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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理论;产权结构;比较研究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现代生产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遵循不同的思路研究企业问题,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深化对企业制度的认识,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产问题的内容之一,生产的进行和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从微观层次上看,这一矛盾运动过程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企业制度的演变。
(一)企业的起源
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为基本线索来说明企业的起源。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社会分工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各产业之间的分工,这是宏观层次上的分工。二是生产某一产品之间的分工,这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与企业的产生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首先使生产者彼此独立,每个生产者只是专门生产一个产品的某个部分。这种分工使生产专业化、工具专门化,从而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的生产效率。但分工使生产者彼此独立并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在分工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只有分工与协作的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生产。这就需要有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就是因分工与协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生产组织形式,它既形成了分工,又实现协作。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是企业生产的起点。因为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分工与协作生产的客观要求产生了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同时,企业的出现又实现分工与协作的统一。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与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形成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组织形式发展的良性循环,生产力因有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而不断得到发展,企业也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向其高级形态演进。
(二)企业的性质和功能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基本性质和功能是进行财富的生产,并能利用分工、协作及由此带来的多方面好处进行生产。企业是因社会生产需要出现的,不进行生产的组织就不是企业。当然,这是就企业的最初形式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企业不再局限于只生产物质产品,从事流通和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也被纳入企业范畴,但这并没改变对企业性质和功能的定位,而只是其性质和功能内涵的进一步扩大。
从生产角度来定位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是对企业本身属性的界定。企业的这一性质和功能不会因为企业的经济性质不同而改变,无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都不会改变。马克思对企业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属性,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来研究企业理论。从生产力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关于企业的一般理论;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的经济性质,即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制度,其经济性质由产权结构的性质决定,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决定企业的不同经济性质,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从生产力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这一组织怎样提高生产效率,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在不同条件下应建立怎样的产权结构。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理论的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受企业产权制度制约,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从根本上说为了使企业发展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从这一意义来讲,研究企业的产权制度最终要落实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企业的产权结构
马克思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二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一,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对企业规模扩大的要求。当机器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确立主体地位后,企业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由于机器普遍应用于生产,使生产的技术条件得到彻底改变。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企业发展需要的投资量也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求投入资本的最低限额随之不断提高,这使单个资本的能力难以满足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为解决企业扩大规模需要大量资本的问题,企业产权结构逐渐由单个业主的产权结构向股份制产权结构演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马克思遵循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对单个资本数量要求提高,从而使企业产权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一思路来揭示企业制度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原因。从最初的单个业主制企业,发展为合伙制企业、工厂制企业、股份制(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决定产权结构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第二,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规模的扩大突破单个资本数量的限制,从单一产权向多元产权变化,企业也从个人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其次,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复杂化。因为产权结构变化,产权主体多元化,必然导致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并不是资本使用者,而实际使用资本的,又不是资本的所有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所有者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经营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产权关系就必然涉及多个经济主体,从而在企业中就出现委托关系。如何处理好企业中的产权关系及委托关系,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必须要处理好的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
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理论最具影响力。
(一)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
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是科斯的企业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科斯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协作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
科斯从现实世界出发,以现实世界中存在企业这一组织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从理论上解释在生产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科斯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这一界定,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价格机制和企业这一组织(企业家)都具有协调功能。那么,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是由企业家来协调?对此,科斯把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控制别人和指挥别人,他必须支付给别人多于这些人在价格机制下所能得到的报酬,目的是能指挥这些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赚钱,而不只是付钱。企业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进行生产的成本要小于通过价格机制的生产成本。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生产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最明显的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而形成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都会构成生产成本。虽然这些成本可以最小化,但不可能消除这些成本。当企业出现时,虽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可大大减少。通过一个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这一定限度就是对企业家指挥生产要素权力范围的限定。通过对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分析,科斯的结论是: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如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的成本。企业家必须在较低成本的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因为企业家可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回到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状态。
科斯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企业的性质做出界定:企业是一种协调机制,是一种能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组织。企业能存在是通过企业(企业家)的指挥协调,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来进行生产。当企业不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生产时,这种协调机制又会让位于市场价格机制。把握科斯企业理论的要义,一是企业是否是一种具有与市场价格机制同样功能的生产协调机制;二是企业是否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协调生产。科斯就是从这两方面展开对企业的研究并形成他的企业理论。(二)阿尔奇安关于团队生产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
阿曼·阿尔奇安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企业理论的重要代表,他有多篇关于企业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德姆塞茨合写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他们认为:“对经济组织理论来说,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释是什么条件决定了专业化和合作生产的好处,是从像企业这类组织的内部还是通过市场获得更好,同时还要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
第一,关于团队生产的问题。阿尔奇安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企业就是一种专业化合作生产或是团队生产。作为团队生产,必须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二是确定对要素的分配报酬。如果报酬不与生产性努力相对应,那么该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力为负相关,那么该组织将遭到破坏。阿尔奇安认为,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问题,在通过市场竞争的产品交换中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差,报酬和生产力之间仅是松散地相关,那么生产力将较小;但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很好,生产力将会很大。所以,考核和分配问题是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首先要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阿尔奇安重点分析了企业作为一种团队生产的特点。由于进行合作的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不能直接被观察出来,一个团队给市场提供的东西可能被当作这个团队的而不是这个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考核或确定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是需要很大成本的,这种成本呼唤新的组织和程序。如果没有成本就能观察到团队中各成员投入的行为,那么没有一个成员会有偷懒的动机。但由于互相监督必然会带来许多成本,所以当每个投入所有者作为团队一份子而工作时,他会有更多偷懒的动机。要克服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就需要有很大的监测成本。所以,怎样才能降低这种监测成本,就成为团队生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阿尔奇安认为,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降低监督成本的制度效率是不同的。其中,古典企业的效率最高。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是:“为使团队成员有纪律和减少偷懒,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一定有权力修改个体成员的契约条款和激励,同时没有必要终止或改变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因此,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力的团队成员不仅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而且赋予了他改变该团队的个体成员资格和行为的权利。当然每个团队成员可以终止他自己的成员资格(即退出该团队),但是只有这位监督者可以在不必终止这个团队本身或他与这个团队的联系情况下,单方终止任何其他成员的成员资格,并且他能单独决定扩展或减少成员人数,改变成员的成分,或卖掉这个团队监督者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正是这个全部权利的集合定义了古典企业(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所有权(或雇主)。”因此,古典企业的所有者或雇主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他有着与其他投入所有者签订契约的权利,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增强了对团队生产中联合投入所有者偷懒行为的监测能力,从而降低检测成本。
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生产的专业化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组联合投入的团队生产,当由一个中心缔约人和许多投入者签订一个双边契约来代替全部投入者的多边契约时,就形成能促进团队生产的有效组织,这就是企业。二是团队生产的优势在于联合使用投入资源的产出要比分别使用这些资源的产出总额要大。但由于不同所有者联合投入的产品具有不可分性质,增加了评估每一位投入者边际生产力的成本。这就要监督和考核投入者的生产力,以使边际生产力与投入成本相匹配,从而减少偷懒行为。因此,出现企业内监督生产的问题。三是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使这一组织形式具有最高的效率。企业不仅是更有效地回报投入的一种设置,而且是在投入资源的集合之间加强竞争的一种设置。企业被认为是一个私人拥有的市场,我们可将企业和普通的市场看做互相竞争的市场类型,私人所有的市场和公众的或公共的市场之间的竞争。
第二,关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阿尔奇安首先对认为现代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样一种观点提出疑义。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小股东数量的增加,持股进一步分散。股份分散在更多的持有者手中,以致没有哪一个股份持有者握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这种股份的分散,实际就是所有权从控制权中分离出来。阿尔奇安指出,股份越分散,所有者就越多,他们具有的知识也越多,这有利于知识的专门化,这会对企业带来好处。如果管理集团不能代表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就可对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所有者对自己的利益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总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总之,阿尔奇安认为,公司股份的分散,并不意味着对价值后果的承担已与决策者的有效控制分离,股东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对这一结论,阿尔奇安用现实中的现象来提供支撑。他说:“既然存在着公司所有权的不断分散,我们就很奇怪,其利益很少受到高层管理者关注的股东们为什么还要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许经理日益背离股东利益所加在股东头上的损失,被公司形成的其他优势所抵补并且有余。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所有权确实不断分散这一事实并不会支持这个一般论断,即在这样的情境中管理活动与股东利益缺乏一致性。”
阿尔奇安的结论是:在大的、所有权分散的、盈利性的公司里,管理者和雇员的行为和报酬的类型与小的、封闭性的公司不同。大公司模式的监督与更改权的费用要高一些,但并不必然导致这种公司里的股东收益比在分散程度低的公司低。平均来说,这些效应会反映在预期行为中,从而会在初始资本投资的评估中或专业化转让股份的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股东不会是得益较少者,他们的财富也不会缺少安全保证。阿尔奇安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不同之处在于,企业中存在一个长期的、一般的劳务契约,这个契约无须在每次更换劳务类型时不断地重新谈判。不能把企业作为单人运行的机构进行分析,并认为这个机构内不存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忽略了竞争这一重要的因素。企业内部的彼此竞争、与其他企业的竞争表明,这些竞争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一个将市场内部化了的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部门执行筛选雇员、技术和新产品的建议等职能,如果都是由独立的企业在外部进行时,很明显就是市场的功能。但当这些职能在企业内执行时,竞争的市场力量就被掩盖在表象背后,并经常被分析者错误地忽视。从行为分析的目的来说,比企业兴衰更重要的是企业里个人的兴衰。我们可把企业看做一个市场,企业里的个人都在进行竞争。一个企业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能被理解为在这个企业里是缺乏竞争。
在阿尔奇安的企业理论中,关于公司管理与产权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公司股份的进一步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所有者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所有者可对不能代表所有者利益的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二是传统的个人产权、市场和竞争的理论仍然有效,在所有权分散的公司里,企业内部的管理者、企业之间的管理者都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同样会对公司的财富增长带来好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会失去这种优势。三是在不同的产权类型中,关键要看股东获取利润的权利是否受到限制,而不是看所有权是否分散。在股东权利价值不能资本化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企业高成本转移利润的现象。如果在股东权利价值可以资本化的情况下,股东就具有关心潜在的资本价值效应的动力,经理也会具有关心资本价值效应的责任感。
三、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他们既存在共通性,但也有明显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起源和性质的比较
在企业起源和性质问题上,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这一角度来说明企业的起源,重点是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说明企业这一组织制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分工与协作创造生产力。其一,分工从生产专业化、工具专业化、操作专业化的角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可把为生产同一产品的各环节的分工集中起来,通过提高每一环节的效率来提高整个生产的效率。其二,协作从生产的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的角度提高了生产综合效率。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制度,众多生产者的协作生产可完成靠个人的能力无法完成的工作,协作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要大于单个生产者进行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总和。企业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是生产性。从这一性质看,企业与市场没有直接关系,企业生产可独立于市场而存在。因此,企业与市场之间不是取代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起源,他们把企业看作是一种与市场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并具有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更高的效率,因而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要有企业的原因,科斯强调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惟一的,而有多种方式。事实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也是采用多种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把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也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使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对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企业是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权威和行政决策来实现资源配置。因此,企业就其性质来说,是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可完全取代市场,企业可以与市场并存。采用企业方式还是市场方式,关键要看哪一种方式更能节省交易费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们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采用企业这一形式来组织生产,其特点在于它的生产有组织性、有计划性,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完全用市场这一无组织、无计划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是有缺陷的。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只研究市场问题还不够,还必须研究企业制度,原因在于企业制度对提高经济活动效率有直接影响。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论证了企业这一组织制度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是能提高生产效率或经济活动效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分工与协作的角度来说明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方式能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从共同点看,企业能提高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因而必须开展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从不同点看,必须对企业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论研究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企业问题。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把企业性质界定为一种经济组织。无论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还是从资源配置方式或从契约方式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都认为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组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企业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组织,从生产性来界定企业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外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与市场具有同等地位的组织,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具有的与市场经济活动不同的特点这一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得出企业与市场是取代关系的结论。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性质的不同界定,能对企业的性质有更全面、更充分的认识。既要从生产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也要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既要从企业内部生产的特点来认识企业,也要从企业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这两方面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合上来认识企业的性质。
(二)企业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要求企业的产权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是由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第二,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会使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出现复杂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财产权利中包含的各项权利出现分离。当企业实行法人制度后,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就更加彻底,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不仅不是一个主体,而且还具有多层次的关系,使整个产权关系涉及多个经济主体。正是由于产权关系的复杂化,就会在企业出现委托关系。经理层成为企业委托关系的核心,它是连接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的中间环节。产权关系的这一变化,使所有者越来越成为单纯的所有者,资本本身的职能也越来越与资本所有者分离,而由经理层来承担。产权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这一系列新问题及企业经理层具有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要求人们高度注重和研究企业产权结构问题。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尺度;资本;时间;技术
一、自然之物与劳动、资本的通约——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
分工和交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是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层面。马克思经济学和以正统自居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从这里着手开始经济理论体系的搭建。两者都遇到了同样的技术性间题:为使交换成为现实,必须构造出相互交换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体系。除去两者所被赋予的不同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其根本的区别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决定财富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资本的三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资本从逻辑上讲只能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所以在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劳动才是有关财富形成的终极要素。
认为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创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虑价值量的决定时企图把土地和劳动通约,他用土地的面积、自然年生产力和劳动者的谷物工资及劳动时间来进行劳动和土地之间的换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农学派的影响,没有解释作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与劳动之间的通约。为克服这一间题,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产出来的,即a商品的价格由生产a的劳动以及为生产a所耗用的b,c,d……z商品来决定,这样就得到一个方程;同理b商品的价格又由生产b的劳动以及为生产b所耗用的a,c,d……z商品来决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物质生产的投人一产出方程组。加上劳动变量,消去一元,求解该方程,就得到了一种相对价格体系,川也就是李嘉图苦苦追求的“不变的价值尺度”。这个理论完美地实现了劳动与物质的通约。斯拉法通过“标准生产体系”,用数学证明了利润与工资分割经济剩余的比例不会对价格体系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约后的价格体系可以换算成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单位,并且不再受资本构成的干扰。这就提高了劳动价值理论的纯洁度,解决了李嘉图面临的难题。但是斯拉法的生产体系是线性的,意味着这种价格体系只是在固定不变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在一个动态的技术可以变化的社会里,价值尺度将会受到影响。
斯密面对这一难题,干脆抛弃了自然之物。而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之物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他批驳了财富是由人类劳动唯一生产出来的观点,认为自然之物构成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通过定义明确区分了财富与价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价格对劳动形成的价值量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财富归根到底都可以分解为自然与劳动,而不可能分解为单一的劳动。那么这个“终极之物”是如何定价的呢?
人类社会之初,假设自然资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阳光与空气,必定没有价值和价格,因为它们不是交换的对象。一旦出现了稀缺,就会有先占权或暴力创制的种种产权。马克思写道:“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隶属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这些产权的取得,显然是来自于先于生产和交换的非生产的制度因素,它赋予自然资源以垄断价格,使“不具价格的东西也获得了价格”。简化掉开采成本的影响,它是权力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决定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即维持资源产权的资本化费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从而获得地租的过程。所以诺思称赞马克思所强调的所有权在经济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贡献。
自然资源的资本定价理论是由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索罗较早提出的。他试图深究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把资源视为资本,扣除开采成本和供求的影响后,当预期的资源市场价格上涨幅度高于利率时,业主就倾向于较早开采,反之亦然。这样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所达到的均衡,按照现实的开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现存资源的价值,完成自然资源与资本的通约。然而资源存量的勘察开采和转换替代取决于不确定的技术条件。一般来说,资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将直接影响价格体系和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使得情况更加错综复杂。
用现金流资本化的方法把资源与资本通约存在同样的问题,不仅要假设利率不变,还必须假定现金流是永续和稳定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垄断利润和租金在长期中不可能保持稳定。不确定的技术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将对现金流产生直接的影响。
两大经济学范式都试图把自然之物通约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一切能够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东西统统资本化,是为了论证给这种现金流带来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要揭示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增殖的社会过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须把规模报酬递增内生化。报酬递增的规律只有在价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质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约,不可能产生报酬递增,所以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影响。无论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约掉,可以使我们集中讨论劳动和资本这个更为核心的问题。
二、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实践尺度与理论尺度的背离
劳动价值论必须解决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之间的计量及可加性的通约问题。马克思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同质的抽象劳动,但对不同的具体劳动之间的换算通约却没有过多涉及。
马克思排除了劳动者的察赋差异,认为人类抽象的劳动是同质的。斯密也是这样。他认为:“人们天赋资质的差异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人们到了壮年,分别选择不同的职业,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资,但在多数场合,天资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们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厂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工资制度”。
马克思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换算来说明不同等级的具体劳动之间的通约,“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至于这种换算所必须的自乘系数又是什么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但是马克思没有详细论证这种“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从而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
庞巴维克对此进行质疑:“依照什么比例复杂劳动产品的价值可以转化为简单劳动,这是不确定的,不可能预先根据复杂劳动所固有的任何性质加以确定。它只是实际交换关系所决定的实际结果。”这个批评可以说是切中要害。要把现实中不断生成变化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在理论上用简单倍乘系数固定地表达出来,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对此,希法亭辩护说,庞巴维克把揭示价值规律的“固有性质”的“理论尺度”同作为“实际结果”的“实践尺度”混同起来了。在希法亭看来,理论尺度似乎没有必要和实践尺度相吻合。希法亭为马克思的辩护,如同麦克库洛赫为李嘉图的辩护,并没有为劳动价值理论增添有分量的理论价值。这种价值尺度的两分法实际上等于承认了两种尺度之间的背离。要想取得理论上的进步,我们必须找到新的理论尺度,使之与实践尺度相符合。
对于不同劳动之间的通约,新古典经济学用供求理论来解释,认为劳动力等级和工资体系,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均衡的结果。但是结构上的均衡无法解释总体上的非均衡—失业。虽然凯恩斯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他却站在西方经济学立场上第一个从总量的角度上思考劳动就业量的决定的问题,用失业的现实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的供求理论,从而与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凯恩斯写道:“所以在讨论就业理论时,我只想用两种数量即币值量及就业量。前者是绝对齐次性,后者可变为齐次性。因为只要各种劳工以及助理员之间之相对报酬相当稳定,则为计算就业量起见,我们可以取一小时普通劳工就业为单位,而一小时特种劳工之就业,则依其报酬之大小加权。在凯恩斯看来,构成总量的不同劳动之间是可以通约的,这个通约有两层含义: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工”的劳动时间来作为劳动就业的基本计量单位;二是利用市场上形成的报酬体系作为加权来换算不同种类的劳动。以“新剑桥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凯恩斯的第一层含义,认为“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只是使得工资率围绕一个基准上下波动,而工资率的决定力量只能在“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中寻找,从而把目光转向习俗、历史、法律等长期社会因素,以及劳资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他们不自觉地涉及了价值的“绝对尺度”,猛烈抨击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他们并不赞成劳动价值论,但是沿着这些观点可以找到两大经济学范式之间关于价值理论的融通的线索。
而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囿于市场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层含义上,就连以研究劳动价值论著称的米克也写道:“(各种不同的劳动)在理论上必须换算,在实际上换算不是根据准确的尺度,而是根据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米克认识到了不同劳动之间通约的理论困难,却又试图用理论和实践两种尺度进行调和。这个做法不过是对希法亭的回应。
三、劳动与资本的通约—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资本与劳动是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奥复杂。资本在不同语义里歧义颇多,没有统一的解释。本文认为,资本定义要满足下列条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体物质的内容,我们已讨论过对“终极之物”的通约问题。第二,包含有时间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息的时间性质。第三,包含有生产力的技术性因素。这是资本的传统语义里的基本内容。
最传统的观点就是认为资本是实物资本,是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工具或是过去积累的物化的劳动。这显然不满足上述条件一。认为资本是生产条件和环境的总和等观点,虽侧重历史的演化,但是内涵过于宽泛,无法做时间上的分析,不能说明利息的产生,不满足条件二。西尼耳的“节欲论”是纯心理的概念,节欲一年与一个月显然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时间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质因素。但是单纯的“节欲”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储蓄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投资。所以,他的观点不满足条件三。庞巴维克的“迁回生产”是最接近满意程度的资本概念。他的迁回生产过程又是和时差利息论密切相关,迁回生产在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能够带来更大的生产力,所以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按照他的定义,资本是一种迁回的生产手段,所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可以按照等级排序,处于迁回生产顶端的是高级资本。
虽然庞巴维克极力反对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迁回生产”与马克思的资本定义也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值,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可变与不变资本,其实质功能却是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的循环来实现自身不断增殖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和庞巴维克都继承了欧陆哲学的思维传统,在资本定义中彻底排除了实物概念,重视时间和技术的因素,强调再生产循环的社会过程,认为资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来的不确定的更大产量或价值,而不是对已知的过去的盘点。
于是,迁回生产和复杂劳动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劳动过程不是简单的物质能量的转换,最鳖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人类使用实物资本的生产过程是有意识的能动的复杂劳动,也是迁回生产的开始。复杂劳动与经验、技能、知识、资本等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的知识越多,操纵的资本越高级,劳动的复杂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对此有所认识,他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与实物等同的资本;而舒而茨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更加贴近了复杂劳动的概念。它们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训”和经验积累;其目的都是为了递增的报酬或增殖的剩余价值。
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生产过程越来越“迁回”,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越来越大,“整体工人”的劳动程度也越来越趋于复杂,社会生产力也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在劳动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紧密结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这种延长了的肢体,或者说,由人类所掌握的经验、技能和知识外在地转化的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就成为社会平均的复杂劳动程度的标志。不仅如此,个别劳动越是复杂,所能够操纵的实物资本也越高级。这里的操纵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处于迁回生产过程中的较高地位,掌控着所有下游的低级实物资本,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它在再生产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产出更多的产量和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担负着进一步技术创新的任务,使得迁回生产的链条继续延伸。因此,复杂劳动通约为简单劳动,应该按照它们在迁回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系数折算。
至于系数折算的具体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浅的尝试。如果按照复杂劳动所掌控的实物资本量进行折算,存在着上文讨论过的实物资本的加总悖论,使得这个方法并不可行。我们可以尝试按照复杂劳动在下一个生产周期所带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进行折算。产量和使用价值可以用货币量加总,同时在技术上也可以预期。通过技术上的统计,就能为实际折算提供现实资料。当然这只是近似地换算,是价值决定因素中的实践尺度。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价值量决定价值量,归根到底,这个系数是在迁回生产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的特性所决定的。诚然,产量和使用价值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目标,理论尺度与实践尺度仍然有偏离;但是通过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实践尺度,比在市场中形成的尺度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能够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论尺度。
有人用复杂劳动所耗费的时间和培训、教育等费用为基数来进行系数折算。这些时间和物质耗费是一种沉没成本,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面向未来。只有通过对复杂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够揭示动态的“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类的学习、技术的进步是加速度的变迁过程,复杂劳动的折算不仅仅是简单的倍乘,而是非线性累积的指数乘积。也只有在扩大再生产的循环中,依据未来的产量和使用价值,才能够反映这种系数的指数特征。
复杂劳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劳动价值论中占据关键地位。在迁回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级的复杂劳动,是劳动的一般形态,反映了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性和劳动对资本(生产资料)的利用程度,是劳动与资本通约的桥梁。所以,价值量是对复杂劳动的计量。对于同等程度的复杂劳动,可以用劳动时间计量;对于不同程度的复杂劳动,必须先折算它们的换算系数。从以上论述可知,这个系数必然也包含了技术的因素。所以说,时间与技术是价值尺度的两维刻度。
四、通约的量纲——一种新的理论尺度
由此可见,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通约矛盾不能依靠单纯的时间标准来解决。如果以劳动时间为单位,则人寿期百年,所有人创造的价值就大致等同,这与现实显然不一致。马克思认为价值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并且不受技术变动的影响,但是这样就不能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如果要进行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之间的通约,就要折算它们之间的技术含量,承认技术对价值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利用综合时间和技术的复合单位来定义价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顿在自然哲学里对质量的定义表述为每单位加速度的力,价值的量纲应该表述为时间与技术的复合单位。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庞巴维克的话:“马克思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一种思想,即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换的场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权的变化为结束。这宁可表明存在某种导致变化的不均等和优势。当某些复合体彼此密切接触时,就会产生某种新的化学组合..…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古代经院学者关于被交换商品中存在某种等同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庞巴维克的原义是批评马克思逻辑“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换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质。他的意思是说,商品的交换,就像是能量的流转,总是由“不均等和优势”肇始,并且终结于这种“不均等和优势”的消洱。这个说法是有启发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术和察赋差异,从而具有了李嘉图式的“相对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同样可以解释国内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流通,正是基于这种相对优势,从而使得买卖双方有利可图。
这样,价值的复合单位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找到根据。在交换中,出于对相对优势的衡量和比较,人们一方面需要计算由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实际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相互之间的生产技术条件和机会成本进行估算对比。马克思写道:“不同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较。我们不能因为生产一盎司金与生产一吨铁需要同量劳动时间,就说金的生产力低于铁。可见,时间与技术因素必须综合地考虑在一起才能在交换中进行相对优势的比较。当金与铁交换时,生产铁的工人会计算在自己现有掌握的技术下生产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样生产金的工人也会计算由自己来生产一吨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当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时,交换就发生了。估算中依据的时间和技术,就产生了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
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比如供求的数量、讨价还价的势力等等。但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能够保证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所以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而生产费用,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显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劳动时间和技术条件结合考虑,才能判断出一宗交换“值不值得”,判断出该商品的价值能否保证它的再生产。
马克思定义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构造一种标准的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对于生产同一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来说,这是合理的,而对于资本构成不同的众多品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就不太现实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斯拉法的“标准生产体系”一样,排除了技术变动的可能性,不能够反映动态的社会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价值的理论尺度”也需要综合考虑时间和技术。
通常我们所说的国民经济学,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大体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国民经济学三个阶段。
重商主义是封建社会晚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经济思想,它的基本观点是财富就是货币,由于国内贸易不会导致货币量的增加,所以只有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才能增加一国的货币财富。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生活的各种物品,该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
从方法论上说,国民经济学家从感性事实出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学家的这种方法也导致这样的结果:经济学成了“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附有启发性例证的最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附有有益的意见的统计学的天才研究” 。概念之间缺少联系,理论和现实之间严重脱节,在指出国民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后,马克思进一步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视角批评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这说明国民经济学通过李嘉图的抽象获得科学性的同时也使得经济学丧失了哲学传统——对人的关注。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中将“人”抽象的不合理性。
概念构成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如果这门学科在与现实的联系中出现了错误,可以肯定构成这门学科的概念一定出了问题。因此,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从其基本概念开始的。
一、工资
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工资。斯密认为,本来“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工资”,但在资本积累之后“工人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定的契约”;工资决定了劳动者的处境,“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 那么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国民经济学家一方面承认价值全部由劳动创造而另一方面有说价值的创造者(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资” ?事实真的像斯密说的在社会财富增长本文由收集整理的时候,工人的生活会变好?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斗争”。 而且“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 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家掌握资本进而掌握了劳动必须的生产资料,所以工人不得不沦为商品在市场上寻找买家,所以“……,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状态,指出事实不像斯密描绘的那样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劳动者的生活会变好;而是无论社会“退步”、“进步”、“静止”三种状态的哪一种状态下,工人的结局都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 在逐条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工资的内在矛盾后,马克思指出斯密的根本缺陷就是在经济理论中工人被“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实际上为后面提出异化劳动打下了理论基础。
二、资本和资本利润
马克思首先总结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规定,接着指出了资本的实质,“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而且,“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资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那么利润到底从什么地方来?“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 。
积累和竞争是国民经济学衡量社会经济状态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在他们的理论中从来都是寄希望于加强竞争而避免垄断的出现。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竞争真的能避免垄断吗?马克思提出“许多资本”这一范畴,并认为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多奇妙的论证!竞争在现实的过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积累!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已经从资本间的竞争看到了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甚至得出了关于垄断内涵的结论。
三、地租
地租概念是国民经济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反映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关系。马克思着眼于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地租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私有财产的统治从土地占有开始,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主的土地”被资本主义社会的 “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结果就是“大地产进一步集中”,并且“这种竞争还会使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工业家。”“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1)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是指平均劳动时间,它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第二种含义是指社会总劳动分配上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它实现商品的价值量。对于价值构成,马克思把商品价值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C);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V);剩余价值的部分(M)。商品的价值(W)=C+V+M。对于价值规律,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既包括价值交换的关系,又包括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关系。总的说来,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2)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现实价格波动为中心。在简单商品生产情况下,价格是直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价格不再直接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而是直接围绕转形价值上下波动。价值转形有三个层次:首先是价值由于产业资本的参与分配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不创造价值,但资本仍然参与价格的形成。所费资本(C+V)转化为成本价格(K),又由于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因此,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又转化为平均利润(P)。这样,就转化为生产价格=K+P。其次价值由于商业资本的参与转化为完全的生产价格。商业资本是有一部分产业资本形成的。商业资本不具有生产剩余价值的职能,但具有实现剩余价值的职能。因而也属于职能资本,从而也要求取得平均利润。由于商业资本的介入,商品的价格就由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加商业利润加纯粹流通费用构成,这就完成形态的生产价格转变。最后价值通过土地所有权的参与再转化为垄断价格。土地由于所有权的存在使它具有包括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和垄断地租三种形式的地租。商品的价值就转化为成本价格+产业利润+商业利润+绝对地租+级差地租+垄断地租,最终形成垄断价格。
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1)边际效用价值论。这种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边际效用,该理论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所以,又称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等。以后以杰文斯和瓦尔拉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与以克拉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大都是以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
(2)均衡价值论。均衡价值论又称均衡价格论,它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供给价格相交之点。供给价格受生产费用决定,需求价格受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决定。均衡价格论是当代西方价格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中主要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局部均衡价格论为代表,一直到后来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价格论,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提出的动态均衡价格。
(3)“创新”价值论。这种观点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引用新的原材料、实现企业的新组合等。自动创造新的价值。因此,“创新”价值论又称自动化价值论。这种理论是由美籍奥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来的。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年)等书中宣称边际效用价值论要优胜于劳动价值论,而他的“创新”价值论则最为科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之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价值问题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二者也具有共同之处,但从本质和总体上看,二者的区别是极为深刻的。
(1)关于价值的本质和决定。马克思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基础的分析,抽象出价值并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区分开来。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二因素的深入分析,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体现生产者的一种神会关系。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则把交换价值、价值同价格融为一体。如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的均衡价格论,取消了价值作为商品本质特征的地位,把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归纳为价值决定,并采取价格决定价格循环论证的方法,把价值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归结为市场买卖双方之间的供求关系。另外西方经济学家特别强调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可以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
(2)关于商品价格的形成。在价格形成上,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是从个别商品价格与一般商品价格两个方面分析其决定和变化的,二者都认为商品的供求关系会影响个别商品的价格,而纸币发行过多则会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上升,即出现通货膨胀。但西方经济学更进一步地对需求和供给对于价格变动的伸缩性(弹性)作了更为具体的量的分析,提出了计算弹性大小的公式,进而分析了决定一种商品弹性大小的因素。
区别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决定商品价格的基础上,马克思坚持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是商品价格的基础,而当代西方经济学则把商品的边际效用或商品的生产费用作为价格基础,进而又以供求的均衡价格作为决定价格的基础。(2)在对待供求均衡的经济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供求均衡只具有分析方法上的理论意义,对于分析商品价值决定则毫无实际经济意义,而且从长期的平均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把供求均衡作为决定商品价值(他们称为均衡价格)的基本条件,供求不均衡则被视为价格偏离均衡价格。(3)在决定供求变化的因素上,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收入在不同阶级之间的分配和商品的价值变化对于供求的调节作用;而当代西方经济学是从供求的变化和生产费用的变化来说明商品本身价格的变化。
关键词:经济人社会道德人经济人理论和实践困境
科学总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最能体现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人性的假设是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和展开理论逻辑分析的逻辑起点。深人探讨人性假设与非人性假设的区别,将有助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及准确把握当代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
在西方经济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广的经济人的假设理论是非人性假设的典型代表。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理论的基本思想,并作了系统论述。按照他的观点,人天生具有利己心和完全理性,能够通过运用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和信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同时由“看不见的手”(市场价格机制)的指引产生利他的结果,使整个经济运行协调有序,社会利益得到最大实现。因而国家不应干预个人的经济活动,而应对其采取自由放任态度。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关于经济人的理论,使其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与此同时,这一理论假说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更新与发展。这最突出地体现在伴随着“边际革命”而兴起的新古典理论体系之中。第一,在斯密那里,经济人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而处于经济理论体系的中心地位,对其的描述也是粗线条的。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则上升为整个体系的中心范畴,并且它还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概括和系统的阐述。新古典学派把经济人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分别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第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行为分析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定性研究,而且还借助于定量分析,比斯密的原始解说前进了一大步。斯密曾提出人出于利己动机总要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但怎样才算是实现了这种“最大化”目标,由于分析方法所限斯密没有给予解答。而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引人数量分析方法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条件—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即MR=MC;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条件—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二商品的相应价格之比,即。这些定理将人的行为动机与效果联系起来,从而为合理地组织与协调人类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科学依据。第三,新古典经济学还考察了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形态下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是经济人实现其理想目标的充分条件,这样,便把经济主体的理性、经济环境的完全性以及经济总体的均衡运行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上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将斯密具有某种自发性的经济人概念进一步抽象为具有完全理性的、简单划一的、可量化的“机械人”概念。这充分反映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特点,即把经济学从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学科彻底转变为仅仅具有技术工具意义上的学科。这种人性假定把经济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之上,而忽视了精神、道德因素的作用,以致把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
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与人和社会密不可分。
人类起源的历史表明,人和社会是同时诞生、不可分割的。“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人和社会不仅是同时形成的,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地说,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社会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的个人”,“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可见,“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的存在其有内在的二重性。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任何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因此,马克思指出:“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说来成了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州,吠把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内在地集于一身,因而成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
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假设就是这种最一般规定的“人”,马克思经济学的一切原则和规范、范畴及逻辑运动都是“人”的这种内在二重性的矛盾的展开、深化和具体化。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决定了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或利益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需要”,二是“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与此相适应,满足人的需要的途径和方式也有两条:一条是直接满足个人的需要,另一条是满足“表现社会需要的共同需要”,从而呈现为个体性和整体性的二重特点。这种特点使得任何人都有一个如何处理个体性和整体性相互关系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道德的需要也是人的最本质的需要之一。
二重需要内在地集于一身的人必须始终面对二重利益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形成调节和处理它们相互关系的客观需要。道德就是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人对这种客观需要及其必然性有意识的把握。从发生学的视角看,这个过程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就必然会逐渐地、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定的秩序、节奏,在个人同他人、个人同群体相互交往的关系中产生某种相应的要求。一旦人们自觉意识到这些秩序和要求,那么这些秩序和要求就会转化成为人们行为活动的“应当”,获得普遍的意义,其要点如下。
首先,“应当”是一种关系。它把人的存在及其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人的活动外在地显现为个人同他人、个人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其次,“应当”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客观需要和必然性,会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成为一种客观的精神力量,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和生活,因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再次,“应当”对人来说,不仅具有某种强制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有用性。“应当”的强制性不是纯外在地加给人的,而是人自己发现了、认识了的“应当”。人们之所以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任性和偏执,按照“应当”去行动、去生活,从直接或者具体层次上讲,是因为它能保证人们的行为的方向性、效用性。从间接或者抽象层次来说,“应当”是联系社会生活的必要纽带:它一方面能够把人与人、人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以维持社会的存在,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能够把人既作为个人的存在物同时又作为社会成员的存在物这两个矛盾联系在一起,实现人的内在统一,促进人的精神完善和人格发展。
人类认识的这一特点表明,人们一旦达到了“应当”的共识,它就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这种特殊规范性借助于人们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维系,表现在人们的视听言行、行为品格和习性之中,并通过人们的义务感和良心感,构成人们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和自我评价体系,从而发挥自己特有的社会作用。
由此可知,道德既是社会调节的一种特殊手段,又是个人实现自身内在统一和精神完善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始终根植在人和社会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根植在人存在的二重性及其需要的二重性之中。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从诞生开始,就离不开道德。缺乏道德,人们就无从获得内外利益,实践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维持。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就是运用了历史的方法并作了逻辑上的推演,得出r人是社会人和道德人的结论。
亚当·斯密在经济人假设中曾用“无形的手”说明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贪欲最后会转变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却没有说明个人自我利益向整个社会福利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事实土,经济学家在研究人及人的行为动机时,把人看成一个“个体”的和“自然”的人,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特征。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社会人、道德人的人性假设科学地描述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当个人在追逐自我利益的同时又关注他人利益时,亚当,斯密所说的由个人利益向社会利益的转变才有了可能的通路。非马克思经济学要想避开人的道德本质来谈经济发展,从最终意义上看是难以富有成效的,因而这一理论有其实践的局限性。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它把经济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惟一目标,危及人类的长远利益;一味强调经济与伦理原则分离、经济与政治过程分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主体对正义、公平和社会伦理漠不关心,缺乏承担社会道义的责任感;它把人看做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人们以自己的经济行为去实现物的目的,而不是追求使自己成为全社会敬仰的人,实现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
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观察、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人在经济活动中必然要受到具有道德合理性的经济准则的制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和最好地创造经济业绩,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才能正常而又公正地进行,才能不断增长物质财富和日益提高生活质量。
在当代中国,“看不见的手”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市场的某些不规范和失灵仍然存在。因此,在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运用“看得见的手”来规范市场,非常需要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完善市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的属性;人的异化;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一部从经济学上研究人的异化根源的著作,它不仅给我们提出了经济学哲学上的理论,也涉及了人的属性,并从人的属性出发,延伸了人的发展的问题。笔者正是从人的发展需具备的属性出发,探寻人如何得到自由、实现解放。而对于与人的全面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的异化又如何得以解决,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 《手稿》出现的历史背景
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经典专著,《手稿》被视为哲学创立过程第一阶段的标志,是马克思在年轻时代总结自己的思想和弄清思考的问题而写的一部未完成手稿。《手稿》出现的时代背景,始于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探寻,加之彼时《莱茵报》被查封,迫使马克思退居书房。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大量阅读并深入研究前者所涉及的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并追寻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以求解决当时在资本主义积累时期出现大量被异化、物化、工具化的人这一问题的探寻。而正是由于马克思对于人的属性的追问,马克思注意到了: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于什么样的基础?怎样才能最终达到人的解放?等问题,进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观”。
从《手稿》的结构内容上看,《手稿》不仅是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研究人类发展的哲学著作。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形成“人的全面发展观”时,并非单一从政治学、经济学或哲学的视域去探索。这也启示我们,要想从文本完整透视出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务必要结合历史背景,将个多元视域结合起来,去分析当时特定的经济基础上才会产生“生产异化”的这一政治经济问题,才能深刻理解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人的发展。必须得从哲学的抽象去探寻资本主义中“人”,去对人的属性进行探寻。才能从《手稿中》窥视其本质,从而得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命题的基础。
二、 “人的全面发展观”在《手稿》中的体现
作为核心价值理念之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的最终目的是使人获得最终的发展,实现对人的解放,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终极关怀。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之途,是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之一。而作为马克思经典著作之一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从国民经济学入手,通过对资本主义状态下人的存在状态的分析和批判,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把关注点集中在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上,将人的发展作为一种价值目标,使人能够实现自身的本质的价值目标。”并提出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关系的总和。”①从以上可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具备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两方面,才能实现最终解放,才能得到最终发展,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一)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首先是现实的人,其最先具有的必是自然属性。因为人,或者说是人类,其之出现,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之发展也离不开自然环境,仍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对人来说,是“人的存在的基础”;“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②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这个提供生存资料的仓库或者说是源泉。通过人与自然的联系,我们可以看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现实存在的人,只有立足于人是现实的人,是自然的人,才能谈人之全面发展。
(二)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人的关系属性。人的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人类共生关系的依存性,人际关系中物质、精神方面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性,生产活动中的合作性。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所特有的,是人的本质属性。
《手稿》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肉体即维持肉体生活的需要的手段。”③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之上的。前者认为“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来源和本质,并自觉地将“劳动”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后者赞同了这一观点,将其引入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进步表现之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④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黑格尔这一观点的不足,“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⑤但正是立足于此,人类成了现实的人,劳动成为了人的本质特征之一,把人类与动物区分开了,“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动物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⑥劳动既然是人与动物之区别,又是属于人自己之劳动,故而人的全面发展也要建立在为自身劳动之上。即人要是自由的人。
(三)人的社会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对马克思而言,人之全面发展在根本上则指人之自由程度,人之解放程度。关于人之自由,马克思道:“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⑦
三、异化使人不为“人”
《手稿》指出:“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⑧
人的本质出现了异化,那么人是否还能成为人呢?人被异化被外化被物质化。 对于人如何异化,马克思认为应该从阶级斗争入手,深入研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从而导出异化这一概念。正因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最大限制的榨取工人的劳动力,迫使工人劳动异化,从而导致工人的异化。关于异化,《手稿》从原始异化产生之根源和立足于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异化之表现来揭示人的异化,从而提出了异化对人的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手稿》指出:“如果我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末,它到底属于谁呢?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谁呢?”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马克思首先追问到神这一阶段,指出最初的生产活动的确是为神而作,并不属于自己。由此可见,人的存在并不属于自己,丧失了人作为现实的人的自然属性、本质属性、社会属性,甚至精神属性,其之存在,只是为了“别的存在”而劳动,丧失了以上作为“人”存在的必然属性,“人”又怎么称之为“人”,仅仅是类似机械的存在,何谈人的发展,乃至人的全面发展。
由上可知,人的异化,人的物化导致人丧失了“人”的属性。而社会生产分工日益复杂,劳动生产成果不能真正归于劳动者自身,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异化使人不为“人”的根因。那么就当前而言,没有夯实的经济基础与公正的分配制度,人的全面发展无疑是空中楼阁。这正是《手稿》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的意义所在,它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应该具备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达到人的自由、人的解放这一最终目的,而后者的实现是建立在经济的高度发展上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手稿》里所涉及的人的全面发展观,首先离不开其出现的特定时代背景,正是马克思身处资本积累加大了对劳动力的剥削这一背景,加之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中汲取“人”之认识,使其探寻人之本质,人之发展,从而得出人之所以成为人,人要全面发展的两个属性,即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只有从这两个属性出发,才能得到最终的发展,达到人的自由,实现人的解放,最终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而如若违背以上属性,人则将成为异化的人,物化的人,降为动物,甚至是机器,不再为人,更但不上人的全面发展。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手稿》最终从经济学入手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因所在,一言以蔽之,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真正实现。(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及注解: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3、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42、12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42、17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42、16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4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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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卷3、926.
关键词:马克思;价值理论;卖方价格;买方价格;成交价格
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都是正确的,但其价格理论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1、马克思的价格理论片面性的主要表现与现实经济的对照
西方经济学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应是效用,但效用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受到人们的消费后而产生的需求满足,所以效用是人的主观属性,怎么可以作为客观商品体内价值的构成因素呢?当然不能。因此,效用价值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的凝结,这个结论是科学和正确的。但他的价格理论却是片面的和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他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论断上或定义上。事实上价值的货币表现仅是卖方价格,效用的货币表现则是买方价格,价格或成交价格就是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的统一,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完全可以得到印证的。
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无数次的商品交易,只有当买卖双方在价格上达成一致时,买卖才能成立。现实生活中这个日益习以为常的情理,反映了价格或成交价格正是卖方的出价(卖方价格)与买方的还价(买方价格)的对立统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但是有人说在我国一些明码标价的商场中和垄断企业如国有电话和邮政通信部门,就不是由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相等且相交而形成成交价格,换句话说,不是卖价和买价的统一。在这里,卖方有不容置疑的制定价格的权力,买方甚至连还价的权力也没有,买方价格是不起作用或不存在的。果真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卖方没有制定价格或成交价格的权力。我们不妨假定卖方规定打一次公用电话要收4角钱,这4角钱实际上是邮电部门制定的打一次公用电话的卖方价格,而不是价格或成交价格。如果买方也愿意以4角的买方价格与其成交,即愿意付4角钱打一次电话,这时才能形成成交价格。这时卖方收下的这4角钱,已是成交价格的4角钱,如果买方不愿意付出4角钱,不愿意打这次电话,邮电部门无法强制他,也就形成不了成交价格或价格。因而,“卖方有不容置疑的制定价格的权力”是不存在的。这不是证明价格理论中,区分价格、卖方价格、买方价格等范畴,是十分重要的吗?其次,在卖价和买价双方竞争中的主导权或决定权,与卖价和买价必须相等且相交才能形成成交价格是两个不同事物。在垄断部门的垄断卖价与一般买方的非垄断性买价的竞争中,卖价具有绝对优势,卖价决定后,买方要么根据卖价付出等价货币,用相等的买价与其成交;要么买方只能放弃购买,退出成交。所以要想成交,形成成交价格,必须是卖价和买价相等才有可能;二者不相等的话,其中一方只能退出,也就形成不了成交价格或价格。因此,在卖价和买价的竞争中。谁握有制约对方的决定权是一回事,卖价和买价必须相等且相交才能形成成交价格是另一回事,前者的存在无法也不可能否定后者。所以,价格是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的统一这一结论,既适合一般市场,也符合垄断及其他市场,具有普遍性。可见马克思的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论断是片面的,是不符合现实经济的,或者说是不符合实践的。
2、马克思的价格理论错误的主要表现与经济学的暂时冷落
马克思价格理论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他也混淆了使用价值和效用。
效用和边际效用其性质虽然是主观的,但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在经济学中有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对效用和边际效用都曾经长期的做了研究,但它们对效用的理论分析基本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从这点来说,是非科学的。我认为效用则是人们在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生理、心理上的需求满足。使用价值是效用的物质基础,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效用,二者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又有重要的区别,使用价值是商品本身的客观属性,效用是商品消费者或人的主观属性。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首先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了,他们把效用等同于使用价值,并用效用代替了使用价值,从而抛弃了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及使用价值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了商品中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及劳动的二重性。结果片面夸大了效用的作用,并使西方经济学陷入了坚持认为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片面观点;最终还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得不被效用和需求牵着鼻子走,甚至不惜用严重的财政赤字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刺激需求和效用,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越陷越深,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当今出现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的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
遗憾的是经济学却从相反的方向,也把二者混淆在一起,他们则是把使用价值等同于效用,并用使用价值代替了效用,从而否定了商品的效用,及效用在商品价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结果使经济学陷入了坚持商品的价格或成交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另一种片面观点。在指导现实经济中就产生了片面重视生产忽视需求,而最终导致了或成为了计划经济世界性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价格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计划经济的价格理论指导下,把价格中的效用的货币表现抛弃了,把消费者的需求在价格中的作用抛弃了,其资源配置的价格调节怎么会不是重视生产,忽视需求呢?何况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还以行政手段并在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通过经济计划和计划价格为主来进行调节的,必然使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结果一方面许多产品生产过剩,积压在库。另一方面许多产品又短缺难求,只得凭证购买,走后门购买,排长龙(队伍)购买……等等怪现象丛生,严重打击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计划经济怎么会不在国际竞争中失败呢?经济学怎么会不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而被冷落或被边缘化呢?当然,这里论证计划经济的失败,主要是从经济方面的因素而言的,把非经济方面的因素抽象了。
二、马克思没有区分卖方价格、买方价格和价格(或成交价格)是他在价格理论上陷入片面性的主要原因
1、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卖方价格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执行其价值尺度职能,就可以把商品的价值表现出来,商品中的价值归根结底是生产者或卖方劳动的凝结。所以把商品中的价值用货币表现出来,或价值的货币表现,也就是用货币把卖方在商品中凝结的劳动表现出来,并用观念上的货币作为商品的标价或卖方的喊价,而成为卖方价格。所以卖方价格就是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简言之,卖方价格就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是从卖方价格的内在因素来分析的。卖方价格的形成,一般说还要考虑外部因素或外因,如商品供求中的诸多具体因素。但这些外部因素,一般说只能起影响作用,不是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卖方价格的内在因素,即价值的货币表现,或价值和货币这两个因素。因此,如果我们把影响卖方价格的外部因素暂且抽象了,仅考察决定卖方价格的内在因素,卖方价格的表现形式就应是:x商品价值=y货币。这个等式也就是卖方价格公式。但是马克思价格理论中没有卖方价格,而且还把卖方价格和价格(或成交价格)混同一起,认为价值的货币表现是价格。
难道x商品价值=y货币或价值的货币表现,真是价格或成交价格的等式或公式吗?不是。因为x商品价值=y货币仅表示用货币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并不表示货币和商品相交换。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体中的社会必要劳动,货币是无法也不可能直接和商品的价值相交换的,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以货币交换商品的价值,等于以价值交换价值,或以价值购买价值,是悖理的。因此,x商品价值=y货币的等式,只是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把商品的价值表现出来,即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形成卖方价格。并不表示商品价格与货币二者交换,或用货币去购买商品的价值,而成为成交价格或价格。
价格或成交价格的公式是x商品=y货币,这将在下文加以详述。它和卖方价格的公式即x商品价值=y货币是不同的。
2、效用的货币表现是买方价格
在马克思的价格理论中也没有买方价格。货币用来购买商品或交换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那么,货币的主人或买方愿付多少货币购买或交换呢?这要取决于货币用来购买商品或交换商品的使用价值能给买者带来多大的需求满足或效用。商品或其使用价值给买者带来的效用越大,买方就愿以更多的货币或以更高的买方价格(即买方的出价或还价)来购买商品或交换商品的使用价值。如果商品或其使用价值不会给买者带来任何需求的满足或效用,买者是绝不会付钱去购买或交换使用价值的。再如同一种商品或同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不同的买者会形成不等的效用或需求满足,因而不同的买者愿付的货币或愿出的买方价格也就不同。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买方价格实际上是效用的货币表现,而不是商品或其使用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是由于第一,买方的货币不是为购买商品而购买商品,也不是为交换使用价值而交换使用价值,而是为购买商品或交换商品的使用价值能给买者带来效用而用货币去购买或交换的;第二,商品及其使用价值是形成效用的必要条件,如果商品及其使用价值不能给买者带来效用。购买商品及其使用价值也就没有必要了;第三,由于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货币是不会用来购买或交换价值的,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货币交换价值就等于价值交换价值,是悖理的。所以,购买商品也就是为了交换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给买方带来效用或需求的满足。因此,买方愿付的货币或买方价格的依据只能是效用的货币表现,不会是商品或其使用价值的货币表现,更不会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所以,效用的货币表现是买方价格形成的根据;商品或其使用价值只是买方价格形成的必要条件,买者必须购得商品或交换到商品的使用价值,才能得到效用。
买方价格是商品效用的货币表现。这仅是从买方价格的内因来分析的。一般来说,买方价格也要考虑其外部因素或外因,如供求关系中诸多的具体因素。但外部因素只能起影响作用。不起决定作用。
现在我们同样把影响买方价格的外部因素也暂且抽象了,仅考察决定买方价格的内在因素,即仅考虑买方价格是效用的货币表现,用公式或等式表示就是:x商品效用=y货币。这个等式同样也不表示货币和商品的效用相交换,不是购买或交换形式,因而也不是成交价格形式,而仅是效用的货币表现或买方价格形式。
3、价值和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统一是成交价格
在马克思的价格理论中虽然有价格或成交价格的概念,但他只承认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或者说他实际上是把价格和卖方价格混淆在一起了。货币只有同时执行了价值尺度职能和流通手段职能,同时形成卖方价格与买方价格并达到相等或统一,货币也就和商品直接进行了交换,而表现为成交价格。所以,成交价格的表现形式是x商品=y货币。这个等式不仅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与商品效用的货币表现相统一,而且还是商品与货币直接相交换的形式。因此,这个等式正是货币的两种职能的矛盾统一的表现,正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与商品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矛盾统一。
在x商品=y货币的等式中,货币为什么必须要同时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职能呢?因为如果只执行购买手段职能,不同时执行价值尺度职能,金是无法购买麻布的使用价值的。这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在没有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情况下,是表现不出来的。不知商品的价值,也就无法用货币去购买它。如果货币只执行价值尺度职能,而不同时执行流通手段职能,则仅是表明了价值相等,但无法去购买或交换麻布的使用价值。所以,孤立地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或孤立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都是不可能用货币来购买或交换商品的,都是形成不了成交价格的。x商品=y货币的成交价格形式,必须在货币同时执行这两种职能的情况下,才表现为卖方价格与买方价格的统一从而形成价格或成交价格。
4、三种价格的区分不是人们的臆造
综上所述,卖方价格就是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其公式是x商品价值=y货币;买方价格就是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商品效用的货币表现,其公式是x商品效用=y货币;价格或成交价格就是货币同时执行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时,商品价值和效用的货币表现的统一,即卖方价格与买方价格的统一,其公式是x商品=y货币。因此,价格区分为卖方价格、买方价格和成交价格,不是人们的主观臆造,而是商品与货币关系的三种不同形式的客观表现。所以,人们不得将三者混同,必须科学地如实地反映,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价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价格论都没有将三者加以区分。不仅如此,劳动价值价格论者实际上是将卖方价格和价格混在一起,而误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效用价值价格论者实际上是将买方价格和价格混在一起,而误认为价格是效用的货币表现。
三、马克思的原话及对价格与卖方价格的混淆
1、马克思的原话
马克思认为:“一种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因此,价格形式是:20码麻布=2盎司金”。这段话是由两个整句构成的,并用“因此”二字将其连接而成。第一个整句是:“一种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第二个整句是“价格形式是:20码麻布=2盎司金。”这两个整句都表明为价格形式,而且从各自独立的表现来看,都是对的。但是把两个整句用“因此”连起来,问题就发生了。因为第一句话的价格形式和第二句话的价格形式,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价格形式,用“因此”一词从中一连,两种不同的“价格形式”就变成相等或相同的了。为什么这两句话的“价格形式”的性质是不同的呢?
2、对原话的进一步分析
先来分析第一句话中的价格形式。第一句话就是说:一种商品(如麻布)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就是价格形式。简言之,即商品麻布的价值,表现在货币商品上,就是价格形式。那么,这是什么价格形式呢?我们把这句话用等式来表示,就是x麻布的价值=y金。这个等式就是上述卖方价格公式,即x商品价值=y货币。所以,这句话的价格形式,就是卖方价格形式。其次,再来分析第二句话。即“价格形式是:20码麻布=2盎司金”。20码麻布=2盎司金,正是上述成交价格公式x商品=y货币的具体表现。所以,这句话的价格形式,就是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的)公式。
但是,马克思没有区分开20码麻布的价值=2盎司金的卖方价格形式,与20码麻布=2盎司金的成交价格形式,因而他的那段话中,就将后者的成交价格形式,混淆或代替了前者的卖方价格形式,并用“因此”二字将这两个不同的价格形式等同起来,这就导致价值的货币表现是成交价格或价格(狭义的)形式的错误。于是,价格或成交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这种不全面的、不确切的价格定义就出现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价格(即成交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的不全面不确切的表述,正是在这段话之后提出来的。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关系;依赖;制约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KZXBl0051)。
作者简介:高 嵩(1972―),女,黑龙冈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O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6―0001―05 收稿日期:2010―06―25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领域患者利益缺乏保障的状况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医生开大处方以及药品价格虚高等问题的不断恶化,更是饱受诟病,也促使政府出台新一轮的改革措施。其中,医生开大处方是指医生利用专业知识及患者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替患者挑选价格过高、数量过多的药品及服务;药品价格虚高是指药品“零售价格一般是出厂价格的4―10倍,甚至更多”(陶志明,2008)的现象。
学者们一度将上述问题归结为医与药结成的利益关系,批评“以药养医”政策对医药合谋的推动作用,敦促政府推出措施以切断医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医药分开”的设想。政府也先后采纳一些学者的建议并选取若干医院开展试点,如2000年颁布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曾寄望的“药房托管”;200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大力支持的“收支两条线”等,但类似的措施在试点中还有不良表现。针对这些不良表现,有学者指责政府出台的措施没能真正落实“医药分开”设想。胡善联就曾指出,实行“药房托管”并不能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多了企业管理药品销售这一环节,反而会加重老百姓的药费负担(陈枫,2007)。杨中旭等(2008)搜集到一些证据,认为在“收支两条线”试点医院医药代表仍有动力与医生接触,在医与药之间重新建立某种利益关系。不过,这些挫折并没能促使人们放弃“医药分开”设想,陈竺在2009年初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要推行医药收入分开改革。
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本文主张从马克思经济学出发重新审视我国现阶段医药卫生领域医、患、药之间的关系,认为支持“医药分开”设想的学者把医与药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可以被彻底切断的,从而把医生和药品生产厂商“塑造”成不受关系约束的、彼此孤立的“鲁滨逊”,这种关于个人的认知与马克思的个人观念存在明显区别。当然,本文立足于本人对马克思相关观点的认识,尝试由此出发分析我国现阶段医疗卫生领域的现实问题,其中涉及到的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还与传统观点存在分歧。
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理解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忽视人们在彼此间结成的关系对个人进行抽象的做法无异于用关于人的幻想“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马克思等,1961;原版,1932)”,从而虚构了“美学上大大小小鲁滨逊故事的错觉”(马克思,1976;原版,1859),但是,只要“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回到现实世界就能看到,“人都是互相依赖”(马克思,2004;原版,1867)”、互相制约的。与西方学者只强调自利性和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不同,马克思还主张把人们之间的依赖和制约也看作是个人的行为特征之一(高嵩,2008)。
基于这种关于个人的认识,马克思强调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马克思,1965;原版,1842),私人利益之间还存在矛盾,从而促使每一个人都出于自身需要付出成本在彼此间结成真正的社会联系,用以制约他人的行为选择――尽力促使他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阻止他人选择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按照马克思的表述:“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等,1961;原版;1932)。
以工作日的决定为例,马克思强调“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其中,资本家这一方有人声称“把劳动时间由12小时缩减到10小时”产生的“祸害‘合计起来’给工厂主的前途和财产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工人这一方也有人勇敢地表示自己“宁愿劳动10小时而少拿些工资”,社会关系在所有资本家和所有工人的努力下实现均衡(高嵩,2009)――“现行的工厂立法”顺应工人“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而“强制地缩短工作日”。(马克思,2004;原版,1867)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每一个人都处于依赖和被依赖、制约和被制约中,每一个人都在寻求更好的办法以约束他人的行为选择并迫使他人接受对自己更有和社会关系,所有个人的行为选择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被迫自愿”接受同一社会关系约束。马克思关于个人和社会的理解还与西方经济学自斯密以来的传统观点存在根本分歧。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认识,尝试分析我国现阶段医药卫生领域不同主体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彼此间结成的关系。
三、医药卫生领域不同主体及其利益矛盾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在医药卫生领域推行改革:改变公立医院依靠财政补贴的状况,允许其自筹部分资金并与医生收入挂钩;改变城镇职工就医通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报销的状况,代之以社会医疗保险计划;促使药品生产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患者
按现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规定,患者须承担就医费用的某个比例,余下部分由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社会保险基金来源于参保个人及其所在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和财政补贴。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的任意个人s,无论是否患病,由于社会保险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强制执行,他必须依保险费率t缴纳医疗保险费tm;还必须缴纳税金T(m),m为s的收入水平。当s患病时,他承担的金额相当于实际发生费用的某个比例α,α
max Us(x,y)
st:(1―t)m-T(m)=αpxx+pvy (1)
解(1)式,当二阶条件满足时,有
αUs(x,y)/αx-λαpx=0
αUs(x,y)/λp-λpy=0 (2)
对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的任意个人s1,他不必缴纳社会医疗保险费,患病时要全额支付治疗费用。s1将选择x和y的购买数量,以实现其私人利益Us1
max Us1(x,y)
st:m-T(m)=pXx+pyy (3)解(3)式,当二阶条件满足时,有
αUs’(x,y)/αx-λpx=0
αUs’(x,y)/αy-λpy=0 (4)从自身利益出发,患者s或s’希望医生处方能够满足(2)式或(4)式要求,即在综合考虑药品疗效和价格以及患者的收入水平后为其选择合适的药物品种及数量。
2.医生
医药卫生领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患者购买药品x的行为还与购买普通商品y的行为有所不同。患者并不清楚自己患了何种疾病,也不知道哪些药品对治愈自己的疾病是必要的,所有这一切都要由掌握专业知识的医生帮他做出判断。令d为任取的某位医生,假设他的私人利益为Ud,医生d总是从自身利益Ud而不是从患者s或s’的利益Us或Us’出发在同类药品(x1,x2,…)中替患者做出选择。如果存在激励机制使得某些药品及其处方数量与医生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d就有可能利用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为患者选择d自己希望,而不是患者希望的药品和(或)数量。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激励机制包括医院为保证自身收入而推出的一些规定,药品生产厂商为保证药品销售而推出的营销手段,等等。
3.药品生产厂商
令i为任意药品生产厂商,xi代表i生产的药品数量,Pxi为零售价格,pxi为出厂价格,ei=pxi-pxi为单位药品销售费用,xi随ei增加而增加,且其增加幅度递减,有αxi/O,α2xi>0,α2x1/αei0,axi2c/αxi2>0。令ci’(pxi)表示i为保证零售价格pxi得以审核通过所付出的成本,由于i掌握的药品生产及疗效的专业知识不能完全被人们了解,信息上的不对称使得政府管理部门无法确保其审批的药品定价是准确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i选择更高的零售价格,有αci’/αpxi>O,a2ci’/αpxi2>O。i通过选择零售价格pxi和出厂价格pxi’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max pxixi-ci(xi)-ci’(pxi) (5)解(5)式,当二阶条件满足时,有
(Pxi-αei,-αxi)αxi/αei-ci/αPxi=0
xi-(pxi-αci/αxi)αxi-αei=0 (6)药品生产厂商i的最优定价满足(6)式,他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行为选择。
四、我国现阶段医、患、药之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以上分析说明,医生替患者选择的治疗方案决定了患者购买药品的质量和金额,以及药品生产厂商的销售额和医生自身的收入水平,而医、患、药各方还拥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目标。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审视医药卫生领域可以发现,正因为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还存在利益矛盾,每一方都设法制约其他各方――促使他们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阻止他们选择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以期最后确定的治疗方案更加符合自己的私人利益,他们的行为选择决定了彼此间结成的关系。
1.医、患、药之间关系的形成
据估计,我国市场上有高达95%的零售药品是可替代的(李松涛,2007),同类药品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还非常激烈。对处于激烈竞争中的某一药品生产厂商来说,因为绝大多数药品是经由医生处方销售给患者的(张泰,2004),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销售状况直接取决于医生的行为选择,因此会设法在药品销售与医生利益Ud之间建立起正向联系,从而促使医生在(x1,x2,…)中替患者做出选择时,更偏爱该厂商生产和销售的药品,即便该类药品及其数量还可能偏离患者的利益Us。当然,为了更好地制约患者的行为选择,约品生产厂商和医生也会尽量使用患者不了解的术语为药品冠名,利用自己掌握的药学和医学专业知识所形成的权威可以更容易地促使患者接受医生处方。
另一方面,患者也在付出努力以便促使医生在(x1,x2,…)中做出选择时,尽量不偏离自己的利益Us或Us’。比如,寻求政府帮助,迫使医生允许患者持药方去零售药店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购买药品;敦促政府将通过给医生“回扣”的办法销售药品的行为视同商业贿赂;促使政府认识到医生开“大药方”损害了患者利益并推出《关于建立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的指导意见》等。
同样地,药品生产厂商和医生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也在努力制约对方的行为选择,其中,药品生产厂商希望花更小的代价促使医生把自己生产和销售的药品写进处方,医生则希望从药品销售中获得更多好处。当然,不惜偏离患者利益Us或Us’进
而争夺更大利益份额的举动本身还与相关法律法规及社会道德标准相背离,因此,医生和药品生产厂商对对方行为选择的制约大多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竞争环境不同的药品生产厂商境遇的巨大差异看到医生与药品生产厂商的依赖和制约。在同类药品替代性较强的情况下,药品生产厂商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令e-i为除i外其他同类药品生产厂商选择的单位药品销售费用,给定因为替代性较强,i只要选择较大的ei,就能促使其销售量大幅提升,当αx1/αei数值很大时,由 (6)式可知,此时i会不惜选择较高的零售价pxi和较低的出厂价pxi。相反地,在同类药品替代性较弱的情况下,药品生产厂商间的竞争并不激烈,给定e…因为替代性较弱,即便i选择较大的ei,也难以促使其销售量有大幅提升,当αxi/αei数值较小时,由(6)式可知,此时i不会选择较高的零售价pxi和较低的出厂价pxi。可见,同类药品间的替代性越强,医生就越能通过在若干药品之间进行选择来制约药品生产厂商,进而从药品销售中获得更多利益;相反地,同类药品间的替代性越弱,医生在若干药品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就越小,也就较难制约药品生产厂商,从而难以从药品销售中获得更多利益。
总而言之,我国现阶段医药卫生领域医、患、药之间的关系产生自医生、患者、药品生产厂商各方的行为选择,并且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他们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制约彼此行为选择的努力。
2.医、患、药之间关系的发展
对于医、患、药中的任意一方来说,能够认识到自身利益的实现还依赖于自己参与其中与其他各方结成的关系,因此会付出努力推动医、患、药之间的关系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关系的具体发展变化还要看哪些主体找到了相对更加有力的手段来制约其他主体的行为选择。
因为医生和药品生产厂商在各自领域掌握着专业知识,患者即便借助政府力量仍然对医生的为人及其掌握的专业知识缺乏了解,不能清楚判定药品疗效和价格是否合理,也不能清楚判定医生处方是否损害了自己的利益。而药品生产厂商建立并维护的药品销售与医生利益间的正向关系还具有隐蔽性,政府很难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反相关法规。相反,医生和药品生产厂商凭借其掌握的专业知识,相对更容易制约患者的行为选择,并促使自己的意见获得政府认同。这一切使得患者缺乏更强有力的手段制约医生和药品生产厂商的行为选择,因而在医、患、药的关系中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本文认为,从我国医药卫生现状来看,医、患、药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仍旧朝着不利于患者的方向发展,即便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推出更多地缘起于患者为改善自身不断恶化的就医条件而做出的努力。
新医改方案特别强调:在未来3年内使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其中,提高个人缴费标准意味着不论患病与否,s须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提高为t’m,ι’>t;提高报销比例和支付限额意味着s患病时其支付的治疗费用比例下降为α’,α’
max Us(x,y)
st:(1-t’)m-T(m)=α’pxx+Pyy (7)解(7)式,当二阶条件满足时,有
αUs(,)/αx-λα’px=O
αUs(,)/λPy-λPy=0 (8)由于每一位患者的具体情况不同,他们在新医改方案推行后自身利益的变化也各不相同。按照新医改方案的推行所造成的利益变化情况为所有患者排序,在其中可以找到患者群A和曰,其中A可实现的利益水平有所下降,B可实现的利益水平有所上升。无论如何,由提高个人缴费标准积聚起来的资金是被用于弥补总医疗费用中扣除患者个人支付的剩余部分的,相对于患者群B,A中的患者身体更健康,提高社会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和个人报销比例及支付限额意味着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强制执行促使资金从身体相对健康的人群流向身体相对不健康的人群。患者群B就医条件的好转来自患者群A对就医条件相对恶化的容忍,并不是因为患者找到更强有力的手段制约医生和药品生产厂商的行为选择。
另一方面,比较(8)式与(2)式和(4)式,因为α’
当然,新医改方案还在建立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健全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方面做出尝试,对改善患者就医环境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措施的推出并没有明确而有力地指向制约医生和药品生产厂商的行为。从总体上看,患者虽然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试图约束医生与药品生产厂商,但由于其所处的弱势地位,能够达成的效果有限。
五、结 论
本文基于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尝试分析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医、患、药之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医生、患者、药品生产厂商拥有各自不同的利益目标,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结成一定的关系,用以约束彼此的行为选择。置身于这种关系之中,任意一方的行为选择都依赖于其他各方并受到其他各方行为选择的制约。
基于上述观点本文强调,我国现阶段医、患、药之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医生、患者、药品生产厂商各方主体行为选择的结果。正因为患者缺乏强有力的手段去制约医生和药品生产厂商的行为选择,使得自己陷入自身利益日益缺乏保障的状态,也决定了医、患、药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仍旧朝着不利于患者的方向发展。2009年推出的新医改方案虽然注意到患者利益缺乏保障的现实,却无力做到明确而有力地制约医生和药品生产厂商的行为选择,因而在保护患者利益方面能够达成的效果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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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政治经济学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方法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马克思将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对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经济问题。在现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产生的,如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产品价值与售价之间产生的矛盾、无产与资产阶级两种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看它们是否承认这些真实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虽然已经统一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但是这些社会经济关系中还存在对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这对立的一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对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否定它们相对对立的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立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立并不是说各种经济关系外在对立,要想阐述各经济关系对立的本质涵义,必须从各种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中把握它们的相互否定的对立性质。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经济关系是存在对立的,并且他以此构建了属于他的理论体系。但是最终他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它对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进行研究主要是从形式逻辑的思维出发,它认为这些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没有相互联系、没有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李嘉图认可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该理论不能解决劳动力得不到同等价值的问题,工人劳动所得的工资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成对立关系,而不能相互转化分析这种对立。其实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人工资是作为资本的投入创造了价值,那么工人创造的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渗入到了工人创造的价值中,从而导致其理论最终以失败告终。
(2)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中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就是仍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下,把握资本主义诸多经济关系中的统一,这样才能表示认识经济现象。但是,必须在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这是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统一的经济关系内部存在,使得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统一非常必要,这也指明了各种经济关系统一的方向。
(3)社会经济关系范畴对立统一的基础是坚持用人的实践。由人类实践所不断生成的对立统一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对立统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对立统一。因此,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没有永恒的经济范畴,都是将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是不断变化的,其一直是以独立统一著称,其是一个不断更新过程,消灭-产生-消灭……,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由人类不断开展社会实践而实现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人类对实践中的经济认识也越来越高,消灭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建立新的经济关系范畴,或者扩展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维度来看待分析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一种有效方法,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