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浮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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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浮躁范文

【关键词】社会浮躁 制度因素 影响

【中图分类号】D632.6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变化，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思想观念快速转变，生活方式更趋多元，人们有了更多的自我选择余地。但与此同时，由于价值观念转变、社会竞争加剧、行为规范不完善等原因，浮躁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们不同程度地处于某种形式的不安和焦虑之中，进而在行为上呈现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无视规则、追求捷径，甚至只求利益、不问是非的倾向，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浮噪的状态之中。

例如，就政府而言，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出现了浮躁倾向，为实现经济发展与GDP提升的目标，拼命招商引资，热衷于建设可快速增加GDP的大工程、大项目，在局部与整体关系方面，只顾眼前效果，不顾长远发展，只顾本地经济发展，不顾对周边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需要，无视文化发展规律，有的地方还提出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方面，只求当前经济的发展，不顾环境的保护，以至于出现了工程上马、环境遭殃的状况。在决策程序上，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缺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意识，不深入调查研究，不充分听取意见，不作科学论证，容易头脑发热，一时兴起就拍脑袋作决策。在服务意识上，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只关心让上级领导满意，较少顾及民众意见，不向民众负责，甚至无视民生，欺上瞒下，造假作假。就社会而言，人们的认知和判断出现偏差乃至扭曲，如从以人们是否善良正直以及政治表现为标准发展为以拥有金钱与财富的数量为标准，拜金主义与金钱至上观念开始盛行，整体社会风气爱慕虚荣，盲目跟风，热衷与人攀比，整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功利主义趋向，热衷走捷径，对所谓成功者不讲是非地盲目崇拜。在丧失正确价值观的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一切行为以追求利益为核心，利欲薰心，唯利是图，为了追求利益可以放弃基本的敬畏之心。

浮躁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象，制度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在遏制与舒缓社会浮躁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浮躁的制度因素

浮躁的出现与我们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社会转型大背景密不可分。在此大背景之下，浮躁的成因是复杂的，竞争日趋激烈、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生活的不安全感、社会中突然成功者的范例作用，等等，都是社会浮躁的重要原因，其中，制度的不健全与不完善对社会浮躁的泛滥有着重大影响。

制度的不完备。制度的完备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制度是不完备的，许多应该建立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甚至出现了制度真空，这导致了部分人利用制度漏洞从事逐利活动。例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一度实行价格双轨制，但对如何在价格双轨制之下避免有人非法牟利，保证各方利益的平衡，并没有制定完善的制度（一定意义上，也难以就此制定相应制度），导致大量“官倒”的出现。他们抓住价格双轨制的空间，将公共资源为已所用，非法获取个人私利。若说“官倒”只是改革开放进程定阶段出现的特定例子，那么现实中一些胆大敢为、利用制度空白和漏洞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其他形式利益的人成为“成功”的范例，则构成了对人们的普遍和严重的误导，也深刻说明制度不完备在加剧社会浮躁方面的严重后果。

制度本身的不稳定性。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是需要稳定性的，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之下，人们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稳定的预期，才可能放心按制度、按规则行事，安排自己的各项事务。但现实生活中，一方面，任何制度的稳定性都是相对的，没有永恒稳定的制度；另一方面，由于认识、体制等多种原因，我们的制度本身还处于不稳定状态中，以政策替代法律、以行政命令代替制度规范的情形还时有所见，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的浮躁心理及相应的行为，如认为有权不用过期浪费，有利益可捞赶紧下手。例如，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其发展的二十余年时间内，多靠政府政策而非法律进行调整调控，而政策又因经济形势的发展而不时在鼓励市场交易和抑制市场交易之间左右摇摆，在这种情形之下，逐利心理便导致部分人积极参与炒房，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

第2篇：社会浮躁范文

在国内外的航天发展史上，一般都是先发射试验卫星，而后再发射实用型卫星。作为我国第一代传输型对地遥感卫星，资源一号卫星是一颗没有经过试验卫星阶段，就直接进入应用、首发成功，首发应用，首发星即达到交付使用在轨稳定运行两年寿命的卫星。这颗卫星的成功，对中国和巴西两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空间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标志着中国卫星研制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的成功稳定运行，说明我国卫星研制在高可靠长寿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因此，资源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被我国两院院士评为1999年中国10大科技新闻和20世纪中国航天10大新闻之一。

用途广泛的资源一号卫星

地球资源卫星是在气象卫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60年代的奠基，70年代的发展，到80年代的辉煌的阶段。

地球资源卫星所以神通广大，是因为它“站的高，看的远”，对地球大范围的情况能够一览无余，可以对资源进行宏观、综合、动态、快速的调查，同时，它还具有适时地不间断的传递信息的功能。它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观测地球的方法，它不仅使人类从新的高度――太空观测地球上的大千世界及其变化，而且把人的视觉从可见光范围扩展到紫外、红外以及微波辐射区，使人类对地球的观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资源一号卫星是我国第一颗传输型对地观察卫星。它可以通过不同的遥感器可获得可见光、近红外、热红外等多谱段的遥感图像。这些图像被地球地面站接收后，经过处理可以直接使用，也可以相互比较分析。如可见光谱段图像可用于绘制地图和水系、交通、城市规划图，测量耕地面积和森林覆盖面积，地面植被情况分析；近红外谱段图像可用于土壤和植被水分测量，环境污染的监测，农作物长势情况调查和估产，还可用于地址调查和矿产资源的勘查和规划；热红外图像可用于植被和环境监测。

此外，由于资源卫星具有遥感数据宏观、准确、快速、直观和动态等特性，因此，可用于预报和监测自然的和人为的灾害。比如，可快速查清洪涝、林火、地震风沙等破坏情况及其变化，为估计损失，提出对策提供依据；对沿海经济开发、水产养殖，环境污染等提供动态情报。

资源一号卫星光谱范围广，最高分辨率可达20米，虽然卫星观测一遍地球需要26天，但由于其携带的CCD相机有侧视功能，同一地区观测周期为3天，广角相机5天就可以覆盖我国国土一遍，为资源卫星图像的开发和利用创造了条件。

在资源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同时，我国政府已经建成包括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和北京、广州、乌鲁木齐3个地面站在内的资源卫星应用系统工程。资源卫星的产品分为数字产品和光学产品，即磁带、软盘、光盘、胶片和反转片等，每11小时可以生产不同级别的产品200多景。产品生产周期一般为3～7天，必要时可随时安排。

资源一号卫星造福华夏大地

在我国新疆，原来以为已经干枯的艾丁湖实际上却拥有10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原来人们以为完全没有植被的塔克拉马干沙漠实际上拥有大量的红柳和芦苇，这就是资源一号卫星“看到”的新疆一景。无怪乎2000年5月北京科技活动周期间，一位来自新疆喀什市的领导看到资源一号卫星拍摄的自己家乡的图像时，竟情不自禁地跳起了新疆舞。

目前，资源一号卫星的遥感数据已广泛用于农业、林业、水利、地质矿产、能源、土地、海洋、环保、测绘、城乡规划、灾害监测等国民经济众多领域，其用户涉及到国务院20多个部委、4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计划单列市。由于资源一号卫星的用户如此广泛，因此有“百家星”的美誉。两年来，资源一号卫星巳获取了完整的覆盖我国国土和相邻国家和地区的遥感图像，通过相机的侧摆及磁带机记录获取了灾害地区及世界上许多热点地区的图像。资源一号卫星的研制和发射成功以及两年来的良好表现，结束了我国单纯依靠外国卫星遥感资料的历史，标志着中国空间遥感应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据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提供的资料表明，两年来，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及分设在北京、广州、乌鲁木齐三个地面站已获取和归档了20多万景图像数据，被用户订货和分发了1万4千多景，经该中心处理后的遥感图像和各级遥感产品，先后被农业部、国家林业局、水利部、国土资源部、中国科学院和陕西、甘肃、青海、海南等省和有关部门以及煤炭总公司、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色金属总公司等国务院直属公司和清华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分发和定购。

第3篇：社会浮躁范文

【关键词】故事化；生活化；课堂减负

从心理学和人的精力分配学角度看，一堂课40分钟，都要求学生集中注意力专心听讲，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让你做到了，也会使得学生疲惫万分。为了达到轻负高效的教学效果，我在教学中逐步摸索、寻找有效的教学方法，多样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在快乐、自信中卓有效率地学习知识培养能力。现在，我就将我的做法拿出来，希望与各位一起探讨。

一、重视学生认知心理规律，科学合理设置课堂环节

课堂减负，主要注重学生心理生理层面的思考，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注意力集中的阶段有限性特点，科学性的针对课堂进行有“轻重缓急”分割处理，丰富课堂环节，提高课堂实效。

比如，根据学生注意高度集中的有限性特点可以对一堂历史与社会课的环节进行设置如下：将40分钟的历史与社会课堂环节设置成“5+25+5+5”新型教学模式。

第一环节（5分钟）：复习监督。这一环节要做到“三个结合”即：①课内背诵与课前背诵相结合②知识过关与简单再现和运用相结合③形式多样性与情境创设相结合。这样，营造“课前备战”的紧张积极气氛，一来可以提高复习强记效果，二来时间不是很长，不仅不会让学生感觉疲惫，而且让学生能够体会短暂竞争的乐趣。

为了使这一环节不变成简单的复习监督，还可以结合导入设计等内容进行灵活操作，甚至可以活动名称趣味化变幻，如：七年级主要是地理，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环节叫做“每日一游”趣味化复习上节课的地理知识，形成趣味抢答，活跃课堂气氛；在八年级历史课上我们可以把这一环节设计成“历史上的今天”回忆复习相关历史；而在九年级，我们可以组织“时事评论”以相关时事忆古思今。如果能让这一环节这么充满兴趣与竞争活力，让这一环节成为本堂客的“凤头”，那么“轻负高效”就有了良好的开端，也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环节（25分钟）：新课教学。要求:条理清晰、设计简单、材料少而须深挖、由浅入深、小结到位。这一环节较长，我们应该积极营造轻松、有趣的故事化、生活化课堂，吸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中来，努力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

第三环节（5分钟）：当堂巩固记忆。要求:任务明确、容量适当、有的放矢。听完故事，应该有适度的任务要求，学生也乐意接受。

第四环节（5分钟）：当堂检测。要求:检测要有趣味性、学法要有引导、布置任务做好铺垫，让这一环节成为“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喜悦的环节”。

如此，课堂环节设置便可以有轻、重、缓、急，不单调乏味，又不缺乏实效。

二、历史与社会教学故事化，巧借兴趣激活历史与社会课堂

历史与社会教学故事化，用学生最喜闻乐见的传授方式――讲故事来组织教学。

历史与社会教学方法中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讲故事。但是，我们也不能单讲故事，在听有趣的故事的同时要让学生脑子“动起来”。方法有：根据故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出对故事的理解。比如说，当我们上到“屈辱的岁月”一课时，学生可以用说学逗唱画等任何方法去表达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哪怕你只会一个词，一个动作，或做一个表情，一副鬼脸来表达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侵略者的野蛮的“感受”或“情绪”什么都可以。这也是一种思考，而且充满了乐趣，它无疑将给课堂带来无限的活力。此外，还可以让学生续写故事或讲一讲自己从故事中的收获，让学生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培养学生自我表达的能力，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用心构建适合学生科学发展与健康成长的教育，用讲故事的方式教学历史与社会才能够使历史与社会教学更富有灵气，为学生所欢迎和接受。历史与社会教学应该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历史与社会课内容有着丰富的故事优势，也有要求掌握记忆知识，就看我们怎样把故事和知识完美的结合。

三、历史与社会教学生活化，活用时事驱动学生课堂思维

时事新闻是我们历史与社会课堂的一大优势资源，我们可以在课堂设计中加入“时事早知道”、“时事播报与点评”等内容让学生有机会发表各自的看法、见解和评论。话题是开放的，“新闻可以很性感，思想也可以很好看！”只要学生思维动起来，兴趣自然来。

这个想法看起来很不错。但是，要把这项工作真正搞活，仅凭有这个想法和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首先，要求我们历史与社会老师要有敏捷的思维和锐利的眼光，善于捕捉与社会热点问题，将德育、时政融于教学之中，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历史与社会学科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要“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从学生的亲身体验切入，以他们最熟悉的社会现象为主题。另一方面，对学生来说，再也没有比讲自己身边的故事更能津津乐道，有吸引力的了，潜移默化中将知识与现实进行沟通与升华，让学习成为学生生活的内在需要。

其次，我们可以将学生置于“解决现实问题”中去，使学生产生好奇心，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如，在九年级“可持续发展”一课时，我左思右想，可持续发展是个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就连自己当初也很难一下子真正明白其意思，如何降低难度使其通俗易懂让学生快乐地接受呢?再三思量下，我这样设计，上课伊始，站在讲台上，我面露难色，对学生们说： “同学们，老师现在遇到一个困难，请大家帮老师出个主意。”学生们一听，马上集中注意力，挺直身子，眼睛齐刷刷盯着我。我接着说：“前几年我们村许多人都种香菇发了财，我也想赚钱，再去种香菇到底还行不行？”话音刚落，下面立刻举起了一只只手出谋划策，有的同学甚至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早过时啦，这一套行不通啦！”其实我知道老竹甚至整个莲都都有这种情况――“风靡一时种香菇，伐尽了山上树”。这时我说：“谢谢同学们的帮忙，看来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条致富之路行不通了。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不顾环境承受能力，不顾长远利益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与今天我们共同探讨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相悖的。

再次，要及时将社会热点事件引入课堂，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关注国家大事和国际时事的兴趣，养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良好品质，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对一些时事加以评论、发表看法，激活学生课堂思维，为历史与社会教学增添了活力。社会课堂与时事政治结合，这个问题是严肃而不容忽视的，“脱离时事”用杜威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学校的最大浪费就是学生在学校接受一种脱离生活的教育，这种脱离使学生在学校学习时就缺乏兴趣和快乐，并用使学生在步入社会后发现他所学到的东西与生活是脱节的，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因此，课堂教学只有加强教学内容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和学生生活的联系，善于捕捉生活中的信息，并且让学生学会评论和思考，培养学生独特的善于思考社会问题思维品质，也能从中收获一份思想碰撞之后的信心与成就。这样，才能充分实现历史与社会教学生活化，才能使历史与社会教学焕发独特的魅力。

“书山有路勤为径”很好，“学海无涯”并不一定非要“苦作舟”。学习需要勤奋没错，但是学习更讲究巧学。学生很懵懂，这就需要我们教育者首先要思考怎样去引导。在不少学生误解了历史与社会学科的学习是一桩“死记硬背，乏味的苦差事”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历史与社会课堂改革开始思考，纠正这种误解，在教学中逐步摸索、寻找有效的教学方法，多样的教学手段，力求形成自己的快乐特色教学，带着学生快乐地走向知识，从课堂中给学生减负，让更多学生主动喜爱历史与社会，积极学习历史与社会。

【参考文献】

[1]《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二）》解读

[2]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

第4篇：社会浮躁范文

应该说，这些词汇的出现和流行，确实反映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引起重视。然而，用情绪化的方式对此过分加以渲染，则反映了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并不值得同情和提倡。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贫富差距的存在都是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实现这个目标必经的环节和路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可能有财富的绝对均平。过去那种“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做法，带来的只能是“共同贫穷”，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再走那样的老路。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只要财富是通过遵纪守法的正当方式获取的，就都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既然有贫富差异的存在，在不同生活环境、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在生活习惯乃至思想观念上会有差异和不同，也是一种客观现实。面对这种情况，社会最应该提倡的是相互理解和宽容，而绝不是相互歧视和排斥。青年人在自身的发展道路上，应该学习来自不同方面的优点和长处，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培养健康、健全的人格。而以出身贫富“划线”、“贴标签”，只能是人为制造矛盾和对立，是陈腐的“血统论”在新时期的变种。

必须承认，不同的家庭出身、背景，会给青年人的机会选择、发展道路带来不同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区分，什么样的影响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影响是不合理的，必须反对的。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也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财富、权势破坏社会规则、谋取不正当的个人利益。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只要财富是通过正当合法手段获得的，一些富裕家庭子女有机会受到更好的教育，在个人发展道路上有更多的选择，也是正常社会的常态，不能用偏激的极端平均主义态度一概加以拒斥。

从根本上说，不论是富裕家庭的子女，还是贫穷家庭的后代，最终能否获得成功，关键还在个人的素质和努力，还在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在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面前，艰苦的环境更能磨砺一个人的意志，优越的环境也会让人如虎添翼。反之，在消极放纵的生活态度之下，逆境只会让人自怨自艾、自甘沉沦，顺境也只会让人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外部环境固然对生活有重大影响，人生的命运归根结底还是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上。

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追求目标。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政府有责任防止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有责任关怀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损害，有责任为他们创造更为公平的竞争条件，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制造和渲染“富二代”、“贫二代”的标签，甚至认为财富就是人生的“原罪”，而贫穷则是先天的道德制高点，不但没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也没有事实的依据，只会人为制造社会的对立，扩大社会的裂痕，无论是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还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第5篇：社会浮躁范文

决定2005年福建经济工作运筹方略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发展和改革会议分别于去年12月中、下旬召开。人们发现，在强调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盯住发展的同时，福建省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2005年全省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内容，淡出了以经济增长速度为唯一目标，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发展，及忽视资源、环境和生态的传统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经济与社会共同进步，城乡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共同繁荣，实现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与开拓创新。

福建省在提出2005年全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和实现举措时，强调“协调和谐”，“注重和谐”和“为民谋利”。提出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的关系；经济建设与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的关系；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强调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加重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注重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系统的平衡；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并将这些指导原则具体化为落实科技兴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进生态建设，加强环境保护，作为今年重点要落实的八方面工作中的两项，列入省发改委工作的盘点。

这意味着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已经从执政理念转变为领导的决策思路，并落实到相关部门的工作日程上来。这是决策科学化和执政能力的又一次提升。仔细解读福建省2005年经济工作会议和发展改革工作会议文件，我们发现福建省在政策取向上亮出了一些“新招”。

一是突出了在“盯紧发展”同时，注重持续发展。即拓展和更新了增长观念，要求今年要着眼于增长发展后劲，着眼于防止大起大落。提出注重后劲项目的征集、储备与开发；继续拓展重点项目，努力提高重点项目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中的比重；注重提高工业项目在重点项目总数中的比重；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

二是突出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扶持。针对当前城乡差别、收入分配悬殊过大、效率与公平某些失衡的状况，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提出要安排好“六种人”的工作与生活，即：下岗职工、困难企业职工、城市贫困人口、贫困地区群众、重灾地区群众、贫困残病人的工作与生活，适当提高城镇居民“低保”标准。强调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坚持在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要求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作为全省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之一。同时，还针对过去户籍制度、劳动制度上的对进城务工农民工的不平等劳动权，郑重宣布：“实行城乡平等就业制度，把进城务工农民纳入城镇就业服务范围。”并提出要编制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体系规划，从制度上保证城乡实行平等的劳动制度。

三是突出了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山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省发改委提出在2005年省级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的初步考虑中，把“加大欠发达地区扶持力度”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提出除已明确重点安排给欠发达地区农村人饮工程、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等外，对科技成果转化、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属于全省重点支持发展的领域，将对欠发达地区在项目和资金安排标准上合理倾斜。同时，对经济欠发达的县城，继续加大扶持力度，积极争取国债资金，以工代赈扶贫基金，教育卫生专项资金，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继续实施定点挂钩和对口帮扶工作，抓好207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的扶持扶建工作。

四是突出了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实现教育的公平性和争取人人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建设。提出加快改善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条件，加快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年底前完成农村中小学D级危房改造工程；以培养技能型人才和转移农村劳动力为主线，启动实施“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建设计划”，加强普通优质高中学校建设。

在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建设方面，明确2005年要确保全面完成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两大体系。推进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大力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一批乡镇卫生院改造，努力做到人人享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五是突出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进资源开发与节约。突出抓好工业污染和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严格耕地保护的各项制度，推行工业项目集约用地标准。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强化城市和高耗水行业的节水工作，强化重点生态功能脆弱区的保护，维护生态安全。加大农业生态保护体系的投入。推进生态示范区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恢复矿山生态620公顷。继续开展“五江二溪”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推进九龙江、闽江流域乡镇垃圾污染的整治，加大对饮水源地的保护与治理力度，力争2005年底城市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提高到45%和90%。

我们同样注意到，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方略已定情况下，福建省提出关键在于落实与推动。那么，靠什么来落实与推动？

一要重于增强共识。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指导经济工作，指导实践、衡量政绩。要转变增长观念，转变增长方式，正确认识与把握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增长是发展的基础，但发展不简单等同于增长。要坚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单纯的追求数量、速度，不重视质量、效益、环境，不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就会出现增长失调，并最终影响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要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误区，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第6篇：社会浮躁范文

关键词：风险社会；政府官员问责制；责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4-0078-05

自2003年“非典”疫情中的政府官员问责风暴以来，政府官员问责制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政府官员问责制建设在稳步推进的同时，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例如，政府官员问责制由以往单纯的问责“有过”，发展为问责“不作为、乱作为”，问责“慵、懒、散”，问责“不良工作绩效”；由以往单纯的事后责任追究，发展为制度性、经常性地询问和质询职责履行情况。这些变化说明：政府官员问责制正处于制度创新的过程之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功能已不再局限于对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官员问责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应占据着重要位置，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保障和促进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官员问责制应当承载起哪些制度功能？它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

一、风险社会视野下政府官员问责制的使命

风险社会理论是由德国学者贝克创立的。198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1992年马克・里特将该书译成英文，风险社会理论逐渐为西方学者和公众所认识。贝克认为，“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风险社会’”[1]2，“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正在形成之中”[1]3。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风险社会就是人类现代性发展的第二阶段，与全球化基本同步。在风险社会阶段，“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15，“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1]16。

在中国，对政府官员的责任追究制度自古有之，为什么在“非典”疫情之后，这种制度被冠以“问责制”的新称谓，并且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成为各级政府近年来着力发展的一种制度形式？这些变化都与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非典”疫情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化产生的一种有害的副产品。政府官员问责制在化解这场危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场深刻的危机中，人们认识到了政府官员问责制的潜在价值，并且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

政府官员问责制正在经历和将要经历的制度变迁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风险社会时代的必然要求。随着现化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由人类不断发展的知识所造成的风险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由人类实践活动导致的风险不断向全球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社会风险缺乏有效应对和治理，一旦时机成熟，各类隐性的社会风险便会转化为现实的危害。如何应对风险社会时代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政府作为应对社会风险的主导力量，在各类制度建设中都应当把风险社会这一时代背景摆在首位进行思考。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赋予了政府官员问责制新的内涵，与此同时，风险社会时代也不断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使命。

第一，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

政府官员的权力从本源上是由人民赋予的，是一种公权力。如果这种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与监督，就会产生权力滥用，现象。在风险社会，权力滥用不仅会损害公共利益，还会引发各类风险。

风险社会中权力滥用的一个独特表现形式是政府官员在风险分配中的权力滥用、风险分配权掌握在有权界定风险的人手中，其中就包括了政府官员。他们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往往被看作是科学理性的化身，可以通过科学分析来定义风险，消除风险。当通过科学方法无法消化风险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分配风险。由于处置、避免风险的可能性和能力在不同的阶级、阶层、职业、受教育群体之间是不平等的，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承受着更多的风险。在风险分配过程中，如果政府官员滥用权力，依据工业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把风险从中心向边缘分配，让处于边缘地带的人群去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社会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处在边缘位置上的人群不可能完全被动地接受分配给自身的风险，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反抗进而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因此，“与风险社会发展相伴随的是那些因风险受折磨的人和那些得益于风险的人之间的敌对。”[1]52这种敌对关系是引发各类社会风险的重要根源。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形态的迈进，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增强处在边缘位置上的普通民众在应对风险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冲击风险分配中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一方面挑战着既有的权力体系，一方面解构着风险分配权。因此在风险分配过程中产生的冲突极易引发各类社会风险。为了预防这类风险，政府官员问责制必须担当起以责任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重任。

第二，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应对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主要来源于对政府公信力的历史与现实考量。

作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询问与质询制度，政府官员问责制应当促进政府对社会公众的呼声和要求更具回应性，促进政府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有效预防和化解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误解和矛盾，防止其升级为冲突和危机。“问责包含着要求某人或某事能够被‘说清楚’或‘算清楚’的‘能力’或‘可能性’。按照这种最低要求的理解，所有的行政问责都隐含着最基本的帐簿式的说明方式。同时，这里也要求存在一个政府帐簿‘最低限度曝光’原则，即只要公众个人愿意，他就能够看到这些帐簿。”[2]7因此，政府官员问责制应当是社会公众了解政府及其活动，参与政治的一种制度途径。在问责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公众可以深入了解政府官员的职责履行情况，了解相关政策的制定依据和过程，并对政府官员进行更加积极的监督；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可以了解社会公众的真实期望和要求，得到社会公众的建议和意见，从而改进工作，纠正错误。这种双向的交流和互动能够增进理解和信任，从而不断激励政府官员更具使命感，更具责任意识，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有效预防和应对各类风险。

第三，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

在风险社会中，各类风险呈现出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不同的特点，工业现代化背景下形成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管理模式正面临着诸多挑战。若仅依靠政府或国家，会使风险治理失效。这是因为，在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管理模式中，各种现代科技得到应用，各方专家在提供技术和信息咨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对理性的垄断使得这一风险管理模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知识基础。然而，风险社会的出现打破了科学对理性的垄断，也打破了专家的知识垄断。面对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突发性和超常规性，在科学理性不断受到怀疑的同时，社会理性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体现了社会理性的主张认为，公共领域的问题必须通过‘理想的言谈情境’来达成风险共识，应摒弃封闭的威权主义。”[3]

为有效应对风险，“政府需要抛弃那种主要是提供社会秩序的思维定势，转而积极创建社会合作体系，通过公共政策以及各个方面的政府过程去引导社会合作行为，在合作行为中型塑出社会和谐的机制，从而获得一种合作的秩序。”[4]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无论是国家、市场还是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公民社会都无法单独承担应对风险的重任，因为他们本身也是风险的制造者。”[5]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途径是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询问与质询制度，政府官员问责制就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途径。政府官员问责制应当将社会理性引入风险治理中，促进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在风险治理中各自发挥出积极作用。

二、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重构

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对工业现代化阶段形成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进行全面再造，才能走出困境，开辟出制度发展的新天地。风险社会的出现在带来危机的同时也赋予了人类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即构建基于公民参与、理性审视、公开讨论基础上的民主。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的总体目标就是建立更具民主性的政府官员问责制。根据这一目标，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应着眼于使这种制度形式上升为一种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以共同抵御风险的制度。

第一，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协商机制。

在传统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公共事务的责任主要由政府一方承担。然而，风险社会的科技论争和源于风险分配的利益冲突对传统的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政治的失势以及由此造成的权力格局的调整使得政府无力独自担当各类风险的全部责任。这是因为，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社会变迁是以一种非政治的方式发生的。在这种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政治的失势表现得尤为明显，“塑造社会的决策能力只有一部分被汇集在政治体系里并服从于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另一部分则摆脱了公共监督和证明的规则，并被转移给企业投资的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1]226也就是说，政府权力正在不断缩减，而科学、技术和经济现代化的亚政治系统得到了更多的权力。但现实的责任分配情况是：“风险留给了政治责任而不是商业。这就是说，商业对其导致的东西并不负责，而政治在为一些超出其控制的东西负责。只要一切还是这种状况，副作用就会持续存在。这加剧了政治的结构缺陷，政治不仅遭受挫败，而且不断被要求为那些越来越难否认，但其原因和变化超出了其自身直接影响范围的东西负责。”[1]281这种状况在风险社会中正日益显现。

在一个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人为风险成为主体的时代，人人都被置于风险之中，人人也都应当负起责任来。人类需要运用自身的理性选择围绕具体的风险问题展开辩论，借助公众争论、责任机制和定期选举等民主机制反思在工业社会时代被绝对尊崇的“现代化”、“进步”等理念，反思现代化的副作用对未来、对人类的深远影响。因此，政治应当从科学和商业的捆绑和束缚中挣脱出来，不再充当其合法化的工具。政治应当正视一些原来被刻意隐藏的风险，与社会公众一道直面现代化的副作用。是谁制造了风险，谁应当为风险负责等问题都应当被政府认真地加以界定。唯有如此，政治才能打破失势的困境，民主代议制才能在风险社会中重获新生。

作为民主代议制框架下的一种具体制度，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再造应当朝向上述目标迈进。再造的重点就在于把问责提前到事前阶段，提前到制定公共决策之前，通过社会多元主体的“问”，即讨论、争论、协商等途径正视风险，正视风险有可能造成的灾难，正视风险分配中可能会产生的利益冲突，正视风险发生后的责任分担问题。通过“问”给相关利益主体提供一条合法地、理性地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渠道。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平衡政治家、科技专家、企业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来打破科技专家对知识垄断，打破政治家对公共决策的垄断，将科技和风险决策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6]它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责任，促进责任合理地分担和履行，使政府不再独自担当那些它担当不起的责任，使潜在的风险制造者正视并切实担当起自身的责任，使潜在的风险受害者有维护自身权利的途径。正象贝克所运用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说明的那样，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分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由中心向边缘的分配路径，但与以往时代不同的是，风险带来的灾难最终会象回力标一样击中那些抛出它的风险制造者。也就是说，潜在的风险制造者最终也无法逃避风险有可能带来的灾难，每个人都置身于风险的阴影之下。这种状况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面对共同的考验，为求得共同的生存和发展，人类有可能打破以往阶级、阶层的壁垒和隔阂重新团结起来，通过对话和协商将风险有可能带来的灾难减至最小。因此，面对风险时人类的团结为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再造提供了可能性，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第二，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

在风险社会时代，政府不再是风险治理的单一主体。为有效应对各类风险和维护公共安全，应当引入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和协同应对。社会公众能否在突发状态下对风险进行理性认知是有效参与风险治理的前提条件。

在风险社会时代，政府和社会公众的信息地位并不对称。社会公众如果无法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就可能在心理层面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意识。这种意识会导致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府决策的怀疑。当社会公众转而依靠自己的直觉和经验对风险进行判断时，往往采取迅速的、冲动的、有一定非理性的应激行为。这种行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范围的蔓延，从而引发集群性非理，加剧风险。最近几年，全国各地发生了很多起因公众扩大化认识风险而爆发的，如四川什邡投资超百亿元的钼铜项目遭到当地公众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公众担心该项目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影响附近居民的健康[7]。这些的爆发说明，伴随着公众的风险意识提高，在风险信息供给不充分的情况下，为防范风险，公众可能将风险放大，过度反应。因此，政府必须对公众的信息需求给予应有的重视，为公众提供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

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就是要通过有效的制度渠道满足公众的风险信息需求，准确地界定风险内容，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政府官员问责制应当发展为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的权威渠道。与政府新闻等渠道相比较，政府官员问责制的优势在于它能从公众的“问”中了解到公众真正的信息需要，从而有针对性地供给信息。它的信息供给应当能够经得起公众的质疑和提问，能够为公众答疑解惑，引导公众对各类风险进行理性认知。因此，风险社会背景下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再造应当对“问”的功能进行再造，“问”不只包括事后追究的功能，更应涵盖询问、质询等功能。只有通过日常的事前、事中、事后的询问、质询及其它信息沟通方式，政府才能进行持续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才能在积极回应公众需求并不断接受公众反馈的双向交流中有效满足公众的风险信息需求。

通过向公众提供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政府官员问责制能够舒缓公众的风险认知，使公众降低对风险发生概率的主观预期，平息公众的各种恐惧、愤怒、盲从等负面情绪，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而有利于促进公众对风险的理性认知，为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公众在风险治理中发挥积极力量以有效应对和化解各类风险打下良好基础。

第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

风险社会的到来打破了人类固有的责任范围和限度，责任的代际维度、时空维度正在不断拓展。随着风险的加深和扩展，全人类必须勇于应对挑战，对当下世界、未来生命以及整个生物圈的存续与发展真正地负起责任来。只有提高全民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当下的责任困境。风险社会召唤着一个全民责任社会的到来。每一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其应承的道德责任，遵循内心的良心呼唤和道德准则，把自己的行为与人类共同体和整个地球生物圈联系起来。

传统责任观以行为动机或实际效果来评判行为主体。这种责任观在风险社会面临着困境。这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日益突显，即使行为动机是善意的，也可能产生未曾预料的结果，此外，精确预测当前行为结果对后世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困难的。面对这些问题，汉斯・尤纳斯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80年末提出了责任伦理学，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责任观。从时间上看，责任伦理学和风险社会理论具有共时性。这两种理论产生于相同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的都是人类社会风险加剧的时代主题。

依据责任承担的时间先后，责任伦理学把责任分为“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前者着眼于风险发生之后的补救，是一种形式责任；后者着眼于风险发生前的预测，是一种实质责任。“前瞻性责任”提出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的关注点从过去转向未来，从只为当代人负责转向对未来人负责。这种责任的层次更高，它是一种责任主体与责任客体间的非对称性责任，与传统责任观强调的等值交换式的对称性责任完全不同。“前瞻性责任”要求责任主体无条件地、不求回报地对责任对象负责，类似于父母对幼儿的养育与照顾。与“前瞻性责任”相对应的责任伦理的基本原则是：“绝对不可拿整个人类的存在去冒险。”[8]16尤纳斯提出的道德律令是“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行为的后果符合人类真正的永恒生活。”[8]11因此，“要超越全球风险时代的传统责任伦理困境，我们就必须实现责任意识伦理思维范式的转换，使之由近距离思维转向远距离思维、个体性思维转向整体性思维、追溯性思维转向前瞻性思维、过失性思维转向关护性思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危机四伏的风险景象中实现我们理想规划的幸福生活。”[9]

要在全社会倡导和培育这种新型的责任观，提升全民责任意识，一方面要通过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公众的伦理实践。在实践中，公众作为主体参与到具体的伦理实践情境中，以主人翁的视角去思考所面临的伦理情境，并在内心的思考、比较和冲突之中不断地平衡当下与未来的自我利益与人类整体生存、与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只有通过长期持续的认真思考，人们才能突破当下自我利益的藩篱，让内心的道德境界得到升华，才能真正地学习并在内心中认同这种新型的责任观。公众伦理实践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真正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过程之中。因此，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再造要为公众提供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伦理实践平台，要确立并不断加强公众的问责主体地位，要拓宽公众问责的方式、内容和途径，使公众真正参与到公共事务的问责过程中。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尤其要注重公众对事前问责环节的参与，因为这一环节更侧重于对前瞻性责任观的运用，从而有助于新型责任观的践行和内化。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理性不断被引入，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被打破了，政府官员问责制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有助于促进社会的信任、团结与合作，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再造应着眼于平衡政治家、科技专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政治体系的回应性与灵活性。政府官员问责制应当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引入社会理性，从而打破科技专家对知识的垄断，打破政治家对公共决策的垄断，将技术和风险决策牢牢置于民主控制之下，构建建设性对话的制度空间。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世界银行专家组.公共部门的社会问责：理念探讨及模式分析[M].宋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张康之，熊炎.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治理原理[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7.

[4]张康之.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J].社会科学研究，2009（2）：23.

[5]杨雪冬.全球化、风险社会与复合治理[J].与现实，2004（4）：73.

[6]唐皇凤.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民主政治再造[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4）：101.

[7]陈 斯.四川什邡部分市民反对钼铜项目冲击市委被驱散[EB/OL].[2012-07-03]http：///mainland/detail_2012_07/03/15724406_0.shtml.

第7篇：社会浮躁范文

光鲜亮丽的数据并不见得能完全反映当下行业的实际情况，企业小而分散、产品附加值低、自律能力和规范化水平差、产品标准和应用法规不健全等问题仍是行业发展的“紧箍咒”。2010年，在“全球40强非织造布生产企业”的评选中，我国唯有广东俊富集团上榜，且排名并不靠前，其他企业均集中在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这与我国的非织造布大国名头极不相称。在11月16日于常州召开的“中国第18届纺粘熔喷法非织造布年会”上，不少企业慨叹“蛋糕做大了，却难分得一杯羹”。

事实上，低水平重复建设一直在业内备受诟病。历数近年来我国纺熔非织造布行业经历的几次飞速发展，大都托几次突发事件的“福”。从2003年的“非典”爆发，到2005年的房产行业崛起，再至2009年的“H1N1流感”流行，这些“机遇”让纺熔非织造布行业着实火了一把，其中有一些企业更是赚得盆满钵满。机遇背后存隐忧，一次机遇引发一轮投资热潮，过后，很多新增产能由于错过了时机，在投产后无用武之地，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从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纺粘法非织造布分会公布的数据来看，2010年我国纺粘法非织造布的实际生产量仅为产能的 63.28%，与2009年的 69.18% 相比明显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新上马的国产SMS生产线和部分地区的单头PP生产线市场欠佳，导致设备开机率不得不下降。

一面是低附加值产品产能过剩，另一边高档产品仍主要依赖进口。对此，新当选的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纺粘法非织造分会会长赵民忠坦言，现阶段，我国纺熔非织造布行业的投资、技术和市场门槛均较低，而政府和行业也未出台相关的限制措施。竞争的结果有两种，要么重新洗牌，市场细分化，要么退出市场，解决之道在于自救和创新，通过技术和管理的创新，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此外，赵民忠提醒企业，随着国外低碳环保法规的日益严格，国内纺熔非织造布生产企业，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应关注低碳环保方面的标准和法规，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作为全球非织造布企业的领头羊，PGI可谓中国纺熔非织造布企业的榜样和追赶目标，其亚洲区市场及销售副总裁田雨用“专业”和“专注”点破了非织造布企业自救的门道，而这正是我国的同行们急需修炼的。

第8篇：社会浮躁范文

高等体育院校术科院(系)的项目教研室的师资队伍，在行业内和社会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应充分利用这种社会影响力，来提升社会服务的效果和质量。在健康中国建设进程中，术科院(系)应把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例如，成都体育学院大型团体操教学团队，经过多年的特色课程建设、社会服务历练，师资队伍质量得以很大提升，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该团队通过与成都体育学院艺术系音乐、舞蹈等技术力量的配合，为包括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提供了校庆团体操创编导技术服务，为全国大运会、四川省运动会以及重庆市运动会开闭幕式团体操表演提供创编导技术服务和训练团队，为全国的大中小学培养了大量的精于团体操创编导的特色人才。为响应中小学开展大课间活动的需要，该团队迄今为止举办了5届全国特色课间操培训班，为各兄弟院校和中小学提供了大量的优质特色课间操编排范例，同时也为全国各地中小学校提供了大量的急需的特色课间操创编人才。此外，依托术科院(系)项目师资队伍影响力，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打造品牌服务产品，在服务品牌的建设过程中磨砺队伍，提升队伍素质，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这种良性循环，无疑应是高等体育院校术科院(系)服务产品的供给路径之一。    

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术科院(系)项目教研室应致力于项目的改造和创新，做到奥运项目和非奥项目兼容并济，体育教育和全民健身协调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一个国家的强盛根本上在于其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体育教育与全民健身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同样有着更为根本的价值。四川省副省长杨兴平到成都体育学院调研时强调，成都体育学院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牢牢把握体育院校着力重点，全面提升体育院校办学质量，切实加强高等体育人才培养，充分发挥主动服务社会功能，努力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体育院校。    

服务于健康中国建设，术科院(系)项目教研室应基于奥运项目和非奥项目兼容并济的要求下，致力于奥运争光强化竞技项目教学训练和社会服务的同时，还应加大对奥运项目的改造和创新力度，使之在表现形式、锻炼内容、锻炼方法手段、服务对象、赛事模式等方面，来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不同教学层次和对象、区域职业年龄性别的差异、赛事种类多样化、锻炼内容手段科学化等的不同需要，改造和创造一系列能够“迎合”大众“喜闻乐见”的预期的“新型”运动项目。当然，在这一创新过程，要避免陷入用“强身”取代“健身”，用“竞技”遮蔽“体育”的误区，切实做到项目改造和创新目标的准确定位，达到项目形式的创新与健康手段的弘扬并行不悖〕

第9篇：社会浮躁范文

看看“慢不下”的表现：去超市买东西，不愿意排队；十字路口遇到红灯，急不可待；干什么都离不开手机；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做工作总想投机取巧；做学术，不是踏踏实实搞研究，而是东拼西凑；为了升迁，总是惦记着位子，热衷于制造“短平快”政绩。这种急躁，就像传染病一样，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情愿主动“慢下来”。

浮躁呢？不管做什么事，耐不得寂寞，坐不住冷板凳，是最大的浮躁。学习浮躁，做事浮躁，政绩浮躁，学问浮躁，科研浮躁，等等。于是，干什么事都没有一个认真劲儿，干什么事都敷衍了事，干什么事都缺少敬业精神。面对社会变化，心中无数，不知所措，甚至盲目恐慌，专注不够。还有一种情况，急功近利，这山望着那山高，为追速度、求效率，不愿意遵守规则，在求学、升职、挣钱等方面倾向于抄小道、搞投机。

暴躁，则是一种缺少理性、缺少修养、缺少城府、缺少品德的表现。我们身边，总见一些人一不顺心就激动愤怒，就暴跳如雷，就争吵谩骂，就大打出手，甚至引发暴力事件。他们总以为自己特别有钱，自己特别有权，才总是脾气很大。一个暴躁的有钱人，很容易成为一个“地痞流氓”；一个暴躁的掌权者，很容易成为一个“山大王”。愤怒的“暴君”，愤怒的大款，往往以自己的强势为荣、为乐。其实，这是一种没素质的表现。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教授陆绯云认为：“这些年，人们的生活水平节节高，承受能力却越来越弱。股市涨了，有人会因为踏空而悔不迭；股市跌了，又会因为没清仓而痛断肠。没买房子，房价涨了会生气；买了房子，房价跌了也会郁闷……本来相互容让、相互理解就可避免的小矛盾，偏偏要激化升级，暴戾之气在悄悄弥漫，情绪失控就很难避免。”更让人担忧的是，“三躁”竟然已经成为现在许多人的一种通病。有人甚至会这样想：如果你做事本分，就一定会有人投机获利；如果这个机会你没有抓住，就很可能再也没有新机会了。

现为北京朝阳区一家外企的中层管理人员李成波说：“其实我也想慢慢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是‘赶’的状态已经成为一个惯性。”李成波说：“情绪容易起急，成为困扰自己的一个大问题，出门遇上堵车就会觉得浑身难受，恨不得骂人，也会为错过一班地铁而懊恼不已。”这是一位典型的急躁浮躁暴躁综合征患者。很多人揣着这样的心态，难怪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常常是“理解少了，埋怨多了”。以急对急，以浮对浮，以暴对暴，哪儿还有安宁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