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大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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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司法解释大全范文

[关键词]未成年人；司法解释；重大突破

[中田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2006年1月2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一项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举措和法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它是在总结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吸收法学理论界研究未成年人犯罪丰硕成果的基础之上制定的。因此，在这一部最新司法解释之中，对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一些问题的规定更为明确和具体，更便于司法实践和具体操作。其最大的特点是把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无论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认定还是量刑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从轻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加大保护力度，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更进一步具体化和法制化，明确了对于未成年人行为的定罪和犯罪后从轻处理的细化标准，作出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法种类的特别规定。最新司法解释的问世，能够使案件的审判和执行工作更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促进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实体法建设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从而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下具有里程碑意义。

最新司法解释公布后，既不乏赞许之声，也引起了一些批评和指责。读了这些批评和指责之后，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未超出相关法律的规定，相反地，最新司法解释却是实现了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维护了法制的统一。

一、在一个法治社会之中，法制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法律体系为支撑，才能够兼顾到对一些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和法律实施中的社会公正

任何一部法律在一个法制社会，都不应当孤立地实施，而应该是彼此相互衔接、相辅相成的。在我国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专门设立了“司法保护”一章，这一章明文规定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专门设立了“对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预防”一章，这一章明文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显而易见，司法机关应当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去。因此，对未成年人案件在犯罪认定日寸，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点以及他(她)们正处在成良之中的实际状况，这样才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兼顾到《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实施，以达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予以司法保护的立法目的和《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明文规定的刑罚从轻减轻的精神。因此，最新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其认定犯罪时予以特殊的关怀和照顾，无疑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最新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所作的明确规定，便于统一适用法律，维护刑法的严肃性

(一)无法查明未成年人犯罪时已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最新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这是一个新的规定条款。过去在司法实践中，查证和核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年龄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农村普遍是以孩子出生的农历日期作为孩子生日，并以农历日期向公安机关申请上户登记，所以反映在户籍登记表上的日期多是农历，造成户籍登记表上的出生日期与真实出生日期不一致。二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一些父母特别是农村的父母往往将超生孩子的出生日期提前，有的提前一二年甚至更多时间，以减少缴纳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三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一些父母在生孩子时不到正规的妇产医院，而是找“接生婆”到家里接生，没有留下出生医学证明等文字方面的依据来确认真实的出生日期；有的虽是在正规医院出生，但医院对十多年前的出生资料没有妥善保存，难以查找。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查不清被告人年龄的情况非常多，特别是对于一些外来人员。无计划生育的子女长期不上户口，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不上户口的大有人在。还有些人为了早结婚、早工作故意虚报年龄。一旦未成年人被指控犯罪就容易使未成年人受到与其年龄不符的处罚，有了最新司法解释这一条规定，显然今后在这方面的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就非常强了。例如，《检察日报》2006年4月24日以《7小时之差改变少年命运》报道了日前，福建省长泰县检察院避免了一起刑期计算错误案件的发生，办案人员最终以7小时之差改变了少年张某的命运。

提起公诉前，检察官发现，张某作案的时间是2005年11月15日凌晨2时，而其户籍证明的出生日期为1987年11月15日。张某是否还属未成年人?我国日历记载分公历和农历两种情况，如果按农历计算，他出生的公历日期应为1988年1月4日；假如登记的是公历时间，他出生的时间是在凌晨2时前还是后呢?为慎重起见，检察人员一方面发函至当地警方协助调查；另一方面，在依法向张某的父亲邮寄送达审查期限告知书的同时，要求其提供医院出生证明。不久，当地警方调取的医院出生证明表明：张某的出生时间为1987年11月15日上午9时10分，与张某父亲提供的一致。据此，检察人员作出决定：被告人张某作案时未满18周岁，法院应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最新司法解释明确了未成年人强行“索要财物”不认为是犯罪；“以大欺小”以寻衅滋事罪处罚

最新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使用轻微暴力或者威胁、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随身携带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数量不大，且未造成被害人轻微伤害以上或者不敢正常到校学习、生活等危害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具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一般也不认为是犯罪。

最新司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或者寻求精神刺激，随意殴打其他未成年人、多次对其他未成年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公私财物，扰乱学校及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三)不满十八周岁做“家贼”可不按犯罪处理，还明确盗窃未遂、中止或情节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最新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自己家庭或者近亲属财物，或者盗窃其他亲属财物但其他亲属要求不予追究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最新司法解释同时明确，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盗窃未遂或者中止的，可不认为是犯罪。

根据这一条司法解释，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未超过三次，盗窃数额虽已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案发后能如实供述全部盗窃事实并积极退赃，且具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这三种情形：一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二是在共同盗窃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或者被胁迫；三是具有其他轻微情节的。

(四)最新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量刑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诈骗、抢夺他人财物，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捅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或者故意杀人的，应当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最新司法解释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不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五)最新司法解释明确了未成年罪犯“应当”宣告缓刑，但需具有三种情形之一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

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时“可以”宣告缓刑的条件，“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应当”宣告缓刑的情形，“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一是初次犯罪；二是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三是具备监护、帮教条件。”

(六)最新司法解释明确了未成年罪犯可免予刑罚的六种情形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罪犯根据其所犯罪行，可能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悔罪表现好，并具有下列六种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罚。

这六种情形：一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二是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三是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四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五是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六是其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例如，2005年11月1日凌晨1点多钟，17岁的王某和缪某碰到同样在北京打工的女孩小任。小任自称被赵某，出于“仗义”，王某和缪某等几人手持木棒开始找到赵某，并跟踪至北京市崇文区前门东大街，随后几人拦下赵某，对其进行殴打。经法医鉴定，赵某为轻伤。事发后，王某和缪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北京市崇文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和缪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但二人均有自首情节，并且犯罪时未满18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规定，王某和缪某属于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据此作出免予刑事处罚、并当庭释放的判决。

(七)最新司法解释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并明确规定对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一般不判无期徒刑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这一条规定主要是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与处理成年人案件有所区别。对于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的标准依据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主要是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还要考虑犯罪动机、犯罪诱因。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造成的危害可能重于成年人，但是犯罪动机可能是好奇或者是逞胜，并没有很大的主观恶意。对于这样的犯罪可能处以较轻刑罚就够了。但是如果按照刑法对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则很容易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统计，最新司法解释出台后，仅自2006年1月23日至2月28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押未成年犯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等非监禁刑的增长率，比2005年同期增长190％。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无期徒刑。”

(八)最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假释。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经成年的，对其减刑、假释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九)最新司法解释明确了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监护人可以垫付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判处，并根据犯罪情节，综合考虑其缴纳罚金的能力，确定罚金数额。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得少于500元人民币。对被判处罚金刑的未成年罪犯，其监护人或者其他人自愿代为垫付罚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

(十)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发生，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最新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发生，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关于这―条规定，新闻媒体展开热烈讨论，一般地说，在互联网上大多数对这―条规定持强烈反对的态度，认为这一规定将会导致对权利保护不利的后果。

应该说，最新司法解释整体上是建立在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刑事政策基础之上的，充分考

虑了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不违背刑法规定的前提下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做出了区别于成年人的规定。具体到第六条的规定而言，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我国刑法中是属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了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对自己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考虑到，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发育期间，由其生理和心理特点所决定，其辨认和控制行为的能力仍然较弱，既有容易被影响、被引诱实施犯罪行为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一面。对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适用刑罚往往可能对其将来的人生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需要慎重。对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与发生的行为予以非罪处理，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而做出的规定。危害后果，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还要考虑犯罪动机、犯罪诱因。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造成的危害可能重于成年人，但是犯罪动机可能是好奇或者是逞胜，并没有很大的主观恶意。对于这样的犯罪可能处以较轻刑罚就够了。但是如果按照刑法对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则很容易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据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统计，最新司法解释出台后，仅自2006年1月23日至2月28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押未成年犯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缓刑等非监禁刑的增长率，比2005年同期增长190％。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无期徒刑。”

(八)最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假释。未成年罪犯在服刑期间已经成年的，对其减刑、假释可以适用上述规定。

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10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九)最新司法解释明确了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监护人可以垫付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应当依法判处相应的财产刑；对未成年罪犯实施刑法规定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或者罚金的犯罪，一般不判处财产刑。

最新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对未成年罪犯判处罚金刑时，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判处，并根据犯罪情节，综合考虑其缴纳罚金的能力，确定罚金数额。但罚金的最低数额不得少于500元人民币。对被判处罚金刑的未成年罪犯，其监护人或者其他人自愿代为垫付罚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

(十)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发生，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最新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发生，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关于这―条规定，新闻媒体展开热烈讨论，一般地说，在互联网上大多数对这―条规定持强烈反对的态度，认为这一规定将会导致对权利保护不利的后果。

应该说，最新司法解释整体上是建立在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刑事政策基础之上的，充分考虑了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不违背刑法规定的前提下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做出了区别于成年人的规定。具体到第六条的规定而言，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我国刑法中是属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也就是说，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了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对自己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考虑到，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发育期间，由其生理和心理特点所决定，其辨认和控制行为的能力仍然较弱，既有容易被影响、被引诱实施犯罪行为的一面，又有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的一面。对这一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适用刑罚往往可能对其将来的人生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需要慎重。对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与发生的行为予以非罪处理，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而做出的规定。

总之，最新司法解释将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具体化。这非常有利于全国各地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统一适用法律，维护刑法的严肃性和全国法制的统一。

三、最新司法解释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

第2篇：司法解释大全范文

    [关键词]：合理怀疑  解释  推定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认定事实存在模糊之处难以正确适用法律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当案件事实在证明过程中出现不确定的因素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或认定。该原则也被称为罪疑惟轻原则，“是指犯罪事实上存在与否在证据上尚有合理怀疑时，则本乎刑罚解释谦抑性的作用，应为有利于被告之推定”。①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在数额犯罪中，当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言词证据不一致时，以其中较低的数额认定，即所谓的就低认定规则。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需要解决的是证据与证明的问题，而从法律层面上看，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所规定的存疑不起诉制度、第162条第3款所规定的罪疑从无制度，都是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与体现。

    一、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论依据

    首先，在我国古代，为体现仁政对举证后所产生的疑问即有存疑有利于被告思想的反映。《尚书》记载：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与其增以有罪，宁失过以有赦。而《唐律。断狱》亦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其次，存疑有利于被告是由刑事诉讼的本质特点决定的。在刑事诉讼中，基于无罪推定的原则，控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特定的犯罪行为，被告人没有自证无罪的义务。而与强大的国家机关相比，被告人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提升其地位、权利，则极易使被告人成为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其三，刑法与刑罚的功能也决定了存疑应该有利于被告。现代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刑罚的权益保护功能与自由保障功能必须达到相对的平衡，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只应在必要及合理的范围内实施。在案件事实存在疑问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客观上维护了司法的自由保障功能，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一、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

    1、适用该原则的前提是案件存在疑问。对没有疑问的案件，自应依法定罪处罚或宣告无罪。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而言，最大的有利是每个被告人全部无罪，显然这不现实。当然，也不是存在任何怀疑时就考虑有利于被告，这里的疑问应从“合理怀疑”的要求去理解。即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其构成的依据是客观事实，而非随意猜测；第二，其判断标准是理智正常且不带偏见的一般人的认识标准；第三，合理怀疑必须针对会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像两被告人在犯意的提起、分赃数额这样的问题上相互推诿的，自不必作出对某一被告有利的认定。

    有这样的案例：被告人郑某飞于2002年12月3日酒后驾车在北仑区明州路口左转弯时撞倒了骑自行车的梅某杰，当时其感觉到车身一震，以为是碰到杂物即驶离了现场。后经追上的路人告知发生了事故，郑某飞随即返回了肇事现场。此时梅某杰已被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郑某飞辩解称其不属于肇事后逃逸。

    在该案中，被告人郑某飞在案发当时仅以为是碰到了石头等杂物，并没有意识到是撞着了人，其是否构成“逃逸”即存在疑问。以上述三个条件来考量，郑某飞的辩解有经告知即刻返回现场的客观事实为依据；站在中立而不带偏见的立场，不能否定在车辆行使时因马路颠簸撞着杂物影响车身这一怀疑的合理性；肇事后逃逸作为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加重情节，足以对量刑产生影响。以此论之，在被告人的辩解无其他证据证实其确系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逸的情况下，符合合理怀疑的标准，应该采信。故而该案不能认定为有逃逸情节。

    2、该原则对于法律疑问的认定不应适用。我国刑法作为成文法总是存在疑问，其语义的释明就需要通过解释。当法律有争议时，应以一般的法律解释原则作出适当的说明，即“对于法律问题因见解不一而有所怀疑时，则无罪疑惟轻原则之适用，法院并不能就有利于被告之方向从事认定，而应选择正确之解释”。②

    现举一例：被告人郑某波、张某君于2003年3月7日晚窜至北仑区新矸街道的一条小路上，自称“我们是派出所的”并在把自己的身份证亮了一下后通过胁迫、搜身等手段从被害人姜某处劫得现金450元。被告人郑某波辩解称其不属于冒充警察抢劫。

    本案中，“我们是派出所的”这一表述确实与直称“警察”不同，被告人郑某波也正是基于此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辩解称只是想表明自己是联防队的，而不是警察，况且“派出所的”含括了任何在所内工作的人员。而根据司法机关身份表明方式的工作习惯以及一般人的理解，“派出所的”即应该是警察。显然，当各种解释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时，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目的论解释，而不是有利于被告。被告人郑某波自然清楚“我们是派出所的”这句话的潜台词和对被害人精神上的震慑作用，其以身份证假冒工作证件的行为也无非是要使被害人确信他们的身份是“警察”，从而使被害人不敢反抗。正因如此，被害人姜某才想当然的认为被告人是 “警察”。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将刑法第341条第1款的“出售”扩大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一样，刑法第263条第6项所指的警察亦应扩大解释为包括自称“是派出所的”的人。故而在该案，“派出所的”与“警察” 应属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因为这样的解释结论更为客观、合理，所以被告人郑某波关于其不属于冒充警察抢劫的辩解不能成立。

    3、该原则的适用有时要受推定的限制。推定是指在缺乏证据直接证明某一情况时，以某些合理的因素和情况为基础，判定某一事实的存在。推定的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用事实和证据予以反驳。根据刑事诉讼第12条的规定，任何人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之前，应该被推定为无罪。但在控方充分举证后，法院仍可确认某一被告人有罪而推翻原先的无罪推定。因此，推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证明责任问题。按照刑法理论的通说，有罪推定不能成为一般的刑事诉讼原则和证据法原则，但在特殊情况下，根据一定的“基础事实”作有罪推定也不失为一种法律所允许的必要的“例外”。③推定的合理性，在于其属于一种逻辑判断，并且这种逻辑判断符合人们认识日常事物的习惯。刑事诉讼被告人虽不负举证责任，但在特定情况下要负一定的说明义务（包括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与案件有关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否则应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从制度上看，刑事诉讼中的推定只应限于事实推定，且允许被告人进行反驳，因而推定并没有加重被告人的诉讼义务，也没有限制或剥夺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司法实践中，推定的应用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所认可，如《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 “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以贪污论处”的规定，实际上是对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占有公款目的的推定。可以认为，推定已成为刑事诉讼中认定事实的一种辅助方法。

    再举一例：被告人何某栋于2003年8月22日凌晨窜至大榭开发区长墩村行窃而被当场抓获，其所骑的摩托车亦被扣押，经查该车系张某忠失窃的赃车。何某栋逃走后又于同年9月14日被抓获，公安机关从其住处又扣押摩托车1辆（有证人证明被告人平常在使用该车），经查该车系王某成失窃的赃车。检察机关以何某栋盗窃上述2辆摩托车提起公诉，何某栋则辩解称其没有盗窃过上述摩托车，也否认2辆摩托车与其有关。

    上述案例中的被告人何某栋对于其占有、使用他人失窃摩托车这一事实，即有义务向司法机关如实陈述车辆的来源。在被告人作出涉案“2辆摩托车均与其无关”这一全盘否认案件事实的辩解，同时又没有证据证明其持有该赃物的合理性或合法性的情况下，被告人通过受赠、借用、拾捡或不明知系赃物而购买等各种方式占有摩托车的可能性均达不到“合理怀疑”的要求，故应推定被告人何某栋占有摩托车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持有最近被盗财物”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推定规则，其典型的判例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审理的“巴恩斯诉合众国”一案。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可了原审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如果（被告人）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持有最近被盗财物通常就是一种旁证，你们可以合理的据此作出推断并依据本案中证据表明的环境情况认定该持有人知道那些财物是赃物”，并最终维持了原审法院的有罪判决。④

    4、在不能认定被告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的犯罪行为，但能认定被告人实施了另一处罚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可以认定另一犯罪的成立而不能宣告无罪，对此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择一认定”。“罪疑从无”是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体现，“罪疑从轻”则是对该原则的限制。仍以第三则案例论之，被告人何某栋客观上持有了他人失窃的摩托车，导致这一事实不外乎以下几种可能：一是被告人直接窃取了他人的摩托车；二是被告人窝藏或收购了由他人所窃取的摩托车；三是被告人属于合法、正当的占有。如上分析，被告人合法持有的可能性应予排除，而被告人又未曾收购过摩托车（其关于2辆摩托车均与其无关的辩解即包含了该意思），那么在被告人拒不供述，而上述盗窃、窝赃二种可能又难以得到确认（存在疑问）的情况下，只能认定为情节、处罚较轻的后者（有利于被告），即应以窝藏赃物罪予以惩处。

    三、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意义

    刑法作为善良人的大与犯罪人的大，理应发挥其保护、打击的双重作用。刑罚权的指向并不仅只是对各种破坏社会关系行为的惩罚，而更是对刑罚权实施范围与强度的限定，从而体现其正义性。而真正体现刑事正义的是刑事个案的处理，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确立，并不是对犯罪行为的姑息与放纵，而是要通过对个体权利的维护来保证对公民普遍权利的维护，它可能会牺牲小正义，但同时维护了大正义。因此，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无疑是一条基本的人权原则。

    注释：

    ①林山田：《刑法通论》，（台湾）台大法律系发行1998年版，第44页

    ②苏俊雄：《刑法总论I》，（台湾）个人发行1998年版，第261页

    ③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178页

第3篇：司法解释大全范文

[关键词]利益衡量；法律解释；实质判断；自由心证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98-03

民事疑难案件争议说到底乃是各方利益的妥当性分配。如何实现个案中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以做出合法、合理及公平的判决，是法官在裁判案件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考验一个法官办案水平的关键。因此，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必然得通过利益衡量做出一个足够具有说服力的裁判。

所谓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审理案件，在案情事实查清后，不急于去翻法规大全和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此项判断成为实质判断。在实质判断基础上，再寻找法律上的根据。梁慧星教授的利益衡量理论主张，先有结论后找规范依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它所追求的是让法律条文为结论服务，而不是从法律条文中引出结论。近年来这一方法得到了普遍认可。对梁慧星老师提出的该利益衡量方法，即，先下结论后找法律规范或者先在内心做出公平的实质判断再为自己的实质判断寻找法律依据，需要进行再思考。

以梁慧星老师在《裁判的方法》利益衡量一章中所举的“保姆案”为例。本案事实是，凶犯王某向公司会计彭某借款未成，即怀恨在心，于某夜潜入彭家将彭某夫妇及3岁杀害，并将保姆蒋某杀成重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凶犯王某亦自杀身亡。彭某留下一笔遗产。保姆蒋某向法院，请求从该遗产中支付其医药费和生活费。经请示，上级法院的意见是：“蒋在彭某夫妇家当保姆期间被凶犯杀伤致残，而彭某夫妇也同时遇害身亡。从本案的事实看，蒋某并非因保护雇主一家的生命。财产安全或其他利益而杀伤，故要求从雇主的遗产中补偿器医药费、生活费等没有法律依据。如果调解不成，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梁慧星老师的意见是：即便调解不成，判决雇主赔偿保姆也是存在法律依据的。首先，可以依据《继承法》第14条关于“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的规定，将“扶养”扩张解释为包括本案保姆对雇主3岁的扶养。其次，可以适用继承法第33条关于遗产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规定，将该条被继承人“债务”扩张解释为被继承人生前所负担的债务。尽管保姆在雇主死后遇害，但因彭某留有遗产，由该遗产支付保姆的医药费和生活费符合该条立法目的，因此可直接适用该条。梁慧星老师在了解本案事实后首先在内心形成了自己认为是公平的能够衡量当事人利益的所谓实质判断，然后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内心判断寻找法律依据。

然而梁慧星老师所提出的两种法律依据都是不合适的。理由如下：

首先，这样的找法过程很可能会造成对法律的曲解和滥用，严重背离法律的应有之义。1.保姆对3岁的照管不属于抚养。抚养，乃抚育教养之义。无论从物质的供给还是从精神的教化来说，的父母才是对其抚养最多的人，保姆的工作具有辅、非核心性，如果承认保姆对扶养较其他人多就是间接否认父母为主要抚养义务人的事实，显然这是不符合常理的。从立法目的上来说，《继承法》第14条是为了给予那些虽不是法定扶养人，但如同扶养人一样无偿对被扶养人尽心尽力的人一定的安抚和补偿。然而保姆对的照管不仅有偿且是其职责的正常履行。另外，如果该保姆照看该的时间很短或者其主要任务不是照管而只是做家务的话，更谈不上对的扶养了。因此，梁老师对扶养的解释难免有牵强附会之意。2.将保姆的治疗费等看做是雇主生前的债务也是不合理的。本案中，雇主先于保姆受害，保姆治疗所需的医药费等不属于雇主生前所欠债务。梁慧星老师承认了这一点，但又以该雇主有遗产、具有赔偿能力为由纠正了自己的解释。赔偿能力与赔偿依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为了寻求个案的公平而曲解了法律应有的正义。

其次，不同法官对同一案件可能形成不同的实质判断，法律的权威性容易遭到削弱。不考虑法律规定、完全凭借内心的公平正义感所形成的结论主观性过于强大。比如上述保姆案，有的法官会把更多的同情放在没有任何过错的雇主一家及其亲人身上，因为雇主一家的身亡对其亲人造成的精神伤害可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即便其留有一定遗产可能也不足以弥补给其亲人所造成的精神伤害，更何况受害雇主对该案的一切损害没有任何过错，自身反而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更值得同情。而保姆虽受残疾，但毕竟还有生命，另外保姆可以争取从真正致害人彭某的遗产中获得赔偿，或者根据《劳动合同法》向保姆的派遣单位家政公司（如果该保姆是通过家政公司派遣的话）要求一定赔偿。但是，如果要求用死亡者的遗产去赔偿存活者会让有些法官感觉不够公平。当然有些法官会倾向于保护保姆的利益，认为保姆是在履行工作期间受到的损害，依据《侵权法》及司法解释等法律规定，雇主对雇员在工作期间受到第三人侵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保姆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费而觉不公。不是每个案件中都有明确需要保护的对象，有些案件中，当事人均是受害人或均有过错，利益的天平并不总是很容易看出来应该倾向何方，此时法官很难不依赖法律的规定而首先做出公平的实质判断。同一案件，法官内心的实质判断不同，所导致的判决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每个法官都在为自己内心的实质判断寻找法律依据。如此必然导致同一案件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法律的权威性必然会遭到削弱。

再者，中国法官的内心实质判断与西方陪审团制度有本质区别。大多数法官受过专业法律培训，很难真正像西方陪审团那样完全不依赖于对法律的信仰和遵守而只凭一般人对人情、事理的理解及生活经验做出富有价值且公平合理的实质判断。并且，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西方国家，实质判断是由多个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做出，只有得到陪审团中大多数成员的认可，才能形成对案件的实质判断。在我国，一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往往只有一个，与整个陪审团所做出的实质判断相比，很难谈得上具有公平合理性。并且当法官对案件结果公正性的关注多于对案件客观事实及法律依据的关注时，只能使法律成为同情及保护弱者的庇护伞，却无法成为实现整个社会公平正义及维护法律统一的利剑。

最后，梁老师所提出的利益衡量方法不符合裁判的逻辑。按照大前提T-R（T为法定条件，R为法律后果）、小前提S=T（S为案件事实）推出结论S-R的裁判逻辑，法官不看法条所形成的实质判断完全不符合裁判的逻辑，法官内心的正义感（正义感因人而异，但假若以一般人的普遍正义感为标准，大前提可设定为Z-R）成为大前提，小前提是案件事实（S=Z），然后据此得出所谓公平的结论（S-R），因为法官不可能在判决书上把大前提写成“本法官自己认为……”，所以接下来要去找各种法律依据甚至对相关法条做出各种解释（T-R），无疑使法律丧失了作为大前提的基础，成了法官为自己内心判断服务的工具。

如果否定了梁慧星老师的“实质判断优先”理论，在遇到民事疑难案件时，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明显会对一方不利，或者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并且通过各种法律解释仍无法做出公平的裁判时，法官应当如何进行利益衡量？

首先，法官对任何案件应当保持中立和客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先作出初步的判断，以纠正没有法律依据的实质判断所造成的裁量过度情形。如果依据相关的法律无法实现利益合理分配或者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或者相关法律依据规定模糊时，此时再由法官考量案件的性质及所需的社会效果，继续寻找更合适的法律规定或者对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其次，利益衡量不意味着个案公正的必然实现。公正包括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和道德意义上的公正。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是道德上的，但法院的判决必须首先符合法律上的公平。利益衡量其实是在法律和道德的公平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当法官通过各种法律解释仍无法实现利益平衡时必须作出裁判。尽管利益衡量往往存在于缺乏相应法律规则约束的个案中，并且部分国外学者认为，“许多裁量正义之所以没有规则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制定规则。许多裁量正义之所以没有规则是因为裁量比可能制定的任何规则更可取；与明确的规则得出的结果相比，个别化的正义往往更优，或被认为更优。”“只有通过裁量才能实现个别化正义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为了实现个案公平而违背法律的规定或立法目的。利益衡量虽然承认了法官具备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自由裁量不是毫无边界的，它必须是有限的。因此，不是每个通过利益衡量做出裁决的案件都是公平的，利益衡量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公平的必然实现。个案的公正很可能会造成更多个案的不公正，甚至造成法律的被滥用。

第三，当仍旧无法取舍时以一般人或外行人的标准进行判断。关于利益衡量有无客观标准、法官应以何种标准来平衡各种利益并进行利益的取舍这些问题，利益法学并没有给出直接的正面的统一的回答。其原因可能在于，利益衡量理论的目的主要在于提供一种考察的角度，一种法学研究范式，或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不可能同时也没有办法给人们提供一种一劳永逸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或标准去指导人们的具体操作。利益衡量中法律解释这一过程的存在说明法官本人主观因素无论如何是无法完全排除的，这必然将造成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不管这种标准的主客观成分如何分配，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的利益衡量与丝毫不依据法律、单纯依赖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所做出的判断仍会有天壤之别。如果把衡量的立场分为普通人的立场和法律人的立场的话。那么德国的利益衡量所坚持的立场就是法律人的立场。它不排除法官的主观因素，但法官所做出的裁判必须是依据法律，而非生活经验。日本利益衡量坚持的则是普通人的立场，即，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当以法律专业人的角度解决与以普通人的角度解决出现冲突时，一般选择从普通人的立场出发，因其更能代表公众利益，其结果更接近公平正义。当对冲突的利益难以取舍，应以一般社会价值理念和道德水平为标准，以“外行人”之立场为之。因为利益衡量本身昭示着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司法为人民而存在。司法本身不能背离人民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追求。否则，这种司法仅依存于政治强势而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趋向人民利益并不意味着趋向个人的利益，它与前面提到的特殊情况下维护法律整体权威并不矛盾。

第4篇：司法解释大全范文

一、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对我国法律的初步影响

自从1789年法国首创“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来，该制度得到实行法治国家的重视，引起了诉讼结构的变革，使法官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良心对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从而为查明案情和正确处理案件提供了可能性。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确信的一种证据制度。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自由心证制度，如1877年《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0条规定，“法院应根据从全部法庭审理中所得出的自由心证来确定调查证据的结果” 2，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制度，但由于陪审团认定事实不需要说明理由和依据，因此认为自由心证制度也得到贯彻与实施。与此相对应，自由心证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长期实践后，形成整套内外部制约机制，如证据裁判原则、经验法则、法定证据能力制度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等内部制约机制，以及法庭公开辩论、法庭调查、合议程序、上诉程序等外部制约机制。而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对自由心证的限制较大陆法系为严，证据规则在数量上更加庞大，主要是对证据可采性的规定，包括限制辩论的范围和方法的规则、保证证据真实性的规则、禁止非法取证、保护诉讼公正性等规则。

如何评价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法学界历来存在分歧。我国司法改革种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其精神，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在第1条、第3条、第11条也开宗明义地要求法官“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无需探讨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是否应该实施，因为在实践中，脱离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活动，诉讼活动根本无从进行。笔者认为自由心证制度对我国刑事证据领域也将产生巨大影响，下面将围绕刑事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探讨此问题。

二、对刑事证据客观性的思考

刑事证据的客观性是刑事证据的本质属性，强调刑事证据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与实际存在的刑事案件的真实情况相符合的事实，并强调该事实的可知性，即刑事证据必须是能够感知的，是看得见、听得着、摸得到的事实。该观念在我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受此观念影响，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强调司法人员依法正确收集和审查判断客观证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证据属性的问题上，一直强调证据的客观性，认为客观性是证据的首要本质属性；第二，在证明标准的问题上，一直坚持“客观真实说”，强调司法人员在案件中查明的“真实情况”都必须是“客观真实”，绝不能是其它形式、其它程度的真实；第三，在立法上，我国的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主要集中在证据的概念、形式以及查证属实等问题上，缺少关于证据可采性或采纳标准的规定；第四，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在收集证据和审查证据的时候，关注的重点都是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价值，而对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则缺乏关心甚至不作规定。

自由心证制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否定了追求形式真实，主张追求实质真实。如审判时，陪审团可能根据被告人的表情、神态，判断其是否有罪，因此出现了辛普森律师团为了在跨世纪的审判中取得胜利，先对其进行全面包装的情况。当然，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反对将案件建立在微妙的经验或直觉基础上，但是这些经验和直觉可以有效引导司法人员审查和判断证据。自由心证制度正是利用这一认识上的经验，达到对案件事实的实质性认识。

笔者认为，客观性不应是刑事证据的首要特征。原因在于：首先，司法实践表明，并非所有证据都具有客观性。如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就包括了认识主体对感知的事实进行加工的过程。其次，客观性只能是对证据的表现形式的要求，而非其内容具有客观性，否则所有证据不需经过查证属实，就可以成为定案依据。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中，笔者认为实质要件应当更加重要，它才是使某事物与它事物相区别的重要依据，因此，客观性不能成为刑事证据的首要特征。

三、事证据相关性的思考

证据的相关性是指证据与案件事实有关，并且该证据的存在使得案件事实的存在有了更大或者更小的可能性。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上述规定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及证据运用的相关性规则。但是，由于一般认为，判断一件事物对案件事实是否有证明作用，或者与待证事实是否有相关性并不困难，因此，我国证据理论中并没有进一步论证，使实践中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相应的制约。

司法实践中，对于证据的相关性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其一，相关性是证据的一种客观属性。即证据事实同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客观联系而不是办案人员的主观想象和强加的联系。其二，证据的相关性应具有实质性意义，是关系当事人是否犯罪、犯罪性质及罪责的轻重等，与这些基本事实无关的证据材料被视为无相关性。其三，相关的形式或渠道是多种多样的。联系的基本类型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必然关联与偶然关联等。当然，如果关联过于间接，相关性十分微弱，此证据可能被视为不具有相关性。其四，相关性的实质意义在于证明力，即有助于证明案件事实。

证据必须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即与案件事实有一定的关系，这个特征，在大陆法系国家被称为证明能力（证明力），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相关性3.但是，一般认为诉讼证据的证明能力与相关性并非完全相同，是指证据事实对案件事实的作用及作用的程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反映了某项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某项证据对待证事实产生证明作用的效果。因此，衡量某种证据证明力之强弱，应当综合考查两个因素：一是该证据事实与主要案件事实的关系；二是该证据事实对待证事实的说明程度。大陆法系基于其职权主义审判功能的发挥，对于证明能力一般不作积极规定，相比之下，英美法系则对证明能力限制较为严格。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在第401条规定了“相关证据”的定义，“相关证据是指具有下述趋向性的证据，即它使某项事实的存在的盖然性比没有证据大得多或小得多，而该事实的存在对诉讼的裁判结案产生后果。”另外，美国联邦证据规则还规定了一些限制证据的相关性的内容，主要从经验角度说明哪些证据有证明作用，哪些没有证明作用，如品格证据不能采纳来证明行为，但被告人的品格、被害人的品格、证人的品格、其他犯罪、错误或者行为例外（第404条），和解中提出或者接受的数额、行为、陈述等不能作为对该诉讼主张无效或其数额负有责任的证据采纳（第408条）。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系的经验，其第65条、68条、69条对证据能力从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可采性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界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害关系人证言不能单独定案”等一系列重要的证据规则，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对证据能力不做具体限制的误区，体现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维护正当程序进而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价值选择取向。

但是，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则是在积极探索证据标准，如最低起诉标准、批捕证据规格等，有注重形式证据、法定证据的嫌疑。笔者认为，在司法人员整体素质还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规范某种犯罪的具体证据标准有一定意义，但是不利于司法人员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裁量。另外，由于特定证据与待证事实的相关程度及其方式，不可能存在一个固定模式，且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其证明标准应当不同，加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具体规定刑事证据规则，因此具体犯罪证据规格确立后，在实践中也难以得到有效运用。

四、对刑事证据合法性的思考

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没有证据合法性特征的概念，与我国证据的合法性特征相对应的是，对证据能力、证据的可采性进行规定（证据能力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概念，英美法系国家称为证据的可采性）。但是不同法系国家风格存在一定差别。“英美法因采陪审裁判制，由陪审员为事实之裁断。为防止陪审有偏见，或涉及感情或专断之弊，乃就可以使用为证据之范围加以限制，即就证据之许容性设有严格之法制，以保障证据之证明力；大陆法为发挥职权主义之精神，对于证据能力殊少加以限制。凡得为证据之资料，均具有论理的证据能力。”4与证据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司法人员进行判断不同，证据能力（可采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律问题，因此，它成为证据规则中的主要部分。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关于证人证言可采性的规定是：一般的规则是，除该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第601条）。排除证人具有证人能力的规则有两个方面：第一，证人缺乏亲身体验即无相关性（第602条）。另外，在司法实践中，证人还应具有作证属性，即具有感知、记忆和表达能力5；第二，证人主张免证特权（第501条）。免证特权主要由制定法和普通法规定，包括律师－当事人的特免权、医生－病人的特免权、心理治疗人员－病人的特免权、夫－妻特免权、神职人员－忏悔者的特免权。虽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证据能力或者证据可采性的规定存在不同，但是其基本标准是：这些规定是来源于更高一级的法律，比如宪法的规定。如美国、日本关于违法自白的排除规定，来源于宪法中关于公民享有免予自证其罪的规定。

在我国刑事证据的合法性，从本质上来说，不是证据本身具有的特征，而是法律为了满足某种价值观念的需要从外部强加于证据的特征，包括刑事证据来源合法、刑事证据来源被依法查证属实、刑事证据具有合法的表现形式。这要求犯罪侦查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要求去收集和提取证据，绝不能滥用手中的权力去非法提取证据，严禁刑讯逼供或采用威逼、引诱、欺骗等手段获取证人证言等证据。

关于证据的合法性，《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笔者认为该规定属于证据收集程序之禁止，但是其能否产生证据排除的效果，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产生证据排除的效果，刑诉法长期以来未予明确。及至最近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才进一步规定，“凡属于采用严禁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就排除了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具有定案证据适格性的可能。

五、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阶段证据收集和运用规则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存否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41条、第162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即通过确定、充分的证据得出的案件事实应当是一种排除了盖然性因素的完全确定的客观事实。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证明标准绝对化。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主张证明结论应当是排他的、唯一的，但不用“排除合理怀疑”等带有主观色彩的概念来限定和解释排他性。其二是证明标准一元化。侦查、起诉、审判三个诉讼阶段是同一个证明标准，没有其他辅助标准或具体指标，导致在定案时不易形成共识，并因相互扯皮而损害了诉讼效率。

笔者认为，现行刑事证据标准的最主要缺陷在于夸大了的可知论。根据哲学观点，具体的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其认识能力又是有限的，要受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没有绝对的、终极的、永恒的真理。而现行证据标准要求对已经过去的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证明达到象现存真实那样的真实，是无法实现的。笔者认为，就侦查阶段而言，其直接任务是收集证据，抓获犯罪嫌疑人，因此该阶段只需要对案件事实进行初步查明，足以查获犯罪嫌疑人并对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即可。且由于自侦案件与公安机关查办的其它刑事犯罪案件存在不同，其证据的采纳具有以下特征：

（一）证据的收集规则

1、相关性规则。即证据材料必须与待证事实相关联，必须能够用以证明待证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待证事实包括：被告人的身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 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予处罚情节；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2、合法性规则。指证据材料的收集程序、来源等必须合法，而且必须符合法定形式。主要包括以下情形：证据材料必须符合法定形式，除了我国刑诉法规定的7种形式以外的事实或材料，均不得作为证据；收集证据材料的主体必须合法，侦查阶段收集证据材料的主体包括人民检察院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除此以外，任何人均无权收集证据；收集证据材料的程序必须合法，如刑诉法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应当个别进行，犯罪嫌疑人、证人、被害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勘验、检查笔录应当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鉴定结论必须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解释》规定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盖章；向有关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署名，并加盖单位印章等；取得证据材料的手段必须合法。《解释》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仅仅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对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是否应当排除则持保留态度；作证主体必须符合证人资格，刑诉法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

3、优先规则。《解释》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制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照片或者录像。自侦案件中的证据多表现为书证、物证，因而在查办过程中，要认真遵循优先规则。

（二）证据的运用规则

1、确立优势证据规则。刑事诉讼法中对优势证据规则尚无规定，一般认为优势证据是民事诉讼中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草案）第24条规定了优势证据规则，即“在民事案件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应当以优势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案件事实。优势证据是指可能性上的优势而不单纯是证据数量上的优势。在判断是否形成了有关特定系争事实的优势证据时，法庭应当综合案件的所有事实和情节，比较证据肯定与否定两方面的可能性。”6

在英美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中，将证明的程序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率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时，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销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笔者认为，优势证据制度的核心就是“合理相信的程度”，尽管双方的证据都有瑕疵，但是一方的证据有优势，达到了合理相信的程度，就可以认定。在自侦案件尤其是受贿等“一对一”犯罪案件中，由于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在侦查阶段要保证排除合理怀疑比较困难。如章某和本单位司机李某晚上10时至受贿人王某楼下，由章某携带两条香烟（章告诉李内有人民币2万元）走进王某所住单元楼内，一刻钟后章某空手返回。后章某供述将香烟送至王家，并告诉王香烟包装内有人民币。王某仅承认收受香烟，否认收受钱款。笔者认为，本案中章某和李某的证言就属于“优势证据”，虽然尚不足以完全排除合理怀疑，如章某送的只是香烟，或者章某自己将钱款藏在身上予以侵吞，但是应当对王某立案侦查。

2、口供补强规则。现代各国刑事证据法多限制口供的证明能力，不承认其对案件事实的独立和完全的证明力，禁止以被告口供为有罪判决的唯一依据，而要求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被追诉人的自白，法官可以迳行定罪）。自侦案件中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对于犯罪是否成立以及定性有重要意义，因此，要坚持口供补强规则。一般说来，对补强证据不要求其达到单独使法官确认犯罪事实的程度，但也不是仅仅要求对口供稍有支撑。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是要求补强证据大体上能独立证明犯罪事实的存在，这是较高的要求；另一种是要求达到与供述一致，并能保证有罪供认的真实性，这是低限度要求。笔者认为，在自侦案件中，宜依第二种标准，即能够保证有罪供认的真实性即可。

参考文献：

1 陈朴生 著：《刑事证据法》，三民书局印行1979年版，第66页。

2 转引自《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汪海燕 胡常龙《自由心证新理念探析》第29页。

3 锁正杰 著：《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第133页。

4 陈朴生著：《刑事诉讼法实务》（增订版），第276页。

5 〔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332页。

第5篇：司法解释大全范文

程序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从诉讼程序法的角度探讨了该种法律责任的基本特征、基本分类、构成要件、责任承担方式和责任追究程序等若干基本问题，认为双重处理、以公法责任为主等是程序法律责任的主要特征，刑事实体法中的法律责任不全部是实体法律责任，程序法律责任应有接受不利裁判等多种责任承担方式，对不同类型的程序法律责任应设置不同的责任追究程序，在构建程序法律责任时可能面临程序悖论的困惑

由于程序正义理念的确立，人们开始从程序法的角度对一些传统的法律概念提出质疑，以求对有关概念作更准确的把握与界定。对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诘问就是其中一例。近年来诉讼法学界开始探讨诉讼法律责任的问题，但探讨大多局限于诉讼法的层面上（甚至仅限于民事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整个程序法的高度；而且，探讨大多仍停留于是否应该设置程序法律责任的问题上，对于程序法律责任的具体问题则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努力，以期对于程序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乃至整个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新整合略有裨益。1

一、程序法律责任的特征

（一）程序法律责任兼有公法性与私法性，但主要是一种公法责任

按传统的观点，与三大诉讼法相对应的三大实体法有的属于公法，有的属于私法范畴2。但对诉讼程序法的性质，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三大诉讼程序法都是公法，也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是公法，而民事诉讼法则是私法。但法律责任的性质很少有人从公法、私法的角度去讨论.笔者所谓的公法法律责任即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必须主动追究的一种法律责任，而私法责任则需由非权力主体申请才可追究。

1、公法性的理由

(1)诉讼是公力救济手段

从民事实体法的角度来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纯粹私法性的，但一旦选择了诉讼途径解决纠纷，就意味着把国家力量引入了私人领地，从而使原有的私法关系具有了一定的公法性。更不用说原本就属于公法关系的刑事实体法律关系了。

国家应当事人之邀介入纠纷，就应顺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愿望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除发动诉讼程序的原告之外，即便是被迫进入诉讼程序的被告，甚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应负有积极配合诉讼的义务，应接受法院的指令，遵循法定的程序，及时完成各种诉讼行为。如若不然，就必须承担相应的程序法律责任。因为，诉讼已不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事，而是关乎国家为此所耗费资源的多寡，关乎其它已提交法院的纠纷能否得到及时处理之事。所以，这一责任固然可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申请而追究，但即使当事人不申请，法院也应主动追究。否则，诉讼程序中的违法行为就将泛滥。

⑵现代各国法官大多不再是消极裁判者，而是积极引导和管理诉讼

传统上，两大法系的法官在诉讼中能动性之发挥程度有较大差异。一般认为大陆法系的法官在诉讼中积极推动诉讼向前发展，而且负有真情阐明之义务3；而由于采用对抗制诉讼模式，英美法系之法官通常仅在不得已时才干预诉讼，所有事实之发现皆仰仗双方律师的争斗，他们是消极的裁判者。然而时至今日，两大法系在此问题上的传统差异已明显变小，尤其是近三十年来，英美积极推进诉讼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更多地表现在民事诉讼方面。1972年美国国会基于提高民事诉讼效率的需要，通过了《民事审判改革法》(CivilJusticeReformAct)。该法律要求：联邦地区法院应发展和实施案件管理技巧，减少民事诉讼中的开支和效率，针对个案的需要，复杂性及周期实施个别化的管理，司法官员应尽早和持续地参加对诉讼进程的规划，司法官员和律师应在审前程序保持经常性的交流，并且运用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程序解决相应的案件。4英国自1988年对民事程序作了力度不菲的改革之后，1999年4月26日新民事诉讼规则正式生效。该规则的第1.4条规定“法院需积极管理案件，推进本规则基本目标的实现……在案件初期识别系争点……如法院认为适当，可鼓励当事人采取可选择争议解决程序，并促进有关程序的适用……为保障案件开庭审理迅速，有效率地进行而发出指令。”5由此可见，两大法系在民事诉讼程序上的接近，更多是英美法系在向大陆法系的靠拢，而这种靠拢又正是为其诉讼拖延的实际状况所迫，认识到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效率上的缺陷后不得已而为的。

至于行政诉讼，由于英美法系不如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那样有一套专门的行政法院，也没有我国这样的法院内部的专门的行政审判庭，他们虽也承认行政法学这一学科的存在，也有较发达的行政法律制度6，但一直是用民事诉讼程序处理行政案件，只不过在处理行政案件时会适当考虑行政法的特点及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规定，例如，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就有一些关于司法救济的内容，但相对较少，并无一套完整独立的行政诉讼程序，

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二大法系的距离没有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差异那样大。虽然英美法系的检察官属于行政官员，没有大陆法系检察官那样的强制权力，甚至有所谓检察官当事人化之说7。但他们是代表政府（或国家）在提讼，他必须积极主动地推进程序，如果他如某些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那样拖延诉讼，就是一种失职。尽管英美法系的刑事程序仍主要采当事人主义，法官较为消极，但这种消极由于检察官对其职责不敢懈怠、积极推动诉讼而实际得到了改变，也就是说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程序也是在国家权力的积极干预之下进行的。

可见，二大法系在三大诉讼程序中，公权力均积极推动诉讼进程，除了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享有沉默权无须积极配合法院解决争议之外，警察与检察官及其他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均应依法承担法律所规定的各项程序义务8，否则就被追究程序法律责任。

2、私法性的理由

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实体关系是私法上的法律关系，相关的实体法律责任也是私法性的，追究与否概由当事人自己决定。但其在诉讼中的关系则并非如此。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是在诉讼系属中发生的9，与法院有密切的关系。当事人在诉讼的若干阶段都会发生一定的关系，在阶段存在与答辩的关系，英美法系的送达由于采当事人主义，其当事人之间更是发生直接的联系。在审前阶段，当事人之间会因证据交换程序（证据开示程序10）发生争议。在执行阶段判决债权人会向判决债务人要求履行判决，债务人也可能直接向债权人偿还债务。在诸如此类的直接交往中，当事人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况必然或多或少地存在，因此法院可能基于对案件的管理职责会主动追究有关人员的程序法律责任，因为此类违法行为妨害了诉讼的顺利进行，危害了诉讼的公正与效率。但是，此类违法行为同时也给其他诉讼参与人造成了损害，例如，加大了对方的诉讼成本，由于这部分的损害纯属诉讼参与人之间的私人问题，所以，法院通常不必直接追究违法者的程序责任，而应留待相关诉讼参与人自己去决定是否申请追究。所以，这方面的责任是私法性的。这种私法责任在整个程序法律责任中仅占极小份额，而且仅存在于民事诉讼中。

（二）双重处理

双重处理是指如果有程序违法行为发生，那么既要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又要对相关的程序作必要的处理。首先，由于程序违法者的行为或者违背了国家及社会迅速公正解决争议的意志，或者给对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造成了损害，就必须向法院（国家）或他人承担法律责任。如是公法责任则应由国家机关主动追究，如是私法责任则由法院应诉讼参与人的请求予以追究。有程序违法行为而不予追究，将有损程序法律及国家的尊严，并将导致程序违法行为的泛滥。其次，程序违法行为同时客观上对诉讼程序造成了损害，或是污染了程序或是延缓了诉讼进程，或是不必要地增加了诉讼成本，既妨害了程序正义的实现，也增加了产生不公正诉讼结果的几率，从而使得程序的固有价值与程序的工具价值都无法实现。所以必须对程序违法行为给程序造成的不良影响尽可能加以消除，以使程序重新走上健康快速的轨道。诉讼程序法上的这种双重处理是由程序所担负的双重功能所决定的，程序表面上看是一个过程，但这一过程既要努力确保助成公正的实体结果的产生，又要保证过程本身在一般的社会公众看来是令人信服的且是富于效率的。过程不仅仅是手段，而是手段和内在目的的混合体。不能为了外在的目的而轻易牺牲内在目的。11所以在处理相关的违法行为时应从二个方面着手，而不能忽略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三）惩戒性与补偿性兼备

在追究有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时，会遇到二种情况：一是违法行为只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程序的公正性（当然程序违法皆不可避免地会损及程序的效率，但有时这种损害较小可以忽略不计），或者仅给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身权利造成损害且不涉及精神损害；一是违法行为既危害了程序本身又给其他参与人造成了物质上的或精神上的损害，或者无正当理由地加大了司法成本。在第一种情形之下，只能给予其适当程度的惩戒，以儆效尤。在第二种情形之下，既要针对其对程序本身的损害施加一定的惩罚，又要让其为给他人造成的物质及精神损失作出赔偿，并补偿国家因其违法行为而多支出的司法成本。补偿是辅的，仅在造成实际物质损害或可作物质补偿以作精神抚慰时方予实施，惩戒则只要有违法行为发生就应实施。

（四）责任主体的广泛性

诉讼程序法律责任主体有如下几类：

1、国家

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诉讼中有违反程序法的行为且此行为给私人或私人团体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时，国家就成为程序法律责任主体12，亦即国家向受损害的法律主体给予赔偿。

2、承办案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这种人员范围的大小因诉讼的类型而异，在刑事案件中可能涉及的人员最多，负责侦查检察审判的三种人员都可能成为责任主体。甚至包括公检法三机关中的辅助人员，如鉴定人勘验人员等。在民事及行政案件中一般只有法院的有关人员可能成为责任主体，但如果行政机关（在行政案件或民事案件中）甚至司法机关（在民事案件中）作为当事人，则问题稍显复杂，一方面机关工作人员可能成为责任主体，另一方面，其所在机关也可能成为责任主体，机关作为当事人既可能要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责任，也可能向国家承担责任，例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责令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行政机关按日交纳罚款（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3款）。

让办案人员承担程序责任尚有一个问题需解决，即办案人员的职务豁免问题。法官的责任豁免国内外向来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本文暂用此词）不可豁免，民事赔偿责任（本文姑用此词）则可以豁免。有的认为应区别对待违法时的主观过错，有的则认为应区分法官的行为的类型。13至于警察与检察官的责任豁免则似乎论者不多，美国的学者帕卡在分析刑事程序的两个模式时，叙述了犯罪控制模式的主张：“警察如果破坏了限制警察逮捕权限的规则，应对其进行制裁。不过最适当的限制方法是由警察部门的长官进行惩戒。因为警察部门的长官是警察是否遵守职业标准的最佳判断者，由其监督惩戒可以促使其部属成为更优秀的警察人员。在警察的行为确为不当时，可予以免职，或者在一般诉讼中给予被非法逮捕公民民事赔偿。”14笔者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如果违法而此违法又非经机关授意，则应分别情形予以处理：如果其行为没有给诉讼参与人造成物质损失或精神损害，则由其个人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则由其所在机关或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亦即，应实行（广义）司法人员在诉讼程序法律责任上的有限责任豁免制。15

3、当事人

无须赘言，三大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都可能成为程序法律责任的主体。当事人的程序违法行为的数量与种类总体上超过其他诉讼参与人，从故意拖延诉讼进程到拒绝满足对方当事人的合理请求到破坏法庭秩序到无视法官的合法指令等，不一而足。

4、其他诉讼参与人

证人及非以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参与诉讼的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在诉讼中也会实施各种违反程序法的行为，他们也必须为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程序法律责任。

5、案外人例如，违反法庭秩序的法庭旁听人员，违反法院协助执行通知的负有协助执行义务的银行等。

二、程序法律责任的分类

（一）初级分类

为简化起见，避免将问题人为复杂化，我们可以按照诉讼程序法的分类，将程序法律责任对应地分为三类，即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行政诉讼程序法律责任与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此外，考虑到在我国增设宪法诉讼程序对维护宪法的尊严及切实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望将来能实现的16，所以有必要在程序法律责任体系中添上第四种程序法律责任，即宪法诉讼程序法律责任。

（二）初级分类之矫正

在以上四类法律责任中有一种共同的责任。因为在四种诉讼程序中均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司法程序，严重危害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利益的程序违法行为，从而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并进而为立法者规定为犯罪，那么此时就存在一种责任类型的契合：程序违法行为的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既是程序法律责任又是刑事法律责任。但就立法的体例而言，这种发生契合的法律责任尽管在四类诉讼程序法中会有所规定（例如笼统地规定某一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但具体的责任的承担方式应主要由刑法加以规定。刑法中规定严重违反程序者的法律责任的实例很多，例如，我国刑法典第313条规定了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罪，德国刑法典第154条规定了伪誓罪。17所以，以上四类程序法律责任的划分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并不很完整，它们的一小部分实际是为刑事法律责任所包容了。

三、程序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公法性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只有在以下要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有关主体才可能承担公法性的程序法律责任：

1、程序责任能力国家或国家机关作为者或者的代表当然具有程序责任能力。其他主体只要具备诉讼行为能力就能充当程序责任主体。至于与刑事法律责任契合的那部分法律责任的责任能力应依刑法的要求为据。

2、程序违法行为程序违法行为可以分为二类：（1）对于诉讼程序法明定义务的违反，例如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2）违反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所作的指令。至少在大陆法系法官不是立法者，但是，法官在诉讼中的指令通常应是依法发出的，是为了确保诉讼的顺利并快速地进行而对案件所作的必要的管理活动，这种指令通常应被视为是法律的衍生产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律，对他的违反也是一种违法。这有点类似于民事法律赋予当事人之间约定以法律效力的情况。

3、主观过错由于程序法较为直观，所以，对程序法的违反大多基于故意的主观形态而发生，对于法官来说尤为如此。但也并不排除个别情况下违法行为是基于过失而实施的，例如，法官在开庭时明知应当告知当事人享有回避申请权而又忘记了告知，案件的旁听人可能一时忘形而扰乱了法庭秩序。

（二）私法性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除了以上二个要件外，尚需另外二个要件方能令有关主体承担私法性的程序法律责任：

1、损害结果这是指在诉讼中，某一非权力主体的违法行为实际给其他同为非权力主体造成了物质损害或精神损害。

2、因果关系这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

四、程序责任的承担方式

1、程序无效这种责任方式主要适用于权力主体即法官，检察官警察违法的场合不包括行政案件中的行政机关，因为行政机关虽然拥有公共权力，但那是在行政法关系中加以运用的权力，在诉讼程序中它也是听候聆迅等待判决结果的一方当事人，并不享有诉讼程序上的国家权力。而在我国检察官当事人化目前仍是一种奢望。警察作为证人出庭也依然是困难重重。

对有程序违法行为的职权主体之所以要否定其已进行的相关程序，一是基于维护程序正义的要求，一是使其不能获得他在实施违法行为时所希望获得的预期结果，以示惩戒。

否定其职权主体进行的违法程序就一定要同时否定该程序的结果及进一步衍生的结果（所谓“毒树之果”原则），否则就可能会有更多的执法人员不惜以身试法去追求某种结果。而且，从实体公正的角度出发，违反程序所获得的结果我们很难去判定她是真是假，恰如刑讯逼供所获得的口供一样。

但作为一种调和，需要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寻求平衡，美国人在“毒树之果”原则之外发展的了一些例外，可供借鉴。即一方面有关程序，一方面又在特殊情形之下对其结果作有限的使用。例如，在1939年的纳多恩诉合众国案件中，法院宣称：有时“毒树”与在法庭上被提供的证据之间的联系可以变得就象风吹乌云散，从而足以避免最初的违法行为对证据的污染。18笔者认为这类例外应严格限制在重罪案件当中，例如可能判处15年以上刑期的案件。

2、失权这是指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如果不依照法律的规定或法官的指定完成规定的诉讼行为则将面临以后也不能进行此诉讼行为的后果。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2条第3款规定：“关于诉之合法与否的责问，被告应在同时并在本案言辞辩论前提出，如果在言辞辩论前，已经规定有命被告答辩的期间，被告应在此期间内提出责问。第295条第1款规定：“违反了诉讼程序，特别违反了有关诉讼行为方式的规定是，如果当事人抛弃了遵守这些规定的要求时，或者如果他在基于这种程序而进行的最近一次言辞辩论中或在与这种程序有关的最近一次言辞辩论中，曾经到场并且知道这种违反的情形或者可以知道而不提出责问时，就不能再提出责问。”19我国的涉外仲裁规则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一方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本仲裁规则或仲裁协议中规定的任何条款或情事未被遵守，但仍参加制裁程序或继续进行仲裁程序而且对此不遵守情事就是地明示地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放弃其提出异议的权利。”20

3、不利推定及不利裁判如果当事人一方在诉讼中不按照法律或法官的规定及时就对方的诉讼请求或进行答辩或对答辩进行再答辩，那么法院就可以依其怠惰行为对其作不利推定，或依对方当事人的请求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判。例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第2至4款规定：“当事人应当以简短明确的措辞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每一个请求作出抗辩并且自认或否认对于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对必须回答的诉答文书中的主张，除关于损害赔偿的金额数的主张外，在应答诉答文书中如果没有加以否认，即视为自认。”21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12•1条规定：“在本规则中，缺席判决指被告符合如下情形时，法院未经审理迳行作出的判决（a）未提出送达认收书的；或者（b）未提出答辩的”22英国的此类缺席判决在美国也有对应的概念，即DEFAULTJUDGEMENT（亦译不应诉判决），其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条第1款规定“传唤状中还应当写明被告的应诉和答辩期间，并应告知被告如果不在规定的期间内应诉和答辩，则根据原告状所请求的救济，对被告作出缺席判决”23

4、支付对方当事人多支出的诉讼费用这是法院在某一方当事人的不合法的诉讼行为加大了对方当事人诉讼成本的情况下对违法当事人所做的制裁。例如美国联邦法院的诉讼程序中规定：事实上的有错误或法律上无理由的诉答文书将会导致法院对律师及其客户均课以相应的制裁（例如，法院可以命令补偿被告人因回应所提出的不适当的状而花费的金钱，包括其律师费用在内）24。德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其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无益的攻击与防御方法者，即使其在本案中胜诉，也可以命其负担因此而生的费用。”第409条第一款规定：“有为鉴定义务的人，不到场或拒绝为鉴定的，应负担由此而生的诉讼费用”25我国司法解释中有个别有点类似的规定：“在第二审中，一方当事人提出新证据，致使案件被发回重审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其补偿误工费、差旅费等费用。”26

5、拘传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已有规定，只不过是以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名义出现。但我国的拘传仅适用于当事人，而许多国家允许对证人也进行拘传，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94条第一款规定：“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出庭的证人，法院可以命令拘传。”27德国民事诉讼法典80条也有相类似的规定。我国应参照此类规定。

6、罚款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中都有相关的规定，世界各国也均有规定。

7、拘留此责任承担方式我国三大诉讼法也均有规定（所谓司法拘留），在刑事诉讼中是针对违反法庭秩序的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所采取的，而在民事与行政诉讼中的拘留则可以适用于所有妨害民事诉讼的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员（包括在执行阶段），而且拘留的最长期限是15天。国外的拘留较之于我国的拘留有二个不同之处，一是其适用范围更广，除了适用于妨害诉讼的行为外，还适用于拒不到庭的证人，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0条第一款规定：“经合法传唤而不到场的证人，可以不经申请而命其负担因不到场而生的费用。同时可以对他处以违警罚款，不纳罚款时对他科以违警拘留。”二是其拘留期限较长，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913条规定拘留最长可达6个月。28

8、纪律处分这是对违反诉讼程序法的职权主体所适用的一种责任形式，但应仅限于该主体实施违法行为系基于过失，这种处分可以包括给予警告、记过等形式，但不宜扣减薪金，更不适宜降级。

9、免除职务如果职权主体在诉讼程序中故意违反程序法，则应当免去其职务，尤其是法官。法官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实际守卫者如果故意违法，就说明他不再具有占据这一神圣职位的资格。对于法官的要求必须要高于对其他公务人员的要求，否则实际上就已经把法官与一般公务员混同了，把法院混同于一般行政机关了，那么法院就没有资格再去裁判行政机关作为当事人的行政案件了。但我国目前的司法责任追究制度中对于法官的责任的追究与对一般公务员责任的追究实际上没有二样，例如，《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第条规定……。对故意违反法律的审判人员居然仍允许他留在法官的位置上操刀断案，实际是将当事人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诚如学者所言：“对法官的处罚不应以行政的方式进行，法官只有合格与不合格二种，如果事实证明某个法官不具有法官行为能力或其缺乏公正伦理，而在其受行政处分后续任法官，那简直就是对公正的嘲弄，这与让抢劫犯去把守银行何异？”29

10、刑事责任诉讼程序中的职权主体如果严重故意违反法律则除了应免除其职务外，尚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不应对其单独适用罚金等财产刑。其他诉讼参与人甚至案外人如果有严重的违法行为也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法律责任体系之中有一独特的责任形式，即藐视法院罪（制裁）。“英国法上的藐视法院系指旨于损害或干扰司法诉讼程序的行为，英国法认为法官有处罚这种行为的内在管辖权（INHERENTJURISDICTION）。藐视法院分为两类，即（1）刑事性质的；（2）诉讼法性质的。属于诉讼法性质的一般称为民事藐视。刑事藐视法院构成普通法上的轻罪，用罚金与监禁处罚。。。。。。常见的刑事藐视为干扰证人、陪审员，证人经传唤不出庭，违反法院禁止公布证人姓名的指示，在诉讼系属中公布旨于损害公正审理的材料，对诉讼当事人施加不适当的压力，使当事人按照他们不愿意接受的条件达致和解协议等……如果持续不执行法院的裁决，监禁可以是不定期的。”30相应的立法较多，例如，英国的新民事诉讼规则第32•14条规定：“如果证人对案件事实没有诚实的信念，在事实声明所确认的书证中做虚假陈述，或者引致虚假陈述的，可以向有关证人提起藐视法庭诉讼。”该国的诉讼指引第4•11条规定：“宣誓证人如果拒不遵守依《民事诉讼规则》第34章对其签发的出庭作证的命令，可对其提起藐视法庭的诉讼。”31藐视法庭这一独特的责任形式的贡献正如丹宁勋爵所转引的那样：“没有任何事情能比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更重要了，据此，当事人才可能保持自身和名誉不受无端的损害……蔑视法庭罪无疑是普通法对欧洲大陆以外不知道这种司法惯例的世界大部分地方促进文明行为所做的一个伟大贡献。”32

五、相关程序

（一）责任追究程序

1、刑事责任之追究程序如果在诉讼中发现有程序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应当及时转入刑事公诉程序。（1）程序之启动非职权主体在诉讼中的行为构成犯罪的，若违法行为发生在民事或行政案件中则由主审法官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若发生在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的违法行为由该案的侦查机关（公安或检察院）一并侦查（以便合并审理，提高效率），审判阶段的违法行为由主审法官所在的法院申请上级法院指定另一法院审理，但仍由原程序中的检察院负责。法官、检察官、警察等职权主体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如果该案中有另一职权主体指控其犯罪，则应由该案的管辖法院将案件移送给上一级检察院指定另一检察院侦查并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如果非职权主体（包括行政诉讼中的行政机关）指控公安司法人员犯罪，则指控应向负责原案件的检察机关的上一级检察院提出，并由该院指定另一检察院处理。

在英美法系藐视法庭罪一般是由受到干扰或藐视的法庭的法官直接处理而非交由另一法庭处理33，并不避讳被指责违反回避原则（有时违法行为直接侵害的是法官本人）。但我国不能采用相同的程序，因为我国法官目前的素质不能保证其在其个人尊严遭受冒犯的情况下能够公正地作出处理。

2．追究诉讼参与人非刑事的程序责任之程序

如果程序违法行为是在民事及政诉讼中实施的，或是在刑事诉讼的法庭审理阶段实施的，则自然由该案的法官作出裁判。如果是在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或审查阶段实施的，按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是由公安或检察机关予以追究，例如，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了法定义务，则由执行机关追究责任。但考虑到我国强制措施的运用中存在问题较多，应参照许多法治国家的强制措施均是由法官决定的（个别由检察官决定），因为这样做有利于遏止侦检人员的违法行为。

3．追究诉讼中之职权主体非刑事的程序责任的程序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警察或检察官的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则其法律责任由法官依诉讼参与人或案外人之申请，或依职权主动追究。如果法官有程序违法行为但不构成犯罪，则其法律责任应由专门的司法惩戒委员会作出决定，因为法官在职务保障方面应享有较之于其他公务人员更高之保障。至于司法惩戒委员会不能设于各级法院内部，如果如法官法规定的那样由本院人员决定是否追究法官的法律责任，那么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只是一种奢望，而且这种机制会进由一步降低法官的独立性，因为法官在这种机制之下更得看他本院长官的脸色行事了34。目前可考虑在最高院及各个高级法院内部通过选举（而非指定）的方式各产生一个司法惩戒委员会（成员必须均为法官）35，再由各个司法惩戒委员会各选出一人组成一个特别司法惩戒委员会。各高院的司法惩戒委员会负责其下级法院法官受弹劾案的裁判，最高法院的司法惩戒委员会负责高级法院法官受弹劾案的裁判，特别司法惩戒委员会负责最高法院法官弹劾案的裁判。

对法官的弹劾程序可以由诉讼参与人或案外人提起，也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司法惩戒委员会应当采用对论程序，做最终评议时必须实行秘密投票表决的方式。此外，应注意的是弹劾的事由应仅限于法官有程序违法行为，因为法官的实体违法行为常常是与其程序违法行为伴生或以其为诱因，通过审查其程序违法行为一般即可同时查清其实体违法行为。

（二）救济程序

1、追究刑事责任时的救济程序如果某一人员因诉讼程序中的违法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就应以完整的两审终审制度确保追究的公正性。即便程序违法行为是在二审程序中发生的而且又是由同一审判组织予以审判的，那么也应允许其在原案二审程序之后就该二审法院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裁判提起上诉，即向原二审法院的上级（第三审级）法院上诉。

2、追究诉讼参与人或案外人非刑事的程序责任时的救济程序。对此类被追究者应予区别对待，如果所给予的制裁较重，如拘留，罚款，支付对方高额诉讼费用等，则应允许其对法院的裁判提出上诉或抗告36，

3、追究侦检审人员非刑事的程序责任时的救济程序法官对侦查、检察人员是否应承担非刑事的程序责任作出了裁判后，如果侦查、检察人员或控告人不服，则可以提起上诉。但对于司法惩戒委员就法官弹劾案作出的裁判则不允许再寻求上诉，因为司法惩戒委员会的组成方式及其审判方式已能够保证其裁判具有很高的公正性。

（三）一个似是而非的悖论

对于程序中违法行为的实施者追究程序法律责任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此追究程序若又再次发生程序违法行为，则又需再启动另一程序责任追究程序……这样就似乎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悖论之中37。然而，这不是一种无休止的循环。这种循环不是一种简单重复的循环，一般每个程序都有其不同的解决对象，而且循环的次数实际取决于程序法在一个国家的受尊重与执行的程度，因为，如果能严格按照法律追究程序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则程序法的威信必将真正树立起来，程序违法行为必将越来越少，追究程序违法责任的程序最终将几可束之高阁。

【注释】

1本文虽然仍主要是从诉讼法的角度来研究程序法律责任问题（这显然是因为诉讼法是程序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以程序法律责任为题首先表明了笔者的一种观点，即应当针对传统的法律责任实际就是实体法律责任的事实，提出一个全新的、处于同一层面的、与之对立的概念，即程序法律责任，这样才能真正地完善法律责任的体系，才能有助于尽快构建起和谐的程序法律责任制度。

2但已有较多学者认为，现代民商法由于有了较多国家干预的内容，出现了所谓私法公法化的现象。相反，行政法却有所谓公法私法化的倾向，例如行政合同。

3即法官有义务使当事人就法官自己所认为重要的一切事实作充分的说明。而且如遇疑问可以进行职权调查。

4汤维建、徐卉、胡浩成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流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5徐昕译《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6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英美的行政法的发展相对滞后，英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承认行政法，认为行政法是专制的产物，而且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英国的行政法全然没有一个新法律部门的门面。参见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7美国的律师在法庭上无权监督审判活动，他们只是与辩护律师平起平坐的公诉律师。参见杨诚、单明主编《中外刑事公诉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但是美国检察官在辩诉交易等方面所拥有的广泛权力则又是许多国家的检察官所不敢企求的。

8在德国与日本等国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条文规定了当事人有作真实陈述的义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7至209条），这也间接地否定了民事案件当事人享有沉默权。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由于允许当事人在大多数案件中可以不出庭，因此我国的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实际一般是享有沉默权的。笔者在对此问题有所感悟的同时，从一些译注中得知有学者正就相关问题进行课题研究。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徐昀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注释）

9传统上，民事诉讼法学界认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仅是法院与诉讼参与人之间的诉讼关系，但赵钢教授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还应包括当事人之间及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诉讼过程中形成的诉讼法律关系。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第三章），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10英美的证据开示程序与我国的证据交换有很大的差异，前者有丰富的多的具体内容，但同时又是耗时过多和成本高昂的程序，常常被用于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拖延和不必要花费的非法目的。参见〖美〗杰弗里.C.哈泽德、米歇尔•塔鲁伊著〈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11〖美〗富勒：《社会秩序的原则》，1981年，第47至64页

12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没有用法律责任主体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赔偿义务机关”一词。一些教材也区分使用这两个概念，认为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是国家，而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是致害的国家机关。例如，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7章），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13过去，英国法官的豁免权范围取决于法官的地位，旧判例区分高级法院法官与低级法院法官，前者的行为即使有意损害他人利益，亦享受司法豁免权，而后者的司法豁免权则限于行使审判权范围内的行为，1975年上诉法院的Sirrrosv•Moo案判决废止了这项原则。参见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14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15其实，关于程序责任的豁免权之争在其他领域也存在，例如仲裁员的责任问题。美国完全免除仲裁员的责任，奥地利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则要求仲裁员承担责任，但在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上则有不同规定。而日本捷克等国立法上无规定，实际上无案例，理论上无讨论。参见黄进、徐前权、宋连斌：《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至73页。

16宪法诉讼应是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诉讼制度，它应有独特的受案范围，专门的诉讼程序，专门的审判机关。最高法院2001年6月28日通过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民事责任的批复》，虽涉及宪法问题，但离建立真正的宪法诉讼制度仍相距甚远。

17徐久生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18〖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19谢怀拭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第71页。滥用诉讼权利也是一种程序违法行为，德国法此处的规定就是对这类违法行为的制裁。

20《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文本）第45条。

21白绿铉卞建林译《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22同注5，第54页。

23同注21，第12页。应注意的是英美两国的缺席判决与我国的缺席判决有很大差异，前者实际是对不应诉当事人的制裁，而后者按我国的一般观点不是制裁，且应当在认真审查既有诉讼文书与证据的基础上尽可能正确地作出。。

24同注4，第14页。

25同注19，第22、101页。

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9条。二审提出新证据可能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不一定是出于拖延诉讼的目的，所以，此条文的实质与前所引的美、德等国的规定或条文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27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28同注26，第94、251页。

29徐显明：《司法改革20题》，载于《法学》1999年第9期，第6页。

30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9至20页。

31同注5，第163，568页。

32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33参见注32所引书的第一章中所列举的几个案例（第1至60页）

34《法官法》第48、49条规定：“人民法院设法官考评委员会……考评委员会主任由本院院长担任”。

35此前，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常怡：《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载于《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23页。

第6篇：司法解释大全范文

我国学者对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论述颇多,但往往囿于各种原因,其论述失之简略¹。对准确理解该概念,把握其规范价值进而将之应用于司法实践造成诸多不便。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数个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而对于债权人负以同一给付为标的的数个债务,其中一个债务人完全履行时,其他债务即因债权人的目的达到而消灭的债的关系。其构成要件为:不真正连带债务中数个债务的发生原因各不相同,债务人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发生对债权人为同一给付的义务,他们的债务不具有同一目的,他们各自仅对自己的债务负责,各债务人之间不存在确定的债务数额分担问题。然而,在关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法效果方面学者之间则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112(P672-676)122(P155-157)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法效果为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中的一人、数人或全体,得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的债务履行;债权人因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自己的债权满足时,其他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即归消灭;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请求、免除、混同、消灭时效完成等事项,对其他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在/某些情形0,存在请求权移转问题。然而该请求权的移转是属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一般效力,还是/某些情形0下的例外情况?论者张广兴先生未明示。依其上下行文,显然不属不真正连带债务效力的一般范畴之内。另一种观点认为:132(P536-544)其法效果包括对外和对内两方面:一方面为对外效力。对外效力是指对债务人之一发生的事项的效力是否及于其他债务人。由于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基于不同原因而产生的分别独立的债务,对于债务人之一发生的事项原则上对其他债务不发生任何影响,即其效力不及于其他债务人。如对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请求、免除、混同、时效完成、受领迟延等,对其他债务人概不发生绝对效力。但一个债务人发生了客观上满足债权的事项,其效力及于其他债务人,即其他债务随之消灭。债务人之一的清偿、代物清偿、提存、抵销均属于此类事项。不真正连带债务人中有应终局负责的债务人的,债权人对该债务人的债务免除的效力及于其他债务人,即其他债务的债务在终局责任人得以免除债务的限度内也归于消灭。另一方面为对内效力。其对内效力是指履行了债务的债务人可否以及如何向其他债务人追偿。不真正连带债务人之间没有内部分担关系,因而也不存在基于内部分担关系而产生的内部求偿权。但是,不真正连带债务往往是由于可最终归责于一个债务人的事由而发生,该债务人对其他债务人的债务的产生应负终局责任。此时为维护公平,在其他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应允许其向终局责任人求偿。依第一种观点,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效力一般只涉及其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涉及各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债权人向某一个或某几个债务人请求履行义务而实现自己的债权,其他未履行义务的债务人的债务亦随之消灭;或者债权人对某一个或某几个债务人的免除、混同、消灭时效完成等事项,对其他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同时,履行义务的债务人对其他未履行债务的债务人不享有求偿权。这样一来,债权实现的结果在各债务人之间造成了新的不公平,而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效力又对此不予规范。因此,这种观点对不真正连带债务问题的解决并不彻底。第二种观点将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效力区分为对外效力和对内效力两部分,其对外效力主要解决债权人与其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内效力则解决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以后,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认为各债务人之间存在终局责任的承担者,应该由终局责任人最终承担此债务,履行了义务的债务人可向终局责任人进行追偿。但问题的关键是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要件并涉及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履行了义务的债务人以何依据、如何向终局责任人进行追偿?论者孔祥俊先生注意到第一种观点所存的问题并试图予以解决,但其解决方案并不彻底,结论亦不能令人信服。本文试图回到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的原产地)))德国法学。以德国法学抽象化、体系化的思维方式对此问题作一梳理,以求抛砖引玉。

一、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德国法学的特有产物

自法制近代化以来,当今世界形成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在法的基本观念、法律思维方式、法的内容及其形式等诸多方面迥然不同,但是究其本源,则可溯及至罗马法及日耳曼法。在古日耳曼社会,法是作为一种习惯法,从祖先开始代代相传的正义与和平的秩序,并在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信念逐渐确立的。由于是从祖先代代传下来的,故对人们来说,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0,也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制定出的东西,而是一种被人们发现的东西。在日耳曼法下,当社会和平秩序遭到破坏时,人们为了恢复秩序而提讼,在日耳曼诉讼以前,客观上不存在明确的法,而法是从案件中被发现的东西,裁判是从案件中发现法的程序,具有维持社会法律秩序的意义。日耳曼社会不存在成文法,但是自古以来的正义与和平秩序作为最高的规范仍支配着社会,所谓的裁判也就是去发现案件中应有的法。关于日耳曼法及裁判的这种思考方法也随着民族大迁移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的入侵而进入英国。通过各地的裁判,使各地、各部族法(习惯法)逐渐明朗化了。之后,威廉一世及其后继者们通过国王法院的裁判逐渐统一了习惯法。这种统一后的习惯法是王国的一般习惯法,也就是所谓的普通法。普通法是在积累法院判例的基础上形成的。判例显示一个案件中的法为何物,法存在于判决中。142(P72-74)152(P64-67)由于这种法的基本观念、法的表现形式、法律思维方式决定了英美法系中,程序法处于法律体系的核心地位,也没有形成构思精妙、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实体法体系。其法制的重心在于/正当程序0的构造,其法学理论的核心在于确保人们接受公正的裁判,而不像大陆法系那样程序法实体法严格区分,实体法处于法律体系的中心,其法学的重心在于精巧的实体法建构。162(P15-18)与英美法系不同,以罗马法为源头的大陆法系则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子。与一切古代社会一样,罗马社会的法律也是诸法合体,实体法与诉讼法也未分离,而不像现在的大陆法系这样,实体法处于主导地位。在罗马法初期,并非所有的案件都可以提交法院进行裁判,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具有诉的可能性的案件才能提交裁判。172罗马法的诉是采用事实和法律评价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今天采用对事实进行抽象而作为法律构成要件的制定法。152(P2)罗马法的诉的制度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在初期和后期就变化了若干种形式。即开始的法律诉讼时代以十二铜表法及其后制定的市民法规定的诉为基准而,并进行裁判。后来的程式书程序中,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对原来的法律进行类推、扩张解释,以比以前更广的范围内认可的诉(程式书)为基准。再后来就是非常诉讼程序,主要是以具有制定法性质的永久告示录所认可的诉为裁判的基准。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经过了程式书诉讼程序、非常诉讼程序时代,罗马法中诉的数量得到了增加,并变得复杂化了。后期注释法学派用当时盛行的经院哲学(主要是辩证思维的方法)))笔者注)对罗马法进行了解释,并给罗马法导入了一个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化规范使得诉向实体法化方向发展,从而开始主张诉讼法分离出来独立存在。这样,诉也才开始分解。这个分解即事实和规范的分离(法规范的抽象化)、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分离,经过其后大陆法系学者们的研究更加向前发展。,,作为抽象性规范的体系化了的诉,专门作为实体法规范而被认识,随着其后社会的发展,内容不断得到增加,最终发展成了堪称理论性的精致体系的1896年德意志民法典。152(P64-66)德国的法文化是一种唯理主义、建构主义的法文化。这种法文化的性格就是把司法推理过程技术化,把技术问题理论化,把理论概念化,把概念抽象化,把抽象极致化,把所有因子体系化。不论是法典还是理论,是法官还是教授,是判决书还是教科书,都不过是这种法文化的具体表现。182(P142)由于萨维尼的反对,本有可能在19世纪初开始的德国民法典编纂工作被推至世纪末,这使得德国人有充足的时间构筑他们精巧的法律体系。在这期间,潘德克吞学派把5国法大全6撕碎揉烂、仔细咀嚼,在本已初步成形的理论典籍上把德意志人的抽象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借着将抽象程度较低的概念涵盖于-较高等.(的概念)之下,最后可以将大量的法律素材归结到少数-最高.概念上。此种体系不仅可以保障最大的概观性,同时亦可保障法的安定性,因为设使这种体系是-完整的.,则于体系范畴内,法律问题仅借逻辑的思考操作即可解决。它可以保障由此推演出来的所有结论,其彼此不相矛盾,因此可以使法学具有,,纯粹科学之学术概念意义下的)))-学术性.。0192(P356)/这种整理又以我们在理性法时代研究了解的那些过于夸大的教条主义为标志,,法律秩序如今体现为一个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制度、概念和原则为完整体系;通过逻辑的因而也是-科学的.适用,就能获得对所有法律案件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适用就降为一种纯-技术.过程,一种只听从抽象概念那种臆想的-逻辑必然性.的计算过程。01102(P260)总而言之,/发现法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之间的意义脉络,并得以概观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0192(P356)在体系化的过程中,德国法学家利用编纂概念和当为概念的区分,形成法体系¹。Heck认为:/只有当利益经由转为当为观后,对法规范的产生始有因果关系;反之,编纂概念仅属观察法律,说明法律的衍生结果,对法规范的产生,并无因果关系。01112(P49)编纂概念是为将法规范体系化,以概观的方式将法规范表现出来,用以把握法规范之间关联的一种技术手段。它与法规范本身的产生形成并无因果关系。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时,科学、公正的态度应该是将该纠纷当作一个/开放的问题0加以处理,然后从这一基本态度推敲各种可能想到的解决方法及其依据。经由权衡各种解决方法的正反理由,而后做出决定,结束解决该纠纷的过程。在解决该问题时所获得的结果,便可构成法律规范的基本素材。由于这些处理结果是对一个个生活片断所做的,而这些生活片断之间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联,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每一个处理结果皆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法秩序的全部内容)))这也与各种价值判断之间相互冲突有关。由于我们所遭遇的问题结队而出,对其所做的裁断也便聚结成群,它们之间不但关系紧密程度不同,而且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不同。因此在这里应该探求任何一个对规范的发现有意义的关联。寻求处理结果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倘若认知了共同的特征,并在说明上加以总结,则一个涵盖广阔的编纂概念便因此产生,从而获得将既存之事务关系以概念体系的方式加以说明、表现的机会。1112(P431-432)在这过程中,处理结果的/一致性0形成涵盖程度、抽象程度较高的/上位概念0,其差异性形成此/上位概念0所涵摄的(各种类型)/下位概念0。如此可经由/一致性0和/差异性0的不断寻找来塑造各种不同抽象程度之概念,最后将所有的法律概念上系到最上位的概念形成一个法体系。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各种各样,对纠纷的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对各纠纷的个案处理形成法素材。为实现相同事物相同处理、不同的事物区别处理的基本法律原则,避免个案公正与法秩序整体价值的冲突,同时将法规范以概观的方式表现出来,有必要对个案处理所形成的法素材进行归纳整理。不真正连带债务正是对有关法素材进行归纳整理而形成的。能够引起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情形据张广兴先生归纳,有如下类型:(1)数人分别就自己债务的不履行,发生同一损害赔偿债务;如为债权人建造房屋,甲负责设计,乙负责提供材料,丙负责施工。后因甲的设计不合格,乙提供的材料有瑕疵,丙的施工质量低劣,使房屋不能适于使用。甲乙丙三者均违反各自的履行义务,各负赔偿全部损害的义务。(2)数人分别因各自的侵权行为,使他人遭受同一的损害。如甲不法侵占他人之物,乙将该物不法损坏。甲乙即各自对受害者负损害赔偿的义务。(3)一人债务不履行,与他人的侵权行为竞合。如保管人疏于注意,致保管物被他人盗窃。(4)合同上的损害赔偿债务与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债务的竞合。如已加入保险的财产被他人不法损坏,保险人与侵权行为人同时发生损害赔偿义务。(5)两个合同上的债务竞合。如甲乙对债权人各负寻找遗失物的债务。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122(P156)这诸多类型各不相同,差异巨大,处理结果也各不相同。但不真正连带债务只是提取其债务的发生是基于偶然的事实上的原因,数人对同一债权人负同一给付标的,数个债务人之间不具有牵连关系,虽负同一给付标的,但各债务人的债务并不具有同一目的作为构成要件,而忽略各种类型自身具体的特殊性质,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类型。向上,依债的主体为一人或多数人为标准(一致性),它可与连带之债、按份之债形成多数人之债。向下,依其发生原因的不同可以划分诸多不同的类型,如上述张广兴先生所归纳。可见,不真正连带债务是通过把握法规范间的关联而形成的一个抽象程度较高的编纂概念。其次,不真正连带债务所涉及的纠纷类型在日常生活中,在世界各国都可能发生,但只有在偏重于体系化抽象化思维的德国法系¹有此概念。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的法国法系并无此概念却同样能很好地处理此类纠纷,亦是其编纂性质的极好证明º。最后,不真正连带债务在德国法系民法中处于债法总论中的位置也可侧面说明此一性质。

二、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特征:构成要件和法效果过度抽象化

(一)不真正连带债务的特征:构成要件和法效果的过度抽象化依大陆法系的法观念,任何一个完整的实体法规范都由两部分构成:它首先将一个通过抽象的方式加以一般地描写之/法律事实0,规定为构成要件;然后再将同样以抽象方式加以一般地描写之法律效果,归属于该抽象的法律事实。将系争法律效果作如是之归属的意义在于:当该构成要件所描写之法律事实存在时,该法律效果便因而发生,换言之,该法律效果便在具体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1112(P113-114)法条或法律规定之意旨,若在要求受规范之人取向于它们而为行为,则它们便是行为规范;法条或法律规定之意旨,若在要求裁判法律上争端之人或机关,以它们为裁判之标准进行裁判,则它们便是裁判规范。,,由于裁判机关进行裁判时,当然必须以行为规范为其裁判的标准,故行为规范在规范逻辑上当同时为裁判规范,否则,若行为规范不同时为裁判规范,则行为规范所预示之法律效果不能在裁判中被贯彻,从而它便失去命令或诱导人们从事其所欲命令或诱导之作为或不作为的功能。1112(P110-111)即一个完整的实体法规范一般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两个基本功能。这两个基本功能的发挥必须通过法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法效果来实现。作为行为规范,法规范通过赋予一定行为以特定的法效果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没立行为模式,要求人们按此行为模式行事,以保障人们和社会合理有序地生存和发展。作为裁判规范,它是裁判机关在纠纷产生时,据以解决人们之间纠纷的依据;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命令或诱导人们根据法规范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来进行日常事务安排。于此,法规范的构成要件和法效果必须对所涉主体的相关行为有所规定、有所指引才能发挥其规范功能。而不真正连带债务作为一个抽象程度较高的编纂概念,只是提取其所涵盖的各类型债务的发生是基于偶然的事实上的原因,数人对同一债权人负同一给付标的;数个债务人之间不具有牵连关系;虽负同一给付标的,但各债务人的债务并不具有同一目的;而忽略各种类型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质作为构成要件。忽略各具体纠纷类型处理方式的特殊性、差异性,而取其处理方式的共同性、一致性,形成同样抽象的法效果。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要件只涉及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就同一给付标的的债务的形成原因,并未涉及各债务人就形成负同一给付标的的债务时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事实上,在负同一给付标的的不真正连带债务形成时或形成之前,各债务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各债务人对债权人所负的债务是自己的债务,债权人依据自己责任的私法原则向债务人全部、部分或其中的一个请求履行义务,实现债权并无任何不当之处。其债权实现后,并不当然在各债务人之间形成利益冲突关系。例如,在财产保险中,保险财产被第三人损害,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和该第三人之间形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如果被保险人先向该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并获得满足时,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债务当然消灭,第三人对保险人不享有任何要求利益补偿的权利。此结果合理合法,不需对第三人和保险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要件和法效果也不需要涉及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形是被保险人先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并获得实现。此时,被保险人不能超过其实际损失范围接受损害赔偿,他与该第三人之间的债务应随着保险人的清偿而消灭。但被保险人的损失是由该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第三人不能因保险人的清偿而免责。被保险人债权实现的结果造成了新的不公平,需要在该第三人与保险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消除此不公平。但是,在时间顺序上,此不公平是在不真正连带债权实现以后才产生的,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产生以前,各债务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要件想要预先对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进行涵摄,事实上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不像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各债权人、债务人之间在其债务产生之前,或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预先就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此法律关系是形成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的基础,也是确定各债务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在发生原因上,此不公平是由偶然的、事实上的原因造成的,若被保险人先向该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并获得实现,不会发生此不公平问题,不需在保险人和该第三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出于偶然的原因,被保险人先向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获得实现,才在事实上形成、引发各债务人之间的不公平,对此偶然发生的原因,法律无法作出预判,也无法在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要件中预先给予涵摄。同时,不真正连带债务是对各种的债务纠纷类型进行抽象、涵摄而形成的,各类型债务纠纷的发生原因各不相同,也难以对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整齐划一的标准进行涵摄。在平衡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时,因此不公平后果是由不真正连带债权的实现引起的,是由私法的自己责任原则与公平原则相冲突,基于法秩序整体价值统一的要求而引起的,对此不公平问题的处理应基于各纠纷类型债务人之间关系的本质结合法秩序的整体价值、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处理,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法效果无法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在不真正连带债务法效果的形成方式上,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法效果是通过寻找各种类型纠纷处理方式的一致性,忽略其差异性而形成的,各种具体纠纷类型的处理方式对形成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法效果具有基础地位,而不是相反,由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法效果向下枝分形成各种具体纠纷类型的处理方式。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法效果只能是抽象的,不可能涉及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由此可见,与其编纂概念的性质相符,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要件和法效果只能是抽象的,不能涵摄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前述孔祥俊先生认为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对内效力主要在于处理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的论述显然欠缺法理基础,其结论不能令人信服。要公正地处理不真正连带债务类型纠纷,确实在各债务人之间有一最终责任的承担者,履行了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债务人确实可以要求最终责任承担者进行利益补偿。但该责任的承担根据、承担方式则另有依据。面对法律实务、纠纷处理,以逻辑三段论、逻辑算计的方式适用不真正连带债务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要件和法效果有过度抽象化之嫌。

(二)不真正连带债务概念的存在意义在多数人之债中,不真正连带债务作为一个与按份之债、连带之债相区分的独立类型,有其合理价值。在处理债的主体一方或双方为多数主体的多数人之债时,大陆法系各国通常依据债的发生原因的不同,分别以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如我国5民法通则6第86条:/债权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享权利。债务人为二人以上的,按照确定的份额分担义务。0即按份之债的各债权人和债务人各自所享有的债权和承担的债务在多数人之债成立时或是依据法律的规定或依据当事人的约定,其各自的份额即已明确确定。债权人依照各自的份额且只能就自己所享有的份额,直接向债务人请求行使债权,债务人也仅就自己应承担的份额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各债权人各债务人内部之间和债权人债务人相互之间不存在代为接受债权承担债务及随后而来的求偿问题。5民法通则6第87条规定:/债权人或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享有连带权利的每个债权人,都有权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0连带之债或基于法定原因产生,(如民法通则上有关的法定连带之债有:个人合伙债务;企业法人联营的债务;上的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责任。其他单行法和司法解释也有许多有关法定连带之债的规定。)或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而产生。但无论是基于法定原因或意定原因而产生,其数个债的标的为同一;数个债具有相同的目的;连带之债的债权人之间或者债务人之间具有连带关系,对于数个债权人或者数个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的非关于个人利益的事项,对于其他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也发生同样的效力。同时,这种连带关系在债的成立时即已确定。由于债务人之间或具有共同的利益关系,或具有共同的过错,或出于自愿,那么,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或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而赋予各债务人之间负连带责任则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在不真正连带债务,数个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同一给付标的,是由于事实上的、偶然的原因造成的。在不真正连带债务成立时,各债务人之间并不存在连带关系(对于数个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的非关于其个人利益的事项,对于其他债务人也发生同样的法律效力),他们对债权人所负的债务是由于他们各自与债权人所发生的法律关系所造成的自己债务,其给付的标的虽然同一,但他们之间并无法律关系,所负的债务也不具有同一目的。只是由于法律规范关于此债务的规定发生竞合,只是由于债权人或然地选择不同的债权实现方式,他们之间才偶然地形成/连带0之债。/连带0之债是指:债权人向数个债务人中的部分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并获实现,债权人不能超过其损失范围获得利益补偿,他与其他未履行债务的债务人之间的债务应随着债权的实现而消灭,造成了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替代未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结果,具有/连带0债务之实。但这些未履行债务的债务人与债权人间的债务的产生有着法定的原因,该债务是他们独立的自己债务,与其他债务人没有任何关系,且各债务人的债务不具有同一目的,这与前述的连带之债有本质的区别,故称其为/不真正连带债务0。不真正连带的债权人与各债务人之间的债务相互独立,不具同一目的,从实质上看,是数个单一主体之债而非多数人之债,但因债权实现的结果使其在事实上发生了牵连关系,本着纠纷处理的合目的性原则和一次解决原则,将它们合并起来作为一个类型进行处理则是合理而且恰当的选择。基于上述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发生原因,赋予其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中的一人、数人或全体,得同时或先后请求全部或一部的债务履行;债权人因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自己的债权满足时,其他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即归消灭;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请求、免除、混同、消灭时效完成等事项,对其他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这样的法效果就不难理解了。可见,不真正连带债务所涵摄的案件类型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有本质的不同,根据相同的事情相同的处理,不同的事情区别处理的基本法律原则,赋予不真正连带债务不同于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的法效果,将不真正连带债务作为多数人之债的一个独立类型,有其合理的法律价值。

(三)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存在理由:法教义学法教义学(此处所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处于主导地位的概念法学关于法教义学的认识)是指非法律实务取向的法学理论研究。依Esser之见,法教义学以最终构成一种体系化的关于法概念及法制度的基本理论为其研究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教义学思考是种价值中立的概念工作0;教义学的角色在于:使/个别领域上的正义的问题,在法律上可以操作0。这意指/以一种思考方式来进行价值判断,或使价值判断变得可以理解,质言之,一种可以解为客体认识的-思考.方式0;依其见解,如是/将妥当性的考量转化为可以思考的问题及任务0;正是/教义学最内在的、固有的要求0。教义学直到今天还(不当地)/主张其学说应具有严密不可侵犯的权威0,并且认为/仅仅凭规范及教学技巧可解决新的社会矛盾,而不须形成新的社会合意0。192(P115)这种认识的思想基础在于:可以用)))得径为涵摄的)))概念来掌握全部的法律现象,想像有一种多少具封闭性,并且能以逻辑思考方式来答复新的法律问题的概念体系:认为在法学领域中,学术性的思考方式应与价值中立的客体认识之方式无异,换言之,纯科学论的学术概念。192(P115)这种法律思想在5德国民法典6制定时居主导地位,并且直到今天在德国法学界亦有重要影响。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的提出,则是此法律思想的直接产物。

(四)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法教义学属性如前所述,不真正连带债务为一德国法系独有的编纂概念,它是在体系化的法学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通过寻找法规范间的差异性和一致性,并对其关联进行说明获得的,它是人们对法规范间关联的阶段性认识成果。其概念产生的原因是理论研究(法教义学)导向而非法律实务(个案纠纷处理)导向,该概念与个案纠纷处理所依据的法规范(当为概念)的产生关联不大,如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中非德国法系的其他国家无此概念亦能处理好不真正连带债务类型的纠纷;其适用于个案处理时存在难以克服的构成要件和法效果过度抽象的致命缺陷。法学理论主要是从整体上把握法规范、法原则,为法规范的合理化、合法化、科学化、知识化提供根据¹。不真正连带债务概念能够在处理不真正连带债务纠纷时,避免个案公正与法秩序整体的矛盾;能够将有关处理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法规范整合于整个法规范体系之中,进而以体系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将/评价性问题0转化为/认识问题、真理问题0成为可能,进而方便法学教育、法学知识的传播,方便个案处理时法规范的寻找。但其缺点也同样明显:以概念的位阶性(概念的涵摄范围、抽象程度)为基础,以体系化的方式将法规范表现出来,容易诱使概念与蕴涵于其中的规范价值(法律原则、法律思想)发生剥离,将法律适用这种/评价性问题0简单化为单纯的逻辑推理、逻辑必然性计算,使得许多法律规定所拟达到的公平或正义不能在实际法律运作中真正地得到实现。法律实务的任务是恰当地解决纠纷,强调个案公正,其面对的问题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要处理不真正连带债务纠纷这个/评价性0法律问题,不能拘泥于不真正连带债务这个编纂性概念,以简单的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而应把握该概念所蕴涵的法律原则、规范旨意,以类型思考的方法来进行。

三、不真正连带债务的适用:类型化思考

(一)不真正连带债务类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概念法学影响下法教义学的抽象化、体系化的法学思维方式对法规范的体系化、知识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以其概念封闭、逻辑关联自足的法体系,试图通过概念间的逻辑推演、逻辑必然性算计的方法来解决法律这种实践性、评价性问题的作法,几乎不可能为解决法律问题提供任何实质性贡献。因此今日的法教义学引入价值导向的类型化思考方式来取代这种概念性推演,在塑造法律类型、形成法系(以法律类型背后所蕴藏的法律原则、规范价值的位阶性为体系化的基础),在以/整理0司法裁判的方式寻找适宜各该类型的评价观点时,亦是如此。192(P116)在塑造法律类型时,概念性的方式即是藉助尽可能清楚地描绘其轮廓的,不可或缺并且终局确定的要素来指称案件事实。藉助定义,概念可被确定到达如下程度:/当而且仅当0该定义的全部要素在具体事件或案件事实全部重现时,概念始可适用于彼。在概念适用时,概念要素存在与否的问题可以取代评价的问题。而类型描绘的方式则藉著提出一些例示的特征或事例来描绘案件事实。为描述类型而提出的各种因素不需要全部出现,它们本身只具有征兆或象征的意义。重要的是它们在具体情况下的结合情形。具体案件事实是否属此类型,并非仅视其是否包含该类型通常具备之全部因素,而是这些典型的因素在数量及强度上的结合程度,是否足以使该案件事实/整体看来0符合类型的形象表现。促使各种因素结合为一/整体形象0的基础则是该类型的规范价值。针对具体案件事实,作类型归属时,各特征的取舍必须以该规范价值为基础。192(P111-112)作法律适用时,只要案件事实符合该类型的/整体形象0即可,而不必与该类型提示的类型特征一一相符。在价值导向为基础的类型化思考方法下所塑造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类型的特征为数个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同一给付标的是他们各自的自己责任,不具有同一目的;其形成是基于偶然的、事实上的原因形成的。这些特征在所有特征中居于重要地位,当然,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一些没有提示的、该类型不具体类型的特有特点。其规范价值的核心在于,各债务人的责任应由各债务人自己承担,与其他债务人没有任何关系;债权人因部分债务人的债务履行而获满足时与其他债务人的债务亦应消灭;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请求、免除、混同、消灭时效完成等事项,对其他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二)不真正连带债务类型的法律适用法律所塑造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类型的各特征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整体形象0和贴合各特征形成/整体形象0的规范价值对理解法规范、法原则的旨意,效力范围,各相关规则、原则间的关联等有影响,但它们还没有具体化为确定的法规则,在个案处理时,则应该由不真正连带债务类型所提示的特征结合个案事实的特有特征形成本案的法律事实,由其规范价值结合该案的本质形成法效果,进而形成该个案处理的确定的法规则并适用于该具体个案。当然,对于成文法而言,要将一般的、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个案都存在将抽象的法规范具体化为适用于本案的法规则问题,但对以价值导向为核心的类型化思考所塑造的法律类型而言,此问题尤其重要。前述张广兴先生归纳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几个具体类型,可以分两大类型,一类是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无相关的法律规定,如前引类型(1)。另一类是其他类型,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前引类型(2)、(3)、(4)等。在类型(1)中,甲乙丙对债权人负不真正连带债务。依概念性方式适用时,则存在如下问题:11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概念要素并未涵摄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21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向其他债务人要求利益补偿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他们向债务人承担的责任是自己的责任,他们之间事先并无法定或约定的关系;而事后也不能依据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来获得补偿。不当得利只存在于有利益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一方取得利益无合法的依据,其取得的利益与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丧失有因果关系,且此当事人利益的丧失亦应无合法的依据。在该类型中,甲乙丙中的一个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即丧失利益)是其法定的义务,某一债务人因另一债务人清偿不真正连带债务而导致其与债权人之间的债务消灭(获得不当利益)则是在他与债权人之间发生的,与其他债务人并无关系,此时显然不能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则需存在/无因0的事务管理,而这里不存在/无因0的事务管理是显而易见的。31在诉讼时,与第2个问题相关,各债务人之间因不存在请求对方进行利益补偿的法律上的依据,即诉的利益是否存在很难确定,质言之,各债务人就此纠纷能否进行诉讼亦成问题了。41即使能够进行诉讼,但这几个诉各不相同且不具有同一目的,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不能作为必要共同诉讼进行合并审理。若依非必要共同诉讼合并审理,则由法官的自由裁量来决定,但应注意,法官的自由裁量正是价值导向的思考、解决方式而非概念式的逻辑推演。这些问题若以价值导向的类型化方式思考解决则能得到很好的说明。以类型化描绘的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要件只具有示例的性质,它并没有涵盖不真正连带债务下各具体类型特有的特征,只要案件事实的整体形象符合不真正连带债务,即可归入。适用时,则必须以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规范价值为核心,结合各具体类型特有的特征来进行。即解决个案纠纷的规范须由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构成要件和具体个案的独有特征形成法律事实,以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规范价值为核心结合具体个案的本质形成法效果来解决个案纠纷。在类型(1)中,各债务人之间事先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法律关系,即依实定法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但不能否认他们之间存在需法律保护的利益,该合法利益如何保护则需法官以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规范价值(即其法效果)为核心,结合各债务人之间关系的本质依法裁量。当事人之间事先不存在实定法上的关系并不妨碍以诉讼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在类型(2)、(3)、(4)中,债权人的不真正连带债务实现后,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由相关的法律进行规范,在当事人之间形成实定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该法律关系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形成并无关系,只是在产生不真正连带债务并且债权人的债务实现以后,才能在各债务人之间发生。不真正连带债务类型所描绘的构成要件可以将其涵摄于不真正连带债务之下。在处理这类纠纷时,首先依不真正连带债务使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其次依据各债务人之间的相关法律规范处理因不真正连带债权实现所造成的利益失衡。类型描绘方式所塑造的法概念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相关的法概念间可能会形成交叉,其交叉部分与相关法概念的特征都符合,依任一概念都可获得合理的说明。如5国内渔船保险条款6第17条规定:/保险渔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如果依法应由第三者负赔偿责任的,经被保险人提出请求,保险人可按照有关条款的有关规定先行赔偿,被保险人应当将追偿权转给保险人,并与保险人共同向第三者追偿。0132(P542)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和造成损失的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不真正连带债务,被保险人可向保险人和第三者行使不真正连带债权并获满足;若第三者先进行损害赔偿,则保险人免责。若保险人先进行损害赔偿,则由第三者对保险人进行利益补偿。该条虽然规定保险人先行赔偿后由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共同向第三者追偿,但这种处理方式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一般法效果并不冲突,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规范价值核心在于各债务人对债权承担的责任是各自的自己责任,某一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使债权得以实现导致其他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债务消灭,该债务人因履行的是自己的义务,并不对其他债务人享有求偿权,但若该债权实现的结果在各债务人之间造成利益失衡,则需另依其他法规范进行平衡。被保险人的债权因保险的赔偿获得实现以后,他与第三者的债权债务关系亦随之消灭,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共同向第三者享有的追偿权本质上是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的权利,被保险人只是处于协助者的地位,他对该债权享有的份额为零¹。他对保险人的协助义务是其额外的义务,但该义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的规范价值中心并没有实质性的冲突,该条的涉及的生活事实的整体形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相符,不真正连带债务可以涵摄它,该条的特有规定与其他具体类型相区分而形成不真正连带债务下一个独立的具体类型。从另一个角度看: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共同向第三者追偿则与连带之债的特征相符,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的是连带债权。依不真正连带债务,被保险人的债权实现以后,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的债务关系也亦消灭,他们两人之间不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但依该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然享有请求权,虽然被保险人实际享有的利益份额为零,他接受第三者的清偿后,应该将该清偿标的转给保险人,但他享有的请求履行的权利、接受清偿的权利、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等等是有权利根据的,他并不是保险人的辅助人或事实上的代位接受清偿人,连带之债也可以涵摄它。该条法规规范的生活事实属连带之债和不真正连带债务的混合类型,从这两个类型中都可以找到该条规范的合理说明,当然该条规范的特征要素(构成要件)结合起来的/整体形象0更多地属于不真正连带债务,其规范的纠纷处理时,应以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处理方式为原则,在不与不真正连带债务处理原则冲突的情形下,适用有关连带之债的规定。如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连带债权,但被保险人对该债权的利益份额只能为零,其债权人的地位只能是为实现保险人的追偿权服务,否则就会形成规范冲突,违反法律的公平正义之义。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在解决不真正连带债务纠纷的过程中,当不真正连带债权的实现结果在各债务人之间造成利益失衡,需在各债务人之间进行利益平衡时,若法律对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规范,则委诸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若法律对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有所规范,则依此规范处理。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对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规范的情形是个别的、偶然的,而这却是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典型形态。法律对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所规范则是大量的、普遍的,法律对债权人与债务人、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均有规定,处理纠纷时法官只需依法裁判即可,没有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并无多大的不方便之感。因此,从法律实务来看,/不真正连带债务在各国法律上少有规定,除德国、日本的判例予以承认外,其理论更多地是出于学者的归纳。0122(P156)从法学理论来看,学者归纳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则是出于法律规范体系化、法律研究成果知识化的需要。它是从整体上把握有关多数人之债法规范之间的关联、通过寻找各种法规范之间的/一致性0和/差异性0而产生,是对有关多数人之债的各种法规范进行归纳、整理、涵摄并对其结果予以说明,将多数人之债区分为按份之债、连带之债和不真正连带债务三大类型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处理原则。其品质更多地属于规范关系说明的/编纂概念0而非/当为概念0,其构成要件和法效果只能是抽象的,难以涵盖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和处理方式。类型化思考则是以解决纠纷为中心,以法规范的规范价值为导向,以开放的态度面对纠纷处理;克服以形式逻辑推理、将法律适用简化为/逻辑必然性0计算过程为特征的逻辑三段论法律适用方法的不足,还法律适用这个/评价性0问题的本来面目;在解决具体纠纷时,必然要涉及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和处理方式。质言之,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在于法律研究学术成果的知识化,面对法律实务、纠纷处理则略嫌不足,法律实务需要的是其背后所隐藏的规范价值包含的开放性的法律原则,现有理论对此法律原则的说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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