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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现状
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二、民族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三、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前景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的功能根据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联接的不同,笔者认为这一系统包含民族文化、体育等多种功能,经过归纳总结表述如下:(1)社会教化类功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有着极丰富的思想性、教育性、实效性等的功能,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丰富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健身观念,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等。(2)交流传播类功能:制约中华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普遍缺乏对中华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通过向大众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自觉,唤醒人们的文化自觉,从而更好的指导人们传承身体动作、技术和方法。(3)娱乐健身类功能:促进大众的身心健康,为终身体育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4)政治经济类功能:通过传播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可以促进人们参加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促进特色体育产业的开拓。在许多民族民间体育活动中同时进行着技能交流与贸易活动。例如,傣族的“泼水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有许多外族的商人、旅客参与,为该地区的贸易、旅游业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土壤,在此过程中也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促进了民族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
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优化
2.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优化是通过系统结构的涨落有序体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优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尽可能发挥该系统的最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系统优化的实现,是通过系统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改进来实现的。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国内各地的传播环境,政府主导与民间开发不能有效结合等多种原因,致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不能发挥整体功能。
2.1.1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保障传播途径的通畅性必须保证大众反馈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达到该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效果。在现有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中,如武术的传播,包括学校、电视等都只重视动作本身的华丽,忽视了文化本身,这样就破坏了武术传播与传承的整体性,致使武术文化缺失,必然导致其稳定性被破坏。
2.1.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协同关系
2.1.2.1研究目的与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协同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受传播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若是研究的内容不能满足大众的好奇心与需求度,便会相对会抑制这一系统的有序发展,便会否定该系统的稳定性。若是所研究的内容超出大众的现有水平,则循序渐进地向人们灌输这一文化。从现阶段的研究来看,这一文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的接受效果,阻碍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在此方面发展较好的是潍坊风筝,在该活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风筝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健身与娱乐功能,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增强了人们的文化自信,这些就反应出了研究目的与大众需求完美协同的效果。
2.1.2.2政府、研究者、大众三者心理层次的协同这里指三者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性。在传播与研究过程中,政府与研究者只有抓住了大众的心理、了解了大众的现有精神层次,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与制定相应的措施。三者之间要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这样可以更好地挖掘该文化所拥有的多方面内容,更利于其传播与传承。
2.1.2.3政府、研究者、传播媒介与大众之间的协同政府与研究者向大众输出该文化信息或大众向二者反馈信息都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例如措施、电视,电影、物质设备等。但是并不是哪一项传播媒介都对该系统有效,应依据大众需求、文化传播需求、研究目的、传播目的等选择相应的传播媒介。以传统武术文化节目为例,有影响的是“武林大会”、“武林风”。这两个节目都是技击武术打斗的“真人秀”类型,完全撇开了传统武术文化“形意相合”的“精、气、神”内核,缺少对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资源的针对性传播。如“武林大会”中就没有充分体现北少林的刚猛强健、朴实简练。
2.2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式
2.2.1创设良好的环境保障促使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系统有序结构的形成统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过程的现状,其外界环境并不十分理想,尤其在学校教育中,各教育都比较重视体育动作的传播,而对于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则只字不提,即使在文化课上讲解,但由于考试重心在动作方面,文化自然也被学生所忽视,这样就间接地阻断了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研究与传播这一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有:(1)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及组织的开发,建立健全各级负责机构和组织,例如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调研部、整合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组织,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公司等等。(2)建立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交流站,使研究者更好的开拓眼界,丰富自己的方法、视域等,构建起政府与研究者的良好桥梁。在学校中应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使其能达到政府与大众的要求。(3)在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播中,缺少传播手段与途径,在现阶段应有效利用电视、电影、娱乐节目,如云南白药广告可以彝族的“打磨秋”体育文化为壳进行创意,也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网站设计、网上交流站的开发等。(4)加强民众的主动传播意识,唤醒大众的文化自觉,增加民众反馈渠道,致使政府、研究者与大众,文化主体之间可以有效循环。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素质教育终身体育
目前,我国的学校体育教育在培养学生身体素质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在学校体育教育中,仍是以西方体育为主,与国人身体素质、心理感受、民族情感相吻合的民族传统体育内容没有得到很好地普及。因此,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可以充实学校体育的教育体系,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还能弘扬民族文化,从小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
一、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是指在中华历史上一个或多个民族内流传或继承的体育活动的总称。主要是指我国各民族传统的祛病、健身、习武和娱乐活动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顾名思义,它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体育的,二是民族的,三是传统的。(1)所谓体育的,是指这类活动项目或运动项目都具有体育的特性,是人类有目的、有计划地按照一定的规则锻炼自己的身体,使自己的身体各个部分得到平衡协调的发展。(2)所谓民族的,就是这类体育活动或体育运动具有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它的民族文化底蕴上。这种民族文化底蕴主要反映在:它的活动或运动项目来自特定的民族,反映了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为该民族广大民众所喜好,在该民族地域有着深厚的民族群众基础。(3)所谓传统的,就是这类体育项目具有历史继承性,是代代相传的。这类体育项目中,任何一个都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在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淘汰其糟粕,保留其精华,而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并具有该民族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十分丰富,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了:武术、摔跤、射箭、射弩、秋千、赛马、赛龙舟、打木球、抢花炮、贵摔跤、珍珠球、放风筝、打磨秋、赛骆驼、跳板、打飞棒、波依阔、推竿、跳竹竿、雪地走、东巴跳、跳竹、抛绣球、踢毽子、斗牛、抖空竹等等。学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切实可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三、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特点
1.简便易教。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具备这样的特点,朴素的品质造就了这些项目的教学应朴实无华,教学过程要讲究实效,避免华而不实的的形式,教师要全面准确掌握项目的比赛规则,并运用到教学中,不断提高学生在规则要求范围内的技术和战术是教学的灵魂。
2.简单易学。民族传统体育绝大部分项目都简单易学,由于民族传统体育长期的教学是口传身教,缺乏经过文字的整理或通过研究得出的技术参数,对教师来说,缺乏教学参考,只有依靠教师自身不断实践后归纳出技术要领和动作组合及技巧。对学生来说,不断摸索通过练习改进动作从而提高技术进而创新和发展。
3.简捷易赛。民族传统体育的比赛经过长期的演变,操作起来比较简捷,很多项目初步掌握了基本技术和战术就可进行对抗,在教学过程中可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练习。
四、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体育教学中的开展
1.树立民族传统体育意识。树立民族传统体育意识,是学校全面深入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前提。通过民族体育意识的建立,引导人们逐渐将眼光投向全球体育文化,建立宏观的体育意识。有了正确、积极的体育意识,在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就成为一种应尽的义务,成为人们必须履行的职责。
2.深入挖掘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整合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教师应好收集、挖掘、整理工作,民族传统体育大都源自民间,体育教师在把某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进课堂之前,应根据当地实际深入民间生活进行调查考证,对项目名称、发展及技术要求有所了解,真正要引进体育课堂,以繁荣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3.统一完备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教材、教学评价体系学校民族传统体育是在学校这一基地开展的民族文化教育,建立完善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体系是保证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首先,要培养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教育人才,这是有效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活跃的力量,他将以辐射的方式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必须建立多元化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这些课程尽可能地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与原则,形成有独立性的有体育文化特色的课程框架。
其次,素质教育与终身体育有机衔接。学校的素质教育与人的终身体育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只要能通过教技术、养习惯、重行为等方式有效的培养素质教育中的三个体育素质,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生活习惯,将体育纳入到生活方式之中,就能与终身体育有机地衔接起来。
4.项目的选择应结合当地实际
体育教师除认真上好教材之外,还要根据各地实际,把自己通过努力收集到的内容,在本校传授之后,同其他学校教师进行交流,以便使内容更具科学性、实效性、可行性。积极做好器材的改制和活动形式的改进工作,根据学校体育教学的规模及各年级学生理、心理特点的实际需要,对民族体育器材进行就地取材,自己制作,一材多用、灵活搬运的原则进行必要适当改制,对许多呆板、单调划一的动作在保留实质的基础上改进为适合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灵活多样、欢快轻松的运动项目。
5.加大对体育教师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培训力度
民族传统体育引进学校教学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为了让民族传统体育能够不断延续下去,师资队伍建设是关键。教师不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技能、方法,就不能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更谈不上是学生的领路人。因此,要通过举办各种观摩课或集中授课培训方式,使体育教师提高认识,普及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方法,真正作到把我国文化瑰宝——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继承并发扬下去。
总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挖掘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切实有效的运用到现代体育教学中来,从而让民族传统体育这一特殊形式的文化遗产,经过提炼与发展为学生所掌握与运用、传播到社会中去,练就健壮的体魄,让学生的体育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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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域存在其特殊性,民族成分较多,很多少数民族具有浓厚本民族色彩的体育文化,因此,在新疆这样特定地域,研究特定群体高职院校,探索具有多民族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实际意义。高职院校学生有其自身发展特点,具有特殊性,新疆存在地域性特点,民族成分复杂,新疆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成长背景、思想状况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不同环境成长的学生、不同民族的学生差异性很大,在以往的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有少数民族同学具有发扬本民族优秀体育文化的想法。高职院校校园体育文化是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主要通过体育社团、训练队、俱乐部、体育文化节、体育自愿者等有效载体,为校园体育文化发展提出有效对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在目前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发展的各种形式中,普遍性较为突出,少有把新疆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元素纳入其中,前期调研中也发现,有很多少数民族同学有相关的想法和需求,那么,该研究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实效性发挥起到促进作用,凸显其实际应用价值。通过对新疆具有典型特色的5个世居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体育文化的调研整理,融入到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民族传统体育融入高校体育有利于丰富高校体育课程资源,具有实际研究的应用价值。
2新疆地区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研究的现状
(1)理论研究现状
目前对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广泛、深入,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群体研究较少,对民族传统体育在高校的开展对推动高校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的作用,民族体育元素引入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研究较少。而且目前,没有在新疆高职院校领域进行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构建整体性研究的。
(2)实际应用研究现状
目前研究有少部分理论型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在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方面,而动态地研究调研新疆本土具有典型特色的5个世居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调研并不多见,对把具有本土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引入到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研究较少。
(3)多领域研究现状
目前研究领域比较单一,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方面主要在民俗学领域,整体性的研究成果较少,而在与高校体育教育结合的交叉领域研究更少。
3新疆地区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的构建的研究途径
(1)分析研究新疆本土具有典型特色的5个世居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传统体育项目、传统体育文化特点,通过分析整理,形成新疆特色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相关概论性资料。
(2)以校园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两者间的结合为研究对象
以期构建具有新疆地域民族特色的高职院校校园体育文化。(3)创造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硬环境,创造学生能积极参与的校园体育文化软环境,创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力求使各院校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发展具有本身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最终形成自己的传统特色,对体育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大力开展具有区域特色的课外体育活动,组织少数民族体育知识的讲座、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体育知识竞赛,加强学校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队的建设。
(4)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
采用观察法、测验法、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行动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实验法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观察了解新疆特殊地区性特点,研究新疆具有典型特征的5个世居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收集、分析、整理材料。形成区域、民族特色后,对各个定点院校进行地域性分析,探究把民族体育文化引入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然后,选定新疆地区的多所高职院校进行定点的实际构建研究,做出实际引入民族特色体育文化的具体实施方案。最后,根据实验研究结果,对实践途径的有效性、适用性、理论和推广价值及尚需完善的地方做出进一步探讨,终将研究成果应用到新疆南北疆部分高职院校的实践教,评估实践效果。
(5)通过对新疆地区部分高职院校进行试点研究
(选取具有地域性典型性的南北疆院校),构建具有新疆地域性少数民族体育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构架,探究其实效性,定点实验,在实践中检验具有新疆特色的、民族特色的、地域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效果。
(6)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在实际校园文化中体现的实际需求情况
武术的传承是极其讲究的,它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可能你的天赋和资质不算很突出,但是你谦虚又好学,尊敬师父和师兄,老师会摒弃一切,还是会收你为徒,传你武艺。这跟祖祖辈辈的武德教育是分不开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和“一日为师,终身为母”的思想在每一位习练武术的孩子心中都是根深蒂固的。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打造了其带有强烈民族文化特点的体育运动模式与修身养性的方法。把武德教育贯穿于武术教学的始终,才能收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最佳效果。并通过武德教育,使学生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汲取中国传统武德之精华,把尊师重道,团结师长的情怀发扬并继承下去,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抛头颅、撒热血。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对思想教育的影响
易经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武德的传承中,这种观点也被推崇到极致的地步。从祖逖为了国家投笔从戎,闻鸡起舞,到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自强不息,率领戚家军抵抗倭寇侵略。无数史实都昭示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最优秀的品质都是在武德教育产生的。武侠小说,武侠电影都为我们勾勒了那个习练武术的人群有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伟大抱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已经从荧幕和书籍中走了出来,并逐渐对大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努力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指导思想,使所有的有志青年成为“武德高尚,武风正派,武礼谦和,武技精湛”的新时代人才和栋梁。
3建功立业、精忠报国对思想教育的影响
无数金庸迷对小说迷恋的原因也许就是在于,在金庸的小说中,它可以为自己勾勒一幅精忠报国、建功立业的伟大场面,其实在武德的教育体育中,老师的言传身教对于这方面也是多有涉及的。传统的武德思想中,要求习练者必须要热爱自己的祖国,并且在成长成才以后必须要为自己的国家奉献一切,哪怕是自己的生病。从古代到近代,无数仁人志士,霍元甲、黄麒英、大刀王五等深受武德思想的影响,在祖国、民族危难的时候,毅然而决然地选择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行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书写了大义凛然、精忠报国的高尚情操。在当今大学生中,就应该树立精忠报国、为国为民的思想,通过武德感召他们,摒弃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好地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成为更合格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4武德对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消极影响
或许是对于武德认知有偏差,部分从事武术的人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喜欢争勇斗狠,传统武德的门户之见,武人相轻的思想对武术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重视兄弟江湖义气,误入歧途的事迹也屡见不鲜,为此武德的发展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不仅是错误的理解武术的文化内涵,也是对武德思想最大的亵渎。传统武德规范的基本内容说到,生活处世之德,择徒拜师之德,授艺习武之德,用武施武之德。传统武德的当代社会价值体现为,重视群体精神,强调为民族、为社会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提倡见义勇为、舍己助人,主张以匡扶正义为己任,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以武会友”和谐的人际关系及重视人伦价值。
5结语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民族艺术关系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往往与各民族的音乐、舞蹈以及美术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艺术的源泉。民族艺术中的舞蹈、戏剧、杂技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关系最为密切。许多民族的现代文艺是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发展演变成舞蹈、戏剧。目前许多被挖掘、整理出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黎族的跳竹竿、景颇族的刀术、苗族的狮子上金山等,把竞技、舞蹈、娱乐、体育融为一体,既有娱乐、健身的作用,又有艺术欣赏的价值。随着各民族、文化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将为现代民族艺术提供无穷无尽的发展源泉。
民族艺术促进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往往与各民族的音乐、舞蹈以及美术等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如苗族人民喜爱的跳芦笙,健美的动作,配合内容丰富的歌词和优美的曲调,身着漂亮的民族服饰,边唱边舞,边跳边吹,说唱、交谊、运动三位一体,既交流思想感情,又得到娱乐和健身。又如黎族的跳竹竿,击竿者,时跪、时蹲、时站,节奏越打越快,难度越来越大。跳竿者随竹竿的分合、高低、快慢,灵巧地跳跃其间,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展现出各种优美的姿势,美不胜收。参加者不仅要求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还要具备较高的音乐素养和舞蹈技巧,形成了高度体育技巧性同高度艺术性统一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舞蹈民族传统舞蹈是取得群众确认而流传下来的舞蹈形式,是由各族人民根据现实生活直接创作的,反映了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的情感和态度。民族舞蹈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都属于人体艺术形态,有着深厚的民族群众性基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舞蹈与体育共生共存,栖息相伴的现象是有目共睹的。民族舞蹈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人体艺术文化、人体艺术形态。我们可以举出不少的实例来说明“舞中有体、体中有舞”的现象。我国的剑术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融舞蹈与体育于一身的艺术形态至今仍受到群众的欢迎。
从历史上看,远在先秦时期,在东北、内蒙地区的阴山岩画和乌兰察布岩画中的原始狩猎舞蹈。魏晋南北时期,西南僚人的铜鼓舞。明清时期,中南地区瑶族的盘王舞。民国时期,朝鲜族的刀舞等等都有上述的特点。民族舞蹈侧重于内心情感的表述,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则以健身及竞技取胜为侧重,形成现在这种有分有合、以分为主的状况,即民族舞蹈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形态,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则形成另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
此外,从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需要层次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舞蹈都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实践,都是人类愉快、活力和自由的源泉,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参与身体活动的目的既具有健身性目的又具有审美性目的,既为了满足身体本身的需要,也为了满足心理和情感的需要,对身体活动的多目标追求将逐渐成为人们参与身体活动的重要特征。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舞蹈这种“舞中有体”,“体中有舞”的融合形式,将成为一种趋势,将共同构成人们余暇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服饰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服饰共同体现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我国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常常在佳节吉日借助民族传统体育来寄托美好心愿,表达欢娱的心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又因不同的自然环境、生存方式、、生活习俗、审美心理等,形成了各具风采的民族节日盛装。这些民族盛装被广泛应用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它们在服装款式、色彩搭配、纹样装饰、饰品造型乃至整体着装风格上,既涵盖了少数民族服饰的日常样式,又荟萃了少数民族服饰的精华,因而具备了各少数民族服饰最直观的民族形象表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服饰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随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演变出全方位、多层面的形式,反映出少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动作也无限变幻,难度高超。此时的民族服饰为了配合视觉效果,必须将少数民族盛装原生的装饰、佩戴及穿着体系打散、解构其中最具少数民族服饰风采的元素,诸如款型、饰品、图案纹样等,作为少数民族形象的象征,被有选择地用于或重新组构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服饰的设计中,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服饰变得艺术化。而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设计的少数民族盛装,因其涵盖着少数民族服饰的日常式样,深受群众的喜爱,因而许多优秀项目经过多次的精选、提炼,世代传播,魅力无穷。
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器具
由于民族特色、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每个少数民族拥有不同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和民族游戏,而不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别有不同的民族体育器具。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器具相互依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表演和比赛与民族器具的使用密不可分。民族体育器具在许多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和表演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纳西族武术“东巴跳”,是纳西族特有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它集中了纳西族有代表性的传统武功。纳西族每当祭风、祭神、消灾、除秽、开丧、走荐、求寿等七种道场,都要举行盛大的“东巴跳”。典礼时,人们头戴五色飘带佛冠或鸡冠帽,身披龙凤小旗,腰系黑红彩带,穿着各种彩色法衣或兽皮服饰,手执刀、剑、弓、弩、叉、矛、盾等武器,以及板铃、手鼓、大鼓、铜擦、铜锣、海螺、楞锤、魔样等民族器具进行演练。如果没有民族器具作为道具,“东巴跳”就不可能表达出应有的感彩。因此,民族器具在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和传播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对民族器具的认识。多数人对哈尼族、普米族的“磨秋”和阿昌族的“车秋”没有太大的印象,但是通过各个级别的少数民族竞赛或少数民族项目表演等,人们就会认识到,“磨秋”是“打磨秋”运动的器材。“车秋”是阿昌族的“车秋”运动项目的器材,“车秋”形状略似纺车,有四根木柱分立两边作为支架,中间横担着秋辊,左右各用两根木柱交叉的镶在秋辊上,类似车的辐条,在顶端左右相连,挂着秋千绳。每架“车秋”可同时坐4人或8人,节日期间,阿昌族青年都身着节日服装,悠荡秋千,尽情娱乐。
参考文献:
[1]杨津津,张雁飞.试析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与传统体育的共同发展[J].贵州民族研究,2002,(3).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变迁;阿细跳月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040-04
Abstract: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In the modern social market economy environment, the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model, such as ritual activities, self entertainment, youth villages of marriage, family influence inevitably happen different degree of variation. In the government's care and the help,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inheritance of the main body into middle age by the young, the elderly and the special art display team, and to the need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instrument selection, music layout and action in the commercial and become more market-oriented. In the market economy in order to keep the national commercial tide,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in traditional worship still guarantee the continuity and seriousness, in performances emphasized the popularization and living style, make in the modern and traditional tries to find a balance point between and, thereby, to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provides an important way.
Key word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transition; A xi dancing under the moon
1 前 言
当前,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创建体育强国步伐的跟进,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再次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综观我国30余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困惑。体现在:一方面许多濒临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地方政府的重视下以及有识之士的呼吁下得到深度挖掘而获得重生;另一方面又有诸多具有鲜明民族、农牧特征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显得难以跟上时展的步伐;可以看出,在当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获得一定的发展生机后,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的发展迷茫。因此,“传承”已经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重要课题。所谓“传承”,意味着民族传统体育、知识和经验甚至包括历史记忆的跨世代的延展,它既指体育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亦即历史的纵向延续性,也可用来指体育文化的传递方式。在全国林林总总的民族传统体育中,彝族古老的“阿细跳月”,因其独特的民族体育传承方式,重新焕发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当前社会条件下,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借鉴意义。
2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专家访谈等科研方法,走访了弥勒县西三镇可邑村、凤凰村等地方,以“阿细跳月”为案例,进行了文献梳理和现场考察,并将材料进行归纳、分析与总结。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阿细跳月”是云南彝族重要的民族风俗与体育文化活动,流行于云南弥勒、路南、泸西等地。“阿细跳月”生成于早期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由于阿细人世世代代的传承。
3.1 传统的传承方式
3.1.1 宗教祭神的神圣传承
“阿细跳月”早期是与祭祀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它最初是寄寓着阿细人的宗教情感的,这一点从可邑村的钻木取火仪式和凤凰村参与祭火到随祭火仪式的消失而分离出来的过程可以印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从娱神到娱人的过程,最后从宗教祭祀中分离出来,发展成娱乐性较强的活动。“归根到底,舞蹈总要追溯到宗教仪式的实际原因上,只是到了后来舞蹈才流入一个完全审美享乐主义的范围内,在那里,它失去了严肃的意义”(鲁道夫•桑纳)。
3.1.2 自我娱乐的自发传承
祭神是人类早期对自然极度依赖的表现,随着人类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娱神功能也在不断地退化,相对而言,娱人功能逐渐显现出来,占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阿细跳月”脱离了祭祀场合,原本在祭祀过程中既娱神又娱人的娱乐功能转化为专娱人的单一娱乐功能。在传统彝族阿细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阿细跳月”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群众性的体育文化项目,男女老少都参与,参与面广,互动性强。阿细人从小就在耳濡目染中自然学成,“我们阿细人天生就会跳月”的说话并不夸张。
3.1.3 男女婚恋的本能传承
在传统社会里,“阿细跳月”主要是男女青年交际的工具。“阿细跳月”节奏明快,舞姿粗犷奔放,有老人舞和青年舞。老人舞弹的是小三弦,舞步轻慢稳重。青年舞则热情激越,是男女青年沟通感情,选择对象的自娱活动。每当节日或农闲,邻近村寨未婚的成年男女青年先约定聚会的时间地点,届时,如一方失约,另一方则于路中用石头压上树枝,表示“压魂”(魂是彝族对生命的诠释),被压一方须说明原委,道歉并得到谅解,可再订日期。这种约会,甲村来男,乙村只能来女。相会前,女方在林中梳妆打扮,故意磨时间,男方明知女方在梳妆,也故意把短笛吹得短促,把大三弦弹得急迫,一方急,一方缓,别有一番情趣。就在笛悠弦扬时,女方拍着清脆的掌声跳出树林,在草坪上列队与男方欢歌起舞,曲调合着舞步,弦声扣着心声,间或爆发“哦!哦!”的吼声。在载歌载舞中,寻找称心如意的伴侣,然后变换队形,一男一女对舞。由于“阿细跳月”舞蹈强度大,尤其是男青年肩挎四五公斤重的大三弦,弹、唱、跳、旋,常常跳得满头大汗,但颇具感召力的“阿细跳月”,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吸引着青年男女尽兴尽情通宵达旦地进行。在男女交往的过程中,“阿细跳月”被潜移默化地传递、传承着。而现在,由于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影响,阿细青年婚恋方式发生改变,传统的靠跳月为中介的婚恋方式逐渐被遗弃,致使“阿细跳月”的主要传承功能也在逐渐消失。
3.1.4 村落家庭的熏陶传承
传承涉及到“传”和“承”两个连续的动作,其主导都是人。无论是传还是承,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传承人是传承的主体,承载和传递了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人又分为群体传承(村落、家庭等)和个体传承(长辈等)。群体传承人就是整个民族内部所有民众。家庭是“阿细跳月”传承的首要途径,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使他们从祖辈、父母那里得知“阿细跳月”的传说、历史、发展变化,学习相关乐器的弹奏、制作,从而使阿细跳月这一古老文化在家庭中得到直接的传承。凤凰村里 50 多岁的老人都表示,在他们年轻时,也就是上世纪 60、70 年代,父母一定会在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长到 10 岁以后,就开始着为孩子制作三弦、笛子等乐器,他们自己也会学习做三弦。
3.2 传承方式的变迁
可以说,任何形式的体育文化成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根植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特有的底色和痕迹,随着时代的变迁,背景和重点的转换,都会使其适用性、针对性和意义价值大打折扣。而通过传承创新,将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要义加以重新阐释,赋予新的时代含义,使它们发生质的飞跃而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达到一种新境界,以便更能深刻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更能强烈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通过修正、完善和改造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观念、理论和价值体系,实现内容和形式的自我超越,使之能与时偕行,与世界潮流同步,唯有如此,才能保持传统体育文化形态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3.2.1 传承主体的变迁
任何一种民间文化,在流传的过程中,只有符合时展,顺应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为国家与社会所认可。换言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不仅受民族文化和民众生活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在现代社会,政府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扶持与推动作用,往往在短时间内能够使民族文化的发展蒸蒸日上。阿细跳月自然也不例外。
3.2.1.1 政府对“阿细跳月”传承的推进
在文化政策和文化旅游热的带动下,弥勒县政府和文化部门大力宣传“阿细跳月”,特别重视“阿细跳月”的继承和发展。在“阿细跳月”的传播、民族艺人培养和组织、音乐舞蹈的改进和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弥勒县文化馆、图书馆以及西一、西二、西三镇相关文化部门收列了有关“阿细跳月”的音乐材料、舞蹈材料,对舞蹈及艺人状况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编写了相关书籍,还制作刻录了 CD、DVD、VCD 等影视材料。弥勒电视台利用电视媒体的优势,每天定时插播介绍“阿细跳月”的影视片段,让人们从电视中就能领略“阿细跳月”的风采。
3.2.1.2 传承人的变迁
“阿细跳月”是产生并流传于阿细民众中的群体艺术,创作者是群体民众,传承者也是全体民众。它历经数百年不变,完全得力于阿细民众对它的热爱和珍视。一直以来,阿细青年是传承的中坚力量,是手持“接力棒”的大多数。然而,今天的阿细青年却不再是传承的主要群体,扮演传承角色的多是中年人、老年人以及专门的文艺表演队。
“在稍稍发达的社会,文化分层突出,社会文化的整体性时间里在个体文化的特色之上,并由无数个不完整的个体组成。个体的变迁将会导致亚文化的产生或变迁。”
“现在的青年人多向往外边的世界,不屑于整天在家打打跳跳。”可邑村一位老人和年轻人谈起时说。个人本是构成村落的基本元素,也是构建文化的基本要素,个人的行为选择和行为方向将会牵动着村落文化的发展。青年们行为的变化,导致“阿细跳月”传承的变更。由于传承个体的发展变迁,导致“阿细跳月”传承群体的不断流失。在政府及基层村组织的干预下,采取各种方案促进“阿细跳月”的传承,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加强对中年传承人的塑造。传承人的培养是当今保留正在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可喜的是,阿西人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也积极响应,避免后继无人的困境。
由于少有自发进行的“阿细跳月”娱乐活动,年轻人失去了耳濡目染的条件,传承变为以文艺队、文化室的特别教授方式进行。即由特定的某一个或是几个传承人对部分年轻人进行传授,以前的集体传承已然不复存在。对于青年来说,学习舞蹈的方式不再是在社交活动中的自学实践,而是通过文化室的专门教授和训练。现在的学习,接受的是文艺队对传统“阿细跳月”编排后的动作,目的是适应舞台表演。
3.2.2 传承心态的变迁
阿细跳月是阿西人的文化瑰宝,在阿细的传统社会里,阿细人出于本能的热爱,将“阿细跳月”看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上个世纪80、90 年代,社会发生了转型,阿细地区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增加,当地一部分汉族以有色眼光来看待“阿细跳月”,致使一部分阿细青年对自己的民族舞蹈失去信心,认为是落后的、粗野的,并有意识地放弃了“阿细跳月”,从而致使阿细跳月的“文化认同”受到挑战。“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亨廷顿)。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本世纪以来,国家文化政策有了偏向,重视文化艺术的建设,加之民俗旅游热潮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将眼光投向了民族原生态文化艺术,“阿细跳月”在此之中受到广泛关注,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自此,“阿细跳月”这一传统的歌舞又重新引起了阿细青年人学习的兴趣。只不过,这种兴趣不再完全是为了生活本质的需要,更多趋向于生活需求的功利。
现在的“阿细跳月”,除了每年祭祀时的仪式外,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而出现的,参与“阿细跳月”可以有一定的经济收益。如可邑村与文化旅游联系的非常紧密,每周都会为大量的游客进行文化表演,包括进寨时的敬酒和歌舞表演,祭祀地方的钻木取火和阿西表演,会餐时的敬酒等歌舞等,无不体现出鲜明的彝族风格和文化特色,游客不知不觉陶醉其中,甚至流连忘返。再如凤凰村文艺队经常出外表演,每年都会到民族村表演,县上、镇上的任何活动的开幕以及接待外宾事项,凤凰村的“阿细跳月”队都会参加。平时各村有什么喜事,比如建新房、孩子满月、结婚等,也会有人请文艺队去表演。
正是由于存在一定诱惑,外出打工以及赋闲在家的阿细青年又愿意加入到跳月队。最为主要的是,当演出所得到的费用远远超出在家务农及外出打工的收入时,阿细年轻人的热情自然就高涨起来。在这样心态的驱动下,青年人愿意学、而且希望学好“阿细跳月”。凤凰村文艺队长毕仕福也说:“现在村里人不会经常跳了,我们那个时候,从小跟在父母身边,经常在村里跳月,看着看着就会了,不用别人教。现在不行了,由于跳月不经常搞,所以那些小孩都没多少机会学,平时在家父母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教小孩,所以现在的很多阿细年轻人会是会跳,但跳得不是很好,如今村里有专门的文艺队,小伙子们可以跟着学,但有的小伙子还不愿意学呢。”
3.2.3 阿细跳月自身音乐、舞蹈的变迁
在现代社会发展变迁和舞台表演需要的刺激下,为了迎合大部分人的审美需求,“阿细跳月”自身也发生了改变。从舞蹈动作的整体来看,“阿细跳月”分为音乐和舞蹈两个部分。在乐器方面,从最初的小三弦到现在的大三弦,增加了声音的震撼度和影响力,各村寨可自由发挥,只要旋律相似,节奏是 5 拍子,歌词可自由撰写。这样使得“阿细跳月”更具艺术特色和审美倾向,各村寨可根据村民的审美情趣编写歌词。有的地方为了配合现代舞台演出,尤其是大型舞台演出,还以现代电声乐进行配乐,从而取代了表演者的乐器吹奏,另外就是在歌词调子的组合加工上,更加适应舞台表演。在舞蹈表现方面,各村寨文艺队也可以融合、分解百年流传下来的各“阿细跳月”舞蹈动作,使一支舞蹈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形式,从而在不同的村落社会中呈现出不同的表演样式。为适应舞台表演,在继承传统集体圆圈舞的基础上,改编成为艺术加工的舞台表演形式;将传统舞蹈的动作加快,手部拍掌、弹跳、转身的方式转变,舞蹈动作更加轻快温柔;再者就是以人数取胜,制造欢乐、气势磅礴的气氛,尤其是在现场的表演过程中,邀请更多的观众和游客加入,进行现场同乐以及即兴演出,使现场的欢乐氛围达到。
如在凤凰村“阿细跳月”的舞台展演中,女演员们已经将拍手、踢脚、转身等这样的动作表现得轻柔、明快,显示出与传统集体性共舞的差别。这样的改编主要为了迎合现代舞台审美的标准和审美视角,与传统靠力量营造欢乐气氛的表现方式迥然不同。
3.3 传承方式变迁的现代审视
在当代全球化、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已经步入市场经济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民众的消费水平和文化需求在日益提高。当现代社会需要将“阿细跳月”传出村外,而大众传媒又把各种时尚元素带到村里时,村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大批游客的到来,村民的娱乐方式和内容发生改变,并且形成了新的娱乐习惯,顺应了依靠视听娱乐的当今文化消费的趋势。而为了市场化的需求,取悦于观众和游客,阿细跳月在音乐的配器与选择上、舞蹈动作的编排上都尽可能向舞台化转移,舞美的设计等方面尽可能满足观众。可以说,走向消费市场,成为文化消费品,充当建构地方文化和经济的文化产品,已经使阿细跳月这一文化品牌成为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大力扶持和追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阿细跳月是否可以传承民族文化?
3.3.1 在功利与本能之间如何保持阿细跳月的民族性
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阿细跳月的传承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当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而进行文化传承时,这种文化的延续会不会因为市场的不景气而产生中断?慢慢舞台化的“阿细跳月”在展演过程中,其文化传承的功能会不会弱化?一旦功利丧失,阿西人是否还有继续传承阿细跳月的热情与动力?也许是认识到这一问题,基层的村组织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在彝族春节的民俗活动中,村民小组及文化队共同组织的文艺汇演,把外出打工、工作而过年回家的人聚拢在一起,为促进村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当村民都聚在广场上时,集体意识和共同的民族价值观念必然适情而生。虽然村民站在一起不是“跳月”,但是大家眼里看到的,耳朵听到的仍然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舞台化的表演和文化互动体验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彝族民众和村落进行有效整合,凝聚民族情感,激发对阿细跳月的热爱。
3.3.2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保持阿细跳月的民族性
不可否认的是,阿细跳月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中断,在于它的民族性和文化性,在于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性,彝族文化始终是阿细跳月的“根”与“源”。为了做到与社会、时展的同步性,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必要进行大胆的革新,从音乐配器到动作编排,大量引进外来的文化因素,在使其符合表演性的同时,更要注意“矫枉过正”,不能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和观众的需要,一味的进行“创新”,传统的内容却是越来越少。如果离开原生态的民间体育文化越远,阿细跳月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上难以找到合适的土壤供其养分,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失去群众基础。可喜的是,在彝族庄严的祭祀活动中,阿细跳月传统的舞蹈形式又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在小三弦清亮、优美的配乐下,动作虽然简单朴实无华,但整个祭祀活动显得庄严而肃穆,似乎在那一刻,所有阿西人的心又被重新贴在一起,所有的华丽浮躁的外表都逐渐的退去,原生态的阿细跳月将今天的阿西人与祖先又紧紧的连在一起,成为一种无法割舍的民族情感和纽带。
4 结 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总是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变化之中,它自身的传承和延续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制”,而是处于持续的发展变迁之中。古老的阿细跳月,由于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冲击,传统的祭祀传承模式、娱乐传承模式、婚恋传承模式、家庭村落传承模式都不可避免的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在深度开发民族文化旅游的热潮中,阿细跳月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都发生了改变。而为了达到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要求,政府加大了对阿细跳月传承工作的推进,使得传承的主体由青年人变成了中年人、老年人以及专门的文艺表演队,而为了舞台表演的需要以及迎合观众和游客的口味,阿细跳月在乐器选择、音乐编排和动作改编等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使阿细跳月成为目前民族文化旅游热潮中的一颗奇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下,过多的现代因素、尤其是市场商业因素被植入进来,在商业利益和功利面前,在传统礼仪与现代创新之间,如何保持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如何在传承过程中保证本民族文化的延续性,也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变迁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而保证民族传统礼仪的延续性和严肃性、增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群众化与生活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之间,阿细跳月的文化传承无疑在寻找一条平衡点,以此架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所桥梁,使古老的彝族文化能够得以跨过商业大潮的冲击,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重新获得新生,从而也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一条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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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武胜刘静赵向晴工作单位:合肥师范学院
素质教育理论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基本模式在新课程改革第一培养目标的指引下,以素质教育为理论基础,激发学生兴趣、培育民族情结、培养健全人格为最终目标,制定出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验的总体目标。体验成功理论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是以民族传统体育为活动的载体,结合学生的兴趣和心身发育的特点,解构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技术形态、活动样式,重新建构适合一定时空条件和主体参加者的民族传统体育;体验成功理论使活动主体在传统体育教育的内容创新上具有主动性,能够激发学生从创编、尝试到展示的内心情感变化,使师生在自信培育、成功体验中完成教育的目标。本研究在跳竹竿、投壶和珍珠球项目中在尊重项目特点的基础上,在器材、方法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和尝试,受到师生的喜爱。教学目标的制定郑和钧[2]教授将教学目标分为三个阶段,即一维教学目标阶段,二维教学目标阶段和三维教学目标阶段。在一维教学目标阶段,人们把素质结构理解为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劳动素质的简单相加,只重视构建的内容,忽视心理素质在素质结构中的独立地位和巨大作用。在二维教学目标阶段,人们认识到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性,即非智力因素发展不好,个性和能力也得不到健康和充分发展,心理问题增多。三维教学目标阶段要明确提出培养心理素质目标,并将心理教育纳入目标体系之中。借鉴三维教学目标的具体要求,结合新课程改革的第一个培养目标,本研究制定的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总体目标为:使学生掌握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运动技能,了解民族传统文,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兴趣;发展学生情感、意志、合作精神等非智力因素;体验探究、活动和成功的乐趣;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进一步培养良好的品行和终身体育意识。操作程序的实施根据教学实验的具体情况,结合教学模式的相关理论,中小学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基本模式的操作程序如下:(1)现状调查、理论假设、环节架构。在前期问卷调查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组织形式及教学评价,架构教学各个环节。(2)掌握技术内容、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习动机。引导学生选择与目标相关的有兴趣的活动方式,创设特定的活动规则以及活动情景,确立目标,使学生在明确探究方向中激发学习动机,为学生自主创新做好铺垫,这是保证学生获得课间活动最佳效果的前提。与此同时,指导教师应充分考虑到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实践性特征,从学生已有的运动技能和实际情况出发,设计新颖、富有挑战性和游戏性、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活动方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活跃学生的思维,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状态。(3)分组循环、渗透文化、和谐身心。首先,全校集体武术操练习3-5分钟;其次,按项目划分活动区域,根据兴趣抽样的原则分为三个合作活动小组,在大课间自由活动时分别参与三个传统项目的练习,三个小组每周轮换一次。在循环练习中,学生不断熟练项目内容,感受民族文化内涵。(4)反馈信息,完善教学。在初期理论建构教学模式基础上,设计中期问卷,及时发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调整模式组合方案,特别对教学组织形式做了进一步的调整,从原有的教师示范、学生练习转变为以游戏为主线的师生共同参与、实行奖惩规则的练习。(5)创编展示,身心评价。在教学评价阶段,采用了学生自编创新展示,在学生个体之间和组别之间进行了学生互评,并在教学实验即将结束阶段,进行了体能测试、身体素质测试和心理健康测试。通过实验中期问卷调查显示,实验组学生对此教学模式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小学总体满意度为98.78%,中学总体满意度为98.723%,反映了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基本模式得到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认可,但在组织形式上还需进一步完善。
(1)学习兴趣。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在教学实验过程中,各项教学内容须紧密结合学生需要,依据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知,制定引导式教学方案。(2)教学环境。教学环境主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物质层面包括场地设施和器材配置,教学实验中所开设的教学项目,珍珠球、跳竹竿、投壶对场地器材的要求基本可以做到因地制宜;精神层面主要表现为领导和老师的认知和支持。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发挥着调整、理顺各要素之间关系的作用,使其达到最优化的程度,以获得最大的教学效果。(3)教学活动的内在协调性。教学活动受制约于教学目的,同时也受制约于社会的发展与学生本身的发展,而后者不仅决定着教学的方向,同时也决定着教学活动的具体内容。社会的需要、学生身心发展程度,直接制约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把教学内容化为学生的知识、能力、思想、感情,从而为教学目标而服务的。(一)评价内容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基本模式的评价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即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结构的建立和所学传统体育项目的技能的掌握。(二)评价方法体系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基本模式的评价体系包括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1)诊断性评价诊断性评价,是对学生现有知识水平能力发展的初期评价。(2)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的阶段过程评价。这一评价在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评价中采用中期问卷和师生学习过程中互评和单元评价的形式充分了解学生兴趣、认知、态度和情感等方面的变化,不断调整完善教学过程。(3)终结性评价终结性评价是主要针对最终教学效果的评价。此模式采用了身心评价和小组展示互评两种评价方式,体现了大课间活动的主要目标。小组互评是在学生掌握项目运动技能后,由个人或是小组创编新颖的活动形式或组合动作,并在学生个体和组别之间进行展示,体现团队能力,教师总结引导。身心评价是结合学生体质健康指标对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进行科学评价。中学生体能变化结果经过12周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验,中学生体能水平明显提高,实验组较对照组提高更加显著。实验前后比较,实验组肺活量和立定跳远成绩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总分和总评成绩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对照组总分成绩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其他指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比较,实验前,中学两组体能各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在肺活量、立定跳远以及总分成绩较对照组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中小学生体质变化结果经过12周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验,实验组中小学生体质明显改善,而对照组无明显变化。实验前后比较,小学实验组爆发力和坐位体前屈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中学实验组体脂率较实验前有显著性差异(P<0.05),中小学对照组体质各指标实验前后均无显著性差异。两组比较,实验前,中小学生实验组和对照组各指标无显著性差异。实验后,小学实验组爆发力、坐位体前屈较对照组呈现显著性差异(P<0.05);中学实验组全身反应时较对照组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爆发力、握力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变化结果经过12周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验,实验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明显改善,而对照组无明显变化。实验前后比较,小学实验组行为障碍得分呈现显著性差异(P<0.05),品德障碍、特种障碍得分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对照组各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中学实验组人际关系、学习压力感得分呈现显著性差异(P<0.05),强迫症状、抑郁、心理不平衡得分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对照组各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两组比较,实验前,中小学心理健康各指标两组均无显著性差异。实验后,小学性格障碍、不良习惯、特种障碍、行为障碍得分呈现显著性差异(P<0.05),情绪障碍、品德障碍得分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中学实验组人际关系、焦虑得分呈现显著性差异(P<0.05)。
上海市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在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大课间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基本模式较大课间传统的“两操一活动”更有利于学生对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提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问题的提出
黔西南州“后发赶超”,就是由比较贫穷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向富裕发达的现代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因此,“后发赶超”是一个“化”的动态过程,所以重要的在于“化”,没有“化”,就没有“后发赶超”。这些“化”,包括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等。也正是由此,我们才说“后发赶超”不仅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实践。“后发赶超”是干出来的,不是光讲一下就可能得到成功,就可以“化”起来。“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本质上讲, “后发赶超”还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推向前进的“干”的动态过程,是一个强调“化”的过程。
“十二五”以来,黔西南州工业发展的动能正在聚集,工业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初步形成了以煤、电为主的能源工业;以黄金、铁合金为主的冶金工业;以化肥、电石、甲醇、烧碱为主的化工工业;以水泥为主的建材工业;以烟、酒、糖、茶为主的食品工业;以苗药膏贴、输液制剂为主的制药工业;以碳化钙为主的重化工工业等七大工业门类。黔西南州2008―2013年相关数据显示,其工业增加值与增长速度呈现较大的落差(见图1),但后发优势明显增强,区域特色开始凸现(见图2)。
2013年全州生产总值558.91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88.46亿元,增长7.3%;第二产业增加值205.60亿元,增长17.9%;第三产业增加值264.85亿元,增长16.1%。全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9840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3203美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5.8%、36.8%和47.4%。与上年比,第一产业比重下降0.5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上升0.4、0.1个百分点。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88.81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其中,轻工业增加值10.86亿元,增长29.2%;重工业增加值177.95亿元,增长14.6%。通过研究黔西南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我们发现,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总是时起时伏,时快时慢的。在此发展过程中,黔西南州有过多次“盲目”的跟风,被非议多而肯定少。近年来以资源换技术、资金、市场的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也正在逐渐地显露其消极的一面。究其缘由,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即“化”的规律,我们只能去探索、去适应这种规律,而不能是随意跨越,甚至去践踏这种规律。工业化是由技术革命引发工业革命,继而推进工业发展的;因为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和进步,其中包括了人的观念和素质的提高,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这才有真正的工业化实现。一个地区只知生搬硬套搬来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知运用和管理,这种所谓的工业化引进(推进),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化是什么?靠什么支撑?需要从理论上认清内涵,需要理论的引导和指导,这是无疑的。“后发赶超”是一个多维坐标,追求的是效益优化和效率优化。
二、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的若干问题
“四化”同步,发达地区已经走在前面。发达地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道路,也是摸索着走过来的。今天,回过头来去看发达地区的“四化”道路,似乎清楚得很,然而他们也是经过多方探索,不断修正才过来的,并非都一帆风顺。而我们今天推进的“四化”同步发展,无论是背景、环境、支撑条件(可利用条件的因素)、人的素质、政治条件等等,都已与他们走过的路大不相同,因而也必须有新的、符合现实情况的思维和方法,决不可以对发达地区的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模式照搬照套。从“实践”的道路来讲,黔西南州发展的道路与全国一样,都走过弯路,都有过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其实教训也是经验。比如黔西南州工业化开始是有较多的盲目“跟风”,到头来不仅不能维持,不能快发展,相反是留下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坏的后遗症,至今提起都让人心颤抖不已,一些被破坏的痕迹,至今尚历历在目。而忽视自身竞争力的培育,抛开了自主创新,尤其是没有从实际上极为重视技术创新,盲目推崇“以资源换技术”、“以资源换资金”、“以资源换市场”,到头来让用了几十年才创造积累下来的产品、品牌、技术创新体系,甚至是辛辛苦苦创建和积攒下来的企业毁于一旦。黔西南州城镇化发展缺乏大手笔,城镇化的进程与结果总不令人满意。分析黔西南州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其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1、劳动力素质问题
黔西南州人口总量346万人,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职业教育是“短板”,人力资源素质整体偏低,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质量。
2、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问题
黔西南州资源丰富,但丰富的资源带动经济增长的多重效益与效率比较低。具体表现为:重工业不重,轻工业太轻,农业产业化发展严重滞后。克服这一问题,关键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最大化自然资本,采用产业集群等组织形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资源收益;另一方面要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加速自然资本向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转化。
3、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问题
黔西南州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低,直接导致三个后果:一是区域内发展资本短缺、物资设备落后,以及现代服务业稀缺,严重限制了黔西南州经济发展空间;二是缺乏由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造就的人才资源尤其是企业家群体,使得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三是区域内市场配置资源不起决定作用,市场经济要素组合效率低下。
4、制度创新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黔西南州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与体制变革的方式有关。东部沿海地区制度创新较快,形成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挥体制改革对释放经济潜能的作用。黔西南州制度创新滞后导致区域内经济发展要素组合不理想,以及吸引东部和海外资金等流入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不够宽松。目前,黔西南州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创新制度:创新农村产权制度、创新产业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制度。
三、民族贫困地区“后发赶超”的路径选择
黔西南州属于欠开发、欠发达区域,要根据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和自然环境基础,科学把握“四化”同步进程的基本规律。党的十七大全面总结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思想成果而完整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是发展理论的创新,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十把科学发展观定位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一。加速推进“四化”同步发展,是黔西南州“后发赶超”的主导方向和核心战略,强调遵从客观规律,坚持以信息化带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其“后发赶超”的路径选择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要将资源优势与降低资源消耗相结合
黔西南州工业主要是以山区资源为依托的工业,如能源、矿业、林业、药业、化工、冶金等,而长期以来开发方式粗放,一些地方和领域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资源的消耗必然增多,因此,必须着眼合理、集约使用资源,努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率,促进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
2、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大量的失地和少地农民,这些农民与城镇失业、待业居民的出路,成为黔西南州必须解决的一大关键难题。因此,在加快推进“四化”同步的过程中,我们所选择的模式和途径,首先要有利于人们比较充分地就业,能够基本实现人人有事干,人人都干事,充分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了这一条,社会活力,创造财富的力量源泉就有了保障,就会畅通无阻,加快“四化”同步的目的和愿望才能顺利实现。
3、要有利于真正的技术进步,形成创新新格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其创新不仅是理论,更是实践,是实践的结果。包括理论创新在内,是靠实践来升华的。“创新”的关键是行动,“创新”的过程是动态的、发展的。实际上,如果没有技术上的进步(再进一步),是形成不了技术创新的。发挥人力资本潜在优势与推动科技创新相结合,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借助资本,主要依靠提高人的素质和科技进步等知识资源的力量,进行“后发赶超”。这与传统工业化相比,时代不同,我们选择的路子、方式、手段也要不同,在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年代,“后发赶超”是以技术进步为最明显特征的。
4、要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传统的发展观,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要在“四化”同步发展进程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努力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持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了“可持续性”,盲目地追求速度和效率,就已经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了。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保持和建设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处的社会形态。黔西南州“四化”同步正在加速,诸多的环境问题也正在显现,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作决策,必须认真考虑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不管任何区域、在任何情况和条件下,都要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方式。
5、要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
广义上,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进步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进步,工业化是不完全、不完整、不成功的。农业关系到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原始积累”,为轻工业提供相当份额的原料,为工业生产的扩大补充新的劳动力,为工业生产提供巨大的市场,等等。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党的一贯战略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黔西南州“后发赶超”,要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从政府层面把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坚持对农村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新型工业化要自觉地主动地更多考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问题,从土地利用、企业扩张、环境保护、生态补偿等方面,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