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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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行政处罚范文

作的法律程序，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步骤、

顺序、时限等程序方面的问题，是控制其不被滥用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方法。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处罚自由裁量权作一探讨。

一、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及负效应

何谓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国外代表性的解释是：“指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拥有的从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做选择的自由权。”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应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

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

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它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积极地推动作用，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起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持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国家权能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其集中表现是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为：不正确的目的。行政机关违背授权法的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于个人目的或小团体利益考虑，滥用行政处罚权；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考虑不应考虑的因素或不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违反客观性（排除主观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权时参与了不正当的主观因素；显失公正。具体行政处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明显不公平；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罚决定时，不按法定程序进行。

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其后果严重，危害性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一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畸轻畸重，反复无常，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引起群众怀疑、不信任，产生对立情绪，不配合行政主体的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增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二是助长特权思想，滋生腐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当前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在很大程度上与赋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关。

第2篇：行政处罚范文

由于行政处罚涉及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或义务，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为了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不会受到任意限制或者增加不必要的义务，我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设定有着严格的规定，对其规定了较高的权限层级。《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和法规可以创设行政处罚的项目；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法律、法规和规章之外的规范性文件都不可以设定行政处罚。

就档案部门而言，1996年7月5日修订后重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赋予了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权。档案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照职权管辖。为规范档案行政处罚行为，保证程序合法，2000年国家档案局了《档案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档案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三种，即警告、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

档案行政处罚的适用原则，一是以《行政处罚法》、《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二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三是公正、公开、及时；四是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档案行政处罚的适用条件，一是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人；二是有具体的违法事实和证据；三是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依据；四是属于查处的机关管辖。

档案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在《档案法》中有严格规定，一是对行政处罚适用的违法行为种类的限定，不是所有档案违法行为都可以适用行政处罚，只有部分档案违法行为才适用行政处罚；二是对行政处罚适用的违法行为的主体的限定，某些档案违法行为必须有特定的主体才适用行政处罚；三是对行政处罚适用的违法行为所侵害的档案范围的限定，某些档案违法行为必须构成对特定档案的侵害才适用行政处罚。

根据国家档案法律法规的规定，下列情形适用行政处罚：

一是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过程中，损毁、丢失档案的；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档案的；涂改、伪造档案的。

二是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

除了国家档案法律、法规规定外，档案行政处罚的适用还应考虑地方性档案法规和规章创设的相关内容。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档案违法行为尚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档案法律、法规对违反档案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尚未制定处罚规定的，规章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据此，一些地方性档案法规和规章在国家档案法律、法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的违法情形之外，创设了地方性的档案行政处罚项目和规章处罚项目。因此，档案行政处罚的适用情形，还必须结合各地区制定、实施的地方性档案法规和档案规章的相关内容。

对调查终结的档案违法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不同情况可以分别作出如下决定：一是确有应受档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是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予档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三是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档案行政处罚；四是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五是认为应当给予当事人或者受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行政处分的，向其所在单位或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建议。

第3篇：行政处罚范文

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设置比较

（一）行政主体设置性质比较。当前我国承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性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授权型集中模式。一种是委托型集中模式

授权型集中模式主要是指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或社会组织的权力来源是依据国务院的决定或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其特点有三：一是其依据国务院的行政决定或省级政府的行政决定；二是其主体是被授权的行政机关，并有独立的执法资格，自己能承担法律责任；三是其主体与原行使该行政检查和处罚权的行政职能机关是一种配合协调关系，原行政机关不再行使行政决定中已划出的行政处罚权。实践证明，这种经授权获得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将原分属于各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集中统一行使，既能有效精简行政机构，又能解决交叉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的问题，其本身拥有明确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特别是其权力来源有组织法和行政处罚法的保障，是一种最宜采用的模式。当然，这种模式的最大不足主要是机构改革面较大，阻力明显，程序繁多。“这种模式要经国务院授权的省级人民政府决定，其程序较为复杂，但复杂的程序本身也是一种保障。”

委托型集中模式是指一个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接受多个行政机构或上级行政机构的委托，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以委托机关名义代行委托机关的行政处罚职能的活动。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行使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特定执法机关的内部职能结构决定了委托行政处罚权的存在；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上述授权型集中模式程序繁多，时间跨度长，有些地方为了提高效率，往往不愿采取授权型集中模式，而改为委托型集中模式，由原行政处罚机关把其城市管理的相关处罚权通过委托的方式委托给专门机关或组织来行使。委托型集中模式中，受委托组织的权力直接来源于行政机关的委托，因而程序简便，时间较短，成本较低，因而也较受欢迎。但如果其操作不当，监督不严，尤其是后一种原因产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使，缺陷更是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法权威性大大折扣，如果在委托的过程中，委托程序不规范，委托结果公开性不够，就会给行政处罚相对方产生执法主体不合格，执法组织乱处罚感觉，严重影响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尤其是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身就不能随意委托的行政处罚权更是如此。二是行政处罚的规范性不够。委托执法本身是在农村等地方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形式，如果这种形式被滥用，而又得不到很好监督，会导致受委托组织滥用行政处罚权，为罚而执法，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近几年，在一些农村地区产生与此也有一定原因。三是行政处罚责任不明确。从理论上来看，受委托执法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委托机关来承担，但在现实中，由于乱委托、滥委托的大量存在，委托执法人员的素质等原因，委托执法机关和受委托执法组织的职责很难分清，委托执法机关也不愿意承担执法责任，尤其在县区一级，有些委托不是委托组织自己愿意的，而是县区政府指令其必须委托更是如此。

（二）行政主体设置的方式比较。当前，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使的机构设置方式来看，主要有三种方式：

1.现有职能机关集中行使型。此模式的指导思想是重新组合各机关的职能，避免新设部门引起机构膨胀，利用现有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其主要做法是调整现有有关行政机关职能，确定一个行政机关作为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施机关，加挂执法队伍的牌子，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如青岛、长沙、深圳、合肥等城市基本采取这种模式。这种模式能减少机构设置，有利于短时间实现处罚职能的转换，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行使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容易发生角色错位，其本身双重职能及法律地位的附属性难以保证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公正与效率。

2.现有职能机关下设机构集中行使型。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构是现有职能机关的下设机构集中行使，该机构在管理体制上不具有独立性，不是一级政府的独立组成部门，而是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内设的、由该部门领导的下设机构。此种模式的最大优点也是不另设机构，不增加行政编制，甚至执法人员也不要太大变化，因而改革面较小，阻力也较小，但其“硬伤”也显而易见。即使其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构是经过省级部门授权，也很容易让人相信这是行政委托，而且由于是独立行政机关的二级机构，其处罚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令人产生怀疑。

3.新设专门机关集中行使。实践中采取这一模式的城市较多，如广州、大连、珠海、中山等城市。在得到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授权后，新增一个专门行政机构来集中行使原由多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处罚权，而且该机关大多作为市政府的组成部门，作为一级行政机关，原行政机关不得再行使相关的行政处罚权。应该说，这种模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机构设置模式，它提高了行使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专门机构的法律地位，使该机关集中精力实施好行政处罚权工作，从而提高行政处罚队伍的专业素质，保证行政处罚的独立性、公平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同时，也使执法责任更加明确、清晰。但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增加机构，和当前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不相符，所以，较多地方在批准成立综合执法局的同时，要求必须撤销另外一个政府组成部分即是出于这种种考虑。

（三）行政主体设置的名称比较。当前已经进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地方，其承担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组织名称也各不相同，如北京、咸阳、西安等城市采取的名称是“某某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而杭州、温州、厦门、大连、长春、济南、海口等较多城市采取的名称是“某某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济宁、三亚等少数城市采用的名称是“某某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把城市管理两字去掉了；还有更少数城市如郑州就叫“郑州市行政执法局”。当然，名称叫法虽然不同，但其承担的集中行政处罚权基本相同，不过，从比较科学的名称来看，还是称“某某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比较合适，因为“城市管理”把其管辖的范围界定清楚了。当然，在当前也有一种主张不要“城市管理”四字，因为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展加快，很多区县已经把综合执法工作延伸到镇，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再限定为“城市管理”。但笔者以为，此项工作的开展主要还是为城市管理，暂时还是加上为好。而“综合”两字突出了其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执法。当然，也有人提出“行政执法”是否太笼统了一点，是否更细化比如叫“行政处罚局”，关于这点笔者认为倒未必，行政处罚也是行政执法的一种，如果太细了，弹性太小，不利于下一步可能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其它的如行政检查、行政强制等执法权也吸收进来，反而不科学。

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管理范围比较

通过对全国绝大多数城市行政处罚权集中的范围分析来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主要有大集中模式和一般集中模式。大集中模式以北京和沈阳为代表；而全国大部分城市都是一般集中模式。应该说，大集中模式集中比较彻底，凡是涉及到城市管理的行政处罚权基本上都进行了集中，而且城市越大，需要集中的处罚范围也越大，如北京市就集中了了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城市规划、工商行政、公安交通、城市节水、停车管理、环境保护、施工现场、城市河湖、公用事业、导游业、市政、交通等14个方面。沈阳市城管执法局目前共行使14项职能,包括市容、市政、环保、园林绿化、房产、文化市场、人防工程建设、煤炭、建筑市场和施工管理、民政殡葬、公共事业、城市规划、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这种集中模式有其合理之处，把该集中的都进行了集中，免得产生新的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现象。但其实施过程中阻力较大，需要磨合的时间也较长。一般集中模式在目前比较普遍，现有绝大多数城市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过程都采取这种模式，如《安徽省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就明确规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范围主要包括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及省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其他行政处罚权。在现实中，据笔者调查，安徽省大多数市、县都只是集中前七项，而后一项弹性条款暂时都没有集中。这种集中模式的优点是集中范围不大，涉及的处罚机关不多，而且集中的行政处罚大多是原单位也很难管理和处罚到位的职权，所以阻力较小，时间较短，协调难度不大。其不足是具体实施过程中容易产生新的职责交叉、权能模糊现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所以在当前较多地方，大都采取逐步过渡的形式，即先采取一般集中模式，经过试点和时机成熟以及人们观念上的逐渐接受，再向北京和沈阳学习，开始较大范围的集中行政处罚权。当然，行政处罚权也不是越集中越好，有些不需要集中的集中了反而效果不好。

三、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纵向管理比较

目前，我国在中央和省一级还没有设立承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所以，纵向管理模式主要是指市、县（区）、街道（镇）这三级承担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或其它社会组织之间的管理关系和管理方式。当前，从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方式上看：

1.市区之间主要有市垂直型和市区双重领导型。市垂直领导型是指仅在市级设置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构，这种权力全部集中在市级行政机关，其下属的区、街道和乡镇主要承担管理任务，无相应的执法权。这些机构有时只能作为市级综合执法机关的委托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但不能成为行政处罚的主体。这一模式把集中的行政处罚权集中到市一级来行使，免除了区和街道的干扰，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的行为，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加强与其他相关执法单位的协调。其不足是易导致基层执法力度弱化，想管理的没权管理，有权管理难以管理，看得见的管不着，有权管的看不见，削弱基层的积极性。一般来说，中小城市可能比较适合这种模式。市区双重领导型是指市和区分别设立集中行政处罚机构，各自都是独立的法人，能用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处罚权，区一级综合执法机构接受区政府和上级综合执法机构双重领导。在这种模式下，区综合执法机构是主要的执法主体，承担着绝大多数的城市行政处罚任务，市级综合执法机构只承担着诸如跨区的、流动的和重大违法的行政处罚任务，其更多的是对区行政执法的业务指导、培训和监督。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把具体的执法权下移，真正使想管的有权管，实践中效果比较明显，当前绝大多数城市采取的都是这一模式，也比较适合大中城市。

2.市县之间主要采取的是双重领导型。这是因为市县和市区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县一般离市都有一定距离，而且市县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和市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市垂直领导型是不能满足县里行政执法的要求的，而且也会导致行政执法效率低下。当然，县综合行政执法仍然需要接受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业务领导和执法监督，执法相对人如对县综合行政执法的具体处罚不服，既可以向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申请复议。

3.区街道（镇）之间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垂直领导型。如北京的海淀、石景山区、十个远郊区县的监察分队（承担集中行政处罚权）由大队垂直管理，分队的人财物都在大队；另一种是双重领导型。在这种模式下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分队的人事管理权在大队，而财物管理权在街道办事处，如北京的崇文、宣武、丰台区；另一种分队人财物的管理权全部在街道办事处，大队只有对分队工作的考核权，如北京的东城、西城和朝阳区。

4.县、镇（根据我国相关组织法，镇的管理属于城市管理）之间主要有垂直领导型和双重领导型。随着我国县级政府的发展和城镇一体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市、县政府不仅开始考虑县级政府所在地的行政执法问题，而且也对较大的镇、尤其是县城周边或市级周边的镇执法进行了谋划，较多县也进行了综合执法的试点。从目前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县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垂直领导，设在镇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只是县级执法部门的派出机构，人财物都在县执法部门。这种模式优点在于能够规范基层行政执法，提高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素质，改变执法形象，其不足主要在于乡镇一级执法配合动力不足，县级财政力量欠缺，执法成本增高。而双重领导型主要是指镇综合执法部门接受同级镇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综合执法部门的双重领导，要么是财物由乡镇解决，人由上级统一招考培训，要么是人由原来的乡镇相关执法人员通过考试和培训，财物由上级解决。但不管哪种情况，业务统一由上级综合执法部门来领导。

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横向协作机制比较

城管执法，实际上执行的是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责。虽然城管与其他机构之间的行政处罚职能通过授权或委托基本上分割的较为清楚、明确，但城管执法的有效性依然需要依赖于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如城管在执法时遇到暴力抗法，则需要公安机关的配合和支持；再如，在一些违法情节的认定上，需要通过检测或勘验才能确定，还是需要原职能部门的协助。正因如此，各个地方都建立或创新了一些城管部门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上级部门协调制度。如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负责本市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卫生、城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是北京市城市综合执法机构的直接上级机关，也是对综合执法机构进行协调的常设机构。但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效果不很理想，原因有二：一是职责太多，对于城管执法的部分无暇顾及，而且城管执法比较繁难，不容易从中获得较好的激励。二是由于市政管理委员会地位仍然比较低，只是和其他机构平行的一个行政机关，因而其协调功能很难得到有效发挥。

2.联席会议制度。这种制度相比较前一种要好一些，它由不同的政府组成机关就相关执法问题由政府主要领导召集的一种协调机制，其协调的地位相对较高，协调的作用较明显。但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行政执法是一种常态工作，而联席会议必定是会议形式，不可能经常召开，在日常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执法机构管辖的事项繁多，多数事件均需要其他部门配合才可较好地解决，不可能每件事情都来召开联席会议。

3.制度化的移送制度。这种机制应该说部分弥补了上述两项制度的不足。这项制度要求，在制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具体方案时，就明确规定各个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如何协作、如何配合。如其他行政执法机关在检查或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发现可能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在固定的时间内向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抄送，而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处罚的过程发现有其他违法的也及时向相关行政机关抄送或报送。这种制度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规定，并辅之以一定的行政责任追究，可能会解决绝大多数行政执法问题。当然，对极个别涉及面和单位比较多或者是重特大执法案件，还是通过召开联席会议，效果可能更好。

4.派驻员制度。所谓派驻员制度是指对某些事项非常需要另一单位在执法过程中给予协助的，经协调由协助单位派人专门驻扎在综合执法单位以便随时进行协助。这种制度主要针对公安机关派驻公安人员协助综合行政执法机关执法，当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遇到行政相对方暴力抗法时，公安人员对违法者可能随时按照治安处罚法给予处罚，从而维护综合执法部门执法的威严。这种形式对于解决当前综合执法一方面乱用人身自由处罚，而另一方面又经常遇到暴力抗法，综合执法部门又无能为力现象有较好的效果。

第4篇：行政处罚范文

（一）、法律用语的表述不严谨。

一是案卷封面的案由表述不规范。案由要反映案件的本质特征，它是案件分类、登计的依据。有的中队随意表述，当事人名称和卷内案由名称不统一，违法行为当事人名称和违法后果等表述很不规范。表述案件的案由时，当事人和违法事实描述的不概要、不全面。在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的自由裁量上有一定的随意性，部分案件有的重大行政处罚行为缺少集体讨论审查把关的记录。

二是文书中的书写用语不规范。有的中队在说明违法行为时，写成违法行为发生的原因；有的中队口语化用语表述案件等。对违法事实的说明使用法律、法规、规章中条、款、项的用语未做到尽量详细。

（二）、笔录制作不规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要求，笔录应当载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内容，并由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签名的，应当注明原因或者由其他人签名见证。从本次检查情况看，执法人员提问针对性不强，内容过于简单，部分笔录的修改处缺乏当事人的手印或签字确认；二是现场检查笔录或照片证据中，对现场记录不全面、不具体，特别是数码照片打印后没有得到当事人确认；有些笔录中执法人员签名由一人代签；有些笔录中当事人不签名时，没有见证或者注明原因；三是有些笔录内容不全，该填写的部分没有写完整；个别笔录的内容有涂改，但是没有改动人的签名。存在偏重采用调查（询问）笔录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对证人证言等证据收集不够全面，缺乏证明力较强的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

（三）、执法案卷归档质量不高。从检查的情况来看，突出表现在：（1）卷内目录不规范。虽然一案一卷，但卷内材料编写页码、排列无序杂乱。（2）书写不工整。个别执法人员的书写潦草，字迹难以辨认。（3）案卷纸张不统一，目前我局案卷为A4纸、有其他类型的证据、证明、回执的未使用规范的粘贴纸张整理粘贴，看起来很不美观、不协调。（4）有些中队文书归档和装订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案卷封皮制作、目录填写、文书顺序、页码编写、案卷装订等不规范。

（四）、对签收法律文书人主体资格的认定有偏差。根据有关法律和证据规定，送达给单位（企业）的执法文书，应该由该单位(企业)盖章后具体签字人员签收，或者是法定代表人签收。倘若是一般自然人代签，则应要求企业出具相关的授权委托书，并附在案卷中。

（五）、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说理水平有待提高。本次检查中，我们发现有关部门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过于简单。比如在“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中仅仅用了几个字来说明一下案由，对于实施处罚的大量证据以及其证明的对象只字未提，这与《行政处罚法》第39条的要求有相当的差距。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和行政许可作出后、实施过程中和后续监管不到位，违法行为需要整改的，缺少整改情况记载和后续监督检查材料等。

二、今后要加强的几项工作

（一）、高度重视案卷评查工作。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局将高度重视执法案卷评查工作，将案卷评查作为提高办案质量、规范执法队伍和推进依法行政的长效机制来抓。要强化行政执法资料的立卷归档工作，每半年组织一次案卷评查，以优秀卷宗为示范，做好推广工作，并以此为切入点，不断推进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降低执法风险，提高执法水平。

（二）、严格执行行政执法程序。各中队要结合案卷评查的结果，围绕《行政处罚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要求，严格执行执法程序，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执法中队要探索学结。向其他好的区、县学习、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文书文本制度，保障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在行政执法案卷中要体现依法处理违法行为的同时，更要尊重当事人的人格和权利，强化法制教育作用，切实做到处罚一个、教育整改一批。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和之后，应当对要求限期整改等处罚行为进行督促、监管、和回访，并要求违法行为人及时向行政机关提供整改结果，案卷必须要有整改情况记载。

第5篇：行政处罚范文

但记录不是对任何人都开放的，只有司法机关或者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报请有权机关审批后，记录才对外提供。不对普通单位或个人提供查询业务。

违法记录对当事人今后生活影响不大，犯罪记录对当事人及子女就会有所影响。

《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的通知规定，案底是指某人犯罪行为的记录。又称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在我国法律中一般指有过刑事犯罪前科的档案记录，而该犯罪档案一般存放至公安部门保存。

第6篇：行政处罚范文

【论文摘要】如何衔接好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双向互动，对于加强对逃税行为公法控制，规范税收管理秩序意义重大。

“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己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对照修改前的规定，此次修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罪名由“偷税罪”改为“逃税罪”；逃税的手段不再作具体列举，而采用概括性的表述；数额标准不再在刑法中具体规定；对逃税罪的初犯规定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特别条款。[1]

一、逃税行为的双重性质

逃税的行政处罚与逃税的刑事处罚两者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关于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违法行为之间的界限问题。逃税行为是具有刑罚后果的行政违法，属于刑事违法的领域，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违反的是行政秩序，具体而言，其一，逃税行为侵害的是国家税收征管秩序，进一步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逃税本质是行政违法行为，因此才能合理的解释将“受到行政处罚”作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可能途径。按照修正案的规定，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己受行政处罚。其三，修正案对具体的构成犯罪的逃税数额不再在刑法层面作出规定，而是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规定，体现了更加务实的立法理念。

由于刑法修正案逃税罪制裁的税收违法行为同时也是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进行行政处罚的对象，而征管法的相关规定并没有随刑法修正案而改变，因此，在对逃税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这两者关系上，[3]就存在实体规定和程序操作两方面的区分与衔接的问题。

二、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实体规定上的区分与衔接

（一）在行为的客观方面

1．根据修正案，行为人因逃税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次数成为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初犯，“逃税数额、比例”再高，只要能够接受行政处罚，一般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除非在五年内因逃税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逃税受过两次行政处罚的。

修正案将“已受行政处罚”作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之一，与原刑法关于偷税的规定相比较，其实际效果是将部分按照原刑法条款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偷税行为转变为“行政违法行为”并接受行政处罚，以及在某些情况（即不接受行政处罚）下追究刑事责任这种法律待定状态。当然这不同于违反法律规定的“以罚代刑”现象，相反是给予逃税行为者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精神。因此修正案反映出立法者在逃税行为性质认识上的深刻转变：其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刑罚适用的补充性不仅应体现在逃税数额、比例的“量”上，而且应体现在违法行为本身的“质”上。

2.“逃税数额、比例”仍然是认定逃税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或是刑事犯罪行为的重要界限。原刑法采用“具体数额加比例”定罪标准，尽管规定明确，但已经不能适应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变化，也无法顾及东、中、西部各地区税源、税收分布不平衡的客观现实。修正案采用“不规定具体数额的情节加比例”标准，比如同样是10万元的逃税额，10％的比例作为入罪标准，则年纳税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就不构成犯罪，100万元以下的就构成犯罪，因此，修正案在维护刑法权威性的同时，在经济社会时际发展、区际差异与刑事立法的有机结合等问题上体现了务实性和灵活性。

3．行为的手段。修正案一改原刑法条款叙明罪状而转而用简单罪状的表述方式将逃税的手段概括规定为“采用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和“不申报”，而征管法仍然与原刑法条款保持一致，即采用列举式规定。在逃税手段方面，修正案的规定要比征管法更为周延。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罚”原则，实践中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一种行为手段并没有包括在征管法规定的逃税当中，却符合修正案关于逃税的规定。

（二）行为的主观方面

主观状态的认定应当是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一个重要标准。根据行政法理论通说，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违法行为的认定一般以客观的违法行为为准，在主观认定上采用过错推定。[5]因此，纳税人客观上实施了征管法第63条所指的四种行为即构成逃税行为，法律并未要求税务机关必须证明相对人实施逃税行为时的主观过错。行政处罚是以高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权力运作的基本准则，实践中纳税人心理状态复杂，税务机关也不具有考察判断纳税人主观动机和故意的能力。

三、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在程序上的区分与衔接

多数情况下，逃税首先由税务部门发现，当税务部门发现逃税行为触犯刑法时，就应将案件移交给司法部门。因此，如何衔接好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双向互动，对于加强对逃税行为公法控制，规范税收管理秩序意义重大。

（一）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证据标准的衔接问题

对逃税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对逃税罪行的刑事责任追究都离不开证据证明，而且举证责任在于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但由于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对违法行为者的影响具有质的差别，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即证明标准相应地有很大差别。[6]通说认为，在刑事责任追究中证据必须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而行政处罚的证据则应当达到“实质性的证据”或“清楚、令人明白、信服的标准”，这个标准低于“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但高于民事案件中的“占优势盖然性证据”标准。

（二）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分工方式以及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重新确定

修正案的最大亮点在于增加了对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特殊规定，根据第四款，纳税人是否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接受税务机关行政处罚成为能否追究逃税初犯刑事责任的先决条件，这个规定将不可避免的对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办理逃税案件上的分工合作方式带来变化。因为根据修正案以及其体现的刑事立法精神，对逃税行为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将根据违法者是否积极与税务机关配合，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接受税务机关行政处罚为前提，因此，对于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逃税案件，公安机关等待税务机关现行查处和移送就成为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选择。

修正案的这一逻辑结果，对于“涉嫌犯罪的逃税行为，税务机关在移送司法机关之前能否先行给予税务行政处罚，特别是能否罚款”的问题也有重大影响，此前，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争论。否定观点认为：税务机关应当在行政处罚之前将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否则将违背“重罚吸收轻罚，刑事处罚吸收行政处罚”和“一事不二罚”原则。[8]而肯定的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构成逃税罪的行为同时也是税收行政法意义上的逃税行为，故对之处以行政处罚并追究刑事责任并不违反“吸收原则”。

（三）行政处罚追究时效与刑事处罚追诉时效差异情况下的衔接

征管法第86条规定税收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追究时效为5年，逃税行为也包括在内。而根据刑法第87条的规定，结合修正案逃税罪最高法定刑的规定，逃税罪的刑事责任追诉时效为10年。逃税行为发生之日起（如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下同）不满5年的，按照上述先行政处罚，后刑事责任追究的次序办理，当无疑问；而在逃税行为发生日起超过5年但不满10年的情况下，对逃税行为将不进行行政处罚，但刑事责任仍应当追究，但如何衔接，特别是嫌疑人无法缴纳罚款，从而不能满足修正案规定的“接受行政处罚”从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

这个问题如何妥善处理，目前没有权威定论，显然修正案的规定是针对在行政处罚追究期限内的逃税行为而言的，没有超过这一期限如何追究的规定。修正案的立法精神在于给予初次逃税行为者改过自新的机会，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立法精神。对超过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违法行为者不进行行政处罚的原因在于法律的规定，而并非违法者主观拒绝接受处罚，因此，上述立法精神仍应当适用。因此，本文认为，税务机关仍可以下达补交税款和滞纳金的通知，违法行为者完全履行的，可不予刑事责任追究，如违法行为者履行瑕疵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注释】

[1]黄太云：《偷税罪重大修改的背景及解读》，载《中国税务》2009年第4期，第20-22页。

[2]逃税罪属于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下属罪名之一。

[3]本文中，根据不同的法律依据，在行政处罚语境中“偷税”行为，在刑事追究语境中为则称为“逃税”行为，而在两者关联的语境中则称为“偷、逃税”行为。

[4]冯江菊，上引文，第63-68页。

[5]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6]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340-342页。尽管行政处罚并不必然导致行政诉讼，但也可以触发行政诉讼，因此行政处罚的证据要求可等同于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负有的证据责任。

[7]徐继敏：《行政证据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柯庆、张荣洪：“涉税犯罪案件不应先作行政处罚再移送司法机关”，载《人民公安报》2005年3月18日第六版。

第7篇：行政处罚范文

第一条为了规范教育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教育行政部门有效实施教育行政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法。

第二条对违反教育行政管理秩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实施处罚。

第三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纠正违法行为，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二章实施机关与管辖

第四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的机关，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必须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的组织实施处罚。

受委托组织应以委托教育行政部门的名义作出处罚决定；委托教育行政部门应对受委托组织实施处罚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对其处罚行为的后果承当法律责任。

教育行政部门委托实施处罚，应当与受委托组织签订《教育行政处罚委托书》，在《教育行政处罚委托书》中依法规定双方实施处罚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教育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教育行政部门管辖。

对给予撤销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处罚的案件，由批准该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设立的教育行政部门管辖。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管辖以下处罚案件：应当由其撤销高等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案件；应当由其撤销教师资格的案件；全国重大、复杂的案件以及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由其管辖的处罚案件。

除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管辖的处罚案件外，对其他各级各类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及其内部人员处罚案件的管辖为：

（一）对高等学校或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内部人员的处罚，为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二）对中等学校或者其他中等教育机构及其内部人员的处罚，为省级或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三）对实施初级中等以下义务教育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幼儿园及其内部人员的处罚，为县、区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第六条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将下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管辖的处罚案件提到本部门处理；下一级教育行政部门认为所管辖的处罚案件重大、复杂或超出本部门职权范围，应当报请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处理。

第七条两个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对同一个违法行为都具有管辖权的，由最先立案的教育行政部门管辖；主要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处理更为合适的，可以移送主要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处理。

第八条教育行政部门发现正在处理的行政处罚案件，还应由其他行政主管机关处罚的，应向有关行政机关通报情况、移送材料并协商意见；对构成犯罪的，应先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处罚种类与主要违法情形

第九条教育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

（一）警告；

（二）罚款；

（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颁发、印制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

（四）撤销违法举办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五）取消颁发学历、学位和其他学业证书的资格；

（六）撤销教师资格；

（七）停考，停止申请认定资格；

（八）责令停止招生；

（九）吊销办学许可证；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教育行政处罚。

教育行政部门实施上述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十条幼儿园在实施保育教学活动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顿，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停止招生、停止办园的处罚：

（一）未经注册登记，擅自招收幼儿的；

（二）园舍、设施不符国家卫生标准、安全标准，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

（三）教育内容和方法违背幼儿教育规律，损害幼儿身心健康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由教育行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警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

（二）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制作教具、玩具的；

（三）克扣、挪用幼儿园经费的；

（四）侵占、破坏幼儿园舍、设备的；

（五）干扰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的；

（六）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

前款所列情形，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未按法律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机构，农村乡级人民政府，对经教育仍拒绝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罚款的处罚。

第十二条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举办者虚假出资或者在教育机构成立后抽逃出资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应出资金额或者抽逃资金额两倍以下、最高不超过十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

第十三条非法举办国家教育考试的，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考试无效；有违法所得，没收违法所得。

第十四条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考试无效；已经被录取或取得学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学校退回招收的学员；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应试者，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同时给予警告或停考一至三年的处罚：

（一）以虚报或伪造、涂改有关材料及其他欺诈手段取得考试资格的；

（二）在考试中有夹带、传递、抄袭、换卷、代考等考场舞弊行为的；

（三）破坏报名点、考场、评卷地点秩序，使考试工作不能正常进行或以其他方法影响、妨碍考试工作人员使其不能正常履行责任以及其他严重违反考场规则的行为。

第十五条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不确定各类人员的工资福利开支占经常办学费用的比例或者不按照确定的比例执行的，或者将积累用于分配或者校外投资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

第十六条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管理混乱，教学质量低下，造成恶劣影响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限期整顿，并可以给予警告；情节严重或经整顿后仍达不到要求的，由审批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的处罚。

第十七条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颁发学位、学历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该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

第十八条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撤销教师资格、自撤销之日起五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处罚：

（一）弄虚作假或以其他欺骗手段获得教师资格的；

（二）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因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教师，永远丧失教师资格。

上述被剥夺教师资格的教师资格证书应由教育行政部门收缴。

第十九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人员有作弊行为的，其考试成绩作废，并由教育行政部门给予三年内不得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处罚。

第四章处罚程序与执行

第二十条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应当根据法定的条件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规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

第二十一条教育行政处罚执法人员持有能够证明违法事实的确凿证据和法定的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给予警告处罚的，可以适用简单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但应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执法人员当场作出教育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制作《教育行政处罚当场处罚笔录》，填写《教育行政处罚当场处罚决定书》，按规定格式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依据、给予的处罚、时间、地点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名称，由教育行政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当场付当事人。

第二十三条除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和听证程序以外，对其他教育违法行为的处罚应当适用一般程序。教育行政部门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应当给予教育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应当作出立案决定，进行调查。教育行政部门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执法人员的回避，由其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决定。

第二十四条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教育行政部门在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教育行政部门在收集证据时，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经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将证据先行登记，就地封存。

第二十五条在作出处罚决定前，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发出《教育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和其他权利。

当事人在收到《教育行政处罚告知书》后七日内，有权向教育行政部门以书面方式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以及相应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采纳。教育行政部门不得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二十六条调查终结，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向所在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提交《教育行政处罚调查处理意见书》，详细陈述所查明的事实、应当作出的处理意见及其理由和依据并应附上全部证据材料。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应当认真审查调查结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根据不同情况作出决定。

教育行政部门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制作《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

《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二节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教育行政部门在作出本办法第九条第（三）、（四）、（五）、（六）、（七）、（八）、（九）项之一以及较大数额罚款的处罚决定前，除应当告知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外，还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前款所指的较大数额的罚款，标准为：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作出罚款决定的，为五千元以上；由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作出罚款决定的，具体标准由省一级人民政府决定。

当事人在教育行政部门告知后三日内提出举行听证要求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组织听证。

第二十八条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提出《教育行政处罚听证报告》，连同听证笔录和有关证据呈报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对《教育行政处罚听证报告》进行认真审查，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作出处罚决定。

第二十九条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可以当场收缴罚款外，作出罚款决定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有关罚款的收取、缴纳及相关活动，适用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

第三十条教育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教育行政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有权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第三十二条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机构查处教育行政违法案件需要给予处罚的，应当以其所属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名义作出处罚决定。

教育行政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依法对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监督检查，对教育行政部门的其他职能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调查处理意见进行复核，并在其职责范围内具体负责组织听证及其他行政处罚工作。

第三十三条教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教育行政处罚中，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办法行为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章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8篇：行政处罚范文

[关键词]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实效性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06.143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06-0-01

2011年初，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在市直4个行政执法单位中试行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由群众组成的“公议团”对行政执法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处罚案件进行评议。作为4个试点单位之一，合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合肥局）坚持“开门执法、阳光运行权力”理念，积极探索尝试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

自2011年以来，合肥局办理的316件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案件均经过群众公议后实施处罚。

1 实施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的背景

实施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是药品监督工作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下的积极探索。以《药品管理法》为核心的药品监管法规体系逐渐建立，实现了药品监管有法可依、药品行政监管系统不断完善和健全的局面。合肥市局实施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正是按照新形势下的法律需求，进一步加大依法治药的力度，完善执法手段，规范执法行为，为保障群众用药安全有效做出的积极探索。

实施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是增加药品监督行政处罚透明度的有效方式。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处罚透明度不高，行政处罚中往往会有标准不一、同案不同罚的现象。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执法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所必需的权限，但同时也是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密切、权力最容易被滥用的地方。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将执法工作中自由裁量的权力交给了群众，让人民群众来评判执法案件的是非曲直。实施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是保证行政权力公开高效运行，增加行政处罚透明度的客观要求。

实施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是增加人民群众、行政相对人对药品监督行政处罚工作理解支持的有力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对于一个行政案件的调查处罚，都是在内部从受理到立案、调查、合议，再到作出处罚决定，往往是“一条龙”式的封闭运行。行政执法机关对每起案件下达的处罚结论是否适当及是否有有失公正的情形等都是群众关心的问题。群众甚至部分行政相对人对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等缺乏必要的了解。通过群众公议，可以有效破除行政执法权行使的封闭运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行使过程在群众参与和监督下透明运行，从而使行政处罚结果更具公信力。群众公议还能有效听取被处罚当事人的陈述意见，更好地保障各方面群体的合法权益。

2 实施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的主要措施

2.1 坚持制度先行，切实保障群众公议工作运行规范化

合肥市局在开展群众公议工作前，按照《合肥市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办法》的规定，制订了《合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规范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工作实施方案》，在前期准备阶段精心梳理、规范行政处罚工作流程，确定行政处罚依据和行政处罚项目，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标准，建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开展学习培训，修订完善相关工作规则和行为准则。对群众公议工作进行动员部署，统一认识，明确任务。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群众公议制度并汇编成册，从根本上保障群众公议的施行。在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程序的框架内，制定了“案件调查、案件合议、群众公议、事先告知、下达处罚决定”的行政处罚工作机制。

2.2 有序推进，注重群众公议工作的实效性

合肥市局在群众公议工作全面启动前，依托本局门户网站开设《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专栏，并通过各类媒体对群众公议工作进行广泛宣传，向社会公布《行政处罚裁量目录》和相关配套制度。在行政案件群众公议中，重视案件群众公议形式和内容的充实。对于群众公议会议中涉及的案情简介及法律法规等材料做好充足准备。案件承办人员在扎实办理案件的基础上，精心制作PPT课件，穿插较多的现场图片及实物图片，在现场展示案件所涉及药品及医疗器械的实物样品，配上案件承办人员说理式的案件解说，使群众公议员能够抓住案件处罚的关键内容。2015年，随机抽取参加我局案件公议的84位群众公议员中，法律工作者有32位，占到38%。这些人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法官，还有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其中很多人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其对药品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超过预想。在开放的公议会议现场，大家踊跃发言，精彩频出。群众公议员的提问很专业、有深度，追问事实不放松，对话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去谈问题。

相互的交流，在群众公议团与案件办理机关在案件处罚意见的沟通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历次参加群众公议的群众公议员及市法制办领导参加合肥市局群众公议后，均充分肯定了合肥市局自觉接受行政执法监督的态度以及公议程序的规范。合肥市局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全部都是一次性通过群众公议。

3 实施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的实践成效和积极意义

第9篇：行政处罚范文

第一条为规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以及与听证相关的单位和个人。

前款所指较大数额罚款由省人民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必要和适度的原则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法制局审核确定并公布。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已依法作了规定的，可从其规定。

第三条听证程序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应当以公开的方式举行。

听证实行告知、回避制度，依法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第二章听证机关、听证人员和听证参加人

第四条听证由拟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举行，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举行听证。

行政机关应当提供听证所必需的设施和条件。

第五条行政机关的听证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和书记员。

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本机关法制工作机构人员、专职法制人员或者其他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

行政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由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也可以指定本机关1至2名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听证员，协助听证主持人工作。

听证设书记员1名，负责听证笔录的制作和其他事务。

第六条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系下列人员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本案的调查人员；

（二）当事人或者本案调查人员的近亲属；

（三）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其他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

听证员、书记员的回避由听证主持人决定，听证主持人的回避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七条听证主持人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二）决定中止、延期听证或者停止听证；

（三）决定证人当场作证。

第八条听证主持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将听证通知按时送达听证参加人；

（二）对将要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进行询问；

（三）要求有关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四）制止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维持听证场所秩序；

（五）审阅听证笔录，提出审核意见和处理建议。

第九条听证参加人包括当事人、第三人、人、案件调查人员、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

当事人是指被告知将受到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第三人是指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组织。

第十条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对案件涉及的事实、适用法律及有关情况进行陈述和申辩；

（二）有权对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三）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和回答听证主持人的提问；

（四）遵守听证会场纪律，服从听证主持人的指挥。

第十一条当事人、第三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1至2名人参加听证。

人可以是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第三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以及经行政机关许可的其他公民。

委托人参加听证的，应当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明确人权限。

第三章听证的告知、提出和受理

第十二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听证的权利。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将要作出的行政处罚、处罚理由和依据；

（三）当事人的听证权利、提出听证要求的期限和听证组织机关。

听证告知书必须盖有行政机关的印章。听证告知书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送达。

情况特殊的，可以口头告知，但应当由当事人签名予以确认。

第十三条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3日内提出。当事人以邮寄方式提出听证要求的，以寄出的邮戳日期为准。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前款规定期限的，当事人在障碍消除后3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对当事人的申请，经核实后，行政机关应当准许。

第十四条当事人依法提出听证要求的，行政机关应当予以受理。

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听证要求不予受理的，应当及时作出答复，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行政机关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可以放弃提出听证要求的权利。

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听证告知义务，或者不依法组织听证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提出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的申请，上级行政机关审查属实后应当及时予以撤销。

第四章听证的举行

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决定予以听证的，应当及时确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并在听证举行7日前书面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项，由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当事人应当按时参加听证。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要求延期的，行政机关应当准许延期一次；当事人未按时参加听证并且事先未说明理由的，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许可中途退出听证会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十七条听证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书记员宣布听证会场纪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二）听证主持人介绍主持人、听证员、书记员，询问是否有回避申请，询问核对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宣布听证开始；

（三）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行政处罚建议及处罚依据；

（四）当事人就案件的事实进行陈述和辩解，提出有关证据，对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

（五）听取当事人的最后陈述；

（六）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结束。

当事人申请主持人回避的，听证暂停。

第十八条听证结束后，听证笔录应当交调查人员、当事人、第三人和证人审核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调查人员、当事人、第三人和证人拒绝签名的，由书记员在听证笔录上记明。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中止听证：

（一）当事人死亡或者解散，需要等待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二）当事人或者案件调查人员因不可抗力事件，不能参加听证的；

（三）其他需要中止听证的情形。

中止听证的情形消除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恢复听证。

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结听证：

（一）当事人死亡或者解散满3个月后，未确定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二）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听证的；

（三）其他需要终结听证的情形。

终结听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二十一条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8条规定及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听证的举行，不影响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以及请求国家赔偿权利的行使。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二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