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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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一、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批判的基本思路

从哲学角度对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批判，并不是全盘否定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历史成就，而是在肯定近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巨大主体效应的同时，认真反思并深入地探讨了他产生严重的反主体效应(全球性问题)的深刻根源，为当代人解决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哲学对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批判，在其合理形式上，应是建设性的批判。

从哲学的高度对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做出建设性的批判，必须理清这样的思路:工业技术文明的本质是人类应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并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实践活动。既然工业技术文明的本质是实践的，这就表明工业技术文明活动必然是人类在某些观念原则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实现人类某种既定目标的实践活动。因此，工业技术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指导观念原则是重要的主体性前提。换言之，指导观念在先，工业技术文明成就在后，而且还与工业技术文明的反主体效应(全球性问题)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因果关联。简言之，人类在某种观念的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进行改造自然界的感性的工业技术文明活动带来了全球性问题。就此而论，导致全球性问题的根源，与其归咎于人类感性的工业技术文明活动，还不如归咎于长期指导这种感性活动的根本观念原则。因此，在批判性分析人类工业技术文明为何带来全球性问题这种消极后果时，既不是针对工业技术文明成果的批判，也不应批判科学技术，而必然是针对工业技术文明活动指导观念前提的批判。

二、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和科学技术观批判

根据上述的批判思路，对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哲学批判主题主要包含:近现代人与自然关系观和科学技术观的反思与重构。所以确定这两个批判主题，主要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人类工业技术文明活动的实质是改造自然界或者说是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那么物质变换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必定依照人类既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观和相应的科学技术观。因此，这两个观念对于工业技术文明的实现既定目标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意识条件，而且还是最基本的精神意识条件。其次，尽管这两个观念是工业技术文明最基本最重要的精神意识条件，但其合理性和正确性并不一定能防止工业技术文明活动的反主体效应，而这两个观念前提的偏差和虚妄性对产生工业技术文明活动的反主体效应后果则是确实的。事实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足以说明支配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这两方面的观念前提都存在着偏差和虚妄性。因此，观念前提的偏差和虚妄性才是全球性问题的根源。

(一)人与自然关系观的反思与重构

远古代时期，人类在神秘强大的自然面前处于屈从、被支配的地位。屈从和被支配是远古时代人与自然关系观的显著特征。但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日益增强，人类对自然畏惧和敬意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傲慢和敌视。征服自然、统治自然开始成为近代人与自然关系观的主旋律。这种征服和统治的观念自近代以来就在人们心中占据统治地位，构成了西方文明的精神基础，而且还成为了全世界效仿的模式。即使当前，这一观念依然是人与自然关系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无论人类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承认，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实质是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实际上是默认了人类根据自身利益而任意处置和占有任何自然物的权利，同时又消解了人类对于自然物质的存在与繁荣所必须应承担的义务。在此观念指导下的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必然是掠夺性和破坏性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西方以及世界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

毋庸置疑，人类是为了实现一个根本性的价值目标去创造和发展工业技术的文明的，这个目标就是:为了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善和提高，不断地从自然开发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其实，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不过是人类实现既定目标的基本手段而已。因此，近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只能从工业技术文明的实际效果与人类的根本价值目标实现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事实上，当且仅当在如下情形成立的前提下，上述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指导下的工业技术文明才不至于背离人类的根本的价值目标。第一，自然界中永远存在足够数量的自然资源可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第二，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物质无论是存在方式还是绝对数量都是相互对立互不影响的;第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受自然体系原有秩序变化的影响。结果非常明显，以上三种情况都严重违背了自然法则。首先，地球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人类可以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都是有上限的。其次，地球生态系统中各种自然物质都是处于相互依存、共存共荣的生态关联中。人类对自然界中某些物质的过度开发和利用，都会对其他自然物产生影响，甚至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再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物质自然同样是相互依存、共生共荣且密不可分。因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生态关系，决定了如果人类的活动对于自然物质造成的破坏同样会对人类自身的利益造成危害。所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是以与自然界进行平等物质交换为基础的，即人类在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那些物质资料的同时，还必须对自然界进行必要的物资补偿，以便人类与之交往的各种自然物质也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至此，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所依据的人与自然关系观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根本在于没有准确的把握人与自然以及各种自然物质之间的生态关联，高估了人的本质力量，错误认定了人类在人一自然生态系中的优越位置，从而赋予了人类可以不平等的对待自然界的权利。

在当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人类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但必须保持人一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的优越地位在于人类只是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能动主体，但绝不是征服者和统治者，人类有向自然界索取的权利，同时必须承担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因此，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摒弃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观，代之以在人与自然双向运动中谋求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并指导人与自然界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

(二)科学技术观的反思与重构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源泉，也是推动其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依据的科学技术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科学技术武器论。其实质是科学技术是人类佩剑是用于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武器。其二，科学技术幸福论或至善论。其核心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划等号，赋予其善的价值属性。这两种观点相结合只会把科学技术用于人类向自然索取，其实践后果就是对自然界猛烈进攻和肆意掠夺，同时严重限制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

虽然上述科学技术观由来已久，但其在认识上存在严重的偏颇。首先，上文曾论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类与自然界进行必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时必须像对待自己的朋友那样对待自然界，与自然界进行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和有补偿的物质交往，而不能把自然界当成自己的敌人，并对其不择手段地大加掠夺。其实，科学技术是人类与自然界的中介系统，是人类认识自然界和协调人与自然矛盾的工具。因此，把科学技术当作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武器，其虚妄性是非常明显的。其次，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与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类幸福等同，是对科学技术的本性的严重误解。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反映客观真理的知识体系，其本质是中立的，并不是先天具有善或恶的价值属性。科学技术幸福论或至善论的观点，显然是先天赋予科学技术善的价值属性，此外，人类的幸福与不幸也同样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和谐发展才是人类的真正的进步和幸福。总之，近代工业技术文明依据的科学技术观是严重脱离客观事实的错误观念。

为了当代人类实践摆脱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观念的束缚，对于传统科学技术观进行合理重构是十分重要的，科技观的重构应该明确如下几点:第一，对于科学技术本质的理解和其功能的定位必须以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存共荣的生态关联性为基础。因此，必须摒弃科学技术武器论的观念，科学技术不是人类佩剑也不应该成为人类刺向自然的征服之剑。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工具，他的本质和功能就是帮助人类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保持清醒的意识。科学技术中立的价值属性意味着其发展方向和应用目的是由使用者(人类)所规定的。这就提醒人类要时刻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其社会应用的价值动机，加强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社会控制、人文引导和伦理规范，认真评估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可能引发的多重后果。切不可重蹈科学技术至善论的覆辙放松对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社会控制。很显然，从科学技术中立的价值属性出发加强对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价值控制，对于人类合理解决和有效防止工业技术文明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工业技术文明的反主体效应根源的关注，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西方都广泛流行一种科学技术悲观主义的观点，把所有贡任都归源士科字技术本身，台足和拒绝一切科学技术。这种悲观主义观点是哲学不能赞同的。科学技术在价值上始终是中立的，本身无所谓善与恶，其使用目的完全有人类决定，拒绝一切科学技术，其实就是否定人类摆脱困境的一个必要条件。事实上，当代全球性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三、从哲学批判到全面审度，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启示

从哲学的高度去批判性分析人类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活动时，既要分析各种全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困境，但也不能忽略人类为解决这些问题和困境所进行的探索。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人类为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技术革命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一股技术创新的潮流，他有力地促进了各种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主要包括:信息处理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六大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其中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中心地位。新技术革命不仅给人类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奇的高科技产品，更重要的是给当代人类合理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深远的启示。

(一)新技术革命使得人类传统的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当代新技术革命通过发明和应用高新技术，引发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变革。可以说，传统的即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许多方面:第一，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得人类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意味着当代人可以开发更多的新资源用以代替传统资源，同时也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改善了生存环境。第二，新技术革命大大缩短技术更新的周期，从而有助于人们及时地淘汰效率过低或能耗过大的生产方式及其产品。第三，信息技术在工业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从人直接参与控制到程序化计算机执行控制的转变，不仅节省了人们的脑力和体力支出，而且还降低了实践的随意性，极大的提高了实践的可靠性。第四，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带动了产业的调整和革新，直接地引发了当代产业结构的变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开始逐步取代传统高能耗、重污染的产业。

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很多都是作为传统的工业技术实践模式的伴生物而出现的。既然新技术革命带动人类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实践模式的深刻变革，那么，他必然会，而且事实上已经对当代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直接地影响。现代高新技术对于合理有效地解决当代全球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当代人类实践领域中得到了具体的充分的印证。最近几十年来，人们通过大力发展上述六大领域的高新技术，已经使一系列严重地威胁着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给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带来了希望和曙光。

(二)新技术革命对全球性问题的合理有效解决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只有大力发展现代高新技术，才能合理有效的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并非发展和应用了现代高新技术，就一定能使当代全球性问题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高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方式必然受到人类价值目的的制约。虽然人们坚信高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性问题，但关键并不在于高新技术本身，而在于以什么目的运用，怎么运用?即使是同一项高新技术，人们既可以从和平的目的出发去发展和利用，也可以从战争的目的出发去发展和利用。明确了这一点，这种充分性就很明确了。另一方面，虽然人们通过应用现代高新技术使某些全球性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解决，但这种应用本身有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同样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某种威胁。首先是安全问题。高新技术的开发往往是都是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大科学项目，参与其中的企业众多，需要调用大量的新型设备和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集体攻关，这是一个庞大的高新技术系统，一个微小的零件出现故障或者一个小的操作失误就可能酿成灾难性的后果，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l21再有就是，高新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原子能的开发一定程度缓解了能源危机，但对于核废料处理的不当就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上述这两方面的问题的存在已经表明现代高新技术对于合理的解决全球性问题虽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这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合理有效地解决当前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没有新技术革命是根本不行的，但新技术也不是万能的。

(三)新技术革命的基本点和目标应是绿色科技创新

第2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关键词： 技术哲学兴起发展趋势

技术哲学作为技术领域中的理论思维，很自然地成为当代哲学流派中一支非常活跃的学科。技术哲学在当代迅速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世界范围掀起的反战、反核、反污染和保护环境的群众运动。反对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促使人们反思战争与技术、人与技术、人与生存环境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现代化，要求发展技术。发达国家要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同其他国家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这又涉及技术转移、技术引进、技术开发、技术评价和技术选择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必然会推动技术哲学的发展。

一、技术哲学的历史演进

对技术进行哲理性思考，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就有人论及"工巧"，即工匠的技能、技艺。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亚里土多德已有技术思想的萌芽，他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技艺与自然界的对应关系，认为技艺中有四种东西，即质料、形式、动力、目的，从而自然界也有这四种原因。古代由于条件所限，人们把技术理解成就是技巧、技艺，比较肤浅。

随着欧洲近代产业革命的完成，技术对工业文明的作用日益增强，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研究便成为时代的要求。这时从工艺学角度考察技术的专门研究开始增多，相继出版了一批技术发明史、工艺学方面的专著。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哲学家卡普出版了《技术哲学纲要》一书。在这部著作中，卡普提出了关于技术本质的"器官投影说"，认为技术是人类自身器官结构和功能变换为外部世界工具的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卡普被认为是系统的技术哲学奠基者，其《技术哲学纲要》一书的出版，被看作是技术哲学诞生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普《技术哲学纲要》出版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也进行了大量的哲学研究。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因》、《资本论》、《自然辩证法》、《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等著作中，对技术的本质、结构、发展规律、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应用的目的和结果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角度考察技术，构成了技术哲学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亦被认为是技术哲学的奠基者之一。

二、当代技术哲学的兴起

技术哲学的研究起源于欧洲，主要是德国和法国。本世纪中叶以来，技术哲学有了新的发展并形成了西欧、英美、苏联学派，他们都为技术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世纪30年代，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海德格尔以及雅斯贝尔斯等人，以当时正在盛行的胡塞尔现象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技术的本质和技术的社会机能，形成了技术哲学研究中的弗莱堡学派。概括起来，德国的技术哲学大致有四种倾向：工程科学、存在主义、社会人类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法国，技术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的历史发展及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侧重于技术伦理学的讨论。

在英国和美国，技术哲学产生于对技术所进行的社会学及历史方面的探讨。在美国，未来工业社会的管理问题激起人们对技术的哲学问题的广泛兴趣。讨论的问题包括技术哲学与价值、技术评价、技术发展的政治问题。197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关于技术史与技术哲学的国际性专题讨论会，对技术的概念、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结构、技术设计方法论和技术发展动力等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

苏联从本世纪60年代下半叶开始对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所提出的现代技术革命的特征是科学和技术融为一体的革命，即科学技术革命论。这是苏联对技术理论研究的突出成果，其重点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基本范畴、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

在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是自然物-技术物-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另一条是自然发展-技术发展-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将技术作为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对技术本身进行研究，后者则是把技术放到整个自然和社会系统中去考察。这两方面相互交叉使其理论渗透到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样，技术哲学作为技术领域中的理论思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迅速崛起，很自然地成为当代哲流中一支非常活跃的新兴学科。

三、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

技术愈发展，体系愈复杂，哲学就愈应当把技术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现在，哲学家如果轻视对技术规律性的研究，拒绝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哲学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与迅猛发展的技术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尚未建立，而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关于文化规范的概念正遭到猛烈的冲击。面对新形势和新课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下列观点：首先、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 其次、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订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再次、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能把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它的后果。最后、整个技术哲学，因为它是人文化的，所以不能把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为了解决技术进步中出现的大量现实问题，进一步实现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价值，对技术发展道路的研究已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针对不同的国家上述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对于发展中国家未来技术的发展道路问题，目前多数欧、美、日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模仿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他们认为，技术发展的道路决不是单一化的，人们完全可以在现代西方式的技术发展道路之外寻找到很多更好的"替换技术"道路。由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这就使他们面临着一个如何使自身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问题。这个结合决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问题，而往往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实践问题。鉴于这种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广泛的技术-社会文化研究，对这些国家摸索一条成功的技术发展道路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9。

[2]周昌忠：《科学思维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中山秀太郎(日)：《技术史入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4]星野芳郎(日)：《未来文明的原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85。

[5]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第3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关键词：新媒介；网络艺术；虚拟空间；网络技术

科技对艺术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技术的出现给艺术带来丰富的表现手段，使艺术思维得到延伸和扩展，解放了艺术家们长期封闭和空泛的灵感。而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艺术依托技术手段，艺术创作的主体往往难以理解技术缜密的逻辑，常常会变成一种人对技术特征的展示和解读，削弱了艺术本身。因此，在网络艺术设计中，应该纳入相应的技术元素，在技术作为技能和工具的同时，与艺术建立起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创造高水准的作品。

1 网络艺术发展中的阻力

技术对网络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对技术过多的参与艺术创作，需引起反思重视。目前的网络艺术过重的强调技术的主导地位，这种现象也是因为网络艺术发展尚不成熟的原因。技术人员专注于技术，但在参与设计中并不理解对技术所带来的表现形式。这样，技术的大力度参与会制约网络艺术进步和上涨的空间。我们必须在“技术大环境下”理智的认识到，技术力量要取消个体差异性，消除特殊性，建立和重塑一般规律性；而艺术则相反，应在技术中寻找创意、在秩序中摸索出新的表现形态，在常规和趋同中标榜个性才是艺术创造最终的原则和旨意。只有这样，网络艺术的发展才会创造出更多有思想观念的作品来。

盲目地依靠高科技手段去创造缺乏审美价值和内涵作品，或是一味地追随形式，而内容空洞，或是想开拓市场，这种创作态度和理念是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跟随，对于网络艺术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将是不利的。

2 技术在艺术创作中如何统筹

我们已经了解到网络艺术的发展会影响创作主体观念的改变。在艺术实践中，我们看到高科技媒介传达了许多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探索他们，你会发现都是技术力量和艺术家的创造完美结合。这也表明艺术家有足够的能力与智慧来驾驭这种新媒介，多媒体数字时代的网络艺术家需要有慷慨的艺术修养和协作精神，一个网络艺术家须具备的特殊才能，就是对生成网络艺术的计算机语言或软件工具的掌握，这决定了艺术家作品所能够达到的最终效果。

技术作为辅助参与和支持力量进入艺术世界，应根据其自身的科技形态的优势恰如其分地运用到艺术领域。一件网络艺术作品，如果技术的参与能带给人们特别的视觉感受，能引起关注，能带给人们对社会价值反思，或者带领人们走进其艺术世界，那么这样的作品，至少已经成功了一半。

3 网络艺术家们如何看待技术与艺术的问题

一件成功的艺术作品总是艺术与技术的至尊融合的结晶。艺术与技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实用艺术上，传统的手工艺美术设计和工业社会的设计都与技巧脱离不了关系。技术可以美化艺术的外在，也能制约艺术的展示，只有技术的发展趋于完美，才能简化艺术的外观。如果艺术形式比较自由，技术也显得精简成熟。

所有新的艺术形式都具有反传统的一面，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技术在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中有着共通的一面。当代艺术在经历过技术与艺术的“合一”，“分类”，再到“混用”。随之，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艺术完全脱离技术了。我们势必会不断“合并成”，并探索当代艺术拓展人类新艺术形式与内容的合二为一了。

20世纪中期的社会主义手工业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经济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引导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简而括之，艺术的发展不单是技术问题，而是与它的内在思想和外部相互作用有关。

此外，中国的艺术，最重要的是缺乏促进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观念和思想，它不止局限于审美观念，也包括整体文化需要新的生命力，否则它难以摆脱传统和现代缺失的僵持枯萎症状。人们之所以把“技术与艺术”混为一谈，那是他们在审美上没有走出历史，更不能充分发挥艺术的潜能。无论是技术的艺术也好，还是艺术的技术也好，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不清。艺术的本身与本质自艺术诞生之日从来没发生过改变的，只要我们仍然一如既往的追求艺术的本质，让艺术与技术的发展时刻保持对话并相融交织，同时能寻求本土化的艺术表达语言，进而开拓对当代艺术的全球化现象思考。我们便可以自信的大呼“让那技术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因为艺术有不可预知的不可预测性，我们谁也不知道未来一代艺术将以何种形式影响艺术格局。

[参考文献]

[1]许江，吴美纯.《非线性叙事：新媒体艺术与媒体艺术》.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

[2]廖祥忠.《数字艺术论》（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

[3]王强.《网络艺术的可能――现代科技革命与艺术的变革》.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

第4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关键词】贝克 风险社会 冲突 启示

“风险社会”可谓是对当代社会特征的典型概括，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出现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我国正处于“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①时期，文明的副作用急剧突显，社会的矛盾冲突复杂，既有迫切摆脱贫困窘境引发的冲突，又有工业发展带来的风险引发的冲突。为此，借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问诊当代中国的社会冲突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化解机制，提供了认识范式和理论资源。

博弈与政治：风险社会下的冲突及影响

乌尔里希・贝克见证了西方经济高速发展，但却带来现代性的断裂，使人们生活于“文明的火山”上，即“风险社会”之中。人们为了摆脱物质匮乏的困扰，高举科学技术之匙开启隐藏的社会财富源泉之门。但科技越发展，带来“有害副作用”就越大，大到产生了超乎人类想象力的破坏力量。因此，如何才能够避免、减弱、疏导“文明的副作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发达的现代性中，不仅仅要关心财富的生产、分配问题，更要关注技术―经济本身发展产生的问题。贝克认为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阶级问题占据主导，第二阶段生态问题占据主导，也即从第一现代性进入第二现代性。“工业或者工业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它是阶级的或社会问题至上的；在第二个阶段则是生态问题至上。……生态问题、劳动市场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在相互重叠而且很可能相互侵蚀。”②

与此相应的是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也更加复杂和多元。有因生产力发展不充分而产生的社会贫困和分配不足产生的冲突，又有因科技发展生产带来风险所引发的冲突，即“财富―分配”社会的社会问题冲突和“风险―分配”社会的问题冲突交织在一起，多种冲突相互重叠。发达的现代性所产生的风险已经成为彻底的社会问题，风险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在政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形成新的政治文化。

爆发新的社会运动。人们越来越警惕现代工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的副作用，工业生产中无形的、但又客观存在的副作用时时会成为一触即发的全球生态问题的导火索。于是，公众开始监督原本属于工业管理自主性领域的问题，如生产计划的细节、生产过程、能源的类型和废物的清理等。这些问题渐渐酝酿发酵成为政治问题，挑战政治民主。风险的威胁激发公众养成风险意识，集合起来发起激烈的抵制运动，从而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影响风险生产的相关企业决策，甚至成为政府决策时的烫手山芋。因关涉到的特殊议题和特殊情境不同，人们所组成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具有临时性。

形成新的政治动力。贝克认为，风险冲突已经形成新的政治动力，引起了权力博弈。如1998年，绿党（Greens）进入德国的施罗德政府时，就开始改变某些与风险定义相关的权力关系，召集过去被排斥的持相反意见的专家进入政府安全委员会，或提高可接受保险的水平，或强化至今未被重视的法律标准等。在风险社会中，公众抵制运动逐渐地改变了权力博弈的结构。也即，现代化的风险一旦被曝光，被公众认可，就会产生一种难以置信的政治动力。“实质的‘技术―经济’内容―比如污染的排放、核能的‘必要性’或者民用与军用产品的区别―被重塑为在政治上可延展的变量。”③昨天还被许可的事情，今天却变得寸步难行，比如化工厂的排放，军事技术的扩散等，冲突猝不及防地出现，具有了政治意义。但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实质上是挑战了社会根本的民主政治体制，使民主政治体制陷入两难困境中：或者对风险社会产生的危险置之不理，但可能带来社会的毁灭；或者对风险社会所引起的社会冲突让步，但却会改变根本的民主原则。

塑造新的政治文化。在反思性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反抗文明的副作用而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众抵制运动获得了社会和法律的承认。公众为维护个人的基本生态安全权利积极热情地参与政治，组织起自发团体或发起“新社会运动”，进而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中，科学、媒体和司法等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伴随着反思性现代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的冲突将把抗议的矛头对准科学，科学是风险的制造者。但科学又是风险的裁量者，要由科学来界定风险的定义、处置等。又由于公众缺少关于风险的专业知识，他们的认知极易受大众媒介的影响。如对垃圾中有毒物质的报道，一旦被置于头条，就会马上引起社会轰动，从而改变政治议程。但贝克提醒人们须警惕的是，这些媒体本身并不纯粹和客观，它们实际上还与经济、政治、法律以及资本勾结在一起。司法和媒体的公开性为公民参与保护自己权益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保障条件。在类似核反应堆技术和环境等问题上，专家和反专家的意见相互对峙无法协调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冲突被推上法庭，法官必须在这二者间作出裁决。风险带来的社会冲突也使得立法机构经常面临着被司法审查的局面，如是否、如何以及在哪里建立核电站等问题。

复杂与多元：风险社会下的冲突表现及化解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从更深层次来说，是对工业现代性的深层次制度危机的反思：是要继续现代化，使我们置身一个风险的社会中还是要停止对自然的开发，将我们置身于一个安全但却可能物质贫乏的世界之中？这个问题成为难解的现代性问题，因此，风险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将绵绵不绝。风险、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都会成为冲突形成的源泉。这些冲突主要集中在风险界定和风险处置两个方面。

风险界定的冲突。在风险的界定上，总是存在着现代性的主体和受现代性危害的主体间相互冲突和竞争，前者是风险的原因和策动者，后者是风险的后果和受害者。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利益，规避不利影响。一旦某一利益团体被界定为造成风险的原因，则批评的怒火就会象火山一样喷涌而来，成为公众声讨对象。而这些被界定为风险的制造者们则被迫仓惶应对，组织起来，走上法庭为自己辩白，并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提出其他造成风险的原因，这也是反思性现代化产生风险和冲突的动力。

贝克认为，风险界定的冲突表现了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间断裂。科学家力求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对待现代性产生的风险，不受任何社会价值判断的影响，甚至忽视了社会理性的作用。但是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冲突问题无法单单依靠科学理性来解决，还要依赖社会的价值和判断来约束科学技术发展。科学家对于风险的界定和风险安全的诊断只能基于猜想性的假设，科学家们无法回答和安慰公众对于风险产生的毁灭性后果的焦虑。科学理性需要社会理性。反之，社会理性也无法离开科学理性。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社会讨论和感知又有赖于科学的论证。没有科学论证和科学批判，公众的批评和焦虑是空洞的，公众甚至无法看到和感受到他们所批评和担忧的“不可见”的对象和事件。因此，贝克呼吁要把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相互统一和融合在一起。

风险处置的冲突。无论人们是否感知得到风险还是否认风险，风险都客观存在着，全球的风险社区已经形成。风险背后潜藏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冲突，如何处置风险成了各种各样社会冲突角力的中心。一方面，许多人因风险而利益而损，许多人又因风险而获利，产生了受风险折磨的人和得益于风险的人之间的敌对和冲突。这种冲突非常明确，只要界定了风险的可接受程度，风险所危及的患者和牺牲者的人数即可确定；只要确定清楚了风险的因果关系，则处于风险源头的公司和行业被推上被谴责的被告席。政治家们无力从根本上为风险负责，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通过解决某个事件来缓解压力。另一方面，风险的旁观者们看到了风险带来的市场机会，如化学家生产药物来医治公众所患的诸如过敏症之类的环境病，赚取市场利润。媒体向公众传播有关风险的知识，知识、媒体在风险的处置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大众媒体要传播风险知识和风险关涉到的利益集团试图控制媒体间的冲突和较量。换句话说，也即存在着生产风险定义和消费风险定义的人之间的对立。“系统地说，环境危险构成了一个冲突场域―总有失败者，但是也总有胜利者。污染者的利益、受害者的利益和拯救者的利益相互抵触。当危险和对这种冲突的普遍认识增长时，阻止和消除它的非常合法的兴趣同时也增长了。”④

风险冲突的化解。风险社会冲突的根本化解办法是消除风险，但却无法祛除。因此，贝克一方面主张自反性现代化，为科学装上刹车板，另一方面呼吁培养人们预期和承受风险能力。他试图构建一种理性的、反思性的科学，使科学反思过去的错误，发展一种替代性的科学。通过对自我概念进行实践上有效的改变，找到界定和避免不可预测性风险的标准，激活沉寂的科学理性。而社会科学家也可促进科学自我反思，鼓励科学从它自己所遭致的不成熟和看不到风险的命运中解放出来，为“释放出爆炸性力量的疾进的‘无人掌舵的’科技发展装上刹车和方向盘”⑤。

风险社会的来临意味着人们总要与风险生活在一起，如可致人类毁灭的核武器的威胁一直存在着，人们只能通过解释来转移因风险而激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因此，贝克认为，在当下，预期和承受风险的能力以及在个人生涯中和政治上处置危险的能力，拥有了重要的意义。培养人的预期和承受风险的能力成为风险社会下的一种必要的资格。如，我们如何面对危险的存在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我们该如何生活在现代风险社会？而过去传统工业社会所应付恐惧、不安全感的方式事实上已经失去其价值，要求现代社会的教育、医疗和政治制度等教会人们如何应付不安全感。在风险社会中，对恐惧和风险的处理能力的培养是教育制度的核心。

反思与理性：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当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也遭到了学者的质疑。实际上，现代社会的风险未使人们产生如贝克所形容的巨大焦虑感。他并没看到社会冲突的本质。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进步，是因为有两种冲突力量推动着。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冲突。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社会就进步。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社会就会打破这种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历史阶段前进。二是两种相互对立的阶级力量间的冲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力量战胜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阶级力量，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而现代社会发展并未超越这两种冲突，阶级依然存在，“阶级仍然一直是社会现实的关键的结构特征之一，它不可能消失”⑥。

但贝克目睹了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发展困境进行的反思现代性为我们洞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冲突问题提供独特的研究理路。中国的社会转型伴随着风险的全球化同步转型，中国又处于“压缩的现代化”时期，这也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社会冲突的化解也更为艰难。贝克对于风险社会下的社会冲突的分析也将为我国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冲突和问题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重视风险冲突的政治影响力。发达的现代性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风险的威胁和破坏力量迫使公众发起抵制运动和社会运动，爆发社会冲突，对政府决策形成巨大的压力，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正经历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的共时存在，这也使得我国的社会冲突和应对更加复杂。但很多地方政府并未充分重视风险的冲突，应对被动而仓促。从近年来全国多个地方出现的反PX项目事件，2013年广东省江门市鹤山核燃料项目下马事件中可见一斑。地方政府主观上非常迫切地希望通过上马这些大型项目来提高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对这些项目的安全性和技术性也做了充分估计，但是却低估了民众对这些项目安全的敏感性和焦虑，因而在应对上就显得非常地被动。民众发起的抵制运动迫使地方政府取消这些项目。因此，中国政府应重视风险冲突的政治影响力，做好充足的准备措施，完善地应对和化解冲突。

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贝克将对科学技术的副作用的反思视为对现代性本质的反思，认为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差别就在于对于发达的工业现代性之危险的反思的差距。而实际上从20世纪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对科技进步的价值产生怀疑，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形成批判科学技术思潮，其中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如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也使人们对科学技术产生极度的依赖，而对它的副作用缺少反思性、批判性，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因此，我们要反思和警惕科学技术发展的副作用，不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丽中国。

培养公众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贝克认为现达性所产生的风险已经全球化了，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疯牛病”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风险，城市内部社会发展失衡，城乡间的差距拉大等。面对社会风险，我国公众表现得焦虑、恐慌和非理性。因此，政府和个人应具备风险意识和理性应对风险的能力。“现代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着强大的反思能力的社会，……要求我们在反思中不断修正个体和群体的行为，要求政府及个人必须具有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⑦正如贝克所说，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医疗、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措施，增强政府和个人风险意识，化解对风险的焦虑，理性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即培育公众预期风险、承担风险和处置风险的能力。

（作者为五邑大学思政部党总支书记、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广东高校优秀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侨乡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WYM_0084）

【注释】

①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221页。

②④[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页，第134页。

③⑤[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94页，第223页。

⑥[英]派特・斯崔德姆：“风险社会中的认同和冲突”，丁开杰译，《与现实》，2004年第4期，第79页。

第5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互动装置艺术因其独特的媒体性、互动性、动力性之优势特点所产生的转换性、渗透性和参与性，打破了传统规则，以全新的有机整合思维与展示方式，将观众直接引入作品的体验之中，使艺术更走近人们的生活，通过直接参与和交流获得心灵触动，让观众沉浸在艺术与科技高度融合的探索中。

科学技术、设计艺术的联姻是新媒体互动装置艺术发展的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新媒体很多艺术装置能够达到以往达不到的效果，在技术方面，材料的更新使得以往很多装置不能达到的效果都己经显现出来，而且更好地呈现出一种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包括一些最新的纳米、硅晶材料运用到互动装置设计之中，更好地使得艺术与科技有了进一步的结合。近年来在国内的新媒体互动装置艺术发展很快，2014年“齐物等观：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展出了由22个国家和地区，65位艺术家及艺术家组合创作的58件作品，以及2012年“第三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等，系列探讨在技术时空建构的当代语境下对新型社会文化现象的认知及发展趋势，为国际前沿媒体艺术创作，论述与展示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但是，仍然可以看到一些理性装置艺术家对这种艺术形态未来的担忧；如受西方当代艺术影响而存在的先天不足和许多方面的滞后性、对高新技术的过分倚重导致的作品内涵的缺失；目前国内对交互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做的研究还比较少，装置艺术中的人机交互技术运用欠缺灵活，而在做人机交互科技成果展示时又缺少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还存在理论建设薄弱以及审美传播淡化、互动装置作品耗资巨大与政府、企业对接融合不足等问题。范迪安表示：“新媒体艺术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两个难题，一是新媒体艺术的教育在整个艺术教育的大系统中所占比例太少，人才培养依然显得单薄；二是社会大众对新媒体艺术的认知和理解不够，包括新媒体艺术的社会传播、市场效益的获得等还没有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有机系统。”人的思想与科学技术之间如何实现相互的转换、科学与艺术之间如何实现双重修养，如何创造出好的作品并得到参与者的认同与专家的认可，笔者认为新媒体艺术作品中存在的缺少艺术表现力以及人文缺失的问题而有必要进行反思。

1.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科学与艺术是新媒体互动装置艺术的两面，科学性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如果缺少了科学性的发展就很难在很长的时间去影响现代社会人类，也很难在这个新媒体艺术设计的领域有所突破，如果没有新意、没有人文体现，这门艺术设计的发展必将会滞后，所以，总的来说艺术与科技不断的结合才能带来跨越式的进步。在媒体时代，特别在媒体软件和硬件不断发展的时代，艺术如何借助媒体科技的力量同时又能体现艺术家的社会关怀，文化关切，能够使媒体艺术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对于社会公众在认知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此，对这种艺术形式冷静的分析，以及对它的未来发展进行全面的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对科技的盲目崇拜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随着科技手段的多样化，运用软件、动态环境建模、实时三维图形生成技术、立体显示和传感器技术激光、LED、烟雾等科技新成果，能够在展出空间营造出变换的场景、叠化的舞姿、迷幻的影像、充满张力的声音、如梦如幻的“光的现场”……等更新鲜的效果，给人们视觉、听觉 、触觉、嗅觉等感官立体感受。当然，这也导致不少作品几乎成为新技术和媒介的躯壳。如：作品“影子的互动”将人的轮廓扫描后转化成为电子图形，即屏幕上的电子影子，虚拟人影图像可根据电子影子的移动而进行互动了。以及发光交互装置、互动式虚拟水墙等作品，这是虚拟的图像赋予了生命的运动形态。但是，一旦脱离技术的支持或者是技术方面创新发展，作品就失去形式上的新奇刺激，就会变得毫无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高科技对新媒体互动装置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作品如何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起到鼓舞人与教育人的作用，避免艺术走向异化，这是当下重要的方面。

互动装置是艺术中一个新兴起的艺术类别，互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通过一种科学技术的支持才能够完成，新媒体综合材料语言，在视觉的呈现上是能够超过电视媒介与普通的印刷媒介的，因为具有互动性能够给受众最直观与最直接的感受，给人以震撼的视觉冲击力，互动装置其虚拟现实空间沉浸体验的艺术特点、感官沉浸体验的艺术特点等，感染参与者或以致沉醉，从这一方面上说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够达到的效果。但是，唯技术统治论，技术被神化和滥用，这必然会导致文化的话语权服从技术的威力。数字技术的本身不具备意识形态的意义，可是在先进的数字技术的带动下，最有可能被广泛传播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流行文化。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地球村的村民分享的不是有意义的信息资源，而是豪饮可口可乐、吃汉堡包、穿利维斯牛仔裤的图像。”一旦数字化传播广泛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习俗，强势将借助媒介将无孔不入的影响着弱势文化群体。法国社会学家雅克・艾鲁尔指出：“对于科学技术的执着追求才能够有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或者是一个技术中的佼佼者，但是这样有可能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一味去追求科学技术，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他们对于精神层面的忽视。”现在人们越来越依赖够炫够酷的高科技，反而离人的内心越来越遥远，我们必须警惕在物化的催眠中走向自我迷失、人格异化的泥淖。

2. 新媒体互动装置艺术的发展不能离开其深刻的思想内涵

互动装置艺术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较强的艺术形式，其新、奇、特的视觉冲击比其艺术形式更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反思，对于高科技时代艺术前景的困惑已成了当今时代潮流中人们面临的问题。易英在《西方艺术新论》序言中十分清晰地写到：“某些艺术形式如装置、行为等由于与传统绘画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而变得难以理解，看不懂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不接受这类艺术作品。在现实中，常常见到普通观众甚至一些专家学者对某些当代艺术作品进行指责攻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是应该责怪这些观众思想保守、胸襟狭隘、艺术修养差，还是应该责怪那些当代艺术家装神弄鬼、故作高深，对西方艺术不加消化就生搬硬套呢？这当中不仅涉及中国艺术家如何面对西方艺术的问题，还涉及一个更核心的问题，那就是：艺术是什么？不同的艺术观念可以决定一个人对于艺术的形式、内容、功能等方面完全不同的认识与理解。”要想达到文化与艺术的协调发展，是一个难题。

面对复杂的互动装置现象，更多的艺术学者开始站在文化的立场中重新审视。何桂彦在《什么是雕塑艺术的公共性》文章中强调“审美与思想层面对既有的僵化的审美趣味与文化权力话语展开批判”，我们可以引申为这里就涉及到互动装置艺术最核心的层面，即自身所体现出的艺术与思想价值。美国学者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指出：“技术自然主义强调媒介是人的生物性延伸，而不是人的社会性延伸。”丧失生命意义与人文关照的一味官能解放势必带来欲望的泛滥与信仰的消失。诚然，面对新媒介，尤其是跨领域转向的互动装置，我们既对通感时代的加速到来满怀期待，又难免陷入新技术、新观念所带来的人文忧思。例如：德国AOK健康保险公司所做的《吸烟者的肺》，用玻璃制作的透明“肺”里装上了烟头，顶部是一个烟灰缸的造型，同时可以向里面不断投入烟头，不断增长的烟头渐渐填满整个肺，受众的参与共同完成，装置的互动产生了，投烟头的人既是共同的完成者，同时也是受众直接性、感受性、参与性的现场形式，让观式吸烟者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入“透明肺”烟灰缸时，行为与受众者看到了一个吸烟者“真实的”、不断填满的肺，带来强烈的窒息感。又如：互动装置作品《五行》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家熟知的金、木、水、火、土的内容用新媒体、交互艺术与技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它的存在方式、表现形式与传统的造型艺术有本质区别。它运用声、光、电、信息等各种媒介进行艺术造型表现，这种造型的形式不一定是静态的，也不一定能触摸得到，但是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赋予了文化意义上深刻的内涵，艺术效果瞬间实现“情感―意识―认知”的转换，让人们沉浸其中，新媒体互动装置艺术的价值得以体现。

这是互动装置艺术作品的典例，让我们感到人文精神作为艺术之本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它的核心所在；这不仅要求创作者拥有专业的技术技能，还要求具有跨学科的知识技能，在科技、艺术创意、思想内涵、受众心理诸多方面有机融合；互动装置不再是一种装饰物品或者是单纯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是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结合。

第6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一、早期技术美学:形式上人性化设计和工效主义本质的对立

技术美学的早期萌芽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1857年，英国艺术理论家罗斯铿两次发表讲演，论述了艺术与效用的关系。他认为，工业艺术、日用艺术是艺术大厦的基石，这种艺术的基础是人的天赋、美与效用三位一体，艺术的主要任务是同工业技术相结合，产生效益，使国家变得光明，人们生活变得美好。罗斯铿还认为，机器生产不仅会毁灭艺术，而且摧残劳动者，把他们变成机器。他主张返回到手工劳动中。—这个结论自然是错误的。同一时期的美国建筑师和艺术家莫里斯则从工场劳动实践中探索技术和艺术结合之路，让工人们按照艺术家设计的图案制作地毯、壁纸、窗帘和器皿等。用这种壁纸和家具装饰的房间，很快成为当时美国的一种时尚。后来，这种生产模式发展成为机器工业生产中的艺术设计，又称“迪扎因”(design)。

Design之所以不叫设计或者图案，是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工业设计或者草图，而是指艺术化、新奇的、巧妙的、美的设计。在20世纪初的德国建筑学界，成立了工业和艺术的联盟，通过两者结合，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这个组织影响很大，近1000名艺术家、企业家、大学教师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加人其中，创办了许多展览会和设计竞赛。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有了培养工业艺术设计的学校，即“鲍豪斯，’(建筑之家)。这类学校教育，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探索工业生产中美的形式、科学原理和工效原则的统一。技术美学也在这时兴起。1944年12月，美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技术美学组织。艺术原理不仅应用于生活用品设计，而且进一步扩大到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设计。二战以后，捷克艺术家图奇内通过分析生产工具、机床和仪表的使用情况，根据劳动中人的身体参数、姿势、动作、生理特点和心理因素，设一计出工具、机床和工作舱室仪表、手柄、按钮、杠杆的最合理布局，使人在工作中动作最自然，效率最高，而身心疲劳程度又最小，这就产生了人体工程学。

人体工程学(El’gonolnica)，或者人体工艺学，来源于希腊语中erg洲(工作)和nomo。(规律)的组合，它是一种综合科学，是技术科学、心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研究人机系统中人的行为、条件怎样和技术相协调，从而把劳动条件、生产活动对人的神经系统和工作能力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比如，早期的飞机设计师在设计驾驶人员的操纵装置时，就是按照人的活动的身心特点设计的。手柄操纵杆有上下、前后、左右三个自由度，能围绕三个轴心转动。当飞机要升高时，驾驶员就把手柄拉向自己身旁;当飞机要降落时，则把手柄向外推;当飞机左右转弯时，手柄就向左右转动。这种操作符合运动逻辑和人的习’质心理，因而容易掌握，不易出差错。反之，在驾驶轮船时舵轮的转向和船的转向是相反的，这样的操作系统就要经过严格培训和适应练习才能熟练掌控。

人处在一定生产环境中，有最佳的人机和谐结构参数，它取决于人的身高、体重、心跳次数等。人体测量数据包括身高、手长、腿长、肩宽、人的体积、体重(质量)、体力和活动范围等，这些数据对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是不同的，在设计、制造产品时应符合使用对象的特征。劳动中的物质要素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形成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的其它物品。技术美学要求它们功用完善，又符合审美要求。这样构成人机系统，既可以减少体力耗费，提高劳动效率，又可以使劳动令人愉快，改变人们对劳动和生产的态度。人体工程学还研究生产环境中色、光、味、声等审美心理作用，布置色彩、照明、声音、气味、清洁卫生等协调和谐的环境，都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

回顾技术美学的兴起和发展，它起源于对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非人性化的反思。由于大量使用机器代替人的手工劳动，虽然在某些行业中减轻了人的体力耗费，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在生产过程中，人又不得不服从机器运动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人成为了机器的奴隶。工场手工劳动时代工艺操作的艺术性让位于科学和技术，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也抹杀了产品的个性。这一切都有着人被异化的色彩。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异化”是用来表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工人活劳动异己化的本质。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把属于自己的活劳动物化到自己生产的商品中去，使之对象化、客观化。“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周但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反比”。这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但在后来，西方者(如卢卡奇、沙夫、哥德曼)那里，异化成为理论的核心概念，批判异化劳动则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卢卡奇认为，科学技术被应用于生产过程，包括生产管理过程(如泰罗制)，生产者不仅在肉体能力上被异己化，而月_在精神(心理)上也受到操纵，成为客观生产体系的一部分，主体仿佛变成了消极的、非能动的旁观者，人被异化成机器{习。这是西方工业化中广泛存在的问题。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传统工业化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产生人口、资源、环境同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和谐。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后现代主义思潮从不同角度关注这个问题。进人信息化社会后，技术的人文关怀成为新的自然观和科学技术观的重要内容。

二、信息化和高技术的人性化

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基本上完成了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变。此时，美国社会学家奈斯比特首先提出了高技术的“人性方面”。相对于高技术而言，传统技术是一种“强迫性技术”，它迫使人们服从机器快节奏运转，集中上班工作的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家庭消费同一种商品。但在高技术条件下，由于电脑和网络的广泛使用，不少人又可以重新选择在家里工作;但同时，又可以满足人们聚会、交流情感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愿望。电视技术、避孕技术、医疗技术满足了人们诸多方面情感生活的需要。计算机还解放了人们的繁重劳动，使人们能更快更好地从事学习和创造。奈斯比特说:“我们周围的高技术越多，就越需要人们深厚情感。那就是为什么提倡既有纪律又有责任的人的潜能运动是高技术和深厚情感的方程式中至关紧要的一部分。发掘人的潜能，我们参与人种的进化工作。我们发展内在知识、智慧，也许是我们技术探索指出的方向所需要的乙”“高技术和深厚情感。这个原则象征着我们物质和精神现实之问需要平衡。”闭

信息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物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一方面，满足人们在吃、穿、住、行等方面基本物质需求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知识、信息的生产、传播、存储、转换、交换已经成为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人们对知识、信息的需求呈迅速上升趋势。适应这种社会生产和生活背景的发展变化，人在获取、交流存储、使用和创新知识信息方面的能力成为人的基本生存、发展素质，影响人们生存发展状况。于是，各种各样个性化的知识信息需求、精神情感需求成为社会文化潮流，引领着社会时尚，影响着社会大趋势。如多媒体技术满足了人们多维感官立体互动、把抽象的理论用形象化的艺术融合为一体的要求;网络技术满足了人们扩展交往空间、实现快速信息交流与信息检索、获取的要求，满足了人们参与、互动、自主表现的愿望;虚拟技术满足了人们通过新的实践形式指向未来、主动探索的要求。

社会信息化和高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还推动了人们价值观的变革，物质财富中心主义为“知识中心论”所取代，社会生产中“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逐步超越了“以物为本”、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营哲学。由于技术创新的节奏加快，产品和技术方面的竞争趋势是暂时的，只有建立在先进理念基础上的卓越的文化，才能供生产经营主体获得一种起决定作用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当代技术人性化的趋势

当代技术人性化的趋势主要体现在技术战略、技术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等几个方面。

1.从技术战略上看，技术目标突破的选择更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21世纪重大技术创新的突破口，一方面会延续20世纪末形成的高新技术若干支柱领域迅速发展的趋势，同时也会整合出一些有战略意义的新的方向。一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将会有新的突破。运用新的技术原理研制的芯片可以使计算机计算的速度有很大提高，在人工智能技术上会有新的突破，如人机对话、模糊识别、计算机情感化等。生物芯片可能被植入生物机体内，有效控制生物材料，如修补生物神经并研制出真正具有人或动物反应能力的机器人、机器生物等。二是生命科学技术的突破将使困扰人类已久的许多问题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蛋白质技术的突破可以解决生命细胞、组织蛋白质的结构、合成技术，使人工蛋白质成为21世纪人类的战略资源，这对于解决人的健康、医疗难题，认识生命的本质和规律有重要意义。这个领域的新进展，其意义将不亚于19一20世纪免疫技术、微生物学和抗霉素的发明。干细胞技术的突破使人类可以培育出修复人体组织的各种元细胞，肝病、血液病、糖尿病、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等医学难题有望解决。外科手术所要求的各种器官置换可望得到实现，与蛋白质和基因有关的人类疾病将会得到有效治疗，长寿也将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生物技术为解决与人们生存发展关系密切的农业、环境等问题开辟了新途径。

2.从技术观上看，将从人类中心论转向人与自然平等和谐论的生态技术观

“人类中心论”是古代人文主义的核心思维，在当时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类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5，这种观念对批判宗教神学“以神为中心”的唯心主义自然观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技术发展以后，人类处处以自己的眼前需要为目标，通过改造、甚至征服自然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如汤因比所说:“自从我们的祖先作为人开始生活以来，人类就一直不断地改变着自然环境，以求使其更符合人类自身的要求。不仅人类是这样，其他的许多生物也有同样的行为。”[6]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对自然破坏日趋严重。自然也以自己的方式在报复和惩罚着人类。

马克思在19世纪曾指出人与动物生产应有本质区别，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都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_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闭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狭隘性，才造成了传统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从海德格尔到后现代主义者，都对传统技术观进行了反思，认为它们从根本上是出于机械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待自然，从而把人异化为机器。当代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挑战让人们深刻反思这种技术观，从而提出“技术生态化”目标。

技术生态化主张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充分吸收工业技术体系的合理成分，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按照生态学的规律，建立以生态化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技术为中心的生态产业技术体系。如英国学者舒马赫主张，未来的技术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这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首先，它能满足人们的真正需要，给人带来美好而安全的环境。其次，它的生产是个性化的、小规模的。再次，它是富于人性和创造性的，也是代价低廉的。这就要求我们评价、选择技术，要注意同生态环境相容。技术的构造原理要建立在生命科学尤其是生态学的基础上，要强化对技术和生产的环境生态评估，完善技术使用后果的监测机制，通过崇尚、学自然，使技术体系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实现生产的高效益和低污染。据美国环保部门调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原有的污染环境的产业采用新一代生态技术后，污染率减少10%一10。%，相应的投资回收期只有1个月到36个月。如药品产业用水溶剂代替有机溶剂，废物减少10%;设备生产采用过滤技术，溶剂油减少l(X联，;汽车工业用风力清洗取代苛性碱清洗，汽车污泥对环境的污染减少l。仪汤;胶片显影工艺中采用电子回收离子交换法，85%的显影液和95%的定影液中重金属得到回收再利用。

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和浪费的能源工业，如果能用新一代生态能源取代传统能源，在未来几十年内，能源的价格有望降低到传统能源的70%一10%。因而生态化技术又是最廉价的。

3.从方法论上看，技术人性将走向科学、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在人类文明的萌芽时代，科学、技术和艺术是未曾分化的，人们的技艺和经验知识融合为一体。当时人类的大脑也许还没有充分的分化和分工。从近代科学兴起时开始，科学成了一种理性化的智力活动，技术则是一种实用的技能。但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学科领域的相互交叉渗透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整体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人性化又促进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科学技术创造活动中艺术思维对实现创新成果是必不可少的。科学技术既要借助于艺术形式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抽象的内容，以促使它走向社会，同时科学技术主体—科学技术工作者、运用科学技术的人，只有借助于艺术思维和艺术形式才能使科学知识活化，获得应用的张力。

艺术、人文社会科学也离不开自然科学和技术。艺术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它离不开社会化了的科学技术。从社会生活的外貌到深层的文化，当代科学技术深深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艺术借助于高新技术表现自己，创新自己的形式。数字电视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艺术视野，色彩斑斓的艺术形象使人获得高于生活的艺术享受，不少人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占据了闲暇时间的大部分。高保真音响设备使人的音乐审美需求空前提高。新出现的电脑、网络艺术、多媒体艺术、DVD艺术向人们打开了超越时空距离的艺术世界。艺术家不仅用传统技术、技法搞创造，而且也越来越多地用高科技手段创作艺术品。用电脑查询、下载信息、写作、阅读、设计、组合、制版、尝试效果、创造特技等等，不仅提高了创作的效率，也创造出许多新鲜的艺术效果。技术设计要更符合人性化的需求，就必须更美。技术史学者认为:“工程师，即使不是真正的审美者，但他所建造的结构和所设计的机器中，也总是具有丰富而正确的审美经验在内的。”[s1不论是高速公路的弯道，还是灵活动感的科学解说图形，往往都反映设计者的创造有令人赞叹的美感。

第7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论文摘要：科学技术在促进、推动人类进化、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精神，特别是生物性特征异化与退化的现象。人类进化、社会发展需要科学技术，但同时人类也必须自觉、积极抵御这种异化与退化，以维护人类物种的进化与均衡发展。与人类息息相关的体育活动在素质教育中处于基础地位，是人类进化、发展物质建设的过程，是人类有效抵御生物性异化与退化的手段，是“人的自然化”的文化机制。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进化的作用 

 

从人类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进化、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推动了人类进化的深入、拓展。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用新石器代替旧石器、用铜器代替石器、用铁器代替铜器、用水车帮助灌溉、用纺车帮助织布，每一次科学技术进步都印证着人类社会了解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到了近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动实践能力之间的关联显得尤为突出。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用机械能(蒸汽、石油、电和原子的能源)替代生命能(动物和人的能源)以来，科学技术就一路高唱凯歌，拓展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空间。射电望远镜、雷达、卫星及电子显微镜等观测工具的发明与利用，使人的视力不仅能穿越银河系，望向宏远的外太空，而且还能深入到微观世界探索其中的奥秘；宇宙飞船和深海潜艇使人类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地球表面；高速发达的交通和便捷的现代通信，使人类不再惧怕长途跋涉的舟车劳顿，能够轻松地越出地区、越出国界，在世界各地穿梭往来；克隆技术的发明、无性生殖技术的兴起和干细胞技术的突破，使器官的培植和生命的复制易如反掌。累累的科技硕果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没有哪一样东西能够逃脱成为科学技术对象的命运。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作用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了，现代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改造生活中原有的一切，而且还可以创造出原来没有的一切。在科学技术的佐助下，人类中心主义的骄傲心态逐渐膨胀，欣欣然以为自己就是地球的主人、宇宙的主人，甚至对曾经依赖和恐惧了几千年的大自然无所顾忌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科学技术似乎已真的使人类变成了宇宙真正的王者。 

然而，在浩瀚宇宙中，人类真的能凭借科学技术而达到“舍我其谁”的境界吗?看看人们越来越麻木的表情，越来越颓废的情感，越来越丧失的肌体机能；看看那些越来越古怪的病症；看看周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就知道答案绝对是否定的!正如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其《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指出的，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它由人创造又独立于人，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把人类推向了情感和肌体机能崩溃的边缘和家园毁灭的悬崖。 

 

二、科学主义的发展对人类进化的异化作用 

 

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了外在的异己力量。换句话来说，就是某种事物不幸沦为自己的对立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了自然、改造了自然，获取能量的能力不断提高。但是，这个过程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人类生存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社会环境的扭曲，人类自身精神、肉体的病态等。异化在自然、社会与人生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要克服异化，超越异化，真正做到“人不为物所役”，在现代社会还是很不容易的。 

科学是一种反映现实世界现象和本质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以范畴、定理、定律、法则等形式表现出来。一般来讲，科学本身不规定自己的使用目的，它是价值中立的，我们无法用价值判断来判断科学的价值。技术是一种操作体系，它往往是一种机械或某种装置，它凝聚着技巧、技能、知识，也凝聚着人们的目的。人们用科学技术来改变现实以满足人自己的需要。科学主义对科学作形而上的理解，它更多地表现为形而上的信念和追求。也就是说，科学主义把科学泛化为普遍化的形而上的东西，并相应地将科学引申为构造的原理。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世界似乎可以被还原为数学、物理、化学等的规定性，而这种规定性同时又成为以科学构造世界的前提。在科学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是被泛化的，科学的作用被无限扩大化了。科学主义不同于科学，也不同于科学精神。科学是一种反映现实世界现象和本质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而科学精神则是人们在运用科学、研究科学、追求科学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的一种精神，如公正、客观、认真、严谨、实事求是、锲而不舍等。所以，我们反对、批判科学主义并不等于反对、批判科学和科学精神。我们所反对、批判的是对科学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运用。 

当代人类社会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人们对其的错误理解与运用所导致的工具理性的猖獗和价值理性的迷失所造成的。科学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对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对于丰富人们的物质产品，对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但是，也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它的错误认识与运用，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精神烦恼、肌体机能的丧失，甚至是人类物种的退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固然给人类带来一块新天地，然而，在这块新天地中，人类却发觉他们所得甚少，所失甚多。 

第8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一个复杂和彷徨的意识形态之中，如何正确地定义和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界本质的关系，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原理，规范科学技术道德和它的社会责任，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我们中国在这样态势下，会遇到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比如物质带来的益处，会被我们片面夸大，进而产生了发展即科学技术的发达的观点，也会导致GDP的增长是衡量文明的唯一指标的单纯导向。比如现在政府头疼的房地产房价过高的问题，就有地方政府以房地产作为拉动地方GDP增长的主力的意识有关，造成了深度的经济恶性循环，由此导致了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从而不去综合考虑全面的包括社会和自然的因素。科学万能论，又是伪科学滋生的土壤，伪科学会进一步混乱视听，搞乱科学技术与生存环境的平衡。

让我们反过来看一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那就是生态价值观的合理性问题。是科学技术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吗？不是，而是支配它的价值观。比如，现代科学技术对污水处理能力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通过反渗透、离子交换和微滤技术可以使污水直接达到引用级水平。但是由于投资问题，国内很少有企业采用。在环保政策的压力下，淮河流域的企业被迫购买先进的处理设备，但为了控制成本，只是在检查的时候才开机。这难道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困境吗？相反，很大程度是价值观和环境道德危机的问题。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向人们揭示了人对自然的冷漠。当我们具有了改变自然的能力时，我们却忽略了自然的存在，忽略了自然与我们的关系更忽略了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杀虫剂的使用，使人类得到了暂时的利益，但却造成了永久的痛苦。抗生素的发明，使人类抵挡了一阵细菌的攻击，但是将来，一个小小的伤口会取走我们的性命。这本著作，给人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我们深入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关键可持续发展因素。目前，发展中的中国面临这样的一些意识问题：

首先，在知识层面，没有区分不同性质的学科与不同性质的真理，而把一切真理都冠以“科学”之名。第二，在方法论层面，对“什么是科学方法”缺乏共识，也不理解“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灵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失范状态得不到纠正，因而在作为科学活动主体的、由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内部，缺乏公认的学术规范，各行其是，常常搀入一些非科学、甚至伪科学的成分。第三，在实践层面，不能恰当处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有的混同二者，以为基础科学的突破自然而然会带来生产效益。有的片面认同科研和教育体制中不合理的现状，视“重基础、轻应用开发”、“重理科，轻工科”为正常，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的不能很好地把握科学技术建制与社会其它建制之间的关系。要么简单对应，要么截然分开。最大的问题是在科技体制内部缺乏健全的运作机制，在科技与生产、科技与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机制。第四，在人类文明层面，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双刃剑：既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也可能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更没有作好准备应付科技发展对传统生活方式、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等等提出的激烈挑战。例如，中国当时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对科学技术采取了一种简单的乐观主义态度，在创作的科普读物中，无不把未来世界设想得无限美好。事实上，只要真正地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研究是可以找到一个理论上的出发点或研究纲领的。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必然深刻决定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地，当今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选择，对传统制度与文化构成冲击，也对西方模式的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了质疑。相比之下，今天某些经济学家谈中国的改革时，往往有重视制度创新、轻视技术结构创新，重视经济杠杆，忽视科技动力的倾向。这方面的开拓性工作，科学技术哲学是我们要引起重视的方面。

第9篇：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范文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