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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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跨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大众传播所带来的功能异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传播既是指讯息从传播者流向受传者的传递，也是指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的过程，但这两种现象具有不同的社会学意义。人类早期传播活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它对于早期人类来说具有某种本质合理性意义，传播在本质上体现着“为人”的价值。这样的传播活动不可能是信息单向流动，而只能是建立在意义协商交换基础上的信息互动与共享过程，通过这样的传播，人类的整体生存经验得到丰富，人类的现实生存也才得到有效保障。因此，信息传递只是人类整体传播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意义的协商、交换与共享这样的界定更接近于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性存在这样的本质。
以人的尺度为价值取向，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必然强调各主体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传达。但是随着大众传播的出现，人类传播行为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信息的自由流通逐步衍生出某些“非人”属性。由于印刷机、无线传输技术、光纤技术、电子多媒体技术等现代传播技术在传播领的广泛运用，信息的自由流通水平显著提高，大众传播由此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职业，传播者随之演变成一个以传播为业的行为集团。在传播的这个结构性转型过程中，原始意义上作为意义互动协商的传播演变成大众媒介的独自发言、受众被动接受这样一个信息单向流动过程，具有主体性与参与意识的受者因此也演变成匿名的沉默的大众。与此同时，传受双方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过去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演变成传者主动信息进而拥有支配性地位、受者因接收信息而形成对传者的依附性这种不平衡关系。于是，众多普通社会成员由于成为传播受者而几乎完全失去了表达思想、交流其与他人及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个体经验的可能性，他们作为社会行为主体的主体性地位基本丧失，其主体性作为的最高表现只能是选择某些特定的内容接受或不接受。
跨文化传播的双重鸿沟。作为现代现象，跨文化传播主要表现为大众媒介的跨文化信息传递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间的个性差异及其文化中人的顽强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成了跨文化大众传播的阻碍性力量，为了越过这个障碍，生产某种迎合人类普遍文化需要的媒介产品也就成了实现媒介经营全球化战略的必由之路，而真正能够超越文化差异性、体现人类普遍性的，只能是那些满足感官生理愉悦与浅层次需求的娱乐化媒介产品与消费性大众文化。在实践中，精于生产这种文化产品的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众媒介。经济发达国家和它们的媒介大公司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和文化市场中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它们强有力地支配着全球大众传媒市场。
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传播面临着双重鸿沟:一方面，世界化的大众传播对受众主体性的剥夺使传播的交流协商机制受到损害，单向度的传播销蚀了受传者的个体主动性和丰富性，而使其成为跨文化传播语境中一个极度同质化的抽象符号;另一方面，不同质的文化差异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天然屏障，加上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文化认同的心理需求等因素的作用，以及不同文化体系在世界文化地图上的位势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渗透与抵制、曲解与误读，信息自由流通的合法性地位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基本准则已经动摇。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悖论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历险不仅仅发生在个体层面，文化群体如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更大的文化群落同样会面临文化隔膜、文化误解的跨文化情境。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人某种冷战后时代，以意识形态差异为分野的世界格局被打破，诸种以文化差异性与文化误解为根源的跨文化冲突日益成为跨文化伦理的叙事主调。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现代社会“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之间人民之间的冲突”。如果当代最具高度组织性的文化实体—民族国家、区域性国际组织等再以其文化本位意识介人甚至煽动文化对立情绪，这种文化冲突就表现出更大的危险性。
实际上，民族国家等文化实体将跨文化传播尤其是跨文化大众新闻传播作为有效手段纳人其对内对外政策体系、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威望，正是20世纪以来政治文化现象的典型特征，跨文化传播也因此成为国际政治学创建者摩根索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政策的核心内容。在摩根索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与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的政策手段，实施这一手段的国家通过向他国人民兜售、散播本国的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与文化形式，努力“征服和控制人们心灵”的方式，以“改变两国之间的权力关系”。这样看来，世界各国都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倾向，以谋求本国的基本价值观在最大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为达到这一目标，宣传性传播在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活动中被普遍使用，跨文化传播也因此沦为宣传，即“通过故事、谣言、报道、图片以及社会传播的形式，来控制意见”。基于此，20世纪被德国学者韦尔克称为“宣传的世纪”。
但是，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个性及其发展水平的差异，他们推行“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的文化结果迥然不同。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其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内拥有的主导与支配地位在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过程中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成功，透过他们的文化视野所描述的世界几乎成为世界的真实面貌。通过把自己描述的世界现实化，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阐释世界的方式也在跨文化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有关当代跨文化传播文化伦理的激烈争论。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及其知识分子一直坚持信息自由流通以实现文化普世价值，他们反对建立信息壁垒以阻挠文化与信息在文化间的自由流通。发展中国家以及英美以外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大力鼓吹以信息和保护世界文化多元体系为中心价值的世界信息新秩序理论，以反对美国化文化的跨文化蔓延。但正如以解读迪士尼产品的美国支配性而著称的马特拉所指出的，这种新秩序理论同样存在着“道义可靠性不足”:“有些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大声疾呼一种新的传播秩序和以文化身份的名义创建统一信息的通讯社，同时也不放弃在内部压制言论自由、拘捕记者、禁演电影或电视节目。”马特拉看到，对于某些国家来说，新秩序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了其国内藏污纳垢的避难所。作为文化相对主义正当性的反证，吉登斯注意到阿富汗所奉行的伊斯兰教法对于妇女着装、举止及私人事务的严苛规定。他问道:“文化相对主义是否意味着所有的习俗和行为都同样合理?”通过对当代文化简单考察就可以发现，在世界某些文化体系内，种种否定个体价值、否定人的主体性意义的反现代文化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样，如果在跨文化传播中片面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实际上就意味着对这些反现代现象伦理价值的肯定。而且，由于文化多元主义强调每个文化体系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尊严，在当代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等流动的现实情境下，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诉求的低位势特定文化所能采取的反应，就其消极表现可能是关闭文化边界，以杜绝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蚀;就其积极表现则可能是把维护本文化的绝对尊严推向极致，从而走向种族主义以抵制、对抗甚至攻击一切异己文化。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目标
在当代情境下建设符合“为人”的跨文化传播伦理基本准则，我们必须在信息自由论与文化多元主义基础上超越其片面性并寻找新的道路。但是，由于传播参与者强烈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挑战其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所带的心理不适，避免种种外在和内在的文化冲突，实现真正体现人的主体和意识的跨文化传播也并非易事。因此，强调“为人”的传播，强调传播中人的主体性地位，首先必须克服文化身份所赋予传播参与者的种族中心主义意识，放弃自身文化作为评判他人及外部世界唯一标准的优先性地位，努力实现克里夫兰所说的“对差异的愉快承认”。
另外，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同样在跨文化传播中通过移情及相互移情发挥积极作用。就其最直观的意义来看，移情是指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他人的感觉，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移情也就是传播参与者暂时悬置自我的文化视界而通过他种文化的生活思维方式感知、认识、判断世界，体验他种文化的身份认同，然后再回到自我文化的情境中审视这一过程。显然，移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需要个体主体性的极度发挥。凭借移情，个体在文化界河两岸来回往复，从而获得某种超越自我文化与他种文化各自局限的新的品性，双脚平稳地踏行在文化界河的两岸。
“为人”的传播强调每一个传播参与者的主体性地位，谋求在传播者之间建立某种具有主体间性的相互关系，这一目标在大众传播成为跨文化传播主要形式的今天，显得尤为艰巨，但也尤为迫切。这一方面源于当代跨文化传播文化处境，另一方面也源于当代社会现实为我们设置一些与以往历史截然不同的全球性议题。史蒂文森(NickStevenson)把它们归结为四种与文化传播有关的人类需要。史蒂文森认为，当代生活诸如全球经济的运作、全球变暖的科学论证、全球性疾病如艾滋病的预防等复杂性尽管远远超出了一般公众的理解能力，但文化内爆使它们成为平民百姓的文化世界，现代公民需要知道这些专业知识的当今信息，大众传媒有责任提供相关专门知识及专家的指导。这种需要为信息的自由流通提供了明确的合理性依据。但同时史蒂文森表明，即使遥远的“他人”也有表述自己需要的权利，对于我们而言则有着倾听这种表述的需要。忽视了这种需要，“我们”就无法判断什么是我们真正的长远利益。因而，即使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也应受到充分的尊重。
为人的而非为物的原则、对话的而非支配的原则、和平的而非冲突的原则。为人而非为物乃是我们评估跨文化传播伦理价值的最基本要求，它强调大众媒介应该建立以满足人的知与表达的需要为核价值的公共传播体系，从而成为不同文化间交流与意义资源共享的平台。这样，信息的自由流通就应为人提供尽可能丰富的信息与文化资源.而不是摧毁人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信息也应成为保护个体文化及其文化中人的文化个性与文化尊严免受外来文化侵凌的屏障，而不是以维持愚民或封建化统治为目标阻碍信息流通的闭关自守与信息锁国。通过跨文化传播，文化或者说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也将获得进一步的拓展，作为主体的人因此才可能逐渐从自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人的主体性因此才可能获得无上的自由。
第2篇：跨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从平面广告角度谈广告跨文化传播问题，指出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一方面应跨民族，跨地域传播“共通性”的视觉符号和文化符号，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掘和运用广告目标受众所熟悉的民族性的、区域性的视觉符号和文化符号，从而达到广告跨文化传播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全球化扩张，其产品必然涌向世界各地。与此同时，跨国广告业也必然追随其客户进行跨区域、跨国界的广告经营和运作，广告国际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广告国际化，或称广告全球化，是指在世界各地市场上通过采用基本一致的广告传播方式，实现全球市场的营销战略。这种全球化的广告给生产和经销厂商以及广告业者都带来了明显的利益，例如降低了广告成本，树立了品牌和企业形象，提高了迅速推广产品基本概念的能力，简化了市场和促销计划的协调控制程序，等等。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一体化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多元文化将长期存在。跨国广告的运作不能不考虑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从文稿、符号意义、文化象征、诉求主题、视觉形象，到广告经营策略、人才组合与培训、管理模式、公共关系建构都有一个与各地本土社会文化相适应的问题。因此，广告的国际化进程中也包含了本土化过程，广告的跨国传播也就是跨文化传播，国际化和本土化双向趋势是广告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特征。
如何处理好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问题乃是实现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关键。本文将就平面广告的跨文化传播问题略做探讨。
一、文化符号
在世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文化符号有的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区域特征;另一方面，长久以来通过思想的相互交流和文化的相互影响，也形成了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现代科技提高了媒体的传播能力和覆盖范围，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出现了更多超国界，超民族的“世界性文化符号”。
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中国年轻人中出现了一些张扬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符号。因此，平面广告在传播中，就曾运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进行跨文化传播。因为这种‘世界性文化符号’具有共通性，它可以跨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中国大量出现的以自由和个性为主题的‘me(我)广告’，如‘我选择，我喜欢’(安踏运动鞋)，‘我有我可以’(佳得乐饮料)，` i’ m loving it’(麦当劳)等等，便是这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可见，在跨国广告中，充分利用这些“世界性文化符号”，能收到良好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但是，在人类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目前“世界性文化符号”只占一小部分。“区域性文化符号”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跨国公司在广告运作中，更应重视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不同的文化要求、文化特征、文化价值观，并把这种文化特质渗透到广告传播的各个环节。运用目标受众所熟悉的视觉文化符号。因为只有受众所熟悉，易于接受的文化符号才能达到与受众的沟通，得到受众心理认同，引起受众的共鸣，进而传达广告资讯，达到商品销售目的。这也是目前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策略。
跨国广告公司在中国进行跨文化传播中，可充分利用带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视觉文化符号，如长城，黄河，剪纸，对联，福娃，门神，红灯笼等等。在这方面，可口可乐，麦当劳无疑成为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日本市场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尽量顺应和利用日本人的文化特质。如在促销计划中适应日本人的“送礼和娱乐”两大主要消费习惯;在诉求方式中采用“柔性销售”代替西方式的“硬性销售”;在形象符号运用中充分考虑到日本传统赋予数字、植物、动物的独特符号意义。在香港运作的跨国广告公司，洞悉了香港人在“东—西方”、“传统—现代”的两极文化价值认同方面的中间形态和心理情感困境，在广告诉求中顺应并且强化了对香港本土的依恋与认同。在台湾的跨国广告公司“不仅懂得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以及日本对于台湾的生活一审美方式的影响，而且对于现代台湾人的生存境况相当关注，诸如政治敏感度、性向选择、社会治安、儿童健康、新新人类等主题均成为广告创意表现的内容”。作为全球品牌的跨国公司，如果不顾国家与地区市场的文化差异，而固执地以本民族文化观念为背景进行广告宣传，必将遭受滑铁卢，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毕竟，丰田汽车“霸道”广告的教训，对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和为其服务的广告公司来说都是值得警醒的。
二、视觉符号
谈到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不能不说到“视觉语言”。当今社会已经进人视觉时代，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被光怪陆离的形象海洋所淹没。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为“图像社会”，成为“视觉文化”主导的社会。因此，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广告如何适应这个“读图时代”的发展是成败的关键。事实告诉我们，广告信息只有依靠和公众进行视觉语言的传播和沟通，才可能达到传播效果，从而促进商品销售。
平面广告是二度空间的广告形式，文字、图形、色彩是广告视觉语言的三大构成要素。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也由此分为文字传达、图形传达和色彩传达。平面广告在进行视觉传达过程中必然要创造性地、艺术性地运用视觉符号和符号系统来构成广告视觉语言进行跨文化传播。因此广告视觉符号的选择和运用成为广告沟通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一)图形
在当代视觉文化的背景下，除了广义的“文化符号”外，图形语言无疑成为广告跨文化传播中最为重要的视觉文化符号。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其生理构造和大脑神经的连接关系都相同，所以人类的视觉感知方式和感知结果都是一样的，因此图形语言必然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语言。我们可以不知道英语victory的含义，但当同伴向你伸出两个手指(成“v”型)你就会领会这是在祝你成功。在由文字，图形，色彩三种基本传达要素所共同建立的平面广告中，图形是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图形有“世界语”之称，它不分国家，民族，男女老少，文化深浅，语言差异，普遍被人所看懂，不同程度地了解其中的含义。好的图形设计可以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透过视觉语言进行沟通理解，可以跨越地域，民族的界限以及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进行交流。究其原因，图形具有语言的本质性能，是具有说明性和说服力的语言形式。同时，图形比文字更形象，更具体，更直接，这正是图形传达优于文字传达的一个方面。它超越了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无须翻译，却能实现“一图顶万言”的传播效能。
然而，我们也须看到，图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同样具有“共通性”和“区域性”特点，它在广告传播中必须符合前面论述的“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规范，即发掘图形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共性”和“个性”。
(二)文字
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广告的视觉符号除了图形外，还有文字和色彩两个基本的视觉要素。平面广告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对文字传达和色彩传达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当今“读图时代”，文字对广告信息的传达功能大打折扣，图像担负起传播信息的主要作用;然而，毕竟没有达到取代文字的地步，在许多情况下，单凭图形人们仍然不易了解广告信息。因此，往往需要加上文字说明，才能赋予图片意义，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产生良好的理解和记忆。广告在面对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受众时，笔者认为，“文字图形化”，即文字具有图形表征特点，将成为平面广告跨文化交流的主要传播策略。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在当今视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跨国广告公司对受众所在地语言文化掌握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广告只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达到理想的广告传播效果。与此同时，随着各种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跨国广告公司对广告受众所在地文化的进一步了解，文字传达可以充分借鉴和发掘当地的语言文化宝库，达到更好的融入受众心理的目的，引起受众的共鸣，从而取得广告跨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丰田汽车在中国传播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它借用了中国传统的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巧妙的进行嫁接、组合，达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正如图形传达所具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辨证关系一样，文字传达也可以不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不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发掘人类的共性，如在人类的生理感觉上做文章。一代广告大师雷斯为m&m巧克力糖果创造的广告语“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几十年来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发，其威力依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究其原因是因为此广告几乎没有涉及到某民族的文化特征，也没有迎合某一特定的文化区域内受众的审美情趣和接受习惯，它只是从人的生理角度出发来说明自己独特的销售说辞。而这种“只溶在口，不溶在手”的美妙感觉正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需要的。
(三)色彩
色彩的运用在平面广告跨文化传播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平面广告的视觉传达设计中，色彩往往是一种先声夺人的传达要素，就远观效果而言，色彩传达更优于图形传达和文字传达。
色彩是一种感情的语言，而且是一种表达力很强的语言，它总是与一定的情绪相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一定的共性。如红色象征热烈、活泼、浪漫和火热，黄色象征光明和希望，绿色象征和平和朝气，蓝色象征宁静，智慧和深远。很多跨国的高科技企业总是用蓝色作为对外广告宣传的主色调，以此来彰显其“蓝色智慧”，并且随着产品的扩展而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可口可乐的红色伴随着可口可乐走向世界，征服了无数年轻人。因此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该把握人类的对色彩感觉上的共性，然而这种“共性”只是相对的，它并不能掩盖“共性”下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国家、民族对于色彩有着不同的爱好和忌讳，如红色让我们联想到喜庆、吉祥、生命和幸福，对红色的崇拜是中华先古图腾时代的独尊一色;然而，在西方红色却让人联想到圣餐、祭奠和危险等。日本人忌绿色，视其为不吉祥;而在西亚一些国家，绿色却受到普遍欢迎。因此，通过文化参与了解当地的文化差异，迎合当地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接受心理，充分尊重其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才能取得良好的跨文化广告传播效果。
三、结语
第3篇：跨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广告要面临跨文化传播的挑战，一方面应通过主动的文化适应，获取品牌传播的文化通行证;另一方面，还应借助于创造性的文化转换，引起异质文化受众的情感共鸣，实现品牌的有效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要把握好文化适应与文化转换的关系及文化转换的尺度。
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来临，以及世界人口跨国家、跨民族的重新分布，使跨文化传播活动越来越普遍、频繁，甚至成为现代人必须面对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培养跨文化的敏感性和竞争力尤为重要。因为，当两种背景完全不同的文化交汇时碰撞出的不仅仅是“激情”、“火花”，还有令人担忧的冲突和排斥。广告是一种营销手段，同时也是一种以文化为载体的传播活动，因此，广告传播活动同样面临着跨文化的挑战。在广告实践活动中如何应对才能使广告跨文化传播获得良好的效果，成为摆在广告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途径消解跨文化传播中的品牌沟通障碍。
一、在文化适应中寻求认同
文化适应是影响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之一。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圈时，通过自我调整，主动适应该文化圈的文化模式、文化特色、民族个性和民族风格，就会顺利融入该文化而被接受。相反，如果没有这种适应，传播便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半途夭折。
近年来，由于跨国投资、跨国生产、跨国营销活动与日俱增，广告越来越多地在跨文化语境中传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使得文化适应成为规划品牌传播策略的一种必然选择。在广告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广告人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文化适应”原理。
肯德基自1987年在北京前门开出中国第一家餐厅之后，目前为止，已是中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快餐连锁企业。在美国，肯德基并不是快餐业的第一品牌。同为国际顶尖级的优秀快餐企业麦当劳，从全球范围看比肯德基拥有更悠久的经营历史、更雄厚的企业实力、更强势的品牌资产。但在中国市场，肯德基全面反超，成为中国大陆洋快餐的一面旗帜。那么，肯德基何以修得“正果，’?这要归功于其成功的跨文化营销传播策略。考察肯德基的品牌传播策略，不难看出诸多本土化的文化适应痕迹。例如，2002年肯德基的电视广告围绕着小波一家的故事展开了一系列的生活剧，将肯德基的产品与小波一家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体现出浓浓的家庭氛围和幽默情调。肯德基的“立足中国，融人生活”广告讲述了一个贫困女大学生，由于受到“中国肯德基曙光基金，’的资助，上完大学，自立自强，成为肯德基大家庭的一员，反过来又回报社会的故事，深深地博得了中国人的好感。2003年春节，从1月上旬到2月9日，白胡子的“肯德基爷爷”一改平日‘西装革履，的经典形象，在中国的170多个城市800家餐厅里同时换上华人传统的节日盛装，为品牌增添了文化亲和力。文化是理解沟通的桥梁，是凝聚人心的纽带。肯德基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国际品牌通过文化适应融人中国文化、赢得中国市场的典范。
中国品牌在走向国际市场过程中，广告传播活动如何打好文化适应这张牌，获得品牌进人的文化通行证呢?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尊重异质文化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是世界观、价值观的源泉。宗教信仰的不同会导致人们对世界、人生、价值、意义、行为等迥然各异的看法。尤其在宗教信仰极为虔诚的国家，冒犯宗教禁忌的言行将遭到抵制乃至惩处。例如，日本索尼公司为了在泰国推销收录机，曾作过这样一则电视广告:闭目安卧的佛祖释迎牟尼听到索尼收录机放出的美妙音乐后，情不自禁地全身摆动，并睁开了双眼。广告在作为佛教之帮的泰国播出后，引起了佛教徒们的愤怒，他们认为这是对佛祖的侮辱，也是对泰国的挑衅，为此，泰国当局还通过外交途径向索尼公司提出了抗议。
二是尊重异质文化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国家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不易改变的行为、倾向和社会风尚。不同文化的风俗习惯，既可以成为广告创意的源泉也可以成为广告创意的羁绊，这就要看如何通过文化适应巧妙地运用它。例如，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每年春节都要贴年画，而年画中“阿福”的形象已是数代相传、深人人心了，他在广大中国人的心中早己成为“福气，的象征。宝洁公司恰当地利用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习俗，在它的一款名叫伊卡璐颜丝的染发剂中，把四个可爱的小阿福额头上的一缕头发染上了各种时尚的颜色，看到阿福的新形象，令中国的消费者感到新鲜的同时发出会心的一笑。创意人员用中国文化为载体，成功地阐释、传播了一个外国品牌。
三是顺应异质文化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选择、判断及解决冲突的习得的文化规则。文化价值观通常具有标准性和衡量性，它使其文化成员知道正误和真假的标准。在跨文化传播中，广告创意主动适应异质文化的价值观，有利于其文化成员形成好感并易于接受。例如耐克著名的广告语‘饭just do it"在香港电视上播放时，译成“想做就去做”，在标榜个性自由的美国，这一广告语倍受推崇，但香港作为华人社会，自律是一种传统的心理优势，因此，不少消费者认为该广告有诱导青少年干坏事之闲，纷纷投诉，后来广告语改成了“应做就去做”，才平息了风波。
四是深人了解异质文化符号的特定含义并恰当运用。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在每个民族的文化积淀中，都有一些符号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或特定的文化内涵，因此品牌传播过程中一定要避免误用或错用这些特殊符号。至今还令国人记忆犹新的案例就是“立邦漆”的“盘龙滑落’广告。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在所有的中国艺术作品中及人们的观念中，总是腾云驾雾或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这样一个与民族精神、民族情感密切相关的、具有特定蕴涵的文化符号，在广告作品中竟然滑落了，怎能不遭到国人的质疑呢?
以上案例提示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能采用“自我参照准则”，即广告创意人员有意无意地参照自己的文化模式去推测异质文化目标市场消费者的文化心理和消费行为，而应准确把握异质文化背景受众的民族文化特点和文化心理，放低姿态、主动适应，以确保顺畅的文化沟通，为品牌的传播做好铺垫。
二、在文化转换中引起共鸣
文化适应原理着眼于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通过主动适应来缩小与目标市场消费者之间的文化距离，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完整与畅通，从而为品牌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提供了有力保证。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不同文化之间除了差异性之外，还存有诸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在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这样一条道德黄金律，它在不同文化中分别被表述为:“如果你自己觉得会受到伤害，就不要那样去伤害别人，’(佛教);“只有把自己的愿望当作兄弟的愿望的人才是一个信徒”(伊斯兰教);“你不喜欢的不要对别人去做，这才是法则，其他的都是评注(犹太教);“己所不欲，勿施于大，(中国儒家)……虽然语言表述不同，但其中所蕴涵的道德观念却是相同的。在人类大家庭中还有许多相同或类似的文化观念。因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人作为类的存在具有共同的人性。正是文化主体自身的相同或相似，决定了人类文化的某些相同或相似。
如果说文化适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立足差异性解决问题的思路，那么，发掘人类文化的共性，则为我们探寻成功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因目前尚没有一个相应的概念指称这一现象，我们姑_且借用“文化转挥’一词表述它。
文化转换也是影响文化传播的一种机制。它是指一种文化被另一种文化吸收、改造成为新文化形式的过程。文化转换与文化适应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着眼于文化的共性，通过对某一地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改造、更新而形成一种全球范围内广为接受的新的文化产品的过程，文化转换得到的是一个文化杂交混合体—个多种文化符号融合的国际口味的新文本;后者则是着眼于文化的差异性，通过传播主体的自我调整、不断适应某一地域文化的过程，文化适应得到的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本土化’的新文本。
文化转换原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可分为三个阶段:去情境化、本质化与再情境化。第一步是去情境化，指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需要剔除原文化中的文化情境。第二步是确定新文本的核心要素，把原有文本本质化。本质化的过程往往是确立一个能够被不同文化所接受的核心思想或核心概念的过程。第三步是重新情境化，把本质化的概念放置在一个由多种异质文化符号融合构成的文化情境之中。
文化转换原理带给广告人的启示是:进行跨文化传播时，在深人了解目标市场文化模式的基础上，捕捉某一个为该文化模式和其他异质文化所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剔除这一观念存在的原有文化情境，把它转化为更容易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所理解和接纳的本质性的创意概念;然后通过重新情境化的过程(也就是广告表现过程)，选择多种异质文化元素构建一个跨文化的新文本。实际上，文化转换的过程从广告创意角度来看，无非是旧要素新组合的过程，不同的是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要素更多的来自于跨文化的资源，使得广告创意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某一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而是“国际化，的文化杂交体。由此观之，文化转换相对于文化适应而言不是一种单一的适应过程，而是一个融合提炼的创造性的再生过程。
文化转换理论为品牌传播的国际化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国内一些品牌已经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如“百丽”最新推出的品牌形象广告就带有文化转换的色彩并明显地体现出国际化的趋向，它的核心概念‘百变，所以美丽’，抓住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众多女性渴望美丽.而且期盼拥有常变常新的美丽这一共同的文化心理，很能引起不同国度女性时尚消费者的共鸣;在广告表现上，则以国际名模出现在梦幻般华丽的场景中构筑起现代女性向往的生活方式，激起了目标消费者的强烈购买欲望。通过这种巧妙的文化转换，使得百丽由鲜为人知的本土丑小鸭摇身变成了令人瞩目的具有国际品位的白天鹅，为百丽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4篇：跨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出版； 文化传播； 全媒体出版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实现文化大发展。出版业对现存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为此，出版业的体制发生巨大的变化，实施转企改制工作。出版企业的纷纷上市，也反映文化出版的新趋势。传统出版逐渐向数字出版转变，也预示着出版业发展的新方向。但是面临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的国际文化环境，我国文化出版企业采取何种战略来发展，犹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1 我国出版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出版业在出版体制变革以后有了很好的发展前景，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张悟本骗局让人们对出版业的关注越来越多，人们对出版业的社会责任与质量问题越来越重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畅销书在整体质量上是有一定缺陷的，它要求的只是怎么才能畅销，而对质量的重视远远低于销量的重视。这样的出版物数不胜数，非常容易误导读者，使我国传统出版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阻碍我国出版业健康发展。虽然低质量出版物对社会的危害不能直接看到，但是它对知识的危害范围比较广也比较深，后果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造成低质量出版物顺利进入市场的原因总的来讲有两方面。
一方面，部分的编辑出版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科学素养不高。出版物的生产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生产，它对编辑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科学素养要求非常高，出版物生产所遵循的原则是对读者和社会负责，只有精心设计、构思和整理的选题才能形成好的作品，才能符合社会和读者的需要。然而部分企业仅仅以注重市场份额以及利润为最终的目标，忘记自己还承担着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的责任。出版社在转企改制以后，市场的经济压力往往会导致部分出版社为了市场经济效益或出版GDP的考核而减少对出版物的质量要求，忽略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样做势必会影响出版业稳健的发展[1]。
另一方面，出版单位对质量的监管工作不到位。质量低劣的出版物流入市场除了因为责任编辑不认真负责以外，出版单位对质量监管工作的不到位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国很早就出台关于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监管原则，明确规定审稿的三审责任制度。但是三审制度在实际的工作中并未真正的得到落实，流于形式，最终导致了出版物的质量低劣，这对读者以及社会来说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为此，不光是编辑出版从业人员要加强对自己的要求，国家文化管理部门还应对出版单位加强监管，对制造低劣的图书出版单位依法予以严厉的处罚。在加快发展步伐、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加强对出版物的质量监管应该是文化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最应该重视的。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广大读者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需要。
2 文化出版的新趋势
2.1 传统的出版与全媒体的出版模式长期并存，共赢共生
全媒体出版是指图书在以传统方式进行纸质图书出版的同时，又以数字图书的形式通过互联网平台、手机平台、手持阅读器等终端数字设备进行同步出版。强调多渠道的同步出版，多种载体同时，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获得任何内容”。即是通过密集的信息、有效的全媒体整合营销，将资源有效整合，实现传播模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型，从而带来版权价值最大化、信息传播广泛化、品牌传播具象化。然而，传统出版又有着自身的优点，是全媒体出版所无法替代的，因此，二者将会长期的并存，共同发展[2]。
2.2 手机出版成为了新的增长点
新时期下，手机的普及已经使手机在我国成为了第五媒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到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经突破5亿，手机网民增长的速度不容忽视。手机以其特有的便捷性的特点被大众所认可和接受。新时期下手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通讯工具，作为重要的移动媒体和终端数字设备，将成为出版业新的增长点[3]。
2.3 大出版观念的出现
随着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和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版业的形式将会有所改变，形成众多媒体和众多行业之间整合的形式，以达到不同行业的集合，形成了大出版的新观念，达到了优势的互补。作为独立产业的传统出版业将会融入到传媒业以及其他产业中去，大出版的新观念将会成为现实[4]。
2.4 内容的选择是全媒体出版的重中之重
文化出版想要实现多方共赢就必须在内容选择时非常慎重。为了使各个不同的读者都能很快的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全媒体出版在选择内容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考虑，充分考虑内容的不同深度层次、内容的不同表现方式和手段。只有根据具体需求，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技术手段、传播方式等方面来综合考量，才能作出较为科学的取舍与选择。
3 文化出版的跨文化传播
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跨文化传播之路必将是我国文化出版的必然选择。文化传播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而且内涵相当的丰富。第一，它体现在文化出版物出口海外并且发行，使中国文化被外国人所了解、认可与接受；第二，更体现在通过版权贸易的形式上，将中国的出版物翻译成相对应的外国文字并且发行，使中国文化在外国的主流社会广泛传阅；第三，我国出版业在转制过程中，跨文化传播战略可以加强我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合作，并且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模式，在海外进行资本扩张，通过经营书店、创建出版社等方法进行国际融资，以达到壮大我国文化出版业的目的；第四，通过文化出版的跨文化传播，使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得到充分的展示，向各文化背景的人们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从而为人类文化做贡献；第五，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特点，文化输入与输出过程中对不同文化而言都存在安全问题，这就需要管理者和文化出版界的深思熟虑和有所作为[5]。
4 文化出版的跨文化传播的途径
近些年来，中国实施文化出版的跨文化传播战略，但是某些新闻出版部门的领导者并没有认识到跨文化传播的真正内涵，忽视文化版权贸易的价值作用，结果使文化传播的目的和收益大大的降低了。其实，文化出版的跨文化传播的途径主要包括图书贸易、版权贸易、合作 出版以及投资融资等。图书贸易是跨文化传播战略的初步手段，版权贸易与合作出版是跨文化传播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在海外开办中文书店并不是很容易，一般情况下，书店对地段、周边居民的文化水平以及能否满足当地人对图书的需求等要求都很高。到目前为止，图书贸易公司能在海外开办书店和出版社的特别少。通过文化的资本运作，兼并、收购海外的出版以及发行机构，是跨文化传播战略的最高阶段。这些都需要出版社拥有开阔的视野、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完善的经营管理模式。
随着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和国家文化大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出版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挑战与机遇并存，只有立足本国的前提下放眼世界，深刻认识到只有采取跨文化传播的出版战略才能在飞速发展的当代出版大潮中取得生存与发展的一席之地，推动我国出版业与世界接轨，实现中国出版产业的腾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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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跨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 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应对 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对策分析 境外孔子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基于文化视角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分析及趋势初探 试析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 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的收益问题及孔子学院等的运作建议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困境及改进建议 浅论孔子学院的对外推广传播 孔子学院: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技术困境及对策 论“华莱坞”类型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困境及应对策略 孔子学院“躺着中枪”的文化昭示 独立学院建设校园文化的困境与对策 美国孔子学院发展的困境及其消解 孔子学院视角下的中医传播与发展 孔子学院的书法教学和传播活动评析 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兴策略之“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思考 论活动营销的传播效果及文化困境 农村文化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孔子学院在线教育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孔子学院遍布全球106个国家，年投入过亿美元”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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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跨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人类应叶巨大灾害而借助网络传媒沟通信息时，需要克服各种文化共同体背景之间的差异隔阂，迅速交流、达成共识，以顺利完成杭灾应急任务。跨文化传播理念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价值观建构趋向;强调创建“跨文化网络传播意识融合机构”在灾害应急管理的扰灾救助过程中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灾害频仍，人类该如何应付?发达的高科技，并未使人类准确地预测出巨大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更逞论阻遏如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2008年的汉川大地震;恐怖分子制造的血腥事件也令全球人心惊胆颤，如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这些灾害带给人们巨大的的危机感。对这些突发性的特大灾害，人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在特大灾害面前，人类只有联手共抗。然而，在当今这个多元的世界里，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在信仰、体制、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如何使他们在抗灾紧急关头尽快避免隔阂、达成共识、互伸援手，就成了学者们关注的课题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与灾害应急管理的迫切需求
人们针对灾害应急管理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如在建构并完善抗灾救援应急机制、抗灾救援的具体行动措施、危机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成效显著。但是，当巨大灾害降临时，人类应如何在信息传播的第一时间得以顺利沟通;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我们应如何建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自然互动与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这些问题正是本文力求探讨的问题。
灾害降临时，人类在第一时间的本能反应除了逃生躲避外，便是期盼尽快抗灾救助。势单力薄的个体行为意义不大，群体联合救援才有功效。当此之际，“时间就是生命”特别凸显，因为人在断水断食下可以维持7天的生命，这7天是抗灾救援行动必须把握的“黄金”时间。因此，及时发现并通报灵区各方面实情的信息传递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科技落后、信息闭塞的时代，人们遭遇灾难时往往呼天不应、唤地不灵，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无线电通讯、卫星传感、电视、网络等等，几乎可以沟通地球上的每一角落。如在汝川"5.12”地震的抗灾救援期间，借助传媒的宣传联络，中国政府反应迅速，亿万民众同德同心，加上世界各地人们的及时支援，抗灾救援收效卓著。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一口号，形象地道出人类遭遇灾害时的心理渴求。这种心理渴求是超越地域局限的。近半个世纪来，世界某地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都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关注，得到丫定程度的救援。
今天，传媒新技术在世界的空间架构起了越来越完善的信息沟通桥梁。单从物质技术层面看，这类信息高速公路足以使地球成为一个村落，它点亮了人们遇难求助的希望。然而，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从意识观念层面看，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曾一度严重地阻隔着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但是，一次又一次降临的巨大灾害，超越人类族群个体的承受能力，它警示人们，在灾害应急过程中，各国政府应有宽广的视野和兼容的虚怀气度，减少纷争，共度患难。为高效地抗灾应急，历史赋予了网络传媒新技术以跨文化传播理念的新使命。
二、跨文化传播学理念及其实践价值
20世纪4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扩展了传播学的领域，有利于“沟通和建立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跨文化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如全球化、视域融合、符号世界等，在人类联手共抗巨大灾害时有着重要的实际指导价值。
全球化。全球化指人的社会关系的世界化，人的社会交往的世界化。跨文化传播学是阐释全球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活动的知识系统。在全球社会语境中，人类具有了全球意识(globalawareness )，就有利于产生“交往欲望”，世界文化体系也能出现“同质化”趋势。
视融合。在视的遭遇、交融与沟通中发现并揭示新的意义，从而建构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科学体系，被称之为“视阂融合”。在跨文化传播学领域，“问题视ici”应指向不同文化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对传播行为观察视觉的基本要求。
符号世界。人类处在一个符号世界里，人类的思维、语言和传播都离不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更离不开符号。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是传播的源头。由于人类族群之间语言体系的复杂性，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语言符号”更具有实效的应用价值。
2000年1月1日，《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以下简称《》)正式生效，规定各国在自然或人为灾害发生后应采取合作态度，共同救灾减灾。目前，加人该机构的有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度在内的10多个国家，至今已经促成260多次国际减灾合作。
2007年，美国应用新媒体，如goode地图、手机、互联网跨平台服务twitter以及各种社会网络媒体，对火灾、雪灾、龙卷风、校园枪击案等巨大灾害危机进行了报道。2009年3-4月，爆发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来势汹汹，有关信息经网络传递后，立刻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世界各国携手联防，比较有效地避免了甲型h1n1流感在世界范围的蔓延。2010年海地地震后，有20多颗国际卫星参与到救灾中。按《》规定，灾害发生后，各国应分享相关数据。以上案例，不同程度地蕴含有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理念。
跨文化传播理念在灾害应急中已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势:(1)人类的需求意识在灾害应急中不谋而合。长期以来，人类在应对巨大灾害袭击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巨大灾害发生的规律、人类自身抗灾的能力以及抗灾救援的实际有效程度等等。灾害促使人们逐渐理智、成熟起来。(2)新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的物质基础。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科技为及时沟通各地信息提供了快捷通道，为灾害应急铺就了一个良好的物质技术平台。如今，人们越来越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网络传媒技术，越来越快捷地传递着彼此之间的信息，这对人类把握救援“黄金时刻”非常有利。(3)不同文化背景的隔阂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尽管有了高科技发展创造的物质基础，但是，网络讯息的传递与人类意识的沟通能否完全同步、两者之间的联系能否在同一个平台上顺利有效地确立，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系统的建构，是为了“沟通和建立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跨文化、跨区域的一种‘延伸’过程”。简而言之，跨文化传播理念在归属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具有纽带联系的价值。这种纽带联系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沟通彼此的信息。各个文化背景之间的人类在面临某种共同利害抉择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找到在理智、情感、利益需求方面的若干相似、相同点，找到彼此意识沟通的渠道，从而维系起相互认识、了解、联系的纽带。
三、在灾害应急管理中意识融合的构想
从实践价值论的观点看，一门科学理论的价值是源于实践的。价值的实质在于实践活动中的人、物、主体、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及其所产生的效应、效益。跨文化传播理念在人类应对灾害发生过程中的实践价值也无例外。灾害应急行动获取效应、效益的关键，不仅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合作，更在于思想意识层面的沟通、融合是否顺畅。
由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利益、价值观念、教育水平等方面的较大差异，被不同文化背景隔离着的人们，即使利用网络传媒进行意识交流也会存在一定障碍。长期以来，西方文化总是坚持自己的统治和霸权意识，对东方文化几乎完全无知却又有意无意地误读。这些误读的产生，源自传播者、文本、接受者(读者或观众)等方面。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严重影响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例如，“龙”在中华传统中是吉祥神物，而在英美却被视作罪恶。近年来，西方总是渲染中国向美国发动“网络战”。在“谷歌风波”中，中国不希望“过度解读”而美国却要求“彻底调查”，从而引起纷争不断。在这些隔阂产生的所有因素之中，政治信仰与利益冲突最为复杂、顽固，解决起来也最为棘手。
当今社会，人们既已接受跨文化传播理念并在网络传播活动中加以运用，那么，对这门学科体系的真理性就应该高度认同，对其理念在社会活动中可能遭遇到的障碍也应该有充分估计。关键是要坚持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跨文化传播学“视阂融合”理念的科学价值，在这里即得以体现。
人类有必要在传播领域内建构一个“跨文化网络传播意识融合机构”。其目的是尽可能藉技术手段来消弥彼此的误解和分歧。此构想虽然只是基于共同应对威胁人类的巨大灾害而考虑的，但它应该是一个常设而稳定的、超越各种政治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局限的、在非常时期具有相当权威的机构。这里的“意识融合”包含着信息沟通、观念统一、误读解释等因素，主要立足于物质技术层面(自然也无法完全避开意识观念领域)，总之要最大限度地。其宗旨是在非常时期，为达成抗灾救助共识而暂时消洱一切固有的意识方面的隔阂。其功能在于紧急时刻避免一切无谓的纷争以求取“黄金时刻”救援的最大效率等。
第7篇：跨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合拍片；跨文化交流；符号化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082-02
《风筝》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儿童片，也是首部中外合拍片，丰富的想象力和新颖的构思让影片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透过儿童的眼睛，去领略两个国家的风俗人情和诗情画意，同时又将中国传统的神幻世界与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迷人的艺术魅力。该片在1958年第11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中获荣誉奖，在1958年意大利第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圣乔治奖。在世界处在冷战时期的氛围中，《风筝》所颂扬的中法之间的深厚情谊和爱好和平的理想，成为民族间沟通理解的重要桥梁，因此选取合拍片《风筝》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典型案例有重要的意义。
跨文化研究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之一，主张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文化和行为，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自性和他性。[1]跨文化从学理上讲，是指在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从文化学理论看，是指人类群体或个体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归属和接纳，它带有文化价值的特定指向性。[2]我所理解的跨文化即跨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不仅仅找出两者的差异即自性，而是要找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来消解两种文化在相遇时可能遇到的冲突和误解，坚持多元的文化主义。作为合拍片中必然带有不同国别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那么这些文化冲突的行为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是如何消解的，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入地研究。
一、《风筝》中的异国元素
《风筝》讲述了一只绘有孙悟空形象的风筝，由北京上空随风飘到了巴黎，风筝上所附带的北京男孩宋小清的信引出了一段以寻求友谊为主题的温情故事。展示了不同国度的孩子们纯洁的友谊和爱好和平的理想，进而映射出各国儿童之间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作为重要物件的“风筝”串连起北京与巴黎两个相距甚远又各具特色的独特空间，不同地域的相互穿梭致使其中附带的各国元素得到了传播。电影作为独特的传播媒介，其传播文化的方式也是隐蔽的、潜在的，它将丰富的文化信息内置于电影的叙事情节当中来进行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一）基于传播下的表层文化
作为人类行事方式或行为模式，诸如饮食、起居、艺术创作等文化实践都处于同一层面，构成了被我们称之为“文化表层”的范畴。[3]在西方人的世界里，京剧、旗袍、熊猫、功夫、故宫、长城等都是中国典型的象征，这些元素也是西方人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大多数合拍片中都无一例外地利用了这些元素，并且使这些元素成为叙事中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当然除了这些外在的视觉元素之外，同样也运用了民俗和中国独有的神话传说。
影片启用了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孙悟空”一角，通过居住在法国的中国商人口中讲述了“孙悟空”的72变和神通广大，在比埃罗这群小朋友中广为流传。中国商人的商店里所陈设的各式各样的瓷器，中国风的椅子也成为法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元素。睡梦中借助“孙悟空”的神奇力量来到了北京城，运用法国兄妹的独特视角，又展示了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故宫、中国的国粹京剧、皮影戏，以及龙的雕刻艺术和流行于北京城大街小巷的民间工艺等等。寻找的过程又展现了50年代末中国的基本文化生活场景，这些外在的视觉元素让影片在中国的表层文化上更加一目了然。
《风筝》首先在法国开拍，当从东方吹来的一只漂亮的风筝在法国小朋友中间流传开，一些大全景不仅可以分辨地域，也展现了法国的面貌，埃菲尔铁塔等一些地标式的建筑物和法国独特的风土人情在这里使“法国故事”得以展现，作为文化表象的中法元素，极具辨识度，是中法跨文化传播的重要代表。
（二）隐喻下的文化内核
表层文化的后盾是深层文化，即影片中隐喻下的文化内核。在深层文化中，文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广泛的信仰和价值生成的。[4]深层文化中所包含的广泛的信念和价值是有共同的母体的，如友谊、希望或者是表层文化中的相关信念。
有法国的媒体称《风筝》为法国经典的儿童片、是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教科书，种种元素的精彩呈现为双方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对于中国来说，电影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以和为贵和乐于助人的优良传统在影片中充分展示，同时也向世界宣扬了“中国民俗”和“中国元素”，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影片最后双方儿童见面时，由中国最传统的握手方式变成了西方人的贴脸亲吻的方式，这是尊重对方文化的表现，蕴含着中国古老的来者是客的观念。
梦醒之后，这位法国男孩讲述梦中中国的一系列场景，描述中国房子是五颜六色的，人们都有说有笑的等等一系列语言，已经从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成为直接传输，多种语言符号展现了蕴藏在深处的指示功能，呈现出动态多变的符号世界，使双方的观众都接受了电影符号的象征意义，产生了文化交流的意义。
二、意识形态之下的主题展示――梦和友谊
（一）符号化的个体
符号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任何物体都可以当作符号来看。它是某种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在影片《风筝》中，每一个人也被影片赋予另外的含义。电影往往承载了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习俗、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等，是当代文化立体化的体现。但文化必然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国际环境和国家政策就充分反映在这些被符号化的人群当中。
在法国小朋友为了把树上的风筝拿下来心生计谋，把邻居家的猫咪抱到树上，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混乱。“要是把我丈夫吵醒了，看他怎么收拾它”，“要是老这么叫唤，该揍它一顿了”，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时，有人提议找动物协会的人，立马就有邻居反对“你以为他们吃饱了，就等管这只懒猫了吗？”“少管闲事了，快进来”，寥寥几句左邻右舍的对话就构成一幅社会全貌，最终事情以消防员的到来而收场，小伙伴们也取回了梦寐以求的风筝。法国人民的人间百态和中国人民的乐于助人形成了一对矛盾冲突，这些被符号化的人们与北京城街道上的人民又形成了对比。中国小朋友的脸上整齐划一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寻找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拼尽全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社会上每一个人都互助友好，呈现出高度的和谐。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被符号化的个体，在这里就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二）集体主义下的价值取向
集体主义是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原则，价值取向是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冲突时所坚持的价值态度，影片中，不论是法国故事中的集体救猫咪还是中国故事中的全体找人，这里所体现的双方国家人民的世界观达到了融合，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里赋予了另外的内涵。
另外，作为贯穿整部影片的风筝是传播媒介的重要代表，随风筝一起飘荡的信作为影片重要的物件。影片以“信”开头，以“信”结尾。开头部分，信中所附带的诗篇“今天，这股中国风吹拂着我，明天它一定会去找另一个儿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只要见到了这只风筝，就一定会露出笑容”。体现了中国儿童向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的信心和决心。在影片最后，又有一个对应关系，巴黎的小朋友在回信中写道，“全世界的儿童，如果你捡到了这只鸟，你就可以想到，你已经有了新的伙伴，正等着邮递员的到来，给他带来信件，带来友谊和欢笑。”展示了中法两国儿童的纯真心灵，以及他们爱好和平的共同理想，在局势紧张的1958年意义非凡。
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与平衡点
跨文化传播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跨文化传播，促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变迁。电影作为不可缺少的一项伟大的艺术，在跨文化传播的层面上讲，对于传播本土文化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以《风筝》为例，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文化故宫、京剧等元素与法国建筑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让双方国家来了解对方的生活方式，让所有国家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
在合拍片中，由于受众的特殊性和群体性，要想兼顾双方观众，既让双方都可以理解传播的内容，又能够在跨文化领域中碰撞出一种全新的含义，寻求双方的平衡。合拍片总是处于各种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冲突之中，语言、创作理念、价值观、意识形态总会产生不同的冲突。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消费机制势必会对电影所表达的含义进行不同的解读。因此，跨文化并不是仅仅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更多的是，要凭借着两者之间的共性来消除在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冲突，坚持文化的相对性和普同性相结合。
文化之间不可能是统一的。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在全球资本运作和风土人情都存在有巨大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也同样如此。传播过程中差异必然是不可抹去的，因此，电影产业链中，中外合拍片在资本的整合之外首先必须面对的是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文化间性理论认为，跨文化交流的关键是要努力“选取一个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立足点”。通过这个立足点，超越自身文化界限，或者说对自身文化赢得了“距离感”，这样就会“对其他文化的意义关联变得敏感”，就能进入其他文化的“意味视界”[5]，其中的立足点更多的就是尊重双方差异，立足于文化之间的不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无论文化多么千差万别，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共同之处，同处一个生存环境，共同的利益等问题不可避免，这就是双方交流沟通重要的“中介”。
在全球化语境的今天，种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都成为阻碍跨文化对话的难题，电影作为重要的传媒手段，必须提供一种有关人类生存际遇的以及未来思考的方式，培养出一种全球视野和人文关怀，超越个体、民族、地域的限制。当然，也正是由于双方的差异，不同地域文化的论争，才促使跨文化的话题变得如此深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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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跨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医国际化；传播；发展
一、中医在主要英语国家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中医作为源文化，其科学性与包容性使得中医跨文化传播成为可能，西方社会的目标文化对中医的渴望使中医传播成为需求，传播媒介的拓宽可以提升中医跨文化传播的效率；中医跨文化传播需要巩固国内的“根据地”，明确中医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与目标，同时要借鉴中国功夫成功传播的经验，借力传播与自力传播相结合，通过结合中医在英国、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传播现状与特点制定可行的中医跨文化传播方案，以切实推进中医在主要英语国家的传播。
二、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现实困境及其传播路径的研究
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困境，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相关政策的落实不力；中西医文化结合度不高；传播平台开发不充分；翻译不准确；技术标准不完善；中医药国际教育发展不顺畅等。最后通过分析，提出实现有效传播的路径的建议：探索中西医文化的契合点；突破语言翻译障碍，搭建中医药国际化语言的桥梁；完善中医药文化影响渠道，打造中医药产品品牌；创新中药产品技术标准管理；建设符合中医特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推动“互联网+”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建设标准化的中医药国际教育；构建中医药医疗旅游品牌服务等。借此路径，在国际间传播中医药文化，为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提升综合国力做出贡献。
三、视域下的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相关问题研究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医药文化蕴含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价值意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其对外传播对我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影响。在的指导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应当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因果关系，着眼于全人类生命健康与全世界文化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的普世价值。只有这样，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才能具有更加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更为开阔的人文情怀，中医药文化才更易被世界理解和认可。
四、从中西医对中医药的认识差异谈中医药在全球的发展
中西医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单纯结合已不能满足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需求，暴露了一定量的不足，而遵循该指导原则，从与二者之间均有交差点的边缘学科如系统生物学方面入手则可以拓展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领域，弥补不足，更全面地发挥该学科的独特优势。中医药学以针灸为先遣获得了全球化发展，也获得了快速借用西医学领域先进科技大补后天以养先天的绝佳机遇。然而此现况中所暴露的一系列取长而未能补短的事实也引发了我们全新的思考，即应当在遵循中医药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施以外部推力，在需要借取外力时也当全面分析且以适用为要，切忌拔苗助长，盲目套用。中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成为中医药全球化发展领域最醒目的趋势，也必将成为继针灸之后促使中医药更全面快速发展的重要推进器。中药目前无法取得等同于西药的药品地位，一直以保健品的身份被使用是其面临的最大无奈，然而这样的现状未必对中药的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完全不利。亚健康的普遍存在为保健品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药可以全方位发挥这方面的优势，以肯定的功效赢取更雄厚的资金投入与广泛先进的科研关注，再以此为基础逐步向主流医学领域迈进。
五、针灸与中医在加拿大的立法、教育和行医概况
建议：设立国外立法规管咨询委员会或成立海外中医针灸立法规管联盟，提供海外中医针灸发展与立法规管的建议，可颁发相应的证书。倡导中医针灸教育的标准化，包括制定统一的国际化教材、教员的准入标准、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标准化。
六、从人口数据分析美国中医发展之差异及相关因素
中医在美国各州的发展是不均匀的，差异很大，有高中低之区别；多元方差分析和多重对比分析显示中医发展高中低不同的州在人口、种族、年龄性别、教育和经济等方面的人口数据差异很大；相关分析证明中医人数与这5方面数据呈正相关，说明这些因素对中医在美国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其中不同指标相关程度不一，可以作为今后进一步分析的数据。
参考文献：
[1]付明明. 中医英译史梳理与存在问题研究[D].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6
[2]平海兵. 佛教医学和中医心身医学思想比较研究[D].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16
第9篇：跨文化传播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