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监管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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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保险监管是保险监管当局基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因素，对保险机构行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保险市场竞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制度、政策和措施的总和。保险监管模式则是指保险监管机构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保险监管的某种预期目标而作出的监管法规和监管方式的制度安排。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主导的金融并购浪潮席卷全球，金融混业经营日渐深入，不仅导致了西方各国的保险运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推动了保险监管模式的变革。

一、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变革：四个转变

1.从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转变。以19四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为标志，全球金融业务日益向混业经营方向转变，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保险监管模式也日益朝着混业监管的方向演变，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向混业经营方向发展。如英国已经通过改革建立起统一的监管框架，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包括保险公司为主干企业的金融服务公司，统一由金融监管局的一个集团公司部监管，而对单一保险公司，则仍然由保险监管部监管；日本的金融大爆炸改革也维持原有的统一监管结构，只是成立新的金融监督厅行使统一监管职能而已。

2.从市场行为监管向偿付能力监管转变。传统的保险监管主要是市场行为监管，即对市场行为的合规性监管，重点是对市场准入、业务行为、费率厘定、保单设计等经营实务的监管。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从市场行为监管转向偿付能力监管，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为监管目的。所谓偿付能力，是指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在发生超出正常出险概率的赔偿和给付时所具有的经济补偿能力。保险监管部门通过对保险企业偿付能力的有效监管，可以及时了解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及时提醒偿付能力不够充分的保险公司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以切实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如英国于1982年颁布了新的《保险公司法》，特别强调了偿付能力监管问题，并规定经营不同业务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偿付能力额度；美国的NAIC于1994年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基础（RBC）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并制定了一套量化监管指标；日本于1996年颁布了《新保险业法》，明确将保险监管工作重点由市场准入的严格审批转向对保险人偿付能力的管理，注重对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

3.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机构监管是指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机构，不同监管机构拥有各自职责范围，无权干预其它类别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功能性监管是指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个监管者进行监管，而无论这个活动由谁从事，其目的是提高流程的秩序和效率（美前财长RobeaRubin）。功能监管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重叠和监管盲区（裴光，2002）。在金融混业经营越来越流行的今天，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传统业务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金融机构功能的一体化和业务交叉使传统的机构监管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因此，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已是现实的客观要求。从保险监管角度来看，采取功能监管方式对处于混业经营中的保险业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4.从严格监管向松散监管转变。从西方国家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刘友芝，2001）。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严格监管是以稳定性作为保险监管的惟一目标，但随着金融混业经营的不断深入，导致金融保险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务扩张与效率提升成为保险业发展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加以修正，由单一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目标，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和扩张性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

二、严格监管和松散监管：西方实践

1.美国为代表的严格监管模式。

严格监管模式是一种传统的监管模式，在这种监管模式下，所有保险活动的过去和现在都受到全面监管，包括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保险条款、费率条件、保单利率、红利分配、一般保险条件等均有明文规定，并在投放到市场前受到监管部门严格和系统的监管。美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美国的保险监管职责主要是由各州的保险监督局承担，其最高领导是保险监督官，由所在州的州长任命，对州长负责，全国共有保险监管人员1.4万名左右。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相对独立的各州对保险机构的市场准入和条款费率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和方式不尽相同，随着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地跨州经营业务，各州不同的规定和监管方式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加强各州保险监管协调的呼声越来越高，成立于1871年的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在协调各州监管行为方面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NAIC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各州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市场进行监管，协调各州的保险监管方式，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高效率的监管。

美国各州的保险监管内容虽有差异，但归纳起来通常有四个方面：偿付能力监管、保险合同（保单和费率）监管、财务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了做好偿付能力监管工作，NAIC于1994年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基础（BBC）的偿付能力监管要求，代替了原来各州实行的最低资本要求的监管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监测指标，目前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基本采用了这套指标。在保险合同的监管上，对于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可以自行设计保单和厘定费率，但前提是公司采用的保单和费率必须符合所在州的有关规定；而对人寿和健康保险公司，他们必须按照规定将其要出售的新保单报经本州保险监督局批准或备案才能实施。而且，如果这种产品含有证券特性，还应当报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在财务和市场行为监管方面，监管部门通常实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两种，现场检查主要是监管者亲自光临保险公司，检查公司财务状况是否健全，会计账簿是否完整，内部管理是否完善，是否公正对待其客户，能否遵守各项有关承保、销售、广告和理赔方面的法规。非现场检查是监管机构的日常工作，要求所有在美国注册登记的国内外保险公司均要向NAIC报送季度和年度财务报表，以供NAIC不断扩充各个保险公司的财务数据库，并将格式化后的数据反馈给各州保险监督官，以便各州保险监管机构运用标准化程序分析本州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并提早发现问题，采取适当措施，处理有问题的公司。

除美国外，德国和欧洲一些大陆国家也实行这一模式。德国的监管内容主要有：（1）统一保险契约和危险分类，对契约实行标准化管理。（2）费率控制，所有保险公司都必须按监管部门规定，确定各自费率，其中风险保费由行业平均损失率确定，预计管理费用由前年的结果来确定，佣金不得超过保费的11%.（3）利润控制，保险企业利润率不得超过总保费的3%，超过部分要返还给被保险人。（4）偿付能力控制，做法与英国基本相同。

2.英国为代表的松散监管模式。

松散监管模式是一种强调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进行监管，而相应地放松对保险产品、保险费率、保险业务甚至市场准入条件的约束。英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1997年10月以前，英国政府对金融业的监管是按照分业模式进行的，其中保险监管是由英国贸工部负责的，但从1998的1月起，保险监管职能由英国贸工部临时过渡到财政部，然后由财政部采取签署合同方式，将保险监管职能从1999年1月1日起委托给新成立的英国金融服务局（FSA），金融服务局是由过去分别监管银行、证券、保险等9个行业的监管机构组成。

英国的保险监管是以偿付能力为中、b的。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业的管理强调保险公司的自律性，除保证偿付能力外，保险监管机构不对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费率制定和业务状况作特别规定。1982年通过的《保险公司法》规定，所有在英国营业的保险公司均应保持足够的偿付能力，必须定期向监管机构提交和向公众公布其详尽的财务信息。英国对最低偿付能力的要求是：对于非寿险业务，不得低于公司每年净保费收入的16%或当年保险赔款额的23%；对于寿险公司来讲，最低偿付能力为公司负债额的4%加上风险资本额（即保额与责任准备金之差）的0.3%.对于偿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公司，英国保险监管部门处罚时从不手软的。如果保险公司发生偿付能力不足或财务不健全的情况，FSA会要求保险公司提供更详尽的信息，包括按季度送报表和随时提供投资、业务活动情况、精算报告等项内容，甚至停止承保新业务。这种监管机制有效地保证了保险监管的及时、准确、到位，而且便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英国保险监管机构重视对保险公司信息的披露，他们认为，向社会公开的保险公司信息越多，越能帮助投保人正确选择保险公司以转嫁风险，越能减少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保险监管部门每年都向社会公开保险公司报送的保险监管报表，凡是需要了解保险公司信息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自行查阅。

从英美保险监管模式来看，无论是美国的严格监管模式还是英国的松散监管模式，都强调了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性。相对于松散监管模式而言，严格监管在市场准入、产品质量和经营行为方面有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保证保险公司的财务稳健和保险业的声誉。但松散监管在一定条件下更有利于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各国保险监管模式的选择是要根据本国的国情传统和现实变革需要来确定。

三、我国保险监管模式选择：折衷模式

我国的保险监管历史较为短暂，1995年保险法的颁布使我国保险监管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保险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与西方宽松的保险监管相比，我国现阶段的保险监管从整体上看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但又不同于美国的严格监管模式，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1）强调分业监管，忽视混业监管。我国于1995年开始形成的金融分业经营体制，与之相适应，我国金融监管就形成了证监会、保监会和新近成立的银监会三足鼎立之势，各司其职，这虽然有利于防范我国金融业管理水平不高情况下因混业经营而产生的金融风险，但由于相互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业务往来越来越频繁的情况下，这种忽视混业的监管体制显然是一种低效率的监管。（2）重视市场行为监管，忽视偿付能力监管。长期以来，我国的保险监管基本上是市场行为的监管，重点监管费率厘定、险种设计等经营实务，偿付能力监管十分薄弱，缺少相应的监管技术和能力。由此造成许多保险公司忽视业务质量的提高，疏于成本费用的控制，偿付能力隐患很大。（3）追求稳定性目标，忽视效率目标。我们现行的保险监管模式是建立在稳定性目标之上的，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而且限制性很强，如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产寿险不得兼营，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和费率由保监会统一制定，保险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和金融债券等等。虽然表面上看，保险企业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但由于严格的市场准入而缺乏竞争，条款费率的统一制定而缺乏创新，严格的投资范围限制导致资金运用低效率，这都使得我国保险业的效率极其低下。而且，在缺乏效率情况下，内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严重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长此以往，保险体系的稳定性也会遭到严重威胁。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加剧，金融混业经营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保险监管模式难以满足开放条件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必然要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但在一系列约束条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我国现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应该采取：以偿付能力监管为主、兼顾市场行为监管的折衷监管模式。

1.建立偿付能力监管机制。从国际国内保险业发展趋势来看，转向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保障公司经营安全和投保人合法权益的最重要因素，偿付能力监管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监管的核心。最近几十年，由于保险业飞速发展，保险公司经营多样化策略、保险公司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以及保险业为弥补承保业务的亏损而进入高风险领域投资，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保险业的风险程度，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变得没有偿付能力而破产，根据Sigma的统计，1978—1994年世界范围内共有648家产险公司丧失了偿付能力。而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引起了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视，正如张维迎教授（1998）所说：保险业的支付危机已经成为中国未来金融稳定的一大威胁。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1999）在测算后也认为；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比率（偿付能力不足差额／最低偿付能力）已经高达32.69%.当然，由于我国保险业垄断程度高，又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保险经营所累积的风险可能可以用新增保费收入弥补，从而推迟偿付能力危机的到来。但偿付能力的问题必须要引起保险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从目前来看，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保险监管信息系统，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及时掌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变化情况；二是要进一步细化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修订，实行量化监管；三是参照美国经验，建立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FAST），重点对大保险公司进行跟踪监管。

第2篇：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从经济学的角度，政府干涉市场主要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外部性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原因，而干涉结果是希望能使社会福利增加。同其他行业一样，最早的保险费率监管也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应该讲，监管的效果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却鲜有人问津。

截至2007年，中国市场上共有保险公司102家，多主体的市场格局基本形成。根据中国保监会统计的2007年全年保费的份额来看，中国人寿占寿险市场39.73%，平安保险占16.00%，太平洋保险占10.24%，泰康人寿占6.92%，四家合计达到72.89%；财产保险收入中中国人保占42.46%，太平洋保险占11.23%，平安保险占10.28%，中华保险占8.78%，四家合计达到72.75%。可见虽然保险公司的数量在增加，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仍掌握在几家大公司手中，市场的集中化程度很高。但从变化趋势来看，集中度却呈明显下降的趋势(见表1)。财产险市场的CR4指标从90年代的接近100%下降到2006年的76.79%和2007年的72.75%；寿险市场的CR4指标也同样从1996年的98.92%下降到2007年的72.89%。

应该注意的是，与其他某产业内的高集中度不同，中国保险市场这种高集中度的形成并不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在1986年以前，中国保险市场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占，直至新疆兵团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的成立，才打破了原先一家独霸天下的局面。一般而言，凡是成立较早的保险公司，其市场份额也就相对较大，但随着保险市场主体的增多，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平均化。虽然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因为时间太短，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再加上目前各保险产品的差异性并不大，难以在短期内对老公司构成威胁。但无论如何，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保险公司并不是由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而形成的，并不是以保险公司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和市场竞争力的强弱为边界的，且资本实力仍然较弱，因而，随着保险业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保险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就会越来越平均，表1中四家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阶段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处于向竞争型市场转型时期，从而价格竞争是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这也是实施费率监管的原因之一。2004年中国保监会下发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规定保险公司使用的费率应报经中国保监会审批或备案，可见，目前我国对保险费率仍然实施较严格的监管，采取事先批准和先备案后实施的方法。

本文希望能结合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的现状，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费率监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从理论上阐述费率市场化的原因。

二、费率监管与效应分析

(一)费率监管带来的价格提升效应分析

1.价格提高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我们一般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衡量费率监管政策的福利效应。如图1所示，在竞争性市场中，市场均衡价格严由保险需求曲线D和保险供给曲线S决定，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保险费率能随时根据需求和供给的情况进行调整，达到市场均衡。

如果政府对保险费率进行监管，要求价格高于市场出清价格严，比如说限定在P1，在较高的价格水平下，保险的供给数量为Q2，但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下降为Q1。这时如果生产者以销定产，市场产出水平为Q1，消费者剩余减少P1P*EC的面积，生产者剩余增加P1P*BC的面积，但减少BEF的面积，净社会福利损失为ECF的面积。

事实上，在政府制订最低价格时，由于此时价格水平较高，保险的意愿供给数量远远高于Q1，如果保险公司按Q2的量供给，其无谓损失将大大超过面积ECF。

2.价格监管(限价)下的生产者行为分析

假设在一个竞争的、同质投保人的保险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价格的接受者，面临的需求曲线具有完全的价格弹性。保险公司的长期总成本由期望索赔成本和生产成本构成。生产成本包含了营销和服务费用，期望索赔成本等于纯保费，因为投保人是同质的，所以纯保费是所出售保单的线性函数，边际纯保费和平均纯保费是常数。如图2所示，APP代表平均纯保费，APC是生产成本，ATC等于APP+APC，MR是边际收入，MC等于边际生产成本加上边际纯保费。在价格不受监管的市场下，MR=Pc=MC，均衡点为(Pc，Qc)，保险公司在总成本的最低点组织生产。

假设此时政府规定一个限制价格，PR(PR>Pc)，如果保险公司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规则PR=MC组织生产，最佳供给量应该是QR。但随着费率的提升，需求量会下降。这时，一家保险公司为了让他的实际供给量能维持在QR位置上，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抢占其他公司的市场份额，另外是扩大市场总需求。目前我国各家保险公司提供的险种在保障范围和责任内容上大致相同，要抢占市场份额，扩大市场需求，首先想到的是低价策略。在政府直接定价的约束条件下，保险市场竞争突出地表现为以手续费竞争为主要手段，于是出现了目前市场上各保险公司不计后果的降价行为，如提高人手续费比例；违规违法支付现金手续费和现金无赔款优待；不顾承保风险直接降低保险费率或扩大保险责任，变相降低费率争抢市场或以其他各种名目向大客户返款来变相降低费率等。这种不正当的价格竞争给保险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导致保险业的风险累积加剧，使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果严重失真，严重影响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当然，保险公司也可以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扩大销售量，即通常所讲的非价格竞争，但这样会使APC和MC增加，再加上由于费率上升所引起的初始利润的增加会吸引新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来瓜分市场份额，最终使保险公司缩小供给量到比如QR′的位置上。在该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并不是在平均总成本的最低点组织生产(事实上，即使保险公司能供应产品的数量为QR，该点也同样不是平均总成本的最低点)，造成企业资源浪费；而且，此时市场上也存在着一些由于费率上升而不再参保的个人，他们的风险损失得不到保障，使得社会福利下降。

总之，政府对保险市场的费率监管——提高费率，不仅造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而且在保险公司拥有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同时，市场又存在着得不到保险保障的个人，资源没有得到最佳配置。

(二)费率监管带来的价格僵化效应分析

2004年保监会下发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中规定，保险公司对已经批准或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进行变更的，应当重新申报审批或备案，说明保险公司在变更费率时，同样受到严格监管。

保险费率由两个部分构成：纯保费和附加保费，其中纯保费由保险标的的期望损失成本所决定。我们用P代表一个类别的风险单位的总保费，L为该风险单位的预期损失额，一般根据保险公司以往的数据统计而得，k为保费附加率，则有

P=L+kP(1)

或者

我们再以Lt代表第t时期该类别风险单位的预期损失，Pt为第t时期该类别风险单位的应收总保费，Pt-1为第t-1时期的总保费，则(2)可写为：

在(3)式两边同时除以Pt-1，整理可得，

该式意味着，如果第.t时期的预期损失额超过上期的保费，那么第t时期的应收保费也应该相应增加，反之则需要减少，这也是保险费率制定的充足性和公平性所要求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价格的调整不会那么及时和完全，(4)式的左右两边，即实际费率调整和所需的调整之间会存在一个比例系数α(0≤α≤1)，使得

成立。如果α=0，意味着实际上费率没有进行调整；如果α=1，则费率的实际调整是完全的。

在费率被监管的情况下，价格调整的幅度一般会小于费率未被监管时，即αreg<αnoreg，其原因是，当外部因素发生某些变动导致保险标的物的预期损失增加，或发生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上调费率时，基于政治压力，调整的幅度一般不大或不进行调整；同样，当需要进行费率下调时，为维护保险经营的安全性，除非进行调整的需要非常明显或迫切，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进行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严格的费率监管，保险公司在变动费率时要审批或备案后才能实施，使得保险价格调整存在滞后性，不能充分及时地反映当时保险标的物的预期损失。往往是当保监会批准价格调整并开始实施时，引起价格变化的因素已经发生变化，造成调整后要实施的新的保险费率偏高或偏低，又不能反映真正的保险产品成本及供求状况。

关于保险费率偏高，上文已经做过分析；关于监管造成的保险费率偏低，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分析。如图3，竞争市场均衡价格P*由保险需求曲线D和保险供给曲线S决定，而监管价格低于市场出清价格P*，比如说为P1，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下，有的保险公司会退出市场或减少供应数量，市场总供给量为Q1，虽然此时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为Q2。这时消费者剩余增加P1P*BF的面积，但因为产品供应不足，减少BCE的面积，生产者剩余减少P1P*EF的面积。与价格偏高的情况一样，存在大小为ECF的面积的净社会福利损失。

(三)监管带来产品价格下降的效应分析——以商业车险为例

以前，对于商业车险，保监会实行严格的价格监管，统一条款、统一费率，希望能保护消费者利益，但由于被管制的保险公司存在较大的利润空间，作为自利的各个公司事实上处于“囚徒困境”：只要一家公司不按监管要求进行降价，其他公司必然跟进。虽然费率高度统一不能变更，但各公司在手续费上做文章，最终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于是，从2003年元旦开始我国对车险费率放松监管，各公司在车险费率结构中引入了风险调节系数，最大优惠幅度可达到50%，希望能使费率水平更加公平合理，与客户实际风险状况更加匹配。这种监管方式确实使商业车险费率降低，但是否真的有利于消费者，使社会福利上升，却值得讨论。

1.保险公司方面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环境还不成熟，各家公司车险产品和服务同质性很强，难以形成差异化经营与竞争模式的情况下，风险调节系数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被各公司严格按规定使用，也没有发挥细分市场与区别客户风险的真正作用，反而和50%的优惠幅度一起成为参与价格竞争的手段与合规途径。低折扣带来的是违规承保，最终要么使得客户出险时遭到拒赔，有违保险的最终目的，同时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形象；要么使赔付率大幅度上升，保险公司面临着经营风险。

2.消费者方面

消费者对保险认识不足，消费需求简单，存在着侥幸和投机心理，投保时对车险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注重的不仅是车险保费的最终水平，还有保险公司给予的折扣幅度，由于对价格折扣有了明确预期，价格敏感度增强，在客观上更加刺激了保险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这种对保险的低层次消费需求难以刺激保险公司进行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同时，失去理性的恶性价格竞争导致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影响了安全运营，服务质量下降，使原本在车险“大战”中应该属于最终受益者的消费者反而成了最终的受损害者。

鉴于这种情况，2006年3月，保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辆保险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通过无赔款优待、随人因素、随车因素等方式给予投保人的所有优惠总和不得超过车险产品基准费率的30%，将车险最高优惠幅度从50%降低到了30%。限折令的推出也反映了前段时间对车险费率的监管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说明在价格监管的过程中，并不一定是产品实际价格下降就能让消费者得到最大收益，而是应该引导市场走向规范。

三、主要结论与启示

对于竞争保险市场，费率监管，不管是限价还是实行最低价格，都会使社会福利遭受损失。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应逐步放宽费率监管，实现无事先批准要求的宽松监管模式，实现费率市场化，其原因为：

首先，保险市场上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竞争格局，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处于向竞争型市场转型时期，一家保险公司独占市场份额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其次，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保险企业的竞争手段也在不断丰富，保险企业运用价格策略进行竞争只是暂时的。

第3篇：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一）社会监督存在的问题

1、法律基础薄弱。从我国当前制定的基金社会监督方面制度政策角度讲，最明显的一个缺憾就是较低的立法层次。只有《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个别法条提及社会监督。较低的立法层次使得监管的主体不统一，监管对象也不明确，监管的内容更是有所区别。由于在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我国社会保障的不断改革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会不相一致，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方面法制建设的滞后，也使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体制的改革与建设缺乏法律的依据与支持。要想各界重视到社保基金的社会监督就必须从法制的角度确立社会监督的重要地位。

2、社会监督严重缺位。行政监督在当前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体系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在当前的基金监管中非常重要，是监管的主要手段，由于这种监管体系的设计过分注重政府部门的监督，使得其他社会监督资源的利用受到抑制。社会监督的机构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在各地方政府都还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存在的社会监督相关机构也被弱化，监督功能也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3、社会监督主体不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人员狭窄，现有的社会保障监督基金监督机构也效力甚微。只有偶然的媒体披露；同时，监督手段单一，只有部分媒体披露，网络信息传播手段更未充分利用，这就使得社保基金社会监督工作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展。

4、社会监督效力弱化。社会媒体因为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相关数据无从了解也无法有效监督；工会等组织从属于企业，受政府行政指导，也无权干涉社会保障基金运营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各级群众组织、基层组织、网络媒体无法真正决定自身立场，就算形成监督意见也常常被弱化和内部消化，无法切实公开并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

（二）行政监督存在的问题

1、监管机构职能划分模糊。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机构除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证券监督委员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银行监督委员会等主要的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之外，还会受到卫生部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审计部门、民政部门、人事部门、工会等的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机构较多、职责交叉比较严重。地方政府在基金监管中扮演众多角色，既是监管方，又是委托人、投资人和基金运营者，各种身份和职能集于一身，这种状况必定导致监管流于形式。资金运营方和资金监管方同属一个机构，因此在监管中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2、监管机构统筹层次低。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且独立的机构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统一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县都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在我国实行省市统筹、无法省际调节社会保障基金余缺、上级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团体，各自为政，也影响了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有效管理。

3、监管机构的基金安全和效益意识缺乏。社会保险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其只有得到高效的投资营运，才能不断保证并提高社会保险对老百姓的支付能力。而在实际的基金管理、投资过程中，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机构的基金安全和效益意识则严重不足。

4、监管机构的监督不到位。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外部监督机制来说，首先是法律的缺位；其次是在外部监督机制中无法将公民的监督、社会的监督更加充分有效地融入到监督体系之中。而对于内部监督机制，现行制度中存在着政监不分的弊端。与此同时，从基金管理部门内部控制的制度上来看，缺乏必要的监督程序以及监督实施措施，导致了监督过程中随机性和随意性的增大，基金被挪用、贪污案件频发。

二、完善河北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措施

（一）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法律体系。2010年我国出台了《社会保险法》，迈出了建立社会保险法律体系的第一步。为了弥补我国社会保险改革进程中的法律缺位，不仅需要社会保险法的出台，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单项法律和实施细则。《社会保险法》中只有两个条文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社会监督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较为抽象，政府要继续出台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来丰富完备关于社会监督的法律规定，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监督工作迈入法制化的轨道。

（二）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社会保险基金牵扯到亿万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不仅工会等社会团体享有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权，广大的劳动者更应该享有监督批评权。各级社会保险的主管部门都有责任和义务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对社会保险基金运营各环节的情况进行社会公开，以此推进社会监督工作，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要建立信息披露的相关规章制度，通过制定社会保险信息披露制度，对社会保险基金需公开的范围、内容以及公开的方式进行详细的规定。可以通过开办信息公开大厅，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组织结构、工作流程及其他需要公开的内容在此公开，也可以通过建立网上査询系统、政务微博等措施实行网上公幵，方便社会保险的参保人随时査询到账户金额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体制。为了使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能够做到公开、透明和公平，必须对现有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模式进行改革，在整合现有社会保障基金监督主体资源的同时，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督机制。社会保障基金监督机制的重塑要从厘清各监督主体的工作职责入手，着力解决现有监督部门之间责任不清、管理混乱的低效率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将工作的重心放在社会保险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日常事务的管理上，财政部门要在社会保险资金的管理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如对社会保险资金实行预算、决算管理，对基金的保值增值及合理使用情况进行财务监督，核定支付经办机构的经费，等等。

第4篇：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①为克服这些天然缺陷，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引入医疗保险作为第三方购买者，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采取的做法。社会医疗保险作为第三者，不仅内在地具有对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的制衡作用，而且可以对医疗服务行为与就医行为主动地进行监管。与普惠制的福利型医疗保障服务模式相比较，社会保险模式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因此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有实践。在1998年之前，中国长期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为主体的医疗保障模式。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医疗保障体制也由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转向了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1998年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覆盖城镇就业人员；2003年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覆盖广大农村居民；2007年建立起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覆盖城镇非从业人员。再加之医疗救助制度，中国用三大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医疗救助制度实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制度全覆盖。可见，我国医疗保障的发展之道在于“全民医疗保障”②。全民医保大大拓展了国民医疗保障的覆盖面，且医保支付水平不断提升。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随着全民医保的发展，医药费用快速增长；并且在医疗卫生费用快速增长的同时，医疗服务的质量却并未因此而得到同步提升。长此以往，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会入不敷出，全民医保体系将遭遇严峻挑战。因此，在全民医保制度框架基本建成的今天，我国医疗保障与医疗卫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好医疗保障之需求方、供应方和支付方三者之间的关系，③使医疗保险作为支付方起到制衡和监管医疗服务行为并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的作用，以促使医疗机构和医生作为供应方为作为需求方的参保者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医疗服务。换言之，从医疗保险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医疗保险建设的重点应发生改变，将从以制度推进与扩大覆盖面为建设重点，转向以强化管理、提升服务为重点，以加强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制衡与监管。由于理论上缺乏对医疗保险制衡作用机理与机制的系统研究和探讨，难以对实践形成指导意义，使得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尽管采取了一些监管医疗服务的措施，但效果有限，且缺乏持续性。因此，探讨医疗保险如何通过完善第三方制衡与监管机制、以达到控制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并同时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目的，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医疗费用支付方与医疗服务提供方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模式决定着医疗卫生体系功能的发挥。从世界范围来看，根据政府和市场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作用范围及其具体实现形式，各国医疗卫生体系模式主要可以分为垄断整合型（英国为代表）、市场主导型（美国为代表）、公共合同型（即社会保险型，德国为代表）、公私互补均衡型（新加坡为代表）等，各种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缺陷。④由于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无论实行那种模式，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控制“供方诱导需求”或“过度医疗”。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实践和尝试。如英国在其全民免费医疗体系中将医疗付费者与医疗提供者分开，然后让政府专门设立的付费者模仿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的运作方式，采用多种新的方式为医疗服务提供者（包括家庭医生和医院）付费。⑤而德国作为典型的社会保险型国家，其措施主要有：一是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分离得比较清晰，两者是合同关系。二是从服务提供方来看，医院所有权清晰，分为公立医院、私立非营利性医院、私立营利性医院。且其医院补偿机制主要采用“双重补偿”的方法，即医院的投入成本和运营成本各有其补偿来源。⑥三是从费用支付方来看，德国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是公益法人，实行社会化的专业管理，在坚持政府主导之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强医保经办机构之间的竞争。医保经办机构为了争取更多的参保人，进而获得更多医疗保险资金，就会为参保人选择优质的医疗服务供方，有动力加强成本的控制，降低卫生费用的支出。德国的医保经办机构已经达到专业化、竞争化和法人化的标准。⑦可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卫生体系模式，厘清费用支付方和服务提供方的关系，通过内在机制加强两者之间的制衡，以达到费用控制和质量保证的双重目标，是国际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反观我国，2009年的新医改明确规定我国将采取社会保险的卫生体系模式。而当前，国内无论是公共政策部门，还是理论界，对社会医疗保险的认识多偏好将其作为资金筹集及风险分担机制，强调其医疗费用支付功能。然而，从比较卫生体系的角度来看，社会医疗保险是一种代表性的卫生体系模式，其制度设计不只是包括资金筹集，还有服务提供与管制方面。并且，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医疗保险实际上对服务提供与管制有着自己的要求与特色。⑧我国全民医保时代已经到来，并形成了基金管理人、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患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衡的新格局。基本医疗保险作为卫生体系中的重要一极，其行政与市场方式相互渗透的规制特点，为其在信息不对称的医疗市场发挥独特作用提供了基础。⑨而要发挥医疗保险的这种作用，实现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的制衡与监管，必须建立起长效机制。2010年5月，同志在全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建机制是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的关键。必须建立有激励、有约束的内部运行机制，推动提高服务效率和运转效能。”⑩2012年5月，同志在医改领导小组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医改的核心就是转换机制、建立机制。也正因为如此，新医改方案从谈判机制、支付机制等方面规定了如何加强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制衡作用。如第十一条：积极探索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发挥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和药品费用的制约作用。第十二条：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完善支付制度，积极探索实行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方式，建立激励与惩戒并重的有效约束机制。輯訛輥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的制衡与监管贯穿于两者互动过程的始终。好的制衡机制通常具有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和协调功能。要具备这些功能，有效发挥医疗保险内生的制衡与监管作用，应该构建包括事前的谈判机制、事中的支付机制、以及事后的考核评价机制的系统、全面的机制体系，以平衡各方利益关系，达到有效控制医疗费用和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目的。

三、谈判机制的构建

如前所述，医疗保险谈判机制的建立被纳入新医改方案之中。这为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提供方建立制度化的谈判机制，开展医疗服务谈判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重要契机。輱訛輥可见，谈判机制的构建是必要的，今后的医保改革要探索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在综合考量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利益、改革的空间和手段，以及自身的制约因素的前提下，搭建一个平台，导入参与者相协商、平衡和讨价还价的过程。輲訛輥同时，谈判机制的构建也是可行的。当前，医疗费用的补偿者（提供者）主要由医保机构来承担，这为买方主导奠定了“资本”及“话语权”优势。此外，经办能力的提高为买方主导提供了人力基础，医保信息优势为买方主导提供了较多的知情权。因此，为了实现医疗服务适度让利的经济效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医疗费用，让参保者得到更多的实惠，医疗保险有必要也有可能与医疗服务及药品提供方进行服务质量、服务价格等方面的谈判。实质上，医疗保险的医疗服务购买过程是一个市场交易过程。市场性质的平等协商谈判应该成为处理他们之间利益协调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受到管理体制层面因素的制约，谈判机制的建立并非轻而易举。一是部门权力的钳制。目前医疗保险的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有些地区医疗保险有人社部门和卫生部门两个行政部门管理。建立完善的谈判机制，前提是出资方和提供方都是独立的市场法人主体，政府管理部门与它们实现了管办分开。輳訛輥而我国的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都未成为独立的法人，仍然是行政主导。他们还不能适应角色和管理理念的双重转换，开展医疗保险谈判的动力不足。推进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法人化是改革的方向，但这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目前我们只能做到政府职能相对分离，不集中在一个政府实体。輴訛輥由一个部门组织出资方，另一个部门组织服务提供方进行谈判，以抵消政府部门权力干预导致的利益偏向。因此，在卫生体制改革中，要实现医疗保险管理职能与医疗服务管理职能分别由人社部和卫生部两个部门分管，形成部门间权力制衡机制。二是部门利益的协调。谈判机制的建立涉及多个部门，包括发改委、物价部门、卫生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医疗保险谈判定价是一种类似于市场议价的定价方式，与我国现行的医疗服务（包括药品）实行政府定价相矛盾。当前，我国主管医疗服务（包括药品）价格的制定的行政部门是发改委与物价部门，如果全面开展医疗保险谈判，势必会弱化物价部门医疗服务价格制定权力。另外，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实行由卫生部门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组织和管理药品招标采购是卫生部门的一项权力。而如果通过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议价来进行药名采购，势必会弱化卫生部门的权力。因此，要加快医疗保险谈判机制构建的进程，必须适当改变现有的政府组织结构，以协调好相关部门的利益关系。在谈判机制构建过程中，一方面首先要明确谈判主体的角色定位。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应以平等的购买方和提供方的身份进行谈判。而由于医疗保险的谈判机制主要涉及的是价格问题，鉴于目前的价格管制机制，有必要让各地政府的物价管理部门参与谈判。物价部门可以做为中立的中介者参与到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来。不仅可以扮演协调者，而且还可以积极主动地推动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輵訛輥另一方面是要明确谈判的主要内容。谈判一是围绕医疗服务支付方式、价格以及服务质量来进行。既包括单项支付价格，也包括医疗服务整体的支付方式与价格，更重要的还包括医疗服务范围和质量，以及对医疗服务的评价标准；二是具体的分担机制，医保机构的拒付标准以及拒付依据的监测方法，均是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谈判的内容，而且都应该载入协议。

四、支付机制的改革

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走向全民覆盖之后，医疗保险将成为参保者医药费用的主要支付者。正因为医保付费是医院的主要补偿资金来源，医保付费机制事实上就成为了医疗服务和药物的定价机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被赋予合理使用医保资金，甚至监管医疗机构行为的重任。2011年6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医保付费方式改革的方向，并强调改革的原则：在不增加参保人员负担的情况下，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輶訛輥2012年的医改政策，将医保付费方式改革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国务院的《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提出把改革补偿机制作为此次公立医院改革的切入点，同时明确把“发挥医疗保险补偿和控费作用”作为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首要措施。輷訛輥所谓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是指作为付款方的社会医疗保险机构，代替被保险人支付因接受医疗服务所花去的医疗费用，并对医疗机构因提供医疗服务所消耗的经济资源进行一定补偿的支付方式。輮訛輦当前国际通行的医保支付方式主要有：项目付费、总额预付、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以及按服务单元付费等。由于各支付方式利弊不同，国内外均表现出单一支付方式向多元化混合支付发展的趋势。而究竟选择哪些方式、并如何加以组合，才能有效地调动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引导医生的诊疗行为，促进其合理诊疗，使之一方面控制成本，减少不必要的服务或遏制过度医疗，另一方面确保医疗服务的基本品质，这正是医保机构的专业服务内容。具体到哪种类型的医药服务应该选择哪些付费模式的组合，则需要医疗机构与医保机构的反复博弈并谈判才能最终确定。支付方式改革的核心是在协商谈判、科学测定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达到促进医院加强内部管理并合理配置资源的目的。其顺利推进可以引导转变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不正当趋利行为。实际上每一种付费方式都有其利弊，必须因地制宜，综合采用。如实践已证明，如果医保机构采用“按项目付费”方式主导，必然会导致供方诱导过度消费的概率大增。但项目付费也有其优势，对于一些费用较高的特殊医疗服务，医保机构可以依照其开支项目逐项进行审查。而如果采取单一的总额预付制，虽然管理成本低、控费效果明显，但由于总额预付在实现控费的基础上，并没有进一步形成其对医疗机构长效的激励机制，医疗机构迫于控费压力，在其医保基金剩余不足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推诿医保患者的现象。当前，国际上公立医院医疗保险支付制度改革，主要将预期付费支付方式尤其是总额预算制结合按病种分组付费（DRGs）作为改革取向。輯訛輦我国各地也在探索改变单一的按项目付费的模式，拟尝试采用总额预付制、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多种支付方式并存的全新付费模式来支付医药费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是采取“预付制”（prospectivepaymentsystem）；二是采取集团购买、打包付费的机制，打包的标准可以如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等。这两种付费方式各有不同的优劣，其正常运行也需要不同的支撑条件，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医疗服务。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均是针对某一类人群，为医疗机构提供一笔协商好的费用，医疗机构超支自理，结余归己。总的来说，当前支付机制改革的方向是通过不同支付方式的科学组合，建立激励与制约机制，引导医疗机构向参保者提供高成本效益比的医疗服务。

五、评价机制的建立

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参保人员很难对医疗服务提供方提供的医疗服务进行评价，医疗服务提供方也不会对自身进行客观评价。而医疗保险机构则可以凭借其信息、规模、专业优势建立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考核评价机制，发挥医疗保险制度的监督功能，引导医疗服务供给方提供合理诊疗，从而达到控制医疗保险费用，并保证服务质量的目的。輰訛輦评价机制的建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建立考核评价指标及标准。具体可包括控制医疗费用的评价指标、医疗质量的评价指标以及参保人员满意度评价指标等。评价机制的建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考核评价指标及标准。具体可包括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指标、控制医疗费用的评价指标及参保人满意度评价指标等。二是建立定点机构医疗保险信用等级制度。定点机构医疗保险信用等级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长效激励约束机制赋予医院自我管理的空间，促进医院间的良性竞争，以达到促进医疗服务质量提高，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目标。它依据考核指标标准，对定点机构遵守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和执行谈判协议的情况进行考核与评估，再将定点机构划分为不同等级进行分类管理。相关研究证明，医疗保险信用等级制度的实施对于不同信用等级医院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声望均具有显著影响，并能达到费用控制的目的。輱訛輦三是建立定点机构的奖惩机制。对于合格的定点机构，可采取提高其信用等级，延长合同期限、经济奖励等措施进行鼓励；而对不合格的定点机构，可降低其信用等级，甚至取消其定点资格。其次，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的制衡监管不能仅仅停留在医疗机构，还应该延伸到医疗服务人员。医保不能决定医生的行医资格和行为，但医保可以从“是否及如何付费”的角度对医生的服务行为和质量进行监管，由此，医疗保险应该能做到引导医生的医疗行为，促进其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以及合理治疗。2012年4月，国务院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已正式提出要“逐步将医保对医疗机构服务的监管延伸到对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輲訛輦。目前已有8个省、57个统筹地区探索建立“医保医生”管理制度，许多地方采取实名制、实时监控医生医疗行为，这样就不会因为个别医生行为而处罚整个科室乃至医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保险机构和医院的关系紧张态势。輳訛輦这说明医保管理部门不仅有将监管延伸到医保医师的理念，更要有监管医疗行为的能力和经验。輴訛輦而要真正达到对医保医生行为的有效监管，实现费用和质量的双重控制，必须明确各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使卫生部门、社保部门以及物价部门协同工作；对医生行为评估体系建立起具体考核标准，落实医生信用管理的有效性；建立信息化监测手段，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监管，全方位监测医生的医疗行为等。再次，加快完善医保信息系统建设，以实现医疗保险精细化管理是实现医疗保险对医疗服务的制衡与监管的技术支撑。必须有一个能够支持全天候对就医和记帐数据进行大规模和全面处理并能够进行医疗费用控制和财务管理等的信息系统为依托，才能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在保费结算、支付监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六、结语

第5篇：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2．保险公司在增员宣传和奖励措施的制定方面存在不规范现象。有的保险公司在新进驻地为了尽快开展业务，在招聘人员时加大奖励力度，放宽招收条件，违规增员；有的在组训时不是传授诚信的营销策略，而以传授技巧为名，让营销员在推销保险的过程中如何夸大险种益处，尽量不提或少提险种的除外责任或免赔事项等等。

3．保险员的道德风险失控。目前，一些中小城市的保险员的业务素质较

低，道德素质更是良莠不齐，受利益趋动，展业中弄虚作假的大有人在。有的营销员为了多进单，多拿佣金，在推销保险时，很少为保户的利益着想，一味推荐一些高佣金的险种；有的片面夸大险种的益处，夸大个别产品的投资回报率，对保单上未载明的投资收益率做保底承诺；有的营销员为了推销自己的险种诋毁其它保险公司的险种，损害同行的形象；更有甚者对一些已患有疾病的保户动员其投保(据笔者所知某银行一个门卫结婚七年多没有要孩子，原因就是妻子有肾炎，今年初却入了十大疾病保险)，给以后的理赔工作埋下纠纷的隐患。这也是保险业无序竞争和从业人员高流动性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

4．保险业快速增长与保险理赔相对滞后制约着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一些保险公司在开业之初，为了打造品牌，树立形象在理赔方面实现了其所承诺的方便、快捷，受到了保户的好评。随着业务量的增长和理赔案件的增多，一些机构和贷理员在观念上“重展业、轻理赔”毛病逐渐暴露出来，案件处理不及时，手续也相应繁杂起来，笔者一个同事的儿子在公共汽车上多嘴下车后眼睛被打的只有0.1视力，去保险公司理赔时才知道矫正后0．1的视力才符合理赔条件，与当时投保说的差距很大。对此，中小城市的保户因当地没有保监机构是投诉无门，既便能向其上级公司反映，因是共同利益的主体，极难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这样一是对保险公司的声誉产生了不良影响，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们投保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中小城市的保险市场上种种不规范的行为和现象，由于保监机构高高在上，鞭长莫及，不但出现无序竞争的局面无人过问，而且，保户有对保险公司不满的事情也是投诉无门，日常监管更是一个盲区和空白。虽然外资保险机构几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还难以将其业务延伸到一些中小城市，尤其是县级城市中来。但是，如果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和处理，显然对保险业的长期和健康发展是不利的，如果一旦业务萎缩后，再想开展起来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同时还有可能影响到金融秩序的稳定。对此，领导层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为了更好的解决中小城市保险市场的监管问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进一步完善和建全保险监管体系。建立中小城市保险市场监管体制，是确保保险业稳健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可采取两种方式解决中小城市保险市场监管空白问题，一是采取在若干个中小城市中选择一个相对中心城市派驻保监办事处为常设机构，行使该区域日常的保险监管职能，定期或不定期到该区域的其它城市检查或调查了解保险业务的开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二是可以采取委托监管的模式，省城以下的保险业监管委托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监管，这样虽然力度不如保监机构大，但是，可以消除监管盲区，不会也不可能出现金融秩序混乱的问题。保户也有投诉的地方，对消除保险业务中不规范的问题也具有积极作用，同时，还可以降低监管成本。

第6篇：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全面开放，这对我国保险业将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如何在新形势下构建我国保险机构监管体系，为我国保险业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和环境保证，是我国保险监管部门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完善的保险监管体系应由政府监管为主导、保险机构内部控制为依托和社会监督为补充三位一体的立体监管层次组成。只有让每一个层次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我们的保险监管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实现保险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我国保险业监管体系建设应重点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完善保险监管中政府监管组织体系

要强化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系统，进一步树立风险监管为本的监管理念。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专业保险监管机构，肩负着保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重任，强化保监会监管地位是新时期强化保险监管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目前我国保险监管系统存在的问题

1.存在无监督的真空地带。如对保险公司利润有很大影响的准备金项目缺乏审计。目前，多家保险公司都在积极准备上市，投资者会极为关注其经营成果即利润情况。而对利润数字存在极大影响的因素——准备金项目数额是否真实、准确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的状况是准备金数字由各家保险公司精算部门自己提供，鉴于准备金需要精算师根据一定方法评估算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人为调节，从而调节利润，影响损益的真实性，有可能对投资者的判断产生影响，并且各保险公司准备金是否充足，影响未来的偿付能力，对利益相关者，即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的另一方——保户也有巨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准备金精算方法较为专业，国际上是由获得资格认证的专业精算师提供的，而目前国内的相关人才紧缺，政府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内部监督管理部门很少涉及对其进行审计。

2.监管方式、手段尚需改进。目前保监会的监管工作依然主要是靠手工操作，有关信息依然是通过现场收集和保险机构填报报表两条渠道获得，这显然与目前保险业相当程度的电子操作的现实不相适应，开发保险监管报表的电子报送系统成为必需。

（二）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应承担的三大监管任务

1.制订资本金监管机制

充分认识到资本是防范风险、弥补风险损失的防线，将其与风险的载体（即资产）有机相联，确立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资本金监管的生命力在于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建立资本与风险两位一体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机制。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将不同风险的资产加以区分，资本的保障能力随资产风险权重的不同而异，使得同样规模的资产可以对应不同的资本量，或者说同样的资本量可以保障不同规模的资产，达到对资本金进行动态管理的目的。在这个机制中，首先需要确定的是资产的风险权重，其次确定每项资产对应的最低资本金规模，最后得出总的所需资本量。

2.监督检查

强化监管当局的职责，制订较为详尽的配套措施，增强监管效能。重视保险公司作为利益主体，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做出违背监管规则的逆选择，并由此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监管机构应担当起三大职责：一是全面监管保险公司资本充足状况。可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是判断保险公司是否达到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判断的依据主要有公司所处市场的性质、收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公司的风险管理水平以及以往的风险化解记录；其次是根据保险公司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提出高于最低限度的资本金要求；最后在资本规模低于最低要求时，适当进行必要的干预。二是培育保险公司的内部信用评估体系。三是加快制度化进程。如要求各保险公司向监管当局提交完备的资产分类制度安排，内部风险评估制度安排等，从而使得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新方法得到有力的制度保证。至于监管方法，应该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二者并用的方法。

3.市场约束

信息的不对称应该是保险公司可能损害社会利益从而需要监管的重要原因，而市场是一股强大的推动保险公司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并全面控制经营风险的外在力量，具有内部改善经营、外部加强监管所发挥不了的作用。作为公众公司，只有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顺委托关系、确立了内部制衡和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建立风险资产与资本的良性匹配关系，从而在接受市场约束的同时赢得市场。资本充足状况和风险控制能力及控制记录良好的保险公司能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条件从市场上获取资源，而风险程度偏高的保险公司则往往要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保全措施。

市场约束方法是以推进信息披露来确保市场对保险公司的约束效果。全面信息披露的理念是指认为不仅要披露风险和资本充足状况的信息，而且要披露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资本结构以及风险与资本匹配状况的信息；不仅要披露定性的信息，而且要披露定量的信息；不仅要披露核心信息，而且要披露附加信息。其次是对信息披露本身也要求监管机构加强监管，并对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体系进行评估。

二、强化保险公司的内控机制

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的有机统一。入世后，在不断完善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监管的同时，还需要各商业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和健全科学、严谨、有效的内控机制。

（一）解决商业保险公司强化内控机制的动力问题。要使保险公司所有者真正具有强化内部风险控制的内在动力，就必须积极推进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使保险所有者成为真正的所有者；而保险管理者和员工重视内部风险控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将由于内控不力给保险公司造成的风险损失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建立一种直接关联。

（二）进一步明确商业保险公司在保险监管中的职能定位。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必须明确哪些是商业保险公司自己要管好的事情；明确在经营中的风险情况怎样，应当承担控制和化解风险的职责。

（三）法律和政策上的有效支持。国家应在法律和政策上给予商业保险公司有效地控制和处理经营风险的大力支持；还要求监管机构在监管方式和手段上予以配合，逐步减少行政干预。

三、社会监督是保险监管的潜在力量

社会监督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舆论监督、公众监管等等。如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职能，社会监督可以成为金融监管的一支重要补充力量。发挥好社会监督力量，保险监管机关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充分发挥保险监管机构以外的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的专业力量进行监管

随着保险经营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新型的保险品种如分红型产品、投资连结产品等不断推出，有效的监管必须随之加强，而加强管理的要求又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上有经验、有能力的从业人员的稀缺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在一些特定的适合的技术领域向注册会计师寻求帮助已经成为必然。

在过去的监管工作中，监管者的管理内容主要是通过对各家保险公司上报的各种财务信息进行规范性分析，以确定其是否合理、谨慎地确认收入，是否遵循各项比率规定等。然而，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监管的范围也在不断延展，监管机构越来越感到只完成基础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坐在办公室里进行比率分析，难以探知各保险公司是否有足够的潜力发展业务、跟上变革速度；难以了解各公司是否具备可以信赖的公司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聘请外部审计针对监管的具体需要采取必要行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不足。此外，由于可以将审计费用直接与被审计的保险公司挂钩，聘请外部审计的做法也是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

第7篇：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1.保费收入规模迅速扩大

保险业是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2006年全国保费收入达到5,641亿元，是2002年的1.8倍，在世界排名第9位，比2000年上升了7位。也就是说，中国保险业的国际排名平均每年上升1位。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其中外资公司43家，比2002年底的22家公司增加了21家；中国保费收入达7035.8亿元，是2002年的2.3倍，同期，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420亿元，是2002年的9.1倍；外资保险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9%，比2002年增加4.4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各地区实现保费收入97840966.41万元。

中国作为一个潜力无比巨大的对外完全开放的市场，对国际保险资本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许多国际知名的保险企业已把在中国发展业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来安排，对于中国的保险企业来说，这就意味着如果要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这一国际化发展的潮流，中国保险行业已步入高速发展期，保险行业的经营模式也向着多元化发展，未来中国的保险业发展前景看好。

2.投资渠道稳步拓宽

2007年是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稳步拓宽的一年。受益于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扬和投资渠道的拓宽，2007年1至11月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6万亿元，收益率达10.87%，为近年来最好水平。自2007年4月保监会将保险资金入市比例从5%调高至10%后，保险机构在一、二级市场的活跃程度不言而喻，保险巨头身影频现，中小险企相继加入，各保险公司投资股票的比例直逼上限。当然，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绝不会仅仅局限于A股市场。2007年7月，中国保监会公布的《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保险机构海外投资不得超过上年末总资产的15%，投资范围包括固定收益类、股票、股权等产品。保监会批准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运用不超过上年末总资产15%的自有外汇资金和人民币购汇资金，投资香港股票市场和重大股权项目。

3.保险监管水平提高

加入WTO以后，我国保险监管的法制环境将产生重大变化，保险监管将更加有法可依。与WTO规则不一致、与中国政府承诺相冲突的保险监管法律、法规和制度将得到修改或废止。同时，还将有许多反映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保险新法规面市，保险公司与市场经济体制及国际惯例相适应的经营管理活动将得到法律的认可。《保险公司管理规定》、《保险公估公司管理规定》、《保险经纪公司管理规定》等已经于2002年1月开始生效。在监管实践方面，保险监管将进一步体现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依法、审慎、公平、透明和效率的监管原则。监管方式和监管重点也将产生重大变化，从运动式、间歇式、大清理转向常规的间接监管，在继续坚持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监管方式过渡。2006年出台的一个文件《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的综合经营能力，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公司。我国保险业正积极探索与银行业、证券业，进一步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多元化和综合性的保险。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促进保险业综合经营、健康、稳定的发展。2007年中国保监会颁布了《中国再保险市场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再保险市场中长期发展方向、目标与政策。

在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原则下，保险公司经营风险预警系统、经营信息披露制度、首席精算师登记认可制度、保险公司评级制度和保险法定会计制度将逐步建立。同时，还将建立监管部门公共信息服务系统、新闻和公告制度，规范并向社会公开监管部门工作程序和审批程序，对监管部门及其人员的法律、行政与舆论监督和投诉制度的建设也将得到加强。保险自律组织建设将加快，比如将在保险行业协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如产险委员会、寿险委员会、保险中介人协会、保险精算师协会、保险会计师协会等。二、我国保险业发展前景

中国保险业发展前景广阔。保险业置身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面临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机遇。

1.国内经济环境对保险业发展十分有利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3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4%。支撑经济增长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不断增强，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开始升级，生活要求出现多样化，对住宅、汽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等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明显提升。

2.国内社会环境对保险业发展十分有利

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2007年未全国总人口为132129万人，为保险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潜在保险资源，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经历着重大变革，商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这一切都正在改变着人们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对风险的态度，引发了人们对保险的需求，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三、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建议

1.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保险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思路是继续深化保险业的企业改革，继续落实各项改变措施，将改革不断引入深化，鼓励股份制保险公司，通过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支持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保险企业。继续培育多层次的保险服务体系，继续培育和发展国际的大型保险集团，允许保险公司根据市场地位和业务发展需要整合内部资源，成为主业突出优势互补的企业集团。完善保险市场的准入机制，增加市场主体，为保险市场注入活力。有侧重地批设专业性的养老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积极培育再保险市场，支持保险公司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参股设立保险公司，增强我国再保险市场的整体承保能力。规范发展保险中介市场，鼓励和促进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创新经营模式，发挥专业经营优势，逐步建立同意、开放、有序竞争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体系。

2.提高监管水平，防范风险

要提高保险业监管水平，加强国际保险监督合作。一是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的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机构的处罚力度，切实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二是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积极探索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和手段，及建立动态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监控模式。三是加强与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的合作。继续深入、广泛地学习国际保险业监管的先进经验，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逐步实现保险业监管的国际化。

中国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是世界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保险业必将在开放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摘要】中国保险业务快速增长，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市场体系日益完善，法律法规逐步健全，监管水平不断提高，风险得到有效防范，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本文分析我国保险业发展状况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保险监管发展前景保险市场

参考文献：

第8篇：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一、美日保险监管制度的比较

（一）监管主体的比较

保险监管的主体就是保险业的监督者和管理者。从机构设置来看，各国不尽相同。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实行两级多头管理体制，中央和地方都有权对保险业进行监管。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联邦保险局，只负责联邦政府法定保险，如联邦洪水保险、联邦农作物保险等。根据1945年《麦克云——佛戈森法案》，每个州都被赋予监管本州保险业的权力。美国联邦保险局与各州保险局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必须获得州保险监管部门的批准后方可在该州营业。为了对各州的监管进行协调，1871年美国成立了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共主要职责是讨论保险立法和有关问题并拟定样板法律和条例供各州保险立法参考。经过保险监督官协会100多年的努力，各州法律已趋于一致。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改变和扩充了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的职责，使其成为联邦一级的保险监官机构。

日本属于集中单一的监管体制。大藏省是日本保险业的监管部门。大藏大臣是保险监管的最高管理者。大藏省下设银行局，银行局下设保险部，具体负责保险监管工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金融危机加剧，金融机构倒闭频繁。为了加强金融监管，1998年6月日本成立了金融监管厅（FSA），接管了大藏省对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工作。2000年7月金融监管厅更名为金融厅，将金融行政计划和立案权限从大藏省分离出来。金融厅长官由首相直接任命以确保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独立性。

（二）监管内容的比较

美日两国保险监管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目的主要在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1.对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

就国内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而言，美日两国差别不大。保险公司只要具备一定的法律条件、财务条件、技术条件和其他一些必备的条件即获得许可经营业务。其主要差别在于对外市场准入方面。在美国由州负责本州的保险监管工作。由于各州法律存在差异故做法有些不同。在国民待遇上，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在市场退出方面，当州保险署认为保险公司在国民待遇上，对跨境提供保险服务有所限制。在市场退出方面，当州保险署认为保险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时，会干预保险公司的业务活动以维护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视保险公司财务危机的严重程度，监管人员可以对保险公司进行整顿或采取积极的监控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无效，监管人员可对保险公司进行兼并或拍卖。为了维护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各州一般设立保证基金，但其补偿金额不会超过设定的上限。

日本在对外市场准入方面，一直限制竞争，严格限制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逐步开放其保险市场。1994年10月，日美第一轮谈判达成协议，允许外国保险公司通过申报制直接在日本营业。1996年10月日本新的《保险业法》废除了开业认可制，采用申报制，并允许损害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生命保险业务，或是生命保险公司通过子公司开展损害保险业务。在市场退出方面，在1996年新《保险业法》实施前，大藏省采取“保驾护航”式的监管方案，对有问题的保险公司进行暗中协调，并强制要求其它保险公司接管，故未出现保险公司破产事件。新《保险业法》实施后，日本仿效美国对保险公司实行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监管，引入早期改善措施，促进有问题的保险公司及时解决问题。由于新法案强调信息公开，客观上加速了有问题保险公司的破产。

2.对保险费率的监管

美国大多数的州实行。事先批准的费率监管方式，即保险公司的费率在实施前必须获得州保险署批准。另一些州在费率方面允许保险公司自由竞争，以确定最佳费率。相比之下，日本对保险费率的监管比较严格，一般采取事先批准的制度。

3.对偿付能力的监管

在美国，对偿付能力的监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资本金和盈余的要求

保险公司在开业前必须满足州保险署对资本金和盈余的最低要求，不同的州和不同的业务有不同的标准。显然，这只是一种静态的要求，它无法适应保险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的要求。于是美国1992年通过了人寿与健康保险公司的风险资本法。1993年，财产与责任保险的类似法律也得以通过。据风险资本法，当保险公司被调整后的总资本底于其风险资本的一定比例时，保险监管机构将视情况采取不同行动。

（2）投资监管

美国保险公司的投资要受到严格监管。其投资不仅要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规则的制约，还要受到保险法有关规定的约束，其目的在于促使保险公司追求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的最佳组合，维护被保险人和债权人的利益。而寿险公司受到的监管要比财险公司严格的多。随着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通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得以混业经营，对投资的监管也相应放松。

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大藏省对保险公司采取保驾护航式的监管，偿付能力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之后，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保险公司接连倒闭，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逐渐引起有关当局的重视。

（1）资本金要求

与美国一样，日本对于设立保险公司也有最低资本金的要求。《保险业法》还指出要“提高保险公司资本金最低限额”。

（2）与美国的风险资本相似，日本新《保险业法》引进了“标准责任准备金制度”和“偿付能力比率”以及“早期改善措施”。

所谓“责任准备金制度”是指保险监管机构根据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通过自己的判断而而制定的新的必要责任准备备金水平，并以此作为衡量保险公司经营是否稳健的依据。所谓“偿付能力比率”是指保险公司面临的各种超出正常预测风险的总和与各种可能的支付责任准备金的比率，是衡量保险公司经营稳健程度的重要指标。此外，根据“偿付能力比率”，日本保险监管当局还引进了“早期改善措施”，其大致思想是：保险监管当局在了解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比率”进而了解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后，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有问题的保险公司尽早解决这些问题。

（3）投资监管。

日本有关法律规定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原则、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等。按照规定，日本寿险公司可在股票、债券、贷款、不动产、海外资产等领域投资。

（三）信息披露制度的比较

美国在保险市场实行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其依据是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投保人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为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必须让投保人享有知情权；投保人只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才能作出理性的选择。为此，美国制定了《消费者保险信息和公平法案》以保护投保人的知情权。同时，在美国境内营业的保险公司每年必须向保险监管机构提交公司财务审计报告和精算报告。保险监管部门定期公布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并提供查询服务。此外，美国还设有评级机构，评级机构把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转变成各种易于理解的等级以反映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这些服务对于保险公司和投保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资料可供保险公司用于营销，也可供消费者参考。公开信息制度的实施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与美国相反，日本保险监管当局出于稳定保险市场的目的，往往不公开保险公司的内部信息，以防负面信息扩散引起市场混乱。同时，日本还在保险市场实行“比较信息管制”，限制保险公司过分宣传各种保险产品性质和差异。这不仅扼杀了保险公司创新的积极性，而且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由于“比较信息管制”的存在，信息披露也是“内部”的。由于这种信息披露制度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相抵触，大藏省及以后的金融厅对此进行了重大改革。新法规规定保险公司应将自己从事的业务内容、财务状况等编制成经济信息公开资料，并公之于众。

二、启示及借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美日两国的保险监管制度存在一些差异。总的来说，美国的保险监管较少采取限制竞争措施，而注重对健全性措施的建设，如偿付能力、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信息披露制度等。相比之下，日本较多采取限制竞争措施，如市场准入限制、费率管制、业务领域管制等，该状况在新《保险业法》实施后有所改善。当然，我们还会发现美日两国的保险监管制度还是有许多共同点的。这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首先，两国都有自己独立、健全的保险监管组织机构，如美国联邦保险局、州保险署，日本的大藏省、金融厅等。与此类似，我国也成立了国家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独立履行保险监管的职能。今后需要进一步做好的工作是：一是健全机构设置，分设财险、寿险、再保险、政策性保险等部门；二是按照经济区划设立若干个分支机构，形成一个完整、高效的保险监管体制；三是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保险监管队伍。

其次，保险监管的法制化是两国的共同点。我国目前的保险法律体系还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做到依法监管。

最后，两国保险监管的内容大体相同，且都注重对财务能力的监管，与保险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一致的。我国也应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监管。一是建立保险风险评价、预警监控系统，对可能出现问题的保险公司及时警告并督促其解决这些问题；二是正确划分保险公司的资产类型，合理界定保险公司的实际资产和负债，保持一定的资产负债比率；三是吸取日本保险监管的教训，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实行某种程度的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借鉴美国的保证基金制度，研究设立我国的投保人保证基金制度，更好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保险市场的稳定，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①让·梅勒尔：《欧美保险业监管》。

②崔惠贤：《发达国家的保险监管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浙江金融，1999.5

第9篇：保险监管论文范文

一、经济全球化下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

从世界范围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管制，以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集保险业的监管与服务于一体。

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与经济全球化下保险监管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席卷而来，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产业是这次全球并购潮中的重中之重。外部竞争环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诱导了西方金融业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但遭到了建立在唯一的稳定性目标之上的严格的监管模式（即银行、保险、证券业分业经营，保险企业内部寿险、产险不得同时经营以及三者分业独立监管）的强约束限制。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函数，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函数加以修正，由一维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的目标函数，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改善本国保险竞争环境，推动本国保险业的新一轮发展）和扩张性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保险市场，并为发达国家组成更为强大的金融保险跨国公司进行新一轮兼并创造条件）以及其他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建立密切配合的保险监管模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各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和努力方向。

二、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特点、假定前提及其效用分析与西方现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相比，中国现阶段保险监管从整体上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其独特性表现为：（1）单一的分业监管机构。1998年成立的中国保监会为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独立行使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2）直接的实体监管方式。着力于对单一保险企业的直接监管，即通过一系列法规条文严格规定了保险企业的经营准则，如保险企业的创设制度以及业务监督、财务监督、人事监督制度等等，并由保险监督机构（保监会）贯彻执行。而对保险业整体的间接的中介监管指标-偿付能力要求不高，采用单纯的固定最低资本额模式，监管力度不够。（3）严格的监管内容。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并且限制性很强。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保险企业的组织监管，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内资保险企业创设的开业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一规定不仅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相关要求（如英国为10万英镑，日本为3000万日元，法国为500万法郎），也远远超出了我国对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资本100万人民币的要求。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则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而对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第二，对保险企业经营活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经营范围上不能兼业兼营；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监会制定，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监管机构备案；保险人的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方面。

中国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当且仅当在下述假定前提条件下发挥效用：（1）完全封闭经济或次级封闭经济环境，即在一国经济下，假定不存在外部保险力量的竞争或外部保险力量薄弱，对内资保险企业的竞争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包括保险市场主体不完全、保险市场客体不完全，尤其是保险市场结构呈现出强垄断性，即一国国内保险市场结构为完全垄断型或寡头垄断市场模型，并且保险市场容量很大，保险需求量强大于保险供给量；（3）计划机制在一国保险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在保险市场中基本上不发挥作用，即便发挥作用，效果也不明显；（4）保险业为一国的幼稚产业，其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保险业处于一国的初级发展阶段；（5）资本市场不成熟，资本市场自身的投机性风险很大；（6）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级形成阶段，包括保险法规体系不健全、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不成熟；（7）保险市场缺乏信息传导机制，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严重；（8）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对保险业的监管尚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更难以建立起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全国性保险监督预警系统；（9）社会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10）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保险知识和保险识别能力。

根据上述假定前提条件，我们将中国保险业步入经济全球化之前的保险监管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分析其适用条件和效用状况。其中，第一阶段为1980-1991年期间。这一时期先后仅有英、美和日本的16家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和联络机构，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下；而中国保险市场上仅有四家保险公司，截至199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当年全国保费收入的98%，中国保险市场近乎处于完全垄断市场模型；1991年保费收入仅为239.7亿元，保险深度为1.11%，保险密度为20.93元。①保险业是中国新兴的幼稚产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完全通过计划机制配置；资本市场几乎不存在；保险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保险监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机构管理局的保险处，并仅有一部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性的保险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企业的设立及其经营、财务等方面均无具体规定，法律效力不明，保险监管乏力；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垄断，缺乏透明度；宏观经济尽管出现过两次较大的经济波动，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为8.7%.②上述现实条件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效用较大。主要表现为：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强，保险企业经营性风险很小。然而，由于存在对保险企业的过度保护，保险管制费率过高，保险企业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使得保险供给量难以达到社会最优需求量，垄断势力造成的无谓损失大。从整个社会效用来看，这一时期保险体系稳定性大于效率，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府失灵。相对而言，其监管模式使这一时期的政府有效高于政府无效。

第二阶段为1992-1996年，这一时期是中国保险业迅速成长的时期，保险市场开始实质性地对外开放，自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但外资保险力量未能构成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威胁，可以说中国保险业仍处于次级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中；中国保险市场由四大家保险公司扩大到9家保险公司，但四大保险公司垄断着中国保险市场，尤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占绝对垄断优势，中国保险市场处于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阶段；由于外资保险力量的介入和国内新生的保险供给主体的加入，这一时期保费收入由1991年的239.2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77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7.72%，保险深度由1.11%上升为1.14%，保险密度由20.93元增加到110.65元，③在中国保险领域验证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尽管如此，整体上讲，中国保险业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仍主要依靠计划机制配置，市场机制开始引入保险市场，但存在严重的缺陷；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步形成阶段，1995年中国第一部正式的保险法规《保险法》颁布，保险监管机构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处升格为保险司，专门负责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均为保险监管的法制化、正规化铺平了道路；中国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但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其运行缺乏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投机性很强；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阻隔，信息传导机制尚未形成；宏观经济虽出现过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1.58%.④因此，这一时期的现实条件基本符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条件。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边际效用和总效用均较大，一方面体现为存在着较高的相对效率，中国保险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保险企业获得了远远高于世界保险平均利润率的报酬。另一方面，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并没有因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而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一是这一时期保险企业数量不多，市场竞争程度不高，保险公司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因而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未受到保险业高速发展的冲击；二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1.58%）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三是这一时期较高的通货膨胀率⑤不仅没有对中国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产生了较强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存在着较严重的效率损失，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保险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现行保险监管模式未能及时有效地引入规范的市场机制，导致中国保险市场无序竞争的开始，规范中国保险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管目标几乎化为乌有，为后来低效的保险监管留下了“后遗症”。第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管制，使得保险费率仍大大高于边际成本，投保人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为保险人侵占。第三，1993-199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投保户保单的现金价值贬值，既严重侵蚀了投保户的经济利益，又影响了保单的保障性。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效应，政府监管相对有效。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1980-1996年间取得了预期的监管目标，即实现了保险体系的稳定、微观层面丰厚的利润以及宏观层面民族保险业的高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保险业所处的现实环境与其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所致。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保险监管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中国保险业的封闭经济环境已为中国保险市场较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所打破。截至2000年6月，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有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0家，1家外资保险公司正在筹建，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的代表处有202个，其中一百多家外资保险公司提出申请，等候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近5年内中国保险市场将对外资保险公司全面开放，中国保险业即将置于开放经济环境之下，国内保险市场的国际竞争程度将趋于白热化。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自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银行利率大幅降息，年利率由调整前的10.28%降为现在的2.25%.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下，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计划机制配置保险资源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障碍。经济全球化给中国保险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计划管制，诱使保险企业通过提高保险佣金和变相回扣提高市场竞争力，长此下去，其结果是保险成本不断攀升，加之资产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得不到保证，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保险企业的实际费率已到了危险的边界，最终会导致某些保险公司破产，投保人的利益也无从保护。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使得中国保险体系呈现出严重的危机。中国现行保险期限结构的不对称，我国保险公司多以长期负债为主，资产运用却以短期的银行存款、国债为主，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狭窄，央行的七次降息，导致寿险公司的资金盈利能力日趋不足，出现严重的利差损失。加之1992-1996年中国保险业盲目的数量扩张，年均保费增长率29.6%，使得中国保险业在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偿付能力压力，中国现行保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的加剧，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某些重大的假定条件不能有效地得到满足。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不仅效率目标难以实现（保险企业盈利逐年下降，保险业发展速度逐年放慢），而且初始目标—稳定性也无法达到（内资保险企业的长期偿付能力和国内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均遭到严重威胁）。实践证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至少是不完全适用的。

然而，经济全球化下，也存在着现行保险监管模式适用的其他诸多假定条件。主要有：（1）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是保险市场结构的高度垄断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两家的市场份额仍高达70%.二是保险市场主体的不完全性，不仅表现为现有保险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且保险市场中介主体残缺不全，保险公估人缺位。三是保险市场客体的不完全性，表现为97%的再保险市场为国外再保险公司把持；（2）计划机制在保险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严格的产品报批制度使保险公司缺乏充分的产品设计、开发自，保险公司未能成为保险市场的经济主体；（3）保险市场缺乏信息的获取、加工、披露、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保险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显然，中国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仍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无序化竞争行为；资本市场尽管有较大的发展，但尚不规范成熟，其投机性风险仍很大；中国保险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尽管近20年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年的保险深度仅为1.7%，保险密度为110.65元，而1998年世界平均保险密度为271美元，瑞士则高达4654.3美元，保险业发达国家宣扬保险深度都在10%左右⑥；中国现行保险监管体系不完善，尤其是保险法规不健全，保监会1998年才成立，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极不完善；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指标体系，全国性保险监管预警系统更难以设立；国民文化素质仍然较低，尤其是保险知识普遍缺乏，保险判断能力很差。这些现实条件仍然适用于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而不适应于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因此，从近期来看，不能完全放弃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经济全球化下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不敢轻易放松对保险企业的管制。

显然，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既取决于目标函数的难以确定，同样也取决于时间维度的考虑。某一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的具体选择在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长期均衡和可能导致的短期失衡之间的权衡，其监管的具体模式必然处于上述两种模式的边界之内。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应逐步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其前提是必须改变不符合宽松保险监管模式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随着其约束条件的变更，对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进行渐次的边际调整，以避免短期严重的失衡，最终形成完善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以实现保险监管的稳定性、效率以及适度保护民族保险业的目标。为此，中国保险监管应致力于下述几个方面：

1、理顺国内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如明晰保险公司的产权，健全保险市场的主、客体，建立和完善保险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逐步放开保险费率的管制，引进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确保保险市场的稳定有序的竞争环境，以达到当前规范性监管的目标。

2、进一步规范中国资本市场，变短期的投机性市场为长期的投资性市场，从而为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建立稳健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

3、健全保险监管体系，尤其要根据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现实环境变化适时地调整过时的保险法规，并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完善现行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

4、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借助各种宣传手段，培育国民的保险知识水平和保险辨别能力。

5、根据中国保险业的国情，借鉴西方先进的监管技术，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偿付能力指标体系，逐步将一年一度的年终检查式的事后监管转变为以信息传导机制为基础的日常监管，最终向风险监管模式过渡。

6、在当前坚持“分业经营”原则的同时，加强在某些金融产品经营和金融业务领域的交叉试点，尽快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对话制度，为最终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打下基础。

注释

①③⑥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08页、213页、2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