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金融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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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一、当前金融机构内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的控制应按照决策系统、执行系统、监督反馈系统相互制衡的原则来设置，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完全达到这一要求。

首先，内控本身有其固有的局限，它要受成本效益原则限制。管理层在设置内部结构时，必然要权衡为强化内控而付出的成本和收益。银行在设计制度时受成本的制约，不可能是最好的内控制度，只能是恰当的制度，既要考虑设计的经济性，又要考虑执行时的效益性。如果某项设置投入多而当期并不能带来相应的效益，即使能强化内控，也很有可能会被放弃。

其次，部门之间相互割裂、相互抵触、牵制乏力的现象比较普遍。如会计部门不能制约资金组织部门的资金成本，有可能造成存款“唯量是图”，存款结构越来越不合理，与银行利润目标严重背离。很多银行上下级行各部门自成体系，各自为政，部门之间缺乏相互协调和监督功能。如按要求计划信息部门可以通过报表、项目电报等监督制约信贷部门，会计部门可以通过账表制约计划部门。但实际操作中无相互协调的责任机制，各部门之间的监督作用未能发挥，甚至出现了通过调整账表来隐瞒其它部门的违规行为，往往造成重大后果后才被发现。

2.银行内部授权授信的控制要求建立合理的以书面形式确认的授权授信制度，按照业务工作程序和授权，健全完善各种审批手续。各级主管要在授权的范围内实施管理，各项权力要在制衡的条件下正确使用。但实际情况往往并未如此。

目前银行采用的多是一级法人下的分支行长负责制，即银行内部的经营管理由行长负责。行长既是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又是企业法人代表；既是银行经营决策者，又是银行经营管理运作的执行人。法人治理结构基本上就是行长一个层次。内控中对领导干部的权力缺乏应有的控制机制。行长的个人决策行为、业务行为、责任行为没有操作性强的规范的制度制约。

3.按《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银行机构要建立起科学的银行计算机系统风险控制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点难以做到。

计算机等高新技术在银行业的广泛运用推动了其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风险，向内部控制工作提出了挑战。现行内控制度很大程度上已不能再适应计算机支持下的银行会计业务，带来诸如计算机技术员和会计业务员权责分工等一系列原内控制度所未涉及到的问题。会计部门缺乏既懂业务又懂微机的复合型管理人才，对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管理不得力。

4.内部稽核监督管理职能未能充分发挥。现行稽核制度下稽核部门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仅难以实施有效、及时的监督检查，难以真实地向上级行反映情况，而且难以严肃处理违规违纪问题。

稽核力量配备不足，人员素质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一些行不重视稽核工作，配备的稽核人员数量少，且有部分是兼职，造成执行者也是控制者的情况，加大了控制难度。

稽核频率偏低，覆盖面不够。稽核部门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全行的业务动作和经营状况，无法及时发现经营中存在的问题，也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意见。

5.现行会计内控制度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且加强会计结算与严格执行制度之间存在矛盾。

会计内控机制应由目标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组成，在内控目标下指导决策系统，制定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按照制度进行具体操作，由监督系统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决策系统，修改有关制度并实施，使得会计内控成为在目标指导下能自我完善、动态循环的有机系统。但许多银行机构以静止的眼光看待会计内控制度，没有认识到内控机制是一个动态系统，对内控中暴露出来的小问题不去主动纠正，不能做到防微杜渐，以至小错酿成大错。

近年来银行经营风险毕露，各行制定了很多旨在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的规章制度，但在一些行中；这些制度的可执行性及执行情况，连很多会计主管都表示怀疑，很大程度上成为应付上级行检查的一种摆设。并且大部分银行制定部门和执行部门不为同一部门，这本身是一项好的措施，但也带来一些弊端，制度制定部门仅考虑制定详尽的各项制度，以避免因内容不全需其承担的责任，有时全然不顾制度的可执行性；而有的制度执行部门对此索性不予以执行，造成有章不循，其结果比制度不全更为可怕。

银行业是服务行业，努力加强和改善银行会计结算服务，方便客户，吸收存款，扩大业务是无可厚非的，但现阶段仍存在银行间的无序竞争，使有些银行对客户过分迁就。如银行临柜人员对票据凭证审查稍严格一点，客户就要投诉，造成临柜人员不敢严格按制度对票据进行审查，尤其是忽视本行收款人账的票据凭证，银行潜在的风险很大。、加强金融机构内控的对策建议

在当前银行内控存在的问题中，有些是要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才能解决的，有些则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在目前可以克服的。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加强内控的对策建议：

1.银行要有严格的岗位分工和制定明确的工作职责，使各部门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能相互配合。

一是严格岗位分工，切实根据业务运作的实际要求，因事设岗，因岗定人，尽量做到分工合理。并实行行内岗位轮换和员工年假制等，使银行每个人员和每项业务都处于被监督、被检查范围之内；二是按照每一项业务至少必须有两个岗位或两人以上参与记录、核算和管理的要求，明确各岗位或员工在业务操作中的责权划分，按各自的工作性质、权限承担相应的工作责任；三是加强业务操作的事后检查，每项业务要求有一名业务主管或专门岗位对该项业务处理的整个流程进行综合把关和全过程的检查，确保各岗位按职责要求正确处理同一笔业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四是要做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相互促进工作。

2.健全银行授权审批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内控。

可借鉴国外的经验，设计一套控制资产风险的授权审批程序，使每一项交易有不同的人进行审查和批准，任何人的权限都是有限的。对各级行行领导的稽核，也可考虑在离任稽核的基础上加上任期稽核，由上级稽核部门执行。

3.加快内部控制方面的电子化建设，使其能够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

在银行业现代化、电子化的今天，不能以落后的手段去控制先进的业务，不能靠手工操作去检查计算机系统，必须掌握、运用先进的工具和手段，才能适应内部控制的需要。具体而言，一是要运用计算机对本行的各项业务活动进行检查；二是要建立起一套先进的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实现内部控制信息的快速、准确传递，用现代化手段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对本行的计算机系统进行监督检查，在计算机使用部门和管理部门建立授权明确、职责分明的多人多部门分工责任制及严格的核对检查制度，建立完善的文字记录制度。在软件开发中，业务处理程序设计时，要将制约、监督等风险控制功能融人其中，使操作人员必须按职责权限和有制约的规范的操作程序才能进入系统处理业务，防范技术风险和计算机犯罪。

4.创造条件，充分发挥稽核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能。

实行对法人代表负责的内部审计稽核管理制度，即建立总行审计稽核委员会作为稽核系统的最高组织，直接对总行行长负责；建立总行统一领导下的分支行总稽核负责制，直接对上一级审计稽核部门负责。充实稽核人员，不断提高稽核人员素质。安排熟悉金融法规和制度规定，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综合分析能力的人员从事稽核工作，并保证对其实施继续教育和培训，使其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能长期满足稽核工作的需要。

第2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作者按照“理论框架――运用机制――重点与难点――实际操作――对策措施”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思路，针对西部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中小企业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中小企业发展进行国际比较，提出了战略资本、中小企业集群战略、西部中小企业有效组织战略等观点，并根据西部实际情况，又提出发展西部资本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十点建议。本书从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人手，利用SWOT分析模型对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风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西部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最后提出了加快发展西部中小企业的对策和建议。其中不少观点比较新颖，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

针对西部中小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规模小，科技创新能力弱，管理难度大，人才匮乏，特别是面临金融环境、经营环境和发展软环境不良的挑战等问题，作者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作者指出，西部地区长时间形成的较差的信用环境影响了一部分中小企业经营者的诚信，合同欺诈、金融诈骗、赖账拖欠、出口骗税、虚假注册，导致一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究其原因，一是支持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的优良程度还不够，在税收政策、人才支持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分配方面，对中小企业存在着不平等待遇。二是社会化、法治化的信用征信制度亟待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则是既要奖励讲信用者，也要惩罚失信者。当前应加快建立社会化、法治化信用征信制度，让市场经济真正成为法治经济。三是法律保护不够，导致不平等竞争。地方政府往往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和大型企业轻中小企业的思想。社会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导致中小企业规模发展受到制约。四是贷款难已成为制约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商业银行对培育和发展中小企业重视不够，贷款过度向大企业、大客户集中；在营销上，存在“等政策到位，怕担风险，不积极营销”的思想，对中小企业贷款以存单、要求质押居多，而中小企业贷款往往缺乏抵押物。各地虽然陆续成立了担保公司，但担保体系尚未健全，担保公司的实力也很薄弱，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五是中小企业主目光短浅，素质低下，缺乏长远目标。一部分中小企业的管理理念、风格和方式过于粗放，家族式管理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差距甚大。六是西部地区政府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不够，缺乏一个统一的中小企业政府管理机构和完善的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中国西部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是章继刚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易其稿，反复修改而成的。在2005年1月，由美国普莱斯顿大学组织的博士论文答辩过程中，该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受到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同行评议专家的一致肯定，认为“论文选题符合中国西部大开发、解决‘三农’问题、改进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状况的需要，针对性强，有理论与实践意义。”之后，作者并没有满足已有的成就，对论文又进行反复修改，使本书内容更加完善。

第3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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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会计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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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维庆.税务会计在我国的发展应用研究.现代商业，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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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西南地区，农业乡镇，金融，对策建议

 

在当前世界环境压力不断增大、人们对健康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我国亟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低碳经济以及扩大内需完善经济增长结构。发展低碳经济、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经济除了传统的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外应通过发展金融和以金融为依托的产品、产业来实现。笔者耗时半年之久，对地处西南地区云南省水泄彝族乡和重庆市李市镇的金融和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西南地区乡镇金融发展的困境及其根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通过繁荣西南农村金融来促进西南农村经济的腾飞。

一、案例和数据来源说明

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四个省（市）。这四个省（市）地域相邻、气候相近、习俗趋同金融论文，广大农村乡镇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特色农业发达的村寨，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较高，没有特色农业而沿袭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较低。中国西南地区的农业乡镇多以丘陵为主，山多平地少、耕地坡度较大而且贫瘠、劳动生产率普遍低下。云南和贵州两省的农业乡镇存在人多地少劳务输出量小和隐性失业等现象。重庆市和四川省都是中国西部主要劳务输出省份，农村全劳动力多已外出务工，如重庆市江津区的油溪镇、白沙镇和李市镇的劳务输出率都在73%以上。水泄彝族乡是云南省内的一个偏远少数民族农业乡，全乡山高坡陡，谷大箐深，交通不便。2008年全乡的总户数为4705户，农业户达4229户，占总户数的90%。2008年全乡第一产业中的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产出分别为3105.42万元、2711.63万元、1535.56万元，共7352.61万元，一二三产业之比为：1.15：1：0.57小论文。二、三产业收入5801.94万元，一产业是二、三产业之和的1.267倍。李市镇是重庆市江津区下辖的一个镇，2008年全镇共有34248户人家金融论文，其中有23559为农业住户，农业住户占68.5%。第一产业27557万元、第二产业17626万元、第三产业30281万元。[②]李市镇还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型农业乡镇，劳务输出率高达73.4%。由以上可看出，水泄彝族乡和李市镇当属中国西南农业乡镇的典型。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访谈和电话调查三种方式了解情况和采集数据。问卷题目为《李市镇经济、金融发展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访户主的基本信息，家庭收入和支出，融资目的和途径、以及融资意愿、融资难易变化情况、金融对日常生活影响的感受等。问卷以户为单位，一户一份，共368份。问卷收发方式为现即发、即填、即收回。问卷涉及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的11个社村中的7个，这七个社村分别为：林家嘴社区一社和二社、两岔村、牌坊村、沙埂村、双河村、孔目村，其中五个村中的被访住户绝大多数不识字，问卷均以问答代填的方式完成。水泄彝族乡的调研方式主要通过走访和电话调查的方式进行。电话调查对象包括村民和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电话调查农户的样本为随机样本，样本总数共三十一户，随机抽出了咱咧村、啊波村、水泄村、啊林村、瓦厂村五个村寨。

二、中国西南地区农业乡镇金融发展现状

透过水泄彝族乡和李市镇这两个典型农业乡镇金融论文，可总结出中国西南地区农业乡镇金融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现象。

1．居民资金来源少，收入低

中国西南农业乡镇村民普遍资金来源少，收入不高。在中国西南地区发展特色农业的村民收入普遍较高，依靠传统农业生活的村民收入普遍较低。如农村居民占全乡人数96%的水泄彝族乡，2008年适宜种植和盛产泡核桃的箐田、马板河、马栗林、旧寨、啊林寨等十多个自然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多元。可是全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908元，不到盛产泡核桃地区的三分之一，低于大理州平均水平1171元，少于云南省平均水平1202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③]。李市镇农村居民同样以种植水稻、玉米等传统农作物为主。该镇是一个典型的劳务输出型乡镇，2008年末从业人数44345人，劳动力输出32543人，劳务输出率高达73.4%。全镇外出务工村民人均工资是当地收入的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779元。可是，依靠上班和从事商品零售业的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13082元金融论文，低于江津区346元、少于重庆市1286元、落后于全国2699元。[④]

2．居民多无融资概念，融资途径以民间为主

调查发现，水泄彝族乡和李市镇村民基本没有融资概念，部分机关工作人员对金融也比较陌生，不知融资为何物。在代填《李市镇经济、金融发展调查问卷》[⑤]时，问到需不需要融资时无人应答，只有把融资转换为借钱、周转资金后访谈才得以顺利进行。该现象在李市镇沙埂村和两岔村尤为明显。调查发现，村民融资一般通过民间渠道而不是金融机构小论文。问卷中回答融资途径为“亲戚朋友或同村人”的人数占了回答总数的65.3%。不愿到银行贷款的原因认为手续繁琐占32.8%，利息高占25.9%，限制条件多占24.1%。居民不愿到金融机构借贷的主要原因是民间融资成本小、利息少。问卷中认为民间融资不用支付利息占80%。

3．居民投资融资热情高，但融资难

尽管生活在西南边陲的乡村小镇，但许多村民也能紧跟时代的旋律，心中蕴藏着许多创业的火花和拥有较高的投融资热情。问卷中回答“您有了钱最想做什么？”，回答“投资办厂”的占56.5%；回答需要融资的人数占到72.5%。这充分说明西南地区乡镇居民融资需求和投融资热情比较高。融资目的为做生意的占40.3%、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占19.4%，其他多为建房、孩子上学和看病。虽然许多人需要融资金融论文，但普遍都认为融资比较难，调查问卷中回答融资很难的人数占45.3%、一般占39.6%，容易仅为6.6%，还有人回答“根本就贷不到款”。“贷款也是要讲关系的”在走访中有村民这样告诉笔者。问卷中回答与往年相比融资变难的人数占40.4%，没有变化的占50%，认为变容易的为9.6%。水泄彝族乡的一些青年有建设养殖厂、制砖厂、酿酒厂、食品加工和保鲜厂等很好的创业构想，但苦于资金匮乏和缺少勇气，这些创业的金点子仅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4．融资额度小，金融影响力不大

西南农业乡镇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融资额度普遍偏小。问卷中回答融资额度1000元及以下的占了50%，许多村民回答借钱数额为三五百元甚至几十元，目的仅仅以解生活中的燃眉之急。水泄彝族乡村民与李市镇情况相近，融资额度也普遍较小，除了孩子上学、生病、建房、娶亲和创业外一般融资额度都在1000元一下。居民还款时间观念也比较淡薄。在李市镇的村寨走访中有许多人回答还款时间是“有钱就还”。问卷中回答还款期限为一年的占42%、三个月至半年占26%、三个月之内占14%。在问及金融结构对生活影响时，42.2%的人认为没有影响，影响不大的为37.3%金融论文，较大的占20.3%。在水泄彝族乡的电话询问中8%的人认为没影响，65%的人认为影响不大，15%的人回答影响较大，12%的人认为影响很大。

5．货币化程度高，但金融对经济发展贡献率低

关于一国货币化程度指标应用比较广泛的是麦金农（1973）提出的广义货币量M2与名义GDP之比（M2/GDP）和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Financial Internal Ratio）即金融资产与名义GDP之比。M2/GDP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金融深化过程中的经济货币化水平，而FIR反映的是一国金融化过程中的经济金融化水平。本文用M2/GDP来衡量李市镇的货币化程度。考虑到李市镇金融不发达、M0不多，用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和存款余额之和代替M2[⑥]。从表1中可以看出李市镇金融深化过程中货币化程度并不低，近5年的平均货币化程度在90%以上，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太低，近5年平均比率不到12%，离75%的警戒线还很遥远，这充分说明西部农业乡镇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不够，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率比较低小论文。详见表1。

表1 李市镇2003—2008年金融和经济发展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42700

44336

51349

55481

70108

75464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41570

46602

54292

57368

58609

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5694

3964

5879

6478

6605

LM2/GDP（%）

 

 

106.60

98.48

108.45

91.07

86.42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

 

 

13.70

8.51

10.83

第5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面板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8-0008-05

一、引言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已有的文献中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根据计量方法的不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潜在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可分为跨国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Arestis 和Demetriade，1997）。

跨国回归方法的主要不足是不能够讨论数据的单整和协整特性，更不能够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对于时间序列研究来说，虽然能够确认因果关系的方向，能够把数据一阶单整性质考虑在估计方法中，但由于数据较短而得到不可靠结论的可能性（Pierse and Shell，1995）；最后面板数据为了控制上面两种方法可能的缺点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一考虑了增长的其他决定因素来避免由于缺失变量所造成的有偏估计；其二运用了工具变量法和GMM动态面板方法消除多重共线性；其三控制了不可观测的国家效应。然而他们却忽视了数据的单整特性。

针对GMM动态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没有考虑数据的单整和协整性质的不足，Christoponlous和Tsionas（2004） 在多变量VAR框架下运用面板数据单整和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对于他们所研究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Christoponlous和Tsionas发现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冉光和等（2006）基于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省级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部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Apergis等（2007）在Christoponlous和Tsionas的基础上，既考虑了发达国家又考察了发展中经济体，在采用多种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又结合动态最小二乘法的运用，得出的结论支持了在金融发展指标经济增长和一系列控制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同时也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

本文沿用上述的面板数据分析路径对中国西部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之所以选取西部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从理论意义方面来看，在国内金融体制尚不健全，金融部门还不能充分发挥其为经济配置资源功效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与金融获得了“同步”的发展（Chen HAO，2006）。同时，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注意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冉光和，2006）。因此，本文仅利用西部省级数据来检验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模型的设定和指标选取；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方法；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模型设定、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西部省级层面数据实证分析西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因为：（1）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水平在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省级数据包含了较多的有用信息；（2）Boyreau－Debray（2003）认为资本在中国省际之间流动的几率是比较小的，这就使得分析当地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意义的；（3）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分析由于序列期限较短而可能得到真实可靠的计量分析结果，同时，省级数据的使用不仅增加了金融发展指标选取的多元化，而且有效地扩充了样本大小。

（一）模型设定

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中，所用的实证模型都是大同小异（冉光和，2006）。本文计量模型设定的目的是为了考察西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根据内生金融理论并结合中国西部的具体实际，本文采用如下模型及方法来检测西部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yit=α0i+α1i Fit+α2i Xit+uit（1）

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uit为随机扰动项，服从独立同分布。

yit是i省t年的真实人均GDP的对数值，Fit表示金融发展指标，X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二）指标选取

1.经济增长变量。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中，经济增长变量大多采用真实人均GDP（King and Levine，1993；Apergis、Filippidis and Economidou，2007；Christopoulos and Tsionas，2004）。因此，本文以西部各省市真实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变量。

2.控制变量。本文采用大多数研究文献中普遍使用的变量，具体包括：（1）资本形成率，即西部各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与本省GDP的比值（Christopoulos and Tsionas，2004；冉光和，2006）；（2）通货膨胀率，即西部各省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减（Christopoulos and Tsionas，2004；冉光和，2006）。

3.金融发展指标。依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历程，本文选取如下三个指标来反映西部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层面：

（1）西部各省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其GDP的比重（用bank表示）。这一指标用来衡量银行部门的规模（Guariglia and Poncet，2007）。贷款余额占GDP的比值上升，反映了金融机构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力度，因此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2）各省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其GDP的比重（用savings表示）。这一指标排除了容易受中央政府的信贷政策影响的公司存款，Chen（2006）指出居民储蓄是基于居民自己的决定，与贷款相比，受中央政府政策的影响小的多。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的提高，更多的反映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也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孙力军，2007，p84）；

（3）各省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国内贷款与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份额的比率（用loan/budget表示）。中国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主要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预算对贷款的替代来实现的（Chen HAO，20006），这一指标主要反映了以市场化为主要目标取向的金融交易状况（Guariglia and Poncet，2007）。

三、计量方法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开始协整检验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察模型中的变量是平稳的还是非平稳的，即每个序列是否包含有单位根。Levin，Lin and Chu（1993）建立的LLC方法是面板单位根检验的早期版本，也是应用比较广泛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Im、Pesaran and Shin（1997）提出了异质面板数据（Heterogenous panel data）的单位根检验，简称IPS检验。IPS单位根检验与其他面板单位根检验相比存在较少的限制和更有效的优点。IPS检验的检验式为：

yi，t ＝ri yi，t－1＋a fij yi，t－j ＋zi，t g＋ei，t（2）

其中：yi，t代表模型中的每一个序列；zi，t是一系列包含固定效应或时间趋势的决定变量。IPS检验放松了各横截面时间序列的一阶自回归系数必须相同的这一约束条件，当拒绝了零假设时允许仍有一些纵剖面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即IPS检验的零假设是：

H0：ρi ＝0（i＝1，2，…，N）

备择假设：ρi ＜0（i＝1，2，…N1），ρi＝0（i＝Ni＋1，Ni＋2，…，N）。

IPS统计量在是对单个ADF检验平均的基础上构造了如下统计量，Im，Pesaran and Shin（2003）证明标准化后统计量渐进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二）面板协整检验

单整阶数确定后，运用面板协整方法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虽然近年来面板协整检验的理论研究文献众多，但是就如同Breitung and Pesaran（2005）指出的一样，“与面板单位根检验比较，面板协整检验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以本文采用由Pedroni（1999）提出的面板协整检验方法，是因为Gutierrez（2003）指出当T变大时，Pedroni检验比Kao（1999）和Larsson等（2001）检验更有效。Pedroni检验对不存在协整关系零假设的检验主要是通过计算假定协整回归的回归余项。Pedroni 以回归残差构造了七个统计量，其中前四个是用联合组内维度（within dimension）描述，记为Panel v－Statistic、Panel rho－Statistic、Panel PP－Statistic、Panel ADF－Statistic，这四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横截面具有相同的自回归系数，即原假设是H0：ai＝1（无协整关系）和备择假设H1：ai＝a＜1；另外三个用组间维度（between dimension）描述，记为Group rho－Statistic、Group PP－Statistic、Group ADF－Statistic，这三个统计量是假设不同的横截面具有不同的自回归系数，即备择假设为H1：ai＜1。

（三）面板协整估计

给定变量存在协整的情况下，本文运用Stock和Waston（1993）提出的动态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这种长期关系，主要是因为协整回归方程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由于内生变量和序列相关等问题会导致估计值有偏（Apergis，2007）。

四、实证结果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经济增长变量（人均GDP）、金融发展指标（bank、loan/budget和savings）和全部控制变量（资本形成总额、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值与一阶差分值进行了检验。从表1中可以看出，当所有的变量是水平值时，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但当取一阶差分之后，人均GDP和城乡居民储蓄与GDP之比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其他变量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所有的变量序列是以I（1）为特征的，有必要进一步验证是否确实存在协整关系。

（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

从表2中可以看出：当用银行规模指标来衡量西部金融发展水平时，组内统计量Panel v－Statistic和Panel rho－Statistic两个统计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而PanelPP－Statistic和Panel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统计量Group rho－Statistic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Group PP－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当用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国内贷款与预算内政府支出的比例指标来衡量西部金融发展水平时，组内统计量Panel v－Statistic和Panel rho－Statistic两个统计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 而PanelPP－Statistic和Panel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分别通过了10％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统计量Group rho－Statistic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Group PP－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当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指标来衡量西部金融发展水平时，组内统计量Panel v－Statistic和Panel rho－Statistic两个统计量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Panel PP－Statistic和Panel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分别通过了10％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组间统计量Group rho－Statistic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而Group PP－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Pedroni通过蒙特卡洛模拟发现，在小样本的条件下，组间统计量比组内统计量有更好的检验力度，而且在Pedroni 检验中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更好的小样本性质。因此，考虑到本文数据的小样本性质，所以本文的协整检验统计量中主要参照Panel ADF 和Group ADF 统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在由经济增长变量、金融发展变量和一系列控制变量所组成的系统的协整关系Pedroni 检验中， Panel ADF－Statistic和Group ADF－Statistic两个统计量都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因此可以判断出，在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与一系列控制变量之间拒绝了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三）面板协整估计结果

下一步就是对上述的协整关系进行估计。采用动态的OLS方法估计方程（1），就可以得到存在协整关系变量的动态OLS估计结果，见表3。

在表3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列，在协整回归方程中分别引入了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变量。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指标与GDP的比例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与预算内政府支出的比例指标两变量在协整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不仅是正的，而且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显示西部金融中介发展通过转移居民储蓄和国家贷款对国家预算内资金的代替两大途径来对西部经济增长产生正的积极的影响作用。然而，在协整回归方程中，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变量的估计系数是显著的负数。这意味着在我国由国有银行部门所主导的贷款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因此消极地影响着经济增长。另外，出现这一情况的解释是那些经济增长速度快的省份较少的依靠银行贷款，而是较多的依靠其他来源的资金。

在表3的第四列，在协整回归方程中同时引入了全部的三个金融发展指标。我们也得到同样的结果。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变量的系数在协整回归方程中是显著为负的，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GDP的比例和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内贷款与预算内政府支出的比例两变量在协整回归方程中，回归系数是正的，且分别在10％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

本文以综合了截面和时间序列两方面的数据信息的面板数据分析计量方法重新考察了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与大多数的跨国回归分析结论一致，本文发现西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长期和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国内贷款对国家预算内资金的代替和居民储蓄存款的转化来实现的。但是，西部贷款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显著地促进这一地区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贷款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以前有关中国的一些研究未能得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显著地促进作用的结论，主要是因为这些研究仅仅关注了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个侧面，即贷款规模的扩大，而忽略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其他更多的层面。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提升中国金融中介的效率显的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尤其是西部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中介组织必须实行更严格、更深入的改革将金融资源转化为我国经济增长更加有效的引擎。这就要求，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尽可能的转型为独立的商业银行，而且应该保证所有金融中介所做出的信贷决定都是基于纯粹的商业标准考虑的。加大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对金融资源的获取机会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就要求法律体系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而且，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应该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自身管理，明晰产权和法人制度，尽可能实现企业资金来源报告的透明和公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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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evin, A., Lin, C.F., 1993. Unit root tests in panel data: asymptotic and finite sample properties. Mimeo(September).

[5]Im, S.K., Pesaran, H.M., Shin, Y., 1997.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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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utierrez, L.,2003. On the Power of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s: A Monte Car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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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Shan, J. Z., & Morris, A. G. ,2002.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ad’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153-168.

[9]Shan, J. Z., Morris, A. G., & Sun, F. ,2001.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gg-and-chicken probl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44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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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eck, T., Levine, R., Loayza, N. ,2000. 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261-300.

[12]Luintel, K. B., and M. Khan (1999). A Quantitative Re-Assessment of the Finance-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a Multivariate VA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381-405.

[13]冉光和、李敬、熊德平、温涛，《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和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2）：102－111。

第6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中部，区域性战略投资者，优势

 

一、引言

所谓区域性战略投资者，作为本课题组提出的创新性概念，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招商引资，主要是指基于对地区的发展战略价值，特别是产业定位和产业选择的认同，以项目投资或金融投资等多元化融资模式为手段、以获取投资增值回报为目的、中长期投资于其所认可的区域产业或企业的区域性战略合作伙伴。它对某一区域投资的前提既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兼顾了对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产业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选择的认同，是建立在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战略投资。这就赋予了区域性战略投资者不同于一般性企业投资的特点：经济实力雄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中长期投资价值、产业链条长、产业关联度强、投资项目与地方产业规划、产业定位相吻合、对地方区域发展战略高度认同，等。

鉴于区域性战略投资者的显著特点，使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面临发展资金缺乏、产业结构调整滞缓、研发创新不足的中部地区而言，其意义更是突出。（有关此问题的分析，请参见魏丽华、冷宣荣在《求实》，《湖北社会科学》中的相关文章。）而相对全国其他区域板块而言，中部在吸引区域性战略投资者方面更是具有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引进具有投资的长期性、资本的战略性、科技的先导性、创新的前沿性等高端特征的区域性战略投资者经济学论文，对于加快中部崛起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部地区吸引区域性战略投资者的优势分析

（一）独特的区位优势是吸引区域性战略投资者的重要前提

区域性战略投资者进入某地区，区域优势是其考量的重要因素。中部六省地处我国腹地区域，具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地理特点。这种独特的桥梁纽带作用使其具备了促成东西联动、分享东西部共有发展成果的天然区位优势。无论是西部大开发中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东部产业的梯度转移，乃至横贯东西的城市群发展建设，中部都是必经之路。这一独特的区位既有利于中部与东、西部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利于其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对于促进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高端要素在全国范围的顺畅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的日益完善，以及沿海地区加快产业转移步伐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的不断增大，中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时空距离将大大缩短，其区位优势也将日益凸现。而这也无疑成为区域性战略投资者进入的重要前提。

（二）完善的产业体系是吸引区域性战略投资者的关键

区域性战略投资者谋划其全球战略布局的关键考量因素是产业发展的可承接性和可持续性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基于此角度，中部地区凭借其完善的产业基础，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成为吸引区域性战略投资者的首选之地。

首先，就第一产业而言，中部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粮、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以2008年数据为例，详见表1。

表1，2008中部各地区粮、棉、油、肉类总产量、位次及比重

 

地区

粮食

棉花

油料

肉类

总产量：

万吨

位次

比重：

%

总产量：

吨

位次

比重：

%

总产量：

吨

位次

比重：

%

总产量

万吨

位次

比重：

%

全国

52870.9

―

―

7491881

―

―

29528200

―

―

7279.50

―

―

山西

1028.0

20

1.94

106735

11

1.42

191185

25

0.65

63.3

24

0.87

安徽

3023.3

6

5.72

363496

6

4.85

2280332

5

7.72

343.9

9

4.72

江西

1958.1

12

3.7

111915

10

1.49

911919

10

3.09

260.3

13

3.58

河南

5365.5

1

10.15

650844

4

8.69

5053354

1

17.11

584.8

3

8.03

湖北

2227.2

10

4.21

513400

5

6.85

2857352

3

9.68

340.9

10

4.68

湖南

2805.0

9

5.31

246600

8

3.29

1337972

8

4.53

446.4

4

6.13

合计

16407.1

―

31.03

1992990

―

26.59

12632114

―

42.78

2039.6

第7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建立金融中心是西部经济、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需要。本文从区域金融中心的内涵出发，探讨西部建立金融中心的支撑条件，并对重庆、成都、西安的区位、经济能力、金融发展等基础条件比较分析，得出重庆是最适于建立西部金融中心的城市。

关键词：西部金融中心 支撑条件 对比分析

2009年继重庆率先提出打造“长江上游金融中心”之后，西安、成都也相继提出建设“西部区域金融中心”和“西南区域金融中心”，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之际，三城市逐鹿西部金融中心，反映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区域金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东中西的协调发展同样需要建设金融中心。

区域金融中心的内涵

区域金融中心是指在某一区域内有直接的腹地，金融机构聚集、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交易活动频繁，且能对区域经济产生极化和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按照区域金融中心业务特点可将其分为行政总部集聚型的金融中心、要素市场集聚型金融中心、结算型的金融中心以及综合类型的金融中心。

区域金融中心是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性的结果，是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资源等按市场原则在空间上自由转移和优化配置中形成的。构建集聚力和辐射力强、功能齐全的、带动能力显著的金融中心，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区位优势；二是经济实力雄厚，金融中心的建立要靠强大的经济能力来支撑；三是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配置金融资源；四是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五是金融人才，人才是建立金融中心重要的战略资源。其中区位优势、经济实力、金融发展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三大基础要素。

区域金融中心的支撑条件研究

西部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发展现状，建立金融中心的支撑条件除了区位优势、经济实力、完善的金融体系、人才以及政策的支撑外，还需要加大政府的推动力度，逐步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

（一）经济支撑

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要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做支撑。经济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繁荣的经济可以吸引大量的企业入驻，企业在交易的过程中既是资金的提供者，也是资金的需求者，资金的大量流动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二是发达繁荣的经济可以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与资金；三是经济越发达，要求与企业融资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机构越多，从而催生新的金融服务机构。

（二）完善的金融体系支撑

区域金融中心是金融机构的聚集高地，必须具备健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完善的金融体系。首先，完善金融市场。加强金融机构的聚集，借助西部开发、内陆开放的机遇，吸引国内外各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加速金融控股集团的组建，做大做强本地金融企业。增加金融机构的种类，加快发展新兴金融机构。完善要素市场，争取早日建成西部电子数据票据交易中心与西部证券交易所。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完善农村服务体系。建立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专项资金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完善法律法规，使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序进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多元化建设，设立多种资金有效利用的途径，为建立区域金融中心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和基础条件。

（三）金融人才的支撑

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需要大量高素质、创新型的人才做支撑。建立区域金融中心，加大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力度，创新金融人才的激励机制。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优势，切实加强金融教学和科研，对金融人才的培养机制进行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培养创新型金融人才。政府出台政策，搭建政府、高校和企业合作平台，探讨金融人才的培养机制，实现定向的人才培养，建立起金融“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四）电子信息技术的支撑

在信息化时代，区域金融中心的建立，必须强化电子信息技术的支撑，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引领作用。建立区域金融中心要不断利用信息技术对银行的业务流程进行再造，降低运作成本，提高效率，合理的利用和配置资源；完善信用、支付体系，利用信息技术降低银行业的风险，完善银行业风险管理体系；依靠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改变传统的服务渠道，降低资金的交易成本。建立区域金融中心，必须完善信息技术对保险业的支撑。加强信息安全建设，进一步拓展网络销售渠道。加强系统安全的建设，增加网上交易的安全度，网络销售渠道进一步完善；借助信息技术，探索新型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吸引客户；依靠信息技术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需要。

（五）政府推动的支撑

政府引导理论认为，金融中心形成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很关键，因为政府的推动和取向有助于金融体系的超前产生和发展，由此刺激经济的发展，政府供给政策和金融制度的变化往往处于先导地位。建立区域金融中心，必须依靠政府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发挥积极的作用。首先，降低对金融业的直接干预力度，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监管；其次，与时俱进，出台支持金融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与相配套的金融政策，制定鼓励金融创新，吸引高级金融人才及创新型人才的政策；第三，制定法律法规，完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法制环境。

（六）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支撑

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是西部建立金融中心的助推器。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促进与区外的交流与合作，扩展区域发展的视野，为建立区域金融中心提供支撑。信息化推进内陆经济的全面开放。以信息化克服区位劣势、突破地理空间的阻隔和时滞的差异，为内陆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内陆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方面。“引进来”是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结构升级；“走出去”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重庆、成都、西安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条件对比分析

（一）区位优势比较分析

由表1可知，重庆的综合区位优势是显著的。重庆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我国东西结合部，坐拥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上游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唯一拥有“水陆空”整体优势的大城市，区位优势明显。

（二）金融竞争力对比分析

由表2可知，重庆的贷款余额总量较大，说明重庆的资金实力、金融规模要大于成都与西安。存款余额影响一个地区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量，从而影响一个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重庆与成都差距不明显。重庆的保险市场发展领先于成都和西安。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以及保费收入可以体现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规模，因此重庆的金融规模具有竞争优势，成都、西安的金融规模竞争优势稍弱。

保险深度、金融贡献率、金融相关率用来反映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这三个指标都和GDP有关联，由于成都、西安的GDP总量小，因而相对GDP来说，各金融指标量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就偏高，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相对于该地区的经济来说，金融发展的水平高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

（三）经济能力比较分析

由表3可知，重庆、成都、西安比较，重庆的经济聚集度与成都、西安差距较大，但考虑重庆、四川、陕西，重庆的经济能力优势明显。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于一体，人口基数大，一直处于“小马拉大车”的状态，是相对于成都、西安的劣势。但是重庆总体的经济发展能力不逊于成都、西安。2009年重庆、成都、西安GDP生产总值分别提高了14.9%、14.7%、14.5%，重庆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2010年，重庆市GDP同比增长17%。2009年重庆地方财政收入1165.7亿元，增幅达21％。2010年重庆市财政收入突破1953.4亿元，增长67.6%，财政收入增幅在西部不可小视。

综上分析，重庆在区位、金融竞争力、经济能力总体具有优势，西部建立金融中心，重庆是最好的选择。借助两江新区、保税区、保税港区的机遇，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入驻重庆，尤其是惠普等结算中心的落户，为将重庆打造成结算金融中心奠定基础。重庆入选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对西部的发展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重庆要不失时机地筹建金融中心，形成经济金融发展的增长极，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解决西部开发中资金短缺的问题，所以重庆首先要建立筹资型的金融中心，吸引更多的资源、资金流入重庆，促进重庆经济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的发展。

重庆建立金融中心要分三步走：首先要形成辐射重庆市的金融中心。促进重庆市经济的发展，解决城乡发展二元结构的问题，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借助机遇，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鼓励引进发展各类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及创新型金融机构，促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带动库区、山区、农村的发展。其次形成辐射西部的金融中心。形成金融机构聚集的高地，加强与西部各省市的交流与合作。建立金融服务机制，开发辐射西部的数据处理软件。积极出台政策吸引国外大型金融机构，尤其是金融高级人才聚集西部。借鉴经验，完善要素市场。最后，形成与世界接轨的世界级金融中心。积极展开与国外企业的贸易合作，搭建跨国合作的平台，将重庆打造成一个与世界接轨的结算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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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德高（1951-），男，重庆人，重庆邮电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信息经济、区域经济。

第8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加入wto后,外资商业银行以经济区域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配置金融资源的模式对国有银行传统的以行政区域配置资源的模式形成了冲击,竞争的压力迫使国有银行加强区域间的协调与配合｡而我国东中西梯次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也对金融机构跨区域金融服务提出了要求｡但目前行政区划､地方利益､国有银行传统机构设置模式等方面的因素对建立区域间金融服务协调机制形成制约,亟需通过建立机制､搭建平台和完善各种服务手段来实现区域金融服务协调与互动,适应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凸现｡金融做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动力,建立跨区域的金融市场已是势在必行｡而如何立足于开放统一的区域金融市场,使金融机构根据区域间要素禀赋合理分工,形成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金融服务协调机制,是当前中央银行发展和国有金融企业改革的重要方面｡ 

 

一､跨区域金融服务需求及金融服务协调机制现状 

 

(一)在金融全面开放的新形势下,区域金融服务协调机制尚未建立 

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金融机构的业务对象以经济圈的形式聚集,其客户的业务范围､结算方式､关联企业均依存于特定的区域经济市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小股份制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从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城市甚至内地的经营策略顺应了当前的区域市场经济需要,其对行政区域划分色彩分明的国有银行经营格局形成了冲击和挑战｡由于市场没有行政区域的概念,故传统的行政政地域概念实际上是将生产要素和服务要素的循环切断,这将提高银行的发展成本｡行政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在金融服务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对撞｡围绕客户需求规模化､集约化趋势跨区域提供金融服务的问题凸现在中央银行和各国有商业银行面前｡ 

(二)金融机构尚未形成与我国区域发展规划相配套的服务机制 

区域经济是各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加快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按照我国依托中西部发展东部,发展东部带动中西部的区域发展战略,我国中西部地区正进入发展的黄金期和加速期,各种市场要素急需由东部向中西部流动｡而日前,由于机制的缺失,金融资源的配置反其道而行之,各种金融资源正加速由西向东流动,形成东部金融资源过剩而西部金融资源不足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区域发展政策效应｡ 

(三)在区域经济圈的形成过程中,区域金融服务市场的建设相对滞后 

我国幅员辽阔,在多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区域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金融格局｡各区域在资源禀赋等诸多方面优劣势差异明显､具有互补性,建立有效的市场配置机制可以实现区域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从区域经济理论上来说,金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而目前,我国区域国有银行间在金融服务上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与合作｡区域间金融机构更多地表现为竞争关系,行政壁垒､业务壁垒和政策壁垒较大程度存在着,即使同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也是单一项目上的低层次合作,能够促使跨区域金融资源有效流动的市场机制远末建立｡因此,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实现跨区域的金融服务,以体现效率的同时,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 

(四)行政区域内金融服务尚未建立有力的监管协调机制 

人民银行､银监会分设后,对金融业金融服务工作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职责一直未有明确规定,这一点上,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既存在着职能交叉又存在着管理真空,导致一定行政区域内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工作缺乏外部协调机制的有效制约,各金融机构间的统筹配合不够,服务效率和水平难以提高｡比如,在人民币管理､征信建设､反洗钱等服务工作上,各行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机制,工作合力不足｡ 

 

二､制约跨区域金融服务协调机制建设的主要障碍分析 

 

(一)国有商业银行按行政区域分工的模式不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 

目前,国有银行网点机构是接照省级行政区划被划分,每个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被严格限制在行政区划之内,这一局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有银行的跨区域服务能力｡相对而言,外资银行和一些股份制银行的地域幅射性较强,一些总部设在上海的外资企业,其经营范围也覆盖到华东,在财务管理集中化的要求之下,外资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站式服务｡而国有银行,在涉及到全国时,需要总行出面解决,决策路线长,协调难度大,服务效率就难免下降｡在解决跨区域金融服务问题上,国有商业银行在近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如果不改变国有银行按照行政区划分割的经营局面,由一些分行自发进行合作就只能在较低层次和一些零星项目上展开,而无法在整体上与外资银行进行竞争｡ 

(二)服务技术平台建设滞后成为制约国有银行跨区域服务的瓶颈 

多年来,分散的经营管理导致国有银行的技术平台不统一,基本的全国范围内的通存通兑都没有完全解决,各自为战的情况比较普遍｡

而且各金融机构分行间的考核竞争加剧了业务整合的难度,这也是最近几年工､农､中､建各大行都抓紧建设it中心的根本原因｡现在工行､中行等都在上海建立了地区数据中心,跨区域服务的技术问题正得到解决,但与外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服务资源的做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各国有商业银行不但在搭建高质量的服务技术平台上做的不够,而且对现有技术平台的利用也不充分,各自为政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在中央银行建成以大､小额支付系统为标志的现代化支付系统后,各国有商业银行仍坚持发展系统内的资金汇划系统,导致大､小额支付系统负载不足､资源闲置,形成服务设施的部门分割和资源浪费,降低了区域资金运转的效率｡ 

(三)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金融服务模式的搭建 

经济区域的形成是以市场为联系纽带的,跨越了行政建制和区划设置｡然而由于体制原因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在税收､投资及其它经济政策上存在分岐,人为地对区域经济形成了割裂,对区域间金融服务协调机制造成了影响｡表现为:一是待遇不平等｡各地政府在金融服务软､硬件环境的建设上存在重地方性金融机构,轻跨区域金融机构的问题｡二是发展不平衡｡比如,在银行卡等结算工具的推广使用上,各地方政府在用卡环境的搭建､优惠政策的落实等方面认识不同､投入不一,使区域间结算环境差异较大,影响了区域经济的融合｡特别是在反洗钱､征信建设等属于公共服务领域的金融服务协调机制的建设上,地方政府的态度不一｡三是区域间金融开放程序不够｡各地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对区域间的金融竞争存在片面认识,特别是对异地金融机构进入辖区发展高端业务持消极态度,地缘观念较浓,在预算单位账户开立､高端客户的争取上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协调机制在利益分配面前软化,阻碍了区域金融服务模式的搭建｡ 

三､完善跨区域金融服务协调机制的途径 

 

(一)中央银行要强力打造一个高效快捷的资金运转体系 

建立高效的支付清算系统,提高结算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地区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一方面大力推广同城票据清算系统,抓紧建设现代化文付清算系统,为推进中西部经济发展提供快速､高效､安全的资金清算服务｡另一方面牵头组织､协调有关部门为金融企业提供信息交流平台和基础公共网络,加快以网络银行､电子商务､移动银行､自助银行等创新金融产品为代表的电子银行系统的发展｡同时,适应要素跨区流动要求创新服务手段,推动跨区域票据结算合作,适应客户群在跨区,提供包括信贷､咨询和清算等在内的综合性融资服务｡ 

(二)突破国有银行按照行政区划分割的经营局面,建立国有银行跨区域金融服务体系 

一是在客户需求推动下,区内各分行加强业务合作与协调,通过策略合作或在总行牵头下为重点客户提供全面服务,通过加快业务的合作与协调来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二是逐步实现业务处理平台的区域集中｡跨区域的金融服务需要统一的技术平台未支撑,从数据的物理集中到客户信息的逻辑集中,跨区域金融业务平台是跨区金融服务得以实现的基础条件｡三是对传统的行政划分布局进行战略调整,严格按照区域经济合作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区划限制来配置银行的服务资源,建立起引导资源流动的区域性的银行经营管理架构｡ 

(三)大力扶持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地方金融资源在区域金融服务中的作用 

中央银行要把促进地方性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一是积极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组建农村合作银行,使之成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三是要加快推动城商行､城信社改革发展的步伐,以不良资产处置为突破口,把增资扩股作为切入点,加快不良资产处置速度,在资产质量提高,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城商行､城信社实现业务联合与资本联合,充分调动､整合､利用中西部地方金融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打造区域城市商业银行､城信社联合体,支持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支持中西部地方经济发展多作贡献｡ 

(四)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影响区域金融的政策障碍 

认真研究和探索区域经济范围内不同地区政府的利益共享机制问题,逐步弱化政府的经济决策职能,加强经济调节职能,由市场未决定利益分配办法､未决定资金流动,通过税收本地化或组成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来促进跨区域合作｡政府应减少对生产要素正常流动的阻碍性干预,营造与强化生产要素流动对地方长远利益的正面效应｡ 

第9篇：西部金融论文范文

关键词： 信用制度运行环境；评价体系；主成份分析；回归分析；省际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3-0012-07

一、文献综述

信用环境是一个由许多子系统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影响某一地区信用环境的因素很多，而且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相互作用会因地区的发展水平等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性。如何科学对其评价并探讨具体的改进策略，许多学者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郑克志（2003）提出建立以金融信用为主的区域信用评价体系的构想，设计了贷款比率、金融债务承债率、最佳信用区域和优质信用客户比率等定量指标，并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用状况、商品质量信誉状况和纳税信用状况等探讨了定性分析指标[1]。张淳清、曹加（2008）从多角度分析了影响社会信用环境的构成因素，例如经济、法律、文化、政府、产权和信息等[2]。张永（2010）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度和教育水平三个方面对社会信用环境的影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安徽省信用环境状况[3]。易传和、林英杰（2009）加入了失信惩戒力度这一因素考量了我国的信用环境[4]。秦振强（2006）等构建了区域信用环境的评价体系，以福建为例对区域信用环境进行综合评价，既选取了宏观的经济、金融等方面的指标，也选取了考量政府与企业的信用评价指标，采用打分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分别处理定量和定性指标，得出福建各市的信用环境得分[5]。

但总体而言，目前与信用环境评价相关的文献仍主要集中于对单个地区或省市的分析，在宏观上对我国信用环境的整体研究较少，在方法上，现有的文献主要运用的是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以及因子分析法①。本文则试图从定性分析入手，选取评价指标，建立社会信用环境的综合评价体系，再对国内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各地区信用环境的优劣，找出影响信用环境的关键因子，分析其信用环境的现状，为建设社会信用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二、信用环境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及指标体系构建

信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自下而上”即从局部到整体或从地方到国家的形成过程。需要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对不同地区信用环境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统筹兼顾，才能在总体上形成对中国信用环境科学有效的分析。

从东部和东北部各省市各地区金融环境的得分情况看③，总体排位相对靠前，金融业发展情况较好；而中部与西部地区呈交叉排列分布；表6显示东部地区金融环境区域平均得分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领先优势较为明显；而西部地区的整体金融环境要略优于中部地区，两者的各年分差在0.02左右，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从行政环境的得分和排名看③，东、中、西部各地区排名较分散，部分地区的排名波动较大；从表7地区平均得分与排名数据来看，中部六省排名平均得分最低，行政环境存在明显的发展不足，行政环境与东、西部地区存在明显差异。

从各省市自治区的信息技术环境得分和排名来看③，信息技术环境的得分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基本一致。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比较好，而比较偏远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广西等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排名比较落后。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持续展开，以及新疆等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很大的提高，对于信息技术建设投入比例也越来越大，排名在近几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并且随着新疆地区与中亚通商口岸的开放，与国外市场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促进了该地区的信息技术条件的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讲，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还是远远落后东部发达地区的水平。从表8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异。

从文化教育环境得分与排名情况来看③，该子环境的排名中依然与经济发展的状况相适应，但是与前面几个子环境状况对于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上有所减轻。由于中央政府对于教育政策的调整，尤其对西部地区教育扶植政策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文化教育环境与东部地区的差异性不是很大。西部地区中的陕西以及东部地区的辽宁等省份，排名处在全国的领先水平，一方面有政府对于教育扶持力度的加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高等学校的分布有关，这几个省份一般分布有很多著名高校，在科研水平以及成果上很有建树。而东部比较发达的山东等省份自身高校数量较少，人口众多，大学生比例小于众多中西部省份，但是随着政府对教育扶持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文化教育环境在近几年得到稳步提升。表9显示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差距逐渐减小，在2010年西部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超过了中部地区，并且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也越来越小，但从总体上来讲，东部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还是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各省市自治区在近几年的信用环境得分中排名差距很大，在各个子环境中北京、上海两个地区均处于总得分的前两名，并且远远领先于其他的地区（见表10）。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在信用环境的评分中处于全国落后状态，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④。随着国家对该地区的政策扶植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实施，硬件逐步完善，其信用环境会逐渐有所改善。东部地区的各省市信用环境排名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外市场的交往越来越多，东部地区的信用环境状况将得到持续的改善与发展。

对于东西部地区的信用环境协调发展，除了政府的资金扶持以及政策倾斜以外，借助民间资本的投资仍然是推动西部信用环境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应吸引发达地区民间资本投资于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通过这一途径不仅能够促进资本的有效流动并且对于西部地区信用环境建设的物质基础有很大的改善。同时通过资本的流动可以带动西部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使得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在一些公益事业比如教育等行业，国家应该继续加大投入，只有教育的发展才能带动西部地区国民素质的提高，才能给信用环境的发展提供很好的“软条件”。通过“软条件”和“硬条件”建设的协调发展，才能使信用环境得到健康有序发展。

四、对评价体系的回归检验与结论

以上从总体上得出各个子环境对信用环境的总体评价，下面将通过回归分析来测度每个子环境对总体信用环境影响的大小。

1.对各个子环境进行因子分析，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变量。根据主成分分析法选取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金融占GDP的比例、社保覆盖率、教育经费与在校人口的比例以及通讯覆盖率分别代表对应子环境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回归来测度对信用环境的影响。选择最直接的各地区不良贷款率来进行衡量，以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为BLOAN；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2。

分别运用tolerance值、White test及DurbinWaston值进行检验线性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线性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也就是说各个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拟合较好。并且模型通过F检验，发现F值显示不为零，因此，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同时，可决系数R2为0.84，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很高，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从表13可知，经济环境特征中的人均GDP（R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DINCOME）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BLOAN）在10%的显著水平下，人均GDP（RGDP）不显著，并且不能通过t检验，人均可支配收入（DINCOME）显著为负；金融环境特征中，金融占GDP的比例（FINAN）与不良贷款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行政环境特征中，社保覆盖率（SSE）与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在文化与教育特征中教育经费与在校学生比例（EDU）与不良贷款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负；信息技术特征中通讯覆盖率特征中通讯覆盖率（COMM）与被解释变量不良贷款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不显著，并且回归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

2.通过对国内省级区域信用子环境进行排序和差异性分析，发现在各子环境中，东部地区整体状况要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在具体的子环境中，东部地区优势差距呈缩小趋势。各地区子环境的排名情况如下：第一，经济环境与信息技术环境的排名相似度较高，东部地区有明显优势，而中部地区整体略优于西部地区，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信息技术推广程度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第二，在金融环境中，东部地区依然保持强势，而西部地区整体要略好于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中，宁夏省表现额外突出，其金融环境得分在2007～2010年均位列全国第六，这一方面得益于西部开发战略的支撑，金融资源配置的倾斜；另一方面也说明宁夏充分把握住了时机，抓紧金融领域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第三，在行政运行环境中，东中西部各地区的排名较分散，虽然从整体来看东部地区依然保持着领先，西部地区行政运行环境优化效果显著，而中部地区呈现一定的落差。第四，在信息技术环境中，东部地区得分领先，而地处偏远的西部地区信息化建设以及相关技术应用较为落后；第五，在教育环境中，东中西部均有省份进入排名的前十位，在2010年西部地区平均得分也首次超过了中部。最后，根据各子环境得分计算出的信用环境的得分，东部各省市有着明显的领先优势，中部和西部地区得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信用环境的建设是长远的系统工程。

注释：

①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在确定隶属度函数或计算对比矩阵的过程中缺乏统一标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子分析法在计算因子得分时，采用的是最小二乘法，此方法缺乏稳定性，在部分情况下会失效。

②主成分分析法（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PCA），主要通过构造初始指标的线性组合，获取新的综合指标，并且尽可能多地保持初始数据集的信息。它将初始数据集的坐标系统进行一个正交变换，构造一个新的坐标系统，使得所有初始数据投影的方差按大小依次落在坐标上，这个坐标就被称为主成分。主成分分析常用于多指标数据集的降维，同时保持数据集的对方差贡献最大的特征。这样一来，通过降维得到的综合指标保留了初始指标的主要信息，并且互不相关，有利于找到问题的主要矛盾。

③因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经济环境得分与排名情况，其余4个子环境的得分与排名情况略去，读者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④首先，该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第三产业以及第二产业落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很多地方仍然停留在农耕时期，经济发展落后；其次，该地区的教育体系以及交通网络体系落后，与外界接触较少，许多地方处于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状态，当今社会最主要的商业信用模式由于缺乏物质基础不能够很好的展开；第三，该地区金融行业发展状况非常落后，金融机构分布很少，导致地区信用环境的发展缺少第三方的支持，资金融通不能很好的展开，大部分的资金融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民间借贷的形式由于没有很好的信用保证，因此，只能以高于市场利率的形式进行，由于成本过高，导致资金归还的困难，使得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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