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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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民教育范文

学校教育制度，是国民教育制度的核心，是国民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一个国家国民教育制度的实质。

学校教育制度是国家对年轻一代进行教育的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它制定得是否正确和完善，直接关系到教育目的的实现，关系到教育和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国民教育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民教育体系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紧迫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体现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有效应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举措，发挥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是实现社会主义教育根本任务的迫切要求。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对千名在校“90后”大学生价值观情况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是好的，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着政治价值观有功利化倾向、成功价值观有金钱化倾向、人生追求有模糊化倾向、道德追求有淡漠化倾向等现象。大学生的价值观现状迫切要求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力度，进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使社会充满自由、民主、公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得以落实，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全面发展，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存在的问题

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不利因素。家庭教育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 ，在价值观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启蒙和熏陶作用。目前我国的家庭教育存在着以个人为中心的家庭教育倾向，使孩子自然地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以“自我”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在处理与其他人关系时容易缺少同理心，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容易缺少全局意识；家长言行不一影响孩子价值观的形成；单亲家庭的孩子和留守儿童缺少价值观引导者和教育者。

学校教育中存在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不利因素。学校是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场所，学校教育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目前学校教育存在着诸多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因素。首先，唯成绩论教学理念的影响，以学习好、成绩高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导致学生忽视提高个人的行为修养，殊不知不“立人”则无以“立业”，也不会有个人的幸福。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影响缺乏系统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没有形成与学生年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合理科学的系统教育内容，出现了对小学生讲爱国主义、爱社会主义，而对大学生讲爱父母的尴尬局面。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监督机制缺失，品德修养和政治理论课的正常授课学时存在经常被占用的现象。

社会教育中存在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不利因素。一方面，没有形成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相结合的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社会舆论环境，传统媒体的各种节目存在娱乐至上的问题，现代网络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缺少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没有形成多元化、常态化的社会实践环境，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会阶层缺少根据自身的条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环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对策

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是前提。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包容性，既有富强、和谐、诚信等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追求，又有自由、民主、公正等价值追求；既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又符合的高远追求。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全面性，既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又体现了的人类最高理想；既倡导了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又倡导了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既反映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综合目标，又反映了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组织、公民与政府之间在一切社会事务活动中应当严格遵守的基本道德底线。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层次性，公民个人的价值观是社会价值观和国家价值观的基础，要重视公民个人价值观的教育和养成，为实现社会价值观和国家价值观奠定基础。社会价值观和国家价值观的实现又可以为实现公民个人价值观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有利于公民个人价值观的养成。

重视和强化家庭教育是基础。家庭教育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的个人文化素养、道德情操的水平直接影响青少年价值观的建立。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一方面要重视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品德教育、人格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文明礼貌教育，积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和荣辱观。另一方面需要为青少年率先垂范，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一定首先做到，要以自身良好的品行修养为青少年做出表率，奠定良好的基础。

加强和实施有效的学校教育是关键。首先，以“五有”为目标建设具有基础性的教师队伍。“五有”：即有大爱之心、有敬业之志、有笃学之风、有创新之勇、有为师之范，使教师成为“真”的追寻者、“善”的传播者、“美”的创造者、“爱”的践行者，自觉加强师德修养，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影响学生、教育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随者、传播者和践行者。其次，以“爱”为核心健全具有层次性的德育体系。学校教育要针对学生的不同阶段进行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爱”的教育，从学生最亲近的父母开始，推及到身边的人、身边事，再到更高层次的国家与人民，受教育者既能感知爱又能传递爱，为公民个人价值观的形成奠定基础。再次，以教育对象为中心建构具有科学性的教育内容。要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教育内容，从整个教育体系出发统筹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育标准，形成具有科学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体系，避免教育内容的简单重复。最后，以养成教育为核心建立具有针对性的评价标准。在不同的教育阶段要有不同的具体要求。

强化社会教育，构建良好社会环境是保障。社会是对全体国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大课堂，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在社会中完成的。首先，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营造清廉自律的政治环境。关于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原因调查显示，91%受访者认为党员干部的腐败导致他们失去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要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效果，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关键。其次，加强传播媒体建设，营造崇尚真善美的社会舆论环境。发挥新老媒体的整合力，整合媒体资源，资源共享，形成共同的宣传教育内容和导向；培养媒体人的正向力；实现文化宣传的监管力。加强文化宣传行业自律同时形成对文化宣传的监督机制；政府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利用网络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次，加强政府职能建设，营造公平实效的社会软环境。政府应注重教育公平，促进学业成就的机会均等。最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营造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环境。“知行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要外化于行。社会实践是青少年学生认识社会、体验社会、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通道。

第3篇：国民教育范文

关键词:旅游素养;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国民教育;旅游伦理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211(2016)01－0088－03

旅游休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明确指出:“发展旅游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活质量并为所有的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出境旅游消费国，并形成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国民化的大众旅游休闲时代初步到来。然而，面临着我国国内国际旅游市场的转型升级大趋势，围绕国民旅游行为或权益的各种不良旅游现象与问题接踵而至。多年来，我国国内旅游游客不文明现象在各景点景区已是屡屡出现，均引发了媒体激烈讨论和社会强烈反响，国民旅游行为与权益已成为重大的社会现象与民生问题。为倡导国民文明旅游和保障公民旅游权益，《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颁布施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谋划制定。旅游问题根源并非全在旅游业界内部，对旅游现象的深度剖析和旅游问题的解决切莫“坐井观天”。1999年《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历年年度主题口号均切入至旅游的伦理价值，早在1988年即明确提出了“旅游:全民教育”(Tourism:educationforall)的高远主张。旨在解决旅游不文明现象“头痛医头”的现行举措却往往是鞭长莫及，“我们在理念、教育、培育、管理等都有些滞后”，“旅游伦理教育将会在大众中普遍展开，提升整个社会的旅游伦理意识水平将成为当前最要紧的工作之一”［1］。

1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概念提出

笔者认为旅游学研究核心在于具备跨学科性乃至新学科性的旅游学现象，而非多学科视野下的旅游现象。本文提出融汇并超越单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学科论，即旅游学所研究的学科对象是复合却一元的旅游学现象。由旅游者及其旅游活动所引起的旅游现象、旅游业及其影响称为旅游学现象(TouriologicalPhenomena)［2］。我们所倡导的旅游学界须树立和强化的旅游研究学科意识和问题意识，在此，则是指旅游学学科发展和旅游学现象研究的旅游学理论自觉。“旅游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理论自觉问题，强化旅游学的独立学科意识和理论体系建构。”［3］中国旅游学应充分利用中国旅游发展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与理论，形成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为世界旅游学增添中国旅游学家自己的理论创造。旅游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构建，应从元旅游学的学科立场出发，需要相关基础概念和基本命题的系统提出，以及理论体系的整合与创建［4］。我们经常讲要“建构中国旅游管理的本土化研究理论”。借鉴“国民信息素养”“国民媒介素养”“国民科学素养”“国民艺术素养”“国民信息安全素养”等概念，突破作为旅游目的地管理理念的“游客教育”概念，我们提出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理论概念，且必须科学构建国民旅游素养的系统理论体系与长效教育机制。所谓国民旅游素养，是指我国公民能够正确认识与充分领悟旅游休闲的价值、意义和作用，并能够有效提升旅游层次与标准、规范自身旅游服务与行为、维护自身旅游权益与安全的国民素养。国民旅游素养包括旅游职业素养、旅游伦理素养、旅游信息素养、旅游审美素养、旅游文化素养、旅游礼仪素养、国际旅游素养、旅游安全防范、旅游权益维护等具体内容，侧重旅游素养意识、旅游自然与文化常识、旅游认知态度、旅游职业规范、旅游行为规范等层面，深刻切入“文明旅游”“和谐旅游”“旅游公平”“休闲与旅游权益”“低碳旅游”“生态旅游”等实践，国民旅游素养将成为休闲社会人类生存立足的重要素质与修养。孔永生在2013年3月6日《中国旅游报》发表的《国民旅游教育:为“美丽中国”加分》一文中，倡导开展国民旅游教育，以美丽中国人的培养提升中国旅游好客度与亲和力，此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需要，更是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现代文明程度，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壮大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和举措［5］。冯学钢(2010)也主张为推动国民旅游休闲行动计划顺利实施，“我国应尽快将旅游休闲教育纳入全民教育体系”［6］。

2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设想

国民旅游素养是国民素养的“窗口”平台，提升国民旅游文明素养是整个社会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我们缺少必要的国民素养公共教育，国民旅游素养是国民社会公德提升、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国际文明形象塑造的重要渠道与手段，势必倍加重视。

2.1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研究设计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安排，国民旅游素养教育是一个系统而复杂、任重而道远的大社会工程，必须从更高层面和更宽领域加以谋划与运筹。在顶层设计上，面对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应以国家的高远视阈去审视，从国家的多重层面去规划，凭国家的综合职能去统筹，出台国民旅游素养政策，搭建旅游素养教育平台，确保国民旅游休闲健康发展之大势必需，势在必行。同时，旅游学界应建构国民旅游素养学，这是一门介于旅游学、休闲学、伦理学、教育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重心在于国民旅游素养的养成规律。要研究国民旅游素养，需要对旅游素养概念本身作慎重科学的学术辨析，进而开展国民旅游素养的实证意义上的测评研究工作;而这也正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必要成为旅游学研究的新的重要课题。国民旅游素养基本上应当属于一个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采取实证调查、理论描述、个案分析等多种研究手段去探测和衡量。要针对我国当今国民旅游素养的薄弱环节积极构建理念体系、组织体系、运行体系和反馈体系，进一步做好国民旅游素养的培育与优化工作。

2.2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总体设想

国内尚缺乏针对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形成，通过各个教育要素，基于一定的调控规律和方式而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所形成的工作系统。为纠正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异化现象，培养和造就最具现代文明品质的国民旅游休闲的决策者、管理者、服务者、消费者乃至普通民众，传播旅游休闲文化，必须对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机制进行系统性的再造，有效构建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作为一种新型的国民素养教育框架，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涵盖着旅游从业者的敬业精神、专业能力与精致服务，目的地居民的权益维护和互惠意识，全体公民的旅游休闲生活质量意识、生态伦理与环保道德观、旅游文明行为规范、旅游安全技能等，旨在培养旅游活动追求真、善、美的伦理基底，致力于人与自然、文化和社会的终极和谐。我国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实践需要立足本国国情，有效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的成熟的教育理念与机制模式，既坚持“文化关照”的全球视野，又强化“本土性”的资源培育。构建当前我国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可从完善国民素养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整合相关社会资源和开展相关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展开。作为一项崭新的现实课题，启动和推进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良好的运行机制，努力有效整合旅游素养的各种国民教育资源，建立健全国民素养的教育机制互联、教育功能互补、教育力量互动的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民众自身“五位一体”的国民素养教育格局，构建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立体化的国民教育工作网络，并同分散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资源逐步生成多元化的国民教育资源整合机制(见图1)，从而使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在整个旅游行业和国民教育中得到普及。

2.3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构建策略

从整体上，国民旅游素养教育提高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促进世界公民的和谐发展，也要贯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我国教育指导思想。如上所述，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是一项提高国民基本素养的非常系统性的浩大工程，目的在于有效引领个性、健康、文明、环保、智慧的国民休闲旅游活动，致力健全和完善旅游休闲公共服务体系。一般而言，国民旅游素养将展示其金字塔形的层次结构，呈现出从常识性知识向内生性素养生成的总体趋向。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要从素质教育转向素养培育，大力倡导休闲意识、生态意识、环境保护意识、资源节约意识，构建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提升国民旅游文明素养和社会公德意识，实现国民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在构建步骤上，开展国民旅游素养教育应充分结合我国国情实际，注意分层次推进，建构多样化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具体实施大致如下:一是问题和对策的研究与论证，由专家、学者、旅游研究机构、旅游管理部门、教育管理部门和各级教育机构共同完成;二是推广普及相关观念和知识，并通过媒介宣传、素质课程、主题活动等方式实施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等不同层面的教育;三是通过对前期试验的不断总结和调整，探索多元化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路径，形成科学完善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机制和体系。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政府鼓励、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企业支持、社会赞助、社区参与等多种渠道，推动建立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的保障机制。应组织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就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学术基础、基础理论、教育目标及内容、教育资源评价及开发、教育方式及方法、教育效果评价等内容进行系统的探索和研究，以指导当前国民旅游素养的现实问题，提高战略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最终推动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效果最优化。

3总结与展望

作为一个旅游学理论体系及实践系统的全新领域，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尚待探讨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体制问题颇多，极具学术挑战性和前沿创新性。本文对旅游素养及国民旅游素养教育体系进行了颇具理论整合性的初步阐释。本课题研究将旅游素养教育作为一种国民素质教育，以旅游素养这一核心概念暨理念的产生与发展为出发点。后续研究将逐步构建和夯实完善国民旅游素养教育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以求架构独立的国民旅游素养体系，指导旅游业良性发展，为国民素养的全面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付金朋，肖贵蓉，谢宇.近10年国外旅游伦理研究评述［J］.旅游学刊，2010，25(8):88－96.

［2］陈麦池，黄成林，辛福森.旅游文化与旅游文化学研究的理论辨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2(5):62－66.

［3］陈麦池.基于理论自觉的中国旅游学学科构建分析［J］.旅游发展研究，2014(1):6－9.

［4］陈麦池.基于学科构建的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6(5):78－84.

［5］孔永生.国民旅游教育:为“美丽中国”加分［N］.中国旅游报，2013－03－06(11).

第4篇：国民教育范文

在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下。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偏向于实用，注重技能传授，在学校课程体系中属于技能工具科目而非人文科目，教育目的是为培养技术人才提供绘图训练。美术科目最初作为绘图课在实业学校中开设。1867年福建创办船政学堂，课程中己开设“画法”科目。这是中国新式学堂里最早开设的“绘画课”，随后。上海广方言馆、上海格致书院、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同类学校的课程中都设置了“图绘”、“图画学”、“制图”等科目。但此时的绘画课不具备美术的基本性质。实际上是几何作图课。

高等小学图画课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观察实物形体及临本”，通过教学“练成可应实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于精细。助其愉悦”。手工课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制作简单之物品，养成其用心思耐烦劳之习。中等学堂图画课教学目的是：“习画者，当就实物模型图谱，教自在画。伸得练习意匠。兼讲用器画之大要，己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可见，当时图画课和手工课的重点主要是为了培养实用技术人才，教会学生一些实用技能。这是西学为用的原则在美术教育中的具体实施。”

民国成立后图画和手工作为随意科开设，在很多学校属于可有可无的科目，教学内容仍局限于“自在画、用器画”，教学方法的改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很多学校还在使用仿照日本明治时代图画教本编制的教科书，使用老旧的教学方法。实行一种“伪写生教学法”，“在一个普通教室里，拿一张写生的对象，摆在学生面前，教员先代学生把那物体画在黑板上。并没有将写生原理讲给学生听。学生也只得假装着写生的模样，其实还是模仿黑板上教员的描法，这种写生并不彻底。”此外，由于教育界长期缺乏对美术科目科学和系统的认识，尚未认清美术科目在基础课程体系内的性质和作用。“图画、劳作”科究竟是培养专门人才、进行职业教育的一种手段，还是养成国民素质的基本途径，这些问题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还没有定论。

第5篇：国民教育范文

关于民办职业教育的举办，在我国职教法中已作出了明确规定：“国家鼓励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可以说我国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社会需要基础上已经有了法律上的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在于缺乏理论上的研究与实践基础的验证。关于我国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样也存在着诸如能否营利、对民办职业学校管理薄弱诸类问题，在此我们不作太多的议论，仅就民办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进行研究。

一、民办职业教育的性质与任务

在探讨此问题前，首先应明确民办教育的概念及应用领域。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办学主体是否具有政府权能为标准而将学校划分为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指由政府直接举办的学校，私立学校指由非政府机构举办的学校，包括不具有政府权能的社会力量。在此我们也认为，民办学校即私立学校，所有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都可称民办教育。按照国际习惯一般将民办教育称为私立教育较为合适，在中国则以民办教育较符合国情与教育发展形势。故在一般描述国外民办教育时冠之以私立教育，而在研究中国情况时则以民办教育统称之。

国际私立教育发展与成熟的历史研究表明，教育的民主化与法制化；教育的自主性与公共性，二者是保证私立教育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教育的民主化将普及教育、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广泛的民办教育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建立，则促进和保证了私立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而教育的自主性和公共性，则为私立教育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基础。这些属性，保证了私立教育在欧美等国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与公立教育相比日益显示出其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如美国私立教育已逐渐从昔日的宗教教育为主发展为与公立教育同等教育目的与内容、在教学及管理上独具一格的学校。日本私立教育的产生及内容更多地受西方教育民主思想的影响，通过法制化手段保证及促进了私立教育的发展，使教育从贵族阶层的特权普及入一般民众社会，实现了教育的大众化。但是无论何种原因，可以说，私立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基于一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基础上，社会的需求最终促成了它的存在与发展，补充公立或国办教育之不足，提供公民接受各种教育的机会与权利，其性质与任务也是紧紧围绕社会需求而定的。所不同在于，如果说以往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私立教育以进行知识传授及普及教育，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需求为主，而现代社会的私立教育则更多地倾向于满足个体需要，追求社会多样化发展的内容与要求。这也反映出现代社会对教育系统的价值与内容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可以说，私立教育的性质与任务是随着不同的社会发展与需求而进行变革，以保证其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

二、私立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层次与规模

从世界教育发展历史来看，公、私立并举的教育体制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古已有之，它是人类社会传递文化遗产的一种工具，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发展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已，世界各国的教育体制中各级各类学校都是由国立、公立、私立三类学校构成。从教育类型来看，各类教育中都存有私立学校，但相对而言，属于普通教育内容的私立教育比私立职业教育易得到发展，因此，世界各国教育体制中属普通和高等教育之私立教育较为发达；从各类学校发挥的作用来看，传播宗教知识内容一直作为私立普通教育机构的主要教育教学内容，这也就限制了以传授技能与技术为主的私立职业教育的发展。由于职业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对私立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一些现实要求，如教学内容与手段的限制。何种类型与层次的私立职业教育发展最为合适，或那一层次的教育最适合私立职业教育的发展，认真学习发达国家私立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发现在大多数国家的中等层次的职业教育由国家承担，而中学后或培训性质的职业教育则大多数为私立的职业教育，如美国，由于其教育体制中完全的或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职业中学相对较少，因此所有中等层次的职业教育均是在公立中学实施，这类公立中学设有一定数量的职业课程。而属高中后非学术性、非学历教育的职业培训学校则大多为私立性质，据统计在美国这类学校目前已达7071所，其中私立6514所，占有92.8％；同时由于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的中学毕业生都将在毕业后继续接受教育，因此在美国除为继续进行学位课程的公立性的社区学院外，大量的是属于私立性质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据统计这二类机构的比例为1比6，也就是说在美国属于中学后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大多数为私立的。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据有关统计资料，到1992年底，在日本属于高中后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中最为发达的是私立高等专科学校和专门学校，共有2494所，占总数的86.7％，另有私立短期大学499所，占84.4％。总结美日二发达国家私立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与经验，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私立职业教育或培训在非学历教育和中等层次之上发展较为合理并能获得较大的价值；在高等职业教育层次或在属于职业技术培训内容方面更易获得发展。美日二国私立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私立高中后职业教育与培训是职业教育的内容主要承担者，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补充。

三、民办职业教育与企业办职业培训的关系

关于此问题，主要的模糊认识在于①企业教育是否也是民办教育，特别是在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后，企业的办学行为与办学主体与企业的所有制间的关系问题；②如果企业办学属于民办职业教育范畴，但现实的反映表明它又不等同于纯粹意义上的民办职业教育，其与民办职业教育的不同点在何处；③如果企业教育随着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作相应的改革，企业作为民办教育如何发展；④我国企业教育与国外企业教育的不同，也就是企业教育不能成为企业内的独立存在体，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的前提下，其民办意义体现在何处。

对此类问题，本人认为，①企业职业教育属于民办职业教育，这是由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公开，管理科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正在逐步成为市场主体和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变化，决定了其所从事的职业教育的性质，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合资企业所进行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当然属于民办职业教育或私立职业教育，必须明确的是，企业教育尤其是

企业开展的培训，是以企业发展为本，企业教育的目的在于提供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人才，以满足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需要。企业教育成为企业发展行为，企业教育与企业生产与经营纳入同步发展轨道，这样企业教育行为也属于企业的一种经营行为。但是企业办学由于企业性质的复杂性，使得办学主体及性质也呈现出多种特性。在企业教育类型上，从国外情况来看，有企业与企业联办，企业与社会联办，企业委托其他企业、行业、社会办等，企业给予经费资助或提供教学实习场所。

②企业职业培训属于民办职业教育，而且随着职业教育多样化的发展，企业开展的职业教育将成为今后民办职业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理由在于国家对于民办教育的鼓励与支持政策和企业职业培训发展为民办职业教育的社会必然性。1997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其中明确指出社会力量是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这样企业所承担的教育形式在法律上已成为社会力量办学的组成部分。另从我国国情来看，能够承担一定的社会教育任务及职业培训的机构，大多数是一些企业或由行业组织的培训机构，可以说，企业办学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特色，但企业的改革冲击最大的也是企业办学这一领域，如何在企业所有制形式转变过程中，使企业的办学适应企业转变需要并及时作相应的改革，是企业教育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关键。目前企业教育向民办教育体制转变，并与其它培训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四、民办职业教育与政府的资助

目前，世界上大多国家的私立学校大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接受政府资助，政府在经费上的资助，使私立学校具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也是维持和发展私立学校的必要条件，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资助，有效地实现对私立学校发展的控制，保证私立学校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并发挥作用。可以说，政府的扶持政策与财政资助，是私立教育发展的保障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私立学校的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国外政府对私立学校的资助包括低息贷款、税收优惠、政府资助，在日本最为著名的为1970年的《私学振兴财团法》和1975年的《私立学校振兴援助法》，自此，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经常费用补助金，最高达学校经常费用的50％。另有一种形式是通过对民办学校学习者进行资助的方式来实现的，例如美国联邦政府主要以学生贷款、奖学金、专项补贴等方式进行资助，这种资助保证了有才华、但受经济困扰的学生能够接受平等的、较好的教育机会与权利，学校则通过稳定生源、质量提高而间接受益。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国家对私立教育的资助，是私立教育获得与公立教育发展的同等条件，承担相同的任务，且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与物力来扶持私立教育发展，并通过资金资助作为重要的管理手段。如果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发挥在私立教育中的管理职责，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五、民办职业教育发展的途径与形式

第6篇：国民教育范文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值中国向近代化转向的重要时期，也是近代启蒙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系统地研究国民性的问题，致力于国民性改造和国民理想塑造的人”[1]，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当下，正值倡导素质教育时期，探讨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具有的教育学意涵，无疑意义非凡。

一、国民性改造思想的背景

清末民初，政治剧变、思想澎湃，形成了国民性改造思潮，解决当时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人的近代化、现代化。梁启超提出系统、全面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认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专制制度的奴化，养成了国民性格中的很多缺陷，应当改造国民性，即提高国民的素质，造就新国民。基于新民之义，他在分析和反思以往知识分子改造中国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新民方案。尽管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格弱点的分析不尽准确，但他毕竟深刻揭示了深藏在民族文化心理和品格中的某些惰性因素，找到了国民性改造的重点所在。而且他思想中含有的西方文化元素给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民以启蒙，“一切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抱残守缺、因循守旧，都在这种知识和观念的宣传介绍中不攻自破，褪去神圣的颜色，失去其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受到理性的怀疑和检验”[2]。

二、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内容

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内容丰富，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一）培养“新民”的教育目标

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民”，“新民”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自由、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的品性。所谓“新民”，就是引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新铸造中国国民性。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3]182。要培养新民，首先要继承我国国民优良的传统品性，在此基础上完善更新；其次要学习和吸收外国国民的优秀性格来补充、完善我国国民性格不具有的特点，二者缺一不可。他还指出新民并不是要抛弃我国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基础上增添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权利思想以及竞争合作意识和进取精神等，使我国民具有自由独立、爱国利群、冒险进取精神；当然也不能是抱残守缺，因为如果我们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就不能自立于各国之间。

总的来说，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也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到20世纪初年的培养“新民”，说明他对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培养少数“政治人才”的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变为更广泛、更普通的国民。

（二）重视培养公德

近代梁启超研究中，梁启超道德思想研究相对被忽视，而且研究者“比较忽视梁启超在现代中国早期对道德重建的思考”[4]。晚清以后，中国陷入空前的道德危机，梁启超不忘如何重建中国的道德传统，考虑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化时如何进行道德重建，他对公德和私德的论述即是一例。何谓公德，何谓私德，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身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俱也。”[3]190他认为私德教育是中国几千年来德育的中心点，造成中国人私德发达而公德萎缩，公德是我国国民最缺乏的国民性之一，应当培养中国人的公德心。中国传统伦理注重处理个人与个人关系的私德，而忽视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的公德。因此树立国民的公德意识成为培养“新民”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提倡的“公德至上”思想是合乎时代需要的。他看到传统中国注重私德和当时中国社会道德风尚的“腐败堕落”、文明程度的低下，强调培养国民公德无疑是切中时弊的。

（三）论尚武

梁启超认为国民柔弱不武的风气必须予以扭转，缺乏尚武精神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一大耻辱。他提出尚武既要讲究尚武形式，更要讲究尚武精神。要养成尚武精神，就必须具备“三力”，即“心力”、“胆力”和“体力”。“心力”是在特殊条件刺激下而产生的一种身体强力。“胆力”是无所畏惧的行为力量。“胆力”由自信力所产生，大凡人间的一切境界，没有不是人心自造的，“自古英雄豪杰，立不世之功、成建国之伟业”，没有一个不是凭“胆力”冒大险、克服艰难而得来的。“体力”是指健康的体魄。体魄与人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为有健康体魄，国人要“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3]268。为此，国人应当“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主”[3]268。他从四个方面分析中国“民族不武”的原因，呼吁抛弃传统观念和习俗，以强力抗外侮；他号召“同胞奋其雄心，鼓其勇气”，“易其文弱之旧习，奋其勇力”。

梁启超的“这些观念，显然是在中国被帝国主义群雄眈视、随时可能亡国的现实中产生的，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体现在对救亡图存的实效上，而五四以后，梁启超在文化观念上则有由实用向学理回归的倾向。”[5]

三、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教育学启示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内容丰富、深刻，具有良好的教育学意涵，下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在教育目的方面，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提出培养“现代国民”，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精英人才”的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提他的国民性改造理论。今天许多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精英人才”的手段，然而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所谓的“精英人才”。“如果我们把教育成功的标准定得很高，我们所谈论的对象仅仅是具有最高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们”，“那么建立一种让大家心安理得地预测大多数人都不能达到目的的筛选体质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6]。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学生身上，放在提高所有学生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学生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给“偏才”、“怪才”以发展其“特殊才能”的机会。

其次，在德育方面，应当坚持公德优先，兼具私德。当代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需要公德教育，梁启超关于道德的论述对当今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当今国人道德中仍然存在他论述的私德发达、公德欠缺的问题，“道德教育的根本使命就是要引导人走上‘成人之道’”[7]，当今道德教育需要注重公德的培养、兼具养成良好的私德，以引导学生走上“成人之道”。在进行公德教育时应当坚持消解传统儒家“爱有差等”的观念，不以主体情感好恶，不以其与主体关系亲疏而差别对待。公德教育的无私消解了人己之隔，私德教育也应当把“自我圈”扩展到极大，使内与外之隔、公私之别消解，促进私德与公德走向真正的融合统一。

第7篇：国民教育范文

〔论文摘要民族高等院校不仅是培养教育大学生的重要场所，也是对民族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重要阵地。面对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必须努力研究并探讨出有效的对策，提高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的实效，以适应日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我国民族高等院校具有独特的社会历史地位，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人，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致使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工作不能够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因此，切实有效地提高和改善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实效，使之“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理论，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就成为了当务之急，时代之需。

本文将在结合实际，在对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的宣传普及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

一、我国民族高校理论宣传普及的现状、问题

总的说来，我国民族高等院校比较出色地完成了理论研究和宣传普及、教育的两大任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其进行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的经验的时候，我们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

(1)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研究中，注重一般理论问题研究，忽视关于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等对我们民族高等院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理论的研究。民族高等院校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别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要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独创性地设立“民族高等院校”，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充分地体现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更好地做到“服务于少数民族，服务于少数民族地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两个服务于”)。这一独特的办学目标和理念，决定了民族高等院校在功能上的双重性，其除了具有一般高等院校的功能外，还具有对民族地区的“两个服务于”的功能。这也就决定了民族高等院校必须在加强一般理论的研究的同时，应该结合党和国家设立民族高等院校的目的和宗旨以及根据民族地区实际状况和需要，强化、突出对于理论中关于民族、宗教等理论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突出民族和宗教等理论对于我们实际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同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关系的指导意义的揭示和研究。但是，在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存在着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理论的宣传工作者往往忽视了对关于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等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就更不用说对于的这些理论的实践意义的研究和揭示了)，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局限于一般理论的研究。虽然也不乏有些研究者打着“民族”旗号，但是，实质上仍然是两张皮，合不到一起。这样一来就不仅使得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失去了理论特色，影响了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实效，而且，将民族高等院校与一般的高等院校混同了，从而失去了我国设立民族院校的目的和初衷。

(2)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注重理论研究、轻视对我国民族发展实践中的民族发展状况和实际问题的研究，致使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与民族地区的实际需要严重脱离。大力突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这不仅是民族高等院校的办学目的和要求，也是我国民族高等院校义不容辞的职责和责任，也是民族高等院校区别于一般高等院校的质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也是促进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研究特别是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内在要求。如果不这样的做的话，必然严重影响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实效。因此，在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加强在社会主义改革条件下，民族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当前面临着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之下，对民族地区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但是，在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民族高等院校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近年来出现的多次民族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3)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注重对理论的一般宣传普及，轻视有针对性的宣传普及教育，致使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与学生的实际需要和要求相脱离。民族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多是来自于少数民族或者少数民族地区，他们之间无论是知识基础、知识结构，还是生活习惯、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这种局面的存在就必然要求我们在具体地进行理论宣传普及的过程中必须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普及工作。但是，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就以在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起主渠道作用的“两课”来说:第一，我国民族高等院校在教材的采用上，同整个一般高等院校一样，都是采用同一本教材，同一本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完全忽视了民族高等院校的特性。第二，“两课”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一般高等院校一模一样，忽视了民族高等院校的学生与一般高等院校学生之间的差异性。第三，从教学评估的体系上看也是毫无差别。总之，概括的说，如果我们不注意到学校名称，仅就单纯的两个教学课堂来说，是看不出任何差异的。加之理论木身的博大精深和抽象性，使得一些大学生一时还是很难理解和把握到理论的精神实质。因此，也就必然地影响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也就必然影响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的效果。

(4)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注重一般形式上的制度和平台的建设，轻视这些制度和平台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从形式上看，民族高等院校对于理论宣传普及工作的制度和平台建设，虽然不能说是十分完善，至少可以说还可以。例如:各种管理民族大学生的生活、学习的机构和制度还是比较完善和齐备，各种涉及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平台也不少。但是，如果就这些制度和平台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来说，我们不得不感到遗憾和难堪，由于在这方面较多的是重视制度和平台的形式建设(当然这个建设还是不够完善的)，而对这些制度和平台之间的协调等的建设注意得不够，从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致使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还缺乏一个有效的、统一的具有权威性作用的工作制度和平台。

二、改善和提高我国民族高校理论宣传普及现状及实效的对策

面对我国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的现状，我们该如何有针对性的、及时有效地扭转这一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和提高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的实效，真正实现教育部长周济同志在《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目标呢?笔者认为，要达到或者实现这个目标，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我们必须作到以下几点:

(1)要在加强对理论本身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民族高等院校的办学要求和宗旨，强化对于的民族理论、宗教理论等对民族高等院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理论的研究，并揭示其实践意义。如前所述，民族高等院校由于其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因此，在进行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随时注意到这一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提高民族高等院校理论宣传普及教育的实效性。

(2)要加强对实践问题及其意义的研究，具体地说，就是要加强对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及其意义的研究。尤其是现在，面对着全球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当代世界历史新变化，为了更好地开展理论宣传普及教育工作，我们必须要对新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情况进行深入认真的研究，努力揭示这些新问题、新情况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于当前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并做出符合理论精神实质的解答。我们要时常注意加强对当代民族大学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的成果有机地融人到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三个贴近”的目标。

(3)要在加强对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加强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课的教材建设，形成有针对性的适用于民族高等院校学生需要的教材，使我们的教材真正做到在“充分反映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实现教育部长周济同志提出的“三个充分体现”和“三个贴近”的要求。并使我们编写的《理论教材》成为“更加有利于大学生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更加有利于大学生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更加有利于大学生科学认识人才成长规律。”的认识工具和良师益友。

(4)坚持将理论与时代的发展与学生实际的需要结合起来。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教育过程中坚持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在一般性地进行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的同时，要特别结合时代的不同特点，根据民族院校学生的不同情况:不同的知识基础，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层次的学生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普及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不仅让学生能够学得懂，弄得明白，同时，要能够真正解决学生所面临的问题，遇到的困惑。做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大学生”，让民族院校的大学生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感受到理论的巨大的理论威力，同时也要让大学生感到学习理论的实际指导意义及作用。也就是说，真正做到，让大学生“终身受益”。

(5)努力建立、健全和完善民族高等院校的理论宣传普及体制，充分调动学生的管理部门，宣传部，学校团委，学生会，党校，团校等部门在理论宣传普及过程中的积极性，特别是要更进一步地发挥理论课教学部在理论宣传普及中的主渠道作用，真正做到使理论宣传普及制度化、常态化。为此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努力协调好这些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他们之间的分工责任乃至工作的侧重点和角度，充分发挥制度的功能。

第8篇：国民教育范文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标是提高受教育者的艺术涵养，提高生命质量。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学习艺术理论、鉴赏艺术作品、参加实践活动等，树立正确向上的审美观念，培养高尚的美感观念以及创新精神。总之，在大学阶段接受艺术教育十分有利于提高受教育人的人文素养，促进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大学艺术教育一般分为专业艺术教育和国民艺术教育两种类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部门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大学专业艺术教育得以全面发展，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已经设立了不少培育相关艺术专业人才的院系和教学教育机构；完整的学科构架、专业的师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这一切就对各艺术门类的独立形成、发展以及专业性艺术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相较之下，国民艺术教育作为以美术、书法和音乐为主要教学手段和内容的教育模式，以培养大学生接近美的基本能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艺术知识水平的提高为目的的素质教育，目前在大学教育中的发展相对滞后。

二、国民性艺术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在大学教育中强调国民性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就是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让全体受教育者获得艺术的熏陶和文化的洗礼，使得心灵更美好健康，感情更加丰富充实。

1、普及性

大学国民性艺术教育着重强调对全体大学生进行普及性的艺术教育，这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大学国民性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让学生学习关于美的理论知识并掌握艺术的创造、欣赏的基本要求，从这种程度上来说，国民性艺术教育就是一种极具普及性和普及要求的教育模式。

2、综合性

众所周知，艺术的学科的分类很多，而且每一门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在具体的学科下又包括相对独立的课程。大学阶段是专业人才培育的阶段，大学生除了自己的专业课学习任务之外，除非个别有某种艺术特长的之外，大部分学生无法也不可能深入相对独立的艺术学科的门类之中去。因此，国民性艺术教育的综合性是大学艺术教育所需要强调的特性之一。在进行大学国民性艺术教育过程中，对艺术门类、艺术知识的综合性认识、了解和学习，在微观上了解和掌握艺术的技能、技巧和基本特征，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艺术的特征与规律，从而具备对美的欣赏能力。

3、艺术性

艺术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受教育者的审美能力，通过学习艺术理论知识，培养和提高他们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并使之转移到自身人格的优化上来。其本质在于贯彻落实素质教育中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所以，大学国民性艺术教育必须强调其艺术性，这是相对于其他非艺术专业来说的理性认知。

三、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加强国民性艺术教育力度的建议

要改变艺术教育的现状，使国民性艺术教育在改革中发展，就应当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方面的突出矛盾、使国民性艺术教育事业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充分利用民族艺术形式的优厚资源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文化财富，也是我们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根基，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所以，要发展国民性艺术教育，就应该鼓励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教育资源，如民间相声、坊间戏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精品补充到教材中去，并鼓励课堂上的学生走出校园开阔学习视野，不断挖掘地方文化资源，达到真正实现艺术的实用性的目的。从无限的生命力和无限的可能性中创造灵感。

2、结合学校、家庭和社会力量，提倡国民性艺术教育

艺术的表现形式产生于劳动，艺术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其成果也必将服务于大众。通过结合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力量，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国民性艺术教育环境，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艺术教育体系和谐化的必然需求。例如，城市中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基础文化设施，都可以作为艺术教育的场所和教材。在网络上，各类网站更是要注意自身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精心策划选题和传播网络资讯，编纂、出版并推荐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强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文化艺术读物。总之，要积极传播先进文化艺术、倡导文明的健康的艺术观念。

3、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活跃文化气氛

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国民性艺术素质，必须注重大学校园的文化艺术氛围的营造。普通高校艺术教育的受教育群体是文化层次高，知识丰富的青年大学生。这就决定了生活在大学校园的他们，对校园的文化艺术氛围有一定的要求。我们可以通过组织校园艺术节、成立艺术社团以及组织学生欣赏艺术演出等形式达到这个目的。

第9篇：国民教育范文

（一）调整各班、系便于教学研究

1957年，为了便于教学研究等原因，民族演唱专业调归声乐系，成为声乐系的一个新专业。这是标志着学院建立民族声乐教学体系的开端。1958年夏天，建立了民族“歌剧班”，并组建了“三结合”（民间音乐老师、戏曲形体老师和西洋唱法老师）的教学实验组，同样用联合授课的方式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目的是培养音乐会演唱和新歌剧的表演人才，并以郭兰英、李波、黄虹为学习样板和奋斗目标。在这期间王其慧、丁雅贤、郑肃兰、王亚南等民族声乐老师先后参加了这个“三结合”教学实验组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中王其慧老师重视系统的发声技法，并通过总结摸索教学经验和教训，以求民族声乐教学的完善和发展。在实验组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教学方案、教学大纲和教材曲目等，教学成果也随之呈现出来。1961年“文化部教育工作方案将“民间演唱专业”确定为音乐院校的正式专业，并就此更名为“民族声乐专业”。这标志着自“土洋之争”后，“民族声乐专业”在全国的高等音乐院校中确立了一席之地。”沈阳音乐学院也随之将民族“歌剧班”改称“民族声乐专业”，同时在本科声乐系成立了民族声乐教学研究，此时学校建立的民族声乐教学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

（二）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学校对民族声乐演唱的教学，坚持走老鲁艺的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办法，请戏曲、民间艺术家到课堂传授中国传统的民族戏曲、民间音乐、和舞台表现手法。教师和学生深入基层到民间学习民间音乐，到田间地头、工厂、矿山的工人，农民中去，展现在课堂上学到的民族演唱艺术、演唱各种民族歌曲。学校这一理论联系实际，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使学生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锻炼，也为民族声乐教学积累了经验。

（三）对“土洋之争”的态度和教学方法

五十年代“土洋之争”在民族声乐演唱教学上争论的尤为突出，“全盘照搬”和“全盘否定”两种不同的观点反映强烈，使民族声乐演唱的教学曾一度模糊不清、无从下手，也使掌握不同唱法的学生相互排斥。面对民族声乐教育的新课题，学校首先把根扎在了本民族上，坚持以传统的民族音乐教育为基础，借鉴西洋唱法采取联合授课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基本功的训练。例如：在“歌剧班”中给学生设定了表演课，请戏曲艺术家、民间艺人授课，让学生们掌握我国传统的戏曲、民间音乐的演唱及舞台表现手法等作为牢固的基础知识，然后由掌握西洋唱法的声乐老师配合讲授西洋声乐唱法中的呼吸、发声技巧，通过这种授课的方式其成果显著，一些接受联合授课的学生在民族声乐演唱上有了突破性的提高和发展，他们有了独具特色的演唱风格，并在演唱中思想感情的表达更加准确、丰富自然。学校通过这一教学得出的结论是：“以继承民族声乐传统的特点作为建立民族声乐专业的起点”。由于学校坚持了民族特色的教学方法，用实实在在的教育成果，给当时的“土洋之争”做了解答，为后来学院在民族声乐教学上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为形成科学的演唱教学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四）民族声乐教育硕果累累

学校从创建到以后十七年间，民族声乐教育始终以学习、实践、研究、调整这样反复的摸索探究中走出了一条科学的教育之路，初步形成了科学的民族声乐教学体系，其教育硕果累累。例如：学生能演唱多种戏曲，少数民族歌曲，不同地域的民歌及地方风格较强的创作歌曲，能演唱新歌剧《白毛女》《夫妻识字》等。学生代表丁雅贤因演唱独具特色，多次出席全国性的会议及各种音乐会，她演唱多首民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在当时有着强烈的影响力。

二、上海音乐学院的创建及民族声乐教育

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是“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它于1927年创办，五十年代也是在全国高等院系调整中，由“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及其它两所院校中的音乐系并入，于1956年定为“上海音乐学院”，历任院长：贺绿汀，桑桐。在五六十年代与国内其他音乐院校相比，上海音乐学院是一所具有较大规模和比较现代化的高等音乐学府，它是以欧洲音乐院校的模式创建而成，它各专业设置齐全，并有比较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成熟的教学经验和体系。当时许多著名的声乐教育家、歌唱家在校担任教授，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有到国外学习西洋音乐艺术的经历，如当时的声乐教授周小燕、王品素、蔡绍序、温可铮。

（一）聘请民间歌唱家讲学

为了民族声乐教育的发展，聘请民间歌唱家丁喜才为民族声乐老师到“民族班”讲课，传授极具地域风格的民歌。本学院歌唱家鞠秀芳因演唱民歌《五哥放羊》而风靡一时，“鞠秀芳是随民间“打坐腔”艺术家丁喜才学唱这首民歌的，因丁喜才50年代初代表榆林地区参加全国民间艺术会演后被上海音乐学院聘请为教师，这首民歌也就被认为是“榆林小调”。”鞠秀芳具有民族特色的演唱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这首民歌至今仍是我国音乐院校的民族声乐教学曲目。

（二）实事求是的教学态度

这时期具有西洋声乐教学经验的王品素老师担当了“民族班”的声乐教学任务，当时民族声乐教学无人涉及“，土洋之争”还在继续的情况下，王品素开始了民族声乐教学的最初探索和研究。她在教学中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西洋声乐的唱法和借鉴有正确的认识和教学方法。首先在保护学生原有的风格特色基础上作艺术加工，辨别不同民族学生的演唱特点，因材施教，借鉴西洋的发声技巧作细腻的艺术处理，经过王品素老师的指导，学生们的音域扩展了，嗓音更加动听、灵活。她们的演唱得到了更高层次的提升和发展。王品素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民族歌唱演员，例如：当时活跃在舞台上的青年歌唱家才旦卓玛就是在“民族班”中得到王品素教授、周小燕教授的精雕细琢出来的“艺术精品”，还有青年歌唱家：何纪光、姜嘉锵、吕文科、胡松华、曹燕珍等，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培养出来的颇具代表性的优秀民族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对民族声乐教学，在实践、探索中将中西声乐文化融合发挥，并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路线，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民族声乐发展的教学体系，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声乐艺术人才。

三、中国音乐学院创建的唯一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