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时政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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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新时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知识、道德的全面发展才能顺应社会潮流，新课改要求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中心，这也是现今高中政治教师探寻教学方式的主要原因，传统的课堂教学，教师占据主体地位，造成学生被动听讲，被动学习，长此以往，无法保证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造成学习中产生很多困难。用已有知识去解决未知问题，是诱导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桥梁，而时事政治是这座桥梁的奠基石。例如，在进行“价格”这一章的讲解时，可以先给学生介绍一些市场水果上涨的现状，通过学生自主思考分析，得到水果价格为何上涨的原因，然后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讨论，验证自己的观点是否和大多数人的观点相符，通过时事政治引导，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显现出来。

二、结合时事政治教学的主要策略

高中课程较多，学生的学习任务繁重，还要承受高考带来的压力，所以，高中阶段的学生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时事政治，他们对社会环境知之甚少，虽然政治课能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新鲜感，但是现今的政治教学也基本上是理论知识教学，变得越发枯燥无味，教师只会讲解教材上的知识，对学生很难产生吸引力。在高中政治课上结合时事政治进行教学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课堂穿插教学。社会上的时事热点思想性比较鲜明，时代感强烈。虽然教材中的知识较为稳定，但是教材内容不可能跟随现今社会形势及时更新，在教学中，用时事政治代替教材中滞后枯燥的内容，能够让课堂氛围更加活泼有趣，增加政治课的新鲜感。由于学生对时事政治了解并不多，所以教师的引导教学比较重要，合理的运用时事政治内容是很重要的一点，教师应该确保时事政治内容和教材关联紧密，这样学生才能够通过时事政治，对教材知识有更加充分和深入的了解。所以说，教师利用时事政治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找好和教材知识的结合点。

2.时事导入教学。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见提高学生对政治课的兴趣至关重要。教师可以利用时事政治，创建情境课堂，对学生良好的引导是保证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时事政治情境课堂能够让学生快速深入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了学习兴趣才能有学习主动性。在课堂教学开始前，教师应该仔细研究本堂课的教学重点和教学目标，选择合适的时事政治热点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入点，创建情境课堂，通过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保证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三、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虽然时事政治教学效果较好，但是课堂教学的重头戏仍然是教师的讲解，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注意几个问题，即首先是保证时事热点的针对性，社会瞬息万变，每时每刻都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事热点层面、内涵比较丰富，教师应该针对教学内容，有选择性的进行时事政治讲解，也就是保证时事政治的“针对性”，这样实际上是辅助课堂教学，让课堂教学效果事半功倍。例如，在讲解“环境保护的意义”这一章时，可以向学生介绍最近的热点问题“雾霾”，让学生了解破坏环境带来的危害，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所以，时事政治选择贵在精而不在多，结合教学内容针对性的进行时事热点讲解，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材内容。其次，是保证时事政治的新颖、现实，顾名思义，时事政治要求的是新颖、符合当下，在选择时事政治内容时，应该尽量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贴合学生的学习和现实生活。时事政治内容应该能够“以小见大”，通过发生在身边的事件，逐渐向国内和国外拓展。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材料，能够激发学生热情，让课堂教学效率更高。

四、结束语

第2篇：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在对中职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注重个人发展，对于缺乏自信的中职学生来说，进行主体意识教育。积极地鼓励学生的个人发展，唤醒学生的内在。所以中职学校的政治教育上，进行授课的过程中应当尊重每一位学生，从赏识的角度出发，针对学生的不同差异，积极进行鼓励与引导，强化学生的个体，对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进行深入挖掘，尊重学生的生活方式，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理解学生。

二、积极鼓励学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随着中职生对价值观的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言行与对事物的评判上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就与教师的思想产生了不一样的判断，是教师在思想理论上过于传统，还是学生对事物的判断过于片面，如何辩证的判断两种情况，就需要教师从多方面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不能仅靠自己的主观意识直接否定。现如今，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快速的发展下，单纯依靠对与错已经是能评判事物的标准了。所以这就要求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积极接受新事物的出现，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改正，深入探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完善自己的文化修养。

三、根据每个人的差异，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进行教育

在中职学校的政治教学过程中，采取赏识教育要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允许存在不同的见解。正处在中职教育过程中的学生，对人生观与价值观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兴趣爱好与个人能力上都存在着差异，如果还是沿用统一的赏识教育，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所以在实际上课过程中，要求教师要主动的了解每一位学生，根据学生的主观意识与思想道德观念，区别对待，积极采用赏识教育，注意对度的掌握，因人而异。

四、深入挖掘学生的潜能并激发学生的潜能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赏识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表扬与赞赏。赏识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已经发生的事物提出赞扬，这种赞扬是对学生的肯定。另一种是对没有发生的事物先提出赞扬，这种赞扬是对学生的鼓励。在实际过程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分析，从学生感兴趣的方面入手，挖掘学生的潜能，并激发学生的潜力，最终实现学生成才目的。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借助成功的理论基础，把对学生进行的赏识教育看作为对学生的激励教育，向学生介绍他们自身与达到目标之间的差距。教会学生承担责任，激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在不断的展示自己的过程中，接近目标，最终实现目标。

五、致力于学生的内心世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在对中职生进行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始终确信每一个学生都拥有潜在的能力，都是极具创造力的学生。在发现学生的潜能后，积极鼓励学生，赞赏学生的个人兴趣，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鼓励学生在面对教材中的误区进行大胆的质疑，制定目标，不断的进行自我超越。且在中职教师对学生进行中职教育的同时，探索学生的内心，在学生面对问题时及时进行引导，把对学生的赏识教育看做对学生的激励教育。

六、提升中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综合素质与人格魅力

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对中职生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在人与人的实际交往过程中所逐渐建立起来的，它对于学生有着号召力与吸引学生的能力。在对学生进行赏识或者评判时把握好尺寸，依然可以让学生在接受批评的过程中的自信心不受到任何的损伤，在与学生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对学生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在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中，身为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也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以及自己的文化素养，要通过在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达到相互信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在学生心中建立起威信，且身为中职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还应当要掌握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让自己始终高于学生，在学生提出问题时，教师要能够及时的解答出学生疑惑，让学生对教师产生崇拜的思想，吸引学生，感召学生。

七、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加师生合作

第3篇：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立法缺陷立法建议

OnthePerfectionofInstitutionof

TimeLimitforProvidingEvidenceinChineseAdministrativeProcedure

Abstract：Institutionoftimelimitforprovidingevidenceisapeculiarone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lawinChinanow.But，asthelegislativedefectsofinstitutionoftimelimitforproducingevidence，bothacademiccirclesandjudicialworldholdtheviewpointthatthetimelimitforproducingevidenceofthedefendantisnotin10daysfromwhichthedefendantreceivescopyofbillofcomplaint，butbeforetheclosureofcourttrialoffirstinstance.Theessay，basedontheanalysisofthelegislativedefectsofinstitutionoftimelimitforproducingevidence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inChina，putsforwardsomelegislativerecommendationstoperfectit.

Keywords：administrativeprocedure；timelimitforprovidingevidence；legislativedefects；legislativerecommendations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期间制度。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实现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

一、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及其缺陷

举证时限制度是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特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1]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均可以举证，并且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提出建议，经人民法院许可后进行补充侦查；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可以随时地、不断地收集和提供新证据，且不受审级的限制。[2]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被告的举证时限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即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这里的“有关材料”就是行政诉讼法第32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间应限定在庭审前被告收到状副本的10日内，否则，被告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既是对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必然要求，也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

但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学术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不是由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30条确定的。[3]由此，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时限便不是被告在庭审前收到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而是《意见》所规定的第一审庭审结束前。把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延长到一审庭审结束前，允许被告在一审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供证据，实际上是降低了对被告的要求，为被告对原告搞突然袭击创造了条件，这样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不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和程序公正的实现。[4]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民事诉讼举证制度立法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不明确、不具体，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众所周知，我国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与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深深影响着行政诉讼法，这表现在举证制度的规定方面更是如此。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仔细分析，除了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应当”一词，两者的文字表述模式基本上如出一辙。虽然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应当”一词，但“应当”的含义是什么，被告如果违反这一条规定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即如果被告在收到状副本的10日内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和答辩状，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只是同民事诉讼法一样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样，行政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举证，另一方面又规定被告若不举证，“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行政诉讼中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举证，法院将如何继续审理，是不是意味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也可以像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一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随时可以举证呢？因此，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引起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不同理解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行政诉讼法法律条文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产生不同理解。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这一规定中，有两处表述值得推敲。首先是“在诉讼过程中”，这是不是意味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到相对人之前这段时间里被告可以继续取证，如果在这段时间可以取证，是否违反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要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其次是关于“自行”的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自行”一词含义有二：“自己”与“自动”，若把“自行”放在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作如下两种理解：[5]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己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案件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查证，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被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丧失了继续取证的权利。若作此种理解，“自行”一词的存在便没有必要。二是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自动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经人民法院允许，被告就有权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实践中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6]但笔者认为，此种理解虽不违背“自行”的字面含义，但却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并且，若作此种理解，必然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相冲突。一方面，在人民法院许可的情况下，被告能够获得在诉讼中继续取证的权利，而能够继续取证也就意味着可以继续向人民法院举证，因为“取证是举证的前提，举证是取证的目的所在”；[7]另一方面又把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能继续举证。这种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存在不同的理解。

3.不适当的司法解释是造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得以延长的直接原因。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30条明确规定，“被告在第一审庭审结束前，不提供或不能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或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第54条第2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正是这一规定，使行政诉讼举证时限这一本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变得的复杂化了，它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把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确定为“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直接理由。笔者认为，《意见》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次修订，歪曲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根据法律效力的层级原则，这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当然无效。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现并解决了这种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在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纠正了《意见》第30条的规定，而代之以新的条款。《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很显然，《解释》的这一规定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衔接、一致起来，并且该条规定还明确了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这是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规定最终还应当通过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使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

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建议

从行政诉讼法“保证”、“保护”、“维护和监督”的立法宗旨出发，我们认为，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告举证时限的规定，明确规定被告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对此我们可以参照行政复议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模式来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制度。

原有的行政复议条例是作为行政诉讼法的配套法规而出台的，在关于被申请人举证时限的规定上，行政复议条例与行政诉讼法如出一辙。如行政复议条例第38条规定，“复议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或证据，并提出答辩书。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至于被申请人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行政复议条例也没有规定。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改变了行政复议条例的这一状况，明确了被申请人的举证时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并删除了“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这一带有歧义性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1款规定，“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然后该法第28条复议决定部分又规定，“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23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参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对行政诉讼法作如下修改：首先，把第43条第1款“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修改为“被告应当在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其次，删除第43条第2款“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第三，在第54条判决部分增加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即“被告违反本法第43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逾期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提出答辩状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2.建立行政诉讼被告的补证制度。既然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其收到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那么，被告在此后的诉讼过程中还能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呢？笔者认为，被告在举证时限届满后，经人民法院允许，可以补证。因为行政诉讼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在此，被告的补证与举证不同，补证只是举证的一种例外形式，它是对被告在举证时限内基于正当理由而不能如期举证的一种有效补充。另外，补证与取证也不同，取证“是指重新调查和收集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本不具备的证据”，[8]而补证则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考虑并采用过，但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没能在举证时限内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说，被告补充的证据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而不是事后重新调查获取的。[9]如果被告出于恶意，在法定期限内故意不提供某些证据，或者没有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则可以拒绝被告补证。具体说来，被告的补证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考虑并采用过的某些证据，不存在于被告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无法提供的；二是被告在行政程序后因疏忽大意而没有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收入行政案卷，致使被告不能及时提供证据。对此，行政诉讼法第34条应当对上述行政诉讼被告补证的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并且使之与修改后的第54条衔接起来。

3.对行政诉讼法第32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进行修改。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存在多处缺漏，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建议把它修改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样既能够避免该法条与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冲突，又能体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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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栋（1970-），男，石油大学（华东）政法系讲师，法学硕士（257061）。

[1]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这个规定虽然明确了法院可以为当事人指定一个举证期间，但并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因此，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到实处。参见陈桂明、张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初探》，《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第83页。

[3]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4]“第一审庭审结束前”，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因为每件行政诉讼案件从立案到庭审辩论终结前，都处于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状态。并且每一行政诉讼案件在庭审辩论终结前，都有可能多次开庭，而不仅仅是一次开庭，如果允许被告在此期间随时提供证据，只能是引起一次次的开庭质证、认证，致使原告与法官实际上受被告举证时间的牵制，这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对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也是不利的。同时，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也有事后收集之嫌。

[5]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98页。

[6]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7]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第4篇：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近来，公司治理中关联交易变得更加普遍。由于中国有缺陷的资本市场、管理制度以及迪特的所有权结构，中国大陆被认为是进行关联交易研究的重点对象。但对于政治关联与利益输送现象的实证研究仍然匮乏。

二、证券市场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关联交易

大多学者认为关联交易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控制股东追寻私人利益和剥削中小利益群体的工具。关联交易可能降低会计信息（广泛地用于市场定价的工具）的可用性。假设一：关联交易对于超额收益率有正向关联。

(二)政治关联

EricFriedman，SimonJohnson等学者于2003年建立了一个利益输送动态模型，研究表明，利益输送常常发生在投资者无法得到强有力保护的国家。利益输送行为也常常出现在控制权更为集中的公司中，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市场投资者将与其有强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容易进行利益输送。假设二:相对于较弱政治关联的公司，强政治关联的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市场反应更剧烈。

三、证券市场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收集了上交所与深交所2012年各公司高管以及CEO的简历数据。简历包含了年龄、性别、教育、学术背景、职业历史等信息。本文通过筛选出CEO或高管是否现任或曾任军队、政协、人大、党员来定位追踪衡量CEO和高管的政治关联度。文章中股票收益率以及其他的金融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筛选出2012年度进行过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剔除B版和H版上市公司、金融企业和ST企业、未公开披露的上市公司、在事件窗口[-100,20][-90,20]中存在年度、季度财务数据披露的上市公司、没有足够关联交易规模数据的公司。最终我们得到366家上市公司作为2012年研究样本（176家来自于上交所，201家来自于深交所，89家来自中小板）。

(二)变量

用超额收益率CAR衡量公司关联交易前后的市场表现。事件窗口分别为[-10,20],[-10,10],[-5,5]。同时，本文选取四个标量以衡量政治关联，对于企业CEO或高管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军队成员、人大、政协、党员赋予3,2,2,1,1的权重，否则赋0。本文选取一年中企业最大规模的关联交易值来衡量关联交易规模，预期CAR与关联交易规模正相关。本文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关联交易种类、独董规模、最大股东持股比例、净值市价比、资产负债杠杆率。

(三)模型设立

市场总体反映通过累计超额收益率CAR来表示。CAR作为因变量，自变量选取关联交易规模（用金额表示）以及公司治理变量构成模型1，模型2中将关联交易金额规模替换为关联交易种类，模型3的回归函数中中加入政治关联。

(四)实证结果

在[-10,20]的事件窗口内，在关联交易公告后，回归函数回归率显著下降。这意味着在公告后，市场通常会对公告表现出正向反应，且通常该反应滞后约3天左右。通过相关系数检验，在百分之十的显著性水平下，超额收益率与各因素之间相关系数值均较小。

(五)模型结果

模型一：在深交所数据中，关联交易每增加一单位，累计超额收益率平均增加0.01447单位，与假设一相符。但中小企业版中，关联交易与累计超额收益负相关，可能是由于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造成的。三市场中深圳主板市场最大股东持股比（百分之十显著性水平下）变量显著，股权集中度与CAR负相关。因此，投资者对于主板市场最大股东持股比的关注度更高，中小企业被认为大股东可能会通过关联交易夺取私利。模型二：与模型一类似，在百分之五的显著性水平下，深圳主板与中小板回归方程显著。在深圳主板中，账面市值比与累计超额收益率在百分之十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因此，高账面市值比的公司，在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率更低。模型三：加入政治关联后，深圳主板回归模型的R方与F值显著提高，回归模型更优。并且，政治关联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正相关符合本文假设二，CEO与高管的政治关联将提升市场对于关联交易公告的反应。中小板市场加入政治关联后模型三并未得到改善。这可能是由于中小板与主板的差异以及小样本造成的。

(六)结论

政治关联、关联交易金额与累计超额收益率的正相关。较强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能够从关联交易证券市场中获利，这意味着股东预期政治关联的公司能够在关联交易中进行利益输送。由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大公司的内部控制人有更强的激励从关联交易中获利；主板市场关联交易的公布会引发更大的市场反应；实证结果证实了逻辑假设，企业政治关联、关联交易规模与超额收益率正相关。

(七)模型缺陷

第5篇：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关键词：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制度

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以来，在近20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中国证监会2009年8月25日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7月底，我国股票投资者开户数近1．33亿户，基金投资账户超过1．78亿户，而上市公司共有1628家，沪深股市总市值达23．57万亿元，流通市值11．67万亿元，市值位列全球第三位。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由于监管、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证券市场。这些问题的出现使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备受困扰，证券市场监管陷人困境之中。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证监会的作用问题。我国《证券法》第178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从现行体制看，证监会名义上是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证监会的监管范围看似很大：无所不及、无所不能。从上市公司的审批、上市规模的大小、上市公司的家数、上市公司的价格、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及认可标准，到证券中介机构准入、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地方、信息披露之内容，以及证券交易所管理人员的任免等等，凡是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事情无不是在其管制范围内。而实际上，证监会只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附属机构，其监督管理的权力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2．证券业协会自律性监管的独立性问题。我国《证券法》第174条规定：“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证券公司应加入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同时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职责，如拟定自律性管理制度、组织会员业务培训和业务交流、处分违法违规会员及调解业内各种纠纷等等。这样简简单单的四个条文，并未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的独立的监管权力，致使这些规定不仅形同虚设，并且实施起来效果也不好。无论中国证券业协会还是地方证券业协会大都属于官办机构，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章如一些管理规则、上市规则、处罚规则等等都是由证监会制定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没有实质的监督管理的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这与我国《证券法》的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其会员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来补充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初衷是相冲突的，从而表明我国《证券法》还没有放手让证券业协会进行自律监管，也不相信证券业协会能够进行自律监管。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依然没得到重视，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

3．监管主体的自我监督约束问题。强调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考虑到证券市场的高风险、突发性、波及范围广等特点，而过于分散的监管权限往往会导致责任的相互推诿和监管效率的低下，最终使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而从辨证的角度分析，权力又必须受到约束，绝对的权力则意味着腐败。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监管者也是经济人，他们与被监管同样需要自律性。监管机构希望加大自己的权力而减少自己的责任，监管机构的人员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规章还是执行监管，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甚至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自身的职责和牺牲公众的利益。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公共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从人民权利中分离出来，交由公共管理机构享有行使权，用来为人服务；同时由于它是由人民赋予的，因此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权力则意味着潜在的腐败，它的行使有可能偏离人民服务的目标，被掌权者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中，由于监管权的存在，监管者有可能，做出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必须加强对监管主体的监督约束。

(二)被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问题。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上市前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存在“一股独大”现象，这种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的情况导致政府不敢过于放手让市场自主调节，而用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证券市场的运行，形成所谓的“政策市”。由此出现了“证券的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的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的每一次大的波动均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的现象。证监会的监管活动也往往为各级政府部门所左右。总之，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使政府或出于政治大局考虑，而不敢放手，最终造成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出现问题。

2．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治理问题。同上市公司一样，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等也有在着上述的问题。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虽然也成长起来，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不成熟、法制尚待健全、相关发展经验不足的境况下，这些机构的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也都存在很多缺陷。有些机构为了牟取私利，违背职业道德，为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证明；有的甚至迎合上市公司的违法或无理要求，为其虚假包装上市大开方便之门。目前很多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在上市、配股、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多个环节联手勾结，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或以能力有限为由对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做出有倾向性错误的审计结论，误导了投资者，扰乱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秩序，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造成冲击。

3．投资者的问题。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离理性、成熟的要求还有极大的距离。这表现在他们缺乏有关投资的知识和经验，缺乏正确判断企业管理的好坏、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政府政策的效果的能力，在各种市场传闻面前不知所措甚至盲信盲从，缺乏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念，在市场价格上涨时盲目乐观，在市场价格下跌时又盲目悲观，不断的追涨杀跌，既加剧了市场的风险，又助长了大户或证券公司操纵市场的行为，从而加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难度。

(三)监管手段存在的问题

1．证券监管的法律手段存在的问题。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证券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证券法》、《公司法》为主，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使得我国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首先，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及其它市场参与者组成，通过证券交易所的有效组织，围绕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运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应当是应有俱有，但我国目前除《证券法》之外，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平价法》等几乎空白。其次，一方面，由于我国不具备统一完整的证券法律体系，导致我国在面临一些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时无计可施；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导致在监管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再者，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中三大法律责任的配制严重失衡，过分强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忽视了民事责任，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在事实上得不到补偿。以2005年新修订的《证券法》为例，该法规涉及法律责任的条款有48条，其中有42条直接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只有4条。

2．证券监管的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曾长久的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这种政府干预为主的思想在经济发展中已根深蒂固，监管者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导致政府不敢也不想过多放手于证券市场。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被弱化。

3．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存在的问题。对于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无论是我国的法律规定还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均有体现，只不过这种经济的监管手段过于偏重于惩罚措施的监督管理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奖励的监督管理作用。我国证券监管主要表现为惩罚经济制裁，而对于三年保持较好的稳定发展成绩的上市公司，却忽视了用经济奖励手段鼓励其守法守规行为。

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一)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证监会地位的法律完善。我国《证券法》首先应重塑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形象，用法律规定增强其独立性，明确界定中国证监会独立的监督管理权。政府应将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从证监会的工作目标中剥离出去，将证监会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同时我国《证券法》应明确界定证监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施监管权力的独立范围，并对地方政府对证监会的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在法律上做出相应规制。这样，一方面利于树立中国证监会的法律权威，增强其监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利于监管主体之间合理分工和协调，提高监管效率。

2．证券业自律组织监管权的法律完善。《证券法》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简简单单的几条规定并未确立其在证券市场监管中的辅助地位，我国应学习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对证券业自律组织重视起来。应制定一部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证券业自律组织法》，其中明确界定证券业自律组织在证券市场中的监管权范围，确定其辅助监管的地位以及独立的监管权力；在法律上规定政府和证监会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有限干预，并严格规定干预的程序；在法律上完善证券业自律组织的各项人事任免、自律规则等，使其摆脱政府对其监管权的干预，提高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管理水平，真正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以利于我国证券业市场自我调节作用的发挥以及与国际证券市场的接轨。

3．监管者自我监管的法律完善。对证券市场中的监管者必须加强监督约束：我国相关法律要严格规定监管的程序，使其法制化，要求监管者依法行政；通过法律法规，我们可以从正面角度利用监管者经济人的一面，一方面改变我国证监会及其分支机构从事证券监管的管理者的终身雇佣制，建立监管机构同管理者的劳动用工解聘制度，采取惩罚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落实量化定额的激励相容的考核制度；在法律上明确建立公开听证制度的相关内容，使相关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对监管者形成约束，增加监管的透明度；还可以通过法律开辟非政府的证券监管机构对监管者业绩的评价机制，来作为监管机构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被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1．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完善。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出现的问题，我们应当以完善上市公司的权力制衡为中心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目标。一方面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减少国有股的股份数额，改变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另一方面制定和完善能够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环境，并在其内部建立一种控制权、指挥权与监督权的合理制衡的机制，把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作为改革和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2．中介机构治理的法律完善。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中介机构同上市公司一样，在面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国情时也有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其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经济信用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我们应当以优化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完善中介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为根本目标，一方面在法津上提高违法者成本，加大对违法违规的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处罚力度：不仅要追究法人责任，还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相关责任人的经济乃至刑事的责任。另一方面在法律上加大对中介机构的信用的管理规定，使中介机构建立起严格的信用担保制度。

3．有关投资者投资的法律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应确立培育理性投资者的制度：首先在法律上确立问责机制，将培育理性投资的工作纳入日常管理中，投资者投资出问题，谁应对此负责，法律应有明确答案。其次，实施长期的风险教育战略，向投资者进行“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思想灌输。另外，还要建立股价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分析体系，引导投资者理性预期。投资者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是决定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者应以过去的经济信念为条件对未来经济作出预期，从而确定自己的投资策略。

(三)监管手段的法律完善

1．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我国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已经日渐完善，形成了以《证券法》和《公司法》为中心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无论从总体上还是细节部分都存在诸多漏洞和不足。面对21世纪的法治世界，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在对证券监管中的作用不言而语，我们仍需加强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视与完善。要加快出台《证券法》的实施细则，以便细化法律条款，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并填补一些《证券法》无法监管的空白；制定与《证券法》相配套的监管证券的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评价法》等等；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制度，使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发挥基础作用，弥补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害，保护投资者利益。

2．证券监管行政手段的法律完善。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因此要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手段，正确处理好证券监管同市场机制的关系，深化市场经济的观念，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尽量以市场化的监管方式和经济、法律手段代替过去的政府指令和政策干预，在法律上明确界定行政干预的范围和程序等内容，使政府严格依法监管，并从法律上体现证券监管从“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化的思想。:

3．证券监管其他手段的法律完善。证券监管除了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外，还有经济手段、舆论手段等等。对于经济手段前面也有所提及，证券监管中的每个主体都是经济人，我们利用其正面的作用，可以发挥经济手段不可替代的潜能，如对于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建立违法违规的惩罚机制和监管效率的考核奖励机制等，促进监管者依法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在法律上对新闻媒体进行授权，除了原则性规定外，更应注重一些实施细则，从而便于舆论监督的操作和法律保护，使舆论监督制度化、规法化、程序化，保障其充分发挥作用。

第6篇：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为了合法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法律应运而生。在西方最先建立起来法律体制。法律形式主义者提出“法律总体而言是一个规则体系，其中由许多法律条文构成，每一条法律只是一个一般性命题，那么具有法律知识的人根据逻辑推理进行合法辩护”。由此可见，法律没有固定的解释，重点是人们怎么去理解，人们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就会朝着某一个目标去做出解释，这样体现了很大的不正义性，法律表面是正义的化身，但在具体实际情况中失去了它的真正意义，与正义原则背道而驰。致使法律形式主义最终陷入困境。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地位，在私法中出现了与法律形式主义背道而驰的现象。比如强调道德以及结果的妥当性，但是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是“不告不理”，对于一些势单力薄的群体，他们在很多时候难以保全自身利益，最终只能默默忍受，再者是民事的补偿性不当，不足以弥补所造成的损失，算是得不偿失。私法的局限性为经济法提供了条件。在新时代的发展下，经济法更加满足了社会对法律提出的道德、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要求。

2经济法实质正义经济法更多地强调一种“补偿”

由于在社会发展中，有的人飞黄腾达，有的人身无分文，造成社会极大的贫富差距，这样会对社会的秩序形成很大的威胁，那么美国的罗尔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两个原则，即是“平等自由原则”、“机会公平与差别原则”。其一，平等自由，区别于绝对自由，社会广大群体享有最基本的自由，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其二，机收稿日期:2015－01－22作者简介:顾宁博(1982－)，女，河南禹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会平等，社会的工作机会面向广大群体，但是并不排除优胜劣汰，只是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的择优录取。差别原则是其中的精髓，由于自然条件的不一样，每个人的发展情况不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别，产生社会等级和贫富悬殊。但是为了确保社会的长久发展，差别原则是最好的选择，给予处于底层更多的补偿，让他们得到满足的基础，能够维护社会秩序，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对于每一个阶层都是有利的。那么经济法的实质公平，强调一种有差别的公平。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与帮助，让他们享有更多的机会与权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赋予弱势群体更多的权利，其中更多是救济成分，即是有很多的倾向，但是不能彻底根除这种现象，只能在一定程度得以缓解，这就是经济中“优胜劣汰”的理念。再者是矫正其中不平衡的经济关系。比如资本家更多是剥削者，那么工人是受剥削对象，再者商家的垄断性质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根据以上不平等关系，经济法做出调整。在保护工人的利益方面的法律有《工伤保险法》等，并且对工人的最低工资额以及最高工作时间等等做出规定，更多地开始关注工人的利益。商家与消费者之间，搭建了许多桥梁，比如消费者协会，目前，商家的服务更加人性化，日趋完善。经济法实质公平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市场秩序。在整个市场中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生产、交换、销售。其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运转，那么它们也相应地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总体框架，在这个整体环节中又分布着不同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像是生物链上的环节，都不可缺少，只有把这其中的每个环节衔接好，才可能使得社会顺畅运转，否则一环有问题，整个社会就会处于瘫痪状态。在这其中，公平就是联系他们的环扣，那么这也反映了秩序是躯体，而公平是灵魂。

3经济法遇到的困难

(1)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矛盾。如果放任市场自由发展，很可能造成生产过剩，资源浪费，直至引发经济危机。国家干预过多也会违背市场规律，致使计划指令过多，市场呆滞，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不论是选择哪一种都会对人民和国家造成危害，在这其中存在调节的必要。

(2)效益与公平的矛盾。无规矩不成方圆，经济法的制定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从而维护人们的合法利益。确保实现公平正义，那么公平正义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双方面保障。但是也有人认为经济法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从而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进而为经济的腾飞奠定基础，即是效益。这反映了目的与操作方式的不同，所以在具体实施中要把握好方向，在进行的过程中要把握一个度。

(3)管理的主导者是国家，服务是面向人们。那么在经济法的具体实施中起主导作用具有决定性作用，重点体现在实施的主体。

(4)经济与行政也存在矛盾。经济法规范着经济管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与行政起着冲突。

4如何保证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及实现机制

(1)首先是要秉持正义理念，然后根据利益与责任的差异进行进一步分配，在这执行过程中，坚守两点，也是最基本的，其一是主体作用，由于主体承担的责任，以及所有的利益不同，那么除了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外，还有一些别的权利与义务，其二是根据主体不同进行差别对待，使弱势者得到更多的帮助，让他们感受这个社会的温暖，充满感激，对于社会也是一种成就。

(2)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究其本质而言，经济法的最终服务对象是经济，经济是国家的基础，要想处于世界前列，必须发展经济，没有经济基础，发展将无从谈起。

(3)在社会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无法可依、执法不严。既然制定了经济法，就应该切实贯彻下去，否则就是名存实亡。贯彻的过程，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这里存在执法的问题，只有执法严格，才会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让人们对法律不仅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还有信赖。坚决打击不法分子，维护人们的合法利益，有利于肃清经济活动中的不正当关系，使得经济顺畅运转。

(4)经济法不仅体现在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还有实施相关的政策。这关系到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任由市场自由发展，很可能造成利益最大化，拉大社会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的长足发展，这也是资本国家的经济危机根源所在。只是由国家宏观调控，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对经济造成阻滞影响。需要两者进行合理结合，从而互相弥补缺陷，促使经济的飞速发展。

(5)既然设置了一系列法律，自然离不开监督，那么根据社会发展需求，相应地设置一些监督部门，监督权利的落实情况以及法律的运行真实情况，根据其中的问题适时做出应对，使经济法真正得以贯彻落实。

5结语

第7篇：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行政区划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合理的行政区划将促进国家的发展。我国行政区划现状，同历史和国外比都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如省级规模过大，省区间规模悬殊，管理层级过多等，而市管县体制最为典型。在保持社会稳定前提下，逐步对我国行政区划与管理体制进行合理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一、历史发展

所谓市管县体制，是指地级市对其周围县实施领导的体制。它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核心，依据行政权力关系，带动周围农村地区共同发展，形成城乡一体的区域整体。建国后，随着城市行政区的发展，市领导县体制开始出现。1958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京、津、沪三市和辽宁省全部实行市领导县体制，并逐步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试点并推广。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推进行政机构改革，1982年，中央下达了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通知。此后，地市合并，城市升格，建立市管县体制成为行政改革的主要取向。目前来看，市管县体制已成为各省市区最基本的区划模式，构成了最基本的纵向权力结构体系。这一体制的施行，使我国行政区划由宪法规定的四级制向五级制转化，成为世界上少数的多级制国家之一。

二、改革的必要性

1.市管县体制违背宪法

我国宪法第三十条规定，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自治州、县、市)、乡(民族乡、镇)三级制。但是，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我们看到在省、县之间又多了一级建制——地区或地级市，并逐渐演变成了“市管县”格局，使我国实际运行中的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为四级制，这在本质上是违背宪法原则的。

2.市管县体制运行中的弊端

1)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增大。增加和强化地方行政层次，不仅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而且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政府职能没有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增加行政层级反而可能加剧城乡之间的矛盾。在市领导县体制下，县的自较小，资源配置成本增高、效益低，而且，增设一个地级行政层次，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增多，管理成本加大。

2)市职能定位不清，市县竞争加剧。市管县限制了县级政府自治能力的发挥，市政府职能定位不清，对县的主动辐射与带动作用有限。由于市县财政体制的相对独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县在经济发展中竞争多于合作，其结果往往是县(县级市)被束缚，缺乏应有的活力。不改变现有体制，各种经济利益冲突就会加剧，制约地区经济发展。

3)管理幅度不平衡，违背科学管理原则。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数量多、规模大，市领导的县数量少；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数量少、规模小，市领导的县数量反而多。这与行政管理原则相悖。管理幅度过小，会使管理事务繁琐化，增加管理负担。

4)实行城乡统一治理，不符合国际规律。由城乡合治走向城乡分治，是各国行政管理的一个客观规律。城市和农村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地域，在人口结构与密度、产业结构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实行市管县体制，不利于针对城乡的各自特点进行分类管理。

三、改革理论概述

在市管县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学者们提出很多独创性意见，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省直管县论。这种观点在理论界较为盛行，按照进行程度和改革规模的不同可分为市县分治和缩省扩县两种观点，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推进。

1)市县分治。建立省管县体制的实质是省直接领导县，市县分治，这也是省管县体制实行的最基本方式。市县分治只是撤销市管县行政体制，地级市仍然保留，把市和县处于同一竞争平台，共同受治于省。在市县分治体制下，要加强地级市的建设，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2)缩省扩县。在市县分治基础上，实施省直管县体制，实质上扩大了省一级的管理幅度。为了保持合理的管理幅度，理论上有两种选择：缩省或者并县。戴均良认为从国内外的经验和管理需要出发全国可以设50～60个省级建制，在划小省区的同时，可以合并规模过小的县。学术界对此观点意见不一，大多数认为大规模重新划分和调整省级区划不可行，但可以适当调整个别省级行政区划。

2.市协县论。这是在取消“市管县”传统概念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型的城乡综合协作概念，即取消市县之间的上下行政隶属关系，建立互相协作的平行互动关系。统筹城乡规划，建立城乡协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通过改革探索，加快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3.扩权强县论。扩权强县也是改革“市管县”体制弊端的有效途径，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操作方式是在中央政策和法律允许以及原有行政区划不变的情况下，赋予部分县与市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包括审批权、税收权和人事任免权等“扩权强县”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是原有“市管县”体制下处于弱势或不公平待遇的县级地区，它们在改革中获得了更大的经济发展权限，并得以重新分配资源。

4.复合行政论。所谓复合行政，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跨行政区公共服务，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经交叠、嵌套而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合作机制。复合行政旨在转变政府职能，注重政府内部职能的整合与转化，引入公共治理理念，协调城乡合作以实现发展目标。

四、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与设想

从实践中看，扩权强县的改革模式在各地方应用较为广泛，但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强县扩权政策与国家体制与法律法规不适应，权力难以真正下放；经济强县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基础财政压力日益增大；土地、工商、税务等垂直管理部门在扩权政策中定位模糊；县级政府扩权后，省级政府管理半径增加，缺乏对县级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此外，在省直管县试点改革方面，据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效果不错，但也同样面临着政策与法律、法规不适应、省级政府管理压力大等问题。另外几种市管县改革的理论方法，也在理论解释和具体实践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探讨解决。

可见，对市管县体制改革现有理论进行理性思考和改革创新十分必要。本文在结合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等多种理论的优势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扩权自治”的改革设想，以期对市管县改革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扩权与自治相结合，自上而下扩权，自下而上推进自治，二者同时进行、相互补充，最终达到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充分肯定省直管县体制的优越性，撤销地级市行政级别，实行城市级别统一化，并且市、县分治，处于同一行政级别并且接受省的直接领导管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省、市县级行政单位的数量和管理幅度，增加省级行政单位数量，限制市管辖的区域范围，实行县级行政单位的升级与合并。给予市、县更多的行政权力，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提高地方活力。逐步扩大县级以下自治范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镇将逐渐融入县，自治体系也将随之提升，最终取消乡、镇行政层级，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三级制。具体操作如下：

(1)升级扩权

首先，增加省级行政单位数量，减少管理幅度，提高管理效率。重点考虑增加新的直辖市，将各省市中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口多的较大城市，比如从大连、青岛、南京、武汉、深圳、广州、西安等增设为直辖市，不再受原所在省管辖，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这些城市的选择都有一定的理由和基础，至少应有10～20个左右省级单位的空间，从原所在省剥离出来之后，将大大减少省级政府的管理压力。

其次，取消副省级和地级政权层次，市、县同级。本着城乡分治的原则，可将一些与中心城市有着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县、市转型为市辖区，规定城市的行政管辖区域仅限于城市中心区域及其周边与其依托关系密切、可作为其郊区或者卫星城的地区。既减少省级政府的管理幅度，也解决了中心城市发展空间问题；原地级市管辖下的县或县级市按照大小和城市化发展程度进行升级或合并，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县级行政单位可以升格为市；面积较小的、地理位置相邻的县适度合并，与其余不适合合并的县同样保留县级行政级别，并且与市同级，直接受省管辖。省直管市、县的有效管理应保持在在40～50个范围内，否则将导致管理失效。

(2)推进民主自治

市、县作为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行政层级之下的第三级别，享有相同的自治权利。市下设区和卫星城，城市可以行使其各项法定职能以保证所辖区域的健康、高效、有序发展，实现辖区内部的民主自治，即将社区管理模式放大，自下而上进行扩大自治范围。至于县，短期内，仍要以乡、镇政府为下一级行政单位，但从长远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基层民主范围的不断扩大、自治权的不断提升，如增强县乡领导干部选举的公开性、竞争性、选择性，有条件的地方进行直选试点，逐步建立对下问责制，建立县、乡，村民主的有效衔接，最终将实现从村级自治到乡镇自治，最后到县级政府的民主自治，从而取消乡、镇层级，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行政区划。

五、结语

行政区划事关中央与地方关系、条块关系、各级政府职能的合理设定以及未来民主体制、民主成本等重要问题，既要积极探索，有所创新，又要保持稳定，谨慎从事。实行“省管县”的改革，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按照“试点先行”的原则，在加强诸多配套改革的情况下，稳步推进，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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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旭豪，市管县体制改革理论综述[J]资料通讯，2007，(2)

第8篇：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科学研究方法的分析性质，决定了科学知识的不完备性．对实验事实和经验知识积累的偏见，使人们对知识的认识具有封闭、孤立和片面的倾向，似乎知识是确定、确实的已经存在于那里的东西，只等待人们去发现、只等待人们去认识．但“科学的手段是分析，目的是构造”［2］，知识归根结底是一种产物，一种构造，而不是一种揭示．分析是说一项科学研究在正式启动之前，必须对题材进行限定，对错综复杂的事件进行部分的筛选，即出于研究的目的，必须从整体中抽出一部分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并试图在构成的成分中寻求科学的解释．正如赫姆霍尔兹所说，物理科学的任务，在我们看来，归根结底在于把物理现象都归结为不变的引力和斥力，而这些力的强度只与距离有关．……一旦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化为简单的力，而且证明自然现象只能这样加以简化，那么科学的任务就终结了．以前我们曾经证明过，这种归结是自然理论必要的概念形式，因此，将它归因于客观真理是合理的．然而，尽管抽出的这一部分与整体事物之间有着紧密和决定性的联系，但由于拿出的这部分毕竟与事物本身相脱离，从而由于缺乏完整性而变得失真．正是因为题材被改造成适合研究的主题，才使科学中既定的结论具有主观建构性．这样尽管抽象为分析所必需，但从自然界及经验构成抽象时，由于把抽象以外的部分略而不谈，因此，抽象所提供的科学的图像必然是不完备的．正如马赫所言：科学只能把人们通过感官了解的自然界构成模型，力学绝不像某些人所信赖的那样当然是关于自然界的最后真理，它只是形成上述模型的一个特定角度，是对事物从各不同侧面———化学的、机械的或生理的———逐一进行考察的结果．但一方面生物学表明生物都是以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存在，人对自身这种存在的统一性有切实的认识；另一方面知识源于我们的感觉以及我们的感觉所引起的意识变化．意识是一个整体，即使将其分析为各组成部分，但这一整体总表现为一个结构或一幅图像．而且许多证据表明，这一相似结构同样出现在别人的意识里，表明有一个本原的结构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的领域，等待物理学理论去发现．这样即便我们把基于经验的观察作为物理知识的唯一基础，人们也还是因此主观地选择了那些他们认为是物理的知识，因而这样发现的宇宙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即科学理论不具有完全的客观性，科学理论具有不完备性。

2、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

2．1、科学作为一种文化过程，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过程，是人们认识自然的有效途径，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作为文化进程的重要方面，表现有与文化变迁相似的特性，即整体科学不拘泥于一个特定的“目标”或“功能”，因为文化及文化变迁的概念并不需要目标———方向或功能性，如词汇的意义、发音和语法规则等的变化，一般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刻意追求所至，并常常没有可以观察到的、对任何人或任何社会系统的用处或“功能”．科学的整体发展也是这样，因此文化以及科学的发展就有与生物进化相类似的地方，这就是受随机性因素的影响，使结果产生明显的不确定性．不过在文化及科学的发展中，尽管有选择的偶然性，但预见和计划有助于产生比较大的连贯性，使得创新者倾向于提出他们认为很可能被接受的新观念，从而使观念不能“随意地”产生。

2．2、科学知识不能被完全证实也不能被彻底否证

实证主义认为，经验科学作为人们熟悉的一个理论体系，应该是一个能提供确实性信息的肯定性系统．实证主义者始终强调，知识必须借助于理性的证据证明或靠理智的力量证明，以便去掉那些未经证实的东西，保证即使是在思考之中也能使思想更加确定，因为“科学知识是由已证明的命题所组成的”［3］．可见他们是把知识与已得到证明的知识视为同一．他们说，科学的诚实要求为：凡是不能被证明的，人们对它也就无法断言，即一个陈述的意义在于它的证实的方法．这就是，使科学区别于伪科学的能发现可靠的、真实的、可证明知识的“科学的方法”———归纳法．因此，实证主义者主张客观主义的知识观和认识论，即确信世界客观存在，知识是对世界绝对正确的表征，可由实验加以验证；知识可由教育者原封不动地灌输给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通过记忆掌握稳定的“客观”知识来认识世界．从而强调：教育工作者们必须清楚地思考和传授知识；必须区别有意义的话和无意义的话；避免含糊、不明确．必须前后一致地进行推理，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传授的知识必须是客观的，必须没有个人的和文化的偏见；所传授的知识必须是可靠的，当证据不足时，就必须不下判断；归纳的或然性原则必须应用于证实假设、概况和理论．证伪主义者否认证实的可能性，指出：科学不能证明任何理论．他们认为虽然科学不能证明，却能否证它．表明证伪主义者试图通过证伪的方法以检验理论．比如证伪主义的典型代表波普尔，就主张采用演绎的逻辑．他抓住了历史上得到最好证明的科学理论如牛顿力学，也终于“”的事实，提出了与实证主义不同的证伪主义思想．他说，完美不在于小心翼翼地避免错误，而是要无情地消除错误．一方面要大胆地假设，另一方面要小心地否定．合乎理智的诚实不在于靠证实来巩固或确立其主张，而是要准确地确定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人们愿意放弃其主张．他指出：在很一般的条件下，所有理论是同样的不可证明．因此，所有理论都同样是猜测的产物．科学不能证明任何理论．但虽然科学不能证明，却能否证它：能以充分的逻辑必然性否定（作出否定行动）那个错误的理论．但证伪一个理论与证实它同样困难，是说即便把证实连同证伪的方法考虑在内，经验科学仍无法成为一个提供“确实”信息的“肯定性”系统．那种认为“所有经验科学的陈述必须是能最后判定其真和伪的，或者说它们必须是‘可最后判定的’”的观点，或强调“必须证实它们和证伪它们”的想法是难以实现的。

3、科学知识的可验证性

3．1、科学知识可验证性的本质内涵

科学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它不寻求证实却寻求证伪的检验，或许只在尝试过但又未获成功的反驳，才算是证实或确证．这是说一个普遍理论总有可能与对可观察事实的描述相冲突，从而被反驳或证伪．因而对于一个假设成立的命题，不是试图证明它的正确性，并在证实后才接受它成为科学体系中的新内容，而是看它是否具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或拥有一些潜在的证伪者，而不再要求是得到证实的命题．因而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是它的可检验性、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正是对错误的这种客观检验构成科学的知识体系，而研究也正开始于问题出现的地方，因为实际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出了差错，是由于某种未预料到的事件，但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案总是尝试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理论的建构过程、一个假说或一种猜想．各种竞争的理论被比较和批判讨论，以便发现它们的缺陷．科学正是借助于一些事实去不断地修正一些理论而发展．于是，并不要求科学系统能在肯定的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而是要求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是说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必须有可能被经验反驳．可见实证研究实质上是一个融合证伪思想于一身的过程，即面对一个命题，总试图寻找否定它的理由，只是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它时，才暂时接受它．但保留否定它的可能性．同时当某一命题面对有力的证据不能被接受时，就必须考虑放弃或修正该命题．这种包含证伪的实证研究方法，其本质在于试图使人们发现，理论的局限、不完善甚至错误的地方与根源究竟在哪里，从而尝试排除它们．因而这一实证思想与证实了才接受的实证主义完全不同，也与那种一次就证伪了、抛弃掉的证伪主义思想不相容。

3．2、获得科学知识的根本方法是批判的检验

批判才是科学进步的本质，科学及其理论都只是尚未被证伪的、暂时的假设．“科学理论要么被证伪要么永远是假说或猜想”［5］．因而，科学的本质特点是批判的检验．检验无论是由实际的观察或是纯科学实验所引起，都不能无限地进行下去．不过“检验不能永远进行下去这个事实和我对每个科学陈述必须是可检验的要求并不矛盾．因为我并不要求每一个科学陈述，在被接受以前必须在事实上已被检验．我只要求每一个这样的陈述必须可能被检验；或者换句话说，我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在科学中存在着我们必须顺从地当作真的陈述来接受的陈述，只是因为由于逻辑上的理由似乎不可能检验它们”［5］．总之，科学的知识体系正是在这种检验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一个猜想或假说的过程．从而使科学知识实质上是动态的在已有知识基础上的不断生长，即将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合并到不断生长的、并必然穿越时间而进步的结构中．而这些观念系统不是一朝建立起来就能最终确定下来，而是能不断重组的［4］．所以认为科学只由惟一“正确”的世界观或理论统辖的想法事实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无论是否认的证据不足接受该观点，还是有充分证据表明一个命题不成立而放弃该观点，都会有一定犯错误的风险，所以无论是接受一个观点还是放弃一个观点，都需要十分谨慎．事实上，科学家无论是在放弃一个旧观点还是接受一个新观点时，也确实如此，否则就不会出现，像一个起初看起来能证伪某个新观点的实验，却最终转化为不能否认该观点而不得不接受该观点的实验证据的情况．如海王星、冥王星的发现，就不仅没有证伪牛顿引力理论，反而成为支持这一理论的有力证据．即使在原命题被看来是证伪了的地方，也常常不过是发现旧理论在这些场合不再起作用，从而使人们在还未发现问题的地方发现新问题，并在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与办法中，建构起新的更加有效的理论。

3．3、真理存在于检验之中

科学理论不具有完全的客观性，不是最终的真理，于是相信经验科学，决不能仅用科学陈述的逻辑的或形式的结构当作经验科学的特征，也应建立起将经验科学的方法构成其特征的思想．毕竟“只有在检验真理中才能得到真理，所以真理是存在于检验之中，……人的精神生活就其认识活动来讲是在于研究和探索．”这就是靠“积极唤起学生的主动性，因势利导，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让学生在学习中产生新思想，获得新知识．［6］”因此，在实际教学情境中，采用假设—检验的教与学的思路，以质疑思辨的教育批判方式以及实验验证的经验方法，实施科学课程，借以启发学生心理机能的健康成长，而不是一味灌输预先规定的知识内容与方法．从而注重批判性思维，强调批判性教学方法，并鼓励学习者讨论、探究、质疑的学习方式。

第9篇：政治时政论文范文

知识产权是私权，是一种在民事上具有排他性的权力。这是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知识产权的一系列过程都适用民法的相关原则和制度。然而，知识产权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并不是一种完全的私人权利。在公私法交融理论下界定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在私法与公法交融下的产物，受双重保护和限制的私权利。此处的私权利不是公私法中的权利，而是指在主体方面，它是私主体权利。知识产权，鉴于其性质，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双重性质的权利。从私法方面来说，它是私主体的权利，但是，从公法方面来说，它又是私主体的公法权利。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有如下特征:直接主动性，保护方式多样性，可诉性，效力优先性。

二、美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系的构成

（一）美国专利商标局

美国专利商标局在行政机构设置上隶属于联邦商务部,掌管专利和商标等事宜以及接受商标和专利的申请、审核等一系列的工作。不过，就目前的美国专利商标局来说，它经实现了由原先的行政管理到企业管理的改革。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提高专利和商标审查服务的效率，向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美国专利商标局在其众多的计划当中有一项被称为“16世纪战略计划”,其发展方向是确保持续的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完善,鼓励投资创新,加强企业家精神,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

（二）美国版权局

美国版权局在机构设置上隶属于国会图书馆，主要负责执行保护著作权法律并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具体工作内容版权申请，登记和审核。版权局不对申请登记后的作品进行实质审查，只要形式合法即可予以颁发注册证书。为了适应电子化版权保护的要求，美国版权局作出的2002-2006年的战略计划。该战略计划表明，版权局将积极推动经营管理重组，逐渐改变为采用电子版权登记和管理的模式；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以信息技术的基础的版权局以便高效的处理信息事务。从而为美国国会和政府部门提供版权管理的准确数据和建议。

（三）美国贸易代表处

它负责国际贸易谈判和“特别301条款”执行方面的相关问题，以推动其他国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是在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贸易代表处每一年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行业的需要“特别301”名单，用来确定哪些国家在知识产权方面侵害到了美国的利益，很多国家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是十分重视，美国借此采取相应的贸易报复措施。即便是双方达成了TRIPS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处依然用“特别301报告”来作为双边制裁措施的来源，从而迫使他国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三、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体系分析

（一）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基本制度形式

1．知识产权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制度。一般来说，行政裁决是指经过相关的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按照法律程序，实施的一种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一种不涉及民事合同关系的纠纷裁决的行政行为。按行政裁决的相关理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被赋予了司法权的属性，但行使该权利的主体依然是行政主体，其本质并没有任何改变。通过行政裁决解决的相关的民事纠纷在本质上具有了双重性，即行政合民事法律关系并存的双重性，当事人对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决有异议，则他应向相应的行政主体提讼。由此，很多学者认为，行政裁决制度扰乱了行政和司法，它使得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分工产生了矛盾。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对行政裁决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作用正在不断的弱化，甚至作用微乎其微，司法保护却依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2．行政调解制度。行政调解是指在行政主体的参与下，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等为基础，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通过正当的方法促进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协议，进而消除纠纷的调节机制。行政调解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当然，这必须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这不仅节约了国家的司法资源，更是对司法保护的有效补充。

3．行政查处制度。司法保护起不到行政查处的的作用，所以该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有存在的必要。《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第六条中明确规定：“国家版权局可以查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违法行为，以及认为应当由其查处的其他违法行为。地方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本辖区发生的违法行为”。

（二）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

中国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体系是一系列的，主要包括对知识产权的确权到知识产权的行使以及后期的保护等方面。当然，若因此而引发纠纷，行政机关在处理方面也会保护知识产权，即通过行政执法来保护知识产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为主的众多法律规范中对知识产权的行政执法保护的规定也是非常多的。

（三）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我国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称TRIPS协议)规定的八种知识产权。我国主要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如下：（1）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其所属专利局）对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负责；（2）商标权归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3）国家版权局(挂靠在新闻出版署)负责著作权；（4）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平交易局负责；（5）原产地标记(地理标志)归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6）国家农业部对农业植物品种权进行管理；（7）林业植物品种权归属于国家林业局；（8）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由国家商务部负责；（9）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归国家科技部；（10）国家海关总署负责知识产权的备案。

四、对我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体系的评价

事实表明,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我国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成绩明显,走过了发达国家通常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的历程。①尽管如此,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过程中,制度的缺陷和执行不当的仍然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一）制度缺陷

制度上主要是在立法的不完善和行政保护制度在构建上的不合理。行政保护制度建设不合理主要在于某些制度的不合理构建，不适宜的行政保护措施。因为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和干扰,在完善执法体制建设时,仅仅在立法层面上就有10多个行政主体负责，造成了执法力量不集中。同时，一些制度设计不合理。比如，同样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却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措施。由于不同的保护措施，赋予不同的权限，措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行政执法人员不能正确的运用行政手段来执法，导致相同的权益保护对象得到的保护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为了弥补在保护制度上的缺陷，就要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法保护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首先要坚持依法行政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清理现有知识产权法中已经不适合当今时代的内容，加强行政立法工作。鼓励用多种方式解决纠纷，比如行政机关可以再法律授权的基础上，如果当事人自愿调解，那就可以用行政调解来解决知识产权的纠纷案件。

（二）执行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