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文化哲学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长期以来，李泽厚致力于构建“情本体”哲学体系。自尼采以后，后现代哲学“摧毁一切”“解构一切”，有人强调“过把瘾就死”，追求一时的享乐，但其实，过把瘾之后人还活着，那怎么办？人怎么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活”成了李泽厚“情本体”哲学的第一个问题。李泽厚认为，后现代哲学，表现了目前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困境：一切都撕破了，一切规则都打破了，“上帝死了”“人也死了”，没有什么整个的人类，也没有什么整个的个体，连自我都没有了。那么，到底如何活下去？如何对待自己的命运呢？这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也正是“情本体”提出的前提环境，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又是哲学自身的。这里的“情本体”是指“最后的实在”，是本源、根源。“情本体”哲学构想主要源自于中国传统哲学，它的背后就是“天地君亲师”。李泽厚认为，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是心理情感原则。“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性（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2］179在李泽厚看来，后现代因为“上帝死了”便彻底否定理性的规范、秩序，免不得走向动物性。建立在动物生理求基础上的人的情感，应该是从由理返欲的后现代再向前走一步，“情本体”想指出的就是这个方向，它是日常生活的生物欲求中渗透融合理性。在日常生活中，“闲愁最苦”（畏）和“何时忘却营营”（烦）成了人存在的状态。怎么样克服“畏”和“烦”，成为李泽厚构建“情本体”哲学体系思考的重点。为此，李泽厚试图用中国传统来融合马克思（人是目的）、康德（把他的先验理性改成经验通过历史累积变成），也包括海德格尔的东西（要把他的空的理论填入现实的、日常的人生），并用中国传统来丰富它。其哲学的出发点是“一个世界，一种生活”，“情本体”就在当下的心境中、情爱中、“生命力”中，也即在爱情、故园情、人际温暖、漂泊和归宿中。李泽厚主张以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代替那空洞而不可解决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碎片”“当下”。如何感伤过去，珍惜此在，如何领欲入情，既不是以理空欲甚至灭欲的“心性”，也不是纵情排理的“当下即刻”，便正是由后现代转入现代哲学而选择命运、决断明天的最佳途径。“情本体”内推“审美代宗教”，解决海氏的“非本真本己”的异化，用对日常生活的珍惜之情消化海氏的“畏”和“烦”；外推“乐与政通”“和谐高于正义”的政治哲学。然而，在中国由传统的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时期，过分强调“情”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李泽厚本人也承认，现阶段不宜多谈“情本体”。毋庸置疑，李泽厚强调以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为基础构建新的内圣外王之道，并重视人的个性发展的哲学思路，对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张立文的“和合学”
“和合学”哲学体系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所创建。“和合”缘起于《国语》境域的和生意蕴，旨在用和爱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价值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和危机（生态、人文、道德、信仰、智能），用“和合起来”的爱智乐章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在新世纪创新的爱智序曲。“和合”的主旨是“生生”，而“和合学”则是对“生生”之理的追求。张立文说：“和合学是对如何生生的为什么的追求，即诸多差异元素、要素为什么冲突融合？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新事物及新结构方式？以及新事物、新生命化生的所当然的所以然的探讨，亦是对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寻求。因此，和合学亦即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说，即生生哲学。”［4］87很显然，和合学中的“生生”体现了整个宇宙处在变化日新、大化流行的过程之中。生生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反映了张立文构建和合学的创见。按照张立文的构想，“和合学”是对传统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创新和转生。依照和合学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转化为“地”的生存世界、“人”的意义世界、“天”的可能世界，转天、地、人的空间次序为地、人、天的思维逻辑次序。以生存世界的活动变易和合学，意义世界的价值规范和合学，可能世界的逻辑结构和合学，构成和合学的总体框架［5］。和合学所成和合三界可以分为六层：和合生存世界的境与理，和合意义世界的性与命，和合可能世界的道与和。和合三界和六层是立体性的整体贯通，其又差分为同一世界内部纵向层间贯通、三界之间横向界际贯通两类贯通机制。张立文认为，和合学内在层间转换和界内流行以及界际转换和跨界贯通，达到和合学三界贯通无碍，通则上下、内外、左右、表里无有不通；自然、社会、人我、心灵、文明无有不通；通则透，透则相对相关；然后能生，生则能合，合则和，便是太和。太和通达最优美的和合境界［5］。“和合学”是从世界哲学视域以观五大冲突危机，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化解原理。“和合学”是以《易传》的“生生”为逻辑起点的，其整体建构又再现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和合学乃中国哲学的创新形态。它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学以及当代哲学资源，它自己敞开自己，海纳百川，使自己置身于和合的怀疑之中［5］。因此，该哲学体系存在缺陷也是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第一，张立文过分注重论证三个世界内部及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忽视了对本体世界的论证，使得张立文的“和合学”体系，自始至终似乎都在把“方法论”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6］。第二，张立文宣称，和合学旨在化解一切基于二元对待的冲突和危机，用生生法、创新法、意境法区别于传统的求一法、对立法和写实法等。但张立文并没有对自己的方法论与传统方法论进行详细的优劣比较。第三，张立文哲学体系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学的元素显得不够明晰。
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
第2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哲学大众化主要说的是将理论以各种形式普及到群众当中，让理论与人们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理论普及的手段有理论宣传、理论普及等。有很多学者对大众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比如说黄明理认为大众化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外在的理论转化为内在的信仰，而是要深度地挖掘并展示将要大众化对象的本身魅力;尚庆飞认为哲学大众化是哲学的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或由深奥到通俗的过程，它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命运。总的来说，哲学大众化包含几个层面的含义，即理论层面、理论与群众的关系层面、理论与实践关系层面［2］。
2．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实现路径、方法
2．1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
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实现经济全球化也是我国的重要社会目标之一，这些都凸显了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是由于哲学难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所以哲学大众化的实现存在一定的挑战。在国内很多青年不热爱哲学、普通群众不懂哲学，这使得中国哲学越来越受冷落，而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理解哲学，很多人慢慢地出现了信仰危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了很多人没有把哲学看作为真正的哲学;其中也包含了中国的历史因素。有研究人员对当代理论教育教材进行分析，发现现阶段的教材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问题都极大地削弱了的指导意义，所以必须加快哲学大众化的进程［3］。
2．2哲学大众化的实现方法和路径
方法和路径是推行大众化的关键，而哲学在不同国家推行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有所区别的。有学者认为，在采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不能太传统，可以更好地利用现代传媒手段，不能只是采用单一的方法来推行哲学大众化，而要采用综合的、有效的手段;还有学者认为要想推行哲学大众化就需要加深对大众化的了解，这样可以更好地拓展哲学的包容性;还有学者指出要想更好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要做好具体的事，比如说用具体的、大众的、通俗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理论;同时还要以大众化的哲学来指导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哲学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要尽可能地采用多种多样的哲学普及和宣传方式。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推行哲学大众化需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总之，推行哲学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加工理论，让群众更好地掌握;调动群众积极性，让群众更多的参与;恰当地选择宣传方法，让理论与群众更好地融合;建立有效的运转机制。只有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才能最终实现哲学大众化。
3．哲学大众化应注意的问题
实现哲学大众化具有很大的难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为了能够更加顺利地实现哲学大众化就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很多学者对此都做出了阐述，孙亮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意增强哲学的说服力;而且在哲学大众化推行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群众的自觉内化;同时还要注重哲学通俗读物的建设、深化哲学;郭建宁认为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一定要防止庸俗化，这就需要掌握哲学大众化发展的逻辑;而且在推行哲学大众化时要注重其与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紧密结合;同时还需要注意加强哲学的学术质量管理。总之，在推行哲学大众化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只有把握这些问题才能尽快地实现哲学大众化［3］。
4．结语
第3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文化哲学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从文化角度看待人类生存问题的一种方法论视角，在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哲学界颇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学者们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相同或不同的思考结果。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出现的新的文化现象、生存方式和问题，对文化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促使我们对文化哲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期学术笔谈发表的三篇文章，是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哲学的思考和阐发，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一
我国整个人文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对文化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起，对“文化”的研究就被作为一种以整体论、主体论的“哲学方法”解读当时的“中国问题”的思路。自此起近百年间，这种研究借鉴和吸收了不少西方学者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构架，同时也承接和延续了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形成了自身的哲学特色，诸多先贤的这种努力已有累累成果。现在回头静心细读，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当具有“重新装备”和“重新奠基”的意义。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文化眼光”考量社会现实，以“文化战略”筹划社会发展，已经蔚然成风。正是上述两种历史性的文化学术条件，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哲学”研究的兴起。新起的研究潮流中，各家的“学科”依据不尽相同，视角和方法也各有异样，但大多都注重从哲学层面对国人当代十分复杂的思想情绪和文化执着进行学理分析和心理“制引”，确也显出有效有益的业绩。各家论著的被引用和被关注或是明证。
面对目前我国社会的文化思想态势，我认为，文化哲学研究者的学术任务，应该主要着力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对文化哲学形上建构的进一步探索；另一个是对解决当前文化现实问题的探索性的哲学式尝试。
在前一个问题上，我们似乎还是应该“再一次地”回到我们的核心主题词——“文化”上，对它进行新一轮的“哲学复述”。
关于“什么是文化”，我们不必再重复泰勒等的几百种“文化学”的（其实大多都是“人类学”的和“社会学”的）文化定义。从哲学的高度，我们可以以对象化的思维方式直觉到文化是一种“存在着的”精神“氛围”或者“弥漫”。而对于“他在”的观察者来说，我们（作为刚才的观察者）实际上也是他（周围“场”中）的氛围和弥漫。我们与他者的“共在”就这样在互置和互融中构成一个统一的“场”。这就是我们与他者共同形成的“更大的我们”的“存在”之场。这“存在”包括了下述五个“领域”（或者组成部分）：1、作为我们的“原初的氛围”的自然界；2、我们在自然界养育下所创造的“文化的物质世界”；3、我们在自然界的昭示和支撑下所建构的我们的“社会”（即各个级别、不同规模和不同模态的人类文化共同体）；4、我们不断培养和教化着的人的“自身的身体和心灵”；5、人类不断扩展着的共同的整个精神世界。这个存在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它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所依”，也就是我们“生命自身”。这个“存在”就是“我们的文化”，或者说，这个“文化”就是“我们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哲学”就是“文化哲学”：就我们的生命本身及其氛围而言，没有任何“存在”不具有文化的性质；没有任何存在在我们谈及它的时候可以不谈到文化。文化就这样“覆盖着”我们的生命，它就是我们的“存在之场”。它就是“存在”。
更重要的是，文化在其具体内容上把形上的存在开显为“此在”。此在就与生存（或者“实存”）在“形”的层面具有了同样的意义。所以，文化本身兼具存在与此在的两种性质。它既具“生之变道”，又显为“万象之形”。
所以，以文化哲学对形上的研究，导致对“存在”的进一步解释。存在就是生命；而生命具有两个相互制约、而不可对任何一方做任何弃舍的方面：“生命之动”与“生命之形”。
“生命之动”就是生命活力。它就是生命由于“生”（“活着”并“活得更好”）的欲望和追求所表现出的“活生生”的朝气蓬勃的样子。它是一切人的（民族的）文化运动和“存在”样式变动不居的“原动力”。人（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正是人（民族）的活跃着的“生命力”在创造历史；如果人（民族）的生命力萎缩了、衰弱了，甚至连“活着”的兴趣和勇气都没有了，他就不可能创造历史。也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进步的”历史。反之，只有那些具有生命朝气和对生活有更好、更高追求的人（民族），才是文化的人（民族），才能创造历史，使自己生活得更好。
“生命之形”就是生命通过自我意识的自我教化塑造自我实体形象和活动的实体制度。也就是说，生命是活动的，而活动必然要落实到“形式上”，即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来进行，同时，生命活动也必然以外在的形式（质料之物或者符号之物）为其活动的直接目的，或者为其活动的工具。也就是说，生命本身必然要用“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在严格意义上说，任何生命本身都是“形式的”，个体的生命形式就是“身体”。没有无形式的生命。生命以自己的“生命力之动”永远在“为自己塑形”，这“形”就是处于历史流变“不定”中的暂时的“定”，由于“定”都是由生命自己规制（建构规则和制度，或者按照生命心灵的外在性活动规则设置）出来的，所以就叫做“规定”。
所以，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人的存在就都表现为人把自己文化（向文雅、文明而变化）的过程。之所以形成连续不断的序列，就是因为人的生命欲望和对生活得更美好的从不间断的、且日益强烈的追求；而这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都无一例外地是以人类的各种暂时性的制度和“创造物”（形式）的不断新旧更替所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是文化活力，另一方面是不断更替的各种各样的实体的文化形式。历史的发展在其实质上就是文化生命力总要以其前所未有的活跃和力度（在发生学意义上）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或者（在历史学意义上）否定和摧毁旧有的“文化形态”（制度和符号）而创立新的“文化形态”。
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两种相互联结、且相互作用的特点的表现：以生命力的活跃来推动和实现自己的发展，而以对实体的文明形式的创制来一步步把自己的发展“落到实处”。历史就是人不断鼓舞、激扬自己的生命的“文化活跃性”并同时也就以此来为自己创建新的“文化形态”、文明的总体过程。
二
生命力的活跃和旺盛，靠的是人（民族）以一种“狂欢”和“冲动”的态度来激发自身。中国文化的“乐”中包含了这种态度，而西方文化中的“酒神精神”直接就是这种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狂欢的态度伸展人（民族）的可能的“自由”程度，冲决一切对人（民族）的“生命优化”欲望的限制性形式。这就是人（民族）的“文化创造精神”，它是一种相对于固定成型的文化形式来说的否定性力量、批判性力量。人正是靠生命的这种活跃性来不断发展和提升自己的。
而生命的形态化（即文明化），靠的是人对制度和符号的自我创设能力。这种创设在最初的意义上有两种方式：被动的创设和主动的创设。被动的创设结果就是“禁忌”的形成，这就是人为自己规定“不应该做什么”；而主动的创设结果就是图腾的形成，这就是人为自己规定“应该做什么”。在此基础上，文化史形成了这两种创设的漫长系列。泛而言之，中国文化中的“礼”与“教”和“为”与“不为”，西方文化中的“阿波罗精神”和“理性”精神等，都与这种创设能力及其成果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创设能力建构人（民族）所赖以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界（天地）环境“框架”、社会（共同体）“制度”、人（民族）自身的行动和思想“规范”，以及人（民族）的精神生活“境界”。人正是靠生命的这种创制能力来筹划、落实自己的人生愿望和理想。
第4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2. 植物材料应附正确的拉丁学名、产地、数量和制备方法。
3. 化学结构图须另页绘制，基团标注无误，在文稿内注明插图位置。常见化合物的结构不必给出。表插人文中适当位置，图表应附相应的英文。
4. 参考文献按出现的先后顺序在文中注明，著录格式见本刊“征稿简则”，其中，英文期刊名的缩写参照CA,但不加点，不可随意缩写，如：Phytochem(正确为Phytochemistry)，Tetra(正确为Tetrahedron)。
5. 实验部分必须简明扼要，但要使实验化学家能够据此重复出该实验，可以省略的一些实验细节:（1>常规衍生物(如乙酰化物)的制备方法；(2)化合物分离的细节，如装柱，TLC板，柱子及分馏的大小等；(3)仪器（不包括型号）及化学试剂的商业来源。
6. 新化合物采用IUPAC命名规则给出一个完整的系统名，若有必要可再取一个得体的俗名。文中化合物第一次出现时若注有编号，下文均以编号代表。
7. 每个化合物尽可能标出得率，如：化合物3 (510mg；0.0031%)。结晶须指明所用溶剂，如：白色针晶（MeOH),熔点的表示法，如：mp259—261°C。液体化合物的折射率表示法，如ngl.653„
8. 元素分析表示法，如：已知化合物(Found: C,62.9;H,5.4.Calc,forC13H)3ON4：C,62.9;H,5.3%)。新化合物(Found:C,62.9；H,5.4.C13H13ON4requires：C,62.9；H,5.3%)。
9. 比旋度的表示法：[a]?®测定值° (所用溶剂；c指100ml溶剂里化合物的克数)，如[a]2D3+32.2°(EtOHiC0.32-10).
旋光每散谱(ORD)可用一系列不同波长下的[a]值或分子比旋[0]值表示。
园二色散谱（CD)可用分子椭率值如[0]256+21780，[0]307-16113或微分子色散吸收值如Ae253-1.02(MeOH；c0.164)表示。
10. NMR表示为4NMR或13CNMR,须注明仪器的频率，溶剂及内标物。化学位移以<5值(对TMS)表示，注明峰形，如:单峰(s),宽单峰(brs)，双峰(d),双二重峰(dd)，复峰(m)等。l3CNMR及1HNMR数所须注明所对应的碳和氢的位置，采用IUPAC定位，标为C-l，C-2;H-l，H-2。例如：I3CNMR(21.15Mz,CDC13)：<530.l(t,C-5),74.1(d,C-6),121.3(d,C-3),144.2(s,C-4).'HNMR(100MHz,CDC13)：<50.681(3H,S,H-18),0.884(6H,d,J=6.0Hz,H-26andH-27),0.901(3H,d,J=5.0Hz,H-21),4.342(1H,q,J6a,7a=4.5Hz,J6a,7^=2.0Hz,H-6),4.211(1H，m,Wl/2=18.0Hz,H-3a)„所用仪器频率及溶剂若在实验部分的总论中已注明，则以下皆可省略。
11. 质谱须注明所用的方法，如(EIMS, CIMS,GC-MS,FABMS等)及离解能，只须给出分子离f-峰及重要的特征碎片峰（相对强度），如：EIMS(70eVm/z(%)：386[M+](36)，368[M-H20]+(100),275[M-111]+(35)等。髙分辩质谱(HRMS)若有必要可多给一些信息。
12. 紫外光谱表示法，如UV/CGxHnm(lge):203(4.17)。
13. 红外光谱表示法，如IR<aB丨cnT1: 1740。官能团的指定放在圆括号内，如：1740(>C=0)„若要标明吸收带的强度,则采用以下缩写符号:w(弱)，m(中等)，v(可变)，s(强)，vs(很强)。
14. 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及有关的缩写符号须规范化(参考CA)，如氘代溶剂CDC13, DMSO-d5,D20,pyridine-d5等。常见化学试剂在文中均以化学符号表示，如：MeOH,EtOH,n-BuOH,PrOH,iso-PrOH,PhOH(苯酚)，petrol(石油醚)，CHC13,CC14,C6C6,Et20,Me2CO,HOAc,EtOAc,THF,Ac20.NaOMe,CH2N2,HC02H(甲酸)，TCA(三氣乙酸)，TFA(三氟乙酸)，NaOAc,NaOH,HC1,H,S04,CO,,H, B03.nh3,N2等。
15. 制备薄层析须注明(1)薄层厚度;⑵样品的量;(3)确定带的方法;⑷从吸附剂上洗脱下化合物所用的溶剂。特殊TLC的吸附剂须注明，如:AgN03-硅胶(1:9)。
16. 气相色谱(GC)须注明检测器(FID，EC等)，载气及流速，操作温度，柱子情况等。
第5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根据阿尔钦的经典定义，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私有产权则是将这种权利分配给一个特定的人，它可以同附着在其他物品上的类似权利相交换”。可见，产权在交换中得到了最显著的体现，因而它是一个颇具动态性的概念，在产权交换过程中实现了权利所依附的物品的价值。很显然，人力资本的价值也要通过人力资本产权的运动来得以体现。出于经济哲学视角，这里需要说明的不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决定，而是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知识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本何以需要产权化的问题。
1.资源有效配置的需要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一种有价值的经济资源，而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产权经济理论，为在全社会进行有效率的资源配置，需要建立产权，因此就自然产生了人力资本与产权相结合的必然需求。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国家建立和维护产权是需要花费成本的。然而，从社会成本角度看，只要确立和维护产权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确立和维护产权的成本，用产权方法配置社会资源就是有益的。这就给确立人力资本产权提供了经济学上的依据。诺思提出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在利用暴力提权保护等公共服务方面具有垄断优势，也就是说国家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确立和保护产权，而这种低成本保护产权的基本工具就是通过专门机关制定和执行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规则。广而言之，一个实现了法治化的国家，在保护产权方面必定是最为经济的国家，因为它用稳定、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的客观性，排除了产权保护方面的任性和专断，从而提高了法律制度本身的运作效率。前面是从社会资源实现有效率配置的角度来看待人力资本与产权的联结关系的，这可以说是从社会整体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的逻辑结论。然而，人力资本要求确立产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那就是从社会个体视角出发，无论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者还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都对人力资本价值实现有一种预期，而这种预期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与人力资本实现有关的风险因素，更决定于社会的制度环境因素。人们总是根据社会的制度（规则）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根据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社会秩序的形成就是人们的行动与规则互动的过程。如果社会的制度与规则不能对这种预期提供保护，就没有人会投资于人力资本，也就没有人能够取得人力资本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获取利润的机会对潜在投资人进行投资提供了足够的激励，从而产生了对保护人力资本的产权制度的需求，这时制度结构就处于不均衡状态，进而就会有一些个人或团体作为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采取行动促成产权制度的建立，这就是所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即“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
2.激发人力资本生产率的需要周其仁将企业视为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并鉴于人力资本不可压榨只能激励的性质认为，这样的企业合约对人力资本无法采取事前全部讲清楚的模式，因而激励问题极为重要。当然，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其激励方式差异很大，这里讨论的重点仅限于企业产权激励，也即通过一定的机制安排赋予一部分人力资本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激励方式，这是人力资本产权化的最高形式，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一样取得了对企业的“所有权”。实际上，企业作为一种合约安排，指出谁对企业拥有“所有权”已经不必要甚至没有意义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不过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对市场进行替代的一种安排。从契约观出发，企业就应当被看作是由一系列复杂契约构成的，赋予其实体形式不过是为了节约识别和判断的成本，股东被视为企业所有者不过是一种传统的观点。如果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合约的角度来看待企业，那么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人力资本产权如何予以安排并得到保障。基于人力资本的人身属性，人力资本所有者实际上有能力控制人力资本产出的供给，这是周其仁所称的人力资本不可压榨只可激励的关键原因，也是人力资本产权残缺时具有自贬性的根本原因，这表明产权安排本身才是最有效的激励措施。以激发人力资本生产效率为目的的各种契约安排无非都是对以下两个关键问题的安排：一是人力资本如何运用；二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如何从这种运用中获取所得。后者很明显是产权安排，即人力资本所有者从企业分享所得的方式，重点是人力资本所有者能否通过这种安排取得企业剩余索取权；前者则历来是一个难题，所有的问题都由此产生，即无法通过契约条款详尽地约定其内容，且这些约定无法确保能够自我实施，因此离不开监督和激励，而如果结合后者，通过赋予人力资本所有者以产权，则符合激励相容原则。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基于监督监督者难题提出的通过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的解决方式，实际上为人力资本产权构造提供了重要启示，人力资本所有者监督问题和广义的监督监督者问题是同等性质的，因此赋予部分人力资本所有者剩余索取权往往是有效的契约安排，这可在现实中的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上得到确证。
3.人力资本产权需求的历史演进尽管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需要采取产权方式有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但人力资本与产权之间显然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人力资本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利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因此，考察人力资本与产权之间的历史联结同样能够给我带来重要启示。在人类商品经济产生以来的漫长历史中，大致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今天的知识经济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居于代表性地位的生产组织分别是家庭手工业作坊、大机器生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由此决定了不同经济阶段人力资本对产权需求程度的不同。在农业经济也即自然经济阶段，不存在独立的人力资本产权。生产组织规模依赖于作坊主的技术，尽管以技术为表征的人力资本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一般情况下作坊主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于一身，从而不存在人力资本单独提出产权要求的必要性。在工业经济阶段，人力资本仍然没有实现与产权的结合。此时大机器生产企业是主流的企业组织，业主即资本家拥有物质资本，物质资本处于主导地位，企业扩张是以大量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为基础的，物质资本的稀缺性显得更加突出，对生产的贡献也比较大。人力资本主要表现为以体力劳动和简单操作为主的普通人力资本（即劳动力），人力资本在企业中不占主要地位，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存在提出产权要求的可能性。到了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企业更能代表生产组织的主流方向，此时物质资本的稀缺性降低，人力资本的价值凸显，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占据了优势地位。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经营者转变为拥有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的脑力劳动者，人力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迅速提高。由于人力资本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主体的谈判地位得到了提高，因此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企业产权的现象日益增多。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才产生了人力资本产权，实现了企业产权在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之间的分配，形成了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共享企业产权的治理结构。
二、人力资本产权化面临的困境
人力资本产权化的实现就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现实经济组织中所享有的产权能够切实实现持续运作，而对人力资本产权化运作构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主要有三个：观念、制度、博弈。正是以上几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人力资本产权化的运作。
1.基于人之价值观念内在悖论的困境文明社会产生以来社会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越来越不允许把人看做物品，人力资本的概念似乎与人类追求自由的理想相冲突，特别是把人类看作可以通过投资而实现增值的财富，更是对某种根深蒂固价值观的根本违背。自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确立了其理论地位以来，在主流经济学观念中已经不再存在人力资本及其产权化的认知障碍。实际上，研究和运用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不仅不是对人价值的贬损，反而是对人内在价值的正确体认。然而，人力资本产权化又遭遇了另外一重障碍。尽管人力资本可以看作与物质资本相对的另外一种要素形式，但它们成为资本的依据显然不同，且两类资本的代表者一直处于博弈之中，在企业这样一个多种资本交错运作的空间中，两类资本演绎着对权力的争夺。因而，一方面，人力资本不存在物质资本那样完善的市场，其评价显然缺乏客观标准，人力资本的评估和确认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模型，这使人们对人力资本产权的价值存有一定疑虑。这也反映了人类本身的无知，即从部落社会演化而来的人类心智的发展跟不上市场经济特别是知识经济的需要，从而无法将物质资源与非物质技能纳入统一的价值体系。人类心智更倾向于接受物质的、有形的、可计量的、容易规定的东西，而拒绝非物质的、无形的、难以计量的东西。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实现其产权的过程中遭受到了双重妒忌，这也阻碍了良性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机制的形成。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并非所有的企业参与人都能提出人力资本产权主张，从而人力资本产权是在承认人力资本价值存在重大人际差异的前提下实现的，它内在地承认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不可避免地引发同一人群中的妒忌效应，即非持有人力资本人群对人力资本所有者所获产权的妒忌，人力资本产权的合法性在非持有人力资本人群那里被否定。
同时，物质资本所有者总是极力排斥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产权主张，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力资本所有者没有直接付出货币代价却与其共享企业产权是不公平的。这实际上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下物质资本逻辑主导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即尽管从社会基本文化价值观方面看，应当认可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从物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层面看，人的价值在强大的物质力量支配下又显得微不足道，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必须被纳入到资本增值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强力资本意志的逻辑之中。这种不同层面不同观念逻辑的分裂形成了明显的悖论，导致在企业组织内部实现人力资本产权困难重重。
2.基于权利博弈的困境人力资本产权是社会交换结构的产物。人力资本本身具有通过投资而形成的价值，而这样的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反映了人们在过去某个时间所作出的抉择，这无疑是人们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筹划，同时意味着这样做的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经济活动局限于那些能够从市场中得到的各种商品，同时他们还在直接消费与满足未来金钱或非金钱方面的愿望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抉择。这种抉择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跨期交换：人力资本投资意味着抑制了当前的生活消费，这部分被抑制了的消费通过社会网络转换为社会化的未来预期，将来包括消费在内的行动能力的扩展是这种预期所要实现的基本内容。人力资本得以产权化，便是这种预期实现的标志，从而人力资本产权无非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对价，这充分反映了市场经济交换的实质，正如亨利•勒帕日所言：“在一切社会抉择结构中，‘交换’乃是最有效的结构”，作为最有效社会结构的交换，无疑必须以产权的发生为最终结果。人力资本产权基于交换而产生，且必须在交换中得以实现，而人力资本产权实现过程中所需要的交换形式更加复杂，企业组织中人力资本产权的具体边界是在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动态博弈过程中得以确定的，这意味着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确认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在正式制度规定的运作范围内，人力资本产权能否得到具体实现取决于博弈过程，而人力资本产权性质本身对这个过程的结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毋庸置疑，控制权是一切权力的核心要素和特征，它能够确保产权中其他要素的实现，其中对产权人来说最具经济意义的显然就是剩余索取权，剩余索取权是经济产权的最终体现，也是最容易产生耗散的产权要素，而保护产权需要解决的往往就是产权耗散问题。任何产权都是一定社会制度结构约束下有关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力资本产权所要解决的就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如何在企业中协调生产经营活动并共享生产经营收益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人力资本产权有两个层面上的控制权问题：一是在企业产权层面，由于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物质资本所有者有可能共享对企业的控制权，那么人力资本产权与物质资本产权的性质并无本质区别，有可能在法律形式上同时表现为对企业拥有股东权，其内容可分为身份性质的控制决策权和财产性质的剩余索取权。此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人力资本所有者并不是从法律形式上享有公司股东权，而是在物质资本所有者名义上享有公司全部股东权的情况下，通过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契约安排，享有一定的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然而这种安排并未改变企业的基本治理结构，人力资本控制权在保障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疑问。二是在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安排层面，即人力资本投资者并非人力资本所有人及其家庭的情况下，投资人通过契约方式投资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最终形成的人力资本由于其与人身的不可分割性只能归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产权形式，这种人力资本产权的本质就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对其自身拥有的经他人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享有的产权。然而，此时人力资本投资者也有权从人力资本增值中分享一部分收益，人力资本所有者尽管对其人力资本享有完全的控制权，但必须把人力资本投资者可以分享的那部分视为对人力资本投资者的补偿。这个方面可能存在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对人力资本所有者而言，在未能作出补偿之前是否可以流动的问题，这关系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与个人人力资本产权保护问题；二是对人力资本投资者而言，如何补偿才算充分。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仅仅拥有人力资本的人通常被看做劳动者，他们在劳动关系中显然处于弱势地位，人力资本投资具有不可逆性和很大程度的专用性，往往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被锁定到某种行业或用途上，如果企业通过合约安排限制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流动权，那么就在事实上限制或否定了人力资本产权本身，这就是促使人力资本产权化陷入困境的现实情况。
3.基于承诺机制缺失的制度困境现代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传统的以人力资本投资与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为内核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无法支撑对现实的解释了，于是新的资本理论开始重视对人力资本与结构性资本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使用人力资本的经济组织必须重视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以建构人力资本产权正常运作机制，因为人力资本产权的破坏或贬损不符合该经济组织的利益。舒尔茨也曾指出，人力资本价值增长过程会给制度变迁造成压力，随之促进立法和法律的发展以调节和适应这种制度滞后的现象。而是否会因此产生确认并保护人力资本产权的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制度是系统、动态作用于经济生活的，单单一个或一类形式上正规的法律制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某种合意的产权结构的实现。合意的人力资本产权化显然需要相关承诺机制的保障，这种承诺可能来自国家，但更多来自企业组织中其他的博弈各方。关于承诺问题，谢普瑟（Shepsle）认为，一项承诺要构成可信承诺，要么是动机可信的，要么是强制可信的。在此基础上，一定的制度安排是可信承诺实现的基础和前提，而仅仅依赖合约各方口头保证的承诺是不可信的。至于人力资本产权化，涉及的主要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组织中其他博弈各方之间的关系，国家一般并不直接参与这种博弈关系。然而，安全的产权是确保一个国家经济绩效的关键，国家负有从整体上确保产权安全的责任，况且拥有强制性权力的国家本身就容易构成对产权的威胁，因此国家需要通过在整体上确立法治，从具体层面上扩充确保市场经济主体权利的制度安排，以此构成对产权保护的可信承诺。不过，在现有的企业组织法律框架下，国家对人力资本产权实现机制的建设只能通过许可方式而无法通过强制方式推进，因为对于何种人力资本建构何种形式与程度的产权安排本质上是一个私法领域的问题，国家权力不宜过分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加强的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契约实施机制与私人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设。然而，由于在这种多边博弈框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可动用的权力、组织及经济资源，很容易受到不公正对待。在这种情况下，当法律制度难以提供有效帮助时，人力资本所有者是否可以寄希望于自我实施机制来提供可信承诺呢？自我实施需要某种辅机制的支持，比如多边声誉机制与第三方私人治理结构。格雷夫研究了对11~12世纪活跃于地中海地区的马格里布商人之间关系进行治理的制度，这是一种以集体主义惩罚机制与集体内部信息充分流动为基础的自我实施制度，然而这种机制依赖于较小群体的共同交易网络，开放社会背景下显然无法建立类似的机制。第三方私人治理结构在我国这种市场经济发育时间较短、国家权力主导经济社会的环境下，暂时也很难有较大的作用空间。综上所述，缺乏有效的可信承诺机制是当前人力资本产权运作面临的主要障碍。
三、结语
第6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管理科学管理管理哲学化
管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需要应运而生的。总体来说，人类的管理经过本能、经验、科学三个阶段，而当下，正在由科学管理向哲学化进步。
一、从本能管理到科学管理
人类由聚居部族到城邦，最原始的管理，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供参考，主要依靠管理者的“悟性”和个人的地位与魅力。那个时候，大凡优秀一些的管理者通常被视为圣人，他们是“上帝”或者“道”的化身，他们凭借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开创了一些初始的管理理念，例如中国的“仁政”。东周“百家争鸣”的时候，诸子开始总结前人的智慧，本能管理已经进入了尾声，开始进入另一个时期——经验管理时期。
当人类积累一定管理经验的时候，借鉴前人经验成为管理智慧的主要来源，在这个阶段，管理者一般都精通历史，从历史中找到管理的得失和方法，《资治通鉴》也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但是，经验管理容易厚古薄今，而且经验毕竟是前人的经验，不可直接使用。更让人惋惜的是，中国的经验管理因循色彩和习惯都很浓重，以至于没有朝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
科学管理源起于西方的企业管理，经过工业化的催动从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到今天为止，从泰勒到德鲁克，管理科学已经成了一门内容丰富、使用范围广泛的科学。这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科学，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二、从科学管理向哲学化管理是大势所趋
科学管理思想是不是人类最好的管理理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中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的历史都看到这样的局限，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及以往的经济问题，印证了西方管理理论的局限甚至失败。
首先，科学止于人性。科学管理是以物质为基础的，原先的所说的科学层面的管理，其实都是单模块的“事”与“物”上的管理，如物流、财务、营销、生产、甚至人力资源的部分内容。当管理上升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科学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其次，科学管理是分专业的，是以相对特定的领域和静止的环境为前提的。科学管理系统，大多是方法和工具，而研究这些具体的方法与工具之间的关系、研究更高层的规律，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人和化无常，确立组织的根本规律，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辨模式了，这就是管理哲学。
当人类管理进入真正的“人本”时期，进入整体思维时期，进入不是对具体表象而是对规律加以研用的状态，就是管理的哲学化开始。管理的哲学化不是否定科学，相反，管理哲学化是以管理科学为基础的。
那么管理哲学研究什么呢，有人用企业文化来代替，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按照中国术语来说，管理哲学的内容起码应包括:立心、立制、立人，其中，立心为本。立心，就是确立企业的基本精神、性格、价值取向、基本思路，包括企业在若干问题上的决策依据，如:稳定与发展，合作与竞争，知与行，个体与团体等。这些问题与企业文化的理念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绝对的相等。立制，就是建立企业基本的运行模式与规则，尤其包括企业权利体系，这是企业运行的基础。立人，在企业是培养团队，在个人则是安身、立命、智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哲学轨迹
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直至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00-1930)，是以F•W泰罗、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主要把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引入企业管理，提高效率，但其实质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
它忽视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动精神的主体。这个时期，泰罗尽管侧重研究管理技术问题，但他却注意到了科学管理的本质问题。他认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某种哲学。”因此，有人把泰罗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学的管理论者。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30-1960)，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此外，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学科也日益与管理学相结合。在上述诸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管理方法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逻辑学、管理伦理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相继发展起来。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阶段的自然科学数量方法转向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辩方法，以探求管理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人文倾向。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1960-1980)，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管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哲学色彩大大加深。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1980-)，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在当今企业经济活动中，人是最宝贵的财富。许多发达的国家把聚集培养人才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生存发展的源泉。这就是说，在现代管理中，重视管理主体的价值，进而形成现代化管理的主导力量和核心，是现代化管理思想哲学倾向的重要方面。
四、中国式管理哲学
第7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米良认为，华东政法学院的院长何某及该院副教授李某主编的《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一书，大量抄袭了他的论文内容，侵犯了其著作权。为此，米良将何某、李某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经济损失共10万元。4月2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米良诉称，今年3月11日，他在书店购买了一本何某和李某主编的《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翻阅该书第八章时他发觉，其很多内容与自己发表的论文和编辑翻译的书的内容十分相似。于是，他把《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第八章越南法的内容，与自己论文《当代越南立法的历程》（载于《云南法学》2000年第一期），以及自己编辑和翻译出版的《越南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越南民法典》（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越南缅甸老挝先行法律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越南程序法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书进行核对。核对结果令米良十分惊讶，《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第八章第二、三、四、六、七节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直接抄袭他的著作而成，其他第一、五、八节中也引用了他著作的内容。《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第八章在使用米良的研究成果时，对一小部分内容进行了注释，但是绝大部分，并没有注明出处。比较严重的是，何某和李某并不是为了研究而合理地引用，而是直接抄袭。米良在《当代越南立法的历程》一文中对越南当代立法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其经过大量的研究、探求后形成的独家观点，但是何某和李某在引用时，非但没有注明出处，第二节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抄袭米良的论文而成。另外，两被告在该书附录部分的主要参考文献中，也没有注明原告的论文和书名。
此后，《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一书又更名为《亚洲七国法律发达史》于2004年5月在台湾出版，并在香港发行。
据此，米良认为，两被告的行为，是对其作品所拥有的著作权的严重侵害，两被告的行为，给他造成了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害。因此，米良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对其著作权的侵害；在国家级媒体及香港、台湾地区主流媒体上公开向其赔礼道歉；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人民币，经济损失7万元人民币。
中国法院网·王翁阳 魏文静
第8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消费者社会化理论
文化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方面进行的消费，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娱乐、旅游观光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对于正在汲取知识、储备能量的高校大学生而言，切实把握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现状，明晰他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掌握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因素，对更好地引导其开展文化消费具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消费者社会化理论中的家庭、同伴、大众媒体等外在变量因素对消费者进行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大学生消费者自身性别、年级、价值观念等内在变量，笔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图1）。
目前我国大学生文化消费的主要特点在于浅层化、消遣化、娱乐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均围绕影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行为进行展开。
H1：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浅层化、娱乐化倾向明显
H2：男性大学生会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图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级大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4：理工科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5：211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6a：与父母的沟通频率越高，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H6b：大学生在从事文化消费时受父母影响程度越高，他们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比例越高。
H7a：大学生接触媒体的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7b：大学生对媒体的认可程度与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显，“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设计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文化消费过程中是否呈现出浅层化、消遣化倾向，同时探索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研究采用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模型）进行研究。
关于家庭影响变量的设置，我们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调查问卷，选取其中部分题目，每个题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为基础，但为了避免中国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设置了6项，分别赋值为1-6。
对同伴影响的调查，研究则借鉴了Bearden 等人（1989）设计的“同龄人影响”问卷，从信息作用方面选取部分题目，每个题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关于媒体使用时间的测量，由于当代大学生主要接触网络等新媒体，甚少接触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以在调查中仅调查每天使用网络时间，每天使用时间分为6级，即0-0.5个小时，0.5-1个小时，1-2个小时，2-3个小时，3-4.5个小时，4.5个小时以上，分别赋值1-6。
对媒体的接受程度，借鉴了刘晖（2008）在消费社会化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并结合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对这些题项予以情景化，精选部分题目，以六分法来衡量。
在问卷设计完成后， 笔者以江苏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学生为对象开展了一次预调查。随后，对此次预调查进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检验，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题项，并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对问卷中最终题项的表达、题项排列顺序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最终的问卷调查于2013 年9月至2014年6月。我们选取了江苏省五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56份，回收率达95.6%。剔除因选项难以识别及审题问题造成的废卷，实际有效问卷876份，实际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6%。运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表1是此次调查中的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从这张表中，我们不难发现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级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验证相关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2）从高校类型及专业类型的比例分布来看，与此次调查中总体选取的高校实际情况基本相似。
表1：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表
（一）大学生文化消费结构分析。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相关计算公式，我们使用SPSS统计软件求得模型参数α、β，及各类消费项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总需求支出Ei（见表2）。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江苏省大学生的文化消费边际倾向为0.394。而在三大类文化消费项目的边际倾向中，娱乐消遣型消费最高（0.216），实用发展型消费最低（0.063）；在八种具体分类中，文化耐用品消费（0.115）、旅游观光消费（0.092）、娱乐衍生品消费（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验证了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呈现浅层化、娱乐化的状态。
表2：江苏省大学生文化消费ELES模型参数估计值
当然，尽管培训班消费及实用类书报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数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类文化消费的第一与第三位，但这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呈现出较低水平，也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当前“是否实用发展”虽然已成为大学生选择文化消费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学生对于实用发展型消费却更多地存在着“必需品”的不当观点，认为只要自身能达到一般水平就会心满意足，不会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动增多此类型文化消费的数量。换言之，假设H1成立。
（二）大学生个人因素的相关性检验。为更好地检验上文中提出的各项假设，此次研究将“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情况。同时，对各项因素包含的变量取均值后进行相关性分析。
经检验分析，性别变量在当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级变量在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效果也不显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访对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间，基本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级不同造成的影响；同时，年级变量与其他影响变量可能存在较强相关性，从而导致年级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的相关性变得不是十分显著。
另外，专业类型及高校类型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假设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分析发现，与父母沟通频率、受父母影响程度均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结合访谈调查数据，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与父母进行适度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这样会使他们自身更为关注自己的未来与发展，从而会更多地选择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2）当代大学生的父母大多为60后，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较为注重方法，所以，大学生更为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因此，假设H6a、H6b成立。
（四）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在0.05水平下进行双侧检
验，媒体接触时间变量的Pearson系数为-0.440，并呈显著水平。因此，该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H7a成立。但根据表4.7的数据，我们也发现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不存在显著负关系，假设H7b不成立，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结合与相关受访者的交谈，原因可总结如下：（1）目前，大学生一般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娱乐活动或休闲游戏，所以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其他文化消费的时间，尤其是从事课外培训、或阅读课外专业书籍的时间，从而导致他们在实用发展型消费上减少投入；（2）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就有错误，因此造成假设和实际检验出现偏差。
（五）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检验，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3），即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 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环境因素变量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相关性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主要结论。当代大学生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尽管会将“实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在实际消费时，浅层化、娱乐化的文化消费依然占据主流。尤其在生活费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娱乐休闲型的文化消费。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研究针对影响“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因素变得极为有意义。通过相关性检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经检验，性别、年级变量在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年龄分布过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间，样本间年级差异本身不是特别明显，或可能有其他强相关性变量。
专业类型、高校类型变量在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较为显著，为帮助大学生形成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消费观念，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家庭因素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父母与子女适度的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并且现代的父母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极为注重方法，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文化消费行为时更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
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时间。因此，媒体接触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但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则不存在显著负关系，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错误，从而造成偏差。
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观察模仿、从众心理不断发生，并对消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对策与建议。目前，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很多“90后”大学生形成了享乐、攀比的文化消费观念，将追求享受、从事无聊庸俗的低层次文化消费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费行为。据此，对于当代大学生自身而言，我们建议其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培养勤俭节约、艰苦务实的消费习惯。同时，建议当今大学生能减少使用网络进行游戏、娱乐的时间，而是将这些时间更多地花在与身边同伴的交流活动中来。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大学生会得到足够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费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适度的家庭交流与合理的引导方法，将会引导大学生选择更为务实有益的文化消费行为。我们建议父母要积极与自己的大学生子女进行交流，对他们在文化消费中存在的困惑进行答疑解难。
对于社会方面，我们建议媒体在广告中多进行一些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宣传。尽管在本次研究中，没有直接证明媒体态度与“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我们亦不能忽视目前各类广告还是以娱乐休闲型文化消费及文化耐用品消费的宣传为主。所以，媒体应注重广告的播放内容，肩负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永胜.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39-240.
[2] 朱伟.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17）：115-118.
第9篇：文化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游牧文化；乌桓；鲜卑；研究索引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张景明，《鲜卑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边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