一笔钱,四处去找。

Cloward和Ohlin1960年的理论是默顿公式的延伸,不过他们把重点放在机会结构上。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精致的组织或者犯罪活动、参加犯罪活动的年轻人、一些文化上定义的回报和一些成就。

但是那些传统成功之路和犯罪之路都走不通的人成了吸毒的首要人选。这个公式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把吸食海洛因放在了个人之外的结构之中。它和以下事实是一致的: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因为更难爬上犯罪组织的上层,所以他们比有这样机会的底层白人青少年吸毒率要高。

二、社会场域解释视角

布迪厄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场域对影响社会行动者及其实践的外在力量有自主的形塑机制。场域表现为不同类别或不同形式,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或阶级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作用。场域制约着个人心理、个人行为及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场域的规则是共同的,但是行动者却因自己的资本与位置不同在场域中发生不断的争斗。

绝大多数的美国吸毒社会学调查,即使是那些没有清晰的理论基础的描述性调查或者病理学调查,也主要是检验根据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种族得出的吸食率。社会阶级和种族这类场域可以作为社会重大结构变量的重要参照。它们可以反映出不同群体对吸毒的不同倾向。现在,海洛因吸食主要集中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中,这种现象似乎表明比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利的种族身份为海洛因吸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在世纪之交,各种各样的阿片类吸食以医疗为目的,主要集中在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之中。在英国,海洛因吸食和规模与社会阶级分布大致相当,而黑人并不是典型代表。一个关于美国贫民窟吸食海洛因的详细研究表明吸食海洛因的分层更为复杂。Vaillant(1966b)对比了列克星敦的吸食者和他们自己社区吸食者,发现他们比在同一地区同龄人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在一项城市贫民窟的调查中,人们发现海洛因吸食和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所以,海洛因吸食者并不必然来自现在吸食者最集中的社会最底层,也不必然是社会边缘人士。

海洛因吸食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绝大多数人口调查报道因人数太少而不能做出可靠的估计。所以,在做动态分析的时候需要谨慎推论。在一个对选择登记者的研究中,O’Donnell和他的同事们在1976年通过对报道的同龄人吸食镇静剂的研究,发现同龄人中黑人吸食者的比例下降,白人增多。在一项对哈莱姆黑人的调查中,Brunswick and Boyle在1979年研究了同龄人的比例,发现他们之中年龄较小的吸食者下降。大麻的吸食更可以说明吸毒趋势的易变性。当Becker(1963)在二十年前调查吸食大麻的时候,吸食人群主要集中在城市黑人和爵士歌手。现在大麻和酒精成了年轻人中最流行的(Jessor and Jessor 1977; Johnston et al. 1978; Kandel 1978a)。Jessor在1978年研究吸食大麻趋势的时候,发现一些分类因素诸如城乡、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正逐渐丧失其意义。

性别因素在大麻吸食上也逐渐模糊。“在人口统计的角度来说,吸食大麻的男女有持平的趋势”。虽然有惩罚性的制裁,但对于不论只是尝试还是经常吸毒的人来说,吸食大麻还是变得越来越流行。如果绝大多数常用的社会指标正在变得没有意义,那么有一个大麻吸食的特点始终是很重要的:绝大多数吸食者是年轻人,并且首次吸食大麻的年龄有减小的趋势(Abelson et al. 1977; Johnston et al. 1979)。大麻在短时间内流行起来,可能现在年轻的吸食者在年龄变大时还会继续吸食。年龄因素同样在海洛因吸食者中也很明显,至少绝大多数美国海洛因吸食者在年轻时就开始吸食了(Brunswick and Boyle 1979; Lukoff 1972; Nurco 1979; Robins 1975a)。

当年龄逐渐增长时,绝大多数成年吸食者放弃了海洛因。Winick在1964年估计典型的毒瘾持续时间为八年。虽然还存在年龄较大的吸食者,年轻的海洛因吸食者还是占大多数。所以,一个和吸毒持续相关的因素,至少在西方,是和年轻人的关系(Braucht et al. 1973)。绝大多数吸毒的人都是年轻人;那些上瘾的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减少或者终止吸食。结构性变量,比如阶级,种族,根据已有的研究显示,和吸毒的关系都非常模糊。

三、社会化理论解释视角

社会规范的识别假设每个社会行为人都会根据生存的环境,倾向于坚持合适的信念和相应的行为。这说明社会化的重要作用,虽然有时候只是副产品,而观念本身也被识别出来而进行传播(Jessor et al. 1968; Merton 1957)。家庭抚养对于人格形成,并将文化价值和规范传递给后代人非常重要。

除了家庭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外,社会控制的其他媒介也很重要,最多的是朋辈群体的影响。这就引发了两个理论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父母行为的正当性和其他媒介鼓励传统行为的力量。第二个问题是年轻人如何形成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系统和目标的同龄群体文化。

关于年轻人家庭社会化的文献有两个焦点,并且两个焦点各有变化。第一个焦点放在家庭成员的吸毒、纹身、酗酒,包括服用医生开的改变情绪的处方药上。在这方面,研究假设是:即使在选择上有差别的情况下,孩子会模仿父母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吸食的种类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此类行为会有持续性。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是和这个假设相符合的。诚然,这个有可能是个假象,因为社会舆论报道出来的家庭成员吸食率相对于青少年吸食率来说是非常小的。当然,酗酒在这方面和吸毒是有差异的。但是美国学者遇到的问题是,父母行为的直接示范影响作用对于很多年龄超过25岁以后吸毒率猛然下降的青年人来说很难解释清楚。年轻人家庭社会化的另一个焦点是研究不同的抚育孩子的方式和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质量,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否充满温暖和爱。这些研究总的来说表明了父母管教和青少年吸毒之间是有关系的(Brook et al. 1977a, 1978)。研究表明,管教越严,吸毒的比例就越小。另外,青少年对父母的看法越正面,吸毒的比率也越小(Gerstein 1976)。

本文认为,社会化理论解释视角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用的研究方向。但可惜的是,从美国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视角只是一些中间研究过程,因为在识别社会结构对青少年的影响方面,期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来理解吸毒可能导致不同的社会化社会结构。虽然开始吸毒的年龄并不常放在社会化的背景下分析,但是它却可以当作社会化不同的维度,即视为摆脱社会控制的一个风向标。那些很年轻就开始吸毒或者有其他越轨行为的人更有可能继续其行为并且抵抗治疗的劝告。

说起镇静剂吸食者,Nurco (1979, p. 321)指出,“越轨行为开始得愈早,其过程就越有害,治疗效果就越差……开始的年龄越早,对吸毒就会越痴迷。”也就是说,吸毒和其他越轨行为开始得越早,就越可能完不成学业,得不到一份长久的工作,不参加有助于变成成人身份的一些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人社会化的道路被阻断了,并且他们对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更缺乏准备。他们处在成年人世界的边缘,持续未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同辈聚集在一起,不参加工作,并且到了相当大的年龄还维持着和父母的家庭关系(Preble and Miller,1977)。同样重要的是如Robins在1979年提出的,任何异常行为,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都预示着其它的异常行为,包括酗酒、逃学、犯罪、性乱。

Robins(1975a)对参加越南战争士兵吸毒行为的纵向重建,显著地表明了的易得性使吸毒率大幅提升。对于所有参加越南战争的士兵来说,唾手可得,但是并不是所有士兵都吸毒。但是那些在从军前就有反常行为的士兵是不反常的士兵吸毒比率的四倍。这些发现强调了虽然在非常容易得到的环境下会使吸毒率大幅增加,但是个体之前的历史也有很大的影响。海洛因的吸食者在开始吸食之前经常有犯罪行为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Lukoff 1972; NIDA 1976)。 即使可能染上毒瘾,一些人只是尝试一下或者短期吸食;另外一些在没有戒毒治疗的情况下也停止了吸食。

分类似乎是有必要的,比如把那些开始吸食年龄大和短时期吸食的人分为一组,把开始吸毒年龄小和经常吸毒的人分为一组。对于第一组来说,吸毒仅限于某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吸毒只是一个文化趋势,就像尝试音乐和衣服一样(就是说,吸毒受反映现时社会方面的临近变量的影响)。在第二组中,吸毒是可以根据之前的变量预测的,比如说被认为的或者实际的父母角色和家庭关系的质量(Jessor and Jessor 1977; Jessor et al. 1968; Braucht et al. 1973; Brook et al. 1977a, 1978; Lukoff 1977)。

当吸食大麻从那些当时还有很重的惩罚的吸食大麻的先锋队转移出来时,它似乎也从不同程度上吸引了那些不能融入社会的亚文化的人。

虽然在很多调查中使用的概念反映了社会调查的混乱性,但是一种趋势似乎在继续,就是青少年开始吸食大麻是和父母管教的放松,早年叛逆,和家庭期望不相符的行为相联系的,而成年人的控制大幅度减弱,则是两代之间的延续性减弱(Braucht et al. 1973; Jessor and Jessor 1977; Kandel 1978a)。

四、代际隔离解释视角

美国学者在研究吸毒问题的视角中,将吸毒作为文化系统出现过程的一部分。问题是:把吸毒作为一个重要部分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出现的呢?

如果家庭和其他社会控制的对接能够一贯有效,吸毒行为就几乎不会发生,因为吸毒并不是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典型特点,因为社会化展现了一些通常交给家庭、学校和教堂的年轻人基本的适应策略的教化方式。

但是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彻底地解释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竞争经常从其他来源跑出来,尤其是从同龄人那里。有证据表明,仅仅同吸毒者来往,并不能解释吸毒。Andrews and Kandel在1979年指出在吸毒之前的社会化过程中,那些吸毒者已经有了促进吸毒的态度。Jessor在1977年指出,虽然吸食大麻者总是和吸毒者有联系,但是并不是所有与吸毒者交往的人都选择吸毒。尝试过海洛因并且还和海洛因吸食者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中有很多不吸毒。Vaillant (1966b) 发现本地出生的移民后代吸毒者超过一般的比例,而不是那些在其它地方被抚养大而后迁到本地的移民后代。他猜测,两代之间的文化差异似乎增加了吸毒的倾向。Lukoff和Brook在1974发现贫民窟中报道的海洛因吸食者来自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中的比例很大,但是和移民比起来,本地出生、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也起了作用。

最重要的因素是移民和本地人,其中本地出生的人相对占了海洛因吸食者更大的比例。在同一个调查中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儿童的抚养造成了两代的不同。所有四个种族的移民,包括非裔美国人,西印第安黑不列颠人、白人、波多黎各人管教后代都比本地的父母严厉。

虽然各个群体之间海洛因吸食的情况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些管教不严的家庭,即使是移民家庭,海洛因的吸食率和与吸毒者接触的频率较高。(Braucht et al. 1973;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 1973; Gerstein 1976)随着父母管教孩子更加严厉,吸毒的人也越来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吸毒者很多来自有家庭虐待或者父母没有能力管教孩子的家庭(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n-Medical Use of Drugs 1973; Robins 1975a; Zinberg 1979)。

不管是海洛因吸食者反常的生活方式还是吸食(新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年轻人文化处于自由的不受社会控制的气氛下时才会发芽成长。由此可以推断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化机制正在丧失其正当性。

此外,还存在着家庭的隔绝日益严重的问题。不仅是有更多的单亲家庭――虽然这个事实和海洛因吸食的关系还不甚明朗(Lukoff and Brook 1974),更因为现在家庭支持网络体系越来越小,而且,从城市环境的本质来讲,这个网络对年轻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此外,从学前班开始的一系列教育过程,现在在家庭之外进行,而在这一过程中成人群体对年轻人影响很小。

在中产阶级当中,尤其是白人青少年中,传统的价值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正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很多年轻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对整个中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全盘否定。随着社会控制工具正在丧失其正当性,青年人固有的创新活动也似乎越来越旺盛。在这种背景下,吸毒从一小部分人的行为发展成年轻人文化中一个正常的部分,至少对大麻来说是这样。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孩子自己的意志因素也是另一个因素。

这是城市本身复杂性的一个产物,这种产物在小城镇和农村不那么常见,在移民者固有的传统文化中也不常见,虽然这种产物融入了他们后代的意识形态之中。

上述现象经常伴随着控制和监视儿童活动的意愿性降低,还有对监护的大范围运用。当孩子们认为在另一个地方得到的奖励更刺激更有挑战性的时候,家庭提供的选择的影响力就下降了。

对同龄的更大的接受性似乎是源自家庭的规范和价值观“国际化”程度较小的后果。我们只是对青少年文化在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进化中更有优势的集中方式进行研究,当然吸毒也是这些活动的一个部分。这些方式,包括Suchman描述的“hang loose”,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文化,贫民窟的“酷猫(cool cat)”文化。它们来源于化中的社区亚文化形式、价值观和活动的种类。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来源于化,但是经过了深刻的转化。

五、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美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看,主体社会结构及特点和青少年吸毒有着直接关系。似乎有事实证明吸毒者开始吸毒的年龄越来越小(Abelson et al. 1977; Johnston et al. 1979)。其它的一些社会结构特点,比如社会阶级或者种族因素,从过去的几十年来看,也和吸毒的很多方面有清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只是暂时的。虽然固有的文化有塑造的力量,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美国的研究所探讨的似乎不只是对美国有效,或许对包括欧州的西方各国也是正确的,对于中国大陆的研究也是有启发的。

第4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评价 评价学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 评价活动

中图分类号： G250.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2）05-0133-04

2012年1月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1]（套装上下册）（以下简称“本书”），是邱均平教授继《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2]之后，又一评价学方面的力作。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05AZX004）的研究成果之一，结项鉴定为“优秀”，被免评审进入武汉大学学术丛书正式出版。本书也是邱均平教授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团队在近十年的研究及实践基础上撰著而成的，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本书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三个方面创新性研究，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细细读来，抽丝拨茧；慢慢品味，高屋建瓴，实感受益匪浅。

1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的创新与价值

1.1 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创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亲身参与和经历了我国科学评价工作发展的过程，并且紧跟国际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充分把握国外科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和国内研究现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相关研究成果及文献的梳理看到：目前，科学评价工作偏重于科技评估方面，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领域大多数的论文都是成果评价方面的，且数量相对较少，不全面、不系统，远没有形成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体系。

然而，在整个科学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评估、管理的基本依据；其评价工作是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和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重视和尊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体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建设。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建设与自然科学相比，与国际通行惯例相比，尚存在很大差距，已经成为阻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

因此，本书超越科学评价研究，建立与完善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创新。

1.2 创新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机制，为保障评价公正性提供理论指导

（1）发现信息传导机制，深化评价过程认识。本书强调“信息”要素在评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信息管理学的角度，对评价过程中的“信息”要素的运动规律加以分析，并通过与典型的通信系统理论模型[3]进行对照，发现评价活动中的要素与通信系统模型中的若干要素存在着强对应关系。在对“评价”作为信息过程进行了重新认识的基础之上，分析了科学研究对“评价”的需求，以及同行评议、定量评价指标的“”角色。形成了对科学研究评价更为本质、更为深入的认识——信息传导机制。

（2）指出“公正”是评价的根本要求，系统完善了“公正机制”。在详细系统讨论了程序公正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元评价机制等“公正机制”之后。强调了“元评价”对于保证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的指导与约束作用，指出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中亟待建立有效的元评价机制。提出了对评审专家的专业水平、评审态度、信度等信息，应该纳入一个可以在学术界共享的、保存有连续累积数据的数据库系统中，纳入到一个信誉、信用管理机制当中的思想，并最终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1.3 全面分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奠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要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的研究中对这些外部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呈现单向度性，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本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特点；特殊国情、文化、科技政策、学术规范；科学的整体社会建制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外部环境因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人文社会科学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真理性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成果多样性和引文的长周期性等特点的分析，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应该根据其特点进行调整；从“大科学”与科学建制化、“大科学”下的“小科学”、科学承认、奖励、资助与报酬体系几方面的分析，指出在人文社会科学建制化背景下，评价活动必须坚持评价的学术性，恪守“学术自由”这条底线，维护学术共同体内的固有规范和秩序；从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和“人治”传统的分析，指出在评价体系别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规则意识，坚持评价标准的学术性、独立性、自主性，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平、客观和规范性，注意评价标准的质量导向性；从人文社会科研究规范缺失的现实的分析，指出学术规范与学术评价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学术规范的普遍遵循，是学术评价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学术规范缺失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制约了学术评价体系的完善，同时要求学术评价本身要规范，在评价标准中要将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列入重点考量，或将研究的规范性作为评价的前提。从而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理论的现实基础。

2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的创新与价值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体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分十章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从分析我国现行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入手，探讨了其核心体系，介绍了其要素体系，健全了其分类体系，构建了其运作体系，提出了其指标体系，并对人文社会科学人员评价的指标体系，以及成果、机构、项目的评价体系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思路。

2.1 构建核心体系，奠定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基础结构

本书基于学科、应用、具体评价活动过程等三个方面，构建了包括基础理论、评价方法和学科理论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评价理论体系；着眼于人文社会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梳理了包括国际/国内、宏观/外部、微观/内部环境，以及社会评价意识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环境体系；基于科学评价体系选择的标准与模式问题的讨论，构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评价活动体系；从科学评价规范与科学评价管理监督机制的关系分析，构建了科学合理、健康完善的评价规范体系。从而构建了包括理论、环境、活动、规范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核心体系，为其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2 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健全了评价的分类体系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包括了，评价主体、目的、对象、标准、内容、指标、方法、程序，以及评价数据与结果等要素，在之前的研究中缺乏全面的系统研究和归纳总结，本书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归纳总结评价的要素体系，它还是健全和完善评价的分类体系的基础。在评价过程当中对于评价要素的不同偏好偏重、关注程度、要素组合等都对应着不同的评价样式。因此，本书在总结归纳评价的要素体系的基础之上，根据评价要素的属性、特征，以及在评价过程中的表现形态，按照评价方法的量化特征及评价过程的主客观程度，按评价过程的保密性，根据评价主体之间关系，根据评价目的性，按照评价标准要求，按评价对象，按照评价所发生的时间阶段，按照评价结果的表现形式，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样式进行了分类研究，从而健全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分类体系。

2.3 构建运作体系，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实务指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运作需要建立组织系统、制度规范系统、工具系统来推动。因此本书通过整合执行、参与评价活动的机构和个人等实体要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组织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的法律、法规、行业指导性规范、政策管理性文件等软件环境因素，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制度规范系统；通过整合评价活动执行中供评审专家、机构等使用的查新系统、文献计量分析系统、期刊分级系统、专家遴选数据库系统、数据记录系统、信用管理与反馈系统、评价软件系统、远程网络通讯评审系统等辅工具的硬件环境因素，建立了评价工具系统。

从而构建了以评价活动的有效执行为中心，围绕评价主体及其活动，尤其是评价方的活动而运行的运作体系，其研究结果为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活动的有效进行提供了实务指导。

2.4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提供参考性指标体系

本书至始至终十分强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要着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效益的评价，体现质量和效益是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明确了构建参考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程序与方法。并且单辟章节分别详细深入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研究机构、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从而，设计了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着重体现研究质量和效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参考性指标体系，对于实际评价工作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2.5 反思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提出改进思路

本书对我国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量化考核简单化；同行评审形式化；核心期刊与SCI被误用；学术功利化与浮躁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学术成果效益的不确定性、数据来源与评价成本约束、指标打分法的缺陷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学术研究规范的缺乏、重人情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学术行政化因素的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日常考核与学术“评价”的混淆、把资源投入当成绩效指标、宏观与微观学术评价挂钩不当、对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认识不清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学术评价；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推广“代表作”评价制度；放宽评价周期，提倡延迟评议；注重评价指标的导向性；对学术评价与行政考核作正确区分；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审批层次；正确认识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合理选用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发展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元评价机制与规范；构建专门的学术期刊等级评价方法；推行学术出版认证，加强论著审稿规范等对现行评价体系的改进有启发性的思路。

3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实践的创新与价值

3.1 重实证研究，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提供范例

本书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同时也十分重视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应用于实践的实证性研究。

通过h指数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实践探索，详细揭示了h指数应用中的各种问题；通过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计量分析与评价实践的介绍，指出了我国期刊工作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应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中国期刊从数量型发展引导到质量型发展的健康轨道上，以及使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产生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力提供了决策参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的实证研究，并详细介绍了大学评价智能服务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应用等。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评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等实证研究的思路与基本原则、具体做法、评价结果及分析、改进与优化等方面的详细介绍，为进行人文社会科学机构评价活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

3.2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使本书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本书基于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平台构建了一个综合性、大容量、稳定安全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数据库，即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集成平台，它主要是基于数据挖掘的大学评价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系统的集成。它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信息通过专题仓库管理起来，大大提高了检索的效率，以满足关心本领域发展的人们的需要，并为分析与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机构、项目等各方面信息进行组织、分析评价，以满足项目管理人员和领导管理决策的需要。它为项目申请人员提供浏览本学科领域已申请或批准的项目情况，进行项目，并提供从项目申请、立项、结题到鉴定全过程的自助管理服务。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项目管理与申报、专题信息检索与查询、研究成果评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简单易用、安全稳定的平台，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通过动态追加项目的全程信息，有利于形成一个发展的庞大体系，建立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体系。它通过把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信息进行重组和整合，有利于对高校、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从而发现不足，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使本书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理论与评价体系建构的研究落到了实处。

4 结语

本书构建了一个包括评价理论、评价体系和评价实践在内的、完整的人文社科评价理论体系，从评价理论、方法、实践三个方面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系统研究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相关研究成果用于评价实践的著作，可供管理类专业，如信息管理、情报学、科技管理、科技评估、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评价与管理等许多专业的高校师生以及各级管理和决策人员、科技工作者、社科工作者及广大科研人员阅读使用。可以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实践的科学、公正、规范化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邱均平等.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2]邱均平，文庭孝. 评价学：理论·方法·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第5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何光敏

（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江苏　镇江　212200）

摘　要：任务型教学就是以具体的任务为学习动机，以完成任务的过程为学习过程，以展示任务成果的方式（而不是考试的分数）

来体现教学成就。任务型学习的理论认为：以功能为接触的教学活动中有许多活动并不是来自于真实生活，最多只能是准交际，而要

培养学生在真实生活中运用语言的能力，就应该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参与和完成真实的生活任务。笔者在本文中主要谈一谈在外语

教学中的应用和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英语学习；社会文化；任务型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51（2013）－12－0002－01

第一部分：英语学习社会文化理论———任务型学习与英语教学。

一、主要观点

任务型学习的主要原则有交际为核心，意义为灵魂，强调通

过语言交流来学习语言；将语言运用于真实情境的机会，将真实

的语言材料引入学习的环境，以及把课内的语言学习和社会的语

言活动结合起来；强调通过教师与学生互动和学生与学生互动来

完成任务。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讨论、辩论、相互问答、分

角色表演、采访等形式，使小组成员通过合作来完成任务，以起到

小组成员间知识能力的相互促进。在这种课堂组织下，学生不再

是被动的学习者，师生关系非常和谐，学生成了学习的主角，教师

是导演、咨询者和参与者。

二、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和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一）采用任务型教学法进行教学

任务型教学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分为：任务准备阶段，即输入

阶段；任务实施阶段，即习得学习过程阶段；任务后阶段。Willis

（1996）称之为三段式教学法：任务准备阶段———介绍教学主题并

说明任务内容；任务执行阶段———学生执行任务———计划报告内

容———发表成果；语言加强阶段———进行语言结构分析与练习。

（二）在整个教学活动中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充分关注学生的认知差异。设计任务教学时安排任务活

动要层层推进，逐步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在运用中由浅入

深。例如，在牛津高中英语的教学中，我每模块的每个单元都有

一个任务型教学活动，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活

动。要把“学生带任务的学习”落到实处，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

从准备到点拨的过程中，教师必须使学生明确学习意识，做到鼓

励学生大胆的使用英语。通过任务型教学实践，我发现学生对这

种教学方法产生极大的兴趣，使学生能在参与活动过程中，通过

自己的创造和别人合作共同完成交际任务。

2、划分小组，合理搭配小组成员。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学

习情况，自主探究，进一步锻炼学习英语的语言能力和创新实践

能力，又让学生学以致用。活动中要注意到学生个体差异，因此，

要合理搭配小组成员。根据不同问题，小组成员可多可少，有时

让大家自行解决分组，完成任务。加强学生的活动，并能及时给

予个别辅导。

经过几年的任务型教学实践，我认为，任务型教学不仅提高

了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言运用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研究实践

能力，在英语教学中有很大作用。倡导任务型教学模式，不仅表

现在学生在课堂内容的学习参与上，而且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达到知识的积累，技能的训练，能力的发展。

第二部分：以牛津高中英语第四模块第一单元TASK板块为

例，探讨高中英语课中的任务型教学模式。

根据本节课的写作目的即为公司的ChocoLocoBar写一则广

告的最终目标，在课开始的时候，迎合许多学生喜欢音乐的兴趣

爱好，我在网上找到了学生喜欢吃的德芙巧克力的音乐广告，虽

然学生可能没有听过，但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通过歌曲赏析和

辨析来训练学生的听的能力。

然后通过对德芙广告的中英文广告标语的介绍和在网上找

到的市场调查数字报告自然导入，帮助学生复习分数，小数和百

分数的表达方式，并提醒学生注意小数点后的数字的正确读法并

对数据变化的各种表达方式如增加、减少、变化、范围和限度通过

条形图表的形式出现，形式相对新颖，让学生在读图中自然而然

的学会各种数字的句子表达方式，然后再进行该部分的词块总结

呈现。

在第二次听力活动前，让学生用以上相关词块进行句子翻译

练习，学生四人小组操练，老师将一张有六句中文句子的练习纸

发给每个小组，由一人说出中文句子，其他三人抢译。由复习与

总结如何说各种各样的数字到用所学词块进行翻译练习，此时学

生们已经对听力内容中所要涉及到的句型比较熟悉，接着适时进

行听力练习。听力任务过程中，适时地停顿让学生有时间思考各

个数字的表达和书写，然后再抽取个别同学汇报答案，这种做法

提高了最后答案的正确度，也提高了课堂的效率。

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掌握连词的用法，训练学生能够有条理地

陈述自己的观点，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要求学生结对练习对话，

通过同桌做采访的活动，鼓励学生应用所学表达方式和不同的句子

结构陈述理由，表达观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然后帮助学生辨别不同形式的句子并要求连线以辩识不同

形式句子的能力，再通过阅读书上三则广告并总结广告中所阅读

到的广告用语词块，有意识地让学生进行写作模仿，并为一些基

础薄弱的学生提供了写作模版和任务，保证每个学生都有了写作

的素材，而基础好的学生可以自行发挥，广告文章的写作也就水

到渠成。

最后要求学生用自己最有说服力的图片和语言向全班同学

展示和推销自己的广告产品。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教师是导演、咨询者和参与者，学生则是

活动主体，学生的任务是开放型的。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任务，

方便各个层次学生的学习。与之前的教学活动相比，该教学难度

降低，但能保证各个层次学生的不同层度的提升。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讨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学生个体的活动则

给整个课堂增添了一抹抹亮色，学生回答精准之处无不增添了学

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贾冠杰．英语教学基础理论［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2］贾冠杰．二语习得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3］Ellis，R．TheStudy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

［4］林立，王之江．任务型学习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M］．北京：首

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第6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一）回顾摇滚乐在国内发展的历史，某些或某支摇滚乐队的介绍，摇滚音乐人个人传记或者访谈。回顾历史的包括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和《摇滚乐的兴起与影响》、陆凌涛、李祥的《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个人访谈有周国平与崔健一起完成的《自由风格》；摇滚乐队介绍有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等等。其中，洛秦的《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从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为主，多角度阐释了摇滚乐的起源与壮大。钟子林的《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则以时间脉络来构思全文，自摇滚乐的诞生至今，整理了摇滚乐的发展的一系列变化，并且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主要摇滚人物的音乐、生活以及创作背景。周国平和崔健合写的《自由风格》则是以对崔健的访谈录为主的个人专辑。周游的《北京摇滚音乐部落》则是以介绍北京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2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京涌现的一些重要的摇滚乐队。

（二）摇滚在传播方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说是非音乐类学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从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研究。比如，1、新闻传播学类的有：《邂逅、共生与回归――身体景观中的MTV与浪漫“摇滚”》作者郑建丽，本文解释了摇滚和MTV结合后的传播效果。摇滚自己的个性和摇滚乐带动的歌迷市场还有它所独有的摇滚精神，和MTV这种相对独立的艺术形式与偶像制造能力相结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归，在这过程中产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类型的文章还有2、文艺学方面的《消费时代的音乐文化症候：中国流行音乐研究》、《摇滚时代》作者王辉；3、社会学方面有《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作者郝舫，这篇文章谈到了很多摇滚乐存在的社会价值，研究了很多一谈到摇滚乐就要涉及的关键性问题，例如反叛、摇滚精神、独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来展开全文。《灰飞烟灭：一个人懂得摇滚乐观察》作者颜峻，本书的特点非常鲜明，是以研究和市场调查为互补，既有理论研究，又有社会深入的调查体会，包括了21世纪以来不长的中国的小众音乐发展历史，追求标新立异，和填充学术空白。4、心理学方面有《摇滚乐的传播心理学分析》作者崔茜，从心里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于摇滚乐之所以受到年轻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热追捧，除了音乐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

（三）音乐人类学角度对中国摇滚乐研究。这一类主要从社会学、人文关怀、音乐美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开阔视野，具有较强预见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乐人类学博士论文《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谢力荣的课题论文《南京“地下乐队”寻踪》、屠金梅的近代音乐史硕士论文《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周华生的音乐美学硕士论文《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等等。其中《宣泄的仪式――中国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中以崔健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崔健的采访、对中国摇滚演唱会现场的观察、大陆摇滚市场的调查阐述了大陆摇滚乐的文化内涵，文章的创新点在于把摇滚的演出描述成一种“准宗教”的仪式现场，把构成整场演出的舞台效果、乐器演奏、歌迷现场呐喊等等看成是仪式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号”，把这种狂热的表演解释成为了一种宣泄仪式。《论中国摇滚乐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大陆自己的摇滚乐诞生至今30年的演变与发展做了梳理，并从摇滚精神中的反叛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歌曲谱例与歌词的研究，阐释了中国大陆早期摇滚乐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发展中，反叛一词的含义的变化又是什么，以及这样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又是什么。《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摇滚（乐）的存在及其声音感觉的逻辑》一文通过对摇滚乐作为个案研究得出，摇滚乐相对于主流音乐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狂飙喧嚣的感性叙事”这种叙事是纯感性的，与其他民族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都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欣赏族群。（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 萧梅、齐琨：《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2] 参见张钟汝等，《城市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第二页。

[3] 参见汤亚汀的《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学’视野的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载《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导论》（洛秦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摇滚乐的缘起及其社会、文化价值》，载《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6] 薛艺兵《捕风捉影话田野――音乐人类学田野的中国思路》，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第7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连论文摘要]殷顿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代表了20世纪中期美国知识社会学界对知识社会学的标准解读。其内容包括知识的存在基础、知识的类型、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的关系、知识的功能等。

一、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19世纪初期社会学一般理论转向专门研究后出现的学科，总体上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是把知识当作一种精神现象(知识生产)、认识活动、思想方式来研究。它把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思想范畴与知识体系)归结为某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最早将社会发展的阶段与知识发展的阶段对应起来加以考察，开辟知识与社会关系研究之先河的是社会学家孔德。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科学体系中每一门学科的发展既依照一定的逻辑顺序，也与历史的顺序相对应。到19世纪中、后期，创立了唯物史观，区分了知识类型，研究了知识的社会功能，对知识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马克思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先行者，其观点直接影响了舍勒和曼海姆建构的知识社会学。

二、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形成的背景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一2003年)是美国著名的知识社会学家。在默顿生活的时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发生了快速的转变。

从知识论角度来看，科学与知识的内涵逐步走向具体。知识完成了从追求确定性的不懈努力到不确定性不断凸显的过程。“在知识‘不确定性’凸显的历史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从逻辑上排除错误而寻求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知识形式的越来越不可能性，它实质上揭示了人的思维能力建构确定性知识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从哲学领域中分化出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摆脱传统的哲学思维而步入社会学领域。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学对知识问题的研究和解释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知识社会学伴随着社会学的产生而产生。知识社会学理论经历了不同的范式转换的曲折过程。尽管作为一门学科它还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发展方向，但与知识社会学相关的基础环境却在悄然发生变化:知识、科学与科学知识范畴分化，社会学分析方法的思辨性与经验性分野。知识社会学经历了哲学和社会学的探讨及反思之后，呈现出现展的局面。

三、默顿知识社会学范式的主要内容

1945年，默顿发表了《知识社会学范式》一文。这篇论文是默顿知识社会学思想的理论总结。论文对当时知识社会学在美国得到发展的社会基础进行了回顾，归纳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分析了知识社会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默顿在对各种知识社会学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知识社会学研究领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研究基本上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他发现，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学者对知识的分类存在巨大差异，各种理论的阐述不尽相同，学科概念以及研究变量急剧增加，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这无疑给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此，“为了给出现在这一领域中杂乱无章的种种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必须采取某种分析图式”。于是，默顿形成了他的知识社会学范式，其主要内容包括:

1.知识的存在基础。默顿分析了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尔凯姆、索罗金等不同理论家的观点后，将知识的存在基础概括为两种: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包括社会地位、阶级、职业角色、生产方式、群体结构等，文化基础则囊括了价值观、精神特质、舆论趋向、时代精神、世界观等。默顿认为这是社会学的中心命题。讨论各种理论的存在基础是为了使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形成共识。由于各种理论对这种存在基础的论述有很大差异，一旦涉及存在基础的本质时，各种理论的本质诉求便显示出多样化。“存在对知识的影响相对于知识的认识论地位的意义这个持续多年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2.知识的类型。社会学对知识领域的分析涉及诸多方面，默顿认为，涉及“道德信仰、意识形态、观念、思想范畴、哲学、宗教、社会规范、实证科学、技术等等”。不同的知识社会学家对知识分类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默顿认为，知识社会学者对知识分类的多样化划分，是建立在其不同的社会学基础之上的。他依据不同学者的著述，分别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曼海姆、舍勒、迪尔凯姆、格拉内、索罗金等人的知识类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各种理论关注的焦点、抽象化程度、概念的基本内容、验证方式、思维活动的对象等。虽然在分析家看来，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破绽，但是要真正否定其中之一二，从客观上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默顿对各种知识观偏重综述，仅对其中个别类型的划分方式表达了个人看法。

默顿特别重视马克思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认为“是知识社会学风暴的中心”。他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知识类型的划分。马克思“明确地将自然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把知识划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型。其中，自然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人对自然界的客观反映。在默顿看来，自然科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的。

舍勒是较早提出知识社会学名称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广泛的纲领计划，既从内部的逻辑关系考察思想知识，又从外部的社会功能与条件的角度考察思想知识”。舍勒在对世界观进行体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知识类型学说。舍勒认为，知识“按照人为的程度”可以分为7类:“(1)神话与传说;(2)隐含在自然的民间语言中的知识;(3)宗教知识(从模糊的情感直觉到一个教会固定的教义);(4)各种类型的基本的神秘知识;(5)哲学—形而上学知识;(6)数学、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实证知识;(7)技术知识。”舍勒区分了各种各样的知识。但默顿认为他并没有提出知识划分的标准问题。因此，这种假设的收获并不大。 3.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的关系。在知识与存在基础的关系问题上，知识社会学家的见解更是各具特色，而其结论却让后来者无所适从。因为在同样的问题上，马克思主要探讨的是“观念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某种因果关系”;舍勒探讨的是“观念与存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曼海姆是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论述最多的学者，但是他的论述却集中在“思想与社会的联系”上;索罗金构造的是“社会与主导文化的有意义的整合”，并将其研究的可信度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

因此，默顿认为，要描述知识社会学的范式，必须从细节人手，重新采用一种分析图式。他认为，知识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方式或途径有两种:一是确定因果关系或功能关系。如决定、原因、对应、必要条件、制约、功能上的相互依存、互动、依赖性，等等。二是明确符号关系、有机关系或意义关系。这是由知识的功能决定的。

4.知识的功能。默顿认为，知识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维护权力、促进稳定、确定取向、剥削、掩盖现实的社会关系、提供动力、引导行为、回避批评、转移敌意、提供保险、控制性格、协调社会关系”等。他认为，“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尽管默顿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论述具体的功能涵义，但是他认为这种分析将是很有意义的，他说:“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说明一个社会中的特定的范畴系统，而是要说明存在这个社会所公有的范畴系统。在知识社会学学者中，马克思、迪尔凯姆对知识的功能研究较为用心。马克思没有把知识的功能归结为整体的社会，而是归结于社会中独特的阶层。迪尔凯姆则认为，范畴是社会的产物，有社会功能。

当然，默顿也认为以上几点并不能完全概括知识社会学范式中的内容，要使分析研究得到深化，还需要另外一些范畴。

四、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及发展趋向

通过对1945年左右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考察，默顿对知识社会学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梳理了不同学者的基本观点，评介了知识社会学诸理论之间的异同，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其研究范围上的缺陷。默顿指出:以往的知识社会学侧重利益与经验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把暂时性假说与无可置疑的教条相混淆，标志着它的早期阶段的十足的思辨见识现在正受到日益严格的检验。

第8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一、有关家族研究的历史回顾

古代学者对于家族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周的宗法制度方面，宋人张载的《经学理窟·宗法》篇，首次对宗法制度作出了全面的解释。清代学者毛奇龄的《大宗小宗通释》、万斯大的《宗法论》、程瑶田的《宗法小记》、侯度的《宗法考》等，对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考据。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展开，近代学者开始对家族制度的研究，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年）、陶希盛的《婚姻与家庭》（商务印书馆，1934年）、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34年）、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1年）、王伊同的《五朝门第》（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3年）、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专著。

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为指导研究中国的家族问题。郭沫若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在全面探讨先秦社会制度外，还特别重点研究了当时的家庭和家族问题。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系统阐释了中国原始婚姻和家庭的发展过程，也详尽介绍了父家长制家族制度的产生过程。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也开始重视对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的探索，从40年代开始，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加滕常贤的《中国古代家族制度研究》、清水盛光的《支那家族的构造》（岩波书店1942年）、《中国族产制考》（岩波书店1949年）、牧野巽的《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和《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日光书院1944年）、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和国家》和《中国古代的家族研究》等。

建国以后的三十年，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内家族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阶段。除个别研究涉及到西周宗法制以及60年代结合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发表了部分对族权的研究论文，关于家族史的学术论文较少。其间代表性的论文有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等。

随着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社会史研究在大陆史学界得以复兴。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家族与宗族问题开始受到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二、近年来家族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学术界出版了多部从社会角度研究古代家族问题的论著。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将古代家族区分为“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家族”、“殷周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组织”四种家族形态。该书属通论性的学术著作，时间跨度较大，材料丰富，论证充分，内容编排井然有序，毫无空泛之感。

冯尔康、常建华等编著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社会史丛书”，1994年）是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中国宗族史。作者按照时间顺序，把中国传统宗族形态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即（1）先秦典型宗族制时代；（2）汉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时代；（3）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时代；（4）明清绅缙富人宗族制时代；（5）近现代宗族异变时代。作者从婚姻、姓氏、墓葬、祠堂、族谱、族田等具体制度入手，全面分析了宗族的形态特征、等级结构、社会功能等问题。

朱凤瀚的专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充分利用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古代文资料，结合现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成果，将商周家族划分为商晚期、西周、春秋三个阶段，对中国历史早期的各种类型的家族组织作出了具体的分析比较，深入探讨了家族对中国早期社会形态和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

徐扬杰的另一部专著《明清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立足于横向的开掘，涉及家族结构、家族规模、家族生产、家族财产、家族伦理、家族观念、家族法律、家族祭祀、家族教育、家族谱牒、家族械斗、家族防卫、家训族规等。作者认为：宋以后的家族制度，尽管在形态结构上继承了古代家族制度的某些特点，但它基本上是在宋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家族制度，这种家族制度以祠堂、家谱和族田为基本特征，与古代家族制度有显著的区别。在近代家族制度中，祠堂是近代家族的象征和中心，家谱是维系家族的主要纽带，族田是家族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该书结构严谨，内容翔实，征引书目达500多种，包括大量家谱、方志、家训、族规和乡约。

郑振满的博士论文《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92年）从家庭与宗族组织的互动关系的角度出发，把中国传统家庭和宗族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认为：宗族组织作为一种直接构建于家庭者上的社会组织，家庭形成的各种关系，如婚姻、血缘、收养、过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继嗣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宗族组织的构成及演变趋势。作者肯定了传统研究中对于大家庭、小家庭、不完整家庭的区分，并由此将宗族组织分为三类：即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继承式”宗族、以地缘关系为连接纽带的“依附式”宗族和以利益关系为连结纽带的“合同式”宗族。作者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这个始祖（不完整家庭）经过结婚生育，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又经过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化，为地缘和利益关系所取代，继承式宗族也就相应地演变成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这一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古代家族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朱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87年）对清代宗族法的内容、制定与执行、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由美国学者李中清、中国学者郭松义主编的《清代皇族人口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入13篇论文，针对清代皇族这一特定的家族形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该书利用了清代《玉牒》及其它档案文书，运用计算机手段和现代统计学方法，对各种数据和文字资料进行量化分析，体现了大陆、台湾和美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余年间，学术界发表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论文近百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家族组织、家族形态以及社会功能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一、关于西周宗法制问题：李衡眉连续发表了《昭穆制度与周人早期婚姻形式》（《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关系论略》（《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兄弟相继为君的昭穆异同问题》（《史学集刊》，1992年第4期）、《宋代宗庙制度中的昭穆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等系列文章，针对学术界关于昭穆制度就是宗法制度或是宗法制度一项内容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昭穆制度和宗法制的内容有别，昭穆制度体现在墓葬、宗庙和祭祀制度中，而宗法制却体现的继承制度中。前者起源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后者起源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杨希枚的《再论先秦的姓族和氏族》（《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先秦文献中的姓字指“姓族”，即包括同祖先的若干宗族及其若干家族的外婚单系亲属集团；氏字指“氏族”，即包括某一姓族所统治的同姓、异姓和与统治者无亲系的庶民所组成的王朝。

二、关于春秋战国的家族状况：韩国学者尹在硕发表《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室”的结构与战国末期的家族类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作者认为：通过《日书》所反映的民间信仰内容，能够推导出可以旁证当时民间生活形态的社会史资料。《日书》把“室”作为每个人活动的最小空间，并叙述了“室”内可能发生的一切活动，对研究中国古代家庭史很有价值，《日书》中所记载的“室”的建筑结构或“室”内成员的规模及血缘结构，则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普遍形态，因此，对《日书》所载“室”进行分析，不仅可以阐明战国秦汉末民间一般家族之形态，还可作为小型家庭论之依据。

三、关于两汉家族组织：张泉鹤《东汉宗族组织形式试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围绕东汉宗族的构成特点、族内的赈恤活动、族人的法律连带责任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东汉宗族是在先秦宗法组织瓦解后，适应东汉社会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家族共同体。豪民大家控制了族权，阶级关系压倒了血缘关系，在宗族内部，各家庭的生活是独立的，族人的相互联系仅表现在救济和赈恤上。

四、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家族的个案研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个案研究本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这一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家族制度已经成为海外学者的一个通例。80年代初，美国学者伊佩霞的专著《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被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魏晋南北朝这一独特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著族大姓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所在。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有关论文达数十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刘驰的《从崔卢二氏的婚姻缔结看南北士族的地位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王连儒《东晋陈郡谢氏婚姻考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

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对魏晋南北朝坞堡累壁以宗族乡党为基础、坞堡主要是由东汉至魏晋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传统看法提出质疑，认为十六国时期的坞堡组织可分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两种，两者的居民构成和组织方式具有很大差别，汉族坞堡大多为流民所建。坞堡主身分复杂，有流民帅、乞活帅等，只有少数坞堡为地方大族所置。

除此之外，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等人在70年代大力提倡的六朝时代“家族共同体”的理论，近年来也被全面介绍到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近年来直接涉及“家族共同体” 问题的论文在大陆尚不多见。

五、关于唐代的家族问题：与魏晋南北朝家族个案研究的热潮相比较，唐代的家族研究似乎较受冷落，除一些文章涉及到敦煌氏族志外，无论是通论还是个案研究都比较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收录了《中古家族之变动》、《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从士族籍贯的迁移看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隋唐政权的兰陵萧氏》、《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分析》等多篇论文，通过大量正史与碑志材料的汇总与分析，重点探讨了山东大族在唐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六、关于宋代大家庭的研究：唐代剑《论宋代大家庭的社会职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为通论性文章。这一阶段的个案研究有漆侠的《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文集》，同朋社，1989年）、《“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许怀林《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等

七、关于明清家族研究：通论性的文章有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的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许华安的《清代宗族势力的膨胀及其原因探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4期）、冯尔康《清代宗族制的特点》等。

随着徽州文书的发现和整理，以徽州文书为线索探讨明清宗族结构，成为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所在。唐力行的《明清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通过对徽州族谱的统计、分析和比较，指出：明代后期，徽州的家庭和宗族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小家庭和大宗族的格局，而徽商的兴起，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明清徽州的家庭结构与西欧、中欧的家庭结构有相同之处，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欧与中欧的小家庭是完全独立的，而徽州的小宗族之上还有个大宗族。这一差异使得同为小家庭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后者家庭结构的集约化是与欧洲近代化趋势相一致，而徽州的家庭宗族结构却以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强化了封建的统治秩序。陈柯云的《明清徽州族产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针对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宗族关系日趋松弛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族产在明清时期从未中断，不过从明中叶以后，部分众存族产逐渐转化为祠产形式的族产，从而形成众存族产和祠产交叉并行、一消一长的局面。由于族产在在明清徽州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强化了宗族势力和宗族关系。朴元浩（韩国）《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认为：明清时期宗族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是同族结合范围的扩大，同时与区域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扩大和强化了的宗族组织成为风靡清朝乡村社会的前提。高寿仙《明初徽州族长的经济地位—以休宁县朱胜右为例》（《江淮论坛》，1994年第4期）通过对徽州文书中族长朱胜右材料的分析，指出：大族的族长不一定由富户担任，一般自耕农亦可，朱胜右甚至只是佃户。这种情况在明初徽州地区具有代表性。

关于清代家族问题，常建华连续发表《清代族正制度考论》（《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清代族正问题的若干辨析》（《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1期）、《试论乾隆朝治理宗族的政策与实践》（《学术界》1990年第2期），认为雍正四年以后清政府所实行的族正制度虽然起到了地方基层政权的作用，但它是独立与宗族房长之外的，清政府实行宗正制还有遏制宗族势力发展的一面，不能简单地视为族权与政权的结合。

需要说明的是，在社会史的理论视野中，家族问题的研究与婚姻、家庭以及人口等方面的研究密切关联，相辅相成。近年来，史学界在上述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列举。

三、关于家族研究中若干问题反思

近年来学术界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家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视野，也在史学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个案研究、区域研究、量化分析和结构功能论证代表了当前家族史研究的几个主要趋向。

在肯定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家族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研究中缺陷和不足。

一、重视社会史的理论求索，确立严格的学术规范

由于社会史研究的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史学界缺乏对现代社会学的深入了解，缺乏对这两个母体学科均驾驭自如的研究者，迄今为止，我们对社会史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社会史与人类学的关系了解都不深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初，社会史学界对于理论问题的讨论一度十分活跃，在社会史的内涵、学科体系等出现过许多争论的热点。近年来，这些讨论逐渐趋于沉寂，却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宏观理论研究的薄弱导致微观研究的困境，具体到家族问题的研究，便是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以个案研究为例，许多论文多侧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政治地位，而对家族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则较少涉及，从严格意义上讲，许多文章并不属于社会史的范畴。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汇编。

理论研究薄弱所导致的另一种倾向是概念不明或滥用概念，现代社会学关于家庭有“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单一家庭”、“复合家庭”、“扩大家庭”等概念的严格界定。个别研究者在尚未全面理解的前提下便把它们简单地套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导致了研究的偏差。在概念和范畴的使用方面，西方学者曾有过深刻的教训，西方社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引入了许多其它学科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而这些方法和概念间缺乏学科的内在联系，不仅难以驾构社会史学的理论框架，反而使社会史研究日趋琐碎化，背离了总体社会史的展示社会历史全貌的初衷，这一点应充分引起我们的警惕。

二、重视“新史料”的开掘，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史的兴起不仅是史学研究在观念的上的变革，同时也是一种史料上的拓展。浩如烟海的墓志、族谱、方志和其它档案材料，极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也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个人之力，用传统的研究手段，很难吸收和消化如此众多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海外学界的研究经验，以团队方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史料进行集约化整理，真正做到物尽其用。

现阶段家族史研究的另一个缺憾是对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重视不够。中国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复杂多样，素来被称为历史发展形态的“活化石”。从50年代以来，我国的民族学工作者和地方史学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社会调查，取得了大量成果，其中包括了丰富的家族史内容，涉及到家族结构、遗产继承、祖先崇拜、宗族械斗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家族的演进过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现代考古学的众多田野发掘报告中，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墓葬形制进行了精确的研究，是我们研究家族史的第一手材料。但由于专业的隔膜，这两方面的材料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三、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第9篇：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 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 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 Bloor )、巴恩斯(B. Barnes、马尔凯( Michael. Markey )、柯林斯(H，M. Chins)、拉图尔(Bruno. I，atour )、谢廷娜( Ka-rin D. Knorr一Cetina )、埃奇(D. 0. Edge )、惠特利( B. 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 Shapin )、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 )。 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四、问题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