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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志(1992-),男,湖北黄石人,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摘 要:本文针对延迟退休相关问题,通过定义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国民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用以描述社会经济状况,并结合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已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DEA-CCR模型计算得到延迟退休可能性系数。同时结合回归预测方法预测我国未来三十年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我国的延迟退休方案。结果表明,在2014年延迟退休3年,并在2015、2016、2036和2040年分别增加延迟退休一岁最适宜。
关键词:延迟退休;DEA-CCR模型;实施方案
一、引言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这场争论划上了句号,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设计合理科学的延迟退休年龄方案以及如何对设计好的方案进行检测,所以国内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计量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选取合适的指标和角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定量计算出延迟退休年限,给出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如王甜(2012)以城镇人口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增长规律出发,采取分步法,建立了基于人口增长增长下、中短期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定量数学模型,求解得出我国未来15年内的最佳退休年龄[1];二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不同延迟退休年龄方案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进行定量测算,以检测不同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如王振军(2014)依据人均预期寿命、劳动者参加工作的初始年龄和不同类型劳动对人体体力要求的差异等,就从事不同类型劳动的退休年龄标准进行了延迟设计,然后通过对不同方案自我养老系数的定量测算,检测了其设计的合理性[2];杨忠庆、秦森(2013)通对对基金积累支付年数、制度内抚养比、新退休少退系数、财政补贴、劳动力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等五个指标进行测算,对已有的三种不同的退休方案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定量评估[3];苗(2011)在设定合意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相关假设和模型下,分析了推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和劳动人口的影响,指出其在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的作用[4]。但是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均有一定的自身缺陷,只对退休方案设计进行计量研究,并没有进行方案预期检验;而仅仅对方案预期检验,甄别不同方案的优劣,却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方案。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延迟退休年限的确定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确定影响延迟退休的指标,并将其分成不同的两类,一类与延迟退休正相关,一类与延迟退休呈负相关,进而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来计算出相应的延迟退休效率,并用延迟退休效率来代表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以及延迟退休的年限长度,进而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二、指标数据的选择及假设
(一)指标的选择
1.国民人均预期寿命Y
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俗称“人均寿命”。它一般指全体国民的人均寿命,其计算方式为对同时出生的一批人进行追踪调查,分别记下他们各年龄段死亡人数,直至最后一人寿命结束,然后根据这一批人活到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数来计算人口平均寿命;计算公式是:
Y=∑ni=1xifi∑ni=1fi
(1)
其中n是指分为n个年龄段,fi是指第i个年龄段的死亡人数,xi是第i个年龄段的组中值。
2.人口老龄化程度P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们定义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公式为:
P=P60PN
(2)
式中,P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P60表示年龄大于60岁的人口,PN为总人口数。
3.劳动力供求状况Ns和Nd
劳动力供给Ns是指在一个国家,在某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工资水平上,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劳动力需求Nd是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种工资率下愿意并且能够雇佣的劳动量,计算公式是:
Nd=Ed・wp,Ns=Es・wp
(3)
其中Ed代表劳动力需求弹性,Es代表劳动力供给弹性,w为货币工资,p为价格,wp代表实际工资。
Ed=ΔDDΔWW,Es=ΔSSΔWW
(4)
其中ΔDD为劳动力需求变动率,ΔSS为劳动力供给变动率,ΔWW为工资率变动率。
4.国民受教育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教育的各个方面, 这些指标包括:入学率、教育成就指标、教育质量指标、受教育广泛度指标、受教育年限标准差等。我们认为最能恰当测量国民受教育情况的指标应是教育成就的存量指标,它被定义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Ao=∑5i=1OitiON
(5)
其中:Ao为人均受教育年限;i为受教育程度为标准而分组的组数,i = 1,2,3,4,5,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中专、技校)、高中(高职、高专)、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O为各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在本文中,我们定义文盲半文盲受0 年教育,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大专及以上16年;Oi为接受各教育程度的人数;ON为全体国民。
(二)数据的获取
本数据来源于CEIC全球数据库中2001年至2009年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五国的相关数据,和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的与中国有关的数据。通过分析数据可知,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延迟退休情况,以延迟退休的年限记,以60岁为0,,65岁则记为5,给出其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年份与延迟退休年限表(表1);并结合上述四个指标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各国相应年份对应的四项指标值表(表2);通过同样的方法给出中国1991~2010年的四项指标值表(表3)。
表1 各国延迟退休年限表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年份 2003 2006 2008 2001 2007 2014 2001 2004 2008 2011 2009 2008
年限 5 6 7 5 6 7 3 5 6 7 7 5
表2 各国四项指标值表
国家 年份 人均预
期寿命 人口老龄
化程度 劳动力
供求状况 国民受
教育情况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2003 76.99 0.12 13.2 0.9401
2006 77.59 0.12 13.17 0.9539
2008 77.9 0.125 13.23 0.942
2001 81.42 0.17 12.97 0.9496
2007 82.51 0.21 13.2 0.9588
2014 86 0.209 11.6 0.9566
2001 78.33 0.16 12.18 0.9212
2004 78.68 0.18 12.28 0.8948
2008 79.74 0.2 12.54 0.924
2011 77.8 0.197 12.2 0.9405
2009 81.54 0.136 11.62 0.9442
2008 81.39 0.2 10.1 0.9322
表3 中国四项指标值表
年份 国民人均预期寿命 人口老龄化程度 国民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供求状况
1991 68.835 0.06 0.977 4.9008
1992 69.12 0.062 0.977 4.9807
1993 69.405 0.062 0.974 5.0589
1994 69.69 0.064 0.972 5.1359
1995 69.975 0.062 0.971 5.2139
1996 70.26 0.064 0.97 5.2904
1997 70.545 0.065 0.969 5.3667
1998 70.83 0.067 0.969 5.4459
1999 71.115 0.069 0.969 5.5285
2000 71.4 0.07 0.969 5.6127
2001 71.743 0.071 0.964 5.6598
2002 72.086 0.073 0.96 5.7087
2003 72.429 0.075 0.957 5.7594
2004 72.772 0.076 0.958 5.8100
2005 73.115 0.077 0.958 5.8598
2006 73.458 0.079 0.959 5.9123
2007 73.801 0.081 0.96 5.9648
2008 74.144 0.083 0.958 6.0172
2009 74.487 0.085 0.957 6.0701
2010 74.83 0.0887 0.959 6.1229
(三)模型假设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时假设:第一,在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假设不同教育阶段在入学时即接受了此教育阶段的所有年份教育;第二,假设劳动力供求状况表示为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比值;第三,假设各职位的环境因素可以粗略的进行比较;第四,假设我国延迟退休年限接受程度与其他国家相同;第五,假设劳动率年增长率保持稳定。
三、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预测时间表
(一)研究思路
目前世界各国的退休年龄各不相同,而大部分国家退休年龄都是以60岁为界限。本文选取了5个延迟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国民人均预期寿命 、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等影响延迟退休年龄[5]相关因素,来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从而预测我国出台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情况这四个指标分成不同的两类,一类是与延迟退休正相关的指标即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一类是与延迟退休呈负相关的指标即国民受教育情况,通过DEA-CCR模型[6],来计算出相应的延迟退休效率。效率越高,实施延迟退休的可行性越大。用延迟退休效率来代表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以及延迟退休的年限长度,进而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1.求得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1和表2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如表4:
表4 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年份 2003 2006 2008 2001 2007 2014 2001 2004 2008 2011 2009 2008
可行性 1 0.98 1 0.99 1 1 0.97 0.95 1 0.99 0.968 0.97
2.预测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
结合表3,分别以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国民受教育程度为被解释变量,以时间系数为解释变量做四个指标的回归模型,用来预测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的数据。设时间系数为t,时间系数从1990年起为0,时间系数=年份-1990。经过异方差、自相关等检验,得到四个指标的回归模型:
Y=0.343t+67.79,O=e0.020263t-2.856269,L=0.064854t+4.886962,E=e-0.001129t-2.856269
(6)
通过此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得到了2011年至2040年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数据,如表5:
表5 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预测值表
年份 国民人均
预期寿命 人口老龄
化程度 国民受
教育程度 劳动力
供求状况
2011 75.173 0.088 6.248896 0.9539
2012 75.516 0.0898 6.31375 0.9528
2013 75.859 0.0916 6.378604 0.9517
2014 76.202 0.935 6.443458 0.9506
2015 76.545 0.954 6.508312 0.9496
2016 76.888 0.974 6.573166 0.9485
2017 77.231 0.0993 6.63802 0.9474
2018 77.574 0.1014 6.702874 0.9464
2019 77.917 0.1035 6.767728 0.9453
2020 78.26 0.1056 6.832582 0.9442
2021 78.603 0.1077 6.897436 0.9432
2022 78.946 0.1099 6.96229 0.9421
2023 79.289 0.1122 7.027144 0.941
2024 79.632 0.1145 7.091998 0.94
2025 79.975 0.1168 7.156852 0.9389
2026 80.318 0.1192 7.221706 0.9378
2027 80.661 0.1217 7.28656 0.9368
2028 81.004 0.1241 7.351414 0.9357
2029 81.347 0.1267 7.416268 0.9347
2030 81.69 0.1293 7.481122 0.9336
2031 82.033 0.1319 7.545976 0.9326
2032 82.376 0.1346 7.61083 0.9315
2033 82.719 0.1374 7.675684 0.9305
2034 83.062 0.1402 7.740538 0.9294
2035 83.405 0.1431 7.805392 0.9284
2036 83.748 0.146 7.870246 0.9273
2037 84.091 0.149 7.9351 0.9263
2038 84.434 0.152 7.999954 0.9252
2039 84.777 0.1551 8.064808 0.9242
2040 85.12 0.1583 8.129662 0.9231
3.求得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5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7],如表6:
表6 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可行性系数 0.86 0.86 0.86 0.98 0.99 1 0.88 0.89 0.89 0.9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可行性系数 0.9 0.91 0.91 0.92 0.92 0.93 0.93 0.94 0.94 0.95
年份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可行性系数 0.95 0.96 0.96 0.97 0.97 0.98 0.98 0.99 1 1
因为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国民受教育程度对延迟退休的影响较大。这四个指标是计算出的延迟退休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是否可以实施延迟退休即相应的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由表4可知实行延迟退休的国家,实施延迟退休的相应年份所对应的可行性系数都相当高,基本接近于1。且可行性系数区间值在[0.95,1]。由此可知,我国若要实行延迟退休,必须在相应的可行性系数较高的年份即在可行性系数大于0.95的年份里。
(三)结果分析
由表6可知,在2011年到2040年中,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大于0.95的年份为2014-2016、2031-2040,故认为可在2014-2016年以及2031-2040年进行延迟退休。另外,借鉴发达国家逐渐延迟的方式,并考虑到民众的接受程度,认为可在这两个年份区间中分别延迟两岁。在2014―2016年中每年推迟1岁,在2031―2040年中每5年推迟1岁,可制定延迟退休时间表,如表7所示:
表7 延迟退休时间表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36 2040
推迟岁数 3 4 5 6 7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借鉴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的经验,如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研究这些延迟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国家的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建立延迟退休年龄效率模型,对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各项影响因素制定标准。标准制定后,根据中国各项指标历史数据,计算中国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未来预测值,当影响因素达到标准值时,就需要进行延迟退休年龄。
我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而在欧美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我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 1990至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保持稳定,GDP稳定增长;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国民受教育年限指标,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从4.83年提高到6.13年;预期到2020年,国民预期寿命将达到77.1岁,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高达 0.1,劳动供求指数为0.944,国民受教育程度为6.83年,各项指标均满足延迟退休年龄标准。综合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趋势,现阶段或者不久的将来,我国有必要进行退休年龄的延迟。(作者单位:1.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2014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制造行业从业人员延迟退休年龄政策》(AH201410378305)。
参考文献:
[1] 王甜.我国最佳法定退休年龄的趋势分析与数学建模[D].赣州:江西理工大学,2012.
[2] 王振军.我国退休年龄延迟设计研究[J].西北人口,2014,35(05): 29-34
[3] 杨忠庆.秦森.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比较[J].中国社会保障,2013,(1): 43-45
[4] 苗.中国城镇职工推迟退休年龄研究[D].辽宁:辽宁大学,2011.
[5] 周辉.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限制因素分析与建议[J].学术交流,2011,02:136-140.
延退应对养老金缺口
近日,由人社部主办的第五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养老保障”分论坛上,包括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贡森在内的一众专家,均明确支持“延迟退休”。
其中,贡森研究员指出,老龄化加剧,应对我国养老金缺口的办法,就是不断提高退休年龄。他建议,政府应下决心,并加紧启动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
节约有限劳动力资源
10月21日,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也向媒体详细阐述过目前官方对“延迟退休年龄”的考虑,一是为了维护养老金的长期收支平衡,但主要原因,是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节约已开始出现下降的有限的劳动力资源。
此番论述,已从侧面印证,中央政府认为,是时候有必要启动“延退改革”了。
针对“延迟退休”引发的民间反对,专家建议,消除“双轨制”改革,尽快出台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政策,应与实施“延迟退休”并行。
■ 观点
每年延退几个月避免一刀切
此前有报道称,延迟退休的方案,可能是将目前的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至65岁。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民众反对。不少人认为,自己辛苦工作几十年,熬到退休,如果政府突然把退休年龄提高5岁,就是要自己多干五年活,五年后还拿一样的养老金,“那时钱都贬值了”。还有很多在企业工作的人担心,现在企业里年轻人都用不完,自己老了,退不了休,又被待岗,将陷入既没工资又没养老金的窘境。
对于上述担心,学界日前拿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
贡森介绍,“延迟退休”并非“一刀切”式地提高退休年龄,而是“一年涨几个月”的渐进式改革。比如,现在退休年龄是60岁,今年退休的老人,可以是60岁零两个月或三个月时退休,之后逐年按月提高退休年龄,“这样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大”。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男性退休年龄为60岁,女性55岁。不过,日前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长期测算及改革思路探讨》显示,目前,我国男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6岁,女性实际退休年龄约50岁。
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郑伟副教授提出的改革建议是,从2015年开始,每年的退休年龄提高一个季度,每四年提高一岁,如此积累,直至男女实际退休年龄可以达到六十岁。郑伟预测,照此方案,大约20年后,延迟退休对弥补养老金缺口,维护养老金收支平衡,会起到一定效果。
同时,针对“被延迟退休的老人其实难以继续工作”的公众担忧,贡森建议,政府应尽快设计配套政策,对40岁以上人群开展延续就业的技能培训。
不久前,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强调,延迟退休年龄同时,国家应出台配套政策,着力开放实施中年及更大年龄段劳动力适合的工作岗位,保障这部分人群充分就业。
■ 分析
17省份去年养老金收不抵支
贡森介绍,社会关注的“养老金缺口”,主要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新农保没有缺口。
当前,我国养老金存在三种缺口,分别是当期缺口、做实个人账户产生的缺口,以及隐含债务缺口。
首先,当期缺口即当年收上来的钱抵不过当年支出。2012年,17个省份当年收不抵支,缺口原因很多,如企业瞒报,也有人认为是大量农民工不参加养老保险,总之是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执行力不强,缺乏公信力。
其次,做实个人账户产生的缺口。现在,全国的缺口大概在2万亿以上。贡森介绍,多年来,我国应对老龄化的思路是积累资金,但在实践中站不住脚。因为从宏观经济角度,积累基金与先收现付,对应对老龄化,无本质区别。
第三,隐含债务缺口。贡森介绍,是指假定现在养老保险制度完全不变,未来几十年后累计的养老金缺口。
中国银行研究,2030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缺口,相当于当年GDP的38%左右;2050年相当于60%左右。贡森认为,如果养老保险是政府基本责任,政府可增加税收弥补养老金需求。现在经合组织国家的养老金隐含债务,都不低于其GDP;大多数国家的隐含债务,是GDP的两到三倍。相比来说,我国隐含债务不算高。
■ 焦点
1、养老金若不改革2048年将枯竭
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对现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中长期测算。结论是如果不改革,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在2037年,出现当期收不抵支;到2048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累计收不抵支,完全枯竭。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团队负责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副教授提出两大改革建议:放开计划生育和实施延迟退休。
郑伟认为,我国养老金的缺口,靠财政弥补已不可能;唯有改革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保证养老金稳定发放的可持续性。但他提醒,改革有一个时间窗,如错过未来几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关键期,将无法挽救。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也强调,在老龄化加剧的大背景下,对待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政府须有急迫意识和忧患意识。
2、消除“双轨制”应与延退并行
“延迟退休”思路一经提出,就备受民间质疑。普遍的舆论观点是,“一群不用缴养老保险的人,在研究延迟退休年龄”,由此引出养老金“双轨制”下的利益不公平,让普通百姓难以接受甚至大骂“延迟退休”,不断损害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公信力。
贡森认为,虽然“延迟退休”必须要做,也是世界各国应对养老金缺口的主要手段,但是,政府对“延迟退休”的实施方案,应讲究策略,不能让公众认为,“延退”是在现有的不公平制度下,加重不公平。
贡森的建议是,政府启动制定“延迟退休”方案同时,要尽快出台机关事业单位缴纳养老保险的制度,起码要有明确的“双轨制”改革承诺,以增强政府推进养老保险改革的公信力。
此前,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社会关注的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中央已提出明确改革方向,即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建立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消除养老金“双轨”下的权益失衡。
“机关事业单位不缴费,享受的养老金还很高,凭什么让普通人延迟退休?这从道义上、法理上都说不过去。政府应尽快出台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并轨方案,至少是渐进性的执行方案,表明我们(政府)的诚意和决心。”
【关键词】延迟退休政策;珠海市;回归模型
中国老龄化程度严重,是全球唯一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中国有望于2017年正式出台实行延迟退休方案,为落实好延迟退休政策。珠海市作为经济特区,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人才优势、经济优势明显,探讨珠海市作为试点城市的可行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关延迟退休政策研究文献综述
1.国内文献综述
通过查阅资料,雷勇和蒲勇健发表的《基于给付确定制的最优退休年龄经济模型分析》为员工选择最优退休时机提供了参考依据; 2012年,张文学和任彦霏发表题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构建与应用――以陕西省为例》,探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O最优退休年龄模型;到2013年,李含伟和汪泓基发表《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分析与柔性退休制度仿真》,该论文考虑了个人获得的物质享受与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价值。
2.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探究最优退休年龄文献较早,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有: 1984年Gary・ S・ Fields运用劳动力供给模型,对国民收入结构、养老保障等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其会影响退休行为;2008年,Jonathan・Barry ・Forman探讨退休年龄与人口统计学的关系,初步拟出养老金法案,为公共政策制定参考依据。2009年,Michael Tucker和Juan A.Lacomba两位学者定量分析分别给出在正常市场和消极市场下最优退休年龄应该在62q,且法定退休年龄也受到政治与经济因素影响的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对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争论已久,但与国外成熟国家的退休年龄相比,中国学者研究最优退休年龄着重考察个别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在前人验证延迟退休年龄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侧重对相关数据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珠海市延迟退休的可行性。
二、珠海延迟退休可行性探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特约研究员孙永勇等学者认为最佳退休年龄与参加工作年龄、退休年龄、死亡年龄、名义利率、退休前死亡概率、个人效用之间可建立数据模型,根据历史数据测算得出城镇就业人员最有退休年龄达64.14岁。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明将制定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城镇就业人口法定标准退休年龄有望达到男性65周岁,女性60周岁。
1.珠海市延迟退休政策定性分析评价体系
为探究珠海市就业人口退休年龄,充分利用评价模型和预测模型,定性分析4个关键因素: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求关系、市民受教育程度,得出“延迟退休”科学可行的制度设计。
假设:
(1)4个国情指标对于延迟退休影响等值。
(2)假设研究延迟退休对某一指标的影响,其他指标值忽略不计。
(3)影响珠海市与影响中国退休年龄的因素基本一致。
根据珠海市统计局数据可知,第一,随着珠海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珠海市的人口老龄化呈增长趋势,2010年珠海全市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0.2岁,而珠海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珠海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2.5岁,居广东省之首;第二,退休年龄与受教育年限延长不相适应,受教育程度与受教育年限成正比,维持原来的退休年龄规定,劳动力可能处于人力资本高峰期退休,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第三,退休年龄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不相适应,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珠海市延迟退休政策定性分析,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珠海市同样具有可行性。
2.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以调查者愿意频率来反映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否可行的概率。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是对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在实际问题中,是否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确定延迟与不延迟两个变量。
设因变量y是0-1型,自变量为j x (j=1,2,3)。设y=1时的概率为p,则Logistic回归方程为
根据职业类型的划分,从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和体力劳动者三个角度对P值进行计算。P1代表事业单位中愿意退休的频率,P2代表企业单位中愿意退休的频率,P3代表体力劳动者中愿意退休的频率。
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写为:
综上,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显示出中国人均GDP与人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退休年龄有显著影响,人均GDP的增加有助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
三、研究结论和建议
1.将珠海市作为延迟退休试点城市具有可行性
本文对珠海市延迟退休政策定性分析评价体系,得出延迟退休政策χ楹J芯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优化、教育可持续发展和珠海整体战略布局这四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结合中国与珠海的数据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法,得出人均GDP与人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额系数的t统计量都高度显著相关,且所有系数都具有正确的符号,表明人均GDP与人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额系数这两个变量共同对愿意延迟退休有显著的影响,延迟退休方案在珠海市实施具有可行性。
2.建议推行弹性退休制,完善养老金给付机制
实行弹性退休制,意味着城镇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和工作意愿在55岁到65岁之间选择合适的时间来办理退休手续。养老金与退休年龄相挂钩,可提高参保人员的缴费积极性、减轻社会养老压力,还可有效避免富有劳动力人员提前退休。能够积极引导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退休决策中的作用,使得个人在退休决策时选择的方案可以达到最优化。
政府应当制定退休年龄的指导性政策,制度设计与利益激励相符,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实行弹性退休制。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动态监管,避免养老金缺口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也有利于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将养老金的给付水平与退休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可以根据不同的退休时间调节养老金的给付,从而体现养老金收缴及发放的公平与效率结合。
四、结语
珠海市作为经济特区,具有经济创新创优的政策优势;地处珠江口西岸,与香港隔海相望,与澳门陆地相连,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以“蓝色珠海高层次人才计划”为核心的战略布局,具有人才优势;建设发展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有益成果基础上,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开拓“生态文明新特区、科学发展示范市”建设新局面,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有作为退休政策试点城市的优势。
紧随国家改革,发挥优势,通过试点城市效用带动作用,将对珠海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探究,契合社会需求,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延迟退休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中国学者研究最优退休年龄着重考察个别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在前人验证延迟退休年龄合理性的基础上,侧重对相关数据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延迟退休政策的合理性,得出珠海市作为延迟退休政策试点城市的可行性,并提出推行弹性退休制,完善养老金给付机制的建议。日后,研究会继续数据收集、社会调查工作,在模型中增加要素研究,持续关注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及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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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含伟,汪泓. 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分析与柔性退休制度仿真[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08)
很少有一个公共政策话题,能像延迟退休那样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并在公众中引起持续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按理说,如果有关情况包括健康状况、工作条件等都尚可,延迟退休应该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对不少人而言,延迟三五年退休,不但可以发挥余热,有益身心健康,避免退休后突然闲下来的寂寥,而且在岗工资收入一般也会比退休金高,综合考虑起来并不吃亏。然而,人们在讨论延迟退休政策时,会考虑到更多层次和方面的问题,发挥余热和收入问题在这里并不重要。
尹蔚民就实行延迟退休改革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我国面临未老先富且急剧快速老龄化的严峻挑战,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不断下降,社保支出压力不断加大,延迟退休有助于缓解这一矛盾。其二,中国现行退休政策确定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人口预期寿命不到50岁,现在已提高到70多岁,而且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延迟退休不但是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大幅提高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第一个理由当然是成立的,在此无须多说;第二个理由涉及“与国际接轨”的部分,即中国已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这一点则需要认真分析研究,需要有更广泛、更开放的考量维度。
无论从逻辑还是实际看,几乎所有的“与国际接轨”都面临着如下困局:由于只能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方面与国际接轨,而做不到全方位、整体性与国际接轨,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追求与国际接轨时,其他方面的配套条件如果跟不上,那么在这个方面的接轨就会显得很勉强,甚至最终接不上去。针对“中国目前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的结论,许多人认为,不能究其一点而不计其余,因为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退休年龄逐渐推迟,建立在劳动者的劳动环境持续改善、收入水平稳中有涨、健康权休息权享有充分保障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一些国家的退休年龄逐渐延长,是国家和劳动者之间达成并执行一项契约的结果――国家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各项权益,劳动者则以延长劳动时间、创造更多劳动成果和效益来回报国家。在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中国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为退休年龄“与国际接轨”创造相应的配套条件。
摘要:本文首先指出人口老龄化严重而且速度很快,养老保险资金也存在很大的缺口。然后通过简单的模型说明人口老龄化对“资金缺口”的影响,最后一部分对缓减“资金缺口”提出了延迟退休年龄、提高保险资金的收益率和适当放开生育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资金缺口;收支平衡;延迟退休年龄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现状分析
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虽然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是“人口红利”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抚养率比较低,社会生产性强。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全面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结构朝老龄化方向发展。根据联合国定义的老龄化社会的统计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7%,该国家和地区就可以视为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标准,我国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近7%,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衡量老龄化速度通常是根据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7%翻一番的时间。根据统计可知,法国需要115年,美国需要65年,而中国仅仅需要27年[1]。由此可知,中国老龄化的速度非常惊人,“人口红利”转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新的挑战。2015年1月14日,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并轨”。这一举措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公务员与企业员工的公平,促进事业单位人才的合理流动,更主要是为了解决养老金“资金缺口”问题。刚刚落下帷幕的两会,“养老保险”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大家都在关注在实施“并轨”以后,是不是很快就要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各种信息表明,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问题急需解决。国内很多学者也对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进行测算[2]。(如图1)
养老保险“资金缺口预”――张乐
各位学者对“资金缺口”的预测结果有所差别,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假设条件和使用的模型不同。总而言之,“资金缺口”已经不是网友流传的“吓唬人”,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将从养老保险制度出发,研究人口老龄化对“资金缺口”的影响,以及针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和策略。
二、人口老龄化对“资金缺口”的影响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转变。现收现付制度是以横向平衡为原则,用现在工作的人缴纳的保险费来支付上一代的退休金,这一模式可以很好的应对通货膨胀也充分体现了养老保险的社会共济原则。但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种模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会造成很大的资金缺口,代际间收入分配的矛盾也比较突出。基金积累制是在职人员将工资交社保经办机构,并且不断的积累和投资,本金和投资收益的总和向他兑现当初的养老金承诺。这种制度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但是受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我国将这两种制度结合推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在职人员缴纳的保险费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进入“社会统筹账户”,相当于现收现付制用来支付上一代人的养老金,另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进行积累。
“统账结合”部分积累制虽然是两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结合,但是体现现收现付制的“统筹账户”仍然不可避免的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冲击。“资金缺口”形成的另一部分原因是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型中形成的隐形债务,本文主要研究老龄化对“资金缺口的”的影响,隐形债务不作考虑。下文通过简单的模型构建对人口老龄化给现收现付制带来的影响,进一步说明对资金缺口的影响。
在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的资金处于平衡状态,即一定时期的缴费数量与这个时期的养老金支出额是相等的。
StLtWt=EtVt(1)
其中, St 为养老保险缴费率;Lt 为养老保险缴费人数;Wt 为缴费职工平均工资;Et 为养老金领取者人数;Vt 为平均养老金水平。
为了推导出现收现付制度中的人口老龄化因素,将式(1)变形为:
St=EtLt・VtWt(2)
其中是养老金领取人数和制度缴费人数的比,也称作制度赡养率;平均养老金水平和缴费职工平均工资之比,也称作平均养老金替代率。
为了测算养老保险资金的盈余,设t年的资金余额为Bt这根据上面公式(1)可得:
Bt=StLtWt-EtVt(3)
因为不是所有的养老金都能收取,必然有个缴费率,假设t年的缴费率为θ,则t年的资金余额可以表示为:
Bt=θStLtWt-EtVt(4)
假设利率为r,则测算期内t0~tn年的期末tn年末累计资金余额为:
B=∑tnt=t0Bt(1+r)tn-t(5)
由(2)、(3)可知,随着老龄化的严重,养老保险缴费人数Lt 在减少,养老金领取者人数Et 增加,;平均养老金水平Vt 因为养老保险费用的刚性攀升也在增加。Bt、B出现负值,说明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受老龄化的影响造成了“资金缺口”。而且由图1可知,“资金缺口”将在2030~2040年达到顶峰。
三、 解决“资金缺口”的建议
养老金资金缺口其根本是指养老金的收支不能平衡,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无疑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增加养老金的收入,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或者提高出生率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支出,但是养老金费用的减少似乎是不可能,因为养老保险费用具有刚性攀升的特性。在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也遭受“人口红利”带来的“资金缺口”问题,他们大部分解决方案都是从延迟退休年龄开始。延迟退休年龄不仅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减少支出,更加强了对资金缺口缩减的影响。以下主要从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生育率、提高保障资金运用效率三个方面对“资金缺口”提出建议。
(一) 延迟退休年龄,缓减“资金缺口”
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满60岁,女干部满55岁,女职工满50岁。这一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规定的,当时是很合理的,因为当时平均预期寿命在41岁左右。现在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但还施行以前的法定退休年龄很显然是不合理。而且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也明显低于其他国家,一般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而且美国和德国将提到67岁,所以提高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
“延迟退休”最重要的是可以缓减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简单假设,如果把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提高5岁,则意味着可以多收5年的养老保险,而且少发放5年的养老保险,专家计算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全国养老统筹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约200亿元。而且采用渐进式延迟不仅能很好的应对公众的反对心里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3]袁磊设计了三种延迟退休的方案,在不同的组合条件下研究了延迟退休对“资金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三种方案可以推迟养老保险资金缺口时间的到来,也可以有力缓减缺口规模的扩大,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生扭转。[4]郭永斌则从退休年龄的敏感性分析进行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延迟退休对“资金缺口”有很大的影响。
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延迟退休年龄虽然不能彻底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但是可以缓减规模继续扩大。
图2退休年龄敏感性分析下的养老金缺口结构
(二) 养老保险资金的合理高效运用
虽然国家已经将延迟退休年龄提上工作日程,实际上很多学者反对这一做法,[5]李绍光、常云昆、于晨等都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对我国的就业、经济发展都有不利的影响。所以要解决“资金缺口”应该从多方面入手,养老保险资金的合理运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国虽然放开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理论上讲投资渠道多元化,可以投资房地产、证券、基础建设等,但是我国还没有真正做到资金的高效投资,或者说仅仅为了追求资金的安全性很少投资一些有风险的渠道。[6]根据全国社保基金理事长戴相龙表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90%以上都存在银行,由此可见投资收益率很低,这也是造成缺口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养老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积极的参与多方面投资,在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收益率。不仅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贡献,而且可以促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同时也是解决“资金缺口”的重要途径。
(三) 提高出生率,适当的放开生育政策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急剧增长,7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不可否认,这一政策减缓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也避免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这几年随着老龄化的加快,这一政策的弊端很明显的暴露出来人口结构不合理,赡养率明显增加,[8]范荣欣指出,在人口结构年轻的时候三个在职员工缴纳的养老金可以供养一个老年人的退休金,但是在老龄化严重的时候,抚养率上升,大概一个年轻人只能支付一个老人的养老费用。因此,从人口结构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角度出发,应该适当的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养老保险收入注入新的血液。[7]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来看,中国当前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8。而且人口结构格局已经确定,所以大幅度提高生育率难度很大。但是从长远来说,提高生育率可以对中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起到很明显的作用。(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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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永斌. 我国养老保险资金缺口的评估和可持续性分析[J].保险市场,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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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定退休年龄;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
[中图分类号]F24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1)03-0073-05
[收稿日期] 2011-03-05
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必要性
(一)现行法定退休年龄规定不再适合我国人均寿命延长的现实要求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岁,女职工为50岁。在195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办法》中,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确定为55岁。这一标准的制定除考虑当时经济、医疗、就业状况外,还考虑到当时社会的人均预期寿命较低等因素。
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40岁,女性为42.3岁;到2000年,男性和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分别增长到69.63岁和73.33岁。进入21世纪后,人均预期寿命又在不断提高,2005年达到72岁,比2000年增长0.6岁。2008年7月11日,在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主办的“7・11”世界人口日大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指出,我国平均人口预期寿命已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73岁。另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的研究,到205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5岁。[1]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意味着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延长,如果退休年龄不做调整,已面临巨大支付压力的养老保障体制将遭遇更大困境。
此外,由于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等因素,导致我国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延长,劳动年龄下限提高,这也客观上要求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按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2001年对北京、上海、大连、成都和西安五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参保职工就业年龄为16岁,他们对城镇在职职工平均就业年龄的预测结果是:2005年为17岁,2010年以后为18岁。[2]就业年龄的推迟客观上要求延迟退休年龄。
(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减轻社会养老压力的需要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生活环境逐步改善,人均寿命延长,在职员工的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按照国际通行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就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在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已达7%。近年来,这一比重迅速提高,到2009年,该比例更是高达8.5%。
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在2010年9月末召开的人口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目前中国60岁及65岁以上老年人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12.5%和8.4%,到2020年,预计将分别达17.1%和12.0%。[3]中国将步入中度老龄化国家行列。
我国退休年龄人口总量和比重近年来都在增加,且从退休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曲线观察,我国退休年龄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2001年的7.1%增长到2009年的8.5%,8年间增长1.4个百分点,增幅明显。面对如此快的增长速度,劳动人口养老压力大增。延迟退休年龄有利于减小老年抚养比,减轻在职劳动者的压力,缓和收入的代际分配,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提高企业、政府竞争力的需要
工资和包括养老金在内的保险福利待遇是企业和政府雇佣劳动力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企业因承受的社会保险负担过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而且退休年龄越早,企业成本越高,竞争力越弱。
雷小峰等人在2004年利用“中国社会保险收支预测模型”预测出在现行退休制度前提下,养老保险交费率(包括企业、个人)将逐年上升,2010年为23.86%,2020年为28.88%,2050年高达51.30%。但若将退休年龄逐步提高,缴费率则会下降。按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延长至65周岁计算,养老保险缴费率2010年为10.23%,2020年为12.36%,2050年为27.03%。从以上两组数据对比中,我们不难看出,延长退休年龄是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的有力措施。[4]养老保险缴费主要由企业完成,因延迟退休年龄,企业缴费率较不延迟退休年龄时下降明显,企业负担减轻,为竞争力提高奠定了基础。企业的稳定发展是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也将带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竞争力的提高。同时,根据人力资本周期性理论,老年劳动者具有丰富的劳动经验,特别是官员、高级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年龄和工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充分发挥这部分人的作用,增强企业和政府的竞争力。
(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增加养老基金积累、扩大养老基金规模的需要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社保问题研究专家郑秉文2010年7月披露的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5]另据2005年世界银行的测算,以目前的人口与养老模式推测,2001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9.15万亿元,这还未考虑货币购买力贬值因素。我国养老压力十分巨大,如不妥善解决养老问题,我国养老制度的可持续性将受到挑战。
推迟退休年龄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缴费人数和缴费年限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减少养老金的支付时间来减少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进而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积累。即推迟退休年龄从多收和少支两条渠道来改善养老金的收支均衡。郑秉文曾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6]邓大松等人2001年对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缺口敏感性的实证分析结果则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延迟退休年龄对填补养老基金缺口的作用:退休年龄每提高1%,基金缺口将缩小1.949%,如果退休年龄提高5年,那么基金缺口将缩小22.69%。[7]
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可行性
(一)国外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对我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供了经验借鉴
世界上社会保障制度比较优越、健全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都在着手进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社会保障法案》,规定从当年至2017年,美国退休年龄由65岁逐步提高到67岁。2006年德国联合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退休体制改革决议草案》,根据这一草案,德国人将来的法定退休年龄期限从2012年开始逐渐推迟,由现在的65岁延迟到67岁。[8]日本国会议院、厚生劳动省于2000年3月28日分别通过了《厚生养老保险法》、《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等七部法案,其中有推迟退休年龄的规定。日本现行的养老金给付初始年龄为60岁,改革法案要按男女差别调整的方式将退休年龄逐步推迟到65岁;男女分别从2013年和2018年开始实行,并分别将于2025年和2030年过渡完毕。2006年英国政府公布了养老系统改革白皮书,计划逐步提高女性退休年龄,到2020年实现男女65岁同龄退休。[9]我国和美国、日本、德国一样,都是实行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因此,我国要顺应国际潮流,进行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显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国家男性和女性2002~2007年间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及法定退休年龄。
在30个OECD国家中,无论男性或女性,近年来其平均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大多数在60岁以上,部分国家在65岁以上。其中男性法定退休年龄达到或超过65岁的国家有20个,达到或超过60岁的国家更是高达28个。女性法定退休年龄达到或超过60岁的国家有26个,在统计的30个OECD国家中,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均超过55岁,最低的为意大利规定的57岁。多数国家法定的退休年龄标准大大超过我国男、女的法定退休年龄。OECD国家的做法对我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很好的启示。
在市场转型初期,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从改革初期的53岁开始不断上升,到1992年左右达到顶峰的57岁后开始下降,2002年后基本稳定在53岁左右。[10]根据OECD国家经验,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有较大的延迟空间。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比例明显减小,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比例在增加,特别是从事第三产业的人群所占就业人口比重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以超过0.7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增幅明显。我国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经济技术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趋向协调平衡,产业结构逐步升级。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员逐渐较少,这为我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供了客观可能。
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养老基金的巨大缺口,老年抚养比的不断提高,这些问题的解决及国际上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大趋势都要求提高退休年龄。
三、关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几点建议
延迟退休年龄不可能一蹴而就,应根据我国人均寿命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变化,在充分调研和科学核算的基础上,确定新的法定退休年龄。比如说男性为65岁,女性为60岁。并采取弹性退休或差别退休的方式,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推向新制定的标准。
(一)缩小男女退休年龄差距
根据联合国官方网站公布的对2002年166个国家退休年龄的统计数据,有62%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了男女同龄退休制度。具体来说,西方国家男女退休年龄相同。在亚洲,除了越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国家执行与中国同样的退休规定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是男女同龄退休。而在实行男女差别退休年龄的国家中,中国男女工人10岁的退休年龄差距居于世界第一位。[11]无论从实行男女同龄退休制度的国家数量上看,还是从实行男女差别退休制度国家中男女退休年龄差距上看,我国现行男女退休年龄差距是过大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和经验为我国缩短男女退休年龄差距提供了借鉴。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职工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如果继续实行女性比男性过早退休的政策无疑遏制了女性的发展空间。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长期以来女性预期寿命要高于男性,而传统意义上的高体力劳动职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会越来越少,这成为缩小男、女退休年龄差距的基础。
(二)“小步渐进”的方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有专家指出,我国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时可借鉴国外的模式,采取3年延长1岁的办法,缓慢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也有人提出可以以每年延长0.5岁,经过10年的时间,将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65岁的做法。在2008年10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表示,“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三)柔性延迟退休的方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当前,可根据劳动者个人意愿采取柔性延迟退休的方式,由劳动者自主选择是否延迟退休。以此作为过渡阶段,待时机成熟后,过渡到执行新的退休年龄标准。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已有地区开始尝试,从2010年10月1日起,上海开始实施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这一具有探索性的调整方案尚处在试行阶段,其中“柔性原则”既包含满足按时退休人群的要求,又使那些希望继续工作并有意愿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人群能够获得延迟。
(四)差别对待的方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对于工作环境较好,工作压力、劳动量较小的职业,退休年龄可以设定的稍微高一些。对于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或工作环境较差的职业,退休年龄设定的低一些。随着技术的进步,如果后一类职业工作环境改善,工作压力减小,可在原来的基础上延迟退休年龄。这是在自愿的基础上,扩大退休选择。不同职业在最终退休年龄的实现年限上可以有所不同,以体现职业差异。
除按行业差别调整退休年龄之外,也应考虑到受教育程度差别,对受教育达到一定程度,如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职工,可考虑在原来法定退休年龄和个人意愿的基础上延迟到65岁退休。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当下老龄化时代到来的客观要求,是我国社会环境、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革后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上改革退休制度的大趋势。我国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而且利大于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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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ought on Postponing Statutory Retirement Age in China
Xu Xiaowen Zhang Xinkua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Jinan,Shandong 250014)
延迟退休与增加交费年限就是朝三暮四与朝四暮三的关系。延迟退休可能是交纳时间延长了10年或5年,领取养老金时间减少10年或5年;增加交费年限,交费最低年限可能从目前的15年延长到20年以上,才能领取到基本养老金,也就是多交纳5~10年。考虑到工作时间大体相近,交纳费用一致,因此,延迟退休与延长最低交费年限没有本质区别。
能够靠政府过上有尊严的老年生活的,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公务员,他们不交费而替代率几乎高达100%。也就是说,工作时工资是多少,退休工资一分不少。其次是在肥缺部门,如著名医院工作的事业单位员工,他们可以基本保持生活品质不下降。至于企业单位退休员工,要有尊严请挽起袖子自谋生计吧。
无论是延迟退休,还是增加交费年限,都是解决养老困境的国际惯例。但发达社会的惯例不是凭空而来,他们有基本制度支撑,主要是正确的激励机制与自主选择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正确激励机制的前提是,多交费、多工作者享受更高的养老福利。政府鼓励个人延迟退休,暂时不领取养老金,但到时可以增加替代率,多领养老金。以美国的联邦政府机构为例,1987年1月1日以前参加联邦政府工作的人,工作满10年以上,达到退休年龄,退休金按每年2%的工资比例累计计算:工龄10年,退休金为工资的20%;工龄30年,退休金为工资的60%;最高不能超过80%。替代率的不同,是最直接的激励,很多人为了80%的替代率拼命工作满30年。
美国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年龄有明确规定,但没有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个人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进行选择。如果经济状况很好可以选择提前退休悠游岁月,如果经济情况不佳,就会自觉加长工作年限,笔者亲眼见过这样的例子。
由于经济情况不佳,美国的退休时间基本是在延迟。根据美国劳动部的数据,2010年65~69岁的美国人有31.5%仍在工作,比1990年增加10.5%;70~74岁的美国人有18%在工作,比1990年比例增加11%。2012年,美国已退休人员中有40%的人在60岁以前退休,在60~64岁退休的人数比例为25%。这65%在65岁以前退休的美国人,无法领取全额养老金。而65岁时退休的人数比例为9%,10%的人在66~69岁退休,8%的人在70岁以后退休。没有看到哪个美国人因为不公平而大叫大嚷,政府因为资金有限改变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延长工作时间、增加交费数量,美国人认账。有的美国人由于不信任政府养老能力,千方百计规避交纳,自己另行投资。
美国人65岁领取的是基本养老金,还有401K之类的投资账户,以及养老储蓄账户和商业保险等。我国主要靠退休工资,以及个人的储蓄、投资、保险,在投资与保险方面还缺乏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延退账单
为什么要延迟退休年龄?当前,在我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面临的难题较多,养老金缺口巨大是最关键的问题。有专家测算,如果延迟退休,本该拿养老金的人不仅不拿钱,还要继续缴纳养老金,这样一来,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具体到个人来讲,有关人士估算,按目前我国的人均寿命72岁计算,如果在65岁退休,只能享受7年的养老金,在此情况下,一个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普通企业职工,缴纳社保费用和领取养老金的差额能够达到40多万。
这笔账一算出来,正在按时按量缴纳养老金的人们显得有些急躁,原因简单直白,他们担心“有命交钱,没命领钱”。
带着退休后的余寿能不能把一生缴纳的养老金拿回来的问题,记者走访了某业内专家,在听完演算过程后,这位专家首先对计算方式提出质疑,并表示自己曾经计算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结论是“应该收得回来”,记者进一步询问计算细节时,他说,“假设某企业员工,20岁上班,50岁退休,等于缴纳了30年养老金,缴纳方式是自己交社会平均工资的8%,企业交20%。退休后还有22年余寿,这期间每月可以拿到28%,按照时间和比例计算,是可以拿回来的。”在陈述计算的过程中,记者意识到,这位专家的假设依然停留在延迟退休年龄之前的状态,而且将计算对象更换为女性。
由此来看前文中那位有关人士的估算,虽然现实差额未必那样严重,但事实大抵如此:个体的差额相对增大,总体的差额相对减小。
实质目的
延迟退休年龄又为了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点到为止地表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说明碎片化和多轨制的退休制度引发的社会不公正已经成为深化制度改革的重要障碍。”
针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具体原因,他认为,是我国国民寿命预期长了。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我国的退休年龄比不少发达国家都低。郑秉文说,“一个社会如果要永续,国民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提供劳动供给的时间应该随着其寿命预期的变化而改变。如今的现实情况是,国民的寿命延长后,劳动的时间没有改变,那么退休后的时间变长了,社会财富创造量没变但是消费增多了,这样的国情如何和发达国家PK?”
从另一个不容小觑的我国正面对的社会现实的角度考虑,延迟退休年龄,是考虑到应对将来人口老龄化的更大压力,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维持下去首要基本条件是保持收支平衡,即缴费的人和钱,足以支付退休的人领取的养老金。前不久,一位北京大学相关领域教授预测,参考老人抚养比,在2000年平均10个工作的人抚养一位老人,到了2050年我国将达到人口老龄化峰值,届时将是3.5个人抚养一位老人,所以缴费压力会愈来愈突出,如果到那时再去想办法化解压力就来不及了,那么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延长人们缴费时间,并适度缩短领取时间,以确保收支平衡。
于是,延迟退休年龄的目的客观上指向了—解决“缺钱”。
决策考量
除了上一种解决缺钱的决策考量,学理上,至少还有另一种选择:做实空账。
据了解,相关主管部委曾竭力主张做实空账的选择,并要求中央财政掏出真金白银。这的确属民生之举,但难摆脱部门利益之嫌。况且,现实体制下的确拿不出如此巨量财政资金。这一主张至今未被采纳。
郑秉文则解释称,“在目前历史阶段下,空账反而是划得来的。如果要做实个人账户,意味着政府要承担巨额的转型成本;空账填满后,其投资收益率要达到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14%才有意义。”
所以,即便做实个人账户,如果没有良好的保值增值渠道,这笔资金也将是自然贬值状态。对于目前另一大热议的养老金入市的问题,郑秉文说:“养老金保值增值的好方法就是入市,放在银行里吃活期利息是不负责任。要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但只能是一小部分投放于股市,股票要长期持有,国外两百年的股市经验性数据告诉我们,每二十五年、三十年的平均回报是年均7%,好于银行利息。”显然,未来可能的入市取向和规模都与热议群体有着巨大的差别。
正是在上述两大因素下,决策立场自然决定空账取向,但要缩减空账差额,便讨论延迟退休年龄。
学术药方
横看成岭侧成峰,只是利益主体的站位表像。
破解养老金缺钱的现实难题,理想化的学术解决方案是怎样的呢?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保中心主任杨燕绥看来,目前,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严重“碎片化”,这种弊端在居民、用人单位、养老基金、国家财政四个层面均有表现。
缴费不均。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目前公共部门人员不缴费,企业职工缴费,公共部门养老金待遇高于企业职工2倍到3倍。
费率高、费基乱。目前养老保险费率为28%,其中单位占20%。高费率导致逃费基现象,用人单位以薪酬分类、滥福利等手段蚕食费基,加之对困难企业的减免政策,2000年至2010年间的实际征缴率(包括税务代征和社保计征)仅为20%。
公共治理混乱。养老基金社会统筹支付水平缺乏标准,个人账户基金投资无路。
监督缺位。从国家财政角度来看,目前是根据政府部门当期预算决定政府的养老金支付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然而这个过程缺乏立法机关监督,于是出现了社保部门混账支付养老金,中央财政补贴不断增加的问题。
【关键词】法定退休年龄,延迟,原因,利弊,政策设计
我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讨论由来已久,现行退休制度存在弊端。延迟退休年龄有其客观必要性。
一.原因:
1、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已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现行退休年龄的规定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发展,到2010年,我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2.4岁,女性约为77.4岁。可见,现行退休年龄远低于平均预期寿命。另一方面,我国养老金的受领时长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法定退休年龄应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应调整,而现行退休规定显然不适合发展需求。
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金的隐形负债问题显现,我国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大。我国“人口红利”即将进入收割期。依现行退休年龄,我国很有可能形成“未富先老——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局面,这必将对我国财政形成巨大负担。由此发展,只有两种结果:年老后得不到足额养老金;通货膨胀,民众手中的养老金不具其应有价值。
3、立足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浪费。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人们的劳动年限增加,而现行退休年龄并未适应于这一要求。特别是对于那些脑力劳动者,其培养成本相对较高,但其劳动年限较短。这种投入产出的失衡,进而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
二.利弊分析:
延迟退休年龄是一大趋势,但其施行涉及多方主体的利益,有利也有弊。下面将对其利弊进行分析。
(一)利:
1、从政府的角度,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有利于缓解财政压力,减小养老金缺口。通过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使政府达到“开源节流”的目的,即增加养老金的收缴收入,同时降低养老金支出。这一措施有利于缓解社会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压力,消除养老金的“空帐”危机,使得养老保障制度能够正常运行。
2、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角度。随着经济发展,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期限也相应延长。长期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社会总产出的增加,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对于社会上相对短缺的智力劳动者,延迟退休有利于他们拓展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人力资本的投入也能得到充分的回报。
3、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我国“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老龄化不断加剧。有资料显示,“在2035年我国将出现8.1亿劳动人口对2.94亿老龄人口的局面”。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数量将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延迟退休年龄,增加市场上的劳动力人数,有利于应对这一危机。
(二)弊:
1、从短期来看,延迟退休会加重就业压力。这一弊端是很多人对延迟退休持反对意见的重大原因。作为新旧员工的一种更替方式,当老员工的工作年限延长,新员工将很难进入该企业。而如今,中国的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从20多年前的“天之骄子”成为一个集中的“弱者群体”。因此,延迟退休会进一步加重他们的就业压力。
2、加重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对于那些体力劳动者、低收入阶层,民众的反对态度是很明确的。由于他们的工作环境较差、工作强度较大,决定了他们对自身的工作满意度较低,延迟退休会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并未落到实处。延迟退休对这一群体是不利的。
3、延迟退休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取利益的手段。延迟退休政策的受益者多为脑力劳动者、高收入群体及权贵阶层。尤其是对于那些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他们更愿意延迟退休。而这也为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钻空子”提供了便利,不利于社会公平,同时也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
三.政策设计
延迟退休有利有弊,但为大势所趋,如何设计一种方案,使得尽可能多地降低其不利影响才是重中之重。
1、在现行退休年龄下,应该严格控制提前退休。前面已经分析了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尽管现阶段对其施行还有困难,但控制提前退休是需严格执行的。政府需加强引导,强调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以防更多的人提前进入退休大军。积极发展退休金“早领惩罚,晚领奖励”的制度,联合各企业单位,控制提前退休。
2、循序渐进,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采取缓和的手段。首先,可以提高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在统一女性的退休年龄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全体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其次,以点带面,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试点,充分总结其经验教训,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国。
3、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弹性退休制度是指劳动者在达到法定最低退休年龄以后, 有选择退休或者继续留在劳动市场的弹性空间。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它鼓励劳动者多劳多得;给予劳动者相对较大的自由度,依照个人喜好有选择地工作。同时,依据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之间的差异,制定有一定区别的退休年龄。在鼓励延迟退休的同时,考虑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差异。
4、把握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推出的适当时机。具体年龄的制定与其所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息息相关。具体来说,退休年龄的延迟应与劳动者当期的就业形势及老龄人口比率紧密联系。尽可能减少阻力,顾及更多的利益主体,使制度的施行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结论
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一条必经之路,从长期来看,利大于弊。但必须承认,其推行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考虑到经济社会大背景,选择适当时机;推行弹性退休制度;完善社保体系,改善就业者、退休者和失业者的现实生活状况并提高他们对未来生活保障的信心,促进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丛春霞.延长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影响分析[J].发展.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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