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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才培养目标的作用
首先,人才培养目标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在进行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中,需要一定的目标作为指导,做好方向性的指引,使得人才培养朝着科学的目标前进,进而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效率和进程。其次,人才培养目标的稳定作用,从人才培养工作本身来说,其系统性相对较强,其中包含的细节较为缜密,需要做好相关的规划和统筹。其稳定性主要表现在工作要围绕着一个中心点来进行,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长期性。再次,人才培养目标的激励作用,对于大学的教育工作来说,各项工作的最终目的都是进行人才的培养,因此,这一目标在实际的工作中,可以起到一定的激励和促进的作用。使得大学教育的各项工作的成效都有所提高。
1.2人才培养的目标
首先,人才培养就是给教育工作奠定基础的,所以在人才培养目标的工作中总是以实现教育目的为基础。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人才培养工作要根据教育的基本模式,学科之间的联系以及地域之间的差别来进行,将教育的基本理念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工作中。其次,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遵循了国家的传统美德,因此,进行人才培养就是为了对教育工作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明确教育目标,促进社会的发展。
2地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
2.1工作机制繁琐
根据大学生相关的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规定来看,当代的地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以高校的校长为主体来进行。这种体制被称为校长负责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展开的过程中,在政治、思想以及其他的方面都要有党委来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保证按时高效地完成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另外,说这项工作具有一定的繁琐性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的部门数量和类型也存在着一定的多样性。包括人事处、教育处、科研处等等。只有各个部门能够相互协调,团结合作,才能把地方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
2.2教育对于双重性主导
首先,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其主导主体主要是共青团队伍和党政队伍两个大的方面。其中组成的部分主要是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等等。其次,从学科的设置上可以看出,哲学专业的教师和思政部的教师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导。但是和大城市的大学教育相比,地方的大学思政教育的师资还存在着不足的现象。一些专业的教师和辅导员都是采用外聘的方式,长期实行聘用制不利于高校的教育目标的实现,无法实现“名师效应”。再次,地方大学的班主任,其构成主要也可以分成两种形式,一个是辅导员兼职,一个是任课教师作为班主任。可见,班主任制度的完善程度还不够,总体体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2.3教育方式方法
第一,地方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模式还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主要就是在课堂上,思政教师进行理论知识的灌输。这种方式是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忽视,对于学生来说,其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不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要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层次性,要找到学科之间的差异,提高思政教育工作的效率。第二,地方大学在教育方式以及教育规模上都会受到资金、环境以及地域的限制,教育过程主要以教师为主,教育属于硬性的教育,毫无新意。
3关于地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意义
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实践的角度来说,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理论上价值上来讲,地方性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教育的切入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完善我国的教育体系。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进行的过程中主要以哲学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大学思政教育转变了思维方式,实现了关系思维。其次,从实践意义上来看,这种教育方式打造了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模式,将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能够有效地解决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大学生们不仅能够通过独立的思考解决身边的问题,还能完善思维方式。有利于地方大学生素质的培养,保证其发展的全面性。另外,地方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模式可以为我国的高等院校所借鉴,实现高效教育模式的统一化。
4地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4.1调整教育工作机制
对于地方大学来说,对教育机制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可以积极地参照国家一些重点院校。在校园中建设关于党群机制、资源以及保障机制或者是业务机制的相关部门,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教育管理的相应成本,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教育和服务相互连接,完善教育理念。从地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可以看出,做好思政教育工作就是要实现人才培养的目的。
4.2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地方大学的思政教育工作中,教师占据了主导的位置。因此,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要加强对党政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对于共青团队伍的素质也要提高重视,发挥工作机制的作用,建立健全大学教育中的保障体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稳定性和整体性。教师本身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和技能,能够在教育教学中做到创新思路和教学方法,能够以学生为主体,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贯穿到思政教育工作的实际中。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就和哲学学科以及专业技能相联系,因此,教师们应该具有基础的哲学修养,进而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实力。如果地方大学的条件允许可以另外聘请一些资质较高,专业技能扎实的专家和学者来进行座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成果。当然,这一做法需要和大学的经济基础以及各项工作的完善程度相适应,提高教育的高效性。最后,要对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工作区分开来,明确分工。因为,从这两个职务的本质上来看,班主任就是要集中精力对班级的事物进行管理,而辅导员就是抓学生的生活事物,二者分工不同,任务各异。所以要努力强化班主任和辅导员的队伍。
4.3注重网络育人
提升网络育人的实效。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媒体己成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非常普及的媒介和载体。高等院校要重视校园信息网络的建设,建设好各级各类网站,既要突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抢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又要顺应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及需要,科学合理设置栏目,内容要体现理论性,也要体现出时尚性和生动性,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满足学生的网络文化需求,突显校院网站的育人功能。
4.4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1)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这一观念要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得到重视并且得以实施,从根本上改变灌输式的传统教育,教育工作者不要高高在上,经常以说教、谈话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说服教育。
(2)结合当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针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特点,将思想教育工作以实践的形式融入到学生受教育范围内,学校组织参观历史文化单位,使学生能够从中确定自己主人翁意识,以激发受教育的积极性。
关键词: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效应分析
为了激活农民购买能力,扩大农村消费,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财政部、商务部提出了财政补贴促进家电下乡的政策思路。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对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大类产品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3%的财政资金直补。2008 年12月起试点地区扩大为14 个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目前下乡补贴产品已扩大为10 类,摩托车、汽车也名列其中。本文通过分析家电下乡中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综合效应,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建议,从而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
一、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正面效应分析
1,有利于拉动农村消费,扩大内需,优化我国经济结构。
扩大农村需求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把农村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购买力,则能为我国日益形成的强大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为国民经济提供持久拉动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我国经济结构,使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协同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家电下乡政策由国家财政安排专项基金对购买下乡家电给予销售价格13%的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民的消费支出成本,降低家电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了农民对家电的需求。
2,有利于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家电下乡的推行可以使农村的家电拥有量大大提高,不仅有利于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还能畅通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帮助农民了解国家政策、获取更多市场信息、学习生产技术,促进农民增收。家电下乡的推行改善农村消费结构,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这是贯彻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
3,适当的财政补贴可以促进行业的发展,消化家电业产能过剩,帮助家电业渡过"难关"。
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增加、能源提价和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家电产品在出口地需求萎靡,与美国、欧盟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升级。在出口锐减的危局下,转向农村市场销售,成为中国家电业避风险、保增长的选择。推广家电下乡,能够促进家电生产、流通和农民需求的有机对接,有利于消化家电产品过剩产能,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拓展了空间。
4,有利于完善农村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
国家通过财政补贴降低了家电的相对价格扩大了家电的需求,从而为企业进军农村市场开辟了道路,在为企业开辟市场的同时也为推动农村家电服务体系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次家电下乡国家对各生产和流通企业在生产、配送、销售、维修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以引导生产企业设计和生产适合农村消费特点、适应农村消费环境。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更多的企业关注农村市场,不断建立和完善面向农村的生产、流通和售后服务网络,改变长期形成的以单一供给结构面向差别很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实施的负面效应分析
1,财政补贴手续程序繁琐费时
目前“家电下乡”大都是“事后补贴”,购买人先付全款,在购买后30日内,持购买产品的发票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补贴类家电产品专用标志、购买人储蓄存折(或粮食直补专用存折)等相关材料,到乡镇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审核办公室申报补贴。这种补贴方式需要层层审核,手续繁杂。手续的繁琐影响了农民对“家电下乡”的热情,许多农民往往因为手续繁杂放弃了购买计划。论文参考网。
2,增加政府财政负担
适度的财政补贴是必要的,但超过财政承受能力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财政补贴过多,削弱了国家财力,降低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挤占经济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巨大数额的财政补贴,将影响其他支出事项的安排,削弱了国家宏观调节经济的功能,妨碍了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的功能、同时影响经济建设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
3,“家电下乡”活动很容易滋生“寻租”行为
目前实行的政府招标、逐层拨款、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模式,正在沦为又一个权力寻租的温床。政府为“家电下乡”设置专门产品,并对家电厂商采取“准入“制度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设租”行为。既然已经“设租”,倘若没有高强度的配套监管约束措施,那么“寻租”就成了机构和官僚本能的冲动。相对于政府和家电厂商,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农民(消费者)的博弈能力较弱,对政府掌握“准入”的机构和官员的监督约能力就更加微薄了。
4,财政补贴的无差别对待
在我国不仅城乡差距巨大,农村与农村之间的发展情况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西部农村的消费明显滞后于东部农村。从财政支出的公平性角度来看,政府应按能力原则进行财政补贴,即购买能力相同的农民享受相同的财政补贴,对不同情况的农民要根据其购买能力高低进行反向调节,以达到财政补贴的公平。
三、对“家电下乡”的几点建议
1,简化补贴领取的程序
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对那些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乡村,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着力解决配送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难题,条件具备的地区可支持建立区域性农村商品采购联盟。将与财政部门一起研究简化家电下乡补贴手续,方便农民领取补贴,同时研究完善监督办法,防止骗补。
2,加大监督力度、增强“家电下乡”政策的透明度。论文参考网。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官员的服务意识,减少公权使用范围;把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降低到最低,最要坚决斩断挪用、截留财政补贴款的“黑手”。制定权力制度责任制、权力制衡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举报体系,建立跟踪商品的抽样调查机制,实施有效的事后控制,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加大治理力度,制定严厉的法律、法规,降低寻租者的收入预期,以监督和严惩两把“利刃”,使寻租者望“租”生畏。
3,强化各项支农补贴措施,扩大补贴范围,实行财政补贴政策差别化
家电下乡应针对各地区收入水平不同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而对于同一地区的农民也要视其个人购买能力而给予差别对待。论文参考网。强化各项支农补贴措施,扩大补贴范围,增加补贴额度。
要想真正撬动农村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高,给了补贴一样买不起。因此可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各项支农补贴措施,扩大补贴范围,增加补贴额度,竭力保证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提高财政支农的绩效,以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购买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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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振宗. 对“家电下乡”成效的思考[J]. 管理观察, 2009, (14).
[3] 张少春.创新财政政策推动家电下乡[J].中国财政,2008,(03).
论文关键词:VEC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财政支出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经济建设活动,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期间,国家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加到49781.35亿元;GDP总量从3645.2亿元增加到249529.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也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代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在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职能中,收入分配职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和体现。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问题上,财政支出应怎样安排呢?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财务管理论文,也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借助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2]的动态影响机制。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研究都强调经济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经济增长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没有坏处,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核心期刊。受其影响,西方学者们大多重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加之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把经济增长列为财政支出的首要目标,使得这种研究趋势更是盛极一时,而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则明显滞后。
对于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学者们大多侧重于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鲜有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上大家还未达成共识,再加上对社会公平系数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实证分析结论存在差异。寇铁军、金双华(2002)以基尼系数为社会公平指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简单回归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结论。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不公平指数,构造了六个模型方程分别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得出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央财政支出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的结论。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数据等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负效应的结论。刘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乡居民收入差为社会公平指标,分析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冉光和、潘辉(2009)对全国居民、城乡居民以及东中西居民三个样本进行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VAR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论文,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进行单一静态研究。然而,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政府安排财政支出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只考虑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或者离开经济增长而单一的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有失偏颇。这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影响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分析方法系统考查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动态影响。
(二)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按照经济性质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三种。三种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动,直接反映了财政支出职能的调整。一般而言,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直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支出无异,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讲,投资性支出会影响生产函数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会形成社会物质资本,从而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科学、教育以及卫生等领域支出会形成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改善社会生产技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核心期刊。相反,转移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转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同时财务管理论文,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转移性支出能够缩小甚至弥补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稳定社会公平秩序。从供给方面讲,转移性支出也是一种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较强;转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较强。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1978—2006年社会公平指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共同构建VEC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均为年度变量,并用GDP平减指数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GDP平减指数,这里借鉴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进行换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数,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数(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义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义GDP值。需要指出,我国预算外支出结构不具有明显特征,波动性较大,所以我们暂不考虑财政预算外支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以及国研网教育版宏观经济年度统计数据库。
(1)社会公平指标上我们选取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首先,选择上梯形面积法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家庭累计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收入数累计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G1G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务管理论文,P1P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经济增长指标上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根据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00)/100公式计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100。
(3)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上我们分别选取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各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依据官方统计数据,财政投资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以及科教文卫支出等;财政消费性支出包括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等部门事业费、国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等;财政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名
变量解释
Gini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IV
财政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CS
财政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TR
财政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二)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非平稳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借鉴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理论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以确定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进步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用数据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更加全面认识变量之间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的短期关系;构造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确定不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动态影响程度核心期刊。根据研究需要,构造出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计量模型1和模型2。同时,为了避免模型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其中,i是滞后阶数,n是样本个数,是扰动向量。
模型1:
模型2: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滞后长度根据SIC法则自动选择,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表2的ADF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仅有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财务管理论文,但是它们的一次差分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即这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I(1)。
表2 ADF检验结果
变量名
检验类型(c,t,k)
ADF检验值
伴随概率p值
结论
lnGini
(c,t,0)
-2.0240*
0.0430
平稳
lnGDP
(c,t,3)
-3.9201*
0.0263
平稳
lnGIV
(c,t,0)
-3.2130
0.1023
非平稳
D(lnGIV)
(0,0,0)
-4.7690**
0.0000
平稳
lnGCS
(c,0,2)
-3.4119*
0.0198
平稳
lnGTR
(c,0,3)
-2.3022
0.1790
非平稳
D(lnGTR)
(0,0,2)
-3.2291**
0.0024
平稳
注:(1)检验类型(c,t,k)表示ADF方程中的截距、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2)*、**分别表示在5%、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3)D表示对变量进行一次差分。
由于上述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平稳序列,其它变量都是水平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则表示虽然在短期内它们具有各自的变动规律,但在长期内却存在着共同的变化趋势。根据AIC、SC信息准则以及似然比LR统计量确定最优滞后阶数值为2。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根
Trace 统计量
Max-Eigen 统计量
None
0.8595
131.22**
51.02**
At most 1
0.7939
80.20**
41.06**
At most 2
0.6003
39.13
23.84*
注:**表示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趋势假设:时间序列有均值和线性趋势项,协积方程只有截距项。
(二)VEC模型估计
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显示,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存在冲突财务管理论文,前者认为有2个协整关系存在,后者认为有3个协整关系存在。对于这样的情况,检验估计得到的协整向量,并将选择建立在协整关系的解释能力上。同时,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见表4)。
表4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
协整方程
模型1
LnGini=-1.70LnGIV+9.37LnGCS-0.19LnGTR+12.98
(5.40**) (-1.73) (2.63*)
模型2
LnGDP=2.47LnGIV-26.81LnGCS+1.38LnGTR-25.01
(-6.25**) (2.91*) (-3.58*)
误差修正方程
模型1
DLnGinit=-0.30ecmt-1+0.10ecmt-2+0.34DLnGinit-1+0.24DLnGinit-2-1.45DLnGDPt-1+0.46DLnGDPt-2
(-2.75*) (1.74) (1.05) (0.73) (-2.55*) (0.71)
+0.26DLnGIVt-1+0.35DLnGIVt-2+0.27DLnGCSt-1-0.44DLnGCSt-2-0.19DLnGTRt-1+0.11DLnGTRt-2+0.11
(2.74*) (0.76) (2.91*) (-1.36) (-1.07) (2.56*)
模型2
DLnGDPt=-0.02ecmt-1-0.003ecmt-2+0.07DLnGinit-1-0.16DLnGinit-2+0.39DLnGDPt-1-0.41DLnGDPt-2
(1.27) (-3.13*) (0.59) (-2.38*) (2.15*) (-2.71*)
+0.17DLnGIVt-1+0.05DLnGIVt-2-0.08DLnGCSt-1-0.08DLnGCSt-2-0.05DLnGTRt-1-0.03DLnGTRt-2+0.10
(2.30*) (0.32) (-2.78*) (-0.65) (-2.82*) (-1.04)
注:**、*表示在1%、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需要指出,括号内数字为T检验值,基尼系数取对数为负数,所以模型1协整方程表明长期中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与社会公平成正相关,且投资性支出贡献度相对较大;财政消费性支出与社会公平无显著关系。误差修正方程表明社会公平变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其负反馈修正机制产生效果,但修正速度很慢。经济增长率、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的一期滞后差分值和转移性支出的二期滞后差分值对短期社会公平调整都有显著影响。模型2协整方程表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影响,消费性支出贡献度相对较大。误差修正方程表明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其负反馈修正机制产生效果,但修正速度更慢核心期刊。社会公平、财政支出以及前期经济增长都对本期经济增长的变动有显著影响。
(三)因果检验
Granger(1988)指出,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也一定存在某种形式的Granger因果关系,或单向的,或双向的。协整分析得出的经验方程只能表示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或至少一个方向的因果关系,要想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表5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
结论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72906
0.0291
拒绝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1.85800
0.1710
接受原假设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2.77932
0.0692
拒绝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3.96284
0.0238
拒绝原假设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0.07063
0.9749
接受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GCS
0.70548
0.5605
接受原假设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05082
0.0537
拒绝原假设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2.39282
0.1004
接受原假设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96578
0.0581
拒绝原假设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0.37126
0.7746
接受原假设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0.54046
0.6604
接受原假设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CS
0.96788
0.4283
接受原假设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33310
0.0815
拒绝原假设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0.23638
0.8699
接受原假设
表5检验结果与ECM模型基本一致,在Granger因果关系上,我们取10%置信度水平可得到如下结论:(1)社会公平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不是社会公平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我国社会公平问题比较复杂,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可能不是社会公平的决定性原因,可能还有人力资本和制度等原因。(2)财政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这符合凯恩斯乘数-加速原理。(3)财政投资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既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财务管理论文,又是社会公平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除了扩大社会有效需求,财政投资性支出为私人创造了平等的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等起点公平条件,转移性支出为私人脱贫致富的最终实现创造了结果公平条件。
(四)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
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机制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仅能说明变量之间的长期或短期关系,而我们更关心系统冲击对各个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和各个变量对冲击响应的方向、时滞效应以及稳定过程。为此,我们可以通过脉冲响应比较各种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和方式,通过方差分解来进步评价不同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表6VAR模型平稳性检验
Root
Modulus
Root
Modulus
0.996398
0.996398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864283
0.864283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70197
0.670197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00645
0.600645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0.155832
0.155832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如果被估计VAR模型所有根的模倒数小于1,则其是稳定的。若模型不稳定,此时模型并不具有可逆性,脉冲响应函数的标准误差是无效的。在考察变量响应之前,先检验VAR过程的稳定性,如表6所有根的模均小于1,可以肯定VAR过程是平稳的、可逆的。
图1 基尼系数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图2 经济增长率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1)由图1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性支出标准差扰动对基尼系数前十期产生正向影响,第六期达到最大值0.018494,从第十一期起转为负向影响,之后逐渐收敛,表明财政投资性支出对我国社会公平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影响;财政转移性支出标准差扰动对基尼系数产生负向影响,之后逐渐减弱,虽然其后过程有细微波动,但在整个冲击响应阶段保持微弱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转移性支出对我国长期社会公平有一定促进作用;而财政消费性支出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不稳定,波动较大,后期逐渐收敛。
(2)由图2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性支出标准差扰动对经济增长率交替产生正负影响,最终维持在-0.001410影响水平上,这表明财政投资性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先表现出引致效应,随后产生挤出效应;财政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标准差扰动对经济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财务管理论文,其后过程虽有波动,但在整个冲击响应阶段对经济增长率保持正向影响,这表明财政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稳定的引致效应,不存在挤出效应。
图3 基尼系数方差分解图4 经济增长率方差分解
(3)由图3可以看出,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经济增长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很小,基尼系数预测方差主要受其自身、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影响,整个期间自身影响逐渐减弱最终锁定43%,不同的是财政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影响都是逐渐增加,最终分别稳定在33%和13%。
(4)由图4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受其自身影响最大,除此之外基尼系数对其影响逐渐减弱至12.5%,财政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对其影响迅速增加至9%和13%,而整个期间财政转移性支出对其影响基本稳定在3%。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日益冲突的背景下,本文从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三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进行了动态分析,最终研究结果表明:
(1)长期中社会公平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增长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不显著核心期刊。但是,短期中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具有显著影响。
(2)财政支出分别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存在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在发展变化中都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反向误差修正速度很慢,都需要不同财政支出的变动进行调整。
(3)在财政支出结构上,财政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财政转移性支出对社会公平具有显著影响,而财政投资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科教文卫等人力资本投资对社会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创造了条件。
因此,从本文的研究结果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根据不同时期既定政策目标和社会环境,政府应该适时调整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具体而言财务管理论文,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第一,在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增加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同时,增加财政投资性支出。短期内,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和公路等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性支出可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长期内,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等民生领域投资性支出可以缓解社会不公平压力,这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在财政支出以缓解社会不公平程度为首要目标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度提高财政转移性支出比重的同时,适当增加民生领域财政投资性支出。不过,应特别注意不能简单指望调整这类开支比重就能够自动地实现改善社会公平的目标。因为,在我国社会公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单单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制度结构与变迁所带来的不公平更是关键之所在。
第三,财政支出不能片面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对立起来,而应有所重点有所兼顾。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平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进而维持社会整体公平以及高质量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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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赤峰市区居民 休闲体育 现状调查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以赤峰市市区内的16岁—75岁市民为研究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对体育科技文献通报和中国期刊以“休闲体育”为关键词检索到相关文献资料篇,为本论文的撰写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本论文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1.2.2问卷调查法
对赤峰市区居民休闲体育状况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发放300份,收回289份,回收率96.3%。
1.2.3访谈法
在确定本研究领域之后,围绕研究对象年龄阶段的划分、研究地域范围的确定等问题对相关专家进行访谈。
1.2.4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问卷中所有涉及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休闲体育改变了赤峰市区居民生活方式
2.1.1赤峰市区居民余暇时间
余暇时间亦称自由时间指在一昼夜的全部时间结构里划出一切必要的时间后所剩余的那一部分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能直接被生产劳动所吸引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然而这部分时间在人类创造精神文明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人们直接参与体育活动和接受体育文化的基本前提之一。赤峰市区居民余暇时间情况(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25.1%的城市居民每天有1—2小时的余暇时间,36.6%的城市居民每天有2—3小时的余暇时间,还有将近25.8%的城市居民每天有3小时以上的余暇时间,只有少数市区居民的余暇时间不到1小时,这说明人们的余暇时间增多了。
2.1.2赤峰市区居民休闲运动项目选择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2,赤峰市区居民的闲暇时间主要用于看电视、体育活动、上网、看书读报刊看杂志、逛街、听音乐、休息、聊天、跳舞、旅游等,选择体育运动的有,排第二,这说明赤峰市区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在不断提高、体育锻炼的意识在逐渐增强,休闲体育正在被城市居民接受并喜爱。
2.2休闲体育提高了赤峰市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消遣娱乐、体育运动的重要性,不仅劳动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内容,休息、娱乐、体育同样对人生存有积极的意义。这些活动不仅可以消除大脑疲劳感,使疲惫的身体得到积极休息,恢复体力,精力充沛地再投入到劳动中,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脑力、体力消耗的补偿方式,而且这些活动提供给劳动者一个摆脱必然性的支配,可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获得发挥自己一切爱好、兴趣和才能的机会,为自身的充分发展提供广阔的天地。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3),52.1%的人把娱乐放松作为运动休闲目的,65.0%的人强身健体,2.3%的人寻求刺激,10.0%的人结交朋友,1.6%从事其他,这充分说明,在城市居民的心目中运动休闲的强身健体和娱乐放松作用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认可。这与现阶段我们所大力提倡全民健身运动大相吻合。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赤峰市休闲体育场所相对较少,不能够满足人们参与的需要。
3.1.2赤峰市市民对休闲体育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具有高度一致的认同。
3.1.3赤峰市市区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意识较落后,几乎不愿付费参与,因此家中、公园、城市广场、全民健身路径成为赤峰市市民休闲体育的首选场所。
3.2建议
3.2.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对休闲体育的宣传力度,真正落实“为民”的思想,而不是单纯地追求各种竞技体育成绩,要利用好电视、电台、报纸、书刊等各种传播媒体进行宣传,增强全民的健身意识,使休闲体育有良好的舆论环境,从而使广大群众在闲暇时间里都能积极参加休闲体育活动。
3.2.2政府和企业投资的合理化。开展群体活动资金短缺,是一直以来困扰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单靠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是行不通的。
3.2.3加强人才的培养。对休闲体育活动,既要有休闲经营人才,又要有各种休闲体育的研究人才。为适应赤峰市休闲体育发展需要,应重视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建议制定相关政策与措施,免费开放学校及市内的公共体育设施,以便市民参加休闲体育锻炼。
参考文献:
[1]田慧,周虹.休闲体育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体育科学,2006:28-29.
关键词:物价上涨 CPI 恩格尔系数
中图分类号:F01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8-025-03
价格与消费是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经济因素,价格水平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根据价格曲线也可看出,价格越高,消费需求越低,价格越低,消费需求越高。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涨速明显加快,成为经济运行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肉禽蛋、鲜菜、汽油、柴油、石油、液化气等商品价格均保持在高价位上运行,人们日常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价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与宏观经济运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价格作为一个现象,折射出的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质性问题。此外,价格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时扮演着“市场调节器”与“宏观经济运行指示器”的双重角色。因此,物价波动一直是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物价这一关系到民生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认真研究、科学合理地分析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我国物价水平的历史与现状
(一)我国历史各物价水平变动阶段
第一阶段:1953―1965年(共13年)。这一阶段,我国物价水平经历了一次剧烈的升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出现了一次高耸的峰和深陷的谷。1959~1961的3年中,零售物价水平持续上涨,于1961年到达顶峰,涨幅为16.2%。1962年,零售物价下跌,1963年跌至-5.9%的波谷,峰谷落差达22.1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1966―1976年(共11年)。在这一段时期内,我国物价水平的变动幅度极小。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曲线几乎是一条水平直线,其涨幅从未超过1%,跌幅也仅有一年略微超过1%,最高点(1975年,0.6%)与最低点(1969年,-1.1%)之间的落差只有1.7个百分点。这一时期零售物价的高度稳定,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通过行政手段冻结价格。这样,尽管经济在剧烈地波动,而价格水平却“纹丝不动”。
第三阶段:1977―1999年(共23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物价水平长期僵持不变的局面被彻底打破,零售物价开始持续上升。1999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为1978年的359.8%。在这一时期,价格涨幅的波动性也变得非常明显。从1977年到1999年,我国物价涨幅可观测到4次明显的循环波动。
第四阶段:2000―2007年(共8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91―2001年的完整波谷―波谷经济周期后,从2002年起重新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2003年与2004年实际GDP增长速度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而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超过潜在GDP增长速度,其间通货膨胀却相对温和。在2006年中国经济继承了2005年的强劲扩张趋势,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增长型经济周期的位势上,2006年将构成本次经济周期的波峰年度。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兼顾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进一步促进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以及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在总体经济景气进入本次经济周期收缩阶段后延续其繁荣形态。2007年实际GDP增长速度略低于潜在GDP增长速度平稳回复至潜在GDP水平。
(二)我国现阶段物价变动的状况及原因
物价上涨影响居民的生活,从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涨速明显加快,成为经济运行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2007年1―11月份CPI同比上涨4.6%,涨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3个百分点;尤其是11月份CPI同比上涨6.9%,环比上涨0.7%,创1996年底以来的新高。另外,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和央行公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等均呈现加速上升的势头,已超出各方预期。
从统计数据来看,2007年的CPI上涨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以11月份为例,当月以粮食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2%,推动CPI上涨了6.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88.6%,其中粮食价格同比上涨6.6%,肉禽及其制品价格同比上涨38.8%油脂价格同比上涨35%,鲜菜价格同比上涨28.6%,鲜果价格上涨12.9%,鲜蛋价格同比上涨10%,水产品价格同比上涨6.8%。而工业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基本保持稳定,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后,前11个月的核心价格指数仅同比上涨1%左右。
物价上涨是源于多方面的因素,原因之一:国际市场价格的带动。由于石油价格持续上涨,美国等国家大规模开发生物能源,对玉米、大豆等粮食需求量大幅增加。这导致国际市场粮价大幅度上涨,进而拉动了国内粮食价格上升,并影响到以粮食为原料的食用油、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品价格。
原因之二:成本推动。近10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一直低位运行,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籽、生猪等主要农产品现在的价格,多数低于10年前的水平,只有个别品种略高于10年前水平。但与此同时,种植养殖成本随着生产资料价格和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大幅上升,所以,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
原因之三:供求结构失衡。由于去年上半年生猪价格跌到谷底,导致生猪存栏下降,去年下半年生猪价格开始进入周期性上涨阶段。部分地区出现的疫情,也加剧了生猪供应的紧张。
民以食为天,粮食、肉、禽、蛋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今年以来食品和副食品价格的上涨过猛,波及面过大,猪肉的涨价带动了其他生活资料(如牛羊肉、蛋、奶)价格上涨。这是事关人民群众(特别是在校学生、进城务工人员、城市低保人群等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事关全局、事关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势必影响到千家万户居民的生活质量。涨价使多数中低收入城乡居民的生活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但冲击最大的是城乡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对一些县城的民工生活冲击较大,感到压力沉重。
二、物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物价波动主要由市场中的商品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即供给小于需求是物价上涨,供给大于需求是物价下跌,供给等于需求时物价稳定。物价波动可以调整市场中商品供求关系,即供给小于需求时抬高物价可以使供求平衡,供给大于需求时降低物价可以促使供求平衡物价波动。
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反映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衡量一般家庭(不含共同事业户)实际购买各项消费性商品及劳务价格变动情形。所得税、购置土地、住宅及人寿保险等支出不属查价范围。
大多数国家都编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城乡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动情况,并用它来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
从2001年起,我国采用国际通用做法,逐月编制并公布以2000年价格水平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定基指数,作为反映我国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的主要指标。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负责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及相关工作,并组织、指导和管理各区市的消费价格调查统计工作。
我国编制价格指数的商品和服务项目,根据全国城乡近11万户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资料和有关规定确定,目前共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251个基本分类,约700个代表品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是在对全国550个样本市县近3万个采价点进行价格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国际规范的流程和公式算出来的。
CPI=(Pt1Q01+Pt2Q02+…+PtmQ0m)/(P01Q01+ P02Q02+…+P0mQ0m)*100
式中:P――商品价格;Q――商品数量;m――商品的种类;t――现期;0――基期。
公式中,分母表示在需要进行比较的基期里居民对有关商品的支出总额;分子表示居民在现期以现行价格购买相同种类、同样数量的商品支出总额。
把上述公式用文字简化表达就是:
CPI=现期购买商品支出总额/基期购买商品支出总额×100(商品是同类商品,与取样样本有关)
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统计学家厄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在研究英、法、德和比利时等国工人阶级不同阶层的家庭调查资料时,得到一系列数据,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低,其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越大,反之,其比重越小;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会逐渐减少。对国家而言,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平均支出中购买食品支出的比重越大,这一规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后来,人们把食品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称为恩格尔系数,用公式表示如下: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全部生活消费支出)×100%
恩格尔定律的原理非常简单:一个家庭或个人维持生命所必须的食品数量是基本不变的。在这个前提下,恩格尔系数值越小,即食品支出占家庭或个人支出的比重越小,自然就意味着家庭或个人的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生活水平越低。因此,可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成就。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更是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评价国家贫富和地区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
在我国,恩格尔系数同样受到高度重视,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还是新闻媒体关于本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报道,都可以见到恩格尔系数踪影,使用频率极高:中国宣布“总体达到小康”所依据的一个重要指标便是“恩格尔系数”;政府机关很多工作计划的依据也是本地的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定律是在假定价格不变的前提下而提出的,其受影响较大除收入以外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物价水平:当食品消费数量不变时,物价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名义收入不变时实际收入的降低,即意味着在相同收入下食品支出的增加。因此,物价水平上升,恩格尔系数就会上升,反之则下降。而影响恩格尔系数的主要因素有收入状况、物价水平、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状况、福利政策和消费习惯等。其表现为:
1.近年来我国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服装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和住房支出的不断增加造成的:当居民购置住房等耐用消费品时,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用于食品的支出就会减小,因此恩格尔系数会下降;当老百姓对医疗、住房、交通等方面的支出增加时,在个人可支配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就会挤占对食品的消费,从而导致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2.随着家庭设备用品消费的增多,恩格尔系数是上升的:当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刚开始增多时,生活消费会从温饱型消费转向营养型消费时,谷物在食物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会不断减少,肉乳品及精细食品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因此,在生活刚刚开始好转的某段时间内,恩格尔系数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家庭设备用品相对于一般消费品来说,使用期限较长,单位产品价格较高。居民为了购买耐用消费品,一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蓄,在维持基本生活的食品支出不变时,其它各项消费性支出就会减少,因此积累期的恩格尔系数会上升。
3.当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时,恩格尔系数是上升的:食品消费数量不变时,消费物价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名义收入不变时实际收入的降低,即意味着在相同收入下食品支出的增加,从而导致恩格尔系数的上升。
4.物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水平。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因此,居民对食品价格非常敏感,稍有异动就会引起居民的广泛关注。由于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得收入对生活的保障作用逐步减弱,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更难以承受。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必然带来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增加,因为食品这类生活必需品消费弹性小,替代效应不明显,不管价格是否上涨,必须得消费。价格上涨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欲望,通常物价上涨时,人们为了缓解这一压力,不得不降低消费档次,减少消费数量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也就造成了消费量的下降,生活质量的降低。
综合以上分析,消费品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给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带来一定困难,其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具体表现在:一是采取买价廉质次的商品,来确保量的满足。二是提取存款或借钱应对急需。三是改变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减少非必需品的消费。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支出成为压缩对象。四是主要消费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还给低收入居民家庭增添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心理压力和价格预期。
三、建议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建议:要加强价格监控和调控,大力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积极促进居民消费。政府应坚决制止搭车涨价和哄抬物价的现象,维护市场的稳定;对房地产业等价格过高的行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抑制商品房价的过高过快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在扩大就业、提高低保水平、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等方面出台操作性强的政策;培育新的消费热点,鼓励和引导合理消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从而带动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大幅提高,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当前的宏观调控重点,既要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缓解资源瓶颈,加强对通胀的预警和疏导,又要千方百计地积极培育市场和有效扩大消费,缓解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
主要解决方案:
1.应适当调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经济局部过热与多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且投资结构欠合理无不关系,因此,为降低投资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的恶化,缓解经济结构的失衡,适度调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2.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缓解对生产资料的过度需求。一是坚决遏制某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人民银行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加强“窗口”指导,商业银行要增强风险意识,强化信贷审核。三是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制定限制性价格政策,控制这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同时,加强对煤、电、油、运的协调,缓解瓶颈制约。
3.努力促进粮食增产,增加粮食供给,使粮食价格回升到一个合理水平。由于以粮食为基础的食品类价格占居民消费价格的权重大,食品是居民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群体中所占支出比重较大,所以,保持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合理回升至关重要。一是要搞好粮食总量平衡工作,引导粮价稳步回升,逐步达到一个合理区间。二是要加强农资价格监管,稳定农资价格,稳定粮食生产的物质成本。三是要在粮食生产方面给予税收、信贷、价格等政策优惠,减轻种粮农民负担,保护和激发农民种粮积极性。
4.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首先,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快速上涨构成物价水平上涨的一个方面,而且对消费者的消费预期和消费能力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其次,房地产业的产业关联度较大,对房地产的过度投资构成了能源、原材料供给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从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的具体波动情况来看,土地价格和商品房价格上涨较快,而土地租金价格上涨有限。这说明,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以及与此相关的价格波动具有泡沫成分,这可能隐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是控制物价上涨和金融风险的良策。
5.对货币供应量的超速增长进行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超速增长是导致近期物价上涨的原因之一,所以今后一段时间,要对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进行调控:一是要加大公开市场业务力度,对冲因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二是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提高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适度控制贷款规模;三是要解决长期机制问题,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解决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刚性问题,使货币政策调控更加有效。但要注意,这种调控只能是微调,力度不宜过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固然可以在压缩投资需求方面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无助于结构性矛盾和供给瓶颈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需求增长必须通过增量货币才能实现,如果实际信贷规模出现大幅下降,在短期内对快速增长的经济会产生很大的扰动。一旦投入产出的链条被人为割断,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问题,甚至重新回到通货紧缩的泥潭里。
6.加强价格监测分析工作,建立价格异常波动应急机制。价格监测是价格决策和宏观调控的基础,要突出监测重点,完善有关制度,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市场供求状况和价格走势,善于发现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建立应对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急处理机制,及时提出控制价格上涨的意见和建议,做到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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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黑龙江;资源型城市;产业省级;比较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不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初级资源产品,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也加速了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资源的储量是一定的,许多矿山随着资源的耗竭面临着闭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资源型城市相继面临着“资源”危机,进入资源开发的衰退期。为了应对挑战,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我国一大批资源型城市走上了经济转型光辉而艰难的历程,这其中就包括我省的大庆、伊春,开始了破解世界性难题的艰辛探索。
大庆、鸡西、伊春三个城市所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水平、金融环境、市场开放程度、产业结构不同,因而在转型方向、途径、措施、道路等诸多方面表现出重大差异。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既存在遇到的共性问题,也存在选择路径上的差异,通过分析对比,对于我们全面分析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一般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型的共性问题
(一)资源面临枯竭,可持续发展受限
资源型城市形成来源于其得天独厚独自然资源,然而,这些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随着不断开采,必然导致这些资源的日益衰竭。正如素有“林都之称”的我国最大森工基地——黑龙江省伊春市,活林木总储积量由开发初期的4.28亿立方米锐减到2.47亿立方米,公顷蓄积量由167立方米减少到87立方米,可采的成熟森林只有1.7%,可采木材不足500万立方米。
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是加剧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衰竭的又一诱因。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资源型城市往往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采富矿弃贫矿,加上只注重主要产品的开发,导致了资源的低效利用和严重浪费,也加剧了我省后备资源供给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的国有煤矿的一般资源利用率只有50%,县级煤矿这一比率为20%-30%,资源的平均回收率仅为30%。
(二)产业结构单一,国有企业比重过大
我省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以资源型产业为支柱,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性极大,缺乏综合发展的产业结构体系,经济结构失衡。现有的资源型产业也都处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初级加工层面,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小,相应的资本积累缓慢,如果资源开采进入衰退期,那么现有的主导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显著降低。有些进入转型期的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仍然主要依托本地资源,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资源型经济的特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增长潜力受限。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要抓手,但是目前我省大多资源型城市的企业成长环境建设较为滞后,小微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企业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只有数量庞大的企业群体的兴起,才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培育出更多的财政税源。虽然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就业吸纳力强、经营灵活的小微企业应该在未来的资源型城市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创造适宜于投资创业的环境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的垄断效应依旧不减,交通、金融、物流等城市功能不够完善,政府服务效率过低、市场环境差等问题普遍存在。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招商吸引力、私营企业、小微企业的诞生和成长。
(三)区位较为偏离,顶层设计缺乏
我省大庆、鸡西、伊春等资源型城市位于北部内陆边远地区,受制于区位条件的制约,偏离国内国际市场及交通枢纽的影响,信息不畅,物流成本增加,极大地限制了接续产业的发展。因区位条件限制,我省资源型城市之间尚未建立统一高效的区域资源整合机制,煤炭、森林等资源各自具有自己的生产销售渠道,缺乏与省外国外的集成合作。对外开放水平低,缺乏长远的科学规划和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国内发达地区及周边国家的合作仍然没有明确、配套的有效措施,缺乏相关的合作机制,缺少外在的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外援。
(四)转型资金不足,技术革新受限
资金严重短缺制约我省资源型企业实现转型的又一短板,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财税融资政策,资源由国家统一调配,企业发展靠国家拨款或贷款,自身留存利润少,发展资金不足。资源型企业的税收由中央统一支配,发展过程中对地方财政的贡献较小,以大庆市地方税务局石油分局为例,该局直接负责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和大庆石油管理局地方工商税收的征收管理工作,平均每年完成工商税收总额近20亿元。加之资源型城市的主导产业附加值远低于下游加工业,资源价格又受国家宏观调控限制,资源型城市利益受到影响,政府财政能力薄,导致企业结构调整、安全生产、技术革新等实现转型所需要的资金缺口依然很大。
(五)结构性人才短缺,导致转型后劲受限
现代产业经济发展日益信息化、机械化,大量的新设备、新工艺被应用于生产实践,劳动知识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巨大变化。在资源型城市里,一方面由于技能单一,文化水平较低,缺少创新和创业人才,存在大量的下岗失业职工;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新兴中小企业招不到适合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城市存在严重的人力资源结构矛盾。以黑龙江省为例,6座资源型城市中,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只有128人,而非资源型城市则达到468人。工作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招商来的高技术企业进驻资源型城市后,招不到适合的高级创业人才或高素质劳动者,即使招上来的人员也看不懂技术资料,需要企业支付大量的岗位培训成本,导致招商引资企业入驻我省资源型城市的积极性不高。
(六)创新驱动不足,内生增长受限
产品创新可以直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品位和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技术创新有助于突破资源瓶颈,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例如,煤矿中对厚煤层采用综采放顶煤开采技术可以提高回采率,大庆油田研发的开发表外储层技术,突破了低贫油层的开采,相当于为大庆增加了一个地质储量7.4亿吨的大油田。可以说,创新在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无所不在。
二、转型的个性差别
(一)转型模式和选择路径上的差别
接续替代主导产业的选择培育是经济转型的核心。在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都把接续主导产业选择的重点和主要方向放在资源型产业的升级方面,而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坚持量力而行的方针,采取渐进式战略。更多是把技术创新的重点放在用高新技术改造嫁接传统产业上,适度发展有基础、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具体的转型模式上,大庆选择的是多元产业模式,因为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初步形成了产业集群。目前,由原来的中直国有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为补充的产业格局,转变为现在的石油产业和非油产业平分秋色,形成了石化和农产品、加工纺织、新材料、机械制造、电子信息“1+5”的接续产业发展格局,金锣、奥维、华科、日月、惠尔康等一批企业迅速做大做强,创建了大豆产业园、精细化工园、皮革城、轻纺城、石蜡工业园、橡胶工业园、注塑城、塑编城等19个优势产业园区。伊春选择的是替代产业模式,因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原有森林资源已经耗尽,只能依托原有森林资源开展绿色食品生产、开发北药、发展生态畜牧和生态旅游等产业。而鸡西选择的是延伸产业链模式,经济基础较为一般,现有煤炭储量还有存量,形成以煤焦化、煤气化、煤液化等为重点的煤化工产业群,以矸石、燃煤、瓦斯、焦炉余气、风力和生物质能发电为重点的电力产业群。
(二)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的差别
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虽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现端倪,但纳入资源型城市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此时,传统增长模式已弊端毕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时代潮流。所谓转型的指导思想在地方政府主政层面集中表现为执政思想,也就是统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总纲领。纵观近年来大庆、鸡西、伊春三个资源型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我们会发现在指导思想上各有侧重:大庆市人民政府为“加快建设全面现代化专业国际化城市”,具体途径为“全党抓发展,中心抓经济,重点抓项目”、“一二三四五发展战略”,更为突出“国际化”、“现代化”的高度和“项目建设”的重要性;鸡西市人民政府为“建设成为绿色矿区、生态城市、宜居家园和黑龙江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具体途径为“1266发展战略”,更为侧重“区域性”核心和“绿色发展”的主题;伊春市人民政府为“建设美丽富庶、文明和谐、健康幸福新伊春”,具体途径是“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更为侧重“自身性”发展和“环保”发展。指导思想不同——“国际性”、“区域性”、“自身性”,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基础的差别,直接反应在我省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排行榜上——大庆第二位、鸡西第五位,伊春第十一位。
(三)转型主体和政府角色上的差别
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多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特殊的工业化背景,一般都是现有资源后有城市,使得我国资源型城市规模大、涉及面广,转型不仅对资源型城市至关重要,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影响深远,这也决定了国家和资源型城市政府对经济转型有更多更深的参与和管理。鸡西市人民政府与矿业集团分立而治,1957年建市;大庆市政府与大庆石油有限公司、大庆石油管理局分离而治,1979年建市;唯独伊春市政府与伊春林管局合二为一,至今为国有性质的“企业办社会”,1958建市,参与和管理社会事务的层次最深,也对转型升级的影响最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四)市场发育与消费能力上的差别
图1 大庆、鸡西、伊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较 (单位:亿元)
以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数据为例:大庆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00亿元、同比增长20%,继万达广场之后,华联商厦、居然之家等品牌店投入运营,新兴便民商业网点增加3000个,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5425元和11500元、同比增长13%和24%,均高于GDP增速,居民消费能力较强,对于转型产业要求也较高。
鸡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5亿元,增长18%,市场发育程度一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0元,增长18%;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3000元,增长20%,居民消费能力一般,对于转型产业要求也较为一般。
伊春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6.4亿元,同比增长15.5%,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1万元,分别增长20%和16%,居民消费能力相对较低;对于转型升级产业要求相对较低(见图2所示)。
综合以上数据,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看,大庆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鸡西的4.8倍,而鸡西又是伊春的2.2倍;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上看,大庆已经接近或达到小康水平,而鸡西和伊春较小康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在资源型产业转型过程中,政府在提升社会服务方面需要不断加强,要让原有的工业产业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让第三产业成为原有工业发展的消费驱动。
图2 大庆、鸡西、伊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较(单位:万元)
(五)发展基础和城市功能上的差别
从总体上看,我省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以大庆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发展基础更好一些,城市功能更完善,在我省经济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领跑作用。2012年大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000亿元、增长10%以上,地方财政收入263亿元、增长24.8%,远高于黑龙江省的平均水平。铁路东西两站、国际会议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等重大工程顺利推进,油立方迁建等36个城建大项目竣工,区域中心城市功能进一步提档升级,将功能定位在了现代化和国际化上。
但是,鸡西、伊春等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发展基础不够牢固,城市化水平不高,历史欠账较大,城市软硬环境较差,城市功能不健全、不完善,经济发展不活跃。
例如2012年鸡西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实现610亿元,增长15%,地方财政收入42.5亿元,同比增长26%;伊春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实现258亿元,
同比增长12.1%,地方财政收入30亿元,同比增长22.3%。
图3 大庆、鸡西、伊春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比较 (单位:亿元)
综合以上数据,从地区生产总值上看,大庆是鸡西的6.6倍,而鸡西又是伊春的2.36倍;从地方财政收入上看,大庆是鸡西的6.19倍,而鸡西又是伊春的1.42倍。可见,大庆的发展基础更为坚实,地方财政收入最多,推进城市功能建设能力最强,鸡西市次之,伊春最后。鸡西、伊春等后发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升级中,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上来,提升城市的宜居宜业功能,以此来增强资源城市魅力,增加观光旅游的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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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改革进程中,法院的财政保障构成了司法成本的主要问题。从长远的观点看应建立中央统一的司.法财政与决算制度。此外,为了有效遏制司法腐败和从根本上提高司法公信力,通过渐进和配套的制度改革,将法官从一般公务员系列里独立出来并给予相对高的报酬仍应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努力方向。
一、法院的财政保障问题
总之,从收入报酬的角度来考虑对法官激励的话,无论依照的是“级别”还是“绩效”,看来都存在某些难以和司法审判本身的性质特征相适应的难点或问题。但目前在 中国 的法院,短时期内要扬弃或者仅是弱化这两种激励机制,恐怕都还不具备条件。现在的相关改革大都是在作为基本激励方法的两种机制之间选择或是进行增减式的调整,或者突出某一机制,或者以其中一种为主再适当辅以另一种,等等。这些改革在当前的语境之下确实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就应该看到,把法官这个具有特殊性的职业群体从一般的公务员及行政级别中独立出来并给予其相对较高的报酬,很有可能构成从根本上防治司法腐败和提高法院公信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诸多条件的配合,或许需要经历一段不会很短的过程。这些条件既包括法官从事的审判业务不仅是纠纷解决,还包含更多的创制规则或引导“秩序形成”等内容,⑩也包括法官在 法律 职业自尊感及职业操守或自律能力方面的建构,还包括法官资格及员额的限定等带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条件,不一而足。WWW.133229.CoM如果把上述每一条件的具备都作为某个特定改革之目标的话,对于法官的 经济 性激励又构成了达成这种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尽管通向整个司法制度改革完善的道路还很曲折而漫长,但考虑到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 政治 体制改革中可能具有的“平衡器”功能,或者,考虑到一个真正享有公信力的司法在遏制腐败及社会不公正中可能发挥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任何有益于建构这样一种司法的努力——包括本文所关心的改善法院财政保障和对法官的经济激励机制在内——都是我们决不该轻言放弃的。
注释:
⑴就我国一般的公共财政而言,可以说更加透明完整的国家及地方预决算体制也仍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之中。关于中国公共财政制度的一般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参见[美]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方颖、赵扬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2-394页。
⑵作为笔者对《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一个批评及有关该法规实施状况的评论,参见王亚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须有公共财政支撑》,载《法制日报》,2007年1月27日;《诉讼费用与司法改革——〈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施行后的一个“中期”考察》,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6期。
⑶综合各种信息渠道得到的数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这种专项资金2007年为30亿元,2008年为40亿元,2009年也为30亿元。例如2007年的数据可参见高绍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审判》2007年第5期。
⑷近年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争取,中央出台了为所有具有审判资格的法院工作人员发放“法官津贴”的政策。不过仅为一、二百元的这笔费用提高法官待遇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且因还要看同级财政是否切实执行该政策而在不少地方处于不甚稳定的状态。
⑸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从上个世纪开始逐渐建立司法会议、司法行政局和司法管理中心等机构,虽然有资深法官参加管理,但这些具体执行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都设置在法院之外。就大陆法系的一般情况而言,除了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几个例子,大部分国家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都由法院外的机构(多为行政机关)行使管理权限。即便是司法行政管理由法院自身负责的日本和韩国,也都是最高法院统一对全国法院系统行使该项权限。参见苏永钦:《司法行政组织的 发展 趋势——从审判独立与国家给付司法的义务的紧张关系谈起》,载《法治与 现代 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 论文 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⑹关于中国法院内司法行政管理与审判业务管理交织混合的状况,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 科学 》1997年第6期;张卫平:《论我国法院体制的非行政化——法院体制改革的一种基本思路》,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期。与上述两位学者对这些所谓“法院行政化”的现象持尖锐批评的观点有所区别,苏力则对此类现实情况表示了更多“同情的理解”。不过他也指出,“法院的行政管理制度可能侵入、侵蚀审判制度,造成正式审判制度的变形”。参见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与行政管理》,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⑺这种情况在当下的中国不仅为法院为所独有,而是几乎在所有公共权力机构都可看到的日常情形。关于这种量化目标或责任的指标体系在行政机关工作中起到的正面作用、负面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悖论,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⑻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同样并不限于法院,不妨说法院只是“理所当然”或“不言而喻”地运用了通行于公共权力机构的一般管理模式而已。一些外国学者通过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地方政府行为而提出的“地方政府 企业 说”,也能够被视为从一定侧面反映了这样的管理模型。参见jean 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45 world politics(1992).
⑼“阳光工资”从2004年前后在北京和广东等地开始推行。关于对这项改革内容更全面的介绍以及“阳光工资”推行以来的正面效果、可能伴随的负面作用等,可参见祁光华、孙竹君:《北京市“阳光工资”实施效果的调查与分析》,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⑽目前法院正在推进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就可以理解为拓展司法审判在创制规则方面空间的一种改革。关于这项改革的内容、含义及进展情况,参见张骐:《论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以审判经验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1]苏永钦:《司法行政组织的发展趋势——从审判独立与国家给付司法的义务的紧张关系谈起》,载《法治与现代行政法学:法治斌教授纪念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
论文关键词: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必要性,路径
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内涵
培育壮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的振兴,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佩鲁(1955)从技术创新与示范效应、资本的集中和输出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在此基础上,布代维尔(1955,1972)又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增长极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并尤其强调推动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项目管理论文,缪尔达尔(G.Myrdal)、赫尔希曼(A.0.Hirschman)等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都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论文怎么写。在繁荣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格局的演变,现有的相关理论在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对之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借鉴等方面,出现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提出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当前形势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我国而言,在综合考虑当前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区域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则是依托新兴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作为本课题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增长极,它主要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以经济实力雄厚、产业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与社会和谐共进等为基本特征;它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瞩目于城市内生增长潜力的培育。它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载体、是利用外资的平台、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以此来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支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国区域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开始,接连有近20个区域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具体规划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上述这些规划,在地区分布上,遍布了全国的东、中、西、东北等各大区域板块;在产业发展格局上,着眼于产业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着眼于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事实上项目管理论文,这一系列规划,无论是基于产业发展,还是基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施进程以及预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这一区域发展平台的培育与发展。通过打造新兴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集聚区域力量,改变产业同构性严重、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恶性循环,摒弃各自为政、盲目发展、“诸侯割据”的区域混战局面,提高产业实力与区域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实体支撑。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与“战略性”决定了其主导产业需要摒弃过去“三高四低”——高资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报率、低竞争力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转为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为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以关键核心产业的发展为载体,以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结合为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高新化、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优势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通过产业布局的科学统筹规划、产业链的延伸、主导产业的增长、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企业实力的增强,发展壮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的产业项目,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并且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推进节能降耗,推行清洁生产,促进资源利用的循环化,以此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进而在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石化、钢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产业,制造业、纺织轻工和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金融、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等新兴产业在区域经济的振兴过程中可以得到科学的发展规划,实现合理的空间布局,进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在区域增长极的新型化带动产业发展的高端化的同时,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论文怎么写。
2,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在行政区划经济的大环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长而导致的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区域经济的数字增长以过度占用土地、矿产、水等资源和环境损害为代价,众多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盲目开发现象,致使资源更加匮乏项目管理论文,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目前由于过度开采、粗放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临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诸多难题,就是有力的证明。同时在区域体内部,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存在着“诸侯割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象。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也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综合承载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发展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通过合理规划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以创新与科技的蓬勃发展为核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各类别的城镇、产业园区、经济协作区为载体,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荣、经济活动联系的日益紧密,产业关联度的日益增强为媒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推进的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提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和对内、对外的开放度,强化科技与创新对城市的承载力。进而有效弥补现有行政区规划的不足,以差异化、互补化、协作化的竞合发展,破解诸如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工与合作度低、基础设施共享度差、资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动不足、环境保护协作度弱,等难题,弱化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导致的投入产出率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以区域发展的新型化、战略化以及科学化发展路径模式,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3,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
无论是佩鲁,还是布代维尔,亦或其他的经济学者,在增长极相关理论中,都瞩目于主导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事业、公共事业,给予的关注度较少。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事业、环保事业等公共事业则重视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项目管理论文,它既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着眼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着眼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城市实力的提高,也着眼于城乡之间统筹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区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着眼于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是一个融合了城市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城乡统筹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机体系。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县域经济以及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扩大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形成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同时,还有利于开发、弘扬当地的文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地域民俗风情,突出城市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增强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完善生态涵养,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治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三大体系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力。
总之,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对于加快建设发达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快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发展的建议
正是基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加快其发展建设步伐,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日益变幻复杂的形势,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改变“唯GDP是上”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科学完善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项目管理论文,受财政预算、产业成长历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约束,财政收入、税收等凸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些指标还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一定辖区的者,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又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独立利益的主体者,还面临着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关系。积累足够政治资本的愿望,竞争的压力、政治晋升的动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执行力,这些都强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辖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与行为的期限性、时效性和功利性论文怎么写。而这些政策和行为与培育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政策和行为并非总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呈现相逆性,从而不利于城市战略性增长极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与研发进程,推动城市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科技驱动型转变。而这是件耗时、耗财、耗力、风险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一届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会去从事“自己耕耘,他人收获”的行为。这是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诸多城市创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需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见效缓慢;另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产业发展格局进行有进有退、有保有控的调整。在“退与控”的过程中就会有财政的损失、就业的下降。在“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习惯思维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退”、甘心“控”的积极性,也缺乏积极“进”、尽心“保”的主动性。因此,在过多突出城市经济运行的规模,而忽略城市运行的内涵与质量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构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迫在眉睫。
鉴于此,就需要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过程中对地方年度国内增加值和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和增长幅度、吸引内外资额和增长幅度、外贸出口完成额和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刚性指标的过度重视,建立并完善科学、客观、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经济指标,也要看城镇失业率、人均收入水平、产业附加值、投入产出回报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数量、集群效益、市场秩序、环境保护力度、企业污染度、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等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指标。并且还要“善于用全面、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肯定政府的“显绩”,也要考察政府的“潜绩”。评估政府工作得失,不仅要观察当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长远的影响……淡化预期性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树立正确航标。”[②]从而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营造宽松、宽容、宽广的发展环境。
2,调整产业结构项目管理论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产业基础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其要以内生型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日渐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为重要内容。过去那种粗放的、高污染、高资源消耗、低投入—产出比率、低产业附加值的外延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三次产业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对当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例如:过高的第二产业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与原材料,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生态压力,使得城市环境不堪重负;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就业量的增加,也制约着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产能的过剩与消费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和落后产业结构的冲击。因此,旧有的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合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需要论文怎么写。这就使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内涵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调整,积极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投入的创新驱动型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必然。
鉴于此,就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各种优势,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变比较优势为后发优势,变专项优势为综合优势,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以创新引领产业链升级,强化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端附加值环节,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此来推动园区经济、集群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行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程。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还要扩大居民消费,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缩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总之,要以科学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务化、品牌化、集约化、内生化、社会化为指导,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此来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基础。
3,破除行政壁垒,创新城市之间的合作体制与机制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其发展历程离不开其他城市的协调与合作。然而,在我国项目管理论文,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区域板块内,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都非常突出。各个行政体都保持着自身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既导致了区域合作机制的缺乏和产业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流通不畅和能源的浪费,从而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些省区之间原本具有优越的分工互补基础,但是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使产业聚集与扩散受阻。过度的竞争,低度的合作,不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两败俱伤”。
鉴于此,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要破除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细化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规划,推进各城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协调与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体化的商品要素市场。而这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创新地方政府的资源分配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相关的利益统筹分配体系,解决好合作中增长的GDP分享、财政分配、投资分担等重大问题。以开放的区域运行环境,一体化的产业运行体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来搭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有效平台。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N],《经济学季刊》,1950(1)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报告指出,我们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改善需求结构,依靠消费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疲软,人们更倾向于把钱储蓄起来,而不是用来消费。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增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收入,可以为城镇居民消费提供坚强有力的后盾,很大程度上可以免除人们养老的后顾之忧,促进居民消费。
国外学者关于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和储蓄的研究由来已久。1974年,美国学者Feldstein 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杂志上,发表了题为《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的论文,开辟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分析的新领域,对其后各国学者们研究养老保险有很大的影响。Feldstein首次把养老保险财富作为内生变量加入到传统生命周期模型中,估算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Feldstein研究结果指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会产生两种作用相反的效应:一是“资产替代效应”,即人们在退休时可以获得养老金,因此人们可以不必在退休前拼命地为老年生活赚钱储蓄,而可以拿出多一点钱用于消费,从这一点上说养老保险减少了个人储蓄,增加了消费;二是“引致退休效应”,即养老保险制度的存在诱使人们选择提前退休,从而导致退休后生存时间延长,人们需要在退休之前积累更多的储蓄,因此养老保险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Feldstein认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净效应取决于“资产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的相对强度[1]。
我国学者关于养老保险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大多数是定性方面,定量分析比较少。在定量分析方面,使用的分析方法大多没有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存在非平稳性,进而分析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伪回归”问题。基于中国养老保险情况,相比于农村,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体系较为完善,因此本文研究养老保险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以城镇居民为样本的。运用Feldstein生命周期假说模型,使用多元回归和协整分析方法,建立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方面就我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建立模型与计量分析
(一)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Feldstein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认为,居民收入、储蓄和养老保险金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因此建立模型如下:
Ct=α + β YDt + γ1Wt-1γ2SSWt(1)
其中Ct是t期的消费支出,YDt是t期的可支配收入,Wt-1是上一年末的储蓄,SSWt是政府养老保险支出。
鉴于我国数据情况,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文将Wt-1换成Wt,采用198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t表示各个年份。变量Consumet、YDt、Wt、分别使用的是1980-2010年的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和人均养老保险支出数据。SSWt是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除以年末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数据来自《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年鉴》,Consumet和YDt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Wt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统计年鉴》。
(二)模型建立
运用Feldstein的生命周期假说模型进行分析。模型如下:
Consumet=α + β YDt+γ1Wt + γ2SSWt+μt(2)
因为大部分时间序列都有一个随机的趋势,因此大部分时间序列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如果我们采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那么将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由此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为了保证分析的准确性,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因此在对时间序列作协整分析时,首先要对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2]。
(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通过观察变量Consumet、YDt、Wt、SSWt的直线变化图,可知这四个变量都是有趋势项和截距项的。对这四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的是ADF单位根检验法。经过检验,可知Consumet、YDt、Wt、SSWt都是二阶单整序列。
因为变量Consumet、YDt、Wt、SSWt是时间序列,因此对它们取对数,消除异方差。取对数之后,再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的还是ADF单位根检验方法。由检验可知,变量取对数之后已经变成一阶单整的变量,即lnConsumet、lnYDt、lnWt、lnSSWt均是I(1)序列。
(四)协整分析
虽然一些经济变量的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由于本模型的变量较多,因此我们选用扩展的E-G两步法来进行协整分析。由上述单位根检验得知,lnConsumet、lnYDt、lnWt、lnSSWt这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而且他们的变化趋势都相同。因此判断它们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下面对lnConsumet、lnYDt、lnWt、lnSSWt这四个变量做协整分析。首先设lnConsumet为被解释变量,lnYDt、lnWt、lnSSWt为解释变量,对它们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用Eviews6.0估计的方程结果如下:
lnConsumet = 0.46+0.83lnYDt-0.18lnWt+0.12lnSSWt+[μt][^](3)
(1.24)(7.52) (-2.77)(2.12)
R2=0.996 DW=0.42
从回归结果来看,方程的拟合优度令人满意,但是DW值太小,考虑方程可能存在序列自相关性,因此对方程(3)做序列自相关性检查,我们采用的是Ljung-Box Q统计量检验方法,对方程残差进行自相关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我们采用AR(1)模型来修正方程(3)的序列自相关性,估计的方程结果如下:
lnConsumet = 5.49+0.76lnYDt-0.15lnWt+0.50lnSSWt+[μt][^](4)
(2.27)(3.58)(-1.24)(2.23)
[μt][^] = 0.97[μt-1][^](5)
(7.34)
R2=0.998 DW=1.85
再对新的残差序列进行LM检验(p=2),最终得到的检验结果如图1:
图1 修正方程后的序列自相关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修正后的方程(4)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用AR(1)模型修正后的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是有效的。此外方程(4)的拟合优度很高,回归系数也都很显著。
对上式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经尝试,选择不包括截距项、趋势项和差分滞后项的检验模型,由SIC信息准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其结果如图2:
图2 对残差[μt][^]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根据MacKinnon(1991)试验得出的多变量协整检验ADF临界值,当变量数为4,样本容量接近50时,5%显著性水平下,ADF临界值为-4.32>t=-8.91,说明残差序列μt 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上述结果表明lnConsumet、lnYDt、lnWt、lnSSW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分析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储蓄、养老保险支出存在均衡关系。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险支出的长期弹性是0.50,说明人均养老保险支出每增加1%,人均消费性支出就会增加0.50%,这表明养老保险支出对于居民的消费支出有较大的推动作用。要拉动城镇居民的长期消费,就要稳定居民收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心理预期,而养老保险可以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储蓄,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安全预期,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居民的养老金收入来推动消费增长,从而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
从协整回归模型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的长期弹性是0.76,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人均消费性支出就会增加0.76%,即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会显著的推动消费性支出增加,促进城镇居民消费。
(五)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上述研究得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储蓄、人均养老保险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但是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在长期内存在稳定关系的变量,可能在短期内是不均衡的,因此我们用误差修正模型(ECM,Error Correction Model)来分析短期内,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养老保险支出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上述协整方程,得到残差序列[μt][^]。令误差修正项ecmt=[μt][^],建立下面的误差修正模型:
lnConsumet=β0+β1lnYDt+β2lnWt+β3lnSSWt+β4ecmt-1+εt(6)
用Eviews6.0估计得出的结果是:
lnConsumet=141.35+0.45lnYDt-0.04lnWt+0.43lnSSWt-0.27ecmt-1+εt(7)
(3.79) (2.99) (-2.53) (1.87) (-1.45)
R2=0.78 DW=2.08
从上述式子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养老保险支出有正向影响,对人均储蓄有反向影响,符合经济意义。在这个误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短期变动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短期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养老保险支出和人均储蓄波动的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短期弹性是0.45,对人均储蓄的短期弹性是-0.04,对人均养老保险支出的短期弹性是0.43,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0.45%;人均储蓄增加1%,人均消费性支出下降0.04%;人均养老保险支出增加1%,则人均消费支出增加0.43%。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养老保险支出对消费的短期影响是显著的,但是储蓄对消费的影响比较弱。
另一部分是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值(-0.27)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27)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从上述式子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长期弹性(0.76)大于短期弹性(0.45),人均储蓄的长期弹性的绝对值(0.15)大于短期弹性绝对值(0.04),人均养老保险支出的长期弹性(0.50)大于短期弹性(0.43),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变化对于可支配收入变化、储蓄变化、养老保险支出变化的反映在短期内是相对迟缓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偏向于保守,大部分人偏爱把钱储蓄起来,导致消费疲软。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与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储蓄、人均养老保险支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都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人均养老保险支出每增加1%,人均消费性支出就会增加0.50%。从短期来看,人均养老保险支出增加1%,则人均消费支出增加0.43%。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27)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说明人均养老保险支出对人均消费性支出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政府应该提高养老保险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增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收入,减少人们对养老的预防性储蓄,转而增加消费。
另外,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养老保险支出的长期弹性(0.50)大于短期弹性(0.43),说明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变化对于养老保险支出变化的反映在短期内是相对迟缓的,消费偏向于保守,人们更偏爱储蓄,造成消费疲软。模型还反映了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消费性支出也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将最后得出的模型结果与Feldstein(1974)的结论作对比,发现中国的养老保险对消费也具有资产替代效应。中国人防患于未然的习惯使得储蓄防老的意识增强,提高养老保险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减居民储蓄养老的意愿,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日常消费。
鉴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存在资产替代效应。增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金,相当于增加居民的私人财产,会减少人们为养老而进行的储蓄,更多地把钱用于消费,从而刺激我国内需增长。因此,本文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投入,压缩过度投资
现阶段,我国各类财政支出中,用于地方建设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较多,导致有些地方出现过度投资,经济过热,造成国有资产浪费。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养老保险的补贴资金,导致财政资金对养老保障的补贴水平较低,而且我国养老保险面临严重的“空账”问题,各地政府财政债务负担重。应该加大养老保险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压缩过度投资及减缓事业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养老保障补贴。同时加快养老保险金全国统筹,做到统计规范,收支平衡,建立养老保险资金核算体系,严格养老保险资金的收支管理。在弥补“空账”时期,如果年度资金有节余,应该设立养老保险资金储备专户,以备后期调剂余缺。如果年度资金不足,财政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弥补。
(二)做实个人账户,解决“空账”难题
养老金“空账”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所造成的成本,不可避免。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龄化的逼近使得我国养老保险金缺口将会越来越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表示,目前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账户收不抵支,占用了个人账户的资金,形成了养老金收支缺口。实际上全国许多个人账户在空账运行,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的资金全部参与了收支核算,个人账户资金参与了社会统筹支付,也就是将未来的养老金填补了目前统筹资金的“缺口”[3]。由于国家正努力实现养老保障全覆盖,全覆盖的实现会进一步增加地方财政的压力,因此迫切需要做实个人账户,解决“空账”难题。本文认为做实个人账户就是要筹钱,把筹到的钱填入个人账户,把“空账”变成“实账”,这就需要拓宽养老金的投融资渠道。具体可以通过提高国有企业利润贡献力度,将红利上缴,或者发国债融资,还可以将养老保险金交给有能力的金融机构管理,确保在保值的基础上增加收益,实现“钱生钱”。
(三)统一养老制度,实现公平正义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集中表现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率与支付标准不统一。养老保险金支付标准基本采用按职工退休前一个月工资的一定比例计发办法,但计发比例各地相差较大。这种制度的不统一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一是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使劳动者缴纳的保费不统一,给劳动力流动带来困难,不利于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间、不同行业间的有效配置,对劳动者来说有失公平。二是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使人们对养老保险制度缺乏可信度,影响养老保险事业的顺利进行。三是由于不同地区间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不统一,造成同一行业的企业生产成本不同,影响企业竞争能力,形成了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因此国家应该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即可以统一养老保险金的计发办法、养老保险基金的缴费率等。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养老保险金,对养老保险事业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负责办理养老保险基金的各项业务,包括基金征收、支付、营运以及编制预决算等。这样能够避免多头管理形成的机构重叠、业务交叉、操作成本高的不良现象,也能够避免养老金分散管理、调剂性差的缺陷。
(四)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市场活力
减轻企业养老保险负担。国家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对各地区、各行业每年养老保险金结余部分按一定比例进行统筹,建立公积金,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调剂使用,充分发挥养老保险调剂性强的特点。防止因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经济效益好坏等情况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减少企业负担,增强市场经济活力。
(五)加强法制管理,严惩违法企业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遇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法律保障能力弱、监察执法手段不足有关。加强养老保险的法制管理,严格监察执法,有助于提高用人单位依法参保缴费的自觉性,提高劳动者依法维权的意识,确保养老保障惠及到每一位劳动者身上。目前仍有许多职工未加入养老保障体系,一些企业为了逃避责任,少缴或者干脆不缴养老保险金,低参与率与较低的实际缴费率造成了目前不必要的过高的养老金缴费比例,不利于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严惩违法企业,加强法制管理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