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精准扶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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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村精准扶贫范文
xx村自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在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下，在村支两委干部积极努力以及市帮扶单位xx中心的全力协助下，我村的扶贫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将一年的扶贫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建立健全精准扶贫帮扶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支部书记任组长，村委主任任副组长，市帮扶工作队、乡包村干部任成员，确保精准扶贫帮扶工作顺利实施。
二、支村两委领导及市xx中心具体工作落实到人，各司其责，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走访、了解帮扶对象的基本情况以及致贫原因，帮助其树立脱贫信心。
三、逐户调查、摸底制定脱贫方案、帮扶措施，把每户的帮扶方案制定详细，根据贫困户具体情况制定详细帮扶措施。
四、通过一年的帮扶工作，全村x户x人贫困户思想有了转变，生产积极性提高，全力配合帮扶工作队的工作，提升自身，弥补不足。
五、经过多方不懈努力，我村在今年年底成功脱贫x户x人。
一年来，我村积极响应、高度重视、努力工作，精准扶贫帮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有问题和不足。支村两委会继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努力，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把精准扶贫工作做的更深、更细、更好。争取早日完成我村脱贫攻坚任务，使每一位贫困户早日走上小康道路。
第2篇：村精准扶贫范文
在浙江、福建打工漂泊了20多年，贵州省桐梓县杉坪村农民樊邦贵回乡致富，去年全年的收入，让他“连想都不敢想！”一颗心终于“落定了”。
过去背井离乡、外出讨生，如今回乡发展、脱贫致富，樊邦贵的选择，源于极贫村里的变迁。
杉坪村距桐梓县城约4.5公里，离红色革命圣地娄山关3公里，这里山高谷深，绝大多数村民都散居在高山上，依靠传统种养殖业难以维持生计。由于交通建设滞后，全村1033户4200余人超过三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长期戴着“国家扶贫开发二类贫困村”的帽子，是典型的“路边黑”。
“对我们镇来说，实现小康的最短板就是杉坪村。”娄山关镇党委书记冯建波说，在镇党委政府和县全面小康办对该村发展“把脉会诊”后，决定以乡村旅游为主战略，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同步推进特色种植养殖，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来，杉坪村共整合涉农项目20多个，捆绑项目资金5000多万元，撬动社会资金1亿多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2013年之前，通村的全是黄泥巴路，骑摩托车都需要在后座上绑着个木棍，用来铲掉裹在车轮上的泥巴。”杉坪村村主任王维波说，遇到雨天，拖拉机爬坡都要五六个人在后面推，可现在，小轿车可以直接开到90%农户的家门口了。
路通了，环境变美了，凉爽的气候、优美的风景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越来越多像樊邦贵这样的农户“挪了穷窝、拔了穷根”。2014年，全村农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
杉坪村的变迁是扶贫任务艰巨的贵州省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一个缩影。
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贵州省，探索对贫困人口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精确化配置、对贫困农户精准化扶持，实现“结队帮扶”、“产业扶贫”、“教育培训”、“农村危房改造”、“扶贫生态移民和基础设施”六个“到村到户”，推进扶贫开发从“大水漫灌”向“精确滴灌”转变。
地处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乌蒙山区腹地的毕节市，根据实际探索出“瞄靶子、梳辫子、结对子、理路子、想法子、找票子、甩膀子、强班子、凑份子、造册子”的精准扶贫“十子工作法”；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大力实施“菜单式兜底”和“育婴式管理”相结合推进“精准扶贫”；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通过社保兜底、扶贫生态移民、产业扶贫三种措施确保“真扶贫、扶真贫”。
为进一步提高扶贫“精准度”，贵州还充分发挥全省万余支驻村帮扶工作队的作用，实施驻村工作队“全程参与项目申报、全程指导项目实施、全程加强项目监管、全程督促项目评估”，并规定“从2015年起，所有乡镇申报、实施项目必须有工作队参与、县扶贫部门必须严格把关，没有工作队参与申报和管理的项目，扶贫部门不得受理。”
自2015年起，贵州省将80%的财政扶贫发展资金审批权限下放到县，要求各地把贫困县、乡、村、户的帮扶需求作为项目审批的重要依据，把扶贫开发的工作对象需求与帮扶措施的落实紧密联系起来。此外，贵州省还建成精准扶贫信息平台，实行乡镇网上申报项目、县级网上审批项目、省市网上备案项目。
第3篇：村精准扶贫范文
周学芬老两口腿脚不灵便，加上老伴王开富此前患病，光看病就欠下1万多元的债。2015年，贵州省建设“扶贫云”管理平台，系统显示，通过住房、劳动力等各项指标评估，周学芬家的致贫原因为疾病和缺少发展资金。当地政府引进企业搞花卉种植，引导周学芬就业。有了工作，手头日渐宽裕，当年底周学芬家便摘掉了贫困帽。
受区域整体贫困与民族地区发展滞后并存、经济建设落后与生态环境脆弱并存、人口素质偏低与公共服务滞后并存“三重矛盾”的制约，贵州一直是全国扶贫开发任务最重、难度最大的省份。
“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作为精准扶贫的基础性工作，扶贫信息的精准至关重要。
2015年，贵州与浪潮签署建设“云上贵州战略合作协议”， 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通过“云上贵州”系统打造“扶贫云”平台，探索“互联网+”扶贫新模式， 让贵州扶贫开发更加精准。
一块显示屏，一张贵州地图，跳动的数据将区域内外出务工、贫困现状、致贫原因等信息实时呈现出来……摸清贫困人口数量和情况，在“扶贫云”管理系统上建档立卡，实现贫困人口识别的量化、贫困程度深浅的可视化。
“目前，扶贫云矢量模型的电子地图已扩展到16层，达到1∶5000比例尺，对贫困户、扶贫项目的定位已精准到村级，实现对扶贫项目随时抽查、随地核查。”浪潮集团旗下贵州浪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新说。
“扶贫云”还能展示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包括因病、因残、因学、缺技术、缺资金、交通条件落后、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目前致贫原因前四位为缺资金、缺技术、因病、缺劳动力，分别占比23.4%、 14.8%、因病13.9%、缺劳力19.9%。贵州通过数据的提取分析，协助制定精准的扶贫措施，解决“怎么扶”的问题。
第4篇：村精准扶贫范文
一、2017年工作总结
（一）提高产业扶持力度
按照市委、市政府培育壮大、延伸提升农村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结合川主庙村实际，大力发展种植业和散户养殖业，着重抓好脱贫奔康产业园建设，提高川主庙村产业发展总体水平。
1、散户养殖。深入贫困户规划一户一策发展项目，并以贫困户实际生产发展情况为准，为全村**户贫困户提供散户产业补助，南充发展公司共出资**万元。
2、种植业方面。一是鼓励川主庙村贫困户管护好核桃、砂糖橘种苗，以贫困户实际存活种苗数为准，由公司提供补助资金**万元。二是提供**万元脱贫奔康产业园管理补助，主要用于日常管理养护人员工资补助和购买肥料等。三是在种植**亩核桃和**亩砂糖橘的基础上，套种花生**亩，高淀粉红苕**亩，黑黄豆**亩，大蒜**亩，并对**户贫困户进行了实物分红，折合现金人均约**元。四是组织好脱贫奔康产业园种苗的补植补栽工作。
（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协调有关部门支持，完善村道社道建设和脱贫奔康产业园水系、道路建设。
1、公司出资**万元，帮助完善了脱贫奔康产业园的水系建设，在产业园区新建蓄水池**口，引水渠**米，维修止漏蓄水池**口。
2、协调****出资**万元，帮助完善了脱贫奔康产业园道路建设，在园区新建道路**公里，其中水泥路**米，泥结碎石路**公里。
3、协调****出资**万元，帮助完善村道社道建设项目，拓宽村道**米，新增村道错车道**处，完善沿路标识标牌等。
4、协调**出资**万元，帮助解决脱贫奔康产业园土地流转费及园区场地平整费。
（三）突出教育引导，强化文化建设
一是继续深化拓展“卫生标兵”创建活动。二是按照“四好村”建设的要求，利用农民夜校等平台，积极配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感恩教育工作，着力抓好移风易俗，努力倡导文明、科学、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2017年共开展农民夜校讲座**次。
第5篇：村精准扶贫范文
文化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关键一步。文化扶贫是指精神内涵、文化、思想观念上的“精准扶贫”。对贫困地区实行文化扶贫，是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最有效的方式。文化扶贫可以改变贫困人口的落后思想和传统观念，增强贫困人口对新事物的认知，帮助他们科学地看待事物的发展，抛弃传统思想观念带来的弊端，排除阻碍农村发展的文化因素。文化扶贫能够推进农民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正确的价值观念，能够进一步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抑制农村的不良习气和落后思想，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农村文化贫困的表现
造成我国农村文化贫困的主要原因有：人口素质整体较差，生活方式较原始，价值观念落后等。
（一）人口素质整体较差
文化贫困是造成人口素质整体较差的主要原因，人口素质主要包括人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人文素质等。文化的缺乏致使农村人口无法从知识中得到促进自身发展的能力。贫困地区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并不高，他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如何通过劳动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而忽略了知识层面的摄入，忽视了文化对于发展的作用。同时，交通的不便、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落后等原因，也是造成农村人口素质整体较差的因素。
（二）生活方较原始
生活方式较原始，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落后，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无知。生活方式是体现文化含量的方面，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也体现在精神生活资料上。缺乏文化素养的支撑，致使人们无法创造出先进的生活方式，也就无法推动农村的发展进步。
（三）价值观念落后
价值观念的落后是文化贫困的最深层表现，贫困地区的农民思想保守，缺乏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将自己的生存希望全部寄托于土地，安于现状，自给自足，缺乏扩大再生产的精神及应对天灾的能力。
三、怎样精准文化扶贫
文化扶贫是带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的必要步骤。要实现整个村落整体脱贫，必须提升全村人口的文化素养，加大其对教育的认可，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贫困的问题，凝聚其力量，用科学的方法使贫困地区脱贫，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精准文化扶贫对象目标，转变农村传统观念
确定文化扶贫对象，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增强农村文化建设，需要政府根据不同农村的不同发展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扶贫。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扶贫的力度应该越大；特别是经济困难的村，更要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村，扶贫工作的侧重点，则需要更多地放在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转变农村传统观念，明确扶贫要先扶智的策略。经济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农民文化素质的发展成正比。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扶贫先扶智。提高农民的文化涵养，通过文化扶贫来带动经济脱贫。
（二）精准需求，增加基层设施资金投入
基层设施是农村文化建设的表现途径，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的交流、学习的场所。增加农村文化基层设施的资金投入，是推动农村文化发展的首要步骤。要加快农村文化脱贫，就必须精准了解农民的需求，增加基层设施的资金投入，从各方面着手增加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国家应制定关于农村文化扶贫的专项任务，由各地政府、乡镇贯彻实施，每年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投入文化扶贫的专项基金，并建设更多的教育学习场所，使农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召集企业投资，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文化保障。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精准扶贫视域下农村的文化扶贫战略是确保精准扶贫有效进行的第一步，是最终实现精准扶贫脱贫的必经之路。现阶段，我们可以通过国家、政府和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努力，实现我国农村脱贫致富的战略目标。
作者:曲彭 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参考文献：
［1］李燕华，党辉．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村文化建设路径探析［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0）．
第6篇：村精准扶贫范文
关键词：精准扶贫 乡村治理 治理主体 治理环境 治理财政
1研究背景
“精准扶贫”理念是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的，这也是第一次把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政策。根据我国贫困标准统计，目前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而这些贫困人口几乎都生活在农村，因此农村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农村强则中国强，农民富则国家富。
乡镇政府作为中国最基层的国家政权直接面对并服务于广大农民，是国家与原子化农民之间的“缓冲带”、“安全阀”。这里所说的乡村治理也就是转型后乡村治理，即后农业税时代的乡村治理。在乡村治理背景下对精准扶贫进行研究，则更利于提高扶贫资源在农村的利用，从而促进小康社会的实现。
2乡村治理转型后对精准扶贫的影响
2.1乡村治理主体的改变
农业税改革前，乡镇政府被称为全能型政府：收税收费、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社会治安无所不包。但是农业税费的改革后对乡镇政府形成了新的权力和格局，乡镇政府在免除农业税的治理中几乎不再有收入利益可言，对村庄治理进行全面干预不但没有足够能力，也没有了积极性和动力。在黑龙江省同样出现类似状况，自税费制改革后，许多地方的乡镇政府转变以往做法，转而支持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治理主体很大程度落到了村庄精英肩上。在扶贫过程中，救助资金以及扶贫项目一般都要通过村庄精英来完成。随着扶贫政策的贯彻，村庄精英的功劳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事物有两面性，由于人性的自私性，村庄精英在识别贫困户时可能存在不公平性，列为贫困户的不一定是真正的贫困者。在农村，村民文化水平低，思想意识落后，即使明白不公平性，也是跨级“闹”乡镇府、县政府。上一级无暇村级矛盾，很多不满也是不了了之，致使真正贫困户久久不能脱贫。
2.2乡村治理环境的变化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到来，农村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化，社会人口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流动性，进城务工成为当代农村青年的致富之路。这种“离土离乡”的变化使村庄成为空心村，尤其是在贫困村，空心化更为严重，留在村庄大多是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没有年轻力壮的青年做支撑，对产业扶贫的执行产生了阻碍。F村是国家级贫困村，土壤肥沃，阳光充足，适合万寿菊的种植，邻乡H村因万寿菊项目的开展，整村实现了脱贫。看到H村的成效，在乡镇府以及村干部的努力下，也引进了万寿菊项目，但是村民参与度并不高，尤其是贫困户更是不敢尝试，此产业项目在F村难以执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能力的、年轻力壮的村民流失严重。此村没有产业扶贫的支撑，只依靠低保和社会救助的方式只能解决一时之急，并不能实现真正脱贫，而且返贫严重。
2.3乡村治理财政制度的转变
农业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从向下“收钱”变成了向上“要钱”，此后出现了“穷财政”与“有所为”、“权利小”与“责任大”、“政策好”与“遗憾多”等矛盾。这种“乡财县管”的财政管理体制和严重的村级债务，使乡村治理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贫困村，村级负债甚至高达百万。从当前致贫的原因来看，呈现出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并存的特点。从共性因素看，许多贫困村、贫困户在交通、用电、水利等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方面仍很困难。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继续推进开发式扶贫，加大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和生态治理的支持力度。但是仅依靠扶贫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乡镇财力的支持，因乡镇财力“空壳化”，无力实现“有所为”。X村是国家级贫困村，走访X村时，发现道路泥泞、房屋破陋，农田中水利设施落后，遇大雨天，则会出现“水漫金山”状况，有的贫困户家中，一年下来，颗粒无收也不是罕事。
从个性因素来看，针对致贫原因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要结合实际，逐村逐户分析致贫原因，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比如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利用专项扶贫资金鼓励其创业。但是除专项扶贫资金前期的支持外，乡镇政府财力却无力支持贫困者创业的后续工作，如发展进入困境期，乡镇政府是否有能力帮其度过困难？创业失败后又何去何从？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就不能做到善始善终。
3基于乡村治理思维的对策建议
3.1加强治理主体的监督
村民自治是我国乡村治理的大势所在，村庄精英也将成为村庄治理的领导者。因此，加强对扶贫资源的立法监督必不可少，同时还要增强村庄精英为人民服务的大局意识，以带动贫困户脱贫为使命。另外，要对农民加强权力意识宣传，自下而上形成监督体系，做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3.2改善治理环境
“空心化”的农村现状严重影响到了扶贫项目的进行，因此要结合农业政策，鼓励优秀的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为他们提供小额贷款的便利条件、技术支持等相关扶持。此外，要加强手工业的发展，例如借鉴山东农村脱贫模式，联系一些半成品加工工厂，在村庄开设手工作坊，使贫困者在闲暇时期可以有事可做，既不用远出，又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还可以改正农村的不良风气。
3.3设置治理资金鼓励
除扶贫资金外，还应按照贫困村人口数量、贫困程度。国家应适度加大乡镇政府的财政掌控能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加强资金利用的监督。鼓励贫困户参与产业项目发展，从“输血式”救助变成“造血式”自救。对于治理发展较好的村庄，应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提高更多村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
参考文献：
[1]何晓杰.“后农业税时代”的中国乡村治理：以东北乡村为研究视域[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10
[2]邓大才.小农政治：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06-01.
第7篇：村精准扶贫范文
近日，甘肃黄河剧院上演的渭源县新编大型秦腔历史剧《渭水医魂》，作为“健康甘肃・卫生计生题材剧目巡演”活动第141场演出，也是自2015年7月以来在全省双联与精准扶贫村开展的“健康甘肃・卫生计生题材剧目巡演”的总结演出。
由省委宣传部、省卫生计生委、省旅游局、省文发集团联合主办，省演出公司、兰州晨报承办的“健康甘肃・卫生计生题材剧目巡演”活动，于今年2015年7月17日在白银市启动以来，共在全省双联与精准扶贫村演出139场，足迹遍及全省除嘉峪关市的13个市州43个县区139个双联村，所到之处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纷纷称赞主办方心系贫困群众、为民务实的公仆情怀，观众人数达8万余人次。
副省长夏红民，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刘维忠、白银市市长张旭晨、省文发集团党委书记戴超、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杨陇军、省旅游局副巡视员王保祥亲自出席巡演启动仪式并观看首场演出。巡演活动全面铺开后，主办方与承办方齐心协力，巡演取得了圆满成功。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刘维忠说：“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省卫生计生委已连续多年联合多部门开展了‘健康甘肃・卫生计生题材剧目巡演’活动。甘肃有10%的贫困人口因病返贫，贫困农民健康了，脱贫致富的步伐就加快了，因此，今年我们将演出活动列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在全省双联村和精准扶贫村开展这项活动，把卫生计生题材剧目送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广泛宣传国家、省上各项卫生计生惠农政策和健康科普知识，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健康素养和政策知晓率，助力全省推动精准扶贫。”
刘维忠认为，推动文化文艺与医疗卫生的融合，从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甘肃文化的创新与弘扬，也为甘肃加快创建文化大省、戏剧大省建设锦上添花。同时通过购买社会文化服务于大众，利用文艺作品的形式推动卫生计生行业精神文明建设，拓宽卫生计生社会宣传渠道，开展卫生计生政策、健康科普知识、典型人物宣传和中医药文化宣传，是甘肃省近年来探索总结出的一条成功经验。
因此，在此次巡演中，演出内容重点有省卫生计生委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创排的宣传医疗卫生先进人物的大型现代京剧《草原曼巴》；宣传卫生计生政策和健康教育知识的陇剧《女儿如花》、秦剧《百合花开》以及中医题材剧目秦剧《皇甫谧》、陇剧《医祖岐伯》等。参演剧目有获“五个一工程”奖、获“中国人口文华奖”优秀奖及文化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等。参演演员中，10名国家一级演员、21名国家二级演员，以及获得国家梅花奖、省红梅奖金奖者，纷纷登台献艺。
主办方和承办方、承办方与各地卫生计生委及参演院团密切协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确保了活动有条不紊进行。演艺集团董事长朱玉兰率团于2015年9月份赴庆阳市环县八株乡白塬村进行双联慰问演出，还重点走访了双联户，一一询问贫困户的收成、身体、家境，村民们深受感动，当天演出的舞台不足10平方米，土质台面坑洼不平，但演员们一丝不苟的精彩演出，赢得了村民们阵阵掌声；省演出公司经理唐小平先后11次随参演院团进村演出，全力做好巡演的服务保障工作；兰州、天水、武威等市州卫生计生委领导同志亲临巡演现场，看望慰问演职人员。清水县委书记刘天波亲自观看演出并为演出单位赠送纪念品；榆中县青城镇领导观看演出并为演员披红；白银市相关领导将演出安排在农闲时间，使更多的村民观看演出；省委政策研究室罗江副巡视员、甘肃演艺集团总经理张明亲自出面协调演出的相关事宜……
第8篇：村精准扶贫范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农村进城隔代教养的祖辈老人生活困境与干预模式研究”（17YJC840042）；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精准与有效：社会扶贫的理念创新及其实现路径”（201610304010Z）阶段性研究成果；南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高梅书（1974- ），女，江苏响水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季甜甜（1996-），女，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管理学院学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工作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2017年6月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该《意见》以助力脱贫攻坚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发挥作用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为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提供了制度指引。在脱贫攻坚阶段，精准扶贫成为关键词。精准扶贫是反贫困系统的综合实践过程，它更强调参与各方的能动性实践。精准扶贫要把目标的精准考量同效果意义上的精准联系起来，即脱贫效果要有持续性[1]。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强调对案主的需求、特点和优势进行科学评估，激发案主的能动性，在对话与合作中促进案主的自我成长和改变。可见，优势视角与精准扶贫的理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因此，本文尝试将优势视角引入农村扶贫社会工作，阐述其基本理念、在扶贫工作中的优势及实践路径，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优势视角扶贫模式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从而推动精准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让贫困群体更快更彻底地摆脱贫困。 一、优势视角的含义及基本理念
优势视角是美国查尔斯?拉普教授及其团队于1982年在对慢性精神病患者的介入过程中提出的。该研究团队采取全新视角看待那些精神病患者，认为他们虽处于困境、具有疾病或人格缺陷但仍具有优势，而以往这些优势通常被他人和患者忽略。在治疗过程中，拉普研究团队不但充分挖掘精神病患者自身优势，而且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帮助他们成功融入社区生活[2]。后来，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教授丹尼斯?塞勒伯在《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一书中将优势视角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优势视角是在反思传统问题视角的弊端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弥补了传统社会工作中放大案主问题而对其优势、潜能关注不足的缺陷，认为所有的案主都是有潜能的，即便是处于困境中的案主也有改变的可能。优势视角对于案主优势和潜能的关注，在社??工作领域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优势视角已成为“社会工作领域的一个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是一种关注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开发并利用人的潜能，协助案主从挫折和不幸的困扰中挣脱出来，最终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3]。
优势视角的基本理念可以用以下几个核心概念来概括：第一，优势。优势视角不再是专注地集中于案主的问题，而把目光投向优势和可能性，认为任何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都具有自身的资源与优势，即便是处于挫折、压迫、困难中的案主仍具有内在的潜能。“在创伤、痛苦和苦难的荆棘之中，你能看到希望和转变的种子……动员案主的力量（天才、知识、能力和资源）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愿望，这样案主将会有更好的生活质量。”[4]4第二，赋权。“赋权意味着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或周围探求和扩展其资源与手段的意图和过程。”[4]14赋权概念强调：助人者要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扩大案主的能力和优势；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第三，成员资格。某个个体或群体，若没有成员资格，就可能有被边缘、异化和被压迫的危险。优势取向承认我们服务的所有人是某一种类的成员，并享有随成员身份而来的自尊和责任。第四，抗逆力。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克服和超越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抗逆力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源于迎接自己世界的需要和挑战的关于能力、知识、洞察力和美德的持续成长和阐明[4]16-17。 二、优势视角运用于农村扶贫工作中的优点
优势视角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能有效弥补传统问题视角扶贫模式的不足，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减少贫困的负面标签效应，让贫困群体获得应有的尊严
传统问题视角下的扶贫工作，大多只关注贫困者面临的问题，对其自身的优势和潜能关注不足，长此以往，贫困者很容易忽视自身优点，给自己贴上“问题标签”，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吉林大学的万艳对488个贫困者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725%的人认为贫困影响到了自己的心理健康，953%的人认为低保户的身份给自己带来了负面影响，542%的人认为外界的人轻视自己且不愿与自己合作交流[5]。这种“标签”效应下的不健康心理会降低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使他们越发变得消极、悲观，看不到自身的优势和潜能，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优势视角强调为案主“赋权”，认为任何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在介入过程中帮助贫困群体挖掘自身的优势，发现自己的潜能，激励他们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梦想，找回自信和尊严。同时，突出贫困群体的优势可以改变外界对于贫困群体负面刻板印象，使外界认识到贫困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能够对他们表达尊重和平等相待。
（二）有利于发挥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避免其被“客体化”
我国传统扶贫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帮扶模式，也就是“输血式”的扶贫模式，主要是向贫困群体直接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资金的援助并不能真正改变贫困群体的现状，贫困群体更应该实现“能力脱贫”。虽然我国近年来的扶贫模式逐渐从“输血”模式向增能型的“造血”模式转变，但“问题视角”下的“增能型扶贫”也只是通过引入外来资金，兴办当地教育、建设基础设施和开展科技培训等方式开展，其间扶贫对象的主体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具有“盲目增能”“被动增能”等缺陷。吉林大学教授李文祥对东北贫困山村――河村的扶贫实践研究发现，以所谓的“增能”扶贫为核心的河村大搞农业科技、小额信贷、就业培训，但在2005―2009年间的脱贫率和返贫率都达到了80%以上，呈现双高现象，并没有真正实现脱贫[6]。返贫率如此之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此过程中村民只是被动地配合扶贫项目行动，主观能动性未能有效发挥。后来，李文祥等人在河村已有的“增能型”扶贫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型”扶贫，既通过资源合作实现了增能，又在管理合作中引导村民养成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观念与习惯，建立与社会相关部门的联系，从而实现了有效扶贫。正是在积极的参与管理中，村民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养成了与现代生产相匹配的观念与习惯，才使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并且这种积极观念和良好习惯的养成具有长期效应，能使他们最终真正意义上彻底摆脱贫困。
（三）有利于充分利用有效资源，提高扶贫工作效率
优势视角注重挖掘案主自身及其所在社区的资源优势，并对这些优势资源进行有效利用。传统问题视角下的扶贫工作往往只看到贫困者的问题，而忽视对其资源和优势的挖掘。比如许多扶贫项目经常会对扶贫对象进行“一刀切”的某种技能培训，而在培训之前并未对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的能力、资源、优势和需求进行科学评估。中山大学张和清教授等人对云南绿寨的扶贫实践研究发现，之前基层政府在绿寨反复调整产业结构，传授给村民换种新品种（甘蔗、洋芋、青刀豆等）的多种技巧，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村民的生计状况并无好转，甚至许多农民负债累累。后来，张和清的扶贫团队竭力挖掘当地的优势资源，从当地居民最擅长的老品种水稻种植入手，帮助村民大幅度提高收入[7]。可以看出，绿寨后来的扶贫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在于从村寨既有的优势入手，而不是盲目引进农业科技。优势视角要求对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有足够的了解，充分重视在地资源，将外部资金、技术与扶贫对象及其所在社区的文化、历史、优势有效结合，保证扶贫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优势视角下农村扶贫社会工作的创新实践路径
优势视角专注于从案主内部建构自我支持，同时从外部建构社会支持，形成双向的社会支持网络。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挖掘贫困群体的优势，提升其人力资本
1.开展“优势视角”教育，进行“精神扶贫”。受自身弱势的经济状况、边缘化的社会处境等因素影响，贫困人口大多从“问题视角”看待自己，缺乏自信，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甚至不少人在传统的“输血式”扶贫模式影响下形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陷入“精神贫困”。这种“精神贫困”会成为一种精神桎梏使贫困者裹足不前，甚至自我贬损，消极退缩，影响外界扶贫介入措施的实施效果。若要使扶贫工作精准有效，首先要开展“精神扶贫”。根据优势视角理论，精神扶贫可以从赋权和抗逆力训练着手。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赋权就是“将案主视为?e极的能动主体”并“扩大案主的能力和优势”。几乎所有的事情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尽管最初这样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人们不但获益于成功经验，而且获益于受到的挫折[4]72-73。上文还提到，“抗逆力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克服和超越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基于这些对人的优势、潜能、战胜逆境能力的乐观假设，扶贫者对贫困群体开展精神扶贫时首先要学会接纳和聆听，案主的故事和叙事都包含着他们的优势、兴趣和愿景。要为受助对象创建一个充满关怀和信任的环境，通过积极的设问，引导案主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并从中获得自豪感，进而激发其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比如可以问一些“生存问题”：当你必须面对无数的挑战时，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你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或者面对这些困难时，你心里在想什么？哪些困难给了你特殊的力量？你需要依赖哪些特殊的品质才能战胜困难？还可以问一些“例外问题”：生活中哪些时候感觉状态还可以？你是怎样进入那种好的状态的？生命中的哪些时刻或者事件曾经给了你特殊的抗逆力和指导[4]77-78？通过这些问题的询问，引导扶贫对象看到自己在面对困难时并非总是束手无策，还是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从而有信心实现从自我怜悯到重生、从失败到复活、从抗争到抗逆的转变[4]74。
2.挖掘优势，依据各自优势进行分类技能培训。扶贫者可以通过以下几类问题的设问来挖掘贫困群体的优势和资源：首先，问一些“可能性问题”：你所追求的未来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喜欢做哪些事情？我如何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第二，问一些“评价问题”：当人们表扬你时，他们一般会表扬你的哪些方面？第三，问一些“支持问题”：什么人给了你特殊的理解、支持和指导？这些人给了你哪些不寻常的东西？在过去的日子里，什么样的社团、组织曾经对你有过特殊的帮助[4]75？通过“可能性问题”和“评价问题”的询问，可以帮助案主发现其被忽视的优势。比如案主想要改变贫困处境的意愿；对扶贫工作者的信任和积极配合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健康的身体；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等。通过“支持问题”的询问，可以挖掘扶贫对象可以利用的资源。
在对扶贫对象优势和资源充分挖掘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优势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分类技能培训。一方面，分类培训要结合每个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兴趣、特长等因材施教。对文化程度较高者要结合其特长、优势进行一些技术性强、科技含量较高的技能培训。对文化程度较低者虽然不适合开展高技术含量的技能培训，但要结合其自身优势开展一些针对性培训，比如有些女性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动手能力强，可以对她们进行一些手工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对扶贫对象的技能培训要与其所在社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相配合，使个人的发展与社区的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根据优势视角理论，社区的发展也要充分重视本社区资源和优势的挖掘，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二）挖掘社区资源与优势，促进社区资产建设
美国学者迈克尔?谢若登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资产建设理论。他将资产分为有形资产（主要是指货币储蓄、金融债券等经济资产）与无形资产（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本等）[8]。下面着重从中观的社区层面探讨如何挖掘社区的物质、文化及人际资源促进社区资产建设。
1.挖掘社区物质优势与文化优势，促进社区“有形资产”建设。社区的物质资源主要包括当地的气候环境、土壤、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以及“农林牧副渔”等产业资源。社区发展应该因地制宜，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并重视在地资源的挖掘。“社区建设催化着扎根于本地生活和优先性的变迁过程……社区自己的优势或是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被视为核心所在。”[4]16比如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就应在农业发展方面做文章，挖掘当地农民在农业方面的既有优势，并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培育和提升。张和清教授的团队在云南绿寨的扶贫就是成功范例。在以渔业为主的渔村，则应充分发挥当地渔业优势，并进行一些产业化的运作以锦上添花。比如在广西北部湾的渔村，有人建议进行旅游资源的开发，发展休闲渔业[9]。若是在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的村庄，则可以结合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资产建设。比如台湾地区一个名为“桃米里”的村庄以“生态社区营造”为方向，成功实现了从一个传统农村向结合有机农业、生态保育和休闲体验的教育基地转型，目前与日月潭一起被大陆游客所了解，成为大多数大陆游客赴台旅游的必去之地。[10]
除了社区物质资源的挖掘，在扶贫工作中，还要深入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品和文化项目，促进文化产业化，增加社区有形资产――经济资产。“优势视角在扶贫方法上更加注重个别化和差异化，符合当地社会文化背景和贫困群体实际需求成为衡量扶助方法专业性的重要指标[11]。文化资源的挖掘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有较多实践，大多数以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及民族舞蹈、音乐等形式呈现，尤其在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做得比较好。其实，其他非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各地独特的文化可供挖掘利用，或者即便文化特色不够鲜明，也可以盘活在地资源进行“文化深耕”。在此方面，日本的“造町运动”及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计划”值得借鉴。无论是日本的“造町运动”还是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计划”都特别重视“在地性”和“文化性”。比如?_湾地区山楂脚社区挖掘了红茶文化，再造了传统的红茶产业；桃米村重新认识到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利用青蛙、蜻蜓、蝴蝶等在地资源打造生态旅游产业。
2.提升社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无形资产”建设。谢若登的资产建设理论中的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个人信用、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政治资本等。社区中的无形资产就是指社区成员所拥有的上述资本。社区成员的人力资本等内容在上文已经加以讨论，此处着重对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问题进行讨论。加强社区成员之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有助于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指社会连结，以及伴随而生的规范和信任。”[12]1普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决定地区政府是否有效运作的重要因素是结社生活是否有活力，以及在这个区域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12]7类似地，要想促进贫困农村社区的发展，除了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资金的扶持以及提高村民个人的人力资本，还必须加强社区的人力资本建设，加强社区居民之间的连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信任，这样才能使政策更有效地执行，资金更高效地利用。那么，如何加强社区民众之间的连结和信任？可以运用社会工作的小组工作方法，帮助村民组成多种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在组织内的互动、交流，协商社区事务，共同探讨脱贫致富之路，同时还能提高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多例实践案例已经证明了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对推动社区发展的重要性。比如钱宁教授的团队在云南的扶贫实践中，通过建立社区议事会、社区文化夜校、妇女小组和农业技术小组、建立社区发展基金等多种草根组织，由村民自己推选负责人，自己组织活动，管理资金，协调生产、学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村民们不再像开始时那样消极被动，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商讨社区事务，自己组织起来解决社区问题，社区参与意识和能力显著提高[13]。社区居民最了解自身需求，只有充分发挥当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真正使扶贫工作满足他们的需求，不至于出现服务与需求脱节错位现象。需要强调的是，在农村社区人力资本建立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乡村精英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乡村精英对地方内在资源与文化底蕴了解充分，在农村内源式扶贫，特别是关注贫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探求地方特色反贫困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4]。
（三）链接社会资源，促进多方合作
除了提升村民的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社区资产建设，还要发挥社会工作链接社会资源的功能，帮助村民建立外部的社会资源网络，推进村民与政府、社会、市场间进行有益互动。
第9篇：村精准扶贫范文
关键词 乡村护林员；精准扶贫；现状调查；建议；山东临沂
中图分类号 S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7-0129-01
目前，临沂市有省定贫困村1 145个、贫困户41万户，贫困人口51.7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1/6之多。根据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全市现有乡村护林员2 716名，属于贫困人口数合计209人，其中专职165人，兼职44人。农村贫困人口数中潜在护林员人数合计1 290人，其中45周岁以下270人，46～60周岁720人，61周岁以上300人。通过对临沂市现在纳入省级贫困人员界定标准建档立卡范围的乡村护林员精准扶贫摸底调查，目前临沂市属于需要精准贫困人口的乡村护林员有171人，全部为男性。阐述了护林员的主要特点，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1 护林员的主要特点
1.1 护林员基本上年龄偏大，知识层次结构偏低，很难适应新形势下林木管护的需要
乡村护林员71人中，45周岁以下的22人，45～60周岁之间的67人，60周岁以上的82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7周岁。初中及以下学历168人，其中大部分是小学学历，中专及高中学历3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没有。护林员的队伍年龄结构严重老化，普遍年龄偏大，层次结构极不合理，文化程度偏低，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下降，导致这些护林员不能够很好地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来管护森林。加之护林员的数量偏少，人均管护面积过大，工资福利偏低，针对日益增加的管护任务，很多时候表现为力不从心，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对管护林木的需求和当前严峻的管护任务。
1.2 贫困护林员基本上能够安心看护林木，专职护林员比例占大多数
171人中，专职护林员164人，兼职护林员7人。这就保证了大部分的护林员能够专心地做好护林工作，少数兼职的护林员所兼任的也都是与林业息息相关的工作，都是在以不耽误管护的情况下兼任的职务，基本上不影响整个护林管护工作的开展。像有的护林员年龄偏大，同老伴一起吃住在山上，老伴虽然不是护林员，但是平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护林员的职责，也算是编外护林员。护林员的报酬来源有131人单纯来自财政补助，33人单纯来自林业经费，7人来源为财政补助和林业经费2项，没有来源村组自筹人员。经费的足额发放，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护林员思想稳定，能够安心投入工作。
1.3 专业技能普遍低下，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期看护林木的技术要求
现有171名贫困乡村护林员均没有专业技术职称，这就导致在管护林木的过程中，遇到林业专业技术难题的时候，许多护林员会表现得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处理，即使组织专业技术培训，他们也很难接受新理论、新知识，即便是接受了也很难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缺少专业技能知识和业务能力，也就导致了很多护林员越来越不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使当前的管护工作陷入被动。随着科技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推广，专业能力低下的护林员将越来越无法满足管护林木的需要，更新护林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应对新问题的能力，是将来管护林木的一个趋势。
2 建议
综上所述，针对下一步临沂市贫困护林员的精准扶贫及林木管护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2.1 全面提高贫困护林员的待遇水平
临沂市的贫困护林员人均收入偏低，平均收入水平低于山东省贫困人员年人均收入3 372元的界定标准，建议下一步整合各项造林管护资金和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等涉林资金，加大护林员的工资待遇，从薪资待遇上保证每位护林员能够脱离贫困线，面上首先脱贫[1]。
2.2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贫困护林员，采取分类施策的办法区别对待，从根源上提高管护水平
对于60周岁以上的年龄偏大的护林员，采取分流下岗的方式，由面向社会招聘的学历高、年纪轻、有责任心的青壮年代替他们，充实基层护林员的力量；对于45～60周岁之间的护林员，采取竞争上岗的方式，淘汰一批技能落后、责任心差、不能胜任岗位的护林员，优化队伍，提高护林员整体质量；对于45周岁以下的护林员，采取技术培训的方式，提高他们的专业看护和业务能力水平，变输血为造血，提高这部分护林员自主创业的能力，结合护林做好富民增效增收的文章[2-3]。
2.3 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林木管护的科技含量
原始的看山护林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日益严峻的管护形式的需要，应该加大科技投入，逐步把一些先进的监控设备、对讲设备和同步报警系统引进到国有重点林区和重点集体林场的日常管护中去，严格控制关键卡口的人员进出，加强对进出林区的车辆和行人的管控，从根源上杜绝人为破坏的发生[4-6]。
3 参考文献
[1] 杨保智.滇源街道护林员队伍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信息，2015（13）：116.
[2] 徐学杰，黎玟恋，杨明.昆明市长期护林员现状分析及其队伍建设对策[J].林业调查规划，2015，40（5）：114-119.
[3] 吴晋辉.基于发挥森林管护作用的护林员管理对策[J].绿色科技，2015（11）：119-120.
[4] 马斌.固原市原州区护林员队伍建设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6（2）：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