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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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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论文

第1篇: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第2篇: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课堂讨论教学法是学生根据教师课前或者课上所提出的问题,在课堂上由学生分小组相互交流的看法、相互学习的一种方法。课堂讨论一般是以小组讨论为主,这就需要根据学生与教学情况进行分组,科学地分组,应该是人员搭配合理,划分学习小组要本着学生“学科互补、性格互补“的原则,组间同质、组内异质,每个学习小组以6人左右为宜。教师在分组时,须对“学生资源”宏观整合,对个别缺乏“火种”的“讨论贫困组”,要调动优秀人才进行“援助”,让各小组都真正讨论起来,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在划分小组后,需对组内成员进行分工,推选出组长、发言人、记录员等,明确各自职责,交流讨论中要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精神,群策群力,每个人都要认真听取他人的发言,也要准备自己的发言,力争让参加活动的学生都有表达见解的机会,小组成员的角色也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学生在交流讨论过程中一直处于主动地位,这样能很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二、选择好适当的时机,开展小组交流讨论

在高中化学课堂教学过程中,要选择好适当的时机,开展小组交流讨论。课堂讨论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机的选择与确定,那么何时进行课堂讨论才恰到好处呢?教师在课堂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抓住时机,把握火候,组织小组讨论,下面以学习同分异构体为例,谈交流讨论实际的选择。

三、在学习同分异构概念时展开讨论,有助于同分异构概念的内化

为充分发挥化学课堂讨论认知功能,教师在课前要有精心设计一系列能引起全体学生思考的问题,如:同分异构体的判断方法、特征,通过创设使学生在认识上产生茅盾与冲突的情境,让同分异构体的判断方法成为讨论的话题

四、在理解的疑难处展开讨论,有助于思想发展

教师设计出理解同分异构体概念的几种常见错误,通过小组交流讨论,突破难点。(1)相对份子质量相同、结构不同的化学物是否一定互为同分异构体?(不一定,如乙醇与甲酸相对分子质量都是46,但两者化学式不同,不属于同分异构踢)(2)组成元素相同或最简式相同的化合物是否互为同分异构体?不一定,如乙炔(C2H2)和苯(C6H6)的最简式、组成元素都相同,但不是同分异构体。再如,淀粉和纤维素都可以用(C6H10O5)n表示,但并不表示两者的化学式相同,式中的n值只有一个范围,并无定值,所以两者也不是同分异构体。

五、在解题策略的运用上展开讨论,有助于学会学习

同分异构体的书写是有机化学部分常考的一个题型,解答此类题时要运用好策略。通过小组交流讨论,得出根据有机物的化学式书写同分异构体的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判类别、写碳链、移位置、氢饱和。1.判类别根据有机物的分子组成判定其可能具有的类别异构即官能团易购。2.写碳链根据有机物的类别异构写出各类异构的可能的碳链结构(主链由长到短,支链有心到边),注意所写碳链不重复、不遗漏。3.移位置在各碳链上依次移动官能团的位置,有两个或更多的官能团时,先连上一个官能团,然后依次连上第二官能团。4.氢饱和根据碳原子的四价结构,碳原子的剩余价键氢原子饱和,即可得到所有同分异构体的结构简式。

六、把握化学课堂交流讨论中的“度”,教师要调和“众议”,合理作结

首先,交流讨论的问题数量要适量。用于讨论的问题必须是精挑细选的,能够引领学生突破教学重难点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如果一堂课中教师对问题不加筛选,过多地抛出问题让学生去讨论,学生自然会应接不暇,可能会产生厌倦感和思维惰性。那样教室里看起来热热闹闹,但学生实质上却没有能深入思考和认真交流。在小组交流讨论结束后,教者要及时总结,才可以让讨论给学生留下完整的印象。总结时,对探究深入、表达准确的个人和小组要予以表扬肯定;对于明显错误的观点,要委婉而明确地予以否定,但如果他们表现了乐于思考、团结协作精神时,对其精神仍应予以肯定。教师总结和点评要精心思考,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

七、结语

第3篇: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韩国;中国

“贸易便利化”泛指货物跨国界移动时,如何在确保在实现合法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控制,从而减少相关的成本,使效率达到最大化。“贸易便利化”一词在理解和运用上迄今尚无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该词通常被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机关和贸易商处理越境管理效率的组织所使用。

1WTO贸易便利化规则下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

①贸易不平衡。中韩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双方贸易逆差规模连年增长,以2008年1-5月为例,中国对韩进口466.4亿美元,出口291.8亿美元,双边贸易逆差达164.4亿美元。据相关数据统计,自1992年两国建交到2008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已达2900多亿美元,韩国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最多的国家。如此巨大的贸易对中韩贸易的合理健康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隐患。

②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及产业重点的差异,韩国向中国大量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资本及知识密集型产品,如技术附加值较高的通讯设备、高档家电、精密仪器、以及汽车机零配件,而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产品却主要是初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钢铁原材料、化工原材料、农业机械、重型机械以及诸如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据统计,2008中韩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电子产品142.2亿美元,中国对韩国出口电子产品仅86.9亿美元。正是由于双方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带来了贸易结构的不合理。

2WTO贸易便利化规则对中韩贸易的影响

①促进中韩贸易的发展。我国贸易便利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简化了贸易程序,减少了贸易往来中的纠纷,为我国赢得了许多商业机会。韩国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之间强烈的贸易往来需求为两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由于中韩两国贸易政策和经济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两国的贸易在近年来出现了较大的波动性。贸易便利化进程的推进,可以贸易往来中降低税务执行费用、服务费用、处理程序的时间成本、商业机会成本等各项交易成本,为韩国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出口,关税等提供良好的服务环境,并可降低贸易成本,提高效率。

②促进中韩贸易结构改善。贸易便利化下出台了一系列的新规则、新标准,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面对便利化的国际市场贸易环境,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根据新规则、新标准制定新的企业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我国经济才可能获得相应的发展。目前韩国企业对华投资目的正在并且已经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以内销为目的的服装加工业投资比重也在增加,中间产品也已成为中国对韩出口的主体。2008年中国对韩国出口的产品中中间产品位居第一位,占57.4%,增长2.4%,根据统计,我国从韩国进口的产品中中间产品由占2005年对韩进口产品的82%降到2008年的71.1%,同比下降了10.9%。可见,贸易便利化的实施对中韩贸易结构的改善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3贸易便利化条件下优化中韩贸易的对策

①改善双方贸易结构。要优化双方贸易结构,首先要拓宽贸易范围,实现出口商品的多元化。对中国而言,要注重加大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对韩国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打破“中国制造”的廉价印象,实现以质取胜,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乃至扩大市场份额。②扩大双方相互间的直接投资。由于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相对于2007年,2008、2009年韩国对华投资件数、规模和比重都有所下降。2008年韩国对华投资项目个数下降19.01%,实际投资下降7.89%,致使我国外贸出口企业收到了较大的影响,在2009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环境下,我国国应该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引导韩资根据产业结构和地区发展的需要,到东北地区、西北地区投资,加快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中国有实力的企业也要响应党的号召,全力实施“走出去”的策略,走到海外建厂,促进中韩贸易均衡发展。

③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强大比较优势的国家而言,要对参与国际分工做出战略上的调整,积极准备产业升级,大力提高科研投入,加强产学研合作与交流,致力于开展利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葛晶.中韩贸易中的互补与竞争[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6).

[2]赵云龙.中韩贸易发展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第4篇: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1.来华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近年来,来华留学生数量和生源国都保持着较快增长。2011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292611人,同比增长10.4%;2012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328330人,同比增长12.2%;2013年来华留学生总人数为356499人,同比增长8.6%。从2013年留学生生源数据来看,来自亚洲的留学生数量最多,来自泰国、哈萨克斯坦以及印度的留学生人数增长显著。按留学生国籍统计,2013年来华留学生人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韩国、美国、泰国、日本、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江南大学的来华留学生人数近些年来也是屡创新高;2011年在校留学生人数723人;2012年在校留学生人数772人;2013年在校留学生人数780人;2013年我校来华留学生规模在全国高校排名第128名,在江苏高校中排名第9名。

2.来华留学生结构层次不断改善。在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留学生的层次结构也在不断改善,学历留学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所占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2011年来华学历留学生人数为118837人,占留学生总人数的40.6%;2012年来华学历留学生人数为133509人,占留学生总人数的40.7%;2013年来华学历留学生人数为147890人,占留学生总人数的41.5%。而我校2011年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人数216人,占留学生总人数29.9%;2012年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人数238人,占留学生总人数30.8%;2013年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人数272人,占留学生总人数34.9%。

3.来华留学生专业结构相对集中。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增长和结构层次的持续改善,学历生所选择的专业结构也在改变。目前有西医、工科、文学、管理、经济、中医、法学、教育、艺术、理科、农科、历史、哲学等13学科招收留学生。其中留学生选择的主要专业学科为医学、工科、文学、管理和经济。江南大学凭借其在轻工领域(尤其是食品专业)的优势,来我校就读的留学生中以工科专业居多。2013年我校工科专业的留学生186人,占学历生总人数的68.4%;其中食品专业的留学生达114人,占学历生总人数的41.9%。我校管理学留学生人数仅次于工科专科,2013年管理学留学生人数达46人,占学历生总人数的16.9%。

4.来华留学生规模、层次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虽然近些年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和教育层次都有持续的提升,但仍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存在差距。①留学生规模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目前我国来华留学生数量仍远低于美国、英国、德围、法围、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外,来华留学生在全球留学生中所占比例较低。以美国为例,2013年美国国际学生人数为81.9644万,我国同期来华留学生人数为35.6499万,仅占美国同期留学生人数的43.5%。②来华留学生的教育层次相对于教育发达国家偏低,近年来,来华留学生中学历生的比例虽然在稳步提升,但与教育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2013年我国共接收专科生2004人、本科生105284人、硕士生30828人以及博士生9774人,学历生人数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41.5%;而2013年同期美国本科阶段学生340276人,研究生312447人,学历生在留学生中的比例高达80%。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1.沟通障碍与文化冲突问题。①沟通障碍:大多数来华留学生基本没有经过正规的汉语培训,来到中国后短时间内仍不能以汉语为沟通手段,这种沟通障碍造成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隔阂,对于不同文化的沟通交融有着很大的限制。②文化冲突:由于各国文化环境的差异,来华留学生与中国本土学生在价值观、、行为规范、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尤其是在理解中国国家政策和学校规章制度上,留学生很容易运用自身惯有思维模式去认知外来信息,在交流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认知上的偏差,最终导致矛盾的发生。

2.部分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学校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的个人综合素质不高,缺乏责任心,主要体现在主动服务意识不强,态度僵硬,办事拖拉,遇事相互推卸责任。此外大部分管理人员不会说英语,导致与留学生沟通困难,其中有些管理人员会存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无形中给留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3.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较为落后。随着来华留学生人数的日益增加,高校中留学生所就读专业院系和教育层次也越来越广,但大部分专业院系都没有设立专门的留学生管理岗位,在教育管理上基本照搬本国学生的管理制度和培养模式,因此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在专业院系层面上难以开展。这种教育管理模式因为忽略了留学生实际的文化背景等因素,使得对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教学效率普遍不高。

三、对我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1.在留学管理工作中要加强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留学生进行管理的前提就是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管理中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饮食习惯和语言禁忌;遇到管理上的问题决不能只是用规章条例来一味的“管”,要学会用理解的态度和他们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采取可行的解决方案。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信仰和宗教,存在文化差异,只有相互理解、不断沟通,才能化解文化冲突,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2.建立留学生突发事件预防机制和处理机制。①加强入学安全教育,组织留学生学习校纪、校规、教学管理规定等;定期安排公安部门出入境管理处来校宣讲我国法律、法规以及卫生检疫规定、签证办理程序等条例,让留学生从一开始就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预防留学生突发事件的发生。②建立校园预警机制,通过走留学生群众路线,和留学生打成一片,随时了解学生情况,一旦发现不好的苗头,立即进行沟通并处理。具体可通过以下途径:①通过留学生干部了解他们的动态。②与宿管工作人员定期沟通,了解在校留学生的情况。③丰富留学生的课余生活,通过引导其多参与“正能量活动”,减少留学生参加违纪、违规活动的可能性。③制订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设突发事件管理队伍,可在已有管理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留学生具体情况制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通过培训、进修等方式,建设具有专业化水平的突发事件处理队伍。

3.重视来华留学生教育,捋顺留学生管理思路。来华留学事业的发展,不仅仅关系到国家间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交流,也是大国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以及国家应给予来华留学更多政策上的扶植,才能进一步扩大来华留学生的规模;通过加大资助力度吸引更多的优秀外国学生来华,逐步提升学历留学生的比例,从而提高来华留学生的层次和质量。此外还要进一步梳理留学生管理思路:①建立学校层面的留学生管理协调机制,努力促进学校各管理部门间的协同创新。②完善整套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如学生签证管理、档案管理、学籍管理、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宿舍制度等。③在课程教育方面,要制订合理的课程与教学计划,使用合适的教材,建立留学生教育教学评价体系。④在对留学生的管理模式上,要坚持采用以教学管理为中心,行政管理为辅助的模式。

4.建设专业的留学生辅导员队伍。近年来,来华留学生规模、结构的变化给留学生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以往留学生办或外事处可以包揽从招生到离校全过程的日常行政管理以及教学工作,但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这个越来越庞大的留学生群体。留学生多与教师少,管理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与管理体制不顺、水平不高的矛盾日益凸显,“趋同化管理”成了当下很多高校采取的有效方式。将管理中国学生的辅导员制度引入到留学生管理中,在日常管理工作中留学生辅导员能更加贴近留学生,因此这也是目前被普遍认为最高效、也是最能体现对来华留学生人文关怀的一种管理模式。在新的形势下,建设留学生辅导员队伍是留管工作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的重要内容。辅导员给留学生留下的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留学生对学校乃至中国的印象。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留学生辅导员的作用,让留学生辅导员成为留学生和学校之间沟通的桥梁,让留学生辅导员成为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中坚力量。

第5篇: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早晨,我突然心血来潮,想起了我的老朋友李杰来了。于是便向爸爸再三请求,结果他败在了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下,他终于答应了。

兴高采烈的我很快吃完早饭,和爸爸妈妈一起坐上了凌志车出发了。三十分钟过后,我们到了塔利村李杰的住处。爸爸停下车,我下车后直奔向他的房间。没想到李杰也早有准备,穿好了轮滑鞋来迎接我,因为我答应他教他轮滑的。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他小心翼翼地走在平滑的瓷砖上,七倒八歪不时传来苦苦的叫声,摔跤了。只见他身子直直的,不弯腰、不屈膝。左脚抬了右脚不抬。难怪他要摔倒呢。我立即对他说:“脚抬、屈膝、弯腰!脚再高点!”李杰照着我的话在做,滑了一圈又一圈。没多久,他已是汗流浃背,衣服被汗水浸透。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他的轮滑技术才有所长进。

第6篇: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家庭则是儿童早期接触最多的生活场所之一,而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和互动是儿童社会化的起点。家庭教育对个体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家庭教育的个体社会化功能,家庭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通过家庭教育的个体社会化功能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教育应着重培养儿童以下几个方面:提升自我认知水平、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培育良好道德品质、培养社会角色认知、培养基本生活技能。具体说来即是家庭教育不仅有助于儿童习得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而且有助于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还有助于儿童锻炼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更有助于培养儿童正确的社会角色意识,从一个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

2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影响

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外,造成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弱化或不完善甚至是缺失,使孩子教育处于“真空”状态,这对儿童的生理、心理、人格以及社会化进程都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2.1适应不良

郝振等的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在社会适应性的得分上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儿童适应不良是缺乏安全感的外在表现。农村留守儿童一般在其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能在身边照顾,一般将其交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亲戚或朋友代为监护,由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与父母分离带来的分离感以及与监护人的隔阂感,容易使留守儿童在焦虑、敏感等的检出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即留守儿童相较非留守儿童更容易焦虑和敏感。留守儿童和父母相处时间减少,空间距离加大,渴望父母关怀、爱护等一系列的需要得不到及时的满足,导致留守儿童亲子依恋的安全性降低,相对非留守儿童更容易产生人格障碍,即容易形成攻击型人格或者是畏缩型人格,较难形成安全型的依恋。而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的研究表明,早期没有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缺乏对人最基本的信任,不能与人很好地相处,人际交往能力得不到锻炼,容易使他们产生人际关系障碍。由于人际信任度低,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人交往往往表现出退缩畏惧或目中无人,难以与人建立、维持稳定融洽的关系。从而使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适应不良行为,例如:退缩或冲动、内向孤僻、敏感多疑、人际关系紧张等问题。

2.2认知偏差

有研究表明,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在认知偏差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留守儿童的认知偏差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这种认知偏差首先体现在对自我认知方面存在偏差,由于长期缺少亲情关注,留守儿童难以进行合理的自我认定、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留守儿童大都有比较严重的自卑感,对自我的认知和评价更多集中于消极方面。另一个表现则是在生活中对事件的认知上,相比非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用消极的眼光看待事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会把不好的事情发生原因都归咎于自己身上。缺乏父母的引导、教育,加上自卑感,使得留守儿童在认知方面存在普遍偏差,不能相对客观地评价自己和看待问题,缺乏自信,做事缺乏主动性。

2.3学业成就不高

父母长期外出打工会对留守儿童的学习动机、学习过程和学习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等级为“优”的比例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而等级为“差”的比例又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也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不理想,在班级名列前茅的只占12.6%,处于中游的占63.6%,处于下游的占22.7%。以上研究结果都表明留守儿童的学业成就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从而导致农村整体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出现了农村学生自1990年以来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不断滑落的现象,进而影响我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

2.4难以形成亲社会行为

由于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隔两地,本身缺少清晰的榜样行为可供模仿,再加上没有父母对其亲社会行为进行及时的评价、奖励、强化和惩罚,使得留守儿童难以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质和形成正确的社会角色认知。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可预知,长此以往留守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将难以形成并转化为道德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当留守儿童在两难的道德情境下面临抉择和取舍时,当他们迫切需要一个道德知识的传授者、咨询者和道德行为的示范者时,他们却不得不面对的是有着陈旧观念、知识匮乏的监护人,不仅会引发留守儿童的困惑和内心冲突,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道德学习过程的受阻,使他们无法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和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

3家庭教育缺失的原因

3.1父母亲情缺失

儿童所有的情感之中,父母亲情是最基本,也是其他感情所不能替代的。但是随着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城市谋求更好的经济条件,造成的留守儿童从小便与父母分隔两地,由于时间、地域或是工作忙碌等原因,使得留守儿童同父母之间缺少必要的情感纽带,情感交流较少甚至几近于无。

3.2责任心不足

父母法律意识缺乏,责任心。有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以工作繁忙为理由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完全推给委托监护人以及学校老师身上,认为自己只需要满足留守儿童的经济需求就完成了自己的义务,照顾、督促和教育留守儿童是委托监护人和学校老师的责任,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教育子女行列之外,这是大多数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一大原因。

3.3教育观念和方式的滞后

据有关调查表明,在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中,大多数的留守儿童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作为祖辈存在代际隔阂,容易出现沟通障碍;作为委托监护人,本身就没有直接教育留守儿童的责任,教育尺度难以把握;另外留守儿童父母本身囿于自己知识水平不高、教育观念陈旧所限,又受到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不知不觉放松了对孩子的要求。

4对策

4.1家庭层面

4.1.1增强留守儿童父母的责任意识

增强留守儿童父母的教育责任意识。让其认识到将孩子扶养教育成人,不仅仅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也是一种社会美德的体现。因此,留守儿童父母应具备较好的教育责任意识,不能忽视家庭教育,甚至将教育子女的责任完全交给委托监护人或是学校老师,无论工作多忙碌都应该尽量抽出时间主动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

4.1.2加强留守儿童同父母的沟通

必须加强留守儿童同父母的情感交流。留守儿童父母应主动关心留守儿童,不仅仅是关注留守儿童经济方面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增强情感方面的交流和关怀,真正地关心留守儿童情感方面的需求,给予足够的亲情支持和解答儿童成长方面的困惑,不仅从物质层面尽量满足留守儿童的需求,更要从精神层面真正关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4.1.3革新教育观念和方式

无论是留守儿童父母还是委托监护人都应该有意识地通过不断的学习改善和提高教育子女的观念和方法,摒弃“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和粗暴的棍棒教育方式。留守儿童父母首先应当认识到读书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找工作。再一个教育方式也可以借鉴心理学行为主义强化理论的相关方法,当留守儿童习得或表现出一个有利的行为时,家长或委托监护人给予及时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增加这一行为发生的频率,表现出不当行为时,家长或委托监护人要及时制止,减少这一不当行为再次出现的频率,改变只批评不夸奖的教育方式。

4.2学校层面

4.2.1切实贯彻“家——校”交流制度

学校应针对留守儿童建立专门的档案,制定并贯彻落实“家——校”交流制度,对家长和委托监护人传授有效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再一个就是合理运用如手机、微信和网络等多种手段保证学校老师与家长、监护人的联系,以便老师和留守儿童父母或委托监护人都能准确而及时地了解和反馈留守儿童的心理动态。

4.2.2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

让更多的教师掌握心理学知识,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留守儿童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开设心理健康课程的方法,让学生掌握必备的心理知识,同时运用心理学中团体辅导的方法,以班级为单位成立留守儿童“互助小组”,让这些有着相同经历的留守儿童在一个理解、包容的环境中分享彼此的快乐和忧愁,交流他们成长中的困惑和疑虑,适时地让他们掌握一些积极悦纳自己和排解烦恼的方法。“互助小组”不仅可以丰富留守儿童的业余生活,而且还可以从共同的交往活动中培养和学会分享、互助和合作等意识和行为,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4.3社会层面

4.3.1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首先政府各职能部门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继续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机会,努力缩小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义务教育阶段教学质量的差距,切实保障农村留守儿童享有与城市儿童平等接受优质教育资源和服务的权利。再就是要把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教育工作纳入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中,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学业有教、亲情有护、安全有保。

4.3.2净化留守儿童外部教育环境

第7篇: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中部六省

2004年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旨在解决“中部塌陷”问题。为了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中部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已将推进农村信息化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了对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水平有一个科学的评价,为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笔者通过长期农村信息化工作实践研究,提出了一套农村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部六省水平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对比。

1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在参照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n的前提下,结合农村的实际进行设计,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系统性原则。从信息的传送到接收、消费的各个链条,系统考虑。二是全面性原则。在指标的构成上,全面考虑地区的经济基础、信息基础设施、信息终端设备、信息人力、信息消费等情况。三是普适性原则。所选择的指标必须适应对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村信息化的量度,且应符合农村的实际。四是尽量量化原则。即尽量通过大量统计数据支撑各项指标。

2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评价农村信息化水平,设计了5类指数、14个指标。5类包括经济基础指数,含3个指标;信息基础设施指数,含4个指标;信息终端设备指数,含3个指标;人力指数,含2个指标;信息利用指数,含2个指标(见表1)。

3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水平分析比较

中部六省2006年、2007年农村信息化水平加权平均值汇总见表2~4。

3.1总体水平

根据上述农村信息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全国及中部六省农村2006年、2007年2年数据的测算(以北京2006年数据作参照,即北京当年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数为100),结果表明:2007年全国大陆地区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数为50.66。中部六省中,山西为51.43,列第1位;湖北为44.45,列第2位;江西42.65,湖南42.03,安徽42.01,河南37.09,分列3,4,5,6位。山西之所以成为中部地区的领头羊,主要是“人力”和“信息利用”指数“帮了忙”,这2项指数分别达到13.03和15.16,均列中部第1位。河南列倒数第1位,主要是信息利用指数(其中主要是互联网普及率)“拉了后腿”,这项指数仅为6.09,不到山西的50%,也不及湖北的50%。中部地区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中部农村信息化呈塌陷之势(见表5)。

3.2发展速度

全国大陆地区农村信息化总体发展速度为19.67%(2007年与2006年比较)。中部地区发展速度最快的是江西,指数增长率为17.27%,第2位是湖南,增长率为15.47%;第3位是山西,增长率为14.47%。安徽增长率为13.57%,湖北增长率为11.49%,河南增长率为4.83%,分列4,5,6位(见表6)。

3.3分项评价

全国大陆地区2007年农村信息化5类分项指数分别是:经济实力4.03;基础设施5.60;终端设备12.64;人力11.63;信息利用15.14。其发展速度(与2006年比较)依次为18.18%,21.21%,16.20%,1.04%,43.37%。中部六省经济实力指数列第1、第2、第3位的是山西(3.54),湖北(3.35),河南(3.21),该指数六省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速度列前3位的分别是安徽(20.00%),湖北(19.64%)、河南(19.33%),山西和湖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指数列第1、第2、第3位的分别是安徽(7.15)、河南(6.94)、湖北(6.83),该指数六省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中部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积累;其指数增长速度前3位分别是湖北(23.73%)、江西(17.84%),湖南(17.74%),中部六省的增长速度只有湖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终端设备指数列前3位的是山西(12.95)、安徽(12.56)、江西(11.24),该指数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指数发展速度居前3位的是山西(9.56%)、安徽(5.55%)、江西(5.34%),六省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力指数居前3位的是山西(13.03),湖南(11.30),湖北(11.26),除山西外,其余五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指数发展速度最快的是山西((3.25%),其次是江西(1.17%),湖南((0.89%),六省只有山西和江西高于全国平均。信息利用指数位次依次为山西(15.16),湖北(12.22)、江西(11.42),湖南(10.84)、安徽(9.57),河南(6.09),六省只有山西略高于全国平均;指数发展速度依次为江西(59.05%),安徽(53.37%),湖南(50.56%)、山西(36.21%),湖北(30.00%),河南((3.40%),六省中江西、安徽、湖南三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6)。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由于经济实力不强,农民缺乏购买信息终端设备的能力(五省信息终端设备指数低于全国平均)。二是人力指数水平很低,发展速度缓慢,六省均未达到2位数,有些省还是负数。这说明农村信息化发展中人员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绝非一毗而就。三是信息利用指数增长速度较快,六省除河南外均达到2位数,这说明现代信息技术越来越受到农村用户的重视,发展越来越快。比如互联网应用指数是所有指标中增长最快的。

4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4.1中部‘.塌陷”

上述数据表明,中部六省不仅许多分项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水平也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没有一个省达到北京市50%的水平。这种情况与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中部地区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投人,不断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

4.2北强南弱

中部六省农村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处于北部的山西省农村信息化水平要强于其他南部五省,5个分项指数,山西省有4项指数位列中部第1位。中部相对落后省份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农村经济实力,以提高农村信息吸纳能力。

4.3手段落后

在中部农村,各省虽然电话、彩电等信息终端设备普及率较高,但电脑普及率很低,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六省2007年的电脑普及率分别是3.43,2.19,2.0,2.0,1.59,1.19,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8)。虽然目前在农村普及电脑并不现实,但在乡村建立信息示范站点,让农民就近享用现代化信息服务是可行的。另外,采用IPTV的形式,推进互联网进村人户,也是一种廉价、实用的信息人户解决方案。

第8篇: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河南济源454650)

摘要:后殖民理论研究殖民主义时期的许多社会问题。本文运用此理论分析了创作于英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文化殖民,鲁滨逊对土著人星期五的文化及精神改造的动机与过程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殖民者的本质。

关键词 :文化殖民;《鲁滨逊漂流记》;星期五;改造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5—0104—02

收稿日期:2013—11—28

作者简介:段海霞(1977— ),女,河南济源人。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与英语语言文学。

一、后殖民批评理论

在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中,后殖民理论被认为是非常流行、成果丰富、发展迅速的理论流派之一。它主要涉及殖民地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受欧洲国家如英、法、西班牙等所统治的殖民地以及把殖民地人民生活作为主题的殖民国家作者的文学作品。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之前的文学作品也成为其研究的内容。后殖民理论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80年代末达到高峰,它分析殖民主义时期的许多社会问题,包括在殖民统治下发展民族特色的困境、殖民地作家如何力图表现自己的文化特征、殖民地人民的知识如何服务于殖民者利益等等。[1]

殖民的形式有四种:土地殖民、经济殖民、技术殖民和文化殖民。本文从后殖民批评理论角度分析《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文化殖民。《鲁滨逊漂流记》发表于1719年,作者笛福(1660~1731)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小说主人公鲁滨逊勇敢坚韧、具有探索精神的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是英国资产阶级发展初期的代表人物,这部小说也被看作是一部探险小说和一面反映现实的镜子。[2]

二、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

如果鲁滨逊想在岛上建立殖民,他的统治者地位只有在拯救了来到荒岛上的星期五之后才能确立下来,这是他从一个早期的开拓者向一个殖民者转化的桥梁。[3]

鲁滨逊同星期五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复杂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一些解释。作者笛福对星期五的出现做了扭曲却生动的描述:“最后他又把头放在地上,靠近我的脚边,然后又像上次那样,把我的另一只脚放到他的头上,这样做之后,又向我做出各种姿势,表示顺从降服,愿终身做我的奴隶,为我效劳。”[4]这样的描述让人悲伤,它再次例证了欧洲中心论的特征,星期五为什么要表现出顺从和奴性呢?唯一答案就是他是个黑人。

鲁滨逊拯救星期五的过程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给他取名字这件事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殖民主义的思想观。为了给这个黑人进行所谓的教育,鲁滨逊给他取名“星期五”,给自己取名“主人”,这个情节让人想起作者在小说开始时提到的把鲁滨逊的德国名字“Kreutzaer”(十字架)改成“Crusoe”,这象征着鲁滨逊自己曾经生活在控制之下,现在轮到星期五了,这也是他给自己取名“主人”的原因。在此,作者采取了殖民者的一贯标准,即他们的文化,包括语言,比殖民地的文化要先进得多。为了把星期五改造成一个有用的、文明的奴隶,鲁滨逊开始用英语教他各种各样的知识。通过星期五,鲁滨逊开始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他不再是一个因船只失事而被困在荒岛上的人,而是一个殖民者或主人,他教授星期五的能力也很清晰地验证了他在岛上掌握一切复杂状况的能力。

鲁滨逊和星期五的关系反映了当时殖民者的心理需求,除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之外,他们还需要如亲戚那样的关系,因为他们感到孤独,他们需要殖民地人民的支持,所以,鲁滨逊把自己称作星期五的父亲。看到星期五和自己的父亲重逢时高兴的样子,他甚至有些嫉妒。他对星期五的称呼有很多种,如“野人”、“可怜的野人”、“我的星期五”、“可怜的诚实的家伙”、“忠诚的仆人”、“基督教徒”、“这个家伙”、“陪伴我度过悲伤和孤独的人”,这些字眼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星期五从一个野人到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变化。所有这些都表明作者同时代的西方人认为他们天生就比其他人优越,他们有权占领其他民族的土地和人民,并让他们完全服从于自己的需求。

三、鲁滨逊对星期五的文化改造

对于从后殖民理论角度分析《鲁滨逊漂流记》的批评家来说,星期五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鲁滨逊与星期五的关系上可以看到资本和劳力的关系,尤其是在过往200年的殖民史中。[5]

鲁滨逊用枪支和《圣经》征服土著人星期五的过程就是西方资本家用物质和精神文明进行海外殖民的缩影。殖民者总是通过武力来进行文化改革。鲁滨逊像耶稣一样拯救了快被欧洲先进武器杀掉的星期五,还把他带到森林,当着他的面杀了一只羊,又狠狠地照他脸上揍了一拳,结果星期五害怕了,跪在他面前求饶,甚至在几天之后连枪都不敢摸。

鲁滨逊为自己的武力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建立权威之后,他开始按步施行对星期五的改造计划。首先是生活方式,他命令他穿亚麻衣服、山羊皮短袖,吃炖煮的食物,喝牛奶,改掉吃生肉的习惯,并教他如何用枪。接着,他进行了更广泛的改革——文化改革,用上帝的圣灵和语言去开启星期五的心智,让他接受主人的语言和宗教。语言是文化改革的第一步,因为殖民者想要当地人臣服他们,首先得让他们明白指令。同时,因为当地人熟悉本地环境,只有在他们的帮助下,殖民才能发展起来。鲁滨逊教给他的第一个词是“主人”,然后是“是”、“不是”,显然,他的动机是让他明白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而且在他眼里,土著人是没有名字的,给星期五取名也表明了他作为殖民者对当地人的权力。

鲁滨逊用三年时间把星期五改造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殖民地教化当地人的传教热忱,也表明殖民者在完成了经济殖民和政治殖民后会关注文化殖民,以实现精神殖民。

星期五,一个想象出来的人,成为来自非西方文明的一个代表,他不仅彻底摒弃了自己的文化、宗教和语言,还全心全意地服从于基督文化,他对鲁滨逊的服从象征着美洲土著文化向基督文化的顺从。

四、鲁滨逊文化殖民的强化

在星期五出现之前,鲁滨逊完全靠自己的劳动生活,那时他算是一个劳动者,但现在他变成了一个主人,确切地说,一个殖民者。随着岛上人口的增多,鲁滨逊的文化殖民得到极大的强化。在他眼里,尽管星期五已经接受了欧洲的价值观,他还是一个奴隶,一个殖民者的下属。

鲁滨逊很享受星期五的劳动成果,他命令星期五种植谷类农作物,去捡拾他射死的水鸟,这些工作以前都是由狗做的。更重要的是,鲁滨逊很清楚地向星期五指明他有权命令他做任何事,包括要他的命。鲁滨逊把星期五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他认为他不仅从身体层面救了星期五,还从精神层面救了他。纵观西方资本家殖民化的历史,可以看出鲁滨逊对殖民地文化的态度是典型的殖民者的态度。由于星期五的到来和存在,鲁滨逊对岛的控制不再是假想的,当他们两个救了星期五的父亲和一个西班牙人后,鲁滨逊的主人地位更加稳固了。他要掌握对整个小岛的唯一统治权,一旦有人登岛,就立刻组织人力保护。即使返回英国之后,他还又回到过岛上视察,把岛上的土地租给新移民,并带去一些必需品。从他对待“落后”民族的态度和对领土的占有来看,鲁滨逊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者。

参考文献]

[1]罗世平.论《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殖民主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2).

[2]许建忠.《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殖民主义想象及其破坏力[J].北方文学,2010(6).

[3]房敏.论《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殖民行为[D].山东大学,2010.

第9篇:文化交流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国际英语大赛文化交流大使选拔赛,与时俱进,灵活多彩,五大技能,独创思辨性,民族文化特色

 

国际英语大赛文化交流大使选拔赛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与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的形式下,由国际英语大赛组委会和英语沙龙杂志社在全国发起的一项赛事。其涉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不亚于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ational English Contest for College Students 简称NECCS)和全国CCTV大赛。因而此赛事受到了全民的关注,尤其是全国各高校的大学生的重视。其宗旨不仅仅是通过大赛选拔出一批优秀的有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新人,更多的是想通过大赛,选拔出一批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以增进中外了解和友谊为使命的新人。正如大学生英语竞赛一样,国际英语大赛文化交流大使选拔赛不干扰正常教学,不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它是作为一种积极的第二课堂活动进行的,对英语教学起着一种良好的促进作用(李树德,2009)。总体而言,此类赛事能有效促进大学生英语水平的全面提升。此赛事包括大学组和成人组。下面,笔者就大学组的赛事做一评述。

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

在地球因全球化的加剧而得名“地球村”的今天,英语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国际舞台上学术思想的语言、科学研究的语言、技术发展的语言、国际贸易的语言以及各种娱乐和消遣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国际通用语。据统计,目前全世界试用“流利或合理的”英语的人口已多达十几亿与时俱进,占了全世界人口的1/5以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英语已不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的专有话语,而是已经成为了全球化下的国际通用语。然而,当我们在借助英语了解外部世界的璀璨之时,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作为华夏子孙的年轻的我们肩上有着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把中国,一个具五千年历史的华夏民族的世界文明古国的优秀灿烂的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来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推动中外交流的脚步,促进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国际英语大赛文化交流大使选拔赛的指导思想是紧跟时展的,是与时俱进的,附和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的论文格式。建立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交流大使选拔赛的目标也就成了:通过大赛,选拔出一批优秀的有英语语言运用能力的新人;选拔出一批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以增进中外了解和友谊为使命的新人。其终极目标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凭借英语语言的优势,汲取其他文化的精髓,丰富、充实本民族文化,即达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故为今用、洋为中用;通过交流,让不同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包容、相互学习、和平共处、共同繁荣,从而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

二、灵活多样的题型、丰富多彩的内容

1. 灵活多样的题型

国际英语大赛文化交流大使选拔赛题型灵活多样,有:即兴演讲(impromptu speech)、看图说话(picture description)、听力题(listening comprehension)、影视配音(dub for movie or television),和写作(writing)等。题型设置可以说是包含了听、说、读、写、译等五大技能的检测,能全面考察参赛者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符合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和考试改革精神,有助于激发大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热情,促进其英语水平的全面提高。各赛区的选拔赛可根据自身的特点、不同的赛程对其提供的题型进行筛选、改动。在云南赛区各高校组织的国际英语大赛文化交流大使选拔赛中,昆明学院和昆明理工大学两所高校的赛事受到了云南省教育厅的表彰。下表是国际英语大赛文化交流大使云南赛区昆明学院选拔赛的题型。

国际英语大赛文化交流大使云南赛区选拔赛(昆明学院赛区)

 

比赛项目(Items)

时间(Time)

要求(Requirement)

分值(Points)

得分 (Score)

1.自我介绍

Self-

introduction

1 minute

选手表现大方,介绍方式有特色、有创意

(natural and creative)

10分

10 points

 

2.根据所给材料回答问题

Questions & Answers

2 minutes

选手所答信息准确、全面(precise and comprehensive)

30分30 points

 

3.即兴演讲

Impromptu Speech

3 minutes

选手审题准确与时俱进,语言表达流畅、有条理、有见解;肢体语言运用恰当

(fluent, well-organized, with proper body language)

40分

40 points

 

4.才艺表演

Talent Show

1-2 minutes

选手表演到位,台风自然,有民族特色

(natural,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