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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业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教学
创业教育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深化市场导向改革的必然选择,早在1989年,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曾经组织过关于创业教育的实验与探讨;1999年,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提出,“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鼓励他们创立、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支出:“要帮助受教育者培养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通过教育部门的努力,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就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繁荣各项事业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大力推进创业教育,新时期培养具有创业能力和企业家思想的新一代创业家,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一、提高创业者素质,全面促进我国创业者人文素养发展
创业教育是一种综合素质教育,是实质教育中所提倡的创新教育与创造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化。创业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创业教育从实际出发,根据经济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帮助创业者树立创业信心、掌握创业技能、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创新意识及能力等,孕育出高素质的创业者。接受过良好创业教育的创业者,将有能力提高新事业的存活能力,同时也可以弥补创业经验的不足。创业者在接受创业教育中,既能培养培养健全的人格,又能发展知识和能力,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为经济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本。这种创业者素质的提高将促进创业者人文素养发展,使得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二、促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调整,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社会的创业教育水平越高,其社会成员灵活就业、自主创业越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就越好。创业人员发展得越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就越高,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创业已成为一个全球议题,中国是世界经济中的亮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生活变化。创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的促进因素”。经济增长必然引起一系列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一系列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性变化又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在我国,创业活动处于活跃状态的情况下,创业教育直接影响创业者的素质结构,并通过创业者的素质结构牵动着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创业教育,大力提倡创新精神,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提高新一代创业者的综合素质,有利于我国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有利于创建更加适宜的积极的创业经济氛围,提高我国在激励的国际竞争和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三、促进高校教育教学体制改革,推动教育新发展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约而同的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倾注于开展创业教育,提高民族的创新创业能力和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我国各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不断的深入,尤其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以创造性和创新性为基本内涵的创业教育的提出和探索是中国高等教育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走向深化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标志。创新创业是民族兴盛的灵魂,是时代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如果缺少创业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无疑就是不适应、不完整,更不能说是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因此,应将创业教育作为大学生、研究生素质教育,以及高校质量工程的基本内容之一,将创业教育置于与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加以推进。同时,我国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办学模式,以及形成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任务。
四、我国高校目前开展创业教育的特点
1、初步开设了系列创业教育课程
目前开设了围绕创新创业理论、实务、实践三个方面的课程体系,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教育模式出发,逐渐摸索建立创业教育的主干课程体系以及教学大纲。1998年,清华大学率先在管理学院的MBA教育中设立了“创新与创业管理方向”的课程,包括创业管理、创业投资、技术创新等八门课程;北航创业管理培训学院开设了创业管理课程、创业企业设立及研发课程;西南科技大学开设的创新教育与实践、创新设计选修课、创造性思维及训练选修课。
2、教学方法不断完善
许多学校采取了教师讲授、案例讨论、师生互动、角色模拟、基地见习、组织大赛等方法,创业教育的教学方法研究,力求从探索性学习的“教学六要素”(教材、授课、案例、研讨、项目训练、考核评估)的基本思想出发,提出满足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主要针对在校学生的创新创业课程与教学方法。
3、创业教育教材建设初具规模
从中国教材图书网查询,可查得创业类教材102种、创新类教材237种,涉及国外引进与国内编写两类。2003年前,引进翻译多,此后国内编写多。
4、初步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研讨支撑了创新创业教育的不断深入与发展
从1987年起,国内就已经开始创新研究,其中本身就包含和渗透着创业研究,如用GOOGLE搜索,可查询到308万项创新创业课题结果。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79-2006年段可查到创业的文章29680篇,创新类文章247120篇。在中国引文数据库可查到创新类文章17400篇,创业类文章5760篇。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999-2006年时段,可查到创业类论文560篇,创新类论文5080篇。初步统计,不少学校也建立了相应的创新创业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同济大学等30多个高校建立了创业经济研究与实验中心,或创业研究中心、创业教育研究指导中心、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等。伴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术研究逐渐热化,国内召开的创新创业教育学术研讨会也初成规模。
5、制订了一定的关于创业教育的管理办法
在教育部推动下,各高校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具有一定规划安排,制订了一定管理办法,如华东理工大学提出了本校《创新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宁波大学提出了创新学分和技能学分认定办法;上海交大编制了《学生创业手册》;中南大学实施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计划项目管理办法》。
6、建立了创业教育实践教学机构
建立创新创业方面的实践教学机构,着力解决实践性教学与高校现有教学体制有效衔接的问题,构建了教学推动机制。如重庆工学院等15家高校建立了研究生创新创业中心,或研究生创新中心,或研究生创新实验中心。为配合实践教学,清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等100多所院校建立了创业者协会。还建立了专门的创新创业教学机构:北京航空学院创业管理培训学院;厦门大学埃塞克斯创业教育中心等。
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培养的任务,坚持对我国创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系统探索与研究,为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发展探明方向,明确具体实施途径;推动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对于高校质量工程的提升,对于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与建设,对于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将会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陈木河.新时期大学生创业刍议[J].社科纵横,2006.9
社会发展首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推动整个社会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给社会发展创造了前提。但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时,也会妨碍经济增长。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实现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期,往往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我国长达2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使原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而且使各种深层次社会矛盾逐渐显露,对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格局产生了巨大冲击。只有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了,才能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稳定才能得到保证。我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全社会都得到了好处,但先富起来的毕竟是少数人,加之分配制度上的缺陷,我国的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这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造成我国经济上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并未同步协调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些不和谐方面,一是我国的农民数量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过大,这给我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困难。按国际贫困标准(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美元),农村还有1亿多贫困人口,而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农民不再是穷人。二是我国的收入差距没有按照应有的规律向缩小的方向发展,而是继续加速扩大。这既有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趋势限制了初级劳动工资提升的特殊原因,也有现代财富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和社会组织中间管理阶层出现新分化的新情况,还有转型期腐败和非法致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三是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而呈现出劳动力在一个较长时期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问题一时难以根本缓解。四是我国由于人均寿命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出现还没有富裕起来就过早老龄化的现象。
二、从社会结构层面构建和谐社会
在我国改革开放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推进的过程中,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有时甚至集中暴露出来。从社会管理体系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从而使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众之间既存在着共同利益,又有着各自特殊的具体利益要求。为此,一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二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三是要特别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把解决好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提高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全体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建立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2.逐步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使许多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步显露出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已成为建立稳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善于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全面推进工作结合起来,把抓好当务之急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把教育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与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结合起来,尤其要解决好上访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建立重大决策的群众听证会制度,疏通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表达意愿、意见、要求的渠道;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力导致矛盾激化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社会秩序工作格局。
3.建立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稳定机制,能果断处理突发事件。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不仅数量增加、规模扩大,而且有的组织化倾向明显。此外,由于经济利益驱动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引发了一些意外事故。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对党和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建立健全处理的协调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化解矛盾的合力。要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类形成规律的研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采取有效措施,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地震、洪灾、矿难等灾害,应建立应急预案,并逐步建立应急指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对于各种犯罪活动、各类社会丑恶现象,要严厉打击。要充分发挥司法等专门机关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4.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公平主要包括起点公平、机遇(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起点公平,因为存在着家庭出身、个人能力差距、智力水平的差别,但社会应该保障每个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过程公平是一种机会均等,不受民族、性别、户籍等的歧视和限制,使农民能够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结果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目标,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但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和个人在起点与机会的差别等因素影响。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十六大提出,一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打击非法致富。
5.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相差20余年的状况,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完善和改革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制度,整合现有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五保”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试行的农村老人执行生育政策补贴制度,建立起农村“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制基础框架;配合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实行新的减贫计划,争取农村目前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约1亿多贫困人口在未来1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减少。
6.打破城乡分割局面,促进城市化。建议国家出台取消“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就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把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把城市化率从目前的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以县域经济为抓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保定作为一个农业大市,以什么样的战略途径和根本举措,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突破与发展?今年以来,保定市委、市政府在广泛调研、认真思考和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提出大力实施“强县兴市”的战略,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抓手,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抓住了关键。
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保定是农业大市,也是人口大市,目前县域占据了全市近九成的人口、3/4强的经济总量和1/2的财政收入。近年来,保定市委、政府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把县域经济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全市县域经济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民营经济、特色经济、劳务经济得到发展,地方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5%,全部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多。县域经济总量增幅超过了全市平均水平,财政收入增长与全市保持了同步。但同先进地区相比,我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由于市大县多,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小马拉大车”的格局,制约了全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在“三农”方面,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因此只有把县域经济做大做强,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奠定扎实的基础。
首先,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有效破解“三农”难题、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只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巩固,农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经济才能繁荣,农村社会才能稳定。没有殷实的财力,就没有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没有农民的增收,就失去了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只有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强县富民,积累财力,新农村建设才能有坚实基础。
其次,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载体。县域经济长期落后,将会导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只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才能加快农村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改变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向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转变。同时,只有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其迸发的经济活力、外在张力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才能成为助推县域经济实现大发展、快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而实现县域经济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
第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农村稳定才能实现全社会的稳定,只有农村和谐才能构建全社会的和谐。目前我市大部分县(市)经济规模小,属于吃饭财政,给农民办实事、让农民得实惠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况表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县、乡财政实力越强,就越能为群众办更多的实事,就越能更好地扶持帮助困难群众,农村社会就越和谐,基层政权就越巩固。只有进一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不断增强财政实力,有效解决民生问题,在农村形成安定和谐、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才能拥有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和可靠保障。
二、牢牢把握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发展县域经济应当紧紧把握“立足现状、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强化特色”的原则。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加速时期,区域间体制性和政策性差异缩小,“南资北移”、“南企北扩”趋势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都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立足保定实际,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城镇化为支撑,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做强特色。重点要抓好五个关键环节:
第一,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要用现代工业的管理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农业,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推进传统农业向饲料农业、原料农业和能源农业等现代农业转变,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畜牧养殖业和名特优林果业,努力打造面向京津的绿色农副产品供应基地。重点加快“工”字型高效农业产业带、畜牧业“一带六区”和果品业“六大基地”23个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完善“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机制,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重点扶持一批经济实力强、有产业优势、能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力争到“十一五”末,全市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25家。
第二,以工业化为主导。先进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无工不富”,工业化上不去,经济总量就大不了,财富总量也上不来。因此,必须树牢工业强县的观念,把加快工业经济提速、增效,提高工业比重作为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优先目标。一是抓好产业集群发展。“十一五”期间,围绕汽车、新能源、纺织服装等10大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发展优势产业链条经济,构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重点抓好白沟箱包、安国药业、高阳纺织、容城服装、雄县革塑包、蠡县纺织和皮毛皮革、徐水制酒等一批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增强竞争力。二是抓好工业园区建设。引导农村工业集聚发展,努力实现县域经济集约化、集群化发展。重点抓好高阳三利纺织工业园、徐水巨力索具产业园、容城大河服装工业园、中国农大涿州农业科技园区等一批特色产业园区的建设。三是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品牌就是市场、效益和财富。我市现有中国驰名商标8个,排全省第1;省级著名商标89个、省名牌产品47项,均排全省第2,但都规模偏小,影响力不大。要逐步把品牌作为一个产业来经营,大力推进品牌兴企、品牌兴县,确立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品牌,叫响“保定制造”。
第三,以城镇化为支撑。工业创造财富,城市增值财富。城镇化可以得到最佳的资源配置效益。对县域来说,城镇建设首先是县城建设。一是要抓改革,理顺规划、建设、管理的机构和体制,加强综合执法。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统一户籍登记、市场就业、城市公共资源居民共享等制度,促进农村人口向县城和城镇转移。二是要抓规划。按照适度超前、体现特色、彰显文化的要求,做好县城和重点中心镇的总体规划及修编,同时搞好村庄建设规划,做到城乡规划全覆盖。三是要抓统筹。要把城市资源统筹起来,强化“经营城镇”理念,引导各种力量参与城镇建设,通过经营来增值,通过市场来融资,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四是要抓管理。着力体现以人为本,在科学化、人性化上下功夫。
第四,以民营经济为着眼点。当前我市县域经济中活力最强、比重最大的,当属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必须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实施“催生、助长、扶强”战略,废除一切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规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成长起来。要加快建立以民营企业为重点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进一步完善创业辅导体系和人才培训体系,促进民营经济的整体提升和整体拓展。要针对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经营理念陈旧、管理水平低等问题,从转变企业家观念入手,帮助企业改革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导企业在观念上由创业型向创新型转变,在产权上由家族型向多元型转变,在管理上由传统型向现代化转变。
第五,着力培育打造发展亮点。一是要建设一批“四梁八柱”大项目。紧紧抓住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机遇,加大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力度,坚持大、中、小项目一起上,重点抓牵动力强的大项目;各种类型项目一起上,重点抓工业和财源项目。特别是千方百计谋划和建设一批立得住、放得大、有优势的立县大项目。二是培育做强特色产业。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有特色才能赢得市场,基业常青。我市经过多年的培育,形成了类型十三大产业,即资源依托型、旅游带动型、中小企业集群型、大型企业集团型、外资拉动型、农业龙头企业型、市场引导型和城市服务型,成为全市县域经济的主体。今后要从抓专业市场、基地建设和品牌推广宣传入手,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寻求突破,活跃全局,把特色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三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去年全市农民人均收中,工资性收占到40%以上,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重点抓好劳务转出机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劳力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择业能力和就业水平,实现输出人员由体力型向智能型的转变,打造保定劳务经济品牌。
三、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努力开创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视野。思路决定出路。制约县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资金,不是资源,不是基础,而是思想。今年以来,保定市委、市政府就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派出十个调研组分赴各县(市、区)开展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召开了全市领导干部县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班,集思广益,统一思想。在此基础上,将出台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总体规划,为全市县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工矿企业的物业管理要有自己的的发展模式。21世纪,是中国物业管理行业进入发展、完善和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将会出现一个竞争激烈、管理完善、服务理念提升的时期。对石化行业的物业管理来说,质量理念和品牌理念的角逐、市场环境的变化、竞争格局的形成、高新技术的应用、消费观念的更新,要求物业管理企业从服务观念到服务方式,从经营理念到市场定位,都要作出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在国内物业管理规章制度不断健全、物业管理市场容量不断扩展的机遇下,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理念,不断创新服务平台,才能获得市场。
关键词:改革尝试良性发展精干高效以人为本根深蒂固资源配置环境意识规模效益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管辖的油田、炼油化工企业属于典型的独立工矿企业,由于社会经济、地理环境和生产的特点所决定,承担着沉重的社会负担。炼油化工企业多建在远离城市的郊区,生活区往往自成体系,石油企业由于油区分布广,居民区分散建设,没有城市依托,企业不得不建设自我封闭、包罗万象的社会服务系统。到2000年底,石化集团社会服务系统拥有固定资产原值200多亿元,从业人员20余万人。物业系统是社会服务部分的主要内容,拥有居住面积4300多万平方米,住宅总数超过66万套,各类物业公用基础设施和文体娱乐活动设施等超过4万个,资产原值超过20亿元。从事物业管理工作的人员达到近8万人。
1998年经国务院决策,石油和石化两大行业进行了重组,实现了上、中、下游业务一体化经营。为了适应国际化竞争需要,寻求更大发展,1999年开始,石化集团对内部业务和资产进行了重组。将核心业务中的优良资产从集团公司剥离出来,改制成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10月在纽约、伦敦、香港三地成功上市。占从业人员60%的非核心业务和大量的不良资产作为存续企业留在了母体,主要包括专业化施工、生产后勤辅助、多种经营和社会服务四部分。在过渡期,对存续企业实行关联交易、限额亏损、定额补贴的经营管理政策。社会服务部分的改革目标是将来与企业分离,在条件成熟时最终移交政府、回归社会。国家关于企业办社会的指导方针和企业体制的重大变化对物业管理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像石油石化这样缺乏城市依托的独立工矿区,物业管理行业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应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对策?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石化集团物业管理的探索和实践
伴随着石化集团重组改革的进程,作为社会服务部分重要内容的物业管理系统也进行了改革尝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一是形成了专业化的物业管理队伍。按照石化集团重组改制的总体要求,企业办社会部分的人员、资产从原来的主营生产单位分离出来,组建了专门的社区管理和服务机构。例如,在油田企业管理层设有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分片设立若干社区管理中心(二级单位),下设物业管理公司或物业管理站,负责居民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二是物业管理的覆盖面大大拓宽。目前小区物业管理和服务涉及的内容包括房屋的维修、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管理,小区环境的综合治理,治安、环卫、绿化、交通、消防管理,向居民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组织开展健康有益的康乐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等。三是按照关联交易的原则物业公司形成了新的经营运行机制。物业管理公司做到了经费来源规范、成本明晰、费用开支透明。物业管理费支付结算实行业主(即主营单位)与服务方(即物业管理公司、站)共同签认制度。物业管理单位实行了独立核算,实行以满意率指标为主的综合考核。四是形成了合理的服务定价机制。定价是业主和委托服务方关注的焦点。为了体现公正、公平、公开的精神,服务价格确定的原则是;有国家定价的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执行,无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格执行,既无国家定价又无市场定价的按照实际成本+合理利润定价,以上情况都不适用的通过双方协商定价。
物业管理改革的实践证明,对独立工矿企业的居民小区实行物业管理,得到了主营单位和广大居民的支持拥护,总体效果是好的。一是矿区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居民的生活质量、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广大职工更加安居乐业。二是矿区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实行物业管理,解决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状态,为居住小区统一规划、集中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创造了条件。物业管理工作进一步拓展了社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加快了矿区城市化的进程。三是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级、省级和城市文明居住小区活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载体,物业管理工作是创建文明居住小区的重要内容。在创建文明居住小区的过程中,通过居民的参与,有利于塑造他们的文明意识、环境意识和健康向上的行为规范。四是解放了主营单位的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实行物业管理,实现了企业生产经营与社会服务系统的分离,主营单位彻底摆脱了生活后勤方面的后顾之忧,便于集中精力抓好生产经营。同时,物业管理系统与主营单位在资产、资金、人员上做到了三个分清,明晰了成本,有效地解决了过去存在的生活后勤挤占生产成本问题。
石化集团虽然已经开始了物业管理的实践和探索,但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完全摆脱行政型、福利型的运行模式。物业管理经费的来源主要是行政性补贴,个人支付的费用很少。物业公司的造血功能不足,尚未建立起企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自立生存的良性发展的机制。由于职工的收入水平不高,居民的支付能力不足,加之根深蒂固的福利观念的影响,在矿区还没有形成足以支撑物业管理公司自立生存的服务市场。从物业管理队伍本身看,也存在着总体素质不强、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
二、独立工矿区物业管理的定位和基本思路
物业管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行业在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迅速崛起和迅猛发展的事实证明,物业管理在我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独立工矿企业推行物业管理,是符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呼映职工群众对改善居住环境质量要求、促进矿区经济和文化繁荣的重大举措。推行物业管理的目的,是向业主提供有效且经济的服务,最大限度的提升和发挥物业的使用价值和最大效用,为居民提供优美、舒适、宁静、快乐、健康的生活环境。物业管理联系着千家万户,物业管理活动既是物业公司通过提供优质服务获得合理报偿的企业经营行为,同时又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政治高度认识和看待物业管理工作,把物业管理与建设文明矿区,塑造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公民,创造温馨、和谐、安居乐业的良好氛围结合起来,促进物业管理工作向规范化、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的健康轨道发展。
根据独立工矿企业的特点、社会发展趋势和物业管理本身的发展规律,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发展的基本思路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产业化发展为目标,以提升物业价值和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为根本出发点,从独立工矿企业的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分步运作,努力促进物业管理方式从行政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转变,服务性质由职工福利型向市场经营型转变,经费来源以单位支付为主向居户支付为主转变,服务方式由内部封闭型向社会开放型转变,实现物业管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协调发展。
独立工矿企业的物业管理应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专业化管理。将企业内部的生活服务系统与生产经营系统相分离,成立专门的物业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按事业性管理,按合同制和甲乙方方式运作,通过物业管理的专业化提高服务质量。第二步,实行模拟企业法人运作。物业管理公司经济上独立核算,经费来源以产权单位支付为主、个人缴纳为辅,实行经费补贴、模拟法人经营和市场化运作。第三步,实行产业化发展、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在住房制度改革到位、房屋产权归个人所有的基础上,物业管理费用暗补改明补,进入个人工资总额,由个人支付物业管理费用。在居民收入、支付能力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物业服务市场比较发育,服务价格到位,物业公司以优质的服务获得合理的报酬,实现自立生存,自我发展。
三、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发展模式探讨
石化集团大多数石油化工企业的物业管理已经迈入了第二步,预计还需要经过较长的服务市场发展发育过程,才能跨入第三步。在向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笔者认为,独立工矿企业的物业管理应采取以下的发展模式和策略:
1.走“建管一体化”之路,形成以建养业、以业促建的良性发展机制。对房地产项目从开发建设、销售到售后管理,实行一体化运作是许多开发商采取的成功做法。通过良好管理和优质服务创造开发商信誉和品牌、以提升物业价值、进而促进商品房的销售、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反过来再为物业管理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这是以建养业、以业促建的良性发展机制。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到位,在独立工矿企业取消实物性分房、实行货币化分配之后,住宅建设必须按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运作,这必然面临房屋销售的问题。借鉴城市开发商的做法,将商品房开发和物业管理相结合,实行建管一体化模式是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发展之初的必经之路。
2.走“一业为主、多元化经营”之路,广开财源。服务市场不发育、物业管理收入来源不足是独立工矿企业物业公司生存发展的最大障碍。拓宽收入渠道,弥补经费不足,必须实行“一业为主、多元经营”的经营策略。独立工矿企业物业公司开展多元经营有许多有利条件,特别是发展居住小区的社区服务业大有可为。独立工矿区因远离城市,许多社区服务项目无法依托城市供给,因此物业公司可以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家政服务、养老服务、餐饮服务、商业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家庭装饰服务、房屋出租等内容,既可以方便居民的生活,又能增加收入来源。
3.走精干高效之路,实现管理手段现代化、服务方式社会化。在实行物业管理的初级阶段,物业管理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含量不高、以自我服务为主。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物业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尤其是信息化已经开始渗透到各个领域,物业管理行业也不例外。在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形势下,物业管理如果不摆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管理模式,不用信息技术提升管理手段,仍然采取封闭式的自我服务方式,物业管理公司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难以生存。因此,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管理手段,走社会化服务、精干高效管理之路,是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生存发展的唯一出路。
4.走规模化发展之路,是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的必然选择。像石油企业这样的独立工矿区,居住区分散、规模相对偏小,物业管理机构往往按居住区设置,造成物业管理资源分散,成本偏高,形不成规模效益。随着服务市场的发展、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竞争,通过兼并、重组,走向集约化、规模化是物业管理发展的趋势和生存之道。深圳、上海等地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独立工矿企业必须适应规模化发展的要求,对物业管理机构有计划的进行合并重组,以发挥规模效益。
5.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努力造就高素质的物业管理人才队伍。独立工矿企业物业管理的人员大部分是过去从生产一线分离出来的老弱病残和闲散人员,知识结构和整体素质已不能满足新形势要求。工矿企业物业管理必须按照产业化的发展方向和专业化、社会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重视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素质优良的物业管理人才队伍。
新世纪里,市场意识和市场竞争,对于物业管理行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物业管理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走进市场参与竞争。因此,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在国内物业管理规章制度不断健全、物业管理市场容量不断扩展的机遇下,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理念,不断创新服务平台,才能获得市场。总而言之,物业管理企业,要想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为参与市场竞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在竞争中,赢得市场、占领市场。
参考文献:
1、杨文士,张雁.管理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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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西强,名牌发展战略理论与实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27-36
关键词: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制度经济学,西部开发,扶贫政策,电子政务,上层 建筑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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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是实现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必要条件,对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提升各种竞争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主要从电子信息装备日常应用中的质量问题出发,结合电子信息装备质量与可靠性工程建设,对基于可靠性工程的电子信息装备质量以及管理进行分析研究。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竞争中,电子信息装备促成社会经济发展和竞争的重要因素。电子信息装备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信息竞争发展的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信息竞争中,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信息竞争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竞争中,对于电子信息技术等条件的要求都非常高,因此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问题对于电子信息技术体系的整体运用以及实施效果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可靠性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1.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问题
电子信息装备实际应用中,对于电子信息技术装备系统有着重要影响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问题。根据有关调查,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电子信息装备的设计、电子信息装备的生产、使用管理以及电子信息装备的配套装置中。其中,电子信息装备设计以及生产、使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比电子信息装备在相关配套装备中出现质量问题的机率要相对较大。在有关调查中,电子信息装备的实际应用中,那些新型的电子设备装置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多是由于电子信息装备的设计缺陷造成的质量问题,而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这部分的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问题大部分是在应用中的使用管理阶段开始暴漏质量问题,而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问题一般是由电子信息装备的设计以及生产阶段造成的。电子信息装备应用过程中,另外一部分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问题主要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提高和电子信息装备的复杂性的增加,电子信息装备在实际应用中不仅对于电子信息装备使用维护费用提高,而且也面临着一定的质量和使用完好问题。电子信息装备应用中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影响电子信息装备质量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复杂性以及电子信息装备应用中的错误操作或者使用、电子信息装备的生产等造成的。
2.可靠性电子信息装备质量管理研究
2.1 可靠性工程以及与质量的关系
实际应用中,可靠性工程主要是针对缺陷的一种预防以及对于出现问题的一种有效改正,是对于产品以及工程质量的一种保证。它为了达到产品设备的相关质量或者可靠性要求实施的一系列建设工作。进行可靠性工程建设其实就是对于产品工程可靠性的确定和对于产品工程质量可靠性的保证,在实际应用中,可靠性工程主要是通过对于产品的可靠性设计、可靠性管理以及可靠性试验进行产品工程可靠性和产品工程质量可靠性的获取保证的。其中,对于产品工程的可靠性设计就是通过对于产品工程设计过程中的可靠性模型建立,可靠预计、分配和分析等实现对于产品工程的可靠性设计,以保证产品工程应用的可靠性。对于产品工程的可靠性管理主要是通过一些可靠性的计划制定和文件制度的建设,以实现对于产品设备以及工程的设计、生产等阶段的管理。对于产品工程的可靠性试验主要是产品工程的生产环境以及运行应用等可靠性的鉴定试验,是进行产品工程可靠性确定有效途径。
在电子信息装备应用中,可靠性工程与质量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可靠性管理是产品全面质量管理的一个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管理首先应该进行电子信息装备的可靠性管理,通过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可靠性技术的应用、监控,通过电子信息装备的可靠性目标来逐渐实现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管理的可靠性的实现。在进行基于可靠性工程的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管理过程中还应注意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的可靠性管理和质量管理之间的区别的划分,以能够真正的实现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的管理,保证电子信息装备应用质量。
2.2 可靠性电子信息装备质量管理应用
电子信息装备系统是一项拥有较为庞大并且复杂的系统结构,因此在实际应用中,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质量可靠性要求要相当的高,因此才能保证整个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稳定运行。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系统来讲,提高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可靠性是通过对于电子信息系统的可靠性运行的分析实现的。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设计过程中,通过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相关纠正措施,可以避免后期的生产以及应用过程中各种故障的发生,对于提高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可靠性有一定的作用。电子信息装备系统可靠性分析的方法有很多种,在进行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可靠性分析中使用的分析方法是根据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情况选择的。基于可靠性工程的电子信息装备的质量管理是通过在进行电子信息装备系统设计过程中装备的各种故障模式的分析,对设计中的薄弱环节的纠正,并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系统中的关键系统部分进行控制,以实现对于电子信息装备系统质量的可靠性管理。保证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质量可靠。
3.结束语
总之,在电子信息装备系统中,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部分系统装备的可靠性,并不能够保证整个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可靠性,同样并不代表整个电子信息装备系统的质量可靠。电子信息装备系统质量的可靠性管理是在电子信息装备系统功能的可靠性维护上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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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专业是高等学校组织教学的基本定位。女子大学的专业建设存在着一些十分具有个性的问题。按照专业设置的基本依据,设置女子大学的专业是突出女子大学的办学特色的重要途径。
专业是高等学校组织教学的基本学位。高等教育是区别于其他教育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是专业教育。所以,专业在高等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人才培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专业教学水平是学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女子大学是高等教育的特殊组成部分,其专业的设置除具有一般高等学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外,还有其特别的意义。因为,作为高等教育的特殊组成部分,其专业设置同样具有特殊性,按照教育规律和女性人才的成长规律来设置女子大学的专业,对突出女子大学的办学特色,对发挥女子大学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女子大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女子大学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
中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以往主要仿效原苏联的模式,专业面过窄、专业分化过细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1998年教育部对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本科专业设定为11大类,71小类,249个专业。2004年教育部对高职高专的专业设置也进行了调整,将高职高专专业调整为类,77小类,531个专业。这两次专业调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中“多、细、窄”的弊端,对增强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纵观全国高等学校专业调整的宏观背景,再审视中国女子大学的专业设置,不难发现,中国高等学校在专业设置上依然存在诸多间题,女子大学更是存在着一些具有个性的问题。
1.专业设置与就业导向还不能十分协调。中国现有职业种类是2 200余个,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不断有新的职业出现。显然,本科专业249个,专科专业531个还远远不能适应由这些职业需求构成的就业市场的需求。学校虽然可以通过一些专业方向来弥补专业设置固定化的不足,但是职业与专业的这种适应性显然很难做到完全统一。因而,当大量新兴行业和职业出现时,学校却没有相应的专业和专业方向,而在专业目录外设置新的专业,仅从程序上讲就困难重重,获准的可能性很小。
2.专业的综合性依然不够。教育部在对本科专业和高职高专专业进行调整后,应该说大部分专业的专业口径有所拓宽。但是,仍然有部分专业存在着综合性不够的问题,专业口径过窄的矛盾依然存在,影响了专业服务面的更进一步拓宽。这一问题在本科专业层面显得更加突出。
3.专业的针对性与适应性的矛盾依然存在。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职业种类不断增多,一方面要求有相应的专业“对口”相应的职业,满足一定职业的特殊要求,另一方面,社会迅速发展,又导致职业的不断转换,要求一个人要有足够的知识应对职业的转换,这是一对矛盾,体现在专业设置上就是专业的针对性与适应性的矛盾,这在女子大学专业设置中仍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4.专业设置权限下移不够。从《高等教育法》讲,高校有设置专业的权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专业目录之内的专业申报要经过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专业目录之外的专业申报先要通过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核,再到教育部进行审批。作为办学主体的高等学校没有专业设置权,这使高校的专业设置不能很好地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5.专业设置中可行性论证不够。严格而言,设置一个专业必须有一个或多个稳定的社会职业需求,并且要考虑专业设置的其他原则。但是,少数高校在专业设置前并没有认真调查,而是盲目追求“热门”,结果某一专业在申报时是“热门”,但到毕业时又变成了“冷门”,造成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教育的效益。
6.专业的办学条件欠缺。部分高校为了扩大办学规模,增加学科专业的门类,积极申报新的专业。但是,开办专业所必需的师资、实验室、设备、图书资料等严重不足,影响了专业的教学质量,学生感到学不到东西,毕业生的就业率低。不到两三年,新专业便办成了“贫困专业”,新专业本身应有的优势不仅没有得到发挥,而且影响到整个学校的办学质量。
就女子大学而言,上述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在以下几个方面更为突出。第一,专业建设的特色不突出。女子大学应该在专业建设上具有浓厚的特色,以体现女子大学的办学特色。但时至今日,据笔者对所有女子大学的考察,女子大学在专业建设上尚无明显特色,这不能不说是女子大学专业建设的一大缺失。第二,品牌专业的建设乏力。大多名校都有品牌专业。如北大的文科、清华的工科、北航的航空专业、南京大学的历史学、国防科大的计算机、同济大学的建筑学……,人们对此了如指掌,能脱口而出,这就是因为人们将这些名校与其品牌专业已经紧密结合起来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品牌专业支撑起了名校。女子大学应该要有自己的品牌专业。事实上,中国的女子大学现在对品牌专业的建设还没有达到应用的目的,效果也不是十分突出。第三,专业建设与女性人才培养的结合还不够。大部分女子大学在专业建设没有将女性人才培养落到实处,专业建设与女性人才培养被剥离开来。这实际上将女子大学的专业建设与其他高校的专业建设等同起来,二者没有什么差异。专业建设的雷同化,势必削弱女子大学办学的生命力。专业设置上的特色不突出是女子大学专业建设中的一个难题。进一步优化办学的专业设置,己成为女子大学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女子大学专业设置的模式与思路
1.女子大学专业设置的模式。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以日本为代表的 “综合化模式”。这主要为了适应日本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的需要。二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现成专家模式”。其培养目标是培养精通具体业务知识的“现成专家”,但专业划分过细,专业面过窄。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主导模式”。这是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变化迅速的人才需求,加强专业调整的灵活性而形成的一种专业模式。每个专业呈现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高等学校能够灵活、自由、积极主动地对市场信息迅速做出反应。上述三种专业设置模式各有其优劣川。就中国女子大学而言,笔者更提倡以实用为特征的“知识主导模式”。这一模式更符合女子大学专业设置基本准则。它在专业设置上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正是中国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女子大学的应有要求。女子大学应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及时对专业作出正确地调整,保证女子大学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2.女子大学专业设置的思路。女子大学专业设置应坚持以就业为导向;遵循女性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充分考虑其培养对象的特殊性,充分考虑女性人才的特点;充分考虑女子大学的专业学科特点,要在利用现有的学科专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学校的学科专业特色,使之特色更进一步突出,优势更进一步明显。特色是女子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专业设置的特色化则是女子大学突出办学特色的重要途径。所以,女子大学要在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女性人才的成长规律,在学校办学正确定位的前提下,充分考虑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走特色发展之路。具体而言,女子大学的专业设置要做到以下几点:
(1)专业设置要与学校办学定位紧密结合。一所高校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设置所有的专业。确定学校专业设置时必须认真分析学校的办学方向、办学层次、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与之相适应。女子大学主要是应用型人才,所以在设置专业时要尽可能开办一些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有直接价值的专业,促进学校专业设置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2)专业设置要充分考虑专业布局。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要注意形成地区之间、学校之间相互支持,专业互补的专业教育网络,才能既保证人才需求又保证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不考虑专业布点的合理性而盲目新设专业,将会导致人才的培养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不仅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而且反过来也会造成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女子大学的专业不能盲目照搬其他普通高校,要在整个高等教育专业布局中寻求自己的优势,创建自己的品牌专业和自己的特色专业。
(3)专业设置要充分体现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等学校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为社会发展服务,要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己任。因而,在专业设置上要牢牢结合地方的实际,设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最急需的专业,为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女子大学的专业设置一旦脱离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必然会没有生命力。
(4)专业设置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要为未来经济的发展作好人才储备。一般而言,专业的设置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社会对职业、对人才的需求的变动性相对大得多。社会需要人才时,高校才去设置专业,往往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高等学校设置专业不仅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而且也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作出科学预测,要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作好人才的储备。女子大学正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专业设置尤其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5)专业设置要考虑学校的基本条件。设置专业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虽然不能强调在设置专业之初万事俱备,但必须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如果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必然会严重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所以,在专业设置时,必须要有相应的师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实验实习条件等。没有基本条件的,必须创造条件,否则就不能设置相应的专业。目前女子大学的基本条件都不是很理想,更要因校制宜,根据学校的情况发展自己的专业。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转贴于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 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转贴于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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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技能;创新型;培养模式;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102-02
重庆市地区的发展随着国家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取得了进步,尤其当地国民经济水平发展速度十分可观,为了进一步促进当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推动整体国家经济的繁荣,则逐渐注重对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从而使得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人才需求标准,并且能够为企业生产第一线创造更多的价值,由此促进重庆市地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故本文以下结合国际西方先进国家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来探讨创新重庆市地区院校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途径,由此全面提升我国国内整体教育水平与教学质量。
一、高技能人才的基本内涵以及其特征
1.高技能人才的基本内涵。高技能人才是指基于掌握一定先进应用技术理论知识以及专业操作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其能够对重要的问题进行独立完成或解决,且具备一定的创造能力。当前我国国内技能人才包括有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以及高级技师等,而高技能人才中包括技师、高级工以及高级技师,一般情况下,高技能人才往往工作于基层,但是其在生产第一线活动中创造了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此,高技能人才需要具备有较高水平的综合素质能力。
2.高技能人才的主要特征。高技能人才不仅具备有较高水平的技能,而且还具备有一定的创造能力,这样才能够有效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的标准。因此,高技能人才需要具备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较强的动手实践能力。动手实践能力是高技能人才应具备有的基本能力,其在生产第一线活动中能够基于专业理论知识以及专业技能且了解岗位工作环境而及时发现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针对这些问题而进行有效解除,由此帮助企业解除生产活动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为企业赢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专业理论掌握程度高。随着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对人才标准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则高技能人才除了拥有较强的专业技能以外,还需要拥有较丰富的专业理论基础,这是因为专业理论基础的掌握过程中对其思维能力的锻炼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这也是高技能人才区别于其他技能人才的标准。当高技能人才通过拥有较丰富的专业技能理论知识后,无论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更新与改革,其均能够在扎实且丰富的理论基础下继续操作实践,由此不会被淘汰于社会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的边缘地带[1]。再次,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岗位适应能力是指高技能人才能够具备从一线生产操作岗位转向其他管理岗位的能力,并且在岗位转换的过程中继续对实际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因此,高技能人才也被称为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再次,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当高技能人才立足于国际人才标准需求平台,积极掌握国际先进技术以及成熟技术原理,才能够更好地在生产第一线活动中发挥其个人价值,因此,当前高校对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结合国际人才平台而不断地对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技术进行创新与改革,通过及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以及健全技术原理,来对现有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使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满足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求。最后,拥有创新能力。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其他技能型人才而言,其不仅拥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技能,而且其能够面对更为复杂的生产劳动,因此,其所具备的创造能力要高于其他技能型人才,并且能够对生产一线活动中的工艺以及产品进行创新和改革[2]。
二、西方先进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国际中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不同,并且其国情也存在差异,因此,对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突飞猛进,使得各国家对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呈现出共通性的特点。故本文以下将西方先进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进行逐一介绍、分析,希望在分析的过程中能够为我国国内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带来一定的启示作用。
1.启示一:德国“双元制”模式。“双元制”是指国家政府立法支持与校企合作办学制度的结合体,高等院校主要传授于学生相关专业知识理论,而国家以及企业为学生提供专项技能方面的培训与支持。自从“双元制”培养人才模式的建构,德国社会以及企业得到大批合格且满足人才需求标准的人才,大大推动了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人才培养模式中,我们不难得出,通过校企之间的合作,树立“共赢”意识来对学生进行培养,不仅使得所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满足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人才需求标准,而且还有效增进了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友好关系[3]。
2.启示二:美国“合作教育”模式。“合作教育”模式是指将学生们的学习时间划分为在校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与在专业相对应企业进行实习的两个部分,有效地将专业技能理论知识与动手实践相结合,一般情况下,这种模式的开展具体措施如下:首先,要求学生们在学校内学习半年时间的专业理论知识,然后给予两个月的时间要求学生们在专业相对应的企业进行实践训练;其次,在学生们即将毕业的前半年再次对其进行授课;最后,完成毕业设计。从该模式中可以得出以下总结:其中的教育思想是注重对学生们职业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们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提升其实际操作能力以及生产过程岗位适应能力,由此使得学生将来毕业更容易参与到生产第一线活动中而体现个人价值。
3.启示三:澳大利亚“TAFF”模式。“TAFF”是以国家政府为主导,同企业密切合作而对学生实施培训、教育的模式,其教育内容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主,使其具备有职业资格而满足生产劳动人才需求标准。这种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体现出人才的培养不再局限于学历教育,将教学的重点放置于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
总而言之,上述几种教育模式均给我国国内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首先,高技能人才培养课程专业的设置需要符合国内国情以及市场实际需求,并且结合所在区域资源优势以及产业机构特点来设置相关对应专业[4]。例如:重庆市地区拥有充足的矿产资源、西部地区综合通枢纽、物种基因库等,而这些资源决定该城市高技能人才培养专业多样化,使得该地区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有效满足当地地区的发展需求。其次,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需要结合某一行业或技术岗位来进行确立,然后针对该技术岗位特点以及行业实际需求而对学生们进行理论知识传授、实践技能的培养,由此使其更好地投身于该行业生产活动中。例如:重庆市环保工程方面,需要大量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投入,才能够实现该地区的繁荣昌盛、人文和谐发展局面。
三、重庆市高校高技能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
1.基于终身教育理念转变人才培养思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各行业之间竞争愈演愈激烈,学校与企业之间逐渐建立起合作关系,使得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以及专业课程的设置能够与企业人才需求相结合,然而从高技能人才未来成长情况来看,经过几年内时间的培养不足以成为高技能、创新型人才[5],因此,重庆市高职院校需要转变当前高技能创新型人才培养思路,从终身教育理念出发来对专业学生们进行开展实践技能培养、教育活动。
2.基于校企合作建立系统人才培养模式。重庆市地区的产业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地优化、升级,并且引进了不少新技术,以至于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学校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只停留于传统模式上,则会出现人才培养与市场人才需求相脱节的情况,因此,高职院校需要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增加合作项目,结合企业发展人才需求情况而开展教学活动,并且为人才培养模式设立目标体系,包括教学内容、专业设置、教学方式等,从而充分发挥学校与企业二者的优势。
3.基于校企双赢意识改变人才培养取向。在传统人才培养活动中,学校认为与企业合作是为了补充专业培养实践部分的不足点,而企业只注重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追求,以至于对人才培养部分没有融入到整体企业价值链中,最终导致所培育的高技能人才不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人才标准需求,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因此,校企双方需要建立在“双赢”共识上增加二者之间的项目合作程度,由此将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最优化,最终双方均能够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6]。
综上所述,本文将高技能人才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进行了简单的概述,并将西方先进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对我国的启示进行了介绍、分析,最后,本文将重庆市高校高技能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构而提出了相关对策,希望通过本文的叙述能够为相关研究学者以及高校教育领导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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