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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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差异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17-01

一、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二元对立与阴阳调和

二元对立，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德里达曾指出，西方从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是奠基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之上的：“从柏拉图到卢棱、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所有的形而上学家，因此都认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先于不纯，简约先于繁复，本质先于意外，蓝本先于摹本等。它并不仅仅是许许多多形而上学的姿态中的一种，而是形而上学的迫切之需，是那最是恒久，最为基础的，最具有潜能的程序。”这样的二元对立，不仅表现于哲学中，还表现于宗教中。

阴阳中和，是人地四时之气和人的阴阳之气运行的最佳状态，是天、地、人最美好的道德和规律。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尤如阴阳的关系，有贵贱、尊卑之分，但归根到底也要体现阴阳中和的法则。至此，正统儒家以赋予阴阳这组概念双重性格(既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性，又具有阳尊阴卑的道德属性)的方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使得阴阳互补、调和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二）中西不同的家庭观念

各个民族对家庭关系的理解都有其独特之处。在中国，作为女性最主要的活动舞台就是家。中西对于家庭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并在各自的演变中，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从上古时代起，就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而西方家庭成员之间一开始就以对抗为主要特点。

在西方文明源头的古罗马时期，家庭就带有很大程度上的血腥统治。罗马人的“家庭”一词即“奴隶”的意思。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家长的奴隶。德国学者缪勒利尔说：“在那里，家长也是全家财产的所有者，是他的妻子的身体与灵魂的主人。……他的妻子、儿子和他的牲畜一样没有提出反对的权利。家庭之于个人的希望与快乐，正如坟墓般的土牢一样。”罗马人的家庭关系充满着骨肉相残的悲惨故事，这是讲究“孝”与“慈”，重视“家和万事兴”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的。

（三）中西不同的社会个人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主义，那么中国历史文化则具有集体主义的特征。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个体只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分子，女性臣于丈夫，丈夫臣服于王权，同样无独立的主体性。他们都是民族群体中的构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社会的独立个体。这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个体将个人意识，自然权利置于社会之上大不相同。因为个人与集体息息相关，中国人一向注重集体主义，将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置于对集体利益的追求之中，这样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源远流长。

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人的个体意识甚为薄弱。尤其是女性，并未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所以她的文化独立、精神独立较西方女性就带有很大的形式主义也就是虚假性。因此，对于人类意识和个人意识都没有充分发展的中国女性来说，确立女性自我意识就显得尤其重要。也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同于西方。

二、中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功能和意义上的不同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的一支充满活力与生机同时又是自强不息的生力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以文学文本和妇女文学为其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审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写作的政治性，认真研究文学和批评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向传统文学史和美学概念提出挑战，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话语中的深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段话概括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肩负着三个方面的功能：它对传统文学史观或者说对传统的批评模式提出了挑战；它对传统性别观念提出质疑。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立场和精神品格上也秉承了西方女性主义。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却有些自己的路径，因为它所要担负的功能与西方不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具有鲜明的社会革命色彩。因此，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妇女解放运动和外来影响的双重作用的产物，担任着双重功能，展现在当代的景观就是女权的、女性的、反女权的和“女性中心主义”等各种成份的共融和共存次。

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批评者：男性同盟的加入

在西方，妇女的解放无疑是妇女自己的事，女性面对整个的男性世界孤军奋战。即使是倡导“天赋人权”的卢梭，对妇女解放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更不用说与女权运动相伴而生的主要来自男性的反女权主义思潮了。在作为女性平等思潮发源地的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玛丽・戈兹发表了第一个女权宣言，主张自由平等的公平权利不能仅限于男性，然后不幸的是惨遭杀害，她的组织也遭解散。在以后的年代里，妇女组织一再重组，但是总是遇到男权社会的敌意，有时甚至激起暴力冲突。

在中国解放妇女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无论男女，自从倡导之日开始，都没有公开反对过。如果说西方的女权主义是从敌阵中冲杀出来的，那么我们中国女性所赢得的一切，则是和平解放的结果。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的引进，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西方的女权学说开始大量输入中国，而中国的文人学者也纷纷响应，其中不乏男性。时期，根据观点，剖析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大家族制度，提出了我国妇女解放的目标和任务是消灭私有制、所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妇女的联合，途径是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还把妇女的解放看作是衡量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可以说，中国女性解放的道路上，几乎看不到敌人，明目张胆歧视妇女的言论和行为已经很少看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进行的解放妇女的运动中，我们应当看到中国的男性确实帮助了中国的女性。因此这为中国男性学者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传统。

而作为中国的女性，在寻求解放的过程中也从未将男性看作异己力量而与之对立。对于中国女性骨子里与男权世界的拖鞋、以自我压抑求生存，张爱玲有这样的描述：“看见一个男人，也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女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里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向那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我们“不树敌”，我们拒绝西方那种女权主义立场。原因在于女权主义与中华民族女性传统的美德不相容，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国女性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框架下一直扮演着惹人恋爱，小草伊人，宽容仁爱的角色，一代代传承儒家文化，同时达到了“无为”的境界，心安理得地成为了一个无知无欲、无追求、无信仰的存在。她们的职责就是避免与男权社会的冲突与斗争，奉行儒家所提倡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因此女人不能与男人争夺权利，因为男人曾经帮助过女人。有了男人的解放，也就有了女人的解放。因此，中国男性没有来自女性世界对他们的挑战而带来的危机感。在这样一种“讲信修睦”崇尚伦理的文化氛围里，注定不会形成激进的女性主义，也使得中国的男性讲解决女性的问题视为己任，这就为中国男性学者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李小江著.女性主义[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林照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第2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第3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登上了美国文坛。黑人女性文学不仅批判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而且从独特的视角探讨了黑人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塑造了许多典型的黑人女性形象。

（一）早期文学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如赫斯顿的小说《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就塑造了一位勇于抗争和呐喊的黑人女性形象———珍妮，童年时期珍妮感到内心压抑，她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和位置，16岁时珍妮嫁给了洛根，在家里珍妮没有任何话语权，任何事情都需要他人安排，但珍妮并没有丧失理想和希望，而是勇敢地寻找真实的自我。后来，珍妮嫁给了乔，乔是一个思想解放、视野开阔的男性，他给了珍妮很大的生活空间，但珍妮仍感到痛苦和压抑。在乔死后，珍妮非常孤独和寂寞，但她终于明白了，幸福和金钱多少、房子大小并无关系，她的不幸婚姻源于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文化和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最后，珍妮嫁给了蒂，他们建立了平等、真诚的婚姻关系，珍妮也找回了迷失的自我。

（二）二战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二战之后至60年代是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蓬勃发展，这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布鲁克斯、马歇尔等黑人女作家从不同角度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如布鲁克斯的《穆德•玛珂》塑造了鲜明而生动的女性形象，描写了黑人女性细腻而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现了美国主流文化对黑人女性的影响；在《褐色女孩儿，褐色石头》中，马歇尔描写了不同环境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了社会文化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主人公赛斯勇于反抗，她控诉了这个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任何人，只要是白的……并且将你宰杀、蹂躏与玷污”，揭示了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3］

（三）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黑人女作家描写了美国黑人女性自我异化的生存状况，发出“黑人女性也是人”的呼唤，为黑人女性解放运动开辟了新方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莫里森的《爵士乐》、爱丽丝的《紫色》等。小说《紫色》中，软弱、善良的西丽被继父，后来嫁给了有四个孩子的鳏夫，结婚后受到丈夫的百般虐待，而她总是默默地忍受命运的不公，在遇到莎格之后，西丽受到了启发，她离开丈夫到孟菲斯开了个裁缝铺，过上了独立的生活，西丽的人生经历启示人们：黑人女性唯有获得经济独立，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生性倔强的索菲亚，不愿忍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压制，也不肯对丈夫唯命是从，为了寻求真正的爱情，索菲亚勇敢地走出了家庭，却被白人关进了监狱，最后她只得听从命运的安排，索菲亚的不幸命运告诉人们：在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社会中，黑人女性的抗争或许能在小范围内取得成功，但是她们仍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讲述了黑人小女孩儿佩科拉的悲剧命运，佩科拉出生于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她的皮肤黝黑，为此父母经常打骂她，她也受尽了周围人的歧视和冷漠，她渴望有一双蓝眼睛，这样她就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后来，醉酒的父亲了佩科拉，牧师迈克也欺骗了她，最后，佩科拉变疯了，在梦幻中她终于拥有了一双蓝眼睛。

二、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现状

随着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许多黑人女性批评家走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她们积极倡导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建构黑人女性的主题精神，挖掘曾被人们忽视的黑人女性文学作品，从而推动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早期的黑人女性文学以自然性别、种族差异等为出发点，有着强烈的种族和派别的色彩，始终将“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女性视角”等作为话语中心，但随着女性文学的深入发展，“性别”代替“女性”成为黑人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中心，“性别”“性别视角”“性别立场”等词汇广泛出现于黑人女性文学论著中。

第4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拜厄特，译介，研究概况

 

拜厄特是英国当代颇具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她在叙事策略上的巧妙运用、对经典神话及童话的戏仿以及语言中层出不穷的旁征博引，使其作品无一不散发出智慧的光芒。自上世纪80年代起，拜厄特及其作品就一直是国外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在我国，有关拜厄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却刚刚拉开序幕。

1 拜厄特作品的译介研究

A. S. 拜厄特（AntoniaSusan Byatt）自1964年以来，著有《太阳的影子》、《游戏》、《花园中的处女》、《平静的生活》、《占有》、《天使与昆虫》等九部长篇小说，出版有《马蒂斯故事》、《糖与其他故事》、《夜莺眼中的精灵》等五本短篇小说集，同时还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

目前，国外对拜厄特作品特别是其“布克奖”获奖作品《占有》的研究已呈规模化、系统化、多元化态势。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海外学术出版社诸如Rutledge，Palgrav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等已出版拜厄特评论专著20余部。2001年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其作品及评论仅20余部，2009年则多达63部，其研究规模化态势略见一斑，研究范围涉及其各个时期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文论研究，研究视角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个角度译介，其研究的系统与多元化态势亦可一斑窥豹。

反观国内，关于拜厄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则略显低迷。在作品翻译方面，虽然拜厄特的小说集和短篇故事集久享盛誉，但其译介并不多，代表性的仅有两部。其一是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洪译本《马蒂斯故事》，其二是2008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于冬梅、宋瑛堂译本《隐之书》，即《占有》。除此之外，国内读者能看到的就是经常被辑入短篇选本的《七月幽灵》。在理论研究方面，据笔者统计，目前发表关于拜厄特及其作品研究的论文73篇，其中有43篇是针对小说《占有》展开的。

2 拜厄特作品的解读研究

2.1 拜厄特代表作品《占有》的研究

拜厄特的小说《占有》于1990年获得英国权威的文学奖“布克奖”，后又夺得爱尔兰“国际小说奖”，可称为其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国内目前围绕该小说所开展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小说的体裁、叙事特点、意象分析及其女性观等方面。

（1）体裁：拜厄特引起学者注意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不同体裁的融合。《占有》中拜厄特对通俗和传统文学形式进行了实验和创新，它的古今双重叙事结构的交叉并置以及戏仿、拟写和互文的充分运用使小说的叙事空间明显增大，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1]。

（2）叙事特点：《占有》中出现了多种典型的后现念和叙事手法，灵活地使用了多种形式的并置手段[2]，通过拼凑法、戏仿、自我指涉的话语、虚实相间和插入叙述突出了文本的虚构性质。

（3）意象分析：象征意象的成功运用是《占有》语言的显著特色之一。象征性对词的使用突显了小说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3]，象征意象连接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在表现主题和建构文本方面极富重要性。

（4）女性观：拜厄特小说中惯用的主题就是女性对平等自由的追求。在《占有》中，小说通篇以女性主义的口吻写就。通过塑造拉莫特这样一个女性人物，揭示了她的女性主义观点：只要独立和敢于追求，女性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4]。

2.2 拜厄特其它作品的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拜厄特其它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部作品：

其一，《园中处女》。从七十年代起，拜厄特就开始创作一组描写一个英国女人成长的系列长篇小说，《园中处女》便是此系列的第一部。该小说具有“编史元小说”特征[5]，阐述了小说中蕴含的深刻的历史讽喻意义，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虚构性，具有现实主义和实验主义交织的特征。

其二，《太阳的影子》。小说以“太阳喻指男人，太阳的影子喻指男人对女人的约束力”为切入点译介，写作特点既具有朴素的现实主义倾向，又富有比喻的妙用[6]。还有学者通过原型考证、互文性研究、身体形象描述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主人公角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7]，肯定了小说中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和象征手法的巧妙运用。

其三，《夜莺眼中的精灵》。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其艺术成就可与拜厄特的其它长篇小说媲美，被誉为“最有魄力的后现代短篇小说之一”[8]，该小说可称为是一部“融合了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叙事手段，将经典童话的主题和模式进行后现代元小说式重构的经典之作”[9]。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拜厄特《玫瑰色茶杯》、《天使与昆虫》等作品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工作[10-11]。

3 结语

纵观国内近二十年来的拜厄特研究，尽管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尚存在着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国内对拜厄特作品的翻译过少，国内读者缺少充分的途径以广泛接触到拜厄特作品；二是拜厄特研究的发展不够全面，《占有》的辉煌成就赢得了诸多学者的青睐，但拜厄特其它作品的价值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相信随着今后对拜厄特及其作品研究的逐步深入，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解读拜厄特作品中去，必将有更多细致且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得以开发，潜藏在拜厄特其它作品中的深层内涵和文学价值也将能够得到更好的彰显。

参考文献

[1]曹莉.《占有》：历史的真实与文本的愉悦[J]. 外国文学研究，2005，（6）：75.

[2]钱冰.《占有》的悖论：高度的传统和醒目的现代化[J]. 外国文学，2005，（5）：77.

[3]刘爱琴，张琳.《占有》之象征意象的文化解读[J]. 泰山学院学报，2007，（2）：31.

[4]刘爱琴.拜厄特的女性主义思想——对《占有》的女性人物的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1）：129.

[5]姚贺成.A. S. 拜厄特《园中处女》之现实与虚构[J]. 当代外国文学，2010，（2）：75.

[6]徐蕾.身体的再现——论拜厄特小说《太阳的影子》中的父亲形象[J]. 当代外国文学，2009，（1）：116.

[7]许兰.逃离牢笼重拾自我——A. S. 拜厄特《太阳的影子》女性主义解读[J]. 邢台学院学报，2010，（1）：97.

[8]孟育凤.拜厄特小说《夜莺眼中的精灵》的互文性解读[J]. 社会科学战线，2010，（6）：268.

[9]孟育凤.《夜莺眼中的精灵》与后现代叙事策略[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97.

[10]李争，高兴.女性生存状况的历史性反思——拜厄特小说《玫瑰色茶杯》的女性主义解读[J]. 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7.

[11]金冰.天使还是昆虫——拜厄特笔下的达尔文主义与自然神论之争[J]. 外国文学评论， 2010，（3）：107.

第5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在文学艺术等各个表现领域，男性也不应该以女性附属的形象存在，同时也需要多样化、充实化。本文通过对性别研究理论成果的收集和整理，从男权中心文化、商业心理、大众传媒表现三个角度来探讨男性所处的境遇及其带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研究发现，男权中心文化的长期存在是导致男性集体失语的直接原因。男权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两性之间，规定男性必须作为强者去支配资源(包括女性)，在传统的性别期待压力下，现代男性写作硕士论文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主义的单纯文化批评同样使男性背负“歧视女性”的恶名，因此，男性也同样是男权中心文化的受害者，“第一性”的地位使男性承受太多无需去承受的压力，这也直接导致广告中男性形象僵化，形成刻板印象。

2.通过研究数据分析显示，男性在消费领域并没有作为主体而存在，他们只是支付者而并非消费者。传统营销学将女性作为主体，而将男性划分于消费者的边缘，因此男性市场并没有得到很有力的挖掘，存在非常大的消费空间。这也影响了男性的广告表现，广告中男性出现频率少，男性产品广告少，针对男性的品牌少等等，男性只是女性消费的支付者，并没有以消费主体形象出现。

3.广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它重构了现实生活，也重构了两性关系。中国广告中仍然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并且将男女的角色固定化。广告的目的是销售，由于女性是备受青睐的消费主体，因此广告直接作用于女性的倾向非常明显，更多的调查数据表明，广告中男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针对男性的广告有很大发展空间。

第6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妇女研究国际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原名为《妇女研究国际季刊》(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Qarterly)，双月刊，前期由塔格曼出版社(Pergamonpress)出版，1991年塔格曼出版社被荷兰埃尔塞维尔出版集团(Elsevier)兼并，《论坛》也被归入旗下。与同期创办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女性主义研究杂志相比，如《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妇女》(Signs：Journalof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等杂志，《论坛》的学术性更加突出。自创刊以来，《论坛》登载过许多女性主义经典文论，作者包括Heidi Hartmann，Adrienne Rich，Catharine Mackin-non，Nancy Chodorow，Christine Delphy等人。[1]通过审视和重估知识生产与运用的方式方法，批判它的负面影响，并从性别视角出发，评定这些知识对妇女生活的含义，进而站在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对所有相关知识进行重新阐述和概念化，这是《论坛》所标明的宗旨。为此，《论坛》发表了不同国家的女性主义学者的成果，这些学者既有正规学术机构之内，也有学术机构之外的，她(他)们从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出发，运用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资源，探讨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政治、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媒体、妇女与战争等诸多领域的论题，如“波兰妇女的就业问题研究”、“古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妇女”、“对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反思”、“高等教育对伊朗青年妇女的影响”、“韩国慰安妇生育问题探讨”、“对土耳其妇女杂志的研究”、“加拿大女性主义的历史写作”、“黎巴嫩妇女与战争”、“家庭暴力在美国和瑞典”、“印度精英女性的生活变迁”、“移民女性在意大利”，以及“妇女与艾滋病研究”、“女性输卵管结扎的危险性分析”、“女同性恋问题研究”、“体育中的女性”，等等。《论坛》所发表的文章既注重理论性，也注重实践性。为介绍国际女性主义研究成果，几乎每期《论坛》都有图书评论和女性主义学者传记，有时还占相当大的篇幅。此外，《论坛》还发表有关女性主义学术会议消息及会议论文，1999年国际妇女研究网络第12届年会就是《论坛》参与组织的。

《论坛》的学术性集中体现在专刊上。专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有两个特征：一是对已有的论题进行深入挖掘，二是探索新出现的领域及其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对已有的论题进行深入挖掘，主要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的性别认同：地区冲突／全球暴力”这期专刊中，借助于法国符号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学者们认为符号暴力被结构性暴力所支撑，在直接暴力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些案中，作案的男性想要获得的是一种“权力感”。性别暴力已不仅是与性别有关的暴力，考虑到暴力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杂性，一些学者认为，“当我们关注与性别直接相关的暴力，比如时，我们要特别留意对暴力的性别分析应该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进行，要联系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等等的暴力。”[2](p433-440)对于生活在战争和动荡中的妇女来说，性暴力或许并不太要紧。需要注意的是，妇女因受无形的“符号暴力”所束缚，在社会系统中有可能成为暴力的同盟，妇女是“和平的天然爱好者”的假定也是有问题的。探索新领域及其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是《论坛》专刊的另一特征。在“女性主义与印刷文化”这一期专刊中，学者们探索了数字化对女性研究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在信息技术时代，交流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妇女争取平等的媒介很大程度上转移到网络中，虽然在虚拟空间，性别、年龄等似乎不再重要，但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只是这种不平等更主要地是通过意识而不是通过物质来构造的。[3]

从历史沿革看，《论坛》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注重对妇女运动历史的回顾，其中有对女性主义整体历史的重新评价，如伊利莎白・莎拉(ElizabethSarah)的《对女性主义历史的再评价》也有从不同角度对各国妇女运动的探讨，如芭芭拉・盖尼fBarbaraCaine)的《女性主义，参政权与19世纪的英国妇女运动》，[4](p537-550)玛丽莲・J・鲍克斯(Marilyn J．Boxer)的《19世纪的法国第一波女性主义：阶级、家庭与宗教》。[5](P551-559)进入90年代，世界妇女实践与理论进ty了分化与质疑的时期，《论坛》更多地刊登一些注重对妇女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的研究成果，如罗西・布莱德蒂(Rosi Braidothi)对跨越国际的“姐妹情谊”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所谓的姐妹情谊无法处理特殊文化背景下的妇女问题。[6](p7-10)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则挑战了东欧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概念，她认为从文化、宗教、国家及语言上看，东欧各国是不同的，在性别的标题下探讨上述内容也应该是不同的，只有承认根本上的不同，而不是设置一个乌托邦意义上的相同，才能使东方与西方女性平等相待。[7](p11-15)2000年以来，女性主义研究更加多元化，也更加趋向于从物质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考虑问题，《论坛》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有学者认为，“物质主义的女性主义既不赞同传统，又不赞同迷恋于差异的女性主义，它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男女的不平等关系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8](p283)

《论坛》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妇女理论研究阵地，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性特征。如果说法国女性主义受到拉康、福柯等学者的影响，对心理、语言及语言的生成变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美国女性主义者更注重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英国女性主义者则注重女性生长的具体历史环境的分析，研究特殊女性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生存状态的政治含义，主张女性参与历史进程。[9]此外，《论坛》的学术性虽然突出，但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构仍然缺乏，总体上处于无

力干预现实的边缘化状态。在探讨一些新领域时，视野还不够开阔，仍然囿于女性主义的樊篱批判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其表现之一。

参考文献

[1]Stevi Jackson and Jackie Jones ed．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ies[C]．New York Universiy Press，1998．

[2]Suruchi Thapar-Bjorkert，Karen Morgan and Nira Yuval-Davis．Framing Gendered Identities：Local Conflicts/global Violence[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06,(V29,5)．

[3]Margaret Beetham．Periodicals and me New Media：Women and Imagined Communities[J]．Women's Studies Inernational Forum，2006,(V29，5)．

[4]Barbara Caine．Feminism，Suffrage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Women's Movement[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nzm．1982,(V5,6)．

[5]Marilyn J．Boxer，First Wave＇Femin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Class，Family and Religion[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1982,(V5,6)．

[6]Rosi Braidotti．The Exile，the Nomad，and the Migrant Reflections on in Temational Feminism[J]．Women's Studies InernationolForum,1992,(V15,1)．

[7]Susan Bassnett．Or How I Became an Expert on East European Women Overnight[J]．Women’s Studies Inernationd Forum,1991．(V15，17)．

[8]Stevi Jackson．Why a Materialist Feminisims Possible and Necessary[J]．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2001，(24)．

第7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主体性的高度关注。“译者主体性”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基础，它质疑传统译论中将译本的地位等同于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解，强调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和作为双重作者的责任，从而张扬译者的主体

意识。除了在理论上不遗余力的挑战和质疑传统翻译观，彰显女性和译者的地位之外，女性主义译者还通过积极的翻译实践，使女性和译者的声音在译文中显现，构建女性身份。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一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翻译流派，将“性别角色”引入翻译中。该理论强调译者主体性，值得人们关注。它颠覆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将译本的地位等同于女人的从属地位的理解，

强调译者的主体意识，彰显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身份。

一、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过程中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就是译者的主体性。其主体性也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自觉的人格意识和创造意识。正如查明建、田雨为译者主体性所作的界定：“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

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健，田雨，45）另外关

于译者主体性比较合理的还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规定译者主体性，认为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属性。

但在传统认识中，翻译一直处于“被遮掩，被压抑，被排斥状态和仆人状态”，翻译被片面地认为只是语言层面的转换，译者因而被认为是语言转换的“技术工人”，这从根本上抹杀了译者的主体作用

，将译者的文化地位边缘化。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开始摆脱译作与原作的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这一

转向将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置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也使得译者文化地位及其主体性成为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鲜明的理论倾向――彰显译者的主体性，而成为翻译界一支引人侧目的新生军。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长期以来，翻译一直处于受歧视的地位。无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多么努力地接近原文，与原文“对等”仍然是一种理想。翻译由此被认为必然存有缺陷，要么不及，要么则过。与原文相比，翻译一直处于二

等公民的状态，是拷贝的拷贝，不似的仿拟。翻译的这一处境与女性在自身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形成了某种同构。两者在各自的从属等级秩序中历来居于弱势地位：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低于男人。翻译

领域充斥着的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更促使女性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译者主体性的凸显

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对译者主体性的高度关注。“译者主体性”是女性主义

翻译理论的基础，它质疑传统译论中将译本的地位等同于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解，强调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和作为双重作者的责任，从而张扬译者的主体意识。除了在理论上不遗余力的挑战和质疑传统

翻译观，彰显女性和译者的地位之外，女性主义译者还通过积极的翻译实践，使女性和译者的声音在译文中显现，构建女性身份。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译者主体性的凸显，一是从女性主义译者对文本的选择上；二是从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

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

“重写”过程：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

中心地位；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五、结语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

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鲍晓兰.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三联书店，1995.

[2]蒋骁华.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3，（4）：10-15.

第8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作为在全球有影响的女性主义杂志，《女性主义研究》以其包容领域广泛而著称。例如，从1972年创刊至今，已发表了大量有创造性的艺术作品。《女性主义研究》上发表的诗作充满女性的激情，如当代黑人女性主义诗人琼・哲丹（June Jordan）的诗作《海上升起海上闪耀》。[1] 《女性主义研究》发表的小说则体现了女性在与男权社会抗争中的困惑和艰难，如史蒂芬妮・迪克森（Stephanie Dickinson）的小说《敌意的男人》[2]写的是一个年轻女子被一个著名摄影师所诱骗，并委身于这个相当于她父亲年龄的男人，她发现自己在这个男人的眼里不过是一具物质躯体，最后虽然采取出人意料的举动实施了报复，结果却陷入更大的迷失。类似的题材，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也有所体现，如林白的小说《致命的飞翔》。《女性主义研究》所发表的艺术作品不但具有挑战性，属于文学与美学上的前沿作品，而且大多具有女性主义视角，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以文学作品为探讨对象的女性主义文论也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具有共同的女性主义视角，如贝蒂・莱维（Betty Levy）的“学校教育对女孩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主义视角”、[3]珍妮・曼海姆（Joan Manheimer）的“严厉的母亲们：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养育问题”、[4]詹尼弗・麦克林伦（Jemifer Mclerran）的“当代艺术家简・斯特巴克作品中规范的学科与驯服的身体”。[5]在《女性主义研究》上发表的作品经常被一些有影响的刊物引用和转载。

经过多年的发展，《女性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资源库，它为解决不同阶级与种族的妇女问题提供了参考。发表于《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章已经汇编成至少4册选集：《被唤起的克莱奥意识：妇女史新视野》；《妇女史中的性与阶级》；《抗争中的美国妇女：女性主义者研究文选》；《女同性恋问题：女性主义者研究文摘》。《女性主义研究》所发表的学术文章往往具有独特的视角。玛丽琳・J・波克塞在她的著作中提到：“通常比《符号》更开放、更愿意接纳各种类型学术成果的《女权主义研究》杂志在第1期（1972-1973年）发表了朱迪思・沃克维兹的文章‘传染病法案时期的普利茅斯和南安普敦的与穷人’”。文章让很多读者大开眼界，“为重新认识这个永恒的邪恶职业提供了新思路。”[6](P18)除了具有独特的视角，《女性主义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成果也具有一定的反思力度，如米诺・毛勒姆（Minoo Moallem）对妇女研究国际化问题的探讨。她认为当前女性主义研究的国际化潮流仍然是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的，女性主义学术领域也是西方生产知识，其他地区是消费知识，是从理论概念到知识系统的单向输出，它暴露出全球化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使一些并非不言自明的假设具有了合法性，如“姐妹情谊是跨国界的”、“父权制是普遍的”，虽然近年来这些假设遭到了质疑，但这种质疑是小范围的。作为组织受压迫的一方反抗压迫一方的一种意识形态，仍然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主流，这一主流从两方面得以表现：一是与西方强国的“善意”相交织，试图把落后国家的妇女带进文明世界、把她们从父权制的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二是批判女性主义帝国主义，致力于通过政治、经济的力量改变殖民主义状况，包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建立在性别关系上的一些具体的压迫。两个方面都相信进步的神话，都没有超出现代性的叙述框架，后者虽然包含了前者的批判，但仍然出于一个乌托邦的社会视角。[7]

《女性主义研究》堪称研究妇女问题的资源库，然而，它所给出的答案远远不够完美，例如，即便认识到了女性研究国际化中存在的问题，在米诺・毛勒姆的文章中也只是重申女性主义研究应该为改变世界作贡献，但贡献什么？如何贡献？这些关键性问题语焉不详。敏感问题上的含糊倾向恰恰暴露出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一，在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发起挑战的背景下，黑人女性主义、亚裔女性主义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逐渐兴起，同时，由于西方女性主义自身的局限性，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女性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的新视点，有的学者呼唤“综合性女权主义”的诞生，认为“以国家为界的妇女运动已达到了其作用的极限，女权主义要依赖国际性妇女运动的发展来使妇女超越社会、文化和经济差异而团结起来。妇女不仅是各国国内父权制的牺牲品，也同时遭受资本主义和白人至上的经济制度维护下的阶级、种族和新帝国主义剥削……女权主义要求一种崭新的女权知识制造方式，它应是国际性而不是地方性的，它建立在各地妇女的社会运动基础上”。[8](P416)无论如何，这种反思意识所达到的只是改变西方中心化的愿望，并没有真正脱离西方中心的视角，而且正如米诺・毛勒姆所指出的，它是建立在理性的、线性的进步观念上，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西方中心化的扩张。更大的悖论还在于，无论是反思还是对反思的反思（如米诺的文章），也无论在怎样公平正义的旗帜下，自我中心的局限性似乎是天然注定的，这也是女性主义（无国界之分）本身存在的问题。其二，在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冲击下，现代性叙述框架与乌托邦社会视角面临重大挑战，不再是天经地义的，这意味着观察世界、解释现实需要新的概念框架，对任何学术共同体来说，这都是一个机遇，然而女性主义能否在新框架诞生的过程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没有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彻底决裂，没有对未来的真正开放态度，依然沿用目前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观，要为改变世界做出贡献显然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

[1]June Jordan.From Sea to Shining Sea[J].Feminist Studies, 1982, 8(3).

[2]Stephanie Dickinson.Man of War[J]. Feminist Studies, 2005, 31(2).

[3] Betty Levy.The School's Role in the Sex Role Stereotyping of Girls: A Feminist Review of theLiterature[J]. Feminist Studies, 1972, 1(1).

[4] Joan Manheimer.Murderous Mothers: The Problem of Parenting in the Victorian Novel[J]. Feminist Studies, 1979, 5(3).

[5] Jennifer McLerran.Disciplined Subjects and Docile Bodies in the Work of Contemporary Artist Jana Sterbak[J].Feminist Studies,1998, 24(3).

[6][美]玛丽琳・J・波克塞著, 余宁平，占盛利等译.当妇女提问时：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第9篇：女性主义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杜丽娘；叛逆；伊丽莎白；工业革命；女性主义

汤显祖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他一生潦倒，但是在创作上笔耕不辍。他的作品以女性为主体，塑造了一位又一位传奇生动的女性艺术形象，她们至情至性，敢爱敢恨，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伊丽莎白美丽且善于思考，勇敢并且自尊自爱，身处于这样一个尴尬的中产阶级家庭里，在整个社会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伊丽莎白没有选择跟风，她的这种独立精神成为当时知识女性的代表，在生活的夹缝中思考女性该如何生存。就杜丽娘和伊丽莎白而言，她们二者之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性格，遭遇，以及人生的选择；但也有诸多不同，造成二者不同和相似的有许多原因，本篇论文就是从杜丽娘与伊丽莎白二者形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展开分析，对比东西方女性形象的不同和原因。

一、杜丽娘与伊丽莎白的相似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始终处于第二性的地位。从短暂的原始母系社会发展到漫长的封建王朝，经历了长期的压迫和不平等，女性的社会地位到今天才有了很大的提升。v观世界文学的长廊中有许许多多独特的女性形象，她们肩负着颠覆男女不平等传统的使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社会斗争，无论是杜丽娘、伊丽莎白还是其他女性，她们的共同之处都是经历了许多生活和命运的痛苦最终实现所要争取的权力。

（一）相似性的分析

1.生活的悲剧

杜丽娘与伊丽莎白的身世有如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她们一个出身高贵衣食无忧不为生活所迫却或者压抑禁锢的生活，一个出身窘迫经济贫乏没有未来备受歧视，一个犹如困在金丝笼里的麻雀想要独自飞翔，一个好比生活在窘境的灰姑娘渴望王子的救赎。杜丽娘与伊丽莎白从她们出生开始就注定是一场纠结的人生。

2.恋爱的曲折

杜丽娘不仅仅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父权制的女性，她也是一位勇敢捍卫贞洁的高尚女子，这种强烈的反抗行为，正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

伊丽莎白与达西之间的爱情也经历了许多坎坷，他们之间主要是由于对双方的误解。在对爱情的选择上，杜丽娘与伊丽莎白都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尽管命运坎坷，但是对真爱和自我的追求永不止步。

3.命运的劫难

但是少女怀春，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渴望爱情的本能使她不顾一切与父权制抵抗，与封建传统作斗争，死后灵魂也与阴曹地府的强权抗争。杜丽娘生活在封建社会权力高度集中、封建专制统治极其严格的时代，这些命运的责难都是对她女性本能的催化和女性主义意识的反衬。

伊丽莎白在小说中并不是最美的，但是她却是最特别的一个角色。在当下女性地位不高的一种环境中，只有女性自我独立才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不为金钱绑架自己的幸福。杜丽娘与伊丽莎白命运坎坷的相似之处也是她们女性魅力的亮点，面对命运的责难和家庭的咄咄逼人，她们并没有屈服，而是毅然反抗。她们身上具有的这种女性主义的意识也使《牡丹亭》和《傲慢与偏见》流芳百世。

（二）相似之处的原因

杜丽娘和伊丽莎白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家、年代，但是她们作为女性主义的代表有许多的共同之处。杜丽娘和伊丽莎白二者身上共有的个性特征是维护自己的选择权，抗拒他人的强制安排，这种追求美好生活，追求自我幸福的强烈意识是女性的权力，也是本能。

二、杜丽娘与伊丽莎白的差异性

尽管杜丽娘与伊丽莎白有许多相似性，但是对于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两位女性而言，无论是政治经济的不同还是文化传统的不同，家庭环境、社会环境都造成两位女性各方面的差异。对比杜丽娘，伊丽莎白则是位优雅成熟有理性思想的女性，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社会中伊丽莎白的父母对她没有严格的限制。另外她们二位的思想高度也不同，杜丽娘是封建礼教孕育的传统女性，伊丽莎白是处于社会交替理性时代的先进知识女性，因此对于爱情的选择，择偶方面也有很大不同。

（一）差异性分析

1.爱情的感性与理性

杜丽娘是一位身居闺阁的千金。她从小学习封建礼教足不出户，深谙三纲五常，这种生活环境本应塑造一个逆来顺受的贵族小姐，听从命运的安排。伊丽莎白不同，她是一个饱读诗书善于思考的女性，虽然她也是一位衣食无忧的小姐，从小学习礼法规矩，但她具有其他女性没有的特质：独立思考能力。她的理性是建立在自我的修养之上，是更现实可行的举动。她们对女性不平等地位的反抗力量微小，但影响深远。

2.性格的叛逆与独立

《牡丹亭》一剧中有三对矛盾最为突出，杜丽娘与父亲杜宝的的矛盾最明显也最激烈，其父杜宝是一位廉洁正直的封建传统的卫道者，一位典型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积极维护者，杜宝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思春的行为制止并反对，杜丽娘却对爱情更加憧憬期待。伊丽莎白是一位既不依赖父母家庭也不攀龙附凤的女性，她的独立精神是性格中最特别的一点。

从性格层面上看杜丽娘与伊丽莎白，前者刚烈决绝，后者独立机智，杜丽娘生活环境的逼迫造成了她激烈的叛逆性格，她誓死反抗父权制，为了爱情抛弃一切，果断而又坚决，从根本上分析她的这种强烈的性格是封建社会高压下的一种呐喊，虽然不是为了女性解放，但是这种叛逆性格也是对人权的呼唤。

（二）差异性的原因

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浓缩了明朝的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故，将生活中丰富的人物形象投射到这部剧本，也是明朝社会的真实写照。明朝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央集权专制达到顶峰，强权的压迫和权力的集中带来的是劳动人民的反抗。

三、结语

杜丽娘和伊丽莎白的悲剧是社会和历史造成的，在当时的生存环境下女性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力，只能服从任人摆布的命运。但是人的本性是自由独立，女性被压迫的命运需要改变，“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 在很多国家仍然存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情况，他们对于女人的生理折磨仍然没有停止。在专制主义社会里有无数女性为了女性的权力而斗争甚至牺牲才使得全世界女性觉醒。历史的车轮碾过，那些在文学史上对女性自由解放产生深刻影响的形象依然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