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俗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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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羌族；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

羌族是我国历史悠久少数民族，其历史可以追寻到商文化甲骨文记载中。在3000年的历史发展中，春秋战国以来羌民族就在宁强一带居留繁衍，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成为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有的一道风景线。但是随着时代与人口变迁，特别是“5.12”地震灾害的发生，目前羌族文化遗产，特别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较大的破坏，其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因此作为陕西省宁强县作为我国羌族重要聚居地，针对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文化现状与保护利用开展针对性研究，为羌族文化传承保护，投资2550万元，建成羌族文化博物馆，提供了基础保障，为了弘扬羌文化，搭建了平台。

一、简述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宁强被国家列入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后加大了保护力度，成立了羌文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羌文化研究会，具体实施羌族文化艺术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组建了羌族刺绣，羌族歌舞，羌族傩艺术团队，先后赴甘肃，福建，四川，西安，凤县等地展演交流，羌绣参加陕西省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并赴上海世博会展示，均获好评。

在羌文化民俗类艺术传承和展示的同时，羌文化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果，出版了《陕南羌族（上下）、《陕南羌族信仰礼俗与保护》等，在省内外理论研究刊物《陕西理工学院学报》，《四川阿坝师高等师范专科学院学报》等发表羌文化研究论文20余篇，论文收录《情系尔玛》、《汉水文化研究》、《汉中民间文化论文集》、《羌文化传承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文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集》、为做好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为建设具有宁强羌族特色的品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当前的羌族文化保护现状并不乐观，在民俗类文化保护中存在以下问题。（一）地质灾害破坏。在羌族文化发展中，地质灾害对于其文化传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特别是在“5.12”地震影响下，大量的羌族传统建筑受到了严重破坏，羌族艺人年龄偏大，有的已过逝，对于其民俗文化遗产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二）传统工艺的流逝。在民俗文化发展中，大量民族工艺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手工业受到现代工业发展影响，其手工业水平、继承者等因素都受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三）文化关注度的降低。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民俗类文化都受到了社会文化发展影响，造成了社会文化关注度的降低。如在宁强县羌族民俗文化中，傩戏是其“羌年”节日庆典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羌族主要的一种节日文化形式。但是随着电视、电脑等新型媒体形式的出现，傩戏民俗文化在地区文化生活中的关注度严重下降，造成了这一重要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度的提升。

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主要措施研究

为了确实做好宁强县羌族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地方政府与文化保护部门结合地区特点，利用以下保护措施开展了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以政府文保部门为主导开展抢救性保护措施

政府是羌族文化民俗保护工作的主导力量。也是保护工作的开展的基石。因此在羌族文化民俗保护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以政府与文保部门为主导，开展了抢救性的保护措施。其主要工作包括了以下两点。1.宁强县宣传文化中心做好非物质遗产文化抢救性收集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宁强羌族文化博物馆对羌族文化文物进行保护性收藏、展示与宣传工作。一方面提高社会对羌族文化的关注度；另一方面利用集中收藏与管理的方式，提高了文物的保护质量。2.对民间民俗遗产进行保护性管理。除了做好民俗文物保护外，县宣传文化中心和文保部门，还对现存的民俗文化继承人、表演形式、表演道具等民俗文化遗产，利用摄像、摄影、绘图等进行登记管理，形成整体化的民俗文化档案，为民俗文化保护提供多媒体的技术资料支持。

（二）加大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的培养力度

民俗文化表演者、道具制作手工业者、音乐演奏者等民间非物质文化继承者流失，是造成当前羌族民俗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提高文化遗产继承者的培养力度。1.加大政府部门投入。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我们需要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利用政府补贴、减免税收等政策性优势，吸引更多的中青年加入到民俗文化遗产学习中，为文化遗产^承队伍提供新鲜的力量。2.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优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文化保护工作。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优势，我们不仅可以吸引本族群体，甚至是国内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喜爱羌族文化热心的人士，共同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继承中，就是提高羌族民俗文化保护质量的一种有效方法。3.组建了羌绣合作社、山花艺术团和羌州罗氏傩艺表演有限公司

（三）合理发展民俗文化经济，推进文化与经济平衡发展

发展民俗经济提高民俗文化保护投入与保护质量的一种主要方式。在羌族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族经济开发中需要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1.以保护前提。由于受到“5.12”地震等地质灾害影响，目前羌族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保护质量依然较差。因此我们民族民俗文化经济开发依然应以保护为前提开展，不能因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开发，而对羌族文化遗产造成二次破坏。2.加大民俗经济投入。在政府与民间民俗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以促进民俗文化发展为前提，利用政策支持方式，将民俗经济收入侧重于羌族手工业、民俗表演等民间民俗经济投入中，促进民俗文化的良性发展。

（四）以新媒体为平台，加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力度

为了提高羌族民俗文化保护力度，引发全社会对羌族民俗文化的关注度，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新媒体形式为平台，加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如将羌族歌舞、傩戏等文化艺术形式制作成文化宣传短片，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由地方文化部门制作羌族民俗文化的微电影，进行网络播放等，都是利用新媒体平台做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的重要模式。

参考文献：

第2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民俗学 创新 民俗志书 理论 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俗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体现出了诸多创新性的内容和形式，本文重点分析了其中的部分创新内容。

一、民俗志书写创新

将民俗志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另外方面也是对其产生的新的要求。书写是唯一形成民俗志的条件，因此必须从书写上对其进行根本性改变。民俗志文字的表达并不要求严格参照于民俗兴起时的文字风格，并且要求较少固定式填充资料的书写方式，这需要书写者在工作时能够对其进行多样化的塑造，如书写的表达意境、文章风格等。在民俗志的研究地位与日俱增的现今社会，刘铁梁通过不懈研究，为民俗志树立的准确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进积极的倡导，使其更好的在民俗学研究中发挥范式的主导作用。在2004年时，由北京师范大学所参与的民间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中，刘铁梁教授作为首要的负责人与其他师生对试点展开研究，作为试点的为北京市门头沟区，通过学者及学生们的调查和研究，为该区的民俗文化保护提供极具实践意义的方案，同时在其中逐步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书写形式，进而随着研究深入而最终形成具有标识意义的书写理念。该理念也逐步成为了保护和研究民俗文化主要书写方式，而后的民俗文化遗产传承工程深化进行，为东城区、怀柔区、西城区、昌平区等地研究均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在实践的过程中，刘教授及其他学者所提出的书写理念获得了不断补充和升华，最终成为了中国民俗志书写的统一制式。

二、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独特作用

北师大教授刘铁梁在研究时发现了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以此基础上对“记录民俗学”进行重新的等位。刘教授认为“民俗志并不能单纯的作为记录载体，而是应帮助科学的研究为整个民俗学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从目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上来看，作为研究资料的民俗志不仅是在研究中被提取的资料，其本质上已然具备着一定的认知。虽然刘教授在其学术论文中并未明确表示民族志的所具备的规范性作用，但是从其对民俗学研究著作中，民俗志对民俗学的各方面影响，已然决定了民俗志的存在用作为此类研究的范式，甚至可以将其应用于规范和引导民俗学发展的范式，虽然在民俗学的发展中期并非独一无二，但是民俗志的独特作用将作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

从其他方面而言，专注于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进步速度令人惊喜，同时在实际应用中也取得不错的成果。实证性的研究对民俗学内容的拓展以及基础建设都有着较强的实践意义，需要获得肯定。前文中所提及的学者钟敬文先生在该方面也有着非凡的成就，在神鬼传说、故事和历史研究中，均发表的杰出的论文。如《洪水后兄妹再殖人类神话》是从多个方面对神话故事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再如《“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中日民俗间故事比较泛说》及前文中所提到的著作等，对民俗学的学术领域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而在这些著作的背后，钟敬文先生晚年之时由于身体原因，只能够通过指导研究生对相关课题进行研究和补充，在这些成果中也都充斥着钟先生的心血。学者许钰对传说和故事、陈子艾对民族风俗、张紫晨对宗教和戏曲等研究，结合钟敬文以及其弟子的学术成果，共同构建了目前民俗学实证领域。

四、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

民俗学的内容涉猎较为广泛，在学术的研究上通常以其基本理论和历史等方面入手，目前针对于我国民俗学的研究文献已有一定的积累，如我国已故的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发表《把我国民俗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等论文，更是参与到现行民俗学教材《民俗学概论》、《民俗间文学概论》的编写之中。学者董晓萍的《民俗学导游》、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27―1937）》、萧放的《〈荆楚岁时记〉研究》等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中起到了不俗的作用。与此同时，从事于教育一线的工作者，也已论文的形式对民俗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评价。

在民俗学恢复之时，其传统性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随着研究步伐的不断深入，该类研究方式也将更加受到重视。正是如此，博士生在选取论文的方向和针对问题的意识也常有相关类型研究的出现，如黄涛的《民俗间语言现象的民俗学研究》、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等，便是在其范围和传统性上所进行的研究，其创见性令人观止。再如朝戈金的《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的程序句法研究》及贾放新作《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研究》等对国外民俗学的研究著作，在理论的研究中有着不俗的造诣。

五、结束语

民俗志书的书写创新、民俗记录和研究形式的变化和作用、拓宽了民俗学的实证性研究以及民俗学的理论创新不断涌现都体现出来民俗学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也和中国经历的快速发展和繁荣有着紧密的联系。

参考文献：

[1]余悦，王俊晖.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形态[J].江西社会科学，2008（11）.

[2]乌丙安.民俗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J].江苏社会科学，2010（10）.

[3]高丙中.中国民俗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J].民俗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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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近年来一些人士对我国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与群众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究。而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不但可以从根本促进群众文化的进程，同时还对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传承；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群众文化

群众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群众文化建设的进程是加速社会文化传播及发展的主要路径，同时对群众的精神文化也能够有较大的促进。特别是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在传承环节其自身具有显著的民族历史文化特性，合理的与当代群众文化建设相结合，能够推动我国文化特色全面进程，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

一、群众文化建设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基本功能

目前群众文化建设的全面进程已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群众文化本身就是对以往文化艺术的传承，不管在文化艺术的构架以及类型上，都能够利用群众活动去全面开展，进而去完成创新。从国内现阶段一些以常规形式传承的传统文化活动我们可以观察到，就算经过一定时间，一些文化活动在特性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风貌，比如国内一些地方所开展的赛龙舟就是典型的文化承递。同时还有一些民族传统佳节在历史过程中已变成被大众所接纳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不但可以体现我国的历史文化，同时还向全世界彰显了华夏文明丰盈的文化底蕴。就用户县农民画为例子，其发展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户县农民画结合了传统美术的一些艺术形式，让农民画焕然一新，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同时被一些学者所赞扬。因此我们要将传统文化艺术中包含的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全面的展现给世人，不仅要进行传承及保护，同时还要侧重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要将它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环节之中。从群众文化特性视角来看，其有较为显著的唯一性、区域性以及民族性，这种特性在持续的发展中表现的非常明显。物质文化可以为群众活动的构建奠定路基，而制度文化被视为两者间的介质，可以把群众的相关规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行有机的结合。在历史文化的持续发展的浪潮，群众文化构建活动只有和常规的传统民族文化适应，才能够得以长久的生存及发展，在传承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时代背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保与当下的社会背景相适应。

二、民族文化的传承是群众文化建设的必经之路

若想剖析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先要分析文化的基本理念，我们将文化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可以把社会经济构架及政治构建全面的体现出来，所以一个民族的发展要全面合理的运用文化功能。而有着显著时代特色的民族文化具备十分鲜明的民族色彩，其时代特点以及民族特点显而易见。一些民族文化在历史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其生命周期十分短暂，同时也有一些民族文化会出现形式上的变更。不过这种民族文化出现过，那么其必然存在一定的意义，且对社会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特别是可以传承至今的历史文化，这些至今仍被沿用的历史文化已经从根本影响了华夏文化艺术的进程。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数之不尽，且华夏文明文化具有较深的文化底蕴，这些与广大人民群众对民族文化的支持密不可分。换一种说法，即精神财富的构建与广大群众是不可分割的。不过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世界文化背景的全面入侵下，仅保护传承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已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要侧重于对我国各民族间的多样文化予以结合并持续完善，使其顺应时代的脚步。而想要促进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发展我们就要借助于群众文化活动，对现阶段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所提出的抢救为先，保护为主这一口号来看，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和保护是重中之重。只有进行有效的传承及保护，才能够在群众文化构建中结合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进而全面深化我国的文化建设。

三、群众文化发展要依附于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及创新

群众文化的构建具有显著的历史性，上文提及群众文化在以物质文化为核心的基础上，其内质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就算是传统经济被瓦解，依然不会遏制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所以群众文化发展环节我们要重视民族历史，以防文化与历史之间出现断层的情况。在实际继承文化遗产过程中，不但涵盖民族文化艺术，同时还包含民族文化艺术表现机制。换一个角度分析群众文化发展内容，不难发现其中包含了对劳动者的歌颂以及对真爱的赞誉，在未来的传承活动我们要对此类内容进行全面的深化。针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一些民族文化艺术结合了古代诗词以及戏曲等，这些均为群众艺术的产物，就算是传承到今天也没有在相关记载中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一些群众文化形式也保持着以往原汁原味的风貌。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民族文化遗产中也掺杂着一些负面的内容，比如迷信等，要对此类传统民族文化予以正确的传承。推动群众文化需要在继承民族文化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革新。可以进行创新形式的民族传统文化活动，让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变得多元化。所以，在创新的潮流中要将继承作为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予以创新，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全面促进群众文化长久的发展。

综上所述，群众文化构建一定要依附于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艺术无论在继承或是创新上都要和现阶段的社会背景相结合。在继承的过程中要规避其中的糟粕，将经典再升华，同时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去完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在其表现形式上予以全面且持续的革新，长此以往能够从根本充实群众文化活动，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顾秋玲 单位：南京市江宁区社保局

参考文献：

[1]姚培娟.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的思考——以凯里舟溪镇为例[A].2011年贵州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4（07）：66-68.

[2]张波.以人为本,努力实现群众文化与农民群众的紧密结合——浅议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探索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方式[J].网络财富，2013（01）：42-45.

第4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国国土面积（陆地面积加海洋面积）第一大省，其中陆地面积3.54万km2、海洋面积200万km2，海洋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海南是我国移民海外历史最早的地区，500万海南籍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为我国第三大侨乡。华侨文化的血缘、地缘亲情形成了海南独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极为丰富。海南北部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为界，西临北部湾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相对，东濒南海与台湾省对望，东南和南部与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为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海南的区位优势愈发明显。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说

海南有汉、黎、苗、回等30多个民族，古朴独特的民族风情使海南社会风俗显得更加异彩纷呈。历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尤以秦朝、西汉、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时期为盛。各民族迁入海南，带来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汉族文化，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各民族的民俗与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与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编的《明珠海南的民俗与旅游》，邢植朝主编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孙海兰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论》，李明天等主编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编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王养民、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编的《首届黎族文化论坛文集》，王学萍主编的《中国黎族》等，研究内容包括生产、建筑、饮食、服饰、人生礼仪、、民间艺术、民间语言文学、民间文体娱乐等民俗与文化，但研究重点主要是海南陆地的民俗与文化，极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类受海洋影响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及行为准则。具体而言，就是沿海的人们由于受海洋广阔、宽宏、潮汐、风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响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处世方式［1］。山东、广东、福建、台湾、浙江、江苏、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内容主要包括：（1）区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刘芝凤认为，区域民俗源于该区域民众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中相互磨合、影响及认同，闽台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两岸文化的共性较多，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丰富的对接项目和资源［2］。（2）移民与海洋文化关系研究。曾少聪研究发现，明清以后随着闽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闽南侨乡形成了一些海洋性习俗，使得闽南文化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国内亲人将客死海外者的灵魂引渡回来的“引水魂”仪式［3］。（3）“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民俗文化相关性研究。杨国桢认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论支撑［4］。（4）海洋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的影响研究。徐晓望、徐思远认为，台湾从开始发展海洋经济就受到闽粤海洋文化的影响。漳潮的海盗文化是台湾开发的基础，而闽粤沿海以出口为导向的海洋经济移植是台湾经济能够迅速走在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黄玲指出，海洋民俗体育是海岛民众在海洋生产生活中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海洋民俗体育活动从娱乐性、随意性转向竞技性、正规性，由娱神、娱己向娱人转变，其活动内容、活动形式和传承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其保护和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急需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传承研究。毛海莹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岛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现了当地渔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应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解读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内涵，传承与保护海洋民俗，凸显其生存智慧与文化内核［7］。（7）海洋文化比较研究。陈思从历史角度比较了闽台海洋文化发展，认为台湾的海洋文化虽然是闽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发展迅速［8］。安成浩从海洋史和海洋文化两个方面考察了中、日、韩三国的海洋文化研究动向，认为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研究、比较研究、生态研究，打破一国史观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继出版。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等“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陆续出版，许桂香主编的《中国海洋风俗文化》等“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也由广东经济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积达200万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经济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强省。海南大学海洋学院由水产系演变而来，以海洋自然科学研究为主，海洋人文研究严重匮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与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1）海洋民俗文化论文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专著仅有1部，专题研究严重不足。陈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从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发展历程、海洋性生活习俗、生产习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论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综上，国内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丰硕，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系统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仅有利于充实“海洋民俗学科”的内容，完善海洋国土研究中人文资源学科建设［11］，而且有利于促进海南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际旅游岛的文化软实力［12］，助力“海洋强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长期以来，海南坚持以农业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海南的民俗文化“陆地性”特征明显。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海洋强省”战略的实施，海南的陆地旅游与海洋旅游协调发展，古朴的海洋民俗文化获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闯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鲜明

海南地处我国最南端，海域面积200万km2，耕海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节庆。一是潭门南海的传统文化节内涵极为丰富。自宋朝、元朝开始，潭门、文昌等地的渔民就自编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经》，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古以来，潭门渔民就有开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内涵非常丰富。2015年8月1日，潭门第6届南海传统文化节暨首届赶海节隆重开幕，既有传统的祭海仪式，也有多项赶海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的8万多名观众。二是传统节日与海洋习俗相融合。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海南很多地方，农历五月初五既是端午节也是渔家的“平安节”。是日，博鳌渔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结队去海边“洗龙水”，祈求身体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认为船型屋是为纪念渡海而来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艺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东方市江边乡白查村保存了81间船型屋，被誉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园”和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船型屋承载着黎族人诸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记忆［13］。（3）海洋特色饮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风味美食“南杀”（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独特，无论是鱼类、肉类，还是野菜、野果类“南杀”，都有一股浓郁的气味，是黎族招待贵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汤鱼”，以三亚产的天然酸豆、酸杨桃等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极鲜。可见，海南少数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饮食民俗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二）河海情深，民间海神信仰文化浓厚

海南岛上的各民族漂洋过海而来，以海谋生，海洋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时，岛上有万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宁远河、松涛水库、南丽湖等河流和湖泊，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间信仰独树一帜。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节、二月二“龙抬头”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灵信仰文化浓厚；另一方面妈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灵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妈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遗产。妈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航海保护神，早在宋元时代，妈祖文化便随福建或广东商人传到海南，现在每逢妈祖诞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宫都要举行妈祖祭典。

（三）内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异彩纷呈

海南是个移民岛，岛内、外各民族交流频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汉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与彝、侗、瑶、壮等少数民族交往密切，为海南的区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海南与东南亚诸国交往频繁，为海南民俗的多样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4］。据统计，海外的琼籍华人华侨有320万之多，尤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海南“临高渔歌”，充满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别具一格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船公”，孕育渔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具有热带海岛特色的“椰子节”，初现活力的海南“赶海文化节”，延续至今的农历五月初五渔家“平安节”，规模越来越大的“二月二龙抬头”祭典仪式，蔚为壮观的端午节海边“洗龙水”，人气越来越旺的海南“欢乐节”等，为岛内、外民众的交往打造了平台，既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也促进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体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内容与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民俗的形成与地理环境、天文历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昌盛、科技繁荣和各民族交往频繁，民俗活动逐渐集信仰、经济、社交、教育、娱乐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成为节庆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琼海至今仍然保存着一条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连溪仔码头，是嘉积的通商发源地。古时，很多大陆商船行经琼海的嘉积万泉河，为求妈祖保佑，便在河畔筹资修建了“南天圣娘庙”。1969年，因修建嘉积水电站使万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断，但码头右边的“南天圣娘庙”得以保存。现在该庙不仅是单纯的海上保护神形象，而且成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财、求平安和求姻缘之地，妈祖信俗的内容及功能由单一向复合化演变。

四、结语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向纵深发展，“海洋强省”“海洋强国”战略逐步实施，以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往进一步频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将得到改观。加强海南民俗文化与海洋民俗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强化海南与其他省市和南海诸国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强国”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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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吴平．东方白查村黎族船型屋探密[EB/OL].[2015-10-21].

[14]焦勇勤，孙海兰．海南民俗概说[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

第5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本文以我国花卉文化为例，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旅游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为了使绚丽多姿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就要发掘民俗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宣扬这些文化内涵。

一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同化下，在旅游活动的负面影响下，民俗文化的纯净性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为了使多样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必须对民俗文化的文化内涵进行发掘及宣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常重视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年11月2日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根据IV委员会的报告通过决议）指出：“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的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予以承认和确定。”［1］而各国民俗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反映。

民俗及民间风俗，是广大民众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现象，具有民族性与地方性的特征。［2］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反映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轨迹，也是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不断发展创新的根源。但在经济全球化、旅游活动日益频繁的今天，民俗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如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已不再愿意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按古规，苗族的芦笙在每年春种秋收这一段农忙日子里是不能吹奏的，可在贵州雷山县的一个苗族村寨，倘若来了旅游团队，不论什么季节，只要付上300元左右的人民币，就可以观赏到全套表演。［3］从中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工作，从而保持民俗文化的多样化？要使民俗文化在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传承下去，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掘并宣扬各种民俗文化中的文化内涵。下面就以我国花卉文化为例加以说明。

二

在我国的民俗文化中，花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1.桂花与民俗文化

关于桂花，汉晋以来，有月宫桂树之说。《太平御览》引《淮南子》云：“月中有桂树。”进而有吴刚在月中伐桂的传说。比喻科举考中为月中折桂、蟾宫折桂，且作为成语，至今使用。月亮和桂花的传说还演化出中秋赏桂、饮桂花酒的习俗。［4］

桂花除了与中秋节相关，在其他民俗文化中也有反映。如彝族剪纸中就有桂花的图样。［2］

2.与民俗文化

重阳节的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重阳节也叫“菊节”、“节”，重阳节与有关的民俗有赏菊、簪菊、饮菊酒、食菊糕等。

《燕京岁时记·九花山子》记载：九花者，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4］可见清代赏菊的盛况。至今，每逢金秋时分，我国一些地区仍有有展览。

唐李欣《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诗：“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辟恶酒，汤饼茱萸香。”宋代《乾淳岁时记》记载：“都人是日饮新酒，泛黄簪菊，且各以菊糕为馈，以糖肉秫面杂物为之。”［4］在这些记载中可略见古时重阳节饮菊酒、簪菊、食菊糕的风俗。

重阳节与的关系如此之密切，是与我国民众所创造出来的的文化密切相关的。被认为是辟邪之物，《续齐谐记》云：“汝南恒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谓之：‘九月九日，汝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鸡犬羊牛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5］因传说有此辟邪之功效，所以重阳节簪菊、饮菊酒、食菊糕等习俗一开始不免有辟邪的意思。发展至后来，簪菊有了装饰的作用，而饮菊酒、食菊糕则与其保健作用更多地联系起来。有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将列为百草上品，认为“久服利血，轻身耐老延年”；的药用价值更被追求长寿成仙的道教借用，认为是食之可以不老的仙品，东晋道士葛洪《神仙传》云：“康风子服甘，柏实散，乃得仙。”［5］

除了与重阳节联系密切，在其他民俗文化中也有反映。如壮族的壮锦花纹图样就有等纹样。［2］现在，茶也是大众普遍饮用的饮品。

3.牡丹花和民俗文化

牡丹的栽培历史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有记载。传说唐朝武则天冬日醉酒，令百花开放，唯牡丹抗旨未发，被贬洛阳。牡丹不惧，不畏权贵，不为困苦逆境所折服的品性，正与中华民族的气节相吻合。［6］牡丹的国色天香，更寓意富贵吉祥。锡伯族的门框、窗、屏风、相框上所雕绘的图案就多有牡丹。壮族的壮锦也有“凤穿牡丹”等图样。土家族织的土花被面的花纹也包括了“蝴蝶扑牡丹”、“四凤抬牡丹”等。［2］

4.其他

除此之外，在我国文化中象征多子多福的石榴是彝族剪纸的图样，也是苗族蜡染的主要图样；象征傲雪高洁品质的梅花是彝族剪纸的图样；象征爱情和幸福的羊角花（即杜鹃花）是羌族人民的最爱，也被羌族妇女广泛应用为挑花和刺绣的花卉图案。［2］

三

在我国民俗文化中，花卉包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要做好民俗文化的传承，避免经济全球化及旅游活动等对民俗文化的冲击，就要在发掘这些民俗文化的同时，做好民俗文化内涵的宣扬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避免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失去了民俗文化的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冲击着多彩的民俗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掘并宣扬民俗文化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很有意义。比如，现在情人节的玫瑰花、圣诞节的圣诞树等西方民俗文化的象征物在我国年轻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中秋节的桂花、重阳节的等中国民俗文化的象征物却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地淡化。长此以往，很容易造成民俗文化被同化的现象，同时失去本国民俗文化的底蕴，也失去民俗文化创新的根本。在中秋节、重阳节这些传统节日来临之际，如果报纸、电视等媒体适时宣扬桂花、等内在的民俗文化内涵，有条件的公园适时组织桂花展、展，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将会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2.避免旅游活动对民俗文化的冲击

在我国的一些旅游地，“旅游经营者们往往对旅游者持一种迎合的态度，旅游者喜欢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艺术品、手工艺品，甚至某些建筑样式和风格都以游客的趣味为标准，缺乏恰当的引导和可贵的守护精神”。［3］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造成民俗文化的扭曲、失去真我，旅游者看到的也不再是真正的民俗。在旅游活动中，应让旅游者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并使旅游者了解这些文化的内涵。在广州的茶楼喝茶应可以喝到茶，而不是八宝茶；去彝族看到的剪纸中应有石榴、桂花、梅花图样，而不是玫瑰花的图样；欣赏羌族的挑花和刺绣应可以看到羊角花（即杜鹃花）的图案，而不是郁金香的图案。而且，导游应讲解相应的花卉的民俗文化内涵。这样，游客不仅会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有所了解、尊重，认识多样化的民俗文化，而且当地的民俗文化会得以传承、繁荣。当然，在避免旅游活动对我国的民俗文化的不良影响的同时，也要尊重外来游客的民俗文化，就拿来说，在德国、法国等国家，是葬礼上用的花。［7］如果在接待来自这些国家的游客时，遇到旅游地适逢展，或预计参观壮锦时会看到花纹图样等情况，都需要导游事先向游客说明我国的民俗文化，说明绝非有心冒犯，并征求游客的意见是否去参观，以表示对外来游客的民俗文化的尊重。

我国的民俗文化绚丽多姿，要在全球经济化的大潮中，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现代，避免民俗文化逐渐式微，甚至消亡；保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断繁荣，就需要我们发掘出民俗文化的内涵，让人们了解民俗文化丰富的内涵。这样，处于这种民俗文化氛围的当地人会珍惜本地的民俗文化，发展本地的民俗文化；而慕名而来的旅人则会欣赏到地道而多彩的民俗文化，尊重这种民俗文化。如此，民俗文化才能保持其多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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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这些艺术学的新成果之所以让人刮目相看，是因为作者去了除了自己的导师以外其他学者很少去的田野地点，掌握了独有的田野资料。那里曾经是一片历史典籍烛照不到的地方，没有西方的钢琴、现代的舞池，但那里却有成百上千的地方社会的歌者、舞者和粉墨扮演者。那里生活有谱系，生产有规矩，仪式有故事，戏曲有信仰。

他们都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期成长起来的现代人。对他们来说，田野就在“那里”，他们就在“这里”。现在的“那里”，有农村空心化的偏寂；现在的“这里”，有城市集群化的喧嚣。“这里”可以给“那里”打手机、通商贸，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距离他们的呼吸不远的地方。然而这一“田”之隔，却有文化上的种种差异。他们需要掌握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考察同时代存在的不同文化样式和文化概念，选择更合适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地方文化空间保留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得出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学术观点。

这样的艺术研究成果的产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包括可能产生新问题，对某些已形成思维定势的专业术语予以重新界定，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作出新的描述，乃至说服其导师级的学术同行，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成果便不以年资论，而视其能否用理论烛照历史，推进学科研究。

本书的作者孟凡玉博士正是这批年轻博士中的一位。他的田野在安徽贵池，他从那里“拿”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有一天，他到北京师范大学来找我，记得那论文封皮上写了他的村社调查地名“荡里姚”三个字。这三个字一下子“跳”入了我的神经，而不只是“跳”入了我的眼睛。我收下了这篇论文，仔细地看，然后答应参加他的答辩会，现在又乐意为他的这本书写序。这期间，他花了六年时间修改论文，这种学风，我也欣赏。前辈都提倡“十年磨一剑”，因为这是人才成长的规律。一位博士研究生，从学子到学者，也需要较长的蜕变时间。后来作者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比起专攻艺术学本身的学位，也确实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扩充知识，反观以往。而这段多出来的时间，正是作者重新解读和消化田野的时间，这样才能对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差异作出从容的解释。说实话，我与作者不大认识，六年来只见过一两面而已，但从这份成果本身来说，我们又似乎在理论上认识了很久。

现在需要具体而简要地谈谈这本书。本文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讨论的，这样能解释作者所坚持的东西。这些东西含有田野地点的内在知识，又拥有当地历史与现代社会共生的宏观文化环境，因而其个性中必有共性。在作者的研究中，是有诸多可谈的共性问题的。不过，属于我的专业，适合我来谈的，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即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视角，从作者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过程中，提取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以下，我重点就这方面谈谈这本书。

作者是一位艺术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按照他的排序，民俗学站到了艺术学的背后。而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联系，正是文化差异性研究的一种共性。当然，艺术学与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有关联，只要看看早期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著作，都能找到这种学术史。况且在以往的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对艺术现象的研究中，还经常共用资料，共享理论和方法。以往各学科还都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民间艺术是一座保存地方、民族、语言、宗教和音声的独特成分的富矿。在我国，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艺术学的民俗学研究。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解放、文化宽松，在艺术学领域里，傩戏研究推进很快，钟先生还曾就傩戏面具研究与保护问题发表过文章②。本书的研究对象便是傩戏。傩戏研究是涉及戏曲、民俗、宗教、音乐、舞蹈、绘画和考古等多专业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有各行专家的多种发表成果。本书作者的田野研究在21世纪初进行，已有前人成果的厚实铺垫，可以提出更为深入具体的问题，而深入具体的问题才能上升为共性问题。

本书的书名是《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不用说，作者的田野调查地点是安徽贵池的一个叫“荡里姚”的村庄。作者使用的方法是个案法。他主要运用音乐学等艺术科学的理论，同时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对当地傩戏音乐的传承内容、形式、文本保存状态和传统地方音乐文化空间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尤其对个案点的傩戏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音乐符号，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讨论。作者的田野作业不是一般的走过场，而是在田野定位、田野观察、田野关系、田野文本和田野研究等多个环节上，都把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贯彻得相当扎实。作为青年学者，他还将自己的专业志向和社会责任感都投入到田野中，一丝不苟地面对他观察的世界，也同时面对他所身处的多元文化组合的现代生活，这种个案研究便能成为全文研究的基础。

作者的观点是将傩戏音乐表演与地方民俗文化表演结合起来讨论而产生的。他以自己的导师薛艺兵先生提出的“仪式音乐”理论为基础，作了拓展研究。其实这种选题和研究路径不无冒险，但他能将自己的研究搭建在以傩戏音乐为主线的“村落文化空间”的资料系统上，建立了与导师不同的资料系统，这样就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新视角。事实证明，他将薛艺兵的理论给“荡里姚”化了，这就在他的领域里完成了这项拓展研究。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说，在他的个案中，对“荡里姚”傩戏里长期传承的《孟姜女》剧本的傩戏音乐和民俗表演作了相当完整的调查研究，还对这部戏中的哩和装饰音乐作了精彩分析，这也给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带来了新的刺激。孟姜女本来是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经典题目，但从前它们关注的是孟姜女的文本，而不是孟姜女的戏曲音乐和民间宗教仪式。现在作者用音乐学理论之烛，照亮了这两个暗处，而且让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者都能接受，这就是从个案到共性的成功。

作者对自己所使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进行了多层次、有分寸的交代，这也是严肃的研究成果所必备的一部分。

这种艺术学与民俗学的交叉研究，如果是成功的，那就应该能够从中抽取出一般性的可资借鉴的东西，进而转为宏观层面上的讨论。我认为，根据作者的这本书，也结合考察其他艺术学科的同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可以看出，这类研究之值得关注，在于提供了三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第一，仪式研究的文化价值。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看，艺术学所研究的民间艺术对象会被分为艺术的与非艺术的两大类，艺术学者要对其中的非艺术现象进行文化含义的研究。在一国艺术学中，这种文化便是民俗文化。对这种民俗文化要进行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其深处便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的传习方式是仪式。有了仪式，才能招徒弟、念经文、作表演。仪式让地方集体不停滞地走进信仰世界，让他们将历史与现实灵活地融合，并产生能说服自己的集体性共同情感和价值观。仪式也是一个知识教育系统，它脱离于现代学校教育的体系之外，而深深扎根于地方文化多样性之中。

现代学者已习惯于启蒙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将多样化的、差异性的民间艺术说得自娱自乐、排忧解难、热火朝天，其实它们有时也很孤独、狭隘和寂寞。正是在这种地方，仪式中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表演成为照亮艺术的一缕强亮的烛光。民间艺术的表演活动对于保存民俗、宗教和仪式而言，是精神传承，也是物质化行为，同时是初级均质社会组织的活动过程。在这些方面，仪式还起到流动性的链接作用，而这正是仪式所具备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第二，发现民俗知识的价值。从艺术学的视角调查研究民俗文化，容易把民俗当作“知识”处理，然后艺术学者往往使用变迁和发展的观点，对各种非直接用于艺术活动的民俗文化传承予以延伸解释。作者大量描述了“荡里姚”正月期间上演的孟姜女傩戏的整体演出过程，介绍了相关的家族、道士、科仪、日常器用和说唱文本，而这些描述和介绍无一不能脱离对当地的“知识”的解释。作者在艺术的背后找到了民俗，其实就是解释了这些知识。民俗学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民众本身解释历史与现实的情感价值观同一性的科学。作者还提供了他本人在田野现场中换位追求、理解和反观这种民俗知识的发现过程，这就交代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经过与必要性。

当然，作者对民间社会的、非外来的、非艺术的地方文化活动是认同的，而这种认同又会使他的个案与文献有矛盾。而艺术学与民俗学交叉研究的特点，本来就不是没有矛盾的，作者的工作是站在个案与文献两者之上构建新的理论格局。更宽泛地说，艺术学的研究一旦进入民俗文化，就会多元，就会有差异，就会非均质，而艺术学者正确地描述这种多元、差异和非均质的文化现象，就能发掘艺术在民间的巨大生命力，增加艺术学的活力。

第三，用考古学的眼光将古老艺术当作所有古老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艺术学，毕竟以艺术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下田野，调查研究广大基层社会传承的民间艺术，发现了古老的艺术种类，艺术学者便容易使用考古学的观点，将这些古老艺术当作文物。这也使艺术学接近民俗学，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包括以艺术形式传承的“礼仪、风俗、行为惯制、迷信、歌谣和谚语”③。更早一点，英国考古学者汤姆斯在167年前就已经这样说了。但是，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观点已经并不可信。我们要问：古老的艺术现象怎样以古老的传统形式不停滞地传承？怎样被地方群体加以新创造后转型传承？而这正是艺术学和民俗学在当代社会都要进行的工作。

第四，用民俗志的观点将文本化的历史文献放到日常生活中考察，补充民众对民俗表演的认知内容和地方民俗文化要素。我国傩戏文献缺乏，仪式音乐文献稀缺，但不是没有。这类文献一旦留存下来，也已经历了几百年或上百年的历史。要用田野个案的方法恢复历史文献的实践活动是不可能的。目前的问题是，田野调查者容易将所获得的历史上的音乐或戏曲表演文本当真，并将之作为文本化的民间文件去处理，甚至试图照样还原其在民间的表演活动。我们要说，这只是学者的假设而已，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个案法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即历史文本与日常实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由文本化过程中的复杂社会活动造成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有空间要素，空间要素不允许时间的任意延长。所以，我们在个案调查的空间中看艺术表演，对特定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而言，空间表演是有时间长度的，这个时间长度要符合该空间中的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习惯。超过了这个时间长度，人们就要去休息，回到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中去。如果这时空间中的表演还在继续，那么剩下的是神的时间或寺庙的时间。本书的民俗主体是村民群体，当作者告诉我们，正月里村民出门看孟姜女的傩戏表演了，他们什么时候聚合，什么时候散场，什么时候只剩下道士和戏班在没人看的时候仍在吟唱，我们就能感觉到，这里面是有外人与局内人对时空观念的理解的差异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艺术现象和对艺术现象的实地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某些学者过度文本假设的批评。

现在谈谈研究过程。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说几句题外话。我在跟随钟敬文先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里，体会到了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缘分。二十多年前，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记得当时在答辩委员会中，就有中央音乐学院著名音乐理论家廖辅叔先生。在进行到古代民间艺术理论的环节时，廖先生曾问我，民歌的艺术传承是否存在其他独立因素，而不止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解释？我听了就明白，廖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出自他长期、复杂而深入的研究，而他在这种场合下提这个问题，还夹杂着他对一个研究生的学术期待，因而承载了、超越了研究生实际业务储备的巨大科研信息量。他是钟敬文先生的多年友好，钟先生了解他精通德文和中外音乐理论，熟悉德国的民俗学传统，他看中国历史上的民间艺术是有不一般的眼光和深度的，这也正是钟先生请他来的目的。数年过去了，钟先生和廖先生均已谢世，而我仍记得当年廖先生的直面和友善，记得他的问题。

我毕业两年后，开始协助钟先生编纂我国高校文科统编教材《民俗学概论》④。在这项工作启动之初，钟先生圈定了一个以民俗学者为主的多学科作者团队，其他学科的学者分别来自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艺术学和科技史学。艺术学小组的负责人是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乔建中先生。他对中国乐理、器乐和声乐的研究几乎是无所不能，出书也多。他负责的那一组，除了他，还有专攻戏曲、舞蹈和民间工艺美术的其他学者，都是他请来的本行的“八仙”。这几位作者个个业务精专，都能遵守结稿时间，交稿很快，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乔先生的另一个身份是北师大著名语言学家萧璋先生的女婿。萧先生是我们中文系的老主任，口碑好，学问好，还擅长唱京剧，据说有精通音律的世传功夫。他的女儿是钢琴家，招了乔建中这位音乐理论家的女婿。钟先生派我到萧先生家去“搬兵”，萧先生果然满口答应，不过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我不用给他打电话，他每周一定来看我们，他来的时候我告诉他。”“不来怎么办？万一他有事呢？不然您把他的电话告诉我，我来打。” “我从来不打，他一定来，我没有他的电话。”如此“铁”的翁婿信任让外人无言以对。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钟先生和我都在私低下叫乔建中为“乔老爷”。他还动不动就送我们一本新书⑤，里面经常会写到音乐与民俗的关系，让我们看了很爽。这部教材写了八年，我们也与乔先生交往了八年，可以说，与乔先生的这段交往，直接产生了我国民俗学与艺术学交叉研究的教材成果。

本书作者孟凡玉的博士生导师薛艺兵教授，我是通过英国音乐人类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知道的。有一首歌叫《传奇》，我与钟思第的见面也可谓一段传奇。1994年的一个下午，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开门一看是他。他像一般欧美学者一样开门见山，坐下来就问我在河北定县调查秧歌戏对民间音乐的看法。他还说，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合作，搜集了河北民间乐社的宝卷唱本，里面有文字部分，需要继续做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我直到最后也没问他究竟是怎么找到我家来的。这种访问之奇特，让我见识了异国书呆子的风貌。他还给了我两个信息，一是艺术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不能回避宗教，二是他有一个中国合作者叫薛艺兵，他很看重薛艺兵的才能和踏实的田野精神。以后，我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每到一处，都会偶尔与钟思第通信，他来信，我就回信，内容都是有关音乐与民俗表演的问题。我在英国时，他还邀我去伦敦大学讲课，我顺便参观了他的工作室，那里布满了音乐制作设备和光盘架，几乎没处下脚。1997年底，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听说薛艺兵就在香港中大学习，我便趁会议休息时间跑出去找他，但到了地点，人家又说他暂时不在，我只好退回。就这样，直到2007年参加孟凡玉答辩时，我才第一次与薛艺兵教授见面。不过说实话，因为有了钟思第，我们好像早就是老熟人了。

由于与乔建中和薛艺兵的关系，我又认识了张振涛教授。他们都是好兄弟，满怀学术理想，多年合作奋战，开辟了中国音乐人类学的一方圣土。他们当年取得的大批成果轰动一时，也影响长远。我曾把钟思第的遗憾说给他们听，他们便热情地介绍我去他们在河北易县开辟的田野调查点作民俗学调查。以后，钟先生和我合招的一名博士生就以这个村的宝卷文本为基础资料，撰写了民俗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了答辩。在这个过程中，“钟思第”是我们经常谈起的名字。

按字辈论，孟凡玉当属新科派的艺术学学者了。现在，他的新著的出版，不免让人回忆起这段研究路途上的长长的队伍。我想借央视一个栏目的名称《文化正午》形容此时的心情，因为“文化正午”能忆旧，也能望远，而学术创新的过程莫不如此。

注释：

①孟凡玉著《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戏仪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②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艺术观，参见董晓萍《钟敬文的民间艺术学思想》，《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2年第9辑，第39-53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出版。

③（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lo Valk）《民俗学的基本概念》，董晓萍译，收入朝戈金、董晓萍等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第70―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④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初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⑤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艺艺术出版社，1987年；《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

第7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30-03

民俗文化是与民族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是民族特征和个性内涵的物质和非物质形式的体现。中华民族是由56个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多民族色彩斑烂的民俗文化，汇集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谱写的世界文明宝库中的华美篇章。

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历史。56个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刚刚通过决议，赫哲族“伊玛堪”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第29个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黑龙江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一、边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少数民族，多数地处祖国边疆，为保卫祖国边疆和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在历史上曾为祖国的统一和建立巩固边疆建功立业。并为中华民族的融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包括确立了直到今天中国的版图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少数民族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在民族大融合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共同发展。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在学习先进文化中，逐渐融合到汉族和其它民族当中去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他们演出过生动的历史剧。也创造过中国历史上的“升平盛世”。

北京市作为我国的首都，是从八百五十多年前的金代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海陵王从金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迁都燕京，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开始的。从金、元、明、清以来，北京的发展和故宫的建设，并不是由单一的民族来完成，是依靠民族融合来完成的。

北方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经是游牧民族。马背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有着开放的思维。很少保守。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族民俗文化，不能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并从中发现“根”和“源流”的蛛丝马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还保留着祖先的遗迹，还带着大自然的和谐信息的记忆。在发展中、进步中，还存留着人类社会从远古走来的印记。有史书中漏记的历史和往事。

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应该重笔重墨研究和发掘。

二、边疆少数民族民俗保护状况

边疆少数民族地处我国边远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欠发达，文化发展滞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复苏。民俗文化研究曾一度兴起，后来相继建立了一些民族、民俗博物馆。是一些可喜的收获。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民俗学的研究相对落伍，消逝的东西不会再来，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使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民族文化是悠久历史的积淀。我们纵观历史留给后人的也只有“文化”这两个宇，当然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文化的延续，只有传承才能延续，也就是有“根”有“蔓”，有“源”有“流”。

在世界的文明历上，中华文明的延续是她的基本品质，所以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唯一能够延续到今天的文明。

这项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今天应该比以往作得更好。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有更充足的理由和条件来做好这项工作。“三个代表”就包含了先进文化，能够传承下来的也都是先进的文化因素。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程度，受教育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乏民族大学、民族学院。也有一些研究民族文化的机构和学术组织。但是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在。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对民族文化的冲击，民俗的消亡加速比我们想象的速度要快得多。1999年我们建立了一座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征集民族民俗文物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简直是大海里面捞针。想找一副木制的弯钩犁都找不到。找一领炕也没有，买炕也没卖的，最后在粮库找到一领类似的炕。我们手里拿着拟定的征集文物清单成了一纸空文。

农村房舍改造。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的满族、达斡尔族的房合。现在各民族服装都是仿制的，平时大家都穿一样的现代服装没有什么区别。

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是目前世界上满语保留最好的满族村屯。三家子村被学术界誉为“满语研究的活化石”。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调查研究满语、满族文化的重要基地。这个基地也很危急。据2000年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的调查情况显示：能流利说满语的只有3人，并且当时70多岁。能听懂会说大部分满语的只有5人，年龄已近70岁。剩下40岁以上的也只是一知半解。从总体情况看，三家子村现在满语的衰落趋势明显加速。

面对现在满语的现状和研究人员的稀少，还有北京历史档案馆尘封者的50多吨“满文老档”，给我们的启示大概不仅仅是一种担忧。

1998年北方的洪水之后。黑龙江兴建了一个达斡尔族新村和一个赫哲族新村。都是清一色的“洋房”，失去了民族特色，这就是我们现代的标准民族村。继鄂伦春猎人下山之后，鄂温克也赶着鹿群内迁了，他们不再是“林中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民俗也势在必改。这些原生态的少数民族，曾是民俗学研究的“活化石”，加大研究力度还是当务之急。原来烧牛粪，现在用液化气罐了。不会用。不习惯。因为没有个性了，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生活。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状况，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问题要比我们预料的还多。

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是民俗学研究的活化石

人类的生存发展是离不开大自然的，所以我们才是地球人。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原生态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保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所说的民族特色，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因为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在边远地区。大自然还没有被完全改造，或多或少的还保留着一点儿原生态的原汁原味，还存留着一些相对古老的民俗民风。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活化石”。

北方的少数民族多数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他们是多神论者，山、树大自然中他们认为可崇敬的都是神，认为万物有灵，萨满是神的使者，或是人和神的中介。由于萨满教并没有被列入正式宗教的范畴，只是不公开的存在于民间，我们很难看到萨满教的宗教活动。但萨满教和这些少数民族一样同时并存。

有些民族传承着祖先崇拜的古老习俗，他们以天为大，民居开西窗，西炕、西墙是供奉祖宗的地方，他们还要年年祭祖。求得祖宗的保佑。民族的传统节日“那达慕”，祭“敖包”还在延续。

祭天地是必不可少的，就连日常生活中比较正式的场合，饮酒也要先祭天地才可以喝酒。

少数民族擅长歌舞。歌舞是民族习俗的一部分。折射着

来自远古的血脉。

民族学的研究已经为考古学所采用，在边疆考古中，结合得尤显重要。我国历史上有些民族已经消失了，但在考古发现中发现了遗迹。例如鲜卑、匈奴、契丹等。有些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一时，现在无影无踪，就要靠考古学和民族学来探索。有些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但民族却得以延续，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得以传承，这是靠人传承下来的。

考古学是以物为本，民族学是以人为本，物是由人创造的承载了人的信息。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明考古问题，民族学为考古学提供了“活化石”。

内蒙古发现了一座契丹墓，墓主人的身份难以确定。开始认为'墓主是位公主，但后来从服饰上的左肩太阳和右肩的月亮图案，用民族学来破译，墓主是位萨满教的巫师。

边疆考古基本上是民族考古，但还没有民族考古学的定义。有些民俗传承的历史轨迹相当久远。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毁器”的古老习俗，最早的距今七千多年。北方民族一直延续着“毁器”习俗，青铜时代有，现代葬俗还有所反映。我们还在新石器墓葬中发现了头骨变形的习俗，满族曾盛行“睡头”的头骨变形习俗，头骨变形来源已久。

契丹族有“青牛白马”说，现在北方葬俗男人亡扎纸马，亡女人扎纸牛焚化，这种习俗已经扩展到北方的汉族人。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习俗互相影响，超出了一个单一民族的范围。

民俗没有硬性条文规定。但却认真遵守着、执行着、由人一代一代的传承着。

民俗形成的历史是久远的。存在于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中互相学习，形成了共同的或不同的民俗文化，有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但都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河南濮阳出土了仰韶文化的蚌龙。辽宁出土了查海文化的石龙和红山文化的玉龙。山西龙山文化出土了彩绘龙。黑龙江阿城出土了金代的铜坐龙，这些的形象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但有着共同的传承和中国的龙文化传统。

四、加大工作力度拯救边疆少数民族文化

新世纪的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同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我们能创造民族文明，也有能力传承和发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民俗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立竿见影”的实效和经济效益。无论从点上，还是面上，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缺少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规划去实施。民俗学的研究是一项软任务，没有硬性的规定。

上个世纪杰出的民俗学家们用了几十年的努力，甚至是毕生的精力，作了大量的民俗学的研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奠定了理论基础，开劈了研究道路。新世纪到来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使我们感到民俗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民俗学研究更显得十分紧迫。

首先是缺少民俗学研究人员。边疆地区很少有人从事民族学研究工作。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员，只是集中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民俗学研究人员出现了断档和青黄不接的状况。民俗学研究的成果到了上个世纪末，也进入了尾声。年轻的致力于民族民俗学研究人员，不敢说寥若晨星，也是人员太少、缺乏一支专业队伍。

再就是应当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体制的培育。过去的文化体制“三级文化网”十分活跃。由于经济发展，这个网络已经不健全。不太发挥作用了。这不利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也给民俗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缺失。

在乡镇改革和村屯合并中。加强民族乡和民族村的建设也很重要。尽可能的保留原生态的民族村屯和民族文化生态，吸取人为建新村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不一定非要农村城市化。要按民族化发展农村的经济和文化。我们觉得搞得挺好，改造后的房舍，民族风格不变，藏民仍然按着自己的民族传统生活着。只是新与旧的变化。“味儿”没有变。

民俗学的研究应当注重田野工作，多调查、多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现在很多人很少下乡，深入实际，就连面向农村的文化单位也不下乡。我提出下乡，他们反而觉得奇怪，我们都不下乡，你下什么乡。看来很少有人愿意搞田野工作了，但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你浮在上面研究什么昵。我们不否认信息时代网络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依靠网上的东西抄来抄去，编造一些自己都信不实的“论文”。

更有甚者，把网络看成是万能的，学问都在网上，网上什么都有。上网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田野工作。田野工作必须自己亲自去作，去研究、去调查、去感受、去发现，必须自己去变革“梨子的汁味”。

田野工作也存在机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调查的东西。现在也不一定有了。我们八十年代调查的材料，现在也很难再找到了。所以要发现机遇，搞好调研，溯本逐源。

要重视民族考古工作，其实边疆考古就是民族考古。边疆的民族考古添补了许多历史空白，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民俗学宝贵资料。

拯救边疆民族民俗文化，光摘自发的工作是不行的，应列入国家和地方的长远规划。象自然科学一样，例如“登月规划”有近期的长远的工作规划，水到渠成。

民俗学的研究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靠“单兵作战”是很难有成效的。必须设立科研项目，建立课题组，分工协作才能完成一个大的项目，取得硕果。

弘扬民族文化，是提高对民俗文化认识的基础。历史上曾出现偏差，把民俗看成是“四旧”扫地出门。现在仍有人把民俗看成是落后的东西，民俗调查中也有部分人误认为是找少数民族的“阴暗面”，不予配合，工作难做。

由于民族文化工作的缺失，出现了一些扭曲。传统的中华民族节日受到了“洋节”的冲击。莫名其妙的炒作洋节，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盲目崇洋，弄得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洋人一头雾水。也有为经济利益驱使，打着民族文化的招牌，变味的商业化开发民俗，给民俗文化造成了不应有的破坏和损失。保护和破坏同时并存，有时我们低估了破坏的力量和速度，使得我们的保护变得很“苍白”。新世纪的到来，推动了民俗保护的车轮，增加了民俗保护和研究的紧迫感。中国的传统重大节日“端午节”，被韩国抢注了成为了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刺激了国人，我们丢了“国宝”还能无动于衷吗!但是现实已成定局，无法挽回。我们该继承的没有继承，不知我们的“国宝”还会不会再遗失。什么是挑战，两千多年的品牌如此下场，还不是挑战?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和民族文化遗产，是民俗文化集中留存的一块阵地，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宝藏。这个阵地，还是在策略上应当坚守，宝藏还是应当开发利用。加强边疆地区的民族民俗工作，不是一己的利益，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工作，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工作，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能够延续下来的文明。没有保护就没有传承，不能传承也谈不上延续。中华文明是先进文化的融合，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56个民族的魅力来源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

缺一不可，社会的发展，势必带来文化的繁荣。加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抢救工作。势在必行。

五、以人为本的民族民俗文化传承

民族民俗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人是民族民俗文化的主体，民族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人在自然界生存中，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遗存，是人类的印记。

民俗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包括衣、食、住、行、信仰和宗教意识等。“人”有生以来就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民俗的取向是由他们的生活空间、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理念来决定的。

民俗的形成、经历了人类生长的久远过程，民俗同民族并存，具有很强烈的个性，和潜意识的存在。所以无论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用民俗这把尺子，找出你是“中国人”。

民俗是丰富多彩的，通常说“百里不同俗”，在多民族聚居区，个性和共性并存，体现了民族之间的融合发展。

边疆的少数民族。多数没有文字，民族文化是依靠人来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千百年来，以人为本，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我们要注重保护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人。赫哲族现有四千余人，只有五个人会“伊玛堪”说唱，就靠这几个人传承这项世界文化遗产。满族村，只有几位长者会满语。民族民俗文化已经濒临抢救的边缘，保护传承人，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挖掘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中，要注意发现，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要把保护传承人放在首位。扩大传承人的范围，培养继承人，并以现代化的多种手段记录和传承传统文化。用以人为本的理念保护和传承民族民俗文化。繁荣民族文化。

六、关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黑龙江省地处祖国边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北方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有“清”一代称之为“龙兴之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白山黑水蕴育了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文化。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经过历史的演变，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蒙古族、朝鲜族、满族、克尔克孜族、锡伯族等，仍活跃在他们自远古生息的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腹地；仍保留着他们血脉传承的丰富多彩的民族风俗和传统民族文化。

第8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以成都古典园林为例,分析了城市民风民俗文化对园林文化的影响,从民风民俗在城市古典园林中的体现可以看出：城市民风民俗文化对于园林的形成、发展以及园林的文化内涵有着较强的作用。

中国的古典园林并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自然与人工物质的结合产物,园林自初创之日起,就是人类意识中理想王国的形象模式,也是各文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念的艺术模式,它是中国人把自然人化和把人自然化的艺术方式,这也就是中国园林最基本的文化内涵。因此,除了经济、地理自然环境等物质层面的因素以外,对园林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精神层面。本文拟从成都和扬州园林的具体情况出发,以两座城市精神层面中的民风民俗文化为主,分析它们对各自城市古典园林所产生的影响。

从民俗的集合来看,它本身形成了一个文化系统,与宫廷文化和文人文化三驾齐驱,互相矛盾、影响、渗透,推动着社会文化向前发展。而民间风景园林景观,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系统的外化。

1 成都的园林概况

成都在历史上有数次城市发展的高峰期,经济、文化发达,地理条件优越,加之多年来,成都始终是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唐宋时有“扬一益二”的称谓,因此园林发展所需要的各项条件有了很好的保障,同时也使园林文化的发展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保持了相对的连续性。成都古典园林的发展历史、景观特色在我国古典园林中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成都园林在其园林发展过程中是中国园林重要的一个分支。园林学者刘天华认为：我国园林按地区分类,有所谓江南园林、岭南园林、北方园林和蜀中园林的称谓,成都园林则是蜀中园林最典型的代表。无论是建筑、山水、花木植物,还是园林中众多的人文景观、楹联匾额,成都的园林都有着中国传统园林所共有的特征,也体现着本土风貌。园林风格既有北方园林空间开阔,布局严谨,气势宏伟的特点,又具有江南园林小巧玲珑,灵活多变,风光明媚的优势,融南北园林特色于一身,并具有地方文化艺术特色,在中国的城市园林中可谓独树一帜。直至今天,城市园林仍然是成都最主要的城市景观和旅游景点,可以看出园林在成都城市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2 成都的民俗文化

成都地区“秦豳同咏,故有夏声”,在中国的文化区域的分类中属于巴蜀文化区,其中成都是蜀文化区的中心城市。自秦以后,一直都是关中腹地后方,民俗大体与中原相同。由于成都是一座以农业、手工业以及农副产品贸易为主的城市,所以民俗受农业传统思维的影响,乡土气息浓厚,民众的性格淳朴,审美情趣崇尚自然、古朴典雅,粗犷大方,这种民俗风气深深地影响着当地民众的审美观。成都当地民居的风格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建筑布局自由敞朗,还有许多布局注意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二是建筑造型轻巧,多青瓦屋面,外墙用竹编白粉墙体；三是色彩淡雅,成都四季常青,自然色彩丰富,因此建筑色彩就较为朴素。此外,成都民俗特色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喜好在园林举办的游乐活动。记载宋代成都民间游乐风俗的著作《岁华纪丽谱》中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这是因为成都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民众与世无争,生活悠闲,到了唐宋时期,成都经济空前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当时的成都“列肆云罗,珠贝萤煌于三市；居人栉比,尤豪繁盛于五陵。俗尚嬉游,家多宴乐。犬子扬雄之故里,文翁石室以犹存,所以时有才名,好藏文籍。劝分务樯,俗久返于淳和；说礼敦诗,门竟成于邻鲁。既富且庶,役寡赋轻,古为奥区,今尤壮观。”城市的繁荣造成了当时社会游乐风气的盛行,从正月元旦开始直到冬至,各种节庆游赏活动连续不断,当地“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而上元节的灯会、二月踏青节和四月浣花日百花潭游江、三月三日游览学射山和泛舟万岁池等也都是当时全民同乐的传统习俗。这种乐观向上、享受生活、好吃好玩的生活方式,古往今来,成都人概莫能外。

3 成都民俗文化对古典园林的影响

成都的民俗文化中通过民间审美观、民居风格和民众游赏风俗传统这三个方面在成都的园林中得到非常直接的体现。

3.1 民间审美观

一般来说,园林的主人不可能是普通民众,造园的整体思路和要求必然出于园主或造园者的自身需要来考虑,成都的园林主人多为平民类,即与政治关系并不紧密的退休官僚、士大夫等,由于成都与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园林主人对皇家官府并没有多少迎合奉承的需要。除此之外,即使园林主人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较高,但他的生活背景和环境也始终无法完全脱离当地的民风风俗,或者二者之间互相影响,如成都本土的质朴民俗与成都园林的朴素风格。因此在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园林主人和建筑师建造园林时,从园林的整体风格到局部装饰风格,都不可避免地会从基本的民间审美角度去考虑如何打造园林的风格特色,所以成都园林简朴淡雅的风格与当地民间审美观颇为相似。

3.2 民居的建筑风格

在我国传统建筑中,住宅是各类建筑构成与形象表现的一种原型。无论是庙宇、祠堂、庄园、宅第、城镇,其格局都基本遵循了住宅的范型,通过轴线而渐次延伸展开,等级秩序分明。传统住宅及居住环境对于传统文化、艺术创作和百姓的精神生活,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成都园林建筑的庄重典雅,不好奢侈,体量不大,色彩淡雅,建筑外檐多层次的装饰手法都深受成都当地民居建筑的特色影响,因此也创造出以天然景观为主、人工景观为辅的园林环境。成都园林因在使用功能上多属纪念名人性的公园,且看重与自然风景尤其是水景的结合,无须考虑园主的生活方便与否,所以多分布在当时的城郊一带。由成都民居与园林的关系,可知在建筑和布局上园林受民居的影响比较深远。说到底,园林只是为园居者全部生活艺术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条件,离开了园居者的生活,它不过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外壳。

3.3 民间的游赏风俗

唐宋两朝由于成都经济的发展,使得游乐渐成气候,后来更成习俗,加上地方行政长官的倡导,以浣花溪、大慈寺为代表的一些园林成为了新兴的商业区及游玩区。由于民众喜好游乐,加之成都园林的历史名人纪念性意义较强,相关的民俗活动众多,如都江堰的放水节、人日游草堂、踏青节的游江等,因此园林作为官民同乐的主要场地,在风格布局上必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度,在景观的设置上也尽量以自然景色为主,所以成都园林的地势和园内的景点设计使得园林对周围的环境呈开放性和半开放性,如在桂湖的古城墙上以及古城墙上所建的观稼亭上可以登高一望川西平原的田畴风烟；杜甫草堂前的浣花溪就是行船、捕鱼、耕作的一派田园野渡风光。总的来说,成都民众的休闲娱乐喜好一直推动着城市园林的建设和发展。

4 结 论

成都作为蜀文化的代表城市,其城市民俗深刻地体现在城市园林中。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园林属于政府或者私人而不是大多数民众所有,但是园林的规划和建造却离不开园林所在城市民俗文化的特性,它对园林的风格特色、布局和景观设置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成都传统民风民俗对其城市园林文化影响的研究,可以看到成都的城市园林在总体的风格特色、意境的塑造、整体和局部的布局、景观的设置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成都传统民俗的深刻影响；而传统的城市民俗又因为园林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得到了体现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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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传统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关天经济区；文化优势；经济优势；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42-02

宝鸡是炎帝故里，周秦文化的发祥地。2009年6月国家颁布实施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把宝鸡定位为“副中心城市”，突出了宝鸡在经济开发区中的战略地位，因此宝鸡经济的发展速度会影响到国家在西部谋划的第三个经济区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实现宝鸡经济的率先发展要依托于这里的文化资源禀赋优势，同时取决于文化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宝鸡文化优势对关天经济开发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历史文化优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

历史文化资源展示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体现的是城市最独特的文化优势。作为炎帝的故乡和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宝鸡留存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诸多的历史遗迹，曾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汉唐文明。作为中国的教派、文化、医学、民间传说、文物最集中的发源地，佛教、道教、儒教的发展在这里也源远流长。同时宝鸡堪称中国人类社会的博物馆，有震惊世界的“东方佛都”法门寺，有世界唯一的青铜器博物馆，收藏有各类历史文物数十万件，因此，宝鸡因“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极为深厚”而具备了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姜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创新创造、为民造福的精髓，正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基础和源头；以礼乐文化和制度文化为特征的“周礼秦制”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的基本架构，而且也为以德治国、以法治国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和历史智慧。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宝鸡的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要充分发挥关天地区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的优势，寻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契机。这实际上就要求必须抓住机遇并积极发掘、传承和创新这里的历史文化，把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这样就能极大地吸引世人，改善投资软环境，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2009年开始，宝鸡已经开始建造周文化产业示范区，其中包括中华礼乐城的建造，它以周代王城为原型，以周礼文化为核心，集生态观光、文化传播、时尚体验为一体，通过锻造创意产业链，再现了周代礼治天下的盛世文明，对宝鸡城市文化形象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宝鸡已经成功举办了“全球华人省亲祭祖大会”，“中国宝鸡法门寺国际文化旅游节”，开发了“周秦文化游”项目。如果宝鸡能通过举办突出华夏文化的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和周公祭祀大典等经济、文化、旅游等活动，一方面在大力弘扬古老中华文化的同时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另一方面能广泛联系海内外炎黄子孙，以炎帝陵为依托，把宝鸡打造成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那么，宝鸡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会进一步提高，文化优势带动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更明显。

二、传统文化优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

宝鸡拥有以民间艺术、西府民俗为主要内容的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禀赋。传统文化资源能为城市发展创造出鲜活的个性，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并以此延伸产业链，扩充财源。城市文化是城市的个性与特色形成的条件，而城市个性与特色，是与民俗风情等文化积淀分不开的。作为中华民族和黄河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宝鸡文化中也具有典型的东方地域文化特色和丰富灿烂的民俗文化内涵。由于西府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地域大致同于宝鸡地区，这里自古以来所具有的优越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为宝鸡注入了极其丰厚的具有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色彩的传统文化养分。从地理位置看，宝鸡东连咸阳，西接天水，辖“三区九县”，地域辽阔，民间艺术形式丰富多彩，民间艺术品种类繁多。这些民间艺术形式作为历史文化的提炼与生活的浓缩，不仅代表了浓重的地方特色文化，更是记载了传统文化艺术和延续了民间的故事传说，并催生出了风格迥异的民间艺术品，如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用于祭社活动的社火表演和随社火表演同时诞生的艺术作品社火脸谱，不仅绘画风格和造型艺术具有极高的民族特色和美术造诣，同时载以人物的容貌和性格特征，正体现了极其丰富的民俗文化特色。再如集中于宝鸡凤翔县的彩绘泥塑，抽象逼真、色彩鲜明；起源于唐宋时期的千阳县刺绣，手法细腻、构思精巧；开始于唐代的木版年画，刀法凝练、传神逼真；开始于明朝的罩金漆器，更是以漆绘画，将传统的中国笔墨画展现在木刻工艺品上，美观文雅、古朴新颖。这些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品正是生活文化的传承、发展与积淀的结果，它们集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艺术性、实用性于一体，展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正因为拥有如此之多的民间艺术与民俗文化产品，宝鸡被誉为“民间工艺美术之乡”。传统文化的充分发掘与利用，为宝鸡的城市发展创造出了鲜活的城市个性，塑造了独特的“城市名片”。如果将民俗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结合起来，就能延伸传统文化产业链，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并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在更深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发掘民俗文化的价值，并使之与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就会形成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带动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在文化产品开发中，关键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加大文化产品的市场推介力度，如通过举办各种民俗文化节和招商引资洽谈会，推出一批文化旅游项目和产品。截至目前，宝鸡已成功举办过多次“西府民俗文化游”活动，并在高新大道树立了“陇县马勺脸谱”、“扶风皮影”、“凤翔泥塑”、“千阳剪纸”等14座雕塑，它们均色彩斑斓，雕刻精美，这正集中体现了宝鸡深厚的民俗文化，展示了宝鸡的城市个性与特色。同时，面向海内外进行招商，引进高水平的大企业集团前来进行品牌开发，通过传统文化产品品牌的开发、生产、推介和销售，不断延伸文化产业链，开拓市场，为宝鸡城市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极。作为传统文化的民俗文化也是一种精神资源，在传播宝鸡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既能扩大宝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又能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文化优势带动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更明显。

三、现代文化优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

宝鸡拥有以积极进取、高雅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化资源禀赋。作为先进文化的导向，现代文化资源能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城市吸引力和辐射力，在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的同时，带动关天经济开发区经济的发展。宝鸡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也具备积极进取、高雅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化资源。先进的现代文化及文化的发展与导向，不仅能完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的品质，更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把宝鸡建成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经济区副中心城市。这是对宝鸡城市发展提出的更高要求，也为宝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历史发展机遇。利用好这个发展时机，宝鸡就能在西部实现“三个率先”的目标，即“在西部率先实现工业化、在西部率先建成现代化大城市、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通过建设，宝鸡将成为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西部重要交通枢纽，成为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宝鸡城市的外观形象，诸如城市的空间布局，建筑的造型、风格、色彩以及道路、广场甚至路牌等硬形象将会更加吸引人。但这些只是从硬件设施上对宝鸡的发展提出的更高的发展要求和具体的建设措施，如果要实现宝鸡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必须通过城市文化建设，实现现代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城市现代文化的开放性、进取性、高雅性、文明性为宝鸡的现代文化注入了更多的养分，如果能实现城市发展中物质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高度融合，城市发展才更有后劲，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效果才更明显。在城市现代文化建设中，离不开对民族精神的培养，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勤劳，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是实践中的创造力、凝聚力的重要源泉，也应该称之为宝鸡的城市精神，这种城市精神作为一个城市团结奋进的动力，应该成为城市现代文化的核心。在具备了这种城市精神的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提高市民的文化道德素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增强他们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塑造高尚的人格，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通过宝鸡城市的现代文化建设，创造有利于吸引更多资金的人文环境，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实现文化产业经济活动和经济总量的同步增加。如果在宝鸡的城市文化建设中更加注重现代文明的内容，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在实现宝鸡率先发展的同时，带动关天经济开发区的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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