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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曾经是上海最普遍的市井住宅,而后在经历了七十二家房客的逼仄年代之后,又成为上海居住困难的同义词,于是被当作危房旧屋大片大片地拆除:只是当一幢幢新楼取代石库门之时,有人想到了石库门的价值。看一个城市的热闹,在于它有多少新房子,看一个城市的历史,在于它有多少老房子。
萨特说,存在决定意识,其实意识也在决定存在。同样是石库门,一二十年前就如同破帽遮颜,如今已经是城市的记忆,正在做非物质遗产的申请。在签署过中美联合公报的锦江小礼堂,举行了石库门论坛:不是石库门的存在改变了,而是人们的意识改变了,意识到了石库门对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
城市都是强大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在城市中撞得头破血流,城市又都是柔弱的,拿起铁锤,开动机器,每一个人都足以成为它的摧毁者。
如果将人和城市的关系以母子父子关系作比喻,谁是孩子谁是父母7通常会觉得,人是孩子城市是父母。实际上,宁可说城市是孩子,人是父母。人在无知的时候,人是城市的孩子,可以肆意挥霍而不需要承担责任,人在有知的时候,人是城市的父母,所谓父母,就是责任和义务,人不可以挥霍城市,人应该保护照顾城市。人的亲情谓之血脉,人与城市的亲情谓之文脉――文化之脉,文脉才是一个城市的精神。
6月中旬,G8会议、亚欧财长会议、中美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会议,国际重量级经济会议接踵而至,而所有的会议,都绕不过去“粮油价格高涨背景下的全球通胀威胁”这一话题。
“世界正在遭受自197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6月16日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亚欧财长会议(ASEM)上,韩国总统李明博如是说。
而在刚刚闭幕的八国集团(G8)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重申,他支持强势美元。“这是一个强烈的政策转向的信号”,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预测部专家牛犁认为,这意味着,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正在酝酿重大转变,而这从中长期看,势必牵动和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运行的方向。
与此同时,多方分析表明,中国的能源价格体制改革,正在等待时机,比如,到年底物价水平可能下降至5%-6%左右,甚至更低时,正是调整成品油、天然气、电等能源价格的新时机。
激辩全球通胀成因
全球通胀威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上周末闭幕的G8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再度确认了粮油价格高涨对全球经济稳定增长和通胀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和挑战。
该公报强调,“高涨的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和粮食价格,对全球稳定增长构成严重挑战,对最为脆弱的国家造成严重影响,并可能加剧全球通胀压力。”
石油价格在上周达到创纪录的139.12美元/桶,而包括从大米到豆类各种食品价格在今年也经历了创纪录的攀升,通货膨胀加速上涨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速度将达到自1995年以来最快的一年。
究竟谁才是高油价背后的推手?
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歧正由此展开。八国集团在推动石油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上,分歧明显。
在13日和14日的G8会议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坚称投机是推动石油价格猛涨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意大利经济部长Giulio Tremonti对油价猛涨原因的看法非常明确:“石油市场上存在巨大的投机势力。”
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有关油价猛涨受投机推动的说法是危险的,因为这样各国将不会采取那些本应采取的行动。
最终,G8各方确定,将在10月份举行的新一轮会议上再次讨论油价飙升问题。届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能源署将提交一份关于推动油价猛涨的实体因素和货币因素的报告。
“从历届G8会议的效果来看,一份联合公报除了表达了各方的立场和意见外,并不意味着马上会采取什么很具体的措施来打压油价,或者把粮食供给提高。”国家信息中心能源专家牛犁说。
在牛犁眼中,国际炒家的投机行为固然是搅动全球石油、粮食价格的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但真正造成不断高涨的全球通胀压力的,实际上正是美欧等发达国家自身。
其理由在于,一方面,美国为了应付自己的次贷危机,持续下调美元利率,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另一方面,美国为了调整经济结构失衡,不断加大美元贬值力度,“美元连续贬值6年多了,初级产品价格不飙升才奇怪,这是前提。”牛犁说。
同时,粮价和油价形成的互相牵动上升,欧美同样难辞其咎。
欧美大量给予农业补贴,在保护了本国农业生产者的同时,从全球供需角度来看势必推动价格上涨。而美国用玉米(1908,-1.00,-0.05%,吧)生产燃料乙醇,欧洲大力发展生物柴油,这些因素与全球人口高增长、工业化、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相叠加,使得粮油等初级产品互相牵动着上涨。
弱势美元酝酿反弹
保尔森在八国集团(G8)财长会议后重申,他支持强势美元,并否认美元贬值协助推升了全球能源价格。此前不久,美国总统布什、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曾公开表示了支持强势美元的立场。
“强烈的政策转向信号。美元毕竟已经连续跌了六年时间了,如果再跌下去,对于美国经济的副作用将日渐凸显。”牛犁说。
据他分析,美元的贬值,有利于其转嫁经济减速风险,也可以促进美国出口,有利于其经济失衡的缓解。
然而,太长时间的持续贬值,其副作用正在日益凸显。一方面,贬值对促进美国出口的作用已经在慢慢弱化;另一方面,美元如果过度贬值,又保持低利率状态,国际资本流出,经济增长又成问题,这也会对美国国际货币地位构成严重挑战。
因而,尽管支持美元走强和走弱的因素同时存在,美元弱势的状态也很可能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但美国方面的上述连续表示已经表明,美国针对美元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而从中长期看,势必牵动和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运行的方向。
就中国而言,如果美元触底反弹逐步走强,大量进入中国的游资就有可能放慢步伐,从而减轻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作为最重要贸易伙伴之一,美国经济随之的上行,也会对中国外贸带来新的动力。
但同时,如果中国经济减速过快,经济前景出现不好态势,美元触底反弹,或许会带来国际资本的大量外逃,也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另外一种冲击。
中国能源调价或在奥运后
而美国政府发出的这一重大信号,或许为中国的能源价格改革带来契机。
去年11月份以后,国内没有再调整成品油价格,但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从80多美元一桶,上升到目前130多美元一桶,国内成品油价格上升的变相方式已经出现。
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和全国大部分地区最便宜的90号油短缺。90号油每升比93号油便宜3毛钱左右,比97号油便宜6毛钱左右。90号油短缺,使得小排量汽车不得不加更贵的97号油。
“国家没有调高成品油价格,但实际的油价调高已部分实现。”一位统计部门的人士说。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刘小丽指出,国家下一步调整成品油等能源价格势在必行,但可以采取循序渐进、分品种一步步推进的方式。
6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称,下一步将实施积极稳妥地推进能源价格改革,择机进一步理顺成品油、天然气价格;认真落实差别电价政策,督促各地停止对高耗能企业实行电价优惠。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的研究证明,目前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扭曲,对宏观层面总量平衡带来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但这个调整时间不是短期的。
一些专业人士测算,到9月17日残奥会结束时,中国物价水平可能下降至5%-6%左右,甚至更低,此时是调整成品油、天然气、电等能源价格的新时机。
牛犁也认为,目前具体调高成品油价格、电价对于CPI的影响多大,虽难以准确测算,不过影响很小是确定的。
而按照牛犁的分析,目前中国的电力、成品油价格调整之所以不动,并不是担心其本身调高对下游CPI的影响,而是担心这可能推动通胀预期的进一步加强,打乱整个经济秩序。在他看来,能源价格体制的改革适当延后,是为了等待更大的理顺空间。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则建议使用一个透明的调价时间表。
他认为,从现在开始,由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宣布一个时间表,规定半年以后成品油价格提20%,再过半年再提20%。这样做的好处是,从国内来看,时间表一宣布,成品油消费增幅会下来。国际上是“宣布时间表之后,非常有可能,国际原油价格下降”。
根据他的研究,目前世界石油只有40%左右是用于交易的,油价高与炒作有关。如果中国节能减排动真格的话,效果会非常明显。
说起倪海叶身上的“第一”和“最”的桂冠,她九岁时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的附小,就是那里“最”小的学生之一。她十三岁时随母亲来美国时,和母亲用的还是一本护照,进旧金山音乐学院就读时,是当时那里“最”年轻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后来她到了纽约,又成为了全世界著名的诺恩伯格国际大提琴比赛“第一”名,她是“第一”位来自中国的“最”年轻的得主。2006年,倪海叶从纽约爱乐乐团来到费城交响乐团,又成了这个百年交响乐团的“第一”位女性大提琴首席,第一位华裔大提琴家,这个职务也“第一”次由一位非白人担任!
当谈起她的出生地上海时,倪海叶总是记得街上有很多法国梧桐。她记得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那充满绿意的校园,住在里面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练琴和练唱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从某种角度来讲,上海也很像纽约。1972年,倪海叶就出生在这座“多少有点像纽约”的城市。那一年,上海,乃至全中国,正在经历一些划时代的变化。美国,这个中国的“头号敌人”,居然由于他们的总统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并在上海签署了举世闻名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从此打开了中美文化和民间交流的门。尽管那时“”还在台上,这扇门只开了一丝缝,但毕竟是打开了。1973年,倪海叶的父亲倪九祥到上海的音乐厅里去观看妻子陆筱芳参加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碰到了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观众,交谈之后,才知道他们正是受邀来中国访问的费城交响乐团的成员。当时倪海叶刚满一岁,但谁会想到,三十几年后,那个当时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居然漂洋过海,成了这个全球闻名乐团中的一员呢?生命正是如此奇妙!
正如许多音乐家虽然出生在外国,但很多是在美国成名的,钢琴家霍洛维茨是如此,小提琴家帕尔曼是如此,指挥家梅塔也是如此,而倪海叶的成功之路也是从美国开始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倪海叶的祖父倪尚达就作为一位出色的学生,以中国政府官费留学的身份,考上了哈佛大学,毕业后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院专攻电子工程。倪尚达学成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授,成为中国当时无线电物理学方面的权威。倪海叶的父亲倪九祥是一位化学科学家,在二十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后,被中国作为交流学者派到美国来学习和工作,在加州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过一段时间。离开学校后,倪九祥一直在医学单位和药物化学研究机构做研究工作。倪海叶的母亲陆筱芳是倪海叶最早的启蒙老师,她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曾长期在上海的电影乐团里演奏。
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可以说从一开始,倪海叶的命运就只能在科学和音乐这两个领域里挑选了。因为父亲当时在南京教书,母亲在上海的乐团里工作,小海叶跟着母亲在上海生活,所以“音乐”自然就占了上风。倪海叶自己说:“我四岁时,妈妈就指导我学小提琴了,七岁改学大提琴。当时中国没有西洋古典音乐的教科书和乐谱,我用的教科书和乐谱都是妈妈从朋友处借来,并自己用手抄下来的。妈妈非常热爱古典音乐,她也是一位严师,训练我的视谱和拉琴技巧,我知道她希望我有机会学习音乐。”就这样,在妈妈的启蒙教育下,九岁的倪海叶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那时妈妈每天帮她背着大提琴,骑着自行车,送她上学。每每回想起那段经历,倪海叶总是对妈妈心怀感激,“从那时起,我每天的生活就都是音乐,音乐,音乐”。
对倪海叶来说,踏上“音乐”这条不归之路,正是九岁的那一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习了四年之后,十三岁的倪海叶随着父母一起来到了美国。对一个中国小姑娘来说,美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旧金山虽有“唐人街”,有很多中国人,但满街的人都讲着她听不懂的英语,她有点摸不着头脑,也有点害怕。还好,父母在身边,这个国家总是敞开双臂欢迎着勤劳而又有才华的人。很快,小海叶在伯克利跟大提琴老师玛格丽特・罗威尔学琴,罗威尔是旧金山音乐学院的退休教授,也是出名的大提琴教育家。不久,倪海叶就考入了旧金山音乐学院,并在那里遇到了大提琴教育家艾琳・夏普。在听了小海叶的演奏后,夏普出乎预料地答应收她做学生。倪海叶学得很认真,很努力,她觉得自己英语不好,就拼命地找机会练。“每周一到周五我跟其他孩子一样上文化课,我需要学很多东西,从美国历史、世界历史到中国历史,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只能到周六才抽得出一点空来练琴。”就在这样繁忙的学习日程里,小海叶在夏普的指导下,对西方古典音乐加深了理解,大提琴的演奏技巧也大大提高。
这时,倪海叶的父母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们看到女儿在美国学习音乐如鱼得水,脑海里就不禁浮现出中国古代“孟母为教子而三迁”的故事。他们决定放弃在美国做交流学者的身份,而定居在美国,为的就是要让女儿继续她在美国的学业。倪海叶说这是父母为她做出的最大牺牲。“那时我父母身上没什么钱,他们以前在国内都有很好的工作,现在定居美国,一切得重头做起,只能很节俭地过日子,就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想方设法到国内去买的。”父母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倪海叶在音乐的路上越走越远,也越走越精彩。1990年,十八岁的倪海叶赢得了美国诺恩伯格国际大提琴比赛的第一名,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比赛,每种乐器隔四五年到十年才举行一次比赛。倪海叶是这个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第一名得主,凡是得了这个大奖的,就有资格到纽约的林肯中心去表演。
1992年,倪海叶从旧金山音乐学院毕业,考上了纽约的国际顶尖音乐学府――朱利亚音乐学校当研究生。在那里,她先是师从乔尔・克罗斯尼克,后来又到英国伦敦继续深造,拜大提琴教育家威廉姆・普里兹为师――这位普里兹教授正是当年英国举世闻名的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的老师,因此倪海叶也可算是杜普蕾的同门师妹了。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在普里兹的教授下,再加上倪海叶自己的钻研,她的音乐生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高峰。1994年,倪海叶在俄罗斯举行的柴科夫斯基大赛上脱颖而出,获得了最佳表演奖。1996年,她又获得了帕罗国际大提琴比赛的第一名。国际音乐评论界和媒体对倪海叶演奏的评论是“她的琴声带来的是心灵上的表现”,是“超级聚焦的乐声”!
在倪海叶的音乐道路上,也许没有一个里程碑是比她代表大提琴家马友友到全美十四个城市巡回演出美籍华裔作曲家盛宗亮的大提琴协奏曲《两首诗》更重要的了。盛宗亮是来自上海的年轻作曲家,在纽约师从伯恩斯坦学指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音乐教授周文中学作曲。1997年,马友友为了把有中国元素的音乐介绍给美国的听众,决定与盛宗亮合作,演出他的作品。但由于马友友繁忙的演出任务,不能全程去美国各地,因此他在完成了首场演出后,推荐了倪海叶代表他继续到全美的十四个城市演出。当时这部作品在音乐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倪海叶得此殊荣,不仅在向西方听众介绍中国音乐方面做了贡献,也在她自己大提琴演奏家的身份上增添了不小的知名度。倪海叶的演出得到了美国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马友友也高兴地说:“这个姑娘是带着精神、探索和个人的力量在演奏的!”
1999年,倪海叶在事业上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她在选择当一位职业演奏家还是考进大交响乐团当首席或是副首席这件事上,选择了后者。当时纽约爱乐乐团正在招考大提琴的副首席,倪海叶犹豫了一下。她想,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奏家,如果能走上独奏家的道路,像杜普蕾、马友友那样,固然是好,但这些独奏家们也有曲目的限制,而且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一位大提琴手在乐团里演奏时所体验到的相互默契、交响音乐内在的关系以及指挥家对音乐的诠释等等。倪海叶觉得自己还年轻,应该在音乐的理解方面再下点功夫,所以决定去应考。结果,在应考过程中,她斩五将过六关,成了纽约爱乐乐团的大提琴副首席。演出时,她坐在台的当中,亲戚朋友们常常可以在台下看到她,一睹她演出时认真、自信的“大将风度”,当时的纽约爱乐乐团指挥库特・马舒尔也很喜欢倪海叶的演奏。
七年后,倪海叶再一次转移阵地,她被聘为费城交响乐团的首席。命运好像是在冥冥之中眷顾着她。三十几年前,她父亲在上海邂逅费城交响乐团的成员,而如今他的女儿正是这个全球著名乐团里的一员。倪海叶的演出任务更忙了:作为费城交响乐团的一员,她要随团到各地巡演;作为演奏家,她又要到中国、欧洲等地举办独奏音乐会。有时,她也喜欢和音乐界的知己如小提琴家约舒亚・贝尔、钢琴家蒂博代和叶夫姆・布朗夫曼一起演出室内乐,马友友的姐姐马友乘医师也是她们演出室内乐时的搭档。
作为一位成功的美籍华裔音乐家,倪海叶特别注意提升华裔音乐家在美国音乐界的地位。记得几年前,郎朗邀请她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小提琴家戴维・陈一起到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一个题为“古今回响,欢庆中国文化”的音乐会。三位华裔音乐家要合作演出的一部“重头戏”,就是柴科夫斯基的《A小调钢琴三重奏》。这是一部充满了悲情而又有深度的作品,柴科夫斯基当年写这部曲子是为了悼念他的导师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去世。倪海叶在演出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她不光自己练琴,还听了各种版本的CD,研究音乐应该表现出来的细腻部分和激情段落,因为她知道,三位华裔音乐家合作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成功与否,对今后能否提高华裔音乐家在美国主流音乐界里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那晚的演出,卡内基音乐厅里座无虚席,倪海叶和郎朗、戴维・陈合作默契,把柴科夫斯基这一作品中的悲壮和激情用她那浑厚的大提琴声表现得淋漓尽致。倪海叶坐在台的当中,她的每一弓下去都体现出了力量,时而雄壮,时而奔放,时而如万马奔腾,时而如森林低语。倪海叶给其他两位演奏家的一个点头,就引出了不同的声音和节奏,她就像一位“大将”在指挥着千军万马,这首长达四十五分钟的三重奏一气呵成。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为这三位华裔艺术家的精湛表演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如今,倪海叶虽然定居在美国费城,却经常穿梭在像纽约、上海、伦敦、巴黎和维也纳这样的大城市之间,参加演出,当比赛评委,开大师班。有她演出消息的大海报刊登在从费城到纽约的公路广告牌上,随处可见。然而,上海毕竟是她的出生地,她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她每年除了到上海演出外,还定期到她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开大师班。她的成功早已使她成为很多学生心中的偶像。2015年秋天,钢琴家许忠邀请她来上海演出室内乐,他们一起演奏了舒曼的《降E大调钢琴五重奏》和肖斯塔科维奇的《G大调钢琴五重奏》,这两部作品中的大提琴都有很重的份量。演出中,不知是不是上海新造的音乐厅有音响效果的问题,两位来自欧洲的小提琴家的琴声细弱如丝,听众不能听得很清楚,是倪海叶领军整个弦乐部分和钢琴密切合作,才顺利完成了整场演出。事后,有人在后台开玩笑地对倪海叶说:“你的格兰奇诺古琴,今晚真是立了大功了!”原来,倪海叶一直随身带着演奏的是一台十八世纪意大利造的格兰奇诺古大提琴!
作为一个音乐家,倪海叶是幸运的。她的音乐之路走得很顺利,没有很多“神童”和“天才”的桂冠,有的只是天赋和努力。虽然她没有像大提琴家杜普蕾那样的气场,也没有像小提琴家穆特那样的美貌,但她拉出来的琴声充满了乐感,她是用自己的心思在拉琴的。她的琴声能感动人,无论是海顿、柴科夫斯基、德沃夏克、拉罗、圣-桑,还是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到了她手上,她都能把它们的精华放在听众的面前,送进他们的耳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