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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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内初班”，地理课程，教与学
“内初班”学生大多来自我区较为偏远的地区，在语言、风俗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汉族学生有着较大差异，如何结合”内初班”学生自身特点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帮助学生在学习中取得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是很多教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笔者根据自己在教学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进行了思考和梳理，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着手。
一、联系学生已有知识背景，寻找切入点
“内初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在家庭教育和生活习惯、汉语交流和理解上都和汉族学生有很大的不同。开设地理课前，教师就要通过与学生谈话、问卷调查、咨询班主任等多种途径深人了解学生的情况，为地理课教学做准备。在教学过程中，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结合教材提出很多问题，用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进行教学，这样便于把”内初班”学生生活中熟知的却不留意的一些现象引人到地理问题中，使学生不仅认识了什么是“地理”，而且能激发学生对地理学习的兴趣。
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奥苏贝尔曾说过：如果我不得不把全部教育心理学还原为一条原理的话，我将会说影响学习最重要因素是学生己经知道了什么，根据学生原有的知识状况进行教育。因此学习有用的地理知识和生活地理，必须充分重视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例如：在讲“地球和地图”时，利用学生切西瓜的经验在学生中展开次经纬线和经纬度的讨论。经过讨论学生切西瓜的方式大致归纳为两种切法：一种是先把瓜从中间切为两半；另一种是先用刀把瓜从瓜头向瓜尾切成两半。教师分析这两种切法：从中间切无数刀可以切出无数个圆，每个圆代表地球上的一条条纬线圈，中间切面代表赤道，地球表而就有无数条纬线。给每个纬线圈上标上度数，就可以用不同的纬度表示不同的纬线。纬度实质是线面关系，即从每条纬线圈上任意点向中间切面(赤道面)圆心连线，所连线与中间切面(赤道面)的夹角就是该纬线圈的纬度教育学论文，纬度最大是90度。按第二种切法，并且每刀都切到瓜头和瓜尾也可以切出无数刀。每刀切出的曲线就代表每条经线，给经线标上度数就是经度。经度实质是面面关系，即两个切面的夹角，最大只能是180度。这样利用学生生活实际为课堂注入了新鲜的生活内容，把地理知识移植到生活中去，使学生在生活中学到了有用的地理。
二、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爱学乐学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最后的老师，这一点对于”摘要性。
三、让学生在动手做中获得成长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百看不如一验”，亲自动手体验不仅能培养”内初班”学生的动手能力，还能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认识、理解和巩固，成倍提高学习效率。学生在地理学习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学习兴趣，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教师在教学中集思广益，合理的运用教育教学的规律，积极探索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善于引导，就一定能够在地理教学和学习中取得很好的效果。如：讲中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时，我买了五组中国政区拼图，让学生动手，学生兴趣一下就来了。再如：地图知识一直是较为突出的重难点，但又是学好地理的重要基础知识。如何打好这一攻坚战?可以从其实用性出发，在学习一开始，就布置一道作业，学完这一章后，要结合课本上“动物园游图”和“某村平面图”，绘制一幅校园平面图。这样，学生有了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会引发兴趣，激发对新知识的探求热情，学习态度认真而主动，反而会随时将自己在作业中遇到疑难向老师提出，寻求支持，最终全而掌握地图知识，出色完成这一项作业。另外，还可组织学生进行地理模型的制作(如：简易经纬网、等高线地形图模型、地形模型等)。组织学生收集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明信片、邮票等，组织学生结合教学进行野外考察，组织学生进行气象观测……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地理课外活动，学生不仅体验到知识的力量，学习兴趣大增，更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四、教会学生学习，培养严谨认真的学习习惯
地理对于每个学生来说，是一门全新而又陌生的学科。因此，我们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还有就是”内初班”的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短，在学习中理解能力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在讲授每节新内容课之前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预习时，除了要把新课内容仔细通读外，还应在不懂和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这样带着疑问，做到有目的去听课教育学论文，听课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课堂上，要求学生在认真听讲的同时，还要做到积极、主动的去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并勇于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表达出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理解能力，提高听课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自身获得锻炼，并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从而将每节课的知识理解和消化。在学习过程中，要仔细倾听、认真细致地观察、如实准确地记录、积极主动地思考，要善于合作、主动交流，敢于质疑、勇于探索。
由于初中地理知识点杂乱而零碎，教师在讲课时，都是围绕着重点内容展开的。因此应要求学生在认真听讲的同时要做好课堂笔记，这样不仅有利于课后进行复习，掌握知识重点，又可以有效的避免学生上课时“走神”。教导学生在记课堂笔记时，必须讲究方法，要在听清楚老师所讲内容的基础上，记重点、难点、疑点和课本上没有的内容，与课本内容相同的部分可在课本上标出，课后整理笔记时可补全。要经常不间断的进行复习，循序渐进，每天认真阅读课堂笔记，同时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归纳，达到对课本内容融会贯通。每章节讲完后还要对知识进行整理归纳。这样就可在整理总结的过程中发现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连点成线，织线成网，使知识系统化、网络化，便于掌握。
参考文献：
[1]周涛.如何提高内初班民考民学生的语文水平[J].和田师范专科学报，2008（8）.
[2]郭卫东、韩炯.新疆区内初中班民考民学生与民考汉学生学习适应性对比分析[J].新疆社会科学，2010.（3）
[3]李静.《民族心理学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4]张柯.论疆内初中班的创办对新疆民族基础教育的影响[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7（1）.
第2篇：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城市系统；空间结构
1 西方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18世纪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英国的霍华德(E. Howard ，1898）最早从城市群体角度进行探索性研究和实验。他提出了“田园城市”模式，试图把喧闹的城市生活和宁静的乡村生活拥挤地结合在一起，强调把城市和区域作为整体研究的思想。其后霍华德的模式被恩温（R. Unwin ，1922）进一步发展为“卫星城”理论而广泛应用于许多大城市的规划和设计。 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 Geddes，1915）发表了《进化中的城市》，首创了区域规划综合研究方法，并预见性地提出了城市扩散到更大范围内而集聚、连绵形成新的城市群形态：城市地区、集合城市甚至世界城市。
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 1933)对南德城市进行了调查，创立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第一次把把区域内的城市系统化。他对城市群体空间组织作了严谨的论述和数学模拟，被后人公认为城市群体研究的基础理论。斯基纳(G.W. Skinner，1977)对中国四川盆地进行了研究，验证了中心地理论。 杰弗逊（M. Jefferson 1939）及哲夫( Zipf 1942)等对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进行了理论分析。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步伐加快，涌现大批的新型城市群，系统论成为城市体系空间研究的重要方法。1945-1955年之间，维宁（R. Vining）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城市体系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从理论上论证了城市体系的合理性。1950年邓肯（O. Duncan）在其著作《大都市和区域》在首先明确提出了“城市体系”（Urban System）一词并阐明了城市体系研究的实际意义。1954年贝里(B. Berry)用系统化的观点研究了城市人口分布与服务中心等级体系的关系。5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城市区域概念，并用新的数学和动态模拟技术不断深化。哈格特（P. Haggett，1977）从“相互作用”、“网络”、“节点”、“等级体系”、“面”和“扩散”等6个角度研究区域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70年代以后，城市体系理论日臻完善，城市发展基本进入了稳定期。1970年，美国学者贝里和豪顿(F. Horton) 编写了《城市体系的地理学透视》，加拿大学者鲍恩(L. Bourne )和西蒙思(J. Simmons)出版了《城市体系：结构发展与政策》。
社会经济学家以大量的发展理论对城市体系进行了研究。赫希曼(A. Hirschman，1958)等人的“极化增长”学说、罗斯托 (W.W. Rostow，1960) 的“经济增长阶段学说”、弗里德曼(J. Friedmann，1964)和阿隆索(Alonso)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市体系的运作过程等丰富和发展了城市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50年代瑞典学者哈哥斯特朗(T. Hagerstrand)在“创新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由发源地向四周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 其与城市体系形成阶段相对应的 关系。60年代后期，莫尔里(R. Morill)进一步分析了创新扩散的具体特征。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早在20年代研究对象从城市区转到城市体系，开创了现代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研究的先河。195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城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他认为，城市带是城市体系发展、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最高阶段，而必然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戈特曼的城市带理论已经被现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证实(R. Fishman，1990)。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演化规律，似乎与城市带理论不相吻合，因为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地区和不同的发展背景，必然导致城市群体空间结构的差异。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基(J.C， McGee，1985，1994)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了独特的“乡村—城市(Desa-kota)”的空间模式。欧洲国家大多数对城市体系的演化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培育有节制的紧凑区域城市网络，荷兰的兰德斯坦(Randstand)地区以“绿心”城市群体空间模式而闻名。
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全球的经济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管理的高层次集聚、生产的低层次扩散，控制和服务的等级体系扩散方式构成了信息经济社会的总体特征。霍尔（P. Hall，1985)等人出版了《未来的城市形态：新技术的影响》；卡斯特勒思(M. Castelles，1989)等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技术可能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首先技术变化影响并决定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影响并决定了城市发展。经济及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发展的确为城市的蔓延扩展及大都市区的连绵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城市功能、产业结构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相关制约越来越小，留给人们以更多更广的创作空间。同时，以信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发展可能给城市空间演变带来分散化的动力，也可能会增加集聚的要求。法国的沙且尔 (Shachar，1994)等人对世界城市的特征与功能作了界定。在西蒙斯研究的基础上，耶兹 (M. Yeates，1990)建立了城市群体空间演化过程的模型。最近的研究成果有萨森(Sassen，1995)对世界城市功能体系的描述。当今的城市结构群体空间关系正由网络取代传统城市体系的等级概念。现代城市在城市群的等级与作用不仅取决于其规模和经济功能，而且还取决于在城市网络中结点的作用。
2 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阎小培（1994）评述了近年来我国城市地理学的进展情况。中国学者一般采用哲夫的幂函数公式，或用聚类分析或传统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类型及其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的城市规模呈序位大小分布。但是， 由于各个时期实行不同的生产力布局和城市发展政策，导致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市镇规模结构和规模分布。60-70年代，我国执行控制大城市政策， 特大城市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城市首位度下降，位序大小曲线呈平滑趋势。有的学者分析了城市、县城和小城镇等级的规模分布特征，并根据幂函数分布模型，建立了全国和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或者将该体系划分为首都、省会、地区中心或省辖市、县或县级市、建制镇5个层次， 或者从实际出发，将中国城市规模等级分为7级：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乡镇和集镇。
对中国城市地域结构的研究主要包括：从分布形态上来说，中国城市地域结构可以概括为多中心的城市集聚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从城市分布类型上，中国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又主要几个平原三角洲和交通沿线，市镇密度由东向西递减；从城市首位度分析，城市体系可以分为双极型、均衡型和极核型等。
职能结构是城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是周一星教授。研究内容包括：城市基本职能类型研究；城市职能组合系统研究和城市职能地域组合类型研究等。
城市群(urban clusters or agglomeration)的崛起是本世纪以来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80年代初，于洪俊和宁越敏（1983）就介绍了法国城市地理学家简. 戈特曼（Jean Gottman ）的城市带（Megalopolis）理论。他认为城市带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或大都市区，而是指一个范围广大的、由多个大都市联结而成的城市化区域，并有一定的低人口密度区分布其间（Gottman，1961）。他把城市带发展划为4个阶段：即分散中心阶段、弱联系阶段、雏形阶段和成熟阶段。他还概括了城市带的5个特征：一、高密度的人口和城镇网络；二、发达的交通枢纽；三、模糊的形状和边界；四、多元的政治和社会组合体；五、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新趋势的培植。按照这个条件，他认为当代世界上存在6大城市带：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特大城市带和五大湖特大城市带、日本东海岸特大城市带、英国大城市带、欧洲西北部城市带和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带。
中国学者李世超（1989）认为，中国目前所谓城市带，无论是已经基本形成，还是正在规划建设，从数量指标（人口、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功能特征甚至位置条件上都不是戈特曼意义上的城市带。为了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学者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以避免戈特曼理论“城市带”相混淆。一个城市群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相当数量的不同类型的城市；有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发生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姚士谋，1992）。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外，我国相继出现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辽东南城市群、闽三角城市群等，有许多学者对它们进行研究（姚士谋，1992；许学强，1992；王丽萍，1992；孙晋山，1992）。崔功豪（1992）分析了建设长江中下游（宜昌—南京）沿江城市带的可能性，并提出了该城市带的基本构想。
叶嘉安和许学强（1984）进行了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和城市首位度的研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自从1949年以来，由于政府控制城市发展的政策，导致中国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可是，在26个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城市化和城市首位度差异，并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政策不仅减慢了城市化的增长速率，而且对城市化的省际差异和城市首位度产生重要影响。在东部地区，城市首位度小是由于国家控制大城市、优先发展中小城市政策的结果。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工业到西部地区的国家政策，引起了中国西部省份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较大的城市首位度。
许学强等（1995）继续对中国的城市体系进行了研究，城市体系可以分为3种类型：首位分布、0-1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重点放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段。结果发现，中小城市数目发展迅速，城市人口与工业比重、非农业劳动力和外资成正相关关系。
许学强（1988）把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市镇规模分布与市镇经济空间分布相叠加，分析了其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又用计量方法分析了各主要市镇的相互作用，最后建立了 两翼齐飞的双向辐射模型。他用动态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体系内各城镇相对地位和相互作用的对比变化，揭示了该城市群的发展规律。但是，对现状城市群体如何演变并满足理论模型的过程，没有作深入的探讨。
郑天祥（1989，1990，1991）把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看成是一个特大城市区域，通过对经济地理网络（城市网络、产业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的分析来探特大城市区的发展规律，分析中涉及了城镇之间、城镇与区域之间人口、物质能量、金融、信息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并将该区的研究与港澳经济一体化研究 结合起来，为研究 城市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是，他对城镇之间的分工协作、相互作用的分析多为静态和粗线条的，而动态分析较薄弱。
侯启章（1993） 以现有国内关于城市群的研究为基础，比较深入地剖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的条件、形成过程、动力机制、城市群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研究结果发现，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生专业化重组、城镇之间因职能的雷同而形成的竞争状态开始转向互相联系和协调的现象。不过，作者未加深入研究，仍然属于传统框架的范围。
姚士谋等（1995）对中国东南沿海开放地区进行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研究，并提出了城市空间增长的5种模型。城市发展或区域城市化本质上是区域生产的集中过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现在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城市化水平。那里有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他们主要研究了该地区的区位因素、演化模式和城市空间分布的特征。通过统计数据和实证调查，建立了城市空间分布模式和城市发展趋势随时间变化的定量关系。
3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位及概况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由苏南、上海和浙东北的16个城市构成，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京、南通、泰州、镇江、杭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湖州，台州（2003年9月加入）。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人口超过7560万（2002），约占全国6%。。
2003年长三角地区15城市经济指标如下：GDP22775亿元，比2002年净增306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9.5%，比2002年提高0.8个百分点，约占全国的1/5；2002年GDP增长12.6%；人均GDP3056美元，而全国平均为966美元；社会零售额755亿美元，占全国155；工业产值3337亿美元，占全国的1/4；出口923亿美元，约占全国30%；实际外资178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37%。
长三角地区聚集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精英”城市，有4个城市进入全
图1 长三角区位示意图
国大中城市前十位，上海为直辖市，另有南京、杭州、宁波3个副省级城市，上海、苏州、杭州和无锡分别以5408.76亿元、2080亿元、1780亿元和1601.7亿元分列全国第1、5、8、10位，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达到6个，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和南京。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2002年平均实现GDP突破了1000亿元，达到1276亿元。
表1
第3篇：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科与专业建设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172-03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前身是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是一门主要学习资源环境以及城镇规划、土地管理、环境检测以及地理地质等相关知识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国内有116所高等院校开设有此专业。根据教育部于2012年9月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被拆分为两个专业，分别是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代码：070502）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代码：070503），两专业皆可授理学或管理学学士学位。
在这样的专业调整背景下，新疆农业大学立足于社会需求，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和学科优势，优选和确定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作为今后的学科专业发展方向，如何重新构建学科专业体系，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成为学校今后一段时间内本科专业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原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存在的问题
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最初设立的目的与初衷是为了将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城乡规划与管理过程中，但从新疆农业大学开设多年的实际效果来看，该专业在专业定位、课程设置和学生就业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现实问题。
（一）专业缺乏准确定位
乍一听“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这个专业，会感觉该专业定位宽泛、培养目标囊括多个专业领域、学生就业去向定位多方向，优势体现非常明显。但正是这些“优势”导致该专业发展至今弊端和问题越来越突出，究其原因所在，就是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培养目标难以明确、专业缺乏准确定位。
新疆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业务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地理科学、资源环境科学、管理学、经济学基本理论，具备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知识，设计、规划、评价、决策、策划、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能够在规划、环保、国土、测绘、城建等行政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等相关领域从事管理、科研、教学、技术等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可见，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定位过于宽泛，要求学生兼具地理科学、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技能，致使学生业务培养目标过于多元化，也使学校面临着专业难以准确定位、难以突出品牌特色，而学生面临着什么都需要学、却什么都学不精的尴尬困境。
（二）课程设置过于宽泛，课程体系结构不合理
如上所述，正因为“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口径太宽、学生业务培养目标过于多元化，导致该专业课程设置过于宽泛、课程体系结构不尽合理。该专业学生要求毕业后能够胜任规划、环保、国土、测绘、城建等行政管理部门、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的管理、科研、教学、技术等工作，这就要求专业课程设置需要面面俱到，包括国土资源、生态环境、城乡规划、城市管理等诸多方面，而目前惯行的本科专业（学分制）四年制难以保证如此庞大的课程体系设置，其结果只能是学生学而不精，形成专业不“专”的窘境。
新疆农业大学依托自己的学科背景，在2012级的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中设定的专业主干学科为地理学、环境科学、管理科学，主要课程有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自然资源概论、环境科学概论、生态学原理、资源环境经济学、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原理、地理信息系统、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影响评价、土地利用与规划、村镇规划、区域分析与规划、管理学原理、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测量学、地理数学方法、新疆地理与旅游资源概论等。从设置的这些课程可以看出，教学内容囊括资源、环境、生态、城市、规划、管理等多方面，专业课程设置过于宽泛，杂乱无特色，重点不突出，在社会上找不到完全与之匹配的部门、行业。可见，按照“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业务培养目标来全方位设置课程并不符合科学发展原理与规律，也违背市场规律，课程设置应当针对市场需求与相应的行业部门，有的放矢。
（三）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乐观，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偏差较大
由于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知识繁多而驳杂，就业前景并不理想，毕业生多从事与其专业不符的职业，据麦克斯-中国2010届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调查显示，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为主要本科专业中专业对口率最低的十大专业之一，排名第八，对口率为44%。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该专业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偏差较大。专业口径太宽，学生学的杂而不精，似乎什么都会又都不会，社会上也没有完全匹配的部门、行业，导致就业市场和各用人单位难以认可并接受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而用人单位更愿意吸纳与其完全对口的专业的学生，例如，规划部门愿意吸收城市规划、建筑学等专业的学生，环保部门愿意吸收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等环保类专业的学生，国土部门愿意吸收土地资源管理、地理信息系统、测绘等专业的学生等。泛而不精使得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学生与前述诸多专业的学生相比几乎毫无专业竞争优势，导致该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专业对口率很低。新疆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在2012年以前就多年未招生。
二、学科调整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新专业带来的机遇
如前所述，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在我国开办多年以来，各地各高校都面临着许多教学管理、学科建设、学生就业方面的困境。鉴于此，教育部于2012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将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拆分为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专业代码：070502）和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代码：070503）两个专业。此次学科与专业调整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新专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首先，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调整和设置，帮助该新专业明晰了专业内涵、理顺了学科关系、明确了发展方向。具体来说，就是明晰了未来城乡规划教育和实践的发展方向，使地理学科参与城乡规划实践，用地理学理论统筹指导城乡规划、建设和发展，成为了新专业的具体内涵。这正好适应了城乡规划学科的综合性和人文地理学的专业性发展趋势，也使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在定位上更加细化、明确，承担起了培养城乡规划专业人才的使命。
其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调整和设置，明确了该新专业的培养方向和教育目标，使得其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都较强。各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学科背景与优势，优选特色方向，显得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新疆农业大学就优选和确定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作为今后的专业发展方向，以期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掌握基础人文地理知识和理论的，精通基础城乡规划知识和技能的，面向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规划设计部门以及相应企事业单位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在新专业方向确立的基础上，接下来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体系，优化专业课程设置与课时结构，加强学生实践教学环节。
再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调整和设置，对学生来说，改善了原专业学生学而不精以及专业竞争优势不明显的境况，使得学生学习内容和学习目的更加明确，也有了更加对口和明确的用人单位，更好地适应了社会的需求。
三、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
面临机遇的同时，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挑战，如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体系与结构的优化、在学时有限前提下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加强等。各高校应充分发挥人文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优势，并以此组织教育实践，实现规划人才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双重提高。基于以上问题兼顾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新疆农业大学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了完整的课程体系。
（一）人才培养目标
新疆农业大学本科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技能，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接受严格科学思维的训练和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立足于宏观、中观区域、微观居住区的管理规划，从事城乡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教学、开发或应用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
（二）业务能力要求
在上述培养目标指导下，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掌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前沿发展、应用前景，了解相近专业如城市规划、环境科学和管理科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了解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了解城乡规划管理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和最新发展；掌握人文地理、城乡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技术、具有较熟练的遥感、GIS、计算机和绘图等技术的操作能力，掌握资料调查与收集、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具有分析、归纳、整理相关数据和撰写论文的能力；具有适应办公自动化、应用管理信息系统所必需的定量分析和应用计算机的技能；接受良好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基本训练，具备较强的调查研究与决策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较好的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较强的创新意识、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团队合作、协同攻关能力；外语要达到能较顺利地查阅外文期刊以及运用外语交流的水平。
（三）课程体系构建
新疆农业大学本科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课堂教学课程体系、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以及综合教育课程体系。
课堂教学课程体系是主要的理论教学环节，构成人才培养知识结构的基础。除了提升基础素质能力的课程如思政、大学英语、高数、体育、计算机基础等公共课和普通基础课以及公共选修课之外，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课堂教学课程体系主要还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限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具体课程主要是结合学校的学科背景与社会需求设定。其中，专业基础课主要有管理学原理、经济学、自然资源学概论、生态学原理、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学、地统计学、遥感概论、地图学、城市地理学、地理数学方法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课及专业限定选修课主要有城市规划、土地利用与规划、区域分析与规划、环境规划与管理、村镇规划、旅游规划与设计、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资源调查与评价、居住区规划与设计和资源环境经济学；任意选修课主要包括维吾尔口语、专业英语、建筑美学、新疆地理与旅游资源概论、矿产资源管理概论、社会调查研究与方法、城市规划制图技术、公文写作、专业文献检索以及文献综述与科技论文撰写方法。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为课堂理论教学课程体系与用人单位及社会搭建起一个桥梁与平台，目的是让学生更好地学以致用，理论结合实践。新疆农业大学本科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主要包括课堂实验、课程实习、专业实习及毕业实习和设计4个环节。其中，课堂实验根据各门课程教学计划进行；课程实习主要有自然地理学实习、遥感实习、地图学实习、土地利用与规划实习、村镇规划与设计实习，前三者各一周、后两者各两周；专业实习为校外城乡规划综合实习，为期12周，集中安排在大三暑期及大四学年初始；此外，还有8周的毕业实习和累计10周的专业文献综述及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同时进行），安排在大四第二学期，毕业实习的具体内容以有利于学生就业为宗旨。
综合教育课程体系则旨在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以及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包括军事技能训练、劳动技能训练（包括公益劳动与支农劳动）、社会实践（含社会志愿者工作），以及形势与政策教育、职业生涯规划和创业就业指导等环节。另外，学校还出台了《新疆农业大学综合素质学分管理办法》，规定学生参加校级以上（含校级）各类科技活动、学科竞赛、文体竞赛，参加学校和有关部门组织的社会实践、公益活动、支农劳动获奖，参加自治区和国家组织的各类公共考试，职业资格与技能认证考核，阅读学校推荐的课外书目、学术论文，以及听取学术报告与专题讲座等，取得成绩者，由学校认可并以学分形式记载在学生学习档案中，要求至少应取得8个学分（其中非专业职业资格认证至少2学分），促使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提高个人综合素质。
综上，新疆农业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在重视专业理论教学的同时又加强了实践教学环节，除了专业课程的学习外，十分重视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新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重在明确专业内涵与方向，优化课程体系与结构，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当然，新专业的建设是一个积累经验逐步完善的过程，目前新疆农业大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也一定存在着很多不足，在今后还将历经一个不断反馈与修正完善的过程。
结语
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并进行的学科和专业调整，顺应了社会发展需要，给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承办高校及教学工作者应该在明确专业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汲取以往教训，结合社会需求，重构专业体系，优化课程体系与结构，加强实践教学，以提高专业竞争力，促进新专业更快更好的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适应城乡规划的合格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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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
京外地区获奖名单
一、先进学校名单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高级中学
贵州省赤水市第二小学
吉林省梅河口市第三中学
二、先进个人名单
一等奖
安徽 徐晓玲 福建 林秀钦 广东 邓绍宏 广西 许媛 贵州 范本艳 河北 赵 欣 湖北 龚伦军 云南 杨红 浙江 范源清 顾俊芳
江苏 周国伟 王建忠 孟 军
二等奖
安徽 梁 好 福建 林 盛 廖友国 柯碧田 唐惠煌 庄春凤 陈建杰
广东 邓 旭 广西 许 媛 何 珍 冯 平 陈贺允
贵州 穆 菁 罗 艳 曾利和 河北 付会玉 赵 欣
河南 罗保爱 湖北 龚伦军 方莲英
湖南 王菊红 吉林 苏丽华 张 硕 李和义
江苏 陈 枫 束丽文 谢鸿瑾 山东 黄艳艳 程显龙 孙 娜
上海 刘金艳 四川 徐小琼 梁 岗
天津 刘 越 浙江 吴樟英 王军女
三等奖
福建 林 盛 肖婷婷 柯碧田 庄进平 杨苍洲 王建鹏 陈佳民 陈姗菁
康丽芳 许长安
甘肃 刘晓峰 王红萍 周根旺 广东 陈少贞 邓绍宏
广西 许 媛 陈贺允 冯 平 何 珍 贵州 王高良 陈 英 罗利琼
河北 郭海红 秦 梅 史建勋 河南 朱 丽 庄凤平 罗保爱
黑龙江 张雪梅 李翠敏 李 萍 湖北 万 晶 王凤英 张建新
湖南 黄明勋 吉林 李伟芳 王文娟
江苏 张 珊 辽宁 赵艳英
山东 陈立功 四川 梁 岗 徐小琼
云南 余晓洁 杨晓玉 重庆 卢 璐 唐 英
浙江 范源清 闻洪波 方祝发 宋伟仙 许伟泽
北京地区获奖名单
一等奖
白 敬 毕小芊 柴振荣 陈丽辉 程 芬 崔长友 崔 琳 邓丽群 范宝东 范秀清 冯 帆 高奇越 高 颖 龚学志 郭俊彬 韩沁彤 韩向华 郝梅梅 郝向荣 何丽芳 胡文杰 胡玉强 黄小梅 贾慧蓉 贾 婷 姜 畔 解 薇 康菁菁 亢学丽 李 超 李海燕 李海颖 李浩敬 李 婕 李 静 李 磊 李 晓 李学会 李永辉 刘海娜 刘 静 刘俊凤 刘 凯 刘 丽 刘 沙 刘 舒 刘学惠 刘一成 楼 桦 马文丽 潘雪飞 彭玉华 祁永博 秦山丹 任 荟 邵立平 沈景娟 宋 辉 宋子男 孙铁民 孙 薇 孙雪梅 孙雪巍 孙 艳 孙治英 唐 燕 陶小苏 田 虹 田 彤 佟会敏 王爱国 王长青 王东红 王建富 王 晶 王 静 王丽娜 王 楠 王荣海 王 瑞 王世华 王香玲 王晓菁 王晓菁 王晓静 王晓琼 王秀琴 王 艳 魏贺淼 魏 然 吴恭平 武 月 席蓉蓉 晏 洁 杨 洋 易 静 尹红芳 于淑敏 苑 静 张贝迪 张慧萍 张景芳 张留英 张伟华 张晓军 张彦华 张依雯 张玉梅 赵立伶 赵明勇 赵荣旺 赵鑫馨 赵 燕 朱 彤 庄春妹
二等奖
艾天燕 爱 丹 安晶卉 安欣颖 安雪飞 白凤稳 白秀梅 白雪梅 鲍 玮 薄淑红 蔡明艳 曹冬生 陈彩霞 陈海芳 陈金成 陈 瑾 陈立娟 陈丽辉 陈丽娟 陈 雪 陈玉梅 程 旭 仇凤霞 崔婷婷 代 莹 邓 晶 邓科军 狄永杰 丁 燕 董金凤 董淑萍 窦长颖 杜艳艳 段海娟 方春梅 冯 琦 付海红 高贵平 高海伶 高 静 高 梅 郭春梅 郭海波 郭红兵 郭新刚 郭迎滨 郭 颖 韩春霞 韩 鹏 韩晓慧 郝婉华 何 淼 何 伟 胡秀杰 胡 燕 黄 杰 黄小梅 黄秀英 黄 英 霍永跃 纪爱朋 贾娜娣 金 迎 康梦兰 赖妙琼 郎海英 雷米新 雷米新 李宝兰 李赤瑜 李东颖 李 端 李方亮 李国青 李海波 李海霞 李 浩 李浩敬 李宏爽 李建敏 李金梅 李金荣 李 静 李 黎 李 同 李雪玲 李雪梅 李雅娟 李 岩 李艳辉 李艳军 李燕云 李一佳 李 影 李永莲 李子路 厉江南 梁 好 梁秀敏 林翔宇 蔺玉松 刘东芬 刘凤艳 刘 福 刘洪发 刘鸿雁 刘 辉 刘建萍 刘进波 刘 军 刘丽娜 刘 敏 刘 铭 刘守宏 刘 硕 刘艳萍 刘 颖 刘元元 刘 震 路凤敏 路 宁 吕 媛 马 芳 马加良子 马立红 马 蔷 马稳盼 马稳盼 门卫华 孟祥阳 孟雪莲 孟 灼 闵 敏 那 敏 牛卫忠 牛彦芳 牛 彦 庞 晖 祁金花 祁有娟 钱磊俊 邱立君 荣 旭 茹建伟 芮爱忠 沙 莎 邵立平 申秀红 沈嘉煜 沈金瑞 沈景娟 石京丽 史天慧 舒 芳 宋丽荣 宋应富 宋正红 苏 晶 苏 珂 苏 娜 孙 浩 孙红梅 孙乐芩 孙佩琴 孙 萍 孙婷婷 孙治英 孙 忠 谭 强 汤 平 唐凤萍 田光华 田亚军 脱国梅 万 静 王 哲 王彩莲 王长青 王 超 王 琛 王翠菊 王桂凤 王 涵 王好生 王会红 王建华 王 建 王 静 王 娟 王 蕾 王 丽 王丽娜 王连长 王琳娜 王 楠 王 琪 王 茜 王 清 王群英 王世强 王栓保 王 维 王香玲 王小平 王晓燕 王 新 王雪丽 王亚玫 王彦军 王 英 王园园 王月青 王跃梅 王 蕴 魏秀娟 文春宇 吴 然 吴 双 吴 思 吴雅丽 夏换龙 肖光耀 熊丽平 徐 静 徐 平 徐学宏 徐峪森 徐志钦 薛长浩 闫立娟 闫艳华 晏玉香 杨 斌 杨海涛 杨 洁 杨 静 杨丽苹 杨 敏 杨 铭 杨松珍 杨小丽 杨秀艳 杨云华 姚静薇 殷 毅 尤 飞 尤晓宏 于大哲 于 澜 于丽萍 于姗姗 苑 静 臧超英 曾 莉 张爱军 张春梅 张改莲 张海燕 张 健 张 杰 张金朋 张 昆 张莉萍 张 利 张 庆 张 蓉 张如燕 张升军 张素艳 张 威 张文娜 张小刚 张晓红 张亚坤 张 艳 张艳霞 张 燕 张倚天 张 颖 张 芸 赵海娜 赵继莲 赵丽华 赵 琼 赵 蕊 赵婉丽 赵万超 赵雪娇 赵 艳 赵艳梅 赵燕武 赵玉娟 赵云红 郑红丽 郑云杰 周 蕾 周苏平 周卫东 周宗文 朱 红 朱建玲 朱 莉 朱 迎
三等奖:(略)
关于获奖名单的说明:
1.获奖名单中省份、人名均按拼音顺序排列。
2.如发现有错、漏等问题请与组委会联系。组委会将陆续予以更正。电话:010-82563556,电邮: 。
第5篇：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宁市城西区； 居民出行； 出行特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U12；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交通出行是交通运输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而城市居民出行是目前该学科关注的重要领域，[1]是交通规划信息收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中各项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2]45掌握城市居民交通出行的规律对城市交通规划、组织、管理及控制有着相当的重要性，[3]故而许多学者就此对全国许多城市进行居民出行的调查分析。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城市，且研究内容已不局限于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分析，不同的出行目的或不同类型居民的出行差异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内容，[4-5]并且居民出行的耗能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6-8]但就西部城市来说，城市居民出行的研究比较弱，特别是青藏高原，相关研究更是缺乏。已有学者只是对西宁市总体规划的道路流量模拟数据的分析，并对西宁市的道路建设、公共交通发展和车辆拥有政策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9]姚国鑫将西宁作为调查区域之一改进与完善了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抽样技术与数据处理的方法。[10]而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城市居民的活动范围发生变化，居民出行时采用的出行方式、出行活动类型以及出发时间等都有所变化，导致居民出行活动形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
西宁市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是青藏高原最大的城市，流动人口已超过200万，是典型的河谷型城市，城市的空间形态与人口规模对居民出行方式有着重要影响，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增加，西宁市城市交通问题愈加突出。城西区是西宁市主要城区之一，有着商贸发达、基础设施完善、行政单位集中、科教领先的区位优势，是外来人口定居西宁的首选城区，故本文选择西宁市城西区为调查范围，通过对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出行目的、出行时段等内容的调查，对西宁市城西区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一、居民出行调查
（一）调查方法和调查地点
通过实践可知，以入户调查的方式对居民出行进行调查，可行性很小；在居民小区内以抽查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不能涵盖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故本文采用观察法获得数据，即在某一时段内，观察该居民小区的出行人数、方式、年龄、目的。在前期的调查中可知，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群，出行目的多为购物、休闲健身；年龄在20岁以下的人群，出行目的多为上学。调查地点为新宁花苑和虎台杰森花园，新宁花苑是近几年新建成的居民小区，入住者以中青年人为主；虎台杰森花园建成时间相对较早，老年人及青少年所占比例较新宁花苑多。以这两个小区为调查地点能大致比较出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出行量及出行时段，从而得出西宁市城西区的居民出行特征。
（二）调查数据分析
此次调查对新宁花苑和虎台杰森花园分别做了为期一天的单向出行调查，时间是工作日的早上7：00-10：00、中午11：30-15：00、下午17：00-19：30三个高峰时段，得到两个小区两天的出行总人数为2653人，其中，新宁花苑为1038人，虎台杰森花园为1615人。由于调查方法的缺陷，数据的准确度不高，存在误判的情况，但基本能反映出小区居民出行的大致趋向。调查数据年龄构成、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出行目的如图1-4所示。
从表中数据可得出西宁市城西区居民出行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居民出行年龄主要以20至50岁的青壮年为主，占总出行量的69.73%（图1）。这种年龄构成比较合理，符合居民出行规律，且这两个年龄段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的主力军，出行量大。
第二，早高峰明显但持续时间较短。由图2可知，早高峰出现在早上7：00至8：30，尤其是早上7：30-8：00是全时段出行的最高峰，占出行总量的11.12%。除早高峰外，还出现两个次高峰，分别是中午13：00-14：30和下午18：00-18：30，分别占出行总量的19.34%和5.05%。中午的次高峰说明有很大部分的学生和职工中午回家吃饭休息等，下午的次高峰则主要由于是居民外出就餐和购物。
第三，与国内一些大城市相比，西宁市城西区步行出行方式所占比例偏高，[4]达58.5%。公交和自驾出行比例也较高（本文的自驾单指私家车，不包括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分别占到所有出行方式的21.26%和14.89%（图3），说明西宁市城西区居民出行以体力出行和私人交通方式出行为主，步行出行的优势尤为突出。
第四，居民出行目的中以生活出行为主的弹性出行比例较高。图中其他一项包括就餐、公务、探病就医、探亲访友等，同时由于主观原因，其他一项比率可能偏高。以上班、上学分别占所有出行目的的28.35%和12.29%，说明西宁市城西区居民的通勤出行不高，生活出行反而占到出行目的的一半以上（图4）
二、居民出行特征差异
（一）年龄构成差异
年龄的构成是居民出行调查中比较重要的内容之一，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出行次数是不一致的，从而影响城市居民的出行总量；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对出行方式的选择也不同。由于年龄的限制，0-20岁的人群出行几乎不存在自驾的方式，60岁以上的人群多以步行为主。由表1数据可知西宁市城西区出行的人群主要为21-50这一年龄段，但由于每个小区的自身差异，小区之间也存在着出行人群年龄构成的差异。如表1所示，7-20岁和5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虎台杰森花园较新宁花苑出行量大；相反0-6岁和21-50岁年龄段的人，虎台杰森花园较新宁花苑出行量小。原因有二：一是小区入住居民的年龄构成差异，新宁花苑建成时间晚，入住者多为青壮年，21-50年龄段的人群出行高于其他年龄段；二是由小区的区位条件决定的，新宁花苑位于城西区的商业地段，周围商铺林立，且位于购物中心附近，不管是否高峰期都热闹非凡，这就导致了出行人群以青壮年为主；虎台杰森花园远离商业中心，除上下班高峰期外其他时段均较安静，有利于老年人外出娱乐休闲。
（二）出行时间差异
居民出行量在不同时段上的分布，客观上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节奏和交通需求在时间上的分布，是分析、解决高峰小时交通问题的重要参考依据。[11]由图5可以看出，不论是虎台杰森花园还是新宁花苑，其出行人数的趋势大致是一致的，高峰期出现的时段也大致相同。但就单个小区而言，虎台杰森花园全时段出行的人数较新宁花苑高，在12：30-13：00时，新宁花苑出现了全时段的最低谷，出行人数不到20人；虎台杰森花园的最低谷出现在下午17：00-17：30，出行人数有39人。同时，虎台杰森花园居民出行较规律，居民出行主要集中在上下班高峰时段。因此可以得出，虎台杰森花园的交通需求量要高于新宁花苑，不同小区或地段的交通需求也是城市在进行交通规划时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三）出行方式差异
出行方式是指出行者完成一次出行所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或手段。出行方式结构，一般指城市居民日常出行采用各种交通工具的人数比例，是反映城市交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样的出行总量，不同的出行方式结构对城市交通系统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12]由于虎台杰森花园小区居民上学路途短，休闲场所近，因而以步行方式为主的比例较高，为59.81%；同时新宁花苑入住者以21-50年龄段的人群为主，这一部分年龄段的人是采用交通工具出行的主要人群，故采用交通工具出行的比例较高（表2）。
（四）出行目的差异
居民出行可以分类，如为了谋生、处理个人或家庭事务以及参加社交和文化娱乐等活动，即出行必然具有相应的目的。在城市生活中，居民的出行比较繁杂，美国的国内出行研究（NPTS）曾经将出行目的定义为21种，中国为调查及研究的方便，通常将出行目的归纳为8种：上班、上学、公务、购物、文化娱乐、社交或探亲访友、回家（含回程）、其他。根据研究目的及研究深度的不同，上述目的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或综合。[1]本文由于研究深度浅，结合数据调查的可行性，居民出行目的及其比例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虎台杰森花园通勤出行高于新宁花苑，而以购物、休闲娱乐、探亲访友等弹性出行的比例新宁花苑较高。弹性出行的比例与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市民收入水平越高，则弹性出行的比例也越高。[13]新宁花苑的居民弹性出行的高比例反映了新宁花苑居民收入水平较高。西宁第三产业比重较高， 产生许多人员精简、经营灵活的小规模公司、小企业， 这些企业的员工必须访问许多地点， 公务出行频繁，因此造成出行目的中，其他一项所占比重最大。
三、居民出行的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居民出行的差异性最主要的是出行方式的差异性，故本文只讨论影响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因素。
（一）出行者特征
出行者个体特征包括小汽车拥有情况、年龄、职业、经济收入等。有无小汽车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有较大区别，有车家庭出行时首选自驾，但是由于自驾时需花费一定时间取车、停车，加上路途中收费、停车收费等情况，一般短距离出行时还是以原始的步行方式出行；无车家庭出行时只能依靠步行、公共交通等方式出行，故两者的比重均较高。年龄、职业、经济收入等对居民出行方式的选择均有影响，60岁以上老人大多以步行为主。有固定职业的人对出行方式的选择基本没有变化，无固定职业的人群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比较随机，并且会随着出行时间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出行方式。经济收入较高的人群对出行方式的要求也较苛刻，他们一般会选择安全、舒适、快捷的交通工具，出行方式的选择随机性也较大。
（二）出行特征
对出行方式的选择有影响的出行特征有出行目的、出行距离、出行时间等。一般来说，人们在日常的刚性出行时，通常重视出行的可靠性，需要快速、准时的到达目的地，对于时间和费用的要求交严格；相反，弹性出行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自由性，故对时间和费用的要求都比较低，追求的是出行的舒适度。[14]出行距离是传统方法中用以解释出行方式划分的重要变量，认为每种交通方式有其适宜的运输距离。通常步行较适合短途出行，公交出行的分担率随着距离的增加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这主要是由于地面常规公交在进行长距离运输时， 存在着运输时间长、运价高等缺点， 所以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普遍会私家车取代公交出行。[14]出行时间对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表现在高峰和非高峰时段出行方式的分担率有所不同，如图6所示，在高峰时段，公共交通、自驾和其他方式出行的分担率高于非高峰时段，这种出行结构也是导致西宁市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出行地区特性
出行地区特性包括出行地区的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及区位特征等。经济水平可视为该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前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论述。一般来说， 地区内人口密度高， 公共交通的利用率就高； 交通设施完备， 居民出行选择公共交通的比率也会增加，从而出行方式的分担率就不同。区位特征包括距离城市中心或商业中心的远近及交通设施特征。一般而言，对生活出行来说，出行地距城市中心近，附近有充足的经常性购物场所和文化娱乐设施，则有利于出行的短距离发生，以步行为主的出行方式就会增加，并且会刺激出行次数的增加。对生产出行而言，如出行地周围是就业集聚中心，且上学距离近，即通勤和通学距离短，则会影响交通工具的选择，步行方式的比例就会增加。交通设施特征可分为道路设施和公共交通设施。道路设施包括道路断面、道路网形式、道路网密度等，西宁市区现有干路多为一幅路和三幅路型式， 在实际使用中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在机动化水平和流量逐年增大的情况下， 一幅路型式已经逐渐不能满足道路交通的要求。其次， 三幅路的型式比较适用于自行车流量比较大的混合交通流态， 其目的是快、慢速交通的空间分隔， 提高通行能力和安全性。但西宁市在交通方面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自行车流量很小且逐年萎缩。现有干路的非机动车道已经逐渐沦为路边车场。[15]这就使得居民在选择出行方式时受到道路是否通畅与停车的影响。公共交通设施包括公交站点、公交线路等，这些设施对于远距离出行的交通方式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公交站点密度高，线路多，公交服务水平高，选择公交出行的比例就会上升。
（四）城市特征
本文的城市特征概括为城市空间规模和住房商品化程度。首先，城市的空间规模可以影响居民的出行距离，城市空间规模小，居民聚集度高，公共设施或场所与居住地之间没有达到使用交通工具出行的距离，出行距离短，这就使得居民出行中步行比例偏高；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的经济水平往往与城市空间规模发展有关，[16]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空间规模越大，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就会增加，机动车拥有量的增加也导致在居民出行时步行比例偏低。其次，西宁市住房商品化程度低，虽然近几年西宁的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但大部分居民住宅目前仍主要为单位分配的房改房， 而这些住宅往往与工作单位相距较近。这可能是造成西宁市城西区居民出行步行比例偏高的主要原因。
结论
1.城市居民出行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年龄构成、出行时间、出行目的、出行方式等。
2.西宁市城西区居民出行具有早高峰明显且持续时间短，步行方式所占比例和以生活出行为主的弹性出行比例偏高的特点。
3.以20-50岁为主要出行人群的年龄构成中，新宁花苑高于虎台杰森花园；在出行时间上，新宁花苑和虎台杰森花园高峰时段相同，出行时段的低谷不同；从出行方式看，虎台杰森花园步行出行高于新宁花苑，采用交通工具出行前者低于后者；从出行目的来说，虎台杰森花园步行的通勤出行高于新宁花苑，生活出行则新宁花苑高于虎台杰森花园。
4.出行者特征（包括出行者是否拥有小汽车及年龄、职业）、出行特征（包括出行目的、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出行地区特性（包括该地区的经济水平、人口密度、区位特征）的差异均会影响出行者对于出行方式的选择；而城市特征即城市空间规模和住房商品化程度不仅能影响居民对于出行方式的选择，还是西宁市城西区居民出行步行比例偏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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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产业也在各地兴起,特别是对于西部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主要表现在增加了居民的经济收入、带动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地区文化的保护、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环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强了居民的文化认同感等。但是,旅游开发也给当地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如拉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破坏了传统文化、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等。由此可见,旅游开发对于地区发展来说是利弊相容的,而如何更好地规避不利影响、扩大积极影响,不仅是旅游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社会倡导公正、和谐的内在需求体现。
关于旅游开发对社区发展的影响研究,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旅游发展给社区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影响进行论述和总结的。然而,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成果除了具体的案例有差异外,其他的很多成果都存在雷同之处,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综述只是停留在旅游开发对经济、社会、环境等三方面内容的总结上,缺乏对研究方法、理论运用、研究视角等方面的探索。因此,本研究将立足于学者们的研究基础,进一步总结和分析学者们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内容归纳分析的同时也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理论运用等进行总结,从中整理出旅游开发对社区的主要影响因子,并归纳其中的不足,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二、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资料获取主要是利用中国知网()(2001—2012)进行文献资料的收集,通过检索“旅游开发”和“旅游社区”的关键词条获取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对符合要求的文献进行初步筛选,力求所获取的资料与研究内容相关,且将文献期刊质量较低、引用量很少的文章进行剔除,确保最终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可信度。通过上述检索方法,最终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献资料176篇,其中期刊论文148篇、硕士论文22篇、博士论文6篇。从统计结果来看,国内研究学者在进行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研究中对研究地类型的选取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占总数的46%左右;研究方法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运用数理统计的分析相对较少;研究大多数是基于管理学的视角,但近年来运用感知和地理学视角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有所增加,且这一类研究多运用因子分析和spss统计等,定量化和结构模型化的研究明显;在研究内容上则侧重在社区文化和环境上,而对社区经济效益的关注较弱。表1为旅游开发对社区影响的文献细分状况。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1、旅游开发对社区经济的影响
旅游开发给社区带来的利益问题首先表现在经济影响上。在地理时空视角上,刘益从时空分异特征的角度对广东丹霞山和世外桃源的旅游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旅游开发对两地社区居民产生的经济效益值分别为丹霞山景区3.5,世外桃源4.02。由此说明,旅游开发给这两个欠发达地区社区居民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存在差距,其还从空间地理因素、产权体制因素、发展模式差异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很多的学者在研究旅游开发对社区利益影响问题时更多的是立足于实际案例地,通过旅游所带来的就业、收益、物价、居民感知等因素权衡旅游对社区的利益影响。罗文斌等从社区居民收入和就业两个维度研究发现,在收入维度上,收入水平、收入方式、收入用途都呈正态增长,而在收入效用上,由于收入增长需平衡物价上涨的原因使得收入效用变化不大;在就业维度中,旅游开发使得就业形势和就业观念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就业维度的变化不如收入维度的变化显着。而张传时等则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指出旅游开发使得当地经济得以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也引发了物价上涨的问题,同时旅游开发提高了社区妇女阶层的经济地位。
在感知视角上,黄玉理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丽江古城社区居民的态度划分为“一定程度的憎恨者”、“积极的支持者”和“谨慎的支持者”。其中“一定程度的憎恨者”主要是具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他们认为旅游开发将大部分的收益带走了,利益分配很不均衡;“积极的支持者”对旅游影响感知强烈,认可旅游给社区带来的各种影响;而“谨慎的支持者”对旅游影响的关心程度不高。柴寿升等则主要从旅游开发对社区居民产生的消极影响出发,分析了社区与政府、社区内部间、社区与景区之间的矛盾,并依据这些冲突提出了具体的对策。而戴美琪通过研究农业旅游社区经济影响得出,旅游对农业旅游社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收入和用途、收入渠道和就业形势、就业观念和劳动特征以及生活成本和经营意识”四个主要因子上。李东和等从地理空间感知的视角,研究了安徽三河镇旅游区的空间结构,其将景区分为核心区、过渡区和区进行研究对比发现,在经济影响中,核心区要高于过渡区,在成本感知上,旅游发展使得社区生活费用上升普遍都感知强烈,总体上感知符合距离衰减规律。焦华富等则从旅游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视角出发,认为旅游发展加速了九华山的城镇化,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增加了就业机会,但也使得物价上涨和生活成本的增加。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中,徐燕等通过对森林保护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造成的影响中对耕地问题意识最强,其次是对生活环境的影响,在补偿方式中主要有地皮补偿、房屋补偿和现金补偿等;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利益保障的对策,即激励社区居民参 与旅游开发、加强政府的控制和管理、采取社区居民自治管理、重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等。
2、旅游开发对社区文化的影响
旅游文化是旅游深入发展的灵魂,只有在地区特色文化的支撑下,旅游才能得以更好的发展。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热衷于研究旅游开发对社区文化的影响,不仅在数量上丰富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不断的细分。吴必虎等对民族文化旅游开发影响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指出应该正确认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和发展民族生态博物馆,并把它作为民族文化地区旅游开发的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此同时,马晓京则研究了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给民族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民族文化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以及民族文化价值观的退化与遗失,认为旅游对民族地区文化环境的影响较之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并影响到了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李经龙等则认为旅游对目的地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居民的态度、示范效应、道德感退化、对语言和宗教的影响、文化移入、新殖民主义、传统工艺品和传统习俗的影响等方面。
随着[专业提供论文和职称论文服务lunwen. 1KEJIAN.CO M,欢迎您的光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旅游开发的社区文化影响研究更加细化了。基于地理学视角,在对社区语言文化和节庆文化的变迁和影响研究中,王雅婧认为旅游使得外来语言开始在本地使用,普通话开始被更多的人接受,地方方言受到了影响;而节庆文化却得到了传承,并出现了新型的文化节庆活动。潘秋玲则从负面影响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旅游开发对目的地语言文化景观的影响效益,研究认为旅游开发导致了当地方言的淡化,具体表现在:土语景观萎缩、普通话景观扩张,形成新语言占据土语空间和两者并存的现象,使得目的地语言景观更趋多元化,外语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与方言相互交融,形成中外语言景观并存交互并用的格局,并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这一文化变迁的重要原因。
在此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上,有学者则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开始关注旅游开发对社区的生活方式、服饰、居住文化、内在观念等产生影响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茆长荣以龙胜平安寨为例,分析了旅游开发带给平安寨社区居民在生计模式、居住文化、生活方式、服饰文化、职业分化、、寨老制度方面的差异,并从价值观念和文化变迁等角度探析了旅游开发给当地带来这些变化的原因。而马英对云南仙人洞社区的研究不仅包含了上述内容,还对房屋结构、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此外,郑小虎等研究了贵州民俗博物馆,指出民族文化同化和商品化导致当地的特色建筑遭到摧毁性的破坏,但陈炜等对广西三江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结果却指出,旅游开发激励了侗族社区居民对他们传统的非物质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使得很多面临损毁的文化被保护下来,特别是侗族的木结构建筑得以再现,同时建造技艺也得以传承。
3、旅游开发对社区环境的影响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中可以发现,单独研究旅游开发对社区环境的影响的文献较少,大多数学者是在研究旅游给社区带来的综合影响中阐述对社区环境的影响。关于旅游开发对社区环境的影响,本研究不仅包括自然环境的影响还包括旅游开发对社区整体环境的影响。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狭义的环境影响即社区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较少,大多表现在社区垃圾、污水、交通等状况中;而广义的社区环境如生活环境、医疗环境等研究相对较多。
在狭义范围的社区环境研究中,杜忠潮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了陕西省旅游开发对社区环境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使得当地的交通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改善,这也促使各主要景区之间实现了交通线之间的联动,但是旅游开发同样使得社区的文物遭到损毁,景区排放的污水严重影响了社区居民的水源地,且噪声污染对社区的影响严重。胡爱娟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旅游发展给社区造成的主要环境问题,表现在污染严重、卫生状况差、盲目接待,导致环境失衡、开发和规划不合理,引发环境问题等,并从规划、管理、教育和宣传等角度提出改善环境问题的办法。陈秀琼等对厦门野山谷生态乐园的研究表明,旅游开发使得居民有意识地去保护文化遗产,同时旅游开发也使得社区的水环境受到了影响,空气和土壤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但调查显示这些影响是由初期的施工环境所造成的。费婷婷等从宏观视角研究认为,旅游使得社区环境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旅游开发对社区环境的破坏,并且旅游业占用了社区的公共资源,使得社区居民原有的公共空间缩小;同时研究表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也使社区土地资源的利用价值更高,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土地资源环境。
而在社区宏观环境层面的研究中,何仲禹等对比分析了北京市门头沟、黄山市宏村以及昆山周庄三地旅游开发对社区环境的影响,研究以居民的居住条件、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和生活状态为主进行分析,发现由于旅游的发展,社区居民主动的修缮自己的房屋以改善居住条件吸引游客;而交通基础设施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垃圾回收、照明系统、停车设施等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游客的增加依旧使得当地的环境卫生压力增大,同时物价的上涨也加重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同样,焦华富等在九华山旅游开发对社区环境的影响研究中指出,旅游使得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包括社区的生活设施、教育环境、医疗卫生事业等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旅游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社区犯罪,尽管社区的卫生设施进行了改进,但是拥挤问题和垃圾问题依然严重。宣国富等则从地理感知的视角对三亚旅游的开发进行研究,指出旅游发展刺激了三亚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在交通和酒店等设施上改进明显,但与此同时,外来游客的进入使得当地的生活观念和传统伦理发生了变 化,表现在犯罪率上升和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的增多。表2是旅游开发对社区的影响在上述内容上的具体表象。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第7篇：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武汉市 湖泊 空间演变 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30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4（c）-0101-05
近20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快速，政府大力推进城市群、都市连绵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在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城市湖泊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集调蓄、供水、旅游功能为一体，却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面积不断改变，因此，研究城市化发展与湖泊演化的关系非常有现实意义。
我国对湿地的研究多集中湿地面积及其空间分布的演变等方面，城市湿地是近年湿地景观研究的热门话题。地理学主要关注水域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这方面的研究占水域研究约占到5%（以发表在CNKI上的论文数目计算），时间几乎都是在2000年之后，研究区域多集中在沿海地区[1]、东北三省[2]、湖北江汉平原[3]、青藏高原[4]等地区，而且已有研究都没有强调城市化对湖泊演化的影响。湖泊是湿地的组成部分，作为“百湖之市”的武汉，研究其湖泊水域面积的文章较少，张毅探讨了三国时期以来武汉市城市湖泊演化的过程与规律[5]，曾忠平利用NDWI指数提取武汉市主城区的1991、1995、2000、2002年的湖泊水域面积信息，并运用湖泊萎缩度分析了武汉市主城区湖泊水域变化的时空特征[6]，但研究区域局限于武汉市主城区，且并未强调城市化的湖泊演化效应。
鉴于此，本文以武汉市为研究区域，以遥感影像（Landsat TM/ETM）为主要数据来源，运用耦合度等方法，研究近20年（1991―2010年）来武汉市的城市化过程、湖泊演化过程以及二者的时空耦合关系，以期为武汉市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武汉市位于江汉平原东部，是湖北省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号称“九省通衢”，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全国第三大科教中心。截止2010年底，武汉市土地面积为 8494.41km2，全市户籍人口为836.73万人，常住人口为978.54万人，生产总值为5515.76亿元，一、二、三产业比重为3.1∶45.9∶51.0。
武汉市拥有“百湖之市”的美誉，湖泊纵横交错，可分为东沙湖水系、汤逊湖水系、北湖水系、墨水湖-龙阳湖-南太子湖（北太子湖）水系、东西湖水系等湖泊群。主城区的湖泊主要以小型湖泊为主，郊区的湖泊面积较大，且以大湖泊居多。
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分别用非农人口比重、人均GDP、建成区面积三个指标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并根据这三个指标的绝对数据以及数据的增长率来划分城市化的演变阶段，以湖泊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重来衡量湖泊状况，通过城市化与湖泊的耦合度分析近20年来武汉市城市化的湖泊演化效应。
2.1 数据处理
城市总人口、非农人口、GDP等数据来源于1992―2011年的《武汉市统计年鉴》，湖泊和建成区的相关数据从武汉市1995、2000、2005、2010年的遥感影像中提取，提取方法如下：
2.1.1 利用监督分类法提取湖泊数据
在1995、2000、2005、2010四个年份的Landsat TM/ETM影像上，使用遥感软件ENVI4.7提取各个时间点武汉市的湖泊，建立湖泊的感兴趣区，通过监督分类法提取出湖泊，并对提取出来的湖泊做监督后处理，将栅格转化为矢量，并导出矢量图。
在ArcGIS软件中打开提取后的湖泊矢量数据，首先以武汉市栅格影像为底图，逐一检验矢量图，删除湖泊以外的其他水体要素，例如长江、汉江、水田等。在属性表中计算各个湖泊的面积，筛选出面积大于等于0.01km2（合为15亩）的湖泊作为研究对象，并用武汉市的行政矢量图截取出每个区的湖泊，计算武汉市每个区各个时期的湖泊面积。
数据处理结束后，在ArcGIS中通过生成随机点方法进行精度评估。
2.1.2 利用改进的NDBI值提取建成区数据
由于监督分类提取建成区的精度较低，根据地物的波普特征的研究，对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的深入分析，得到归一化建筑指数（NDBI），用于提取建成区[7～8]。
NDVI=（band4-band3）/（band4+band3）
NDBI=（band5-band4）/（band5+band4）
在1995、2000、2005、2010四个年份的Landsat TM/ETM影像上，使用ERDAS9.2软件进行三次建模，第一次令NDBI大于0，得到建成区和稀疏植被的范围；第二次令NDVI小于0，得到建成区和水体（或者叫“非植被”）的范围；第三次令NDVI和NDBI相乘大于0，得到建成区范围。
最后再进行建成区栅格影像的矢量化处理，导入到ArcGIS软件中计算武汉市每个区各个时期的建成区面积。
2.2 研究方法
耦合度是描述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影响程度。研究城市化的湖泊效应，分别将城市化和湖泊作为两个子系统，研究其在武汉市这个大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关系。选取非农人口比重、人均GDP、建成区面积作为城市化的指标，选取湖泊面积比重作为湖泊的指标。首先对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如式（2）]，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城市化做主成分分析处理，得到各区综合的城市化水平，利用耦合公式（2）计算城市化与湖泊的耦合度[9～11]。
Bi=（Xi-min）/（max-min） （1）
C=2*{（B1*B2）/（B1+B2）2}1/2 （2）
其中：Bi表示极差标准化后的数据；Xi（i=1、2、3、4）表示各指标数据；C表示耦合度；B1、B2代表城市化和湖泊。
由公式2计算可知耦合度C在0和1之间，当C=0时，则表示两个系统完全没有关系；C=1时，则两个系统极度协调，完全相关。当0
3 武汉市城市化过程
综合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观点，城市化至少包含了乡村―城市之间的三种转型：（1）人口结构的转型；（2）经济结构的转型；（3）地域空间的转型。武汉市的人口、经济、景观城市化都变现出1991―2010年前10年缓慢城市化过程、后10年加速城市化过程。[14～15]
3.1 人口城市化
1991年武汉市户籍人口总数为677万，到2010年末增长到836万（净迁移率低于1%，对总人口影响不大），非农业人口由1991年的380万增长到2010年的541万，城市人口增长速度高于非农业人口增速。因此，采取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市化率）来反映武汉市的人口城市化过程。
图1和图2分别是武汉市1991―2010年的城市化率和城市化增长率的变化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武汉市的人口化经历了两个阶段：
3.1.1 缓慢人口城市化阶段（1991―2001年）
如图1所示，2001年以前，武汉市的城市化率都没有超过60%，十年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了3%，平均每年只提高0.3%。如图2所示，2001年之前，武汉市的城市化增长率除1996年以外都低于0.4%，维持一个较低水平的增长。因此，1991―2001年期间，武汉市处于缓慢人口城市化过程。
3.1.2 加速人口城市化阶段（2002―2010年）
如图1所示，2002年武汉市城市化率为60%，2010年增长到65%以上，8年间提高5%，年均增长速度超过0.6%，高于前10年0.3%的均速。依据图2，武汉市城市化增长率除2010年外均高于0.4%，且在2005年达到1.2%的极值，城市化保持较快的速度。虽然2002年之后城市化增长波动较大，但整体上保持较快的速度，因此2002―2010年，是武汉市加速人口城市化过程。
3.2 经济城市化
城市化也是农业生产转化为非农生产，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武汉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二、三产业比重达到87%，农业生产不占主导地位，到2010年第二、三产业比重更是达到96%，进入了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城市行列，工业化进程快于城市化进程。人均GDP能够反映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方面，弥补工业化率衡量经济城市化上的不足。
图3为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长率，在总量上，2001年达到1000美元，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在增长速度上，2001年之后年均增长率超过12%。所以可将武汉市经济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
3.2.1 波动快速经济城市化阶段
如图3所示，1991年武汉市人均GDP为350美元（按1991年汇率），2001年首次突破1000美元，年均增长10%，增速较高；在增长率的稳定性方面，1993年增长15%，但1995年就降低为4%，而2000年更是接近0%，经济增长起伏明显，稳定性欠缺，所以1991―2001年武汉市处于波动、快速的经济城市化过程。
3.2.2 平稳高速经济城市化阶段
2001年武汉市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13]。2010年人均GDP超过2500美元，年均增长率12%，高速度特征明显；在增长的稳定性上，只有2003年低于10%，其他年份均保持10%以上的增速。因此，武汉市2001―2010年经济城市化处于高速且平稳的阶段。
3.3 景观城市化
城市化过程，在地理空间上直接表现为城市景观覆盖农村景观[13]，城市建成区扩张的过程。
依据表1和图4，武汉市1991、2000和2010年建成区面积分别为204、397、782 km，1991―2000年增加193 km2，2001―2010年增加385 km2，呈现倍增增长趋势。因此，依据增长总量和速度，将景观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
3.3.1 逐步加速时期
武汉市1991年建成区面积只有204 km2，1995年和2000年就分别扩张到269 km2和397 km2，前5年增长65 km2，后五年增长130 km2。在增长速度上，1995―2000年是1991―1995年的两倍，差异明显。在扩张的方向上，新增城区毗连原有城区，主城区核心区域扩张明显，郊区增长不大。虽然1991―2000年前后差异明显，但在扩张速度和方向上仍表现出一致性，因此，1991-2000年武汉市处于逐步加速景观城市化时期。
3.3.2 均匀快速时期
武汉市2005年建成区面积为450 km2，2010年就达到782 km2，相对于2000年的建成区而言，10年里前后各增长160 km2，增长速度较快，且这10年内前后比较均匀，差异不明显。因此，2000―2010年，武汉市在景观上处于均匀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4 武汉市湖泊演化过程
采用2.1.2所述的方法，提取武汉市及其各行政区各个时期的湖泊及其面积，得到表2和图5。分析表2中的数据，武汉市湖泊的面积从1995年的837.17 km2下降到2000年的734.63 km2，而后开始增加，直到2010年达到901.33 km2。可见，武汉市湖泊的面积经历了先减少后增加的演化过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1）湖泊总面积迅速减少阶段（1990―2000年）。
曾忠平研究发现1991―2002年武汉市主城区湖泊水域面积急剧减少。如表2所示，1995年，武汉市的湖泊总面积为837.17 km2，2000年减少到734.63 km2，这五年内减少的湖泊面积超过100 km2，占湖泊总面积的12%，其中主城区和郊区的湖泊缩小面积各占一半。
除黄陂区和新洲区湖泊面积略有增加以外，其余各区的湖泊面积都在缩小。江岸区减少了79%，东西湖区减少了59%，江岸区、东西湖区、汉阳区、口区、汉南区也都减少了大约一半面积的湖泊。
通过叠加1995和2000年的遥感影像可以发现，武汉市这五年的湖泊沿着长江和汉江附近变化明显。靠近长江的沙湖、严西湖、严东湖、南湖、野芷湖、青菱湖、南太子湖、墨水湖等以及一些小湖泊等的变化特点表现为靠近长江的一侧湖泊锐减明显；汉口地区的湖泊较破碎，以交叉性的小湖泊为主，湖泊周边被填，向内缩减。北太子湖、菱角湖濒临灭绝。
（2）郊区湖泊面积开始增大阶段（2000―2005年）。
2000年，武汉市的湖泊总面积为 734.63 km2，2005年增加到810.96 km2，这五年内湖泊总面积增加了约76 km2，其中主城区的湖泊面积减少13 km2，而郊区的湖泊面积增加89 km2。
主城区和郊区存在显著的差异，湖泊面积增减的现象对比很明显。五年内主城区的湖泊减小了12%，七个区内的湖泊面积都在减小，以江岸区、口区、青山区、汉阳区变化率最为明显，超过25%；而郊区的湖泊面积增加了14%，除东西湖区湖泊面积减小0.5 km2，另外五个区的湖泊面积都在增长，其中汉南区和黄陂区变化率超过25%，郊区湖泊比重日渐上升。由于主城区的湖泊面积普遍小于郊区的湖泊面积，初步认为小湖泊面临被填的命运的同时大湖泊在扩大自己的水域范围。
通过叠加2000和2005年两张影像可以发现，变化明显的有武湖、朱家湖、沉湖、金银湖、梁子湖，他们的湖泊面积向周围扩大，而沙湖向内急剧缩小，后湖、七湖、南湖西侧、严东湖西侧、东湖北侧、青菱湖南侧、南太子湖东北侧、后官湖周边以及汤逊湖四周的大片水域被填埋，野湖和三门湖濒临消失。
（3）主城区湖泊面积维持稳定阶段（2005―2010年）。
2005年，武汉市的湖泊总面积为 810.96 km2，2010年增加到901.33 km2，这五年内湖泊总面积增加了近90 km2，其中主城区的湖泊面积减少不到1 km2，以郊区湖泊面积增大为主。
与前五年相比，郊区湖泊面积继续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但是主城区的湖泊面积减少的速度放缓，湖泊面积减少了0.7%。在郊区中，新洲区的湖泊面积减少了10%，主要是涨渡湖和安仁湖的四周被填，且一些小湖泊消失；其他五区湖泊面积都增大，变化最为明显的是汉南区，增加了约200%，主要是由于在南部行政交界处出现了大湖泊；江夏区的湖泊绝对面积增加了约80 km2，该区的后石湖、三门湖面积明显增加，由于水产养殖的发展，三门湖被开发利用，并且扩大了原有的水域面积。
5 武汉城市化与湖泊演化的耦合度分析
依据公式（2），计算1995、2000、2005和2010年武汉市及其各行政区城市化与湖泊演化的耦合度，得到表3。
从武汉市整体来看，1995―2010年武汉市城市化与湖泊环境的耦合度集中在0.6以上，城市化与湖泊的关系是比较协调的，但耦合度总体呈降低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说明城市化的推进对湖泊的影响加重。从行政区来看，江岸、江汉、口和青山等区，土地面积狭小后备用地不足，城市扩张不可避免的侵占湖泊，促使湖泊面积减少，这种状况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改善，致使在这20年内城市化与湖泊呈现出紧张颉颃关系。江夏、新洲和黄陂区，城市化水平较低，但是发展速度快，城市化对湖泊有较大的影响，致使耦合度逐年降低。武昌、汉阳、东西湖、汉南和蔡甸区，湖泊数量多且单个湖泊面积较大，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湖泊的保护，致使城市化与湖泊的关系长期为协调或不相关关系。
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化与湖泊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特征，1995―2000年耦合度提高，颉颃关系数量减少，城市化与湖泊关系得到改善；2000年之后耦合度急速降低、致使2010年颉颃关系数量急剧增长。据此，可将城市化与湖泊的耦合关系分为三个阶段：
（1）耦合度提高时期（1995―2000年）。
1995年江汉、口、武昌、青山和江夏耦合度节约0.3～0.6之间，2000年仅剩江汉和江夏，其它区耦合度提升到0.6以上，城市化与湖泊关系有所改善。
虽然在这一时期，郊区和城区的湖泊总面积都减少，但城市与湖泊的关系主要还是协调的。
东西湖和汉南耦合度变化不明显，分别属于极度协调和不相关关系；除江夏外的其它郊区耦合度虽有所变化，但仍属于高度协调关系，城市化的发展对湖泊影响是积极的；在城区江汉区虽处颉颃关系，但耦合度仍然较大幅度提高，其它区如青山则提高幅度更大，城市化与湖泊处于低度协调关系。
（2）耦合度急剧下降时期（2000―2005年）。
2000年之后，武汉市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这一时期城市化与湖泊两者关系迅速恶化，最突出的表现是除武昌外主城区的全部和郊区的新洲耦合度大幅度降低，致使江岸、青山、口和新洲由协调关系降低为近颉颃胁迫关系。
这一时期与2000年之前相比，城市化对湖泊的影响不仅由正面转化为负面，而且对郊区的影响也开始增强。汉南升高幅度最大，由接近不相关到极度协调；黄陂降低幅度最大，由高协调降低为低度影响；而新洲则由高协调降低为低协调。主城区中武昌、东西湖和汉阳变化幅度不大，且维持高协调关系；其他区则大幅度的由协调关系降低为近颉颃和颉颃关系。至此，颉颃胁迫关系全都位于主城区，郊区则基本上处于高协调关系，城郊化对城郊湖泊影响分化更加明显。
（3）耦合度平稳下降时期（2005―2010年）。
2005年之后，耦合度仍然保持下降趋势，以至四个区耦合度下降到颉颃关系阶段，比前一时期增加两个。郊区中蔡甸和江夏耦合度虽有所提升，但幅度极小，而黄陂城市化与湖泊关系恶化最为明显。所以总体上2005―2010年是武汉市城市化与湖泊关系持续恶化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除江岸和口始终处于颉颃阶段，城市化与湖泊之间的制约关系没有得到改善，青山和黄陂在2010年也转变为颉颃关系，颉颃关系范围有所扩大，且又重新在郊区有所发展。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武汉市城市化过程在人口、经济、景观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大致以2001年为界，1991―2001年城市化速度较为缓慢，且内部各年之间波动较大；2001―2010年城市化速度加快，并保持较为稳定的趋势。总体上1991―2010年是武汉市城市人口急速增长、经济快速发展，城市不断扩展的告诉城市化时期。
（2）武汉市湖泊总面积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现象。其中主城区湖泊总面积在近20年一直减少，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17%下降到2010年的11%；郊区的湖泊总面积在1991―2000年减少，2000年之后湖泊面积增加。主城区与郊区在不同时期现象出不同的变化特征。
（3）城市化与湖泊的耦合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又具有变化性的方面。稳定性表现在，以主城区为中心，郊区为边缘，从中心到边缘，城市化与湖泊二者的关系由相互制约的颉颃关系过渡为低影响和协调发展关系，城市化对主城区影响为负效应，郊区为正效应。变化性表现在，不同时期处于各关系阶段的区的数量和位置有所变化；耦合度升高和降低的速度在各时期变化明显。
6.2 讨论
通过对武汉市城市化发展历程及其湖泊演化时空演化的耦合研究，建立针对武汉市的城市化与湖泊效应研究理论，弥补我国城市化与湖泊效应研究相对不足的现状，为武汉市制定水环境方面政策和法规提供了客观的数据和理论依据。
武汉市城市化发展要兼顾湖泊的生态效应，不能牺牲湖泊水域面积来扩大建成区的面积，政府应严格执行《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加强对湖泊的保护，并建设湿地公园，既可以保护湖泊，又能发展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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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城市地理学论文范文
一、社会保障的概念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义务或有条件给予公民的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有些需要强制性实施。换言之，它是指国家以倡导或干预方式提供的各种收入支持和服务帮助，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等内容。就社会保障的英文“SocialSecurity”一词而言，直译即为“社会安全”的意思，内涵自然包括维持社会稳定与公平、支持社会和谐发展与经济增长等福利增进与改善的政策措施，社会保障是国家履行的一种对内安全职能。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合理运行与发展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公共计划，建立这种制度是为了保护个人及其家庭不因失业、年老、疾病或家庭成员死亡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通过公共服务（如医疗等）以及为家庭生活提供经济补助以增进其福利。从社会保障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可以知道，社会的弱者及潜在的弱者是社会保障的主要对象。社会保障的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收入，而且把社会管理职能延伸到营养、住房、健康和教育等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就成为紧密协调提高福利水平和促进人力的民族国家政策。[1]”这里研究的社会保障是广义的社会保障，是指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灾害等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遇到障碍时，能够从国家获得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侯文若先生的定义比较完整、全面，“社会保障可以理解为对贫者、弱者实行救助，使之享有最低生活，对暂时和永久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实行生活保障并使之享有基本生活，以及对全体公民普遍实施福利措施，以保证福利增进，而实行社会安定，并让每个劳动者乃至公民都有生活安全感的一种机制”[2]
二、少数民族城市化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化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客观规律.历史地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是在尼罗河流域,然后是在两河流域,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形态.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工业化加快,带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成为创造文明和聚集财富最主要的地域[3]。 城市化一词来自英语（Urbanization），也译作“都市化”、“城镇化”。对于城市化的概念，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城市化是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或者说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 [3]“城市化通常指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4]“城市化进程，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进步，社会制度变迁以及观念形态变革的持续发展过程[5]。纵观世界历史，“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城市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在现代条件下，城市化的本质是乡村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向城镇集中，城镇人口的增长，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逐步城市化；二是城市区域的扩大和城镇数量逐步增加，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一定意义上就是改变农民的社会关系,化农民为市民,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由从事较低效率的农业劳动转变为从事较高效率的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活动,由传统的、封闭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的、开放的生产生活方式,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农村人口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现代化、城乡一体化共同构成城市化的丰富内涵。适应农村人口城市化要求,必须从社会保障制度入手。
三、少数民族城市化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需求
少数民族农村经济落后，农村工业化或农业产业化发展缓慢，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困难，这都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缺失有一定关系。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小农生产作业模式，农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劳动者素质低，这与城市化、工业化兴起所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相矛盾。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供给者应该注意到，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保障不仅起着非常重要的社会安定团结的作用，即它的社会功能，同时应该重视，社会保障超常的经济效率，即它的经济功能。通过向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提供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一方面会激发出农民潜在消费需求，调动农民投资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农民得到社会保障后，农村经济将会快速发展，尤其表现为农村工业化或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民的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提升、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因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后，农村医疗保健工作的加强，生活服务设施的改善，使农民平均寿命和劳动年限得以延长，从而相对增加了社会劳动投入总量。同时，农民患病、养老、失业、生活有了保证，没有后顾之忧，劳动力的再生产能顺利进行，劳动力的城镇化与农村非农化转移得到支持与鼓励，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效率，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看作是国家的恩赐与负担，实际上它更是能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2002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亿。全国共有5个民族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民族自治地方土地总面积613.1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63.87 %。在这里，笔者选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研究对象，与甘肃城市社会保障，与其它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进行比较分析来揭示甘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
1.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状
目前，甘肃农村社会保障所涉及范围之内的项目，都己经开始试点推进。2003年甘肃省在山月、灵台、安西、阜兰和庆城五个县开始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投入力度，甘肃省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速度正在加快，2006年，全省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县已经达到38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试点县覆盖率达到44%，参合农民达到近800万人，2006年全省农村以县为单位的新型合作医疗覆盖率从2004年的5.75%增加到43.7%，增幅和全国平均增长水平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即使达到2006年的水平，覆盖率仍然比全国平均覆盖率50.7%低了7个百分点，但是这种差距正在呈现缩小的趋势。截至2006年6月30日，甘肃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中，覆盖农业人口98728万人，实际参合853.04万人，参合率为86.41%，高于我国中西部平均79.43%近7个百分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在200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已经覆盖特困农民30多万人，以农民自己交费为主的农村养老保险在甘肃省贫困人口的集中地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农村仍然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主。2002年甘肃省开展养老保险的只有一个地级市，9个县，194个乡的1345个村，总计参保人数9.8万人，且在2002年没有新参保人数，在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机构的建设上，至2002年末还没省级机构，只有2个地级机构，16个县级机构，145个乡镇机构。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进度。[7]
2.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比较
目前甘肃农村社会保障与本省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距。.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居民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在国家和单位的保障下，不断发展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障，基本上只能是居民个人承担。甘肃省农村最低社会保障与城市的差距，本文主要从甘肃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城乡社会保障项目等方面来说明。
甘肃省各地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情况。2003年全省总城市低保人数与低保费用为569710人、373452万元，农村低保人数42526人、低保费用3423万元。其中每个市分别为：兰州市城镇低保人数109344人、低保费用9314.1万元，农村低保人数12835人、低保费用80.3万元；嘉峪关市城镇低保人数1941、低保费用1614万元，农村低保在2003年嘉峪关市还没有建立起来；金昌市城镇低保人数11171人、低保费用599.9，农村低保人数2085人、低保费用12.4万元；白银市城镇低保人数65395人、低保费用355.80，农村低保人数3406人、低保费用20.3万元；天水市城镇低保人数71405、低保费用592.76万元，在2003年农村低保也没有建立起来；武威市城镇低保人数33991人、低保费用183.02；张掖市城镇低保人数39036人、低保费用230.22万元，农村低保人数3688人、低保费用5.6万元；平凉市城镇低保人数39380人、低保费用227.86万元，农村低保人数6369人、低保费用33.6万元；酒泉市城镇低保人数29221人、低保费用176.44万元，农村低保人数4296人、低保费用47.6万元；定西市城镇低保人数50044人、低保费用267.07万元，庆阳市城镇低保人数34931人、低保费217.90万元，农村低保人数2696人、低保费用12.0万元；陇南市城镇低保人数36315人、低保费用221.52万元，农村低保人数7151人、低保费用30.5万元；临夏市城镇低保人数24124人、低保费用320.8万元，甘南州低保人数22871人、低保费用136.6万元，农村低保在2003年两市都还没有建立。[8]
甘肃省城乡社会保障项目对比。城市：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都已普遍实行，在农村医疗保险有34个县实行，其他的没有涉及；社会福利：城市职工福利，办公福利如社区服务、福利院、敬老院、干休所等普遍覆盖，教育福利即九年制教育；农村办公福利如五保户供养、养老院、农村社区服务覆盖率低，教育福利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市扶贫，农村救济、救灾和扶贫，2006年10月1日启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优抚安置：城市与农村都有优待、抚恤、安置项目。自愿辅助保障：城市企业保障、商业保障，农村少量商业保障。[9]
3.其它民族地区保障情况
全国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同甘肃一样，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开展的工作大同小异。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的社会保障工作主要有农村社会救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内容[8]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仍然是各民族地区主要的保障方式;农村社会救济是民族地区农村困难群众的主要救济措施，但以临时救济为主，标准偏低;各地普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但多数地区处于停滞状态;广西、内蒙、青海等地已开始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仅在少数县进行试点。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普遍存在政策不完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都处于较低层次。下面是对青海省平安、大通、海晏三个县的6个乡农村社会保障状况的调查[10]。
平安县：巴藏沟乡：13个村、960户、汉族50%、回族50%、人口总数4382人、五保户15人、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0元现金、贫困户670户，每户每年发放粮食100斤、60岁以上人口每年900元，其他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保障无措施；石灰窑乡：14个村、1710户、汉族56%、回族44%、人口总数7890、无集体经济、五保户16户、通过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1元现金，贫困户1200户、每户每年发放粮食101斤，60岁以上人口每年2300元、其他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保障无措施；
大通县：良教乡：12个村、3510户、回乡族、人口总数16847人、有一个乡办小煤窑，五保户34人，以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2元现金，贫困户261户，特困户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00元，贫困户没保障，60岁以上人口数913人，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保障已按人均一元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东峡镇：13个村、3383户、回乡族、人口总数14818人、无集体经济、五保户20户，以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3元现金、贫困户466户、特困户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01元，贫困户没保障、60岁以上老人有3000，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保障已按人均两元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
海晏县：三角城镇：5个村、915户、汉族80%、人口总数3755人、两户镇办企业、五保户2人，以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每人每年984元现金、贫困户318户，特困户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02元，贫困户没保障、60岁以上人口有900人，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无保障措施。哈勒景乡：3个村、282户、蒙古族85%以上、人口总数1418、无集体经济、无五保户、贫困户73户、特困户县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03元，贫困户没保障，60岁以上有82人，除五保户外，均由子女供养、大病医疗无保障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社会保障却很缺乏。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消除民族之间的差距与不平等，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的切入点，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当前少数民族地区需要解决农牧民群众的医疗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问题。
五、建立与完善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农村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是人类生存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11]人是一种高级复杂动物，存在不同的需要（按不 同的需要分为自然需要、社会需要、经济需要），人的需要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形成，并通过人的自觉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体现。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充分保证成员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12]。这里说明社会应该保证人类的自由和需要，为人类提供福利和全面发展的权利。中国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保障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公民获得该需要的一个重要手段。社会保障是一种纯公共物品，每个公民都应该平等的获得保障权，社会保障不应该因地域或民族不同而产生排他性。社会保障的范围和程度首先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但同时也与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在本文以人道价值思想，以社会公正与平等的原则，对怎样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作出了以下构想。
1.建立少数民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特困户救助制度，但这并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要求。由于少数民族农村的自然条件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政府应该为农民建立最后一道安全网，具体的应从以下入手。
(1)合理界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
政府对农村居民提供生活最低保障，不仅是政府对公民应尽的义务，也农村居民应该享受的生存权利。只要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都可以主动提出申请。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应该低于或等于国家公布的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群。
(2)科学界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标准
少数民族地区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遵循既要保障贫困居民基本生活，又要克服其居民依赖思想；根据本地区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经济发展、物价和财政能力来确定。
(3)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筹集机制
资金问题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是一大瓶颈问题。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是由财政、乡镇、村民委员会共同负担的。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目前少数民族地方财政和乡镇财政困难而无力支付。少数民族政府可以制定统一的社会保障税，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来解决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
(4)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
一是加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制建设，国家有必要制定《最低生活保法》，把最低保障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确保农民的最基本生存权益；二是对于特困户可以实施减免政策，减免子女教育的学杂费等。
2.建立农村新型医疗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
(1)实施少数民族新型医疗和医疗救助制度
农村合作医疗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是一种策略性选择，少数民族农村实施医疗救助和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农村医疗保障最基本的选择。根据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合作医疗筹资水平，合作医疗补偿水平不可能很高，否则合作医疗基金可能会超支，反而导致农民看不起病。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相结合，对于患重大疾病的农民给予医疗救助，切实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2)建立少数民族农村大病统筹医疗保险
我国少数民族农民对大病的应对能力很弱，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多，农民对于农村大病医疗救助非常迫切。大病医疗救助覆盖面应该是少数民族全部农村居民，具体的对象应该是患有重大疾病的农民。医疗保险实行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保险基金的筹集原则应该按照“个人缴费为主，政府和集体补贴为辅”。建立个人账户，农民和集体分别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农民的平均收入按一定比例缴纳，并确定一个标准，超过部分归入统筹基金。支付较小的医疗费，则由统筹基金支付。农村大病救助医疗保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在现有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基础上，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组建农村大病救助医疗保险管理机构，从事农村大病救助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等工作。
(3)逐步建立少数民族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实行农村养老保险还不具备经济条件，养老保险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为目的，以家庭养老、集体帮助、国家补助与个人储蓄养老相结合的方式，采取政府积极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程度，达到“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逐步扩大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
(4)鼓励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互助
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互助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生活中村民为了解决一时的困难，可以向自己的亲戚朋友、邻居求助一定的物质帮助，等其他的朋友、邻居或其他困难户有困难时，给他们一定的物质帮助，这不仅彼此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帮助，而且还加深了交流和沟通，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加强了农村地区的团结和稳定。对于这些突发性、暂时性的小型灾害和困难，还可以弥补国家和集体保障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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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甘肃年鉴》.2004年.
[9]转引自李永生2007年硕士研究生论文《甘肃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
[10]青海省财政厅社保处.《青海省农村牧区社会保障现状及思考》附表(内部资料)转引自唐新民2007年硕士研究生论文《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6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