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语文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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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海外语文论文范文

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江南地区的纺织品在市场流通量上并没有出现大的萎缩，就苏州地区而言，主要是得益于丝织品出口的大幅增长。根据民国初年的统计，1918年，苏州丝织业年产纱缎为107040匹，外销77930匹，占总产量的72.8％，年产值2414250元，外销1184550元，占总产值的49.02％，共有丝织工人16779人，其中生产外销产品的9949人，占工人总数的59.29％（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海外市场的不断开拓一度成为刺激近代苏州地区丝织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纱缎为数千年之实业，各国未通商以前，遍销全国，虽因丰欠，营业年有盛衰，然平均计之，频年造货与销货之比较，尚足相抵，机工即无辍业之虞，原料亦无造匮之虑，自海禁洞开，各国互市以来，虽有船舶来品之输入，内地纱缎销场，不无渐减。然丝织品之运销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时各国税率，尚属平等，中外通商，名实相符。……自日、俄两国，于光宣年间，先后加税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纱缎之销路遂绝"（注："汤一鹗关于苏州丝绸原料生产，销售和出口等情况的调查报告"，1919年2月5日，转引自《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1385-1386页，苏州市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纪中期的运动曾给江南经济以沉重打击，江南丝织品业几遭灭顶之灾，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丝织业织机总数不过3万余台，不及战前盛时之半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几乎所有桑树均已根除或被毁，从事丝业的居民，大多数星散。丝业的普遍衰落就是这几年骚乱的结果"（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运动及日后的社会动乱，导致了社会购买力的下降，这对以国内王公贵族富商大豪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丝织品市场而言，无疑是一沉重的打击，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刺激了苏州丝织业的恢复发展。1853年，太平军进入江南后，南京城乡约5万台织机停产，江浙一带所产生丝得以大量挤进外贸市场。同时，由于意、法等欧洲国家生丝减产，"从1853年下半年起，中国生丝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仅上海一个口岸出口的数量即扩大到85970包，较上海开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对外贸易》（上），第62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苏州地区丝织业的恢复速度高于同时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间，为苏州地区纱缎业的全盛时代。"营业总额年达六百余万元，纱货远销俄国、高丽（朝鲜）、缅甸、印度等处，官方特设织造府于苏州，从事办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苏州地区著名的丝绸中心盛泽镇异军突起，盛泽镇是江南著名的丝织品集散地，"盛泽纺绸昔蜚声于世，在前清乾隆嘉庆年间，营业即已发达，各省客商来该地办货者极多。在全盛时代，出品不但行销国内各埠，且销行南洋各属，甚至推广至于欧洲"（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运河5公里，非水陆要冲，在运动中损失轻微，并成为众多富商大贾的避难地，据《吴江文史资料》记载：清咸丰十年，太平军与清军数度鏖战，尤其是清军在攻陷城镇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区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苏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双林、濮院等传统丝绸城镇受到重创。浙江嘉兴府的濮院镇，"机废业，织工失业"（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泾"当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砾……泾之士商同时避乱迁盛（泽）者无虑数百家"；"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来盛泽避难者多为丝绸富商，其中王江泾以绸商居多，双林镇以丝商占优，太平军占领后有"商民苟安"的记载，并划归浙江秀水县管辖。据《盛川稗乘》记载，太平军在盛泽设局抽厘，两年零一个月获银数十万，盛泽绸市呈现"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捎头"（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59页。）。这一切为苏州及至江南地区丝织业的继续发展保存了实力，即便在中国丝绸被排挤出西欧市场之时，盛泽的狭幅轻绸仍在南洋地区拥有广大的市场，并带动了江南丝织品的出口量，使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10页。）。

二

丝绸与生丝是苏州丝织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出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欧发展了近代丝绸业，中国丝绸逐渐被排挤出西欧市场。同时，又增加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58页。）。当时中国丝类出口主要"有白丝、白经丝、白缫丝、黄丝、黄经丝、黄缫丝、野蚕丝、野蚕缫丝、蚕茧、乱丝头、烂茧壳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苏税务处为出口丝茧价格致苏总商会函》，《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788页。）。苏州地区的吴江县是其重要的丝织业基地，震泽丝是吴江蚕丝业的支柱，长期以来，震泽只缫丝而不织绸，其缫丝纯是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由于家庭缫丝业零星分散，生丝购销极为不便，丝行行业应运而生，以沟通产销渠道（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丰年间的徐世兴丝行是近代震泽镇上有记载的最早的丝行（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0页。）。

盛泽镇作为丝绸生产中心，同时也是生丝聚集地。盛泽本地不产丝，其生丝主要来源于浙江的双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据《盛湖杂录》记载，盛泽丝业在清"咸同间局面极阔在，外县皆直接收买，用护照运销各地，而以上海出口为大宗，名曰洋庄，岁销额值银千余万"（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62页。）。

同治以后，盛泽丝业经营范围仅限于织造用丝的购销，震泽丝经则始终保持出口。替代辑里湖丝而崛起的震泽辑里干经，出口外销全盛期在19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绪6年（1880），仅震泽一地出口即达5500包（每包约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绪33年（1907），达13100包，其后至民国8年（1919）均在万包以上（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2-84页。）。当时全国白丝经出口仅南浔和震泽两地，震泽的白丝经出口约占总数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为欧洲市场。

民国初年丝织产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趋势，本世纪20年代中期，出口开始下降，在出口商品价值比例上，生丝比重高于丝绸的比重。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中，主要是丝、茶两类，其中丝在英国市场上的贸易量仅次于法国和英属印度，在英国市场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64-966页。）。而丝绸在欧洲的市场贸易量则远远低于生丝。

苏州丝织品的对外贸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为大宗，"清光绪间，运俄绸缎岁有巨额，以海参威为无税口岸，运商皆由此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日本市场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苏缎商"自往设庄营业，关税值百抽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苏、浙、闽商往长崎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朝鲜市场更是当时苏州丝绸的主要出口地，其纱缎销售高丽市场占30％（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国驻朝鲜元山和仁川领事馆的商务报告中，均有各类盛纺输入的记载（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58页。）。"韩人夙爱祖国，故其全国所需要之礼服，向来悉用苏州专造之高丽纱缎"（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行销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行销南洋群岛各处者，各曰阔货"（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到前，苏州纱缎销售到朝鲜的，有宫纱、亮纱、仿绸、素罗、板绫、库缎等品种（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岁值一千五百万以上，工商之赖以生活者甚众（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7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日、意、法等国蚕丝生产锐减，给中国蚕丝出口一绝好的机会，辑里干经供不应求，丝价飞涨，每百两自45元涨至100元左右（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5页。）。盛泽绸在其行销极盛时代，"远及南洋群岛、东方诸国，甚至北欧、南美、俄国，每年输入国外及供给全国各地，统计生产约一千数百万，故当年有一日万绸之豪语"（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5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国开始征收高额关税之后，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场由于受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影响，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

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苏州地区的丝织业，吴江县则保持领先地位，据不完全统计，1913年江苏省25县桑田总面积为1023004亩，其中吴江县200000亩，占总数的19.55％，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6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产茧63081689斤（其中春蚕茧49366655斤，夏蚕茧13715034斤），吴江县产茧5800000斤（其中春蚕茧5000000斤，夏蚕茧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3-44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苏省21县制丝人数达350417人，吴江县945000人，仅次于溧阳县（制丝人数134024人，占总数38.25％）；全县全年共产丝2049486斤（其中人工拣制1715266斤，机器拣制334220斤），而吴江县产丝1100000斤（全系人工拣制），占总数53.67％，高居首位（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

到1917年，苏州吴江的盛泽镇大约"共有8000台织机，几乎全部都在盛泽镇周围二十五华里以内，所产丝绸，大部分是轻量的，所有生丝再缫，牵经上机以及织绸全由妇女为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9页。）。据估算，当时盛泽镇各类丝绸每天正常产量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个工作日计，年产90万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两计，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产过程中生丝的损耗，当时苏州为35％，而盛泽镇已减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则全年共用生丝的总数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47页。）。由于盛泽本地不产丝，这些丝绝大部分来自南浔、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兴、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带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市场需求的发展促进了苏州丝织业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是在生产技术方面的进步，民国时期的苏州丝织业已开始注意现代新技术和机制工具的引进。1919年，由民间袁钟瑞、沈鹏、张文蔚等集资创设经成丝织有限公司，购进提花铁机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绸1650匹，每匹价值37元至40元，运销上海、广东、天津、北京及长江各埠"。其织出之绸，"新丽夺目，精美异常，尤推为绸业中之特色"（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这一行为荣获当时农商部的奖励（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2-33页。）。1920年，苏州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台电力丝织机，不久即发展到24台（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战前夕，苏州丝织业已拥有电力织机2100台（注：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0页。），生产工具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次，产品的原料结构发生变化--改变了传统的以纯天然丝为原料的生产形式，一些人造丝与天然丝的混纺品也加入了丝织品的行列。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外人造丝和人造丝织品的输入，传统的天然丝织产品受到冲击（注：据海关贸易报告，我国1919年始有输入人造丝的记录，参见《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2-284页的有关资料。）。

由于人造丝与棉纱的混合品较纯蚕丝品价值低廉，很快为国内各个阶层人们所喜爱，其"光泽之美丽逾于真丝，更以纺织学之精巧，与棉纱混合制造人造丝之织品价值既廉，用途尤广"，"财力不能着绸缎者固所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绸缎者亦以其值廉与夫光泽美丽而购用之"，因而"服用人造丝织品者变渐增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81-283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人造丝及外国机制产口的输入给传统的苏州纱缎以极大的冲击，"生机益形断绝矣"（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这是世界市场经济对苏州丝织业的又一影响；由产品原料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苏州丝织品销售市场的变化--丝绸贸易开始倾向国内市场，到1933年，盛泽丝织品运销总额五百余万元，天然丝织品仅百余万元，其销路则"东北已绝迹，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苏浙闽及长江流域一带"（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7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丝织品结构及销售市场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30年代中期，以蜡线和人造丝为原料的中山葛年销额已占总销售额的75.12％，其他人造丝织品如条子纺和天真纱，年销近10万元；而传统的天然丝织品盛纺年销仅6万匹，加上印度纺，洋纺等品种，仅占总数的16.435（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0-182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销售市场也主要转向国内。

第三方面，丝织业的发展，带来了苏州地区市场机制及社会关系上的新变化。

19世纪下半叶，震泽业市由内向转为外向，著名的辑里丝及丝经由湖丝船装至上海转口输出，震泽丝市东延至沪，咸丰十年（1860），震泽、南浔两地丝商为推动出口，在上海合力组织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震泽各丝行，丝经行或单独或联合派员常驻上海丝栈，办理收货及成交和结算等业务，丝栈建有仓库，丝货入栈后，由通事（兼翻译和跑街双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销售，丝栈与丝行，丝经行之间建有相对固定的业务关系（注：《吴江文史资料》，第十辑，第84页。）。

本世纪20年代，震泽镇上丝行共有二三十家，丝行按其经营性质，范围主要分为三类：乡丝行--收购土丝，略加整理后转售于丝经行，绸丝行--收购土丝，大部分为肥丝，分档后售于苏州、丹阳、盛泽等地织造绸缎；吐丝行--收购缫丝及摇经过程中剔下的废丝，整理卖出，大多用于制造丝线。

盛泽镇的绸领头，既要帮绸庄选办货物，又要代替机户销绸，成为介于绸庄与机户之间的仲卖人，按绸价之高低收取佣金，机户将绸送交绸领头，即可向绸领头支借现金约七八成，绸领头负责将绸卖出，若有余则交给机户，不足则向机户追回前所支借现金的一部分，其特点为绸领头必须替机户将绸卖出，而何时卖出，则机户不能过问（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这些丝行绸庄所反映出来的市场机制来看，这一时期江南市镇内部管理流通的市场机制较以往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同于传统封建制度下牙行、领投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牙行内部和领投之间分工极细，它们向生产者传递商品市场信息，向商人传递产品生产信息--从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场机制的运行功能（注：樊树志：《江南市镇的市场机制--吴江个案再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月号。）。

另一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苏州地区社会关系的许多新变化。"吾苏纱缎一业，向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活者几千万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1页。），"苏州纱缎业在盛时，共有木机9000余架，职工30000余人，连同摔花、机具工、掉经等男女人几之赖以生活者，约十万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仅盛泽一地，当时"以丝织为业者，殆不下万户，男女工作人数殆在五万以上，所织之绸如绫、罗、绉、纱、纺等类，岁可出数十万匹至一百万匹，行销各地，除本国各省外，其外洋如高丽、＠①罗、印度以及欧美各国，莫不有盛泽绸之销路"（注：王翔：《对外贸易与中国丝绸业的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众多的人以丝织为业，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以苏州地区的吴江县为例，1935年2月，吴江县各乡镇各类副业总收入为15015942元，其中机织品收入最高，达9580000元，占总收入的63.8％，加上丝、丝茧、绸收入，共10543400，占总收入的70.21％（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309-311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换言之，吴江地区的纺织业收入已大大超过农业收入，纺织业实际上已成为农民经济生活的"主业"。

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农村副业无处不在，农副业紧密结合所表现出来的小农经济的坚韧性，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却导致了传统农业结构中"副业"一词内涵的变化。以盛泽为例，盛泽的织绸并没有大规模的工厂，"盛泽纺绸，为一种农民副业，无所谓绸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农民为生产者，绸庄为销售机关"（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换言之，盛泽的丝织品"皆系零散机户，散处乡间，工人即系本地之乡人，纯为家庭工业，……盖乡人之居室即为织造之工场。凡机户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织机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机，且机户中亦有时织时止者"（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9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些机户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民，盛泽的纺织业，也确是农村副业的一种。但是，仔细探究其内部的关系，就会发现，盛泽的纺织业做为副业，和普通地区的副业大不相同，我们通常所讲的副业，主要指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于农闲时从事的从属于农业的一种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还是以农业为主，而盛泽的情形则不然，"该地农家多以纺绸所得为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大约农户依此为生者，约2万余人"（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从事纺绸业的农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农，可是对于农业并不重视。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是在于纺绸，这一年纺绸业如兴盛，他们竟至可让土地去荒芜。所以，年岁的丰歉，他们视之漠然，而纺绸业的盛衰，却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7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副业实际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业"。这一变化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或属凤毛鳞角，但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南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正是这一"主、副业"的颠倒，带来了江南地区土地关系的新变化。

自清代道咸以来，上海地区农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伴随近代化的步伐及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农业外的投资机会。与工商业利润相比，传统的地租就显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对购买土地已不感兴趣，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雇工经营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携带着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迁往新兴的工商业市镇，把它们变成新式的工商业资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来地权的分散化（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地权分散化的直接体现是以中农为主体的自耕农经济比重增大，并出现了"一田二主"、"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的"现象（注：樊树志：《上海农村土地关系述评》，《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经式农业的消长及其经济背景》，《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泽镇从事纺织的农民，他们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农，可他们对于农业并不重视，"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之主要收入，农国收入反漠视之"（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88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他们还常常把土地转租给来此地打工的绍兴、温州等外乡人，传统的封建土地关系实际上已被打破。

苏州及至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化确实值得注意。从明清到民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生产力基础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角度来看，民国初年的苏州经济实际上是明清以来江南经济发展延伸的缩影。在农村，像盛泽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仍是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但由其纺织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土地关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新变化，则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的一种途径，也是传统农村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缩影；在城镇，随着大量的专业经济市镇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地主投资。以苏州而言，从20世纪开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场及机制工厂，开辟了近代机械工业的先河，预示着传统手工业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过渡的必然趋势。

四

本世纪20年代后期始，苏州丝织品的国际市场呈萎缩态势。其原因，除传统产品自身的缺陷--式样老化，不规范，生产工艺落后，难以适应欧洲新潮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观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滞后等因素外（注：据有关史料，生产工艺的落后，制约了苏州丝织业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市场信息的闭塞，消费观念的局限使丝织品生产者不能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也缺少主动适应市场变化的意识。）。帝国主义的关税壁垒和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则是导致其丝织品海外贸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国初年，日俄等国为排斥中国丝织品开始征收高额关税，苏州丝织品销路锐减。1928年，苏州纱缎业海外贸易中，仅南洋群岛尚有运输之货。为此特设苏州出口阔缎检查所以管理运销南洋的丝织品（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22页。）。1932年盛泽各类纺绸的28个品种中，外销产品只有8个，主要销往香港、＠①罗、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销国内（注：《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八编工业》。）。到30年代后期，盛泽绸的销售急剧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285页。）。具体地说：

朝鲜市场：后，日本吞并朝鲜，并把持入朝商品关税。1920年以前尚未加税，其最高税率为百分之三十，最低税率为百分之十五（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页。）。1920年始征高额奢侈关税，值百抽百"以拒华绸"（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35-937页。）。到1931年，日本人造丝大量倾销朝鲜，并趁杜绝中国丝织品进入朝鲜市场之际，"仿造我国同样丝织品及人造丝织品，以廉价竞卖给朝鲜人所用"，至此，中国丝绸在朝鲜完全绝迹（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3-895页。）。

日本市场：自1924年7月开始征收奢侈品税，值百抽百，"遂无运往者"（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890页。）。

美国市场：美国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绸"，而"华绸门面太狭，裁西服颇不合算"，且"货物之光彩"不及他国机织产品，丝绸被挤出美国市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4页。）。生丝方面，由于中国缫丝方式陈旧，丝条不均，不能应付美国绸机之用，因此曾一度风靡美国的辑里丝也逐渐退出美国市场，1923年，中国生丝出口美国仅占其市场的6％（日本占80％强）（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59页。）；1928年9月，纽约组织生丝交易所以推动日益发展的美国丝业，但交易所明确声明，"惟将来交易以日本丝为限"，以"华丝价格过高，行销不广"，不能迎合美国之标准为理由，拒绝华丝进口（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页。），中国生丝在美国竟无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国丝织品销售市场均出现萎缩（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

丝织品作为消费层次较高的商品，售价也较高，没有棉布的消费层次广，"吾乡绫一匹，平价银2两以上，织文极细，……弘治间，绫匹官给银一两，……近时乃有银10两，买绫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计绫匹银一钱，布匹银三分而已"（注：光绪《归安县志》，卷13。）。换言之，一般性的丝织品，其价格要贵于棉布三倍左右，这就使它失去了人数最多的广大的国内下层消费者，就清代苏州地区丝织品市场变化看，虽然其在国外市场销售中仍然保持优势地位，没有像棉布那样受到其它地区产品的严峻挑战，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风的影响，消费层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国内市场有所扩大，但总体上看，丝织品的市场贸易没有棉布市场贸易广泛，其产品市场贸易的触角虽很遥远，但经济意义则逊于棉布（注：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就市场购买潜力而言，江南丝织品的真正出路还应该是海外市场。

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波及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成为苏州丝织业海外贸易剧烈萎缩的致命原因，震泽丝产销路停滞，价格惨跌，"丝商遂无法维持，相继歇业"（注：《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第270页。江苏省吴江县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史课题组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加上淞沪战争、日丝倾销的影响。1934年后，丝价一蹶不振，震泽"丝行相率停业，开行应市者，以严墓平望计之，不及从前十分之一"（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961-984页。）；苏州地区的众多工厂"先后报闭，无力经营"，创于光绪元年的著名老字号同泰怡纱缎庄"鉴于纱缎业之一蹶不振"，亦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停业（注：《苏州丝绸档案汇编》，第593-595页。）。丝织业陷入一片萧条。

第2篇：海外语文论文范文

文化软实力也正是海内外华人能保持相互认同的传统源流和民族文化。在海外，华人华侨通过教中文学中文，传承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及其价值理念，华文教育成为文化媒介。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汉语热”、“中华文化热”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对华文教育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华侨华人社会也较以往任何时期更加关心、关注华文教育的发展，对华文教育的内在需求也较以往更加迫切，不仅只限于汉语言的学习，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提出多层次的需求。中国音乐海外教育应运而生，在海外，华人自豪地称之为“华乐”或“国乐”。

一、为什么要培养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

华文教育的对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海外的华裔青少年。虽然这些土生华裔对中文有着本能且朴素的心理认同，但是由于中文学习在旅居国属于非主流教育，而且缺少相应的语言和社会环境，使得他们的中文学习动力明显不足。而传统音乐和民族歌谣的传唱，不仅能营造轻松的学习环境，加速完成语言的识记，还能多途径地提示文字的再现，在提升华裔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兴趣”方面，中国音乐海外教育无疑显得更有亲和力。而目前海外华乐教师后继乏人，致使许多华校无法正常开展音乐教学，培养专业的海外音乐教育人才是对华教师资必要且有效的补充，更是对海外华文教育最实质的支持。

音乐具有教化、认知、审美及娱乐的功能。穿越时空，古今中外，无论是中世纪哲学家，还是现代教育者，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音乐教化人心，引导价值归属的强大力量。一些海外华裔青少年仍存有“民族认同疲惫”和“不愿作华人”的思想，他们也常因为不能彻底融入旅居国社会而困扰，在完整他们的精神寄托与身份认同方面，华文教育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留根工程”和民族意识的“希望工程”①。音乐语言往往带着本民族的文化烙印，各异的音调诉说着不同民族的性格，中国音乐海外教育能更加清晰地引导受众找到文化的归属和民族的认同。海外华社侨团肯定来自民族母体的培养和输出的渠道，信赖这样的华乐教师能坚持民族品牌和质量保证，中国大陆也必须培养出熟稔本民族文化的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这不仅仅是对海外华人寻根的承诺，更是不可推卸的民族音乐传播义务。

二、培养什么样的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

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是开展海外国乐传播和民族文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从培养目标来说，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应该有两个层次，基础层次是海外华乐教师，他们可能在海外各类专业或普通院校从事教育工作；更高层次是华乐海外传播的组织者，他们可能进入社会文艺团体、文化机构负责研究、评论或组织、管理等方面工作。

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上，与艺术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有一定的共性，其核心是支撑音乐教育教学所应具备的能力因素：要有较强的声乐、器乐表演能力和音乐鉴赏及辨别能力，掌握音乐作品的分析方法、具备一定的音乐创编能力；具有较强的组织音乐教育教学活动、文艺活动和竞赛工作的能力；具备一定的音乐教育科研能力等。

但是，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的培养又有其鲜明的特色：首先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华文教育能力，熟悉中华传统习俗和文化常识，掌握汉语言基础教学技能，具有相应的基本理论素养，熟悉祖国侨务政策，对海外华社侨团有一定的了解，能针对他们的需求，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组织教学活动，开展教育工作；其次是对教学组织能力的要求更高，需要能结合当地华教程度和政治氛围实际，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包容性和灵活性，能紧密联系本土因素，及时调控教学目标，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能突出传统型和民族性，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己任；第三，更加重视各种实践环节的锻炼和体验，除了艺术实践和采风观摩外，一般还要求在大学一、二年级就能介入中学音乐教育，毕业实习环节能根据华校侨团实际独立开展音乐教学或海外社团活动组织。

如果说，处于基础层面的海外华乐教师可以看做是针对性强的音乐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的合集，那么，作为高层次华乐海外传播的组织者，就需要更进一步掌握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对国内国际形势有一定的解说和宣传能力，熟悉海外侨务政策和法规，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及海外创业能力。

三、怎样培养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

华侨大学隶属国务院侨办，以“为侨服务，传播中华文化”为办学宗旨，该校音乐舞蹈学院各专业皆以海外教育为培养方向。以该校为例，可窥一斑，探索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培养之路。

在核心课程开设上，更加倾向华文教育。该校音乐学海外教育专业除了乐理、视唱练耳、声乐、器乐、和声基础、音乐欣赏、合唱指挥、歌曲写作、曲式分析、艺术概论、舞台表演、舞蹈、音乐教育导论、音乐教育哲学、教育学、心理学、音乐教学研究、现代教育技术等，还凸显海外教育方向的特色，强调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开设了中国民族音乐概论（大一）、中国音乐史（大二）、中国传统器乐（大三）、中国戏曲（大三）；大一、大二学生必须选修中国乐器，作曲理论课程设置中插入民族和声、民族曲式结构理论的学习；开设了华文教育概论和现代汉语、汉语言教学、中国文化基础知识等课程，支持高年级学生参加教师资格证和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考试，鼓励他们参加普通话一级乙等水平测试，以便能同时承担对外汉语教学任务，提升了学生在海外华校的就业竞争力。

在主要实践环节上，更加倾向切合侨情。除了毕业实习、音乐调研与采风观摩、就业指导、毕业设计等，还针对华校和侨团对合唱、民乐的需求，组织主题艺术实践：合唱是一种广受海外华侨喜爱且便于组织的艺术形式，指挥合唱是海外华乐教师最基本的技能，低年级强调合唱与指挥的重要性；高年级则以组建民族乐团、排练民族器乐曲为重要组成。艺术实践成绩作为选拔参加海外实习的重要指标之一。

在师资建设上，更加倾向民族特色。目前学院拥有多名古琴、古筝、琵琶、二胡、竹笛、箫、笙、唢哪等民族器乐教师和民族演唱风格的声乐教师，还聘请了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为学生讲授民族音乐文化课程，引进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民族器乐教师作为补充，邀请台湾音乐艺术指导林水永参与民族打击乐教学。

在办学调控上，更加倾向海外需求。学院不定期地派团队到东南亚各地调研学习，了解当地华文教育现状和华校侨团的需求。笔者曾经在2010年随团赴马来西亚联系海外实习学校。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经艰难险阻延续了190多年，创造了华文教育史上的奇迹②。但是，马来西亚全国61所华文独立中学几乎没有一所单独拥有自己的华乐教师，大部分没有正常开设音乐课程，没有统一的音乐教材，各校华乐团的组建规格和训练水平差别较大，多数是为每隔两年的全国华乐团赛事艰难维度。独中和中华小学期待来自中国大陆的音乐学海外教育实习生，有的学校甚至愿意以正式华教师资的薪酬聘请，市场需求极大。学院结合学生培养目标，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安排和课程设置，以便满足海外需求。

在素质培养规划上，落实海外教育五项技能训练。在落实人才培养目标、核心课程设置、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学院还构筑了由文化、涉外、教育、领导和专业等五个系列技能组成的“海外教育”技能培养平台。文化技能是针对艺术类学生文化基础较弱的实际情况而设置，由中华经典吟诵、书法国画、现代汉语应用和民风民俗赏析等组成。为提高教学质量，还邀请音乐大家共同打造文化基础课，中央民族乐团吴少雄曾评讲由其作曲的芭蕾舞剧《鹊桥》，古琴家丁承运来校与师生品味古琴操缦文化……落实文化基础课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熟知中国音乐的文化背景，让他们在海外教育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涉外技能以华文教育素质要求为参照体系，从大一到大四，分别进行英文应用能力、外交礼仪培训、侨情介绍和华文教育实习等四个层次的培养，英文经典片段诵读赛和周末英语角已经成为品牌活动，由“新加坡华人历史研究备忘录”、“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我们”等组成的侨情系列讲座也受到学生的欢迎，从学生海外实习的反馈来看，涉外技能的系列训练的确提高了他们在海外工作的沟通交流和环境适应能力。教育技能系列围绕师范生基本素质，从说课设计、课件制作到教师资格证书模拟考试和教育实习，紧密配合音乐学专业需求和海外教育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课堂教学组织能力，为海外华乐教学质量提供相应保证。领导技能系列主要由施政演讲、团队执行、主持引领等板块构成，旨在培养学生的执行能力、思维能力和人际关系等技能；而音乐专业技能则由声乐、器乐、即兴伴奏和作曲等四个实用板块组成。专业技能和领导能力的结合训练将促进学生更加关注细节，提高执行力。在海外华社侨团，凝聚人心和认同意识和组织各类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是分不开的，而且，赢得侨团支持，争取展示机会才能获得载体不断强化主流价值理念和民族归属感。学院希望每一名中国音乐海外教育者不仅能胜任海外华乐教师的岗位，还能成为彰显文化软实力的践行者，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播大使。

2011年该校送出的第一届毕业生中超过50％的学生曾应邀赴马来西亚的10所独立中学或澳门的5所中学参与教学实习，期间还参加了当地乡亲社团的系列活动，举办了实习汇报演出，得到了各中学及当地社团的肯定。有10名应届毕业生报名国家汉办的志愿者选拔，在国家汉办的选派或海外侨团的支持下，他们前往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地从事华乐推广：马骋在泰国曼谷的吉拉达学校孔子课堂从事音乐教学，参加工作第三个月就得到泰皇室的召见，被当地华社视为教学骨干送到中国北京集训，还受邀到普吉等地参加教学采风活动；曹子靖到菲律宾描东岸及时小学任教，除了本校的音乐教学之外，也常参加本州附近大学的系列活动，包括在马来西亚独中任教的其他校友，都得到了当地华校和侨团的欢迎和好评。

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通过对海外教育专业学生开展通识教育，拓展五项技能，主动融入华文教育范畴，打造学生的国际视野，增强他们对海外教育的感性认识，提升他们的海外就业竞争力，正是为培育合格的中国音乐海外教育人才保驾护航。

①《北京晨报》，2008年9月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