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制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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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保险税制；整体税负；总准备金

保险作为社会稳定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财政税收密切相联。一方面，保险担负着经济补偿职能，可以弥补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帮助受损企业及时恢复生产，减少财政支出，有利于财政稳定。另一方面，税收政策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杠杆，能直接影响保险业的发展。例如国家对保险业实行低税收政策，可以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反之，则会抑制保险业的发展。因此，适当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而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又可以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性。然而，我国目前保险税收制度尚存在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保险业的发展。

一、我国保险税制现状

（一）内资保险企业的税收状况

我国保险税制是1983年国家实行利改税的财税体制改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根据现行税法，国家对保险业主要在两个环节征税。

1.营业环节的税金。主要是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等。营业税以实收保费为税基，税率从1997年初由5％提高到8％，其中寿险的储蓄性业务、家庭财产两全保险及农业保险免征营业税，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不作为境内提供的保险，为非应税劳务，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营业税的5/8为税基，城市、县城和农村的税率分别为7％、5％和1％；教育费附加以营业税的5/8为税基，税率为3％；印花税则对财产保险合同按保费收入的1‰贴花，对农牧业保险合同免征印花税。

2.利润环节的税金。主要是所得税，1997年以前，人保所得税税率为55％，平安、太平洋保险为33％；从1997年初，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33％，对寿险业务免征所得税。

（二）外资保险企业的优惠政策

1.我国税法规定，营运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所得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并享受第一年免、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

2.外资保险企业可享受再投资退税的优惠。外资保险企业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可退还其已缴纳所得税的40％。

3.外资保险企业免交附加于营业税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此外，外资保险企业缴纳所得税时在计税工资、职工福利费、捐赠支出、业务招待费、利息支出、坏帐损失、固定资产折旧等方面的规定都比较宽松。

二、现行保险税制的弊端

（一）整体税负偏高

由于我国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所以保险企业税赋中的营业税占绝大部分。从1997年初，营业税税率由5％提高到8％，加重了保险企业的负担。首先，从国内各行业来看，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邮电通讯业、文化体育业的税率为3％，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国家资产的税率为5％，娱乐业执行5％～20％的幅度税率，金融保险业的税率为8％。比较起来看，保险业的税率较高。其次，与同样执行8％税率的金融业相比，保险业的税收负担也超过了金融业。因为金融业以利息收入作为税基，而保险企业以保费收入作为税基，但保险企业收取的保险费并不是保险公司的纯收入，而是对投保人的一种负债，最终将以赔款的形式陆续返还给投保人。这与金融业以存贷利差为计税依据是不同的，所以，保险业实际税负比金融业高。最后，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保险业税负水平也偏高。在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保险业往往执行较其他行业轻的税率，如在法国、英国、德国以及荷兰等国家，除征收所得税外，另一重要税种即为增值税，但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对保险企业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泰国的营业税税率为3.3％；美国各州有所不同，但一般在2％左右。多数国家的营业税因险种而异，因国情而变，通常采用比较宽松的、倾斜的财税政策。可见，我国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是较高的。

保险业的高税负，从眼前看，固然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在保险市场日益开放、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都从根本上限制了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更不利于保险企业经营的稳定。

（二）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

税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公平税负，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面对竞争，一方面，为了保护中资保险公司不受冲击，在对待外资保险公司的政策问题上，采取了对外资保险公司进行限制的措施，对市场准入规定了若干条件。虽然我国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一定的优惠条款，但是随着加入WTO谈判的进一步推进，这些优惠条款最多只能维持5年，向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保险市场是迟早的事情，以后再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对外资保险企业的限制性政策来保护民族保险业。另一方面，外资保险公司在受到一定限制的同时，也享受一些中资保险公司无法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中资保险公司不得向企业投资，而外资保险机构可投资股票、房地产、购买企业债券及发放贷款，在资金运用上占尽优势。在对外资保险企业的限制逐步放开，且外资保险公司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实施向外资保险企业倾斜的税收政策，必然损害内外资保险企业的公平竞争，妨碍中资保险企业的正常发展。

（三）影响总准备金的积累

保险公司的各种准备金从来源看，只有两个渠道，一是从保费收入中提取的准备金，二是从保险公司的利润中提取的总准备金。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为应付较长期内可能发生的巨灾风险，如洪水、地震等可能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每年从利润中提取并累积形成的，总准备金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总准备金积累得越多，其信誉越高，参与竞争的实力就越强。按照我国现行的做法，总准备金是按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而保险公司由于要负担较高的税负，因此其税后利润相对减少，必然影响到总准备金的积累速度，减少保险投资中的可用资金量，长此以往，甚至会影响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四）导致税负不公平

首先，是税基不同造成的税负不公平。中外资保险企业缴纳所得税时，在职工工资抵扣、坏帐处理、捐赠支出和业务招待费等方面的规定大不相同。如内资保险公司规定职工工资的抵扣标准是人均月收入不得超过550元；而外资保险公司则无此规定，职工工资可据实从成本中列支。内资保险公司提取坏帐准备金的比例为年末应收帐款余额的0.3％～0.5％，呆帐准备金为年初放款余额的1％；而外资保险公司则按年末放款余额或应收帐款余额的3％提取坏帐、呆帐准备金。内资保险公司的捐赠支出扣除比例为税前利润总额的3％；而外资保险公司则无此规定。总的来说，对外资企业税收条件比较宽松，而对内资企业则比较苛刻，这就形成了实际税基上的差异。其次，税率、税种不统一。中资保险公司所得税税率为33％。而外资保险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另外，对外资保险企业不征收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同业不同税，造成税负不公平。

三、我国保险税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一）降低保险业的税负水平

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不同于一般的金融企业，税收政策应当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从世界各国的做法来看，一般都将保险业同其他行业区别对待，采取较为倾斜的政策，扶持其发展。考虑到保险行业维系着社会稳定并面临着市场准入的威胁，以及国际保险业的平均税负水平，把我国保险业的综合税率降低到30％左右，以体现国家对保险业的扶持，进而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首先，我国的所得税税率为33％，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还算适当。如日本为37.5％，英国为35％，法国为42％，泰国为35％，卢森堡为34％，但世界各国都在做降低税率的努力，因此，从长远看来，所得税税率也应适当降低。其次，如前所述，营业税税率不仅与其他行业相比较高，与外国相比也较高。在我国暂时不能免征营业税的情况下，建议将税率降至3％或至少恢复到5％。最后，印花税税率为1‰，其税率虽然低，但因其计税依据是保费收入，所以实际税负并不低，因此，建议对保险合同的印花税适用较低的税率如0.3‰或0.5‰，或者根据不同种类的合同，规定不同的税率。

（二）取消外资保险企业的优惠政策

外国保险公司投资于中国，主要是看准其潜力巨大、发展滞后的保险市场，而非经营成本的低廉，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型特点。可见，外国保险公司到我国投资并不是针对我国对外资保险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国际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即使我国取消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只要我国有比他国更大的市场潜力和更能获利的因素，外国投资者就不会放弃对我国保险市场的投资。因此，有必要取消对外资保险公司的优惠政策。

首先，统一所得税税率，取消外资保险企业15％的优惠税率，统一按33％的税率征收。一是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二是给内资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其次，统一税种，内外资公司征收相同的税种，对外资保险公司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国家为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来源而采取的一项税收措施，为开发建设新兴城市，扩展、改造旧城市，发展城市公用事业以及维护公共设施等提供资金来源。根据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应该对受益者课税。最后，统一内外资保险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法，主要是扣除标准要统一。计税工资、坏帐提取比例、业务招待费提取比例、捐赠支出的扣除标准都要统一。

第2篇：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一、我国证券税收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从世界发达国家来看，其政府都无例外地利用证券市场为人们提供筹资和投资场所，充分利用有价证券融资特点，集中社会资金，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由于证券税法具有强制性、固定性等特性，大多数国家都注重利用税收手段对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行为进行调节，使证券市场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税收对证券业起着导向作用，因为税收开征与停征、税收减免、税率的升降对证券业风险性、投机性起着高与低、扩张与抑制的影响，可以增强股民的风险意识和投资意识。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不同的纳税方法等鼓励性或限制性措施，可以达到促进或抑制证券市场的目的。如果对公开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收益免税或减税，对公开上市证券投资的个人或企业所分得的股息、红利实行低税率，能起到鼓励个人或法人购买证券的作用。从证券发行角度来看，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或在税后支付，对证券供给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还本付息是在税前支付，就可将它计入成本，在筹资成本（与银行贷款相比）相同情况下，企业就会大量发行股票和债券，增加证券供给。从证券转让角度来看，如果证券交易的税负较重，投资者宁可长期持有，减少转让频率，从而减少证券的供给。相反，证券的供给就会增加。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调节力度不够，主要体现在：

（1）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用征收印花税来取代证券交易税。1990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在股价暴涨时，为适度调节炒股收益采取了向卖方征收6‰的税收。后来，参照香港的作法，借用我国印花税法的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3‰的印花税。1991年上海参照深圳经验，对股票交易课征了3‰的印花税。1992年国家税务局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发文肯定了上述做法，从而建立了我国股票交易的税收制度。

印花税是以商业活动和产权、特许权的转移行为所立书据，以及使用、领受的凭证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可见，印花税是凭证税，用其代替证券交易环节的行为税，显然是不科学的；再有，我国利用印花税代替证券交易税，且对证券买卖双方都征收3‰的税，不利于国家利用税率作为经济杠杆，抑制不法分子投机行为，规范证券机制顺利运行。因此，我国应停征印花税，采纳国际通常做法，征收证券交易税。

（2）1994年国家宣布股票转让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我国现阶段在对个人股民的股票交易不纳税的情况下，用印花税来补充所得税的空白。免收股票交易所得税从宏观上看，有鼓励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一面，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中对证券投资征收的税种只有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是股息、红利征税）和印花税，且互不交叉，彼此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发挥调节资金流量和证券结构的作用。

（3）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法对企业所得仅规定了对企业债券所得利息征税，对各种国债、金融债券及重点企业债券免征利息所得税，并且允许企业将贷款利息列入成本，贷款与国家银行或储蓄于国家银行所取得的利息一直是免税的内容。对从事国库券交易所获得的增益及国库券交易行为也都没有纳入税收政策中，使税收在个人投资中缺乏有效的调节作用，对金融资产多样化也同样缺乏适当的引导。

（4）我国现行证券投资所得税主要体现在对股息、红利征税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利息收入和股息收入征收33％的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实行源泉课征；对股息、红利的征税没有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衔接，出现重复征税。实际上，股东得到的股息、红利是企业税后纯利的分配，但按现行税法规定，股东在取得这部分收入的同时，还应再缴纳所得税，这显然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国际上证券税制，我们发现各国一般通过征收证券交易税，证券交易所得税、证券投资所得税这几种手段来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的调节作用。试分述之并提出针对上述我国有关问题的建议。

二、证券交易税

对证券交易行为征税，各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国家认为既然是交易，就应与一般商品流转一样课税；有的国家则从鼓励资本流动的角度出发免予课税。

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阿根廷、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征收证券交易税。在日本，有价证券交易税是由资本利得的形式转化来的，原来的出售股份所得金额的5.5‰降至3‰，可转移公司债券和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的转让税收则从原来销售金额的2.6‰降至1.6‰；在韩国，对股票出售者按销售额的0.2％征收证券转让税；我国台湾从1987年开始开征了证券交易税，税率为6‰；新加坡、泰国等一些国家则对证券转让者征收印花税；在英国，对证券购买者征收1％的交易税；在德国，对交易双方征收0.8％的交易税；美国在证券市场形成初期，开征证券交易税，目前业已停征。

可见，证券市场发育初期，各国为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和引导，征收交易税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很多国家的证券交易税都存在过较长时间，如美国、英国等，只是近几年才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取消。目前发达国家多采用证券交易税名称（或证券转移税、证券周转税），很少征收证券印花税。而即使少数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国家和地区也不再征收证券交易税，二者只居其一。

我国把有价证券作为一种法定权益证书列入印花税的征税对象，针对这种情形，有关专家建议改成“证券交易税”。取消或替代征收印花税，认为有利于证券市场公平竞争和合理监管。

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并认为我国应停征印花税，开征证券交易税.凡是上市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家债券，都应征税。各国开征证券交易税都是以证券交易额为基税，而税率一般比较低，如日本从0.1％到3％，比利时股票5.5％，债券1.4％。我国证券交易税的税率采用复合税率，即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规定不同的纳税比率，股票交易投机性大且收益也大，债券交易投机性小收益也较小，因而股票交易税率要高于债券交易税率，股票交易税税率可考虑定为2‰，债券税率为1‰。纳税人既可以是经批准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也可以是在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从事有价证券出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证券交易税由卖方交纳税，而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负有代扣代交义务。

三、证券交易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因其收入的数量和在财政税收政策中的意义被誉为“税中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最早是1799年在英国产生的。从各国所得税法的理论和实践看，应税所得可界定为：法人和自然人在特定时间具有合法来源性质的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纯所得，从总体上可概括为经营所得、财产所得、劳动所得、投资所得、其他所得五类。财产所得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动产所得和动产所得，另一类是因财产包括各种动产和不动产的转让过程中所产生的溢余收益，这类所得通常称为资本利得。当股票转让时，转让值与持有值会发生差异，当转让收入大于持有成本时，便产生收益；反之，出现损失。从税收理论上讲，对收益征税属于所得税范畴。但它是否是一种盈利。如果征税，是征收“普通所得税”还是“资本利得税”？目前除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香港、南非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征收了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但对其征税的具体规定又各有千秋。

有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在税收结构中没有单列资本利得税这一税种，而是把它看作是普通所得的一部分直接课征所得税。

有的国家在税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转让证券增益属于资本利得范畴，与普通所得税一样征收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美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澳大利亚即如此。如美国规定将其与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一并列入资本利得课税，并依其持有期间长短分为长期资本利得（1年以上）和短期资本利得，在税率设计上，个人长期资本利得视同一般所得，税率为28％，短期资本利得为38.5％。此外，如果长期与短期资本损失大于资本增益时，其损失可全部冲抵一般所得，但减除额不得超过3000美元。日本对自然人取得的这部分资本利得采取两种缴税方式，纳税人可任选一种：一是在取得销售收入时按销售价缴纳1％的税收；二是按正常程序在提交纳税申报时按净资本利得缴纳26％的所得税，对居民公司分配的股息征收20％预提税。法国对个人因出售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利得中超过28.1万法郎的部分征税，税率为16％，对公司则分短期（2年以内）、长期分别征42％和15％的资本利得税。

还有一些国家由于在政策上不倾向于把资本利得和经营利润等同起来，而对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税收征免规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将逐步高。美国著名现代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在60年代曾对近40个国家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负相关，而个人所得税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正相关。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将相应下降，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比重将相应上升。从我国现实看，近几年来，特别是1994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都保持了很高的增幅（年均递增50％以上），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源潜力巨大，我国目前已具备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一份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面尚不足总人口的1％，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亦不足1％，远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个人的收入会朝多样化、复杂化、多渠道的方式发展，可以将资本所得、超劳动报酬所得、股票交易收入纳入征收范围，以拓宽税基。

我国要不要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始终存在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说认为：（1）从税法理论上讲，居民和企业的这部分买卖价差收益应作为个人收入征收个人或企业所得税，凡是有收益就要征所得税；（2）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利用税收杠杆来缓解收入分配悬殊的矛盾，缩小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反对说认为：（1）在证券市场发育初期，由于资本利得税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风险，降低了居民投资信心，因而不宜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2）资本利得税的征收，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操作中的可行性，若盲目开征，不仅增加课税成本，而且还可能出现大量逃税现象，最终导致税收调节目标的失败。

我国目前没有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采取列举的方式，将个人应税所得分为11项，有关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问题，新个人所得税法在外延上大大扩展了原个人所得税法所定义的“存款、贷款及各种债券的利息收入及投资的股息、利息收入，它不仅包括因现金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而且还包括了个人因持有实物债权而取得的这类所得。为了适应我国股份制和证券业的发展，新个人所得税法增加了对”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房屋、机器设备、车船等所得“的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

笔者认为应完善企业证券交易所得税，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是顺应国际潮流，符合所得税原理，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宏观调控证券市场的能力。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对于公平收入分配，引导投资结构合理化，防止大户操纵证券市场均有积极功效。

现在我国试点开征对全社会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和十分合理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证券（股票）行为一直免征营业税，促进股市造就出的百万、千万富翁，其股票交易收益如果对所得税不征收，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从税源的角度看，个人证券交易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税源。美国证券行业吸引的资金约占全国资金三分之一，银行业占三分之二。如果将我国银行业和证券业发展来比较，可以看出证券交易行业的发展加速度更快。我国证券业资产总额中的个人资产，高的时候可能达到7500亿，少的时候也会在3800亿元。银行资产总额虽然更大，但总体经营效益不好，信贷资产形成呆帐过多。相比之下，证券交易的收入是现货交易，即时清洁，记录完整，电脑处理业务的自动化程度高，所得税计算和操作比较容易。

征收股民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最大顾虑是影响市场的个人参与。个人股民的资金与银行的个人储蓄有直接联系，个人储蓄多，银行贷款增多，反之，个人股民入市的多了，银行储蓄就要下降，银行工商企业贷款就相应减少。从国家金融市场总额来看，此消彼涨，此涨彼消，只是不同市场不同资金的转换。另外股票转让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一种所得税，参与证券交易的“股民”不会超过1500万人口，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17%，对全国经济影响不大，不象银行个人储蓄那样大众化。

股票投资正日益成为个人证券投资的重要渠道，但是我国股市尚不规范，多数上市公司利用股市赚钱的动机极为强烈。在投资回报方面，他们更热衷于送红股、股分拆细甚至配股，而不是实实在在地派发现金红利。投资者对现金股利这一投资回报的期待已逐渐转化成对新增股分走出填权效应的期望，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抛出股票获利。可以说在我国，股息红利与股票转让收益相比，在多数情况下是微不足道的。

从现阶段看，我国试点征收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一是随着多年来大张旗鼓的税法宣传，税收知识的广泛普及，公司纳税意识已有很大提高，随着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公民对税收的心理承受能力进一步加强，不至于排斥和抗拒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二是经过20年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实践，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经验，税收征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正在稳步推行的税收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为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的科学征管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三是从1999年10月1日对居民身份实行终身号码不变制，以及2000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存款实名制，是科学地掌握纳税人收入来源，防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率的有效保障；四是我国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亦有利于个人股票交易所得税这个国际化税种的征收。

当然，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相对较低，征管手段还相对落后，但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个人所得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在构建证券交易所得税时要立足于现有的条件，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对证券交易或转让的增益所得也是一种广义资本所得，对证券资本因买卖而发生的增值所得或资本利得，是由证券资本价格波动的结果，是一种不能预期的利得，其出发点是投资，如果滥加征税或税负过重，将导致对原有资本的剥夺，所以，国际通常采用低税率的资本利得税，加之我国证券市场刚起步，急需国家扶持。因此，其税率要从低，并规定一定数额的免征额，我们可以考虑把其税率定为3％。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在税收政策上应把长期投资和“短线操作”区分开来，对其分别适应不同税率，以达到鼓励投资，制约投机行为的目的。

第二，由于证券资本的增值包含不可预期所得，包含通货膨胀的因素，它是一种投资承担风险成功的报酬，所以对这种资本增益应给予较宽的优惠，规定适当的免税额或扣除额，可以参照我国目前开征特许权使用费征税的做法。对于买卖国家发行的公债所得可以按实际常规给予免税待遇。对于中长期证券交易所得给予税收优惠，如对卖出持有两年以上的证券所得可以减半或减少一定比例交纳所得税。应规定凡是年从事证券交易收益在3万元以下者免征。

第三，各国立法皆规定了纳税人在纳税后的一段时期内，如证券交易出现亏损，可以申请一定的税收抵免，返还部分税金。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级阶段，采纳这一国际惯例，对于证券市场健康发育具有积极作用。

四、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

综观各国所得税法，公司与自然人无不为独立的纳税主体，这样，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作为纳税人的公司其所得在依法征收公司所得税后，税后利润中的一部分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时，股东是否还要纳税。

对此，各国所得税法实践中曾经有基于两种不同理论。

一种是“法人实存说”，该理论认为，法人是一个独立于它的股东而实际存在的经济实体。对法人的所得，向法人征税，对股东的所得，向股东征税，是两个不同纳税人的事情，并不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日本在1950年以前，法国在196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们对法人和股东分别征收所得税。

另一种是“法人虚构说”，该理论认为，法人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物，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美国在1935年以前就是持这种理论，它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所得是不课税的。

随着各国所得税法与公司法的发展和完善，对法人和股东双方分别征税，已日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财政利益之所在。各国逐步折衷调和而趋向大致统一.即对分配股息的法人，仍就其未分配股息前的全部所得征收所得税；对取得股息的股东，原则上将从法人已税所得中分配的股息所得计入总所得予以课税，但可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消除或减轻对公司股息重复课税因素。

证券投资所得税是根据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利息收入来征收的。由于证券投资所得税充分体现了税负公平原则，各国几乎都利用它来调节投资者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对证券投资所得予以征税，但各国征税方法不尽相同。

美国税法规定，个人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属于“任何来源的所得”范围，列入毛所得内，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对公司所获得股息、红利，则作为公司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计列，计征公司所得税。据德国个人所得税法第20条规定，相对于工作收入的是资金财产收入，这是来源于资金财产的托付而取得的盈利。它可分成三类，其中包括盈利来自于参与资本公司以及工商的经济团体，如股息，红利。

我国所得税法对股息所得在实践中有三种作法：一是对内资企业的股息所得不作任何扣除，计入其所得总额中按33％税率课税；二是对外商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股息）和外籍个人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分得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对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国企业和外籍外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是对中国公民取得的股息所得并不适用工资薪金所得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是一次性地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我国应当允许股份制企业扣除分配的股息，仅就余额部分征收企业所得税，以消除由于对分配股息部分既征企业所得税又征个人所得税而产生的重复课税现象。

第3篇：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无论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其证券交易都具备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相对集中的交易场所，建立起了中央结算交收系统和证券登记存管系统，使得交易大为简化。一国的证券市场越发达，其证券税制的体系也就越完善。而一个完善的税制体系表现在它的税收与税率设置是否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是否充分考虑到税收征管的方便性，是否充分平衡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经过不断地修改和补充，目前大多数国家（地区）已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证券税制体系，主要表现在：

1.证券课税的覆盖面较广。证券课税基本上涵盖了包括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场内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第三市场和第四市场在内的几乎全部的证券市场以及包括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金融产品在内的几乎所有金融产品，证券课税的覆盖范围相当宽。

2.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为便于对不同环节课税，在不同的投资环节如发行、交易、所得、遗赠等方面设置不同的税种，实现了由单一证券税制向复合证券税制的转移。这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一是设立专门的证券税种；二是采取扩大一般税种课税范围的方式对证券课税。后者的优点是既可以简化税制，又可以减少立法程序。

3.建立了比较合理的证券税收征管制度。在证券市场中，税制的设置充分体现了不同投资群体与投资种类之间的区别，针对不同的投资群体如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设置不同的税种，针对不同的投资品种如国债、股票、认股权证等在税率方面进行区别对待。并且在税率的设计、税负水平的确定、征收范围的界定、税收收入的划分和具体的征管方法等方面都做了比较完善和科学的规定。

4.证券税制的设计相对稳定。由于税制的调整直接反映出一国政府对于证券市场发展走向的把握，而证券市场又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信息敏感度极强的场所，因而税制的调整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与整个证券市场的波动。措施不得当会导致强烈的抑制股市上涨或促使股市下挫的紧缩效应。从实际情况看，有些国家（地区）曾因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消息而引起证券市场狂跌的事件。例如，1988年台湾股价暴涨，严重背离其价值，出现“泡沫经济”现象。台湾当局决意以税收政策使证券市场降温，该年9月24日股市休市后宣布次年1月开始恢复开征证券交易税，税率6‰。9月29日开市后，当日加权股价指数重挫175点，9月30日剧挫210点，成交量总值从平日新台币500亿元减缩至3.55亿万元，52种股票有行无市，无法成交。自9月29日起至10月21日止，台湾加权指数下跌幅度达36%，加权指数从6000多点暴跌至2000多点，股市几乎崩盘，引起企业连锁倒闭等系列后果。证券投资人一再向财政部及立法院示威抗议，要求继续免税。台湾当局原来期望通过该税征收百亿新台币，但由于该项税收举措的不当，造成了经济混乱的后果，股市也遭受深重打击，税收反而减少。1993年1月台湾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案》，将股票交易税的税率由6‰下调到3‰，修正案通过前后，台湾股市反应迅捷，股指连续几天上扬。税收对投资者心理的压力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也说明过火的、不切实际的税收手段会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从稳定发展证券市场这一前提出发，各国在进行税制方面的微小调整时，都本着相当慎重的态度，不以短期的调控策略影响到长期的发展基础。

二、发挥证券税制的宏观调控作用和资源配置功能

发达国家政府都对证券市场给予积极的支持与监督，保证其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生成。政府或采取集中型管理体系或采取单一性职能监管方式，都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有效管理市场及其参与者，并在法律框架内赋予参与者最大限度的自由。

政府除了可以用证券课税筹集到可观的财政收入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来发挥对证券市场的调控作用，这种调控作用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投资导向作用。通过对不同种类的证券课征不同税率和税收负担水平的税收，可以引导投资向税率低的证券转移。通常的做法是，对政府支持的或新兴市场的证券品种征收的税率较低（如风险投资），或采取免税政策（如国债），而对其它产品适用一般或相对较高的税率（如股票）。

2.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通过对不同投资期限所取得的投资所得课征不同税负的税收，引导投资合理化。从稳定市场、抑制过度投机、鼓励长期投资的要求来看，也可以对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资本利得实行差别税率。如德国规定对投机性资本利得扣除一定免征额后全部课税，对长期性资本利得免税。法国将短期证券交易利得并入公司所得按33%的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而长期证券交易利得可以先弥补证券交易亏损，对其余额按19.9%的税率征收证券交易利得税。

3.调控交易方式。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设计水平不等的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低的税，而对不通过交易所而进行的柜台交易或其它交易方式所取得的所得或交易行为征收税率较高的税，以利于促进集中交易。

4.鼓励资本积累。对证券投资所得（主要针对股利）和资本利得规定高低不同的差别税率，如对股利征收的税率较高，对资本利得征收的税率较低，可以起到抑制现金股利分配，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

5.调节收入分配。为更好地调节证券投资的级差收益，更有效地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各国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减轻中小投资者的税收负担，如美国对个人股东每一年度的200美元股利收入免税。

三、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制

各国（地区）在制定证券课税政策时，考虑实际情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证券市场发展的规模和阶段。比如新兴证券市场国家（地区）和成熟证券市场国家（地区）采取的证券税收政策往往不一样。一般而言，新兴证券市场的证券税制相对简单，设计的税率水平也较低，主要的原因是证券税收直接构成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如果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就征收税负较重、税种较多的税收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但随着证券市场的日益成熟，建立健全的证券税收体系既是取得稳定财政收入的必要条件，也是证券市场稳健运行的可靠保障。二是整体的税收制度和征管条件。作为一个国家（地区）税收体系组成部分的证券税制，在税制设计和征管模式的确立等方面必然受到整体税收政策的制约，尤其是很多证券课税是一般税种在证券方面的延伸，本身就是同一税种的不同课税对象，更加强化了这种制约关系。照顾到与整体税制和征管模式的一致性，各国（地区）对于相同类型的证券课税都选择最合适又最富效率的税收政策。同时，在设计税制时各国都充分考虑到纳税的便利性。或者由纳税人自行申报，或者由中介机构及其他机构代缴，并给纳税人一定的选择权，使其能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税种与缴纳方式。下面表A对美、日证券市场税收制度进行横向比较，可以体现出各国（地区）往往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建立适合自己的最富效率的证券税收制度。

四、普遍采取从轻课税的政策，推动证券巾场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证券交易普遍奉行轻税政策，国际上多数国家股票买卖成本在10‰以下，美国、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甚至免予课税。主张对股票交易减税的依据主要有如下几点：①证券交易税降低股票流动性，从而造成股票价格失灵，这意味着股市信息失真和资源配置信号的紊乱，是市场效率的实质性损失。②防止资本外逃，维持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香港特别行政区1998年宣布其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3‰下调至2.5‰，就是面对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新加坡证券市场的强劲挑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之一。③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弗曲线”表明，当税率高于一定水平时，税率变动与税收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因此，降低股票交易税率，有可能增加证券交易税收入。

证券课税的优惠政策还体现在对资本利得的课税上。对资本利得优惠课税的主要原因是，①减轻投资者的交易成本，鼓励风险投资。②资本利得实现的时间较长，其中往往含有通货膨胀的成分，如果税负过重，就加大了波及原有资本的危险，③资本利得往往在实现（即平仓）以后纳税，而是否平仓、什么时候平仓是由投资者掌握的，如果税负过重，投资者就不愿平仓，就有可能出现减少市场流动性的“投资锁定”效应。④资本利得是逐步实现的，如果用一般的所得税累进税率一次课征，显然比分期课征税负要重。

就各国证券税制的一般情况来看，涉及投资基金的税赋往往更为优惠。投资基金税收是指对运用信托资产投资于有价证券的投资收益所缴纳的税赋。从纳税程度来看，基金投资的税赋比其他投资一般要轻得多，大多数国家的税制在这一点上都有所体现。从税收项目上来看，一般包括所得税、交易税和印花税等，但各国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从纳税主体来看，由于投资基金是由大众投资者分散投资，基金公司集中管理，因此基金公司作为创造收益的机构只是代为理财，纳税人应是不同的投资者，所以各国和地区根据基金投资主体的这种特点，一般都规定基金公司是免税的，纳税者为不同的单个投资者。在纳税的具体方式上，当投资者获得所分配的基金收益后，所应缴纳的所得税由基金公司代缴，当然也可由投资者直接交纳。

五、采取多种措施尽量避免重复课税

在交易行为环节，大部分国家（地区）采用印花税或交易行为税的方式课征，没有重复课税的问题，只有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少数亚洲国家实行印花税和证券交易税并行的方式，虽有重复课税的现象，但总体税负较轻。重复课税较普遍也比较难解决的在于证券投资所得的课税方面。在大多数国家（地区），证券所得税往往通过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税种课征，这样对于同一笔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例如，作为公司生产经营所得的利润在进入分配环节之前先纳了一道公司所得税，进行各项扣除以后的可分配利润有三种处理方式：①全部分配给股东。这时个人股东须交纳个人所得税，公司股东须交纳公司所得税。②全部不分配。结果往往是该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扬，如果卖出股票，股东则须交纳更多的资本利得税。③分配一部分，留成一部分。对纳税的影响为前面两种情况的综合。几乎所有国家都将有价证券的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并入到总所得中计征所得税。为了减少证券投资收益重复课税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力争避免出现双重征税问题。对此许多国家主要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第4篇：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电子商务作为全新的贸易形式，具有交易虚拟化、全球化、隐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征。电子商务活动虽然使现行税法中的某些规定不能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但是，其并未对税收法律关系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完善电子商务时代的税收法律制度仍应遵循税法的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中性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和税收社会政策原则。

论文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法设计基本原则

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概括，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也是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全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准则，其核心是使税收法律关系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电子商务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网络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交易虚拟化、全球化、隐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征。虽然电子商务的出现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现行税法的某些规定难以适用，并形成了一些税收征管中的盲点，但其并未对生产关系和税收法律关系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完善电子商务时代的税收法律制度，仍然不能背离以下几项税法的基本原则。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国家征税应有法律依据，要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确，征税必须合法。诸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内容也必须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为权利的滥用留下空间。而征税机关也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的税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

（一）不宜开征新税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就是是否开征新税。实际上对这个新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主张对网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电子商务永久免税，认为对其征税将会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向；和此相对的是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于1994年提出“比特税”构想，即对网络信息按其流量征税。“比特税”方案一经提出，即遭致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比特税”不能区分信息流的性质而一律按流量征税，而且无法划分税收管辖权，并将导致价值高而传输信息少的交易税负轻，价值低而传输信息多的交易税负重，从而无法实现税负公平。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税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开征新税的前提应是经济基础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例如，在以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农业税便是主要税种；进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以商品流转额和财产收益额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取代了农业税成为主要税种。电子商务也属于商品经济范畴，和传统贸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时，仍应以现行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对现行税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适应电子商务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财政税收的风险，也不会对现行税制产生太大的影响和冲击。例如，我国香港非凡行政区的做法便值得借鉴，其并未出台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法，只是要求纳税人在年度报税表内加入电子贸易一栏，申报电子贸易资料。

（二）明确各税收要素的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对税收要素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征税对象和纳税地点的确定上。以流转税为例，网上交易的许多商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来传递并实现转化的，使得现行税制中作为计税依据的征税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既可以视为有形商品的销售征收增值税，也可以归属为应缴营业税的播映或服务性劳务。这就需要改革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实体法，制定电子商务条件下数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税对象类别的判定标准，从而消除对应税税种、适用税率的歧义。就纳税地点而言，现行增值税法律制度主要实行经营地原则，即以经营地为纳税地点，然而高度的流动性使得电子商务能够通过设于任何地点的服务器来履行劳务，难以贯彻经营地课税原则。由于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以消费地为纳税地不仅符合国际征税原则的趋向，而且有利于保护我国的税收利益，为此，应逐步修改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经营地原则并过渡为以消费地为纳税地点的规定，从而有效解决税收管辖权归属上产生的困惑。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国际公认的税法基本原则。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有纳税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税收公平原则在经历了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的公平”①和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公平”②理论之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进一步将公平划分为两类，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要求相同经济情况和纳税能力的主体应承担相同的税负；税收纵向公平则要求不同经济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不相等的税负。

纳税人地位应当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和要求。电子商务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有别于传统贸易的虚拟的贸易形式，它具有无纸化、无址化以及高流动性的特征。高流动性使得企业的迁移成本不再昂贵，企业由于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不必像传统企业那样大量重置不动产和转移劳动力，若想要在低税或免税地区建立公司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税地安装服务器等必要的设备、建立网站并配备少量设备维护人员即可。其他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为企业服务，从而可以使纳税人通过避税地的企业避免或减少纳税义务。而电子商务的无形性和隐蔽性则让税务部门难以准确把握交易信息并实施征管，使得网络空间成了纳税人轻而易举地逃避纳税义务的港湾。上述种种都导致了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和从事传统商务的纳税主体间的税负不公。但是税收公平原则却要求电子商务活动不能因此而享受比传统商务活动更多的优惠，也不能比传统商务更易避税或逃税。因此，为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改变对电子商务税收缺位的目前状况，避免造成电子商务主体和传统贸易主体之间的税负不公平。税法对任何纳税人都应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社会组织或个人实行差别待遇，并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组织或个人无论其收入取得于本国还是外国，都要尽纳税义务。

第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还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电子商务要求的税收征管制度，首先应制定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应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在税务登记表中填写网址、服务器所在地、EDI代码、应用软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并提供电子商务计算机超级密码的钥匙备份。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的申报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应建立电子发票申报制度，即以电子记录的方式完成纸质发票的功能。启用电子发票不仅可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税收征管提供了崭新的手段。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开具并传递发票，实现网上纳税申报。其三，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电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税收征管的领域和触角，开发电子商务自动征税软件和税控装置，建立网络稽查制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

三、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原则是指税收制度的设计和制定要以不干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基本出发点，即税收不应影响投资者在经济决策上对于市场组织及商业活动的选择，以确保市场的运作仅依靠市场竞争规则进行。

电子商务和传统交易在交易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税负也应该是一致的，从而使税收中性化。税收制度的实施不应对网络贸易产生延缓或阻碍功能，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相关新问题的探究也才刚刚起步，而电子商务代表了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和传统贸易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其税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严重阻碍或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现行税制来规制并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不开征新税不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许多国家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制度时，也都认为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例如，美国于1996年发表的《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议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及税务管理办法时，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以免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为此，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平等地对待，而不去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文件认为，最好的中性是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是通过对一些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新问题。而经合发组织1998年通过的有关电子商务税收新问题框架性意见的《渥太华宣言》中也强调，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适用于电子商务课税，对于电子商务课税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欧盟对待电子商务税收新问题的观点是，除致力于推行现行的增值税外，不再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或附加税。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我国对电子商务不应开征新税，也不宜实行永久免税，而应该以现行税制为基础，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不断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法，使之适用于电子商务，保证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继续，并能够降低改革的财政风险，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和入库的税金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表现为征税收益和征税成本之比。这一比率越大，税收行政效率越高。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简言之，就是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应尽可能确定、便利、简化和节约，以达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虽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单位或个人可以直接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免去了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使得税收征管相对复杂，但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交易形式，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将会运用到税收工作的实践中，使税务部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凭借电子化、信息化的税收稽征工具，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为提高税收效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五、社会政策原则

国家通过税法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税收杠杆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不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手段，于是税收的经济职能便体现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目前，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的社会政策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收入原则

贯彻这一原则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网络贸易，现行税基日益受到侵蚀，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保证对应税交易充分课税，使得财政收入稳定无虞；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的目前状况，为了使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的脚步，应当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财政收入原则的确立，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但是为了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它又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正如前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峰会”上所表示的：“不想放弃征税权，但又想让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快点。”

（二）保护国家税收利益原则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是电子商务的进口国，无法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而是应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收的税制模式。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国际经济贸易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和更加规范的秩序。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将会影响各国家对货物和劳务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跨国投资等新问题的基本态度。只有合理分配税收利益，才能为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在维护国家税收的前提下，尊重国际税收惯例，制定互惠互利的税收政策，从而实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美施奈德.电子商务[M.成栋，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美特班，等.电子商务管理视角[M.严建援，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周刚志.论公共财政和国家—税法学探究文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刘剑文.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刘剑文.财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第5篇：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宋代；税收；征管；启示

宋朝可谓中国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宋朝建国之初(太平兴国年间)的财政收入最低(为1600万贯)也达到唐朝的两倍，而到绍熙元年最高时达6800万贯，为唐朝的8.5倍。①但由于冗兵、冗官、宗奉、郊赉等花费，宋朝的财政支出也非常大，有历史记载的北宋7次财政记录中，3次盈余、3次赤字，1次盈亏平衡。②拮据的财政状况使宋王朝必须千方百计增加收入，其中一个主要途径就是税收。宋代税目繁杂琐碎，据不完全统计，南宋时苛捐杂税名目最多时达六七十种，是唐朝的4倍以上。名目繁多的税赋也使现在流行的各种舞弊方法在当时已是屡见不鲜，包括重复收税、收税不开凭证、随意变更征税对象等。如“(绍兴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将作监主簿范彦辉言州县凡遇科催，急于星火，或寄外廊而专事侵偷，或任揽纳而专给虚钞。钞簿不销，致多挂欠。间遇州郡催督严紧，遂于民间多端掊率。上户则敦请赴县，待以酒肴而科借之。中下之户，不与朱钞，故已纳税赋，勒令再纳。又最其下细民，则搜刷丁钱，诡立名项，曰补亏，曰失收，曰复撑，曰排门。或入老不除，或已除再籍。”③为应付各种各样的舞弊行为，宋代设计出一套较为科学的税收征管体系，即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套制度也有其合理性。

一、民赋簿籍记录

中国古代历朝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是民赋簿籍，宋人更认为民赋簿籍和税赋的关系就像庄稼和土地的关系：“盖簿书乃财赋之根柢，财赋之出于簿书，犹禾稼之出于田亩也。”④宋朝立国之初，鉴于五代战火初息，人口流离，簿籍散落的局面，宋太祖多次下诏整顿簿籍：如“太祖建隆四年十月诏曰：……如闻向来州县催科都无账历，自今诸州委本州判官、录事参军点检逐县。如官元无版籍及百姓无户帖、户抄处，便仰置造，即不得烦扰人户。令佐得替日交割批历，参选日铨曹点检。”⑤

各种簿籍的编制过程一般由下级向上级汇总，“州县造夏秋簿之前，先由乡司造草簿；乡司造好草簿后，送县汇总。”⑥有关诸县造簿的具体做法如下：

“(天圣)三年七月，京西路劝农使言：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深虑欺隐失陷税赋……今乞候每年写造夏秋税簿之时，置木条印一，雕年分典押书手姓名，令佐押字。候写毕，勒典押将版簿及归逃簿、典卖析居割移税簿，逐一勘同，即令佐亲写押字，用印记讫当面毁弃木印。其版簿以青布或油纸衬背津般上州请印，本州干系官吏更切勘会，委判勾官点检。每十户一计处，亲书勘同，押字讫封付本县勾销，仍于令佐厅置柜收锁。如违，依法施行。”⑦

可见，宋人造夏秋税簿时，必须将历年进行核对，并将归逃簿、典卖析居割移税簿等逐一勘同，并妥善装订保管。

同时，为提高效率，宋代还规定必须及时造册，“造夏税籍以正月一日，秋税籍以四月一日，并限四十五日毕。”⑧对官员未及时造册上报的处罚包括杖责、流放等，如《庆元条法事类》规定：

“诸官物交界讫，账历无故违限不送磨勘司，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⑨“诸州县镇场务季申通判厅经总制钱物状，违限者各杖八十；即通判厅审覆供申提点刑狱司，违限者徒二年；本司点磨申尚书户部，违限准此。”⑩

二、完善的会计凭证账簿管理体系

会计凭证、账簿是经济活动和财政财务收支较系统全面的记录，对税收监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宋人对此已有较深的认识：“夫钱谷之渗漏非一朝一夕之间遽能如是也，实起于朝廷会计之制不立，历年既多簿书，漫不可考，故官吏因得而为奸”[11]，因此，宋代时的会计凭证、账簿监管体系已经较为完善。

1.完税凭证记录

宋代的凭证是老百姓完税的证明，因此宋朝对完税凭证的管理也比较严格，主要体现在凭证的开具和防伪上。

(1)凭证的出具

虽然一些捐税金额不大，但逐笔逐户开具凭证手续繁杂，宋朝规定可以合并开具完税凭证。“人户纳奇零税租凭由”明确记载：“某乡某都人户姓名若干人，几月几日合钞送纳今年夏或秋税租奇零物帛之类共若干数，内集户姓名纳若干。”[12]同时为防止合并过程中的舞弊行为，宋朝规定必须按期足额开具发票，“至纳毕，于簿末结计正数及合零就整，若每色剩纳到数并奇零残欠，画一朱书，限三十日，二万户以上限五十日，官吏保明具钞数同簿送州磨勘。”[13]

(2)凭证的防伪

为保证凭证的真实性，宋代使用各种印鉴以防伪造。税收交纳时以钞作为凭证，未纳之前，其钞未用印，称白钞；课利交纳之后，其钞盖上税务团印、条印，称朱钞。一些不法之徒也开始伪造税务团印来获利，为防止伪造印鉴，保证凭证的真实性，宋朝不断创造出一系列印鉴防伪方法，其中一个创新是团印，即印鉴上可以体现日期，如“将逐年团印样制旋行增减，大小间以篆颖为文，庶可区别新旧，检察欺隐。”[14]同时定期更改印鉴图章的款式，各个不同税赋的印鉴也不尽相同，某项税赋征收后，相关印鉴也随即销毁：“诸受纳官物团印(仓库各别为样)、长印、梢印，州县长官监造，起纳日以印样缴送销簿官司，对钞比验，至纳毕长官监毁。”[15]

2.账簿管理体系备份和保管

宋代的账籍体系包括登记统计资料的簿册、财政财务收支历和各种簿、账、状、旁通等，分别对应于现在的明细账、总账以及分类账等。账簿体系设置的总布局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由中央到地方的管理系统。其编制账状是自下而上逐级进行的，州编制账状是以所属诸县账状为依据，路编制账状，则以所属诸州账状为依据。二是在京诸司库务的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变化较大，元丰改制前属三司或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司，改制后属太府寺、司农寺，并隶属于户部左右曹。但可以发现，不论地方系统或在京诸司库务系统如何变化，其隶属关系与财经机构隶属关系是一致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3.凭证账簿的处理方法

(1)凭证账簿的备份

宋代的会计凭证、账簿等为防止假冒、揩改、毁失等，经常是一式数份，使参与某项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之间互相监督，以防止任何一方作弊。如政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运副使贾伟节奏：“……臣尝仿周官数目，凡要之法，稽令甲都簿之名，列为三簿：一以付司录官，一以付军资库，一委之之(之衍一字)县令，参互以考其成。则催科盈缩发纳登耗，如指诸掌，不可以毫忽欺。”[16]如税钞是一式四份：“绍兴十三年臣僚言：赋税之输止凭钞旁为信，谷以升、帛以尺、钱自一文以往必具四钞，受纳亲用团印。曰户钞，则付人户收执；曰县钞，则关县司销籍；曰监钞，则纳官掌之；曰住钞，则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今所在监、住二钞废不复用，而县司亦不即据钞销簿，方且藏匿以要赂。望申严法令，戒监司郡守检察受纳官司，凡户、县、监、住四钞皆存留，以备互照。从之。”[17]宋代户籍是收纳税租征发徭役的重要依据，登记户口的账簿亦采取一式四份。“诸户口增减实数，县每岁具账四本：一本留县架阁，三本粘连保明，限二月十五日以前到州；州验实毕，具账连粘管下县账三本，一本留本州架阁，二本限三月终到转运司；本司验实毕，具都账二本连粘州县账，一本留本司架阁，一本限六月终到尚书户部(转运司申发税租账日限准此)”。[18]

税收账簿、簿历、凭证等是税收监管的重要依据，宋代规定不得亡失、脱误或欺弊，否则将受到重惩。《宋刑统》依唐律规定：“诸主守官物而亡失簿书，致数有乖错者，计所错数，以主守不觉盗论。”[19]议曰：“厩库律，主司不觉盗者，五匹笞二十，十匹加一等，过杖一百，二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庆元条法事类》卷17《毁失》规定：“诸公人亡失见行公案、账簿、簿历等，及应架阁文书，限满寻访不得者，断罪枷锢；再限通满百日不得者，降壹资(限外得者复旧资)；县吏人杖捌拾。”

(2)账簿记录方法

为了防止一些官吏在账簿上的舞弊行为，包括“乡典受赇，随时更改或续添收一项”，宋代规定了严格的账簿记录方法，特别规定了对账簿空白处的处理，包括“目下不得空字，有空纸者用墨勾抹”。[20]这种做法在现代会计账簿记录中也仍然得到体现。与此同时，账簿还要求用正楷大写记录。

(3)账簿的及时登记

舞弊的另一种常见办法是不即时朱销，延期登账，事后再行举催。对此，宋代规定了严格的注销登账的时限：县级必须于收税当日注销钞簿，县向上级部门的报送一般要求在5日之内。一旦有延误，有关官吏必须承担责任。其具体做法是：“诸仓库各置销钞簿，具注送纳钱物数、年月日、纳人姓名，候获官钞对簿销凿。监官书字用印，其钞常留壹纸，以千文字(当为字文)为号，月壹架阁并簿专留本处，备官司点检。”“税租钞仓库封送，县令佐即日监勒，分授乡司书手，各置历当官收上。日别为号计数，以五日通转。每受钞即时注入，当职官对簿押讫，封印置柜收掌。”[21]“每遇受纳之时，置历收钞，具若干钞数，次日解州；州置历即时送县，县委主簿当日对钞销簿。候纳毕日解簿钞赴州，州委官点磨，庶革追扰乞取之弊。”[22]

三、统一的税收入库途径

通过截留需上交的收入，私设小金库是从古至今一种常见的舞弊方法。宋代一些地方为隐瞒侵欺财政收支，不把某些钱物收支记入该记的账目，而是另置会计账簿文历，以便贪污、挪用、肆意支出等。如“(绍兴)十二年三月六日，臣僚言天下财赋所以常不足者，侵蠹之者广也。今州县大抵皆自立名色，别置文历，移彼作此，蓄为私帑，轻费妄用，逾越法制，莫可稽察。”[23]为此，宋朝廷规定了统一的税收收入途径，要求所有相关收入必须解缴到指定账户，这种做法有效地防止了税赋的流失。如“州县诸司所入，一金以上尽入军资库收掌。要使取之民者，悉归于官，官之用悉应于法，则虽不加赋而用自足。”[24]

四、税收的审计

税赋征收上来后，还要进行审计是否有隐漏欺弊，这种审计是对官吏政绩考核的一种重要指标。审计由上级官吏限期进行，一般采用抽样的方法。审计时必须对照相关簿籍记录，和上级下达的任务进行对照。“诸州磨勘税租簿，所差官听选吏人分定户数，先以租数照逐应纳数，次以钞旁对已纳数比磨增亏，以吏人姓名印钞簿上，本官躬亲抽摘审验。三万户以下，限九十日；每一万户加三十日，至半年止。官吏保明申转运司，若磨勘不如法，本司觉察，别差官吏覆磨，即不得互差。”[25]

1.审计报告的编制

如审磨出账目有亏失隐落失陷者，审计官吏就必须撰写报告。《事类》卷48《税租账》载有“保明磨勘出税租亏失酬赏状”，兹节录如下略加说明：

保明磨勘出税租亏失酬赏状

某路转运司

据某州申据某官姓名状准某处差，磨勘出某州某县某年夏或秋料税租某物亏失，陈乞酬赏，今勘会下项：

某官某年月日准某处差，磨勘某州某县夏或秋税租钞旁簿历等

某县税租共管若干户，于某年月日磨勘，至某月日毕

磨勘亏失出税租下项：

某乡村某户姓名下系某年月日如何亏失，某料租税某物若干，至今计若干料，共计亏失若干

审计院、磨勘司审磨，并同官吏姓名

干系人姓名等，各已如何勘断及追理

磨勘吏人姓名等，已如何给赏

检准令格云云

右件状如前，勘会某官磨勘出某州县亏失某年某料税租某物共若干准令格该某酬赏，本司保明并是诣实

谨具申

尚书户部谨状

年月日依常式

此状可算作一个简式的审计报告，具有现代审计报告的基本要素，其中呈报者是某路转运司，呈报审批的主管部门是尚书户部；审计的对象和范围，即某州某县夏秋税租；审计的起讫日期，即某年月日磨勘，至某月日毕；查明的问题及其性质，即磨勘出亏失税租若干；根据查出的问题，提出处理的意见，即如何勘断及追理。

2.官吏的奖优罚劣

(1)对地方官吏的奖优罚劣

为鼓励督促地方官吏完成税收征管工作，宋代统治者采取立额赏罚的办法，对按期、足额、超额缴纳税款的官吏给予奖赏，对无法完成税收征收任务的官吏进行处罚。赏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从经济上进行赏罚，包括增俸、罚俸，或赏钱、罚钱；二是对官吏提前晋升或推迟晋升，即减磨勘或展磨勘若干年等，有的甚至直接予以升陟或降差遣。《事类》卷30《经总制》规定：“知、通考内收经制钱及额无拖欠违限(谓如额数二十万贯，收及二十万贯已上，方合推赏)：二十万贯以上，减磨勘二年；一十五万贯以上，减磨勘一年半；一十万贯以上，减磨勘一年；五万贯以上，减磨勘半年；一万贯以上，减磨勘一季；一万贯以下，升一年名次。”

宋代还对某些负责税收征管的官吏实行连坐制度以使这些官吏各自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这大大增强了官吏的责任感。如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令诸州掌物务官吏亏岁课当罚者，长吏以下悉分等连坐”。[26]

(2)对审计官吏的奖优罚劣

宋朝廷还用奖惩的办法督促负责审计的官吏要忠于职守，认真勾考。负责审计的官员如果失职，有错误就要受到处罚：“诸州审磨税租簿，吏人故为隐漏者，徒二年；有亏失审磨不出，杖一百；即因而受乞者，论如吏人乡书手揽纳税租受乞财物法。”[27]

另一方面，如果钱粮账目有隐落失陷被审计官员查出的，则根据其数目大小对审计官员予以奖赏。“雍熙三年二月，诏自今勾院检举三司失陷财赋，每一百贯，其本司吏给赏钱十贯；五千贯已上，仍补职名。如本司吏庇藏其事，不即中举，为他人所告，当行决配。赃重者，当行极断。告者每百贯给赏钱二百贯；三千贯以上，仍补职名。主判官及干系人知而故纵。并当重行朝典。”[28]从这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宋初对勾考出失陷的奖赏额的比率已是10%；到了神宗元丰年间规定“钩考隐漏官钱，督及一分者赏三厘”[29]，其比率更高达30%。审计人员的奖赏与其业绩密切相关，极大调动了审计人员的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五、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一些宋代的税收征管制度在今天看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总结为以下五点：

1.重视社会信息的收集整理

税赋监督的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合理性，不合理的税赋要么使百姓负担过重，各级官吏也难以完成税赋任务；要么使朝廷财政收入不足，这些都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宋代虽然屡经战火还是非常重视对各地民赋簿籍的收集整理。这使朝廷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水平，无疑为税赋的合理化提供了前期保证。如何完善社会统计信息并使其为税收征管服务是我们现代应该研究的一个课题。

2.完善账簿管理方法

账簿是记录、分析税收信息的主要渠道，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宋代的账簿管理方法已经较为科学，包括账簿管理体系、账簿的备份，及时登账以防舞弊以及各种账簿记录的具体要求等。对于违规行为也制订了各种详细的处罚措施。与之相比，我国现在的账簿管理方法并未有本质的突破，反而有所弱化。如虽然对账簿的保管、登记也有一些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并未得到严格的遵守，许多违规违纪案件都有各种(故意)遗失账簿、延期登账和随意更改记录的行为。对一些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略嫌不足，如我国《会计法》第42条规定对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或登记账簿的直接责任人仅处二千到二万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处三千到五万的罚款。

3.提高凭证防伪水平

凭证是纳税与否的证据，宋代设计了许多凭证的防伪措施，我们认为至少有两点可引以为鉴，一个是应不断开发设计出新型的防伪措施，如宋代光印章就有多种，包括团印、长印、梢印等，团印还有不同的日期以作区别。另一个是不同部门或税种应有不同的防伪措施，如宋代不同仓库、不同税种的凭证和印章往往也各不相同。与之相比，我国现在的发票防伪技术较低，以增值税为例，每年均有多起大型假增值税发票案件发生，而一些被假发票蒙蔽的企业往往声称难辨真伪。如何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提高凭证防伪水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4.统一的税收收入途径

为防止小金库，宋代规定了严格而统一的收入渠道，要求所有的税收收入都进入国家财政。这使宋代与前后各个朝代相比，小金库现象比较少见。相比之下，我国虽然三令五申防止小金库，但每年的小金库问题屡禁不绝，甚至愈演愈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严格的财政收支渠道，从中央到各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渠道分散，多头管理普遍。宋代统一税收途径的方法对我们应有所启迪。

5.严格官吏政绩考核制度

制度的制订和实施最终必须依靠人来完成。就税收监督而言，对有关官吏的考核尤为重要。我们认为，宋代官吏的考核制度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今天有重要启示。第一，官吏定期审计报告，而这也成为官吏提拔升迁的主要依据。规范而定期的税收审计报告及时地以书面形式将官吏政绩记录在案，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数字出官”和随意提拔官员的弊端。第二，官吏的“连坐”制度也有其可取之处，合理的官吏“连坐”制度使各级官吏根据其职责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可以提高各级官吏的责任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官吏各自为政和相互推诿的弊病。最后，将审计官吏的收益与其审计业绩挂钩，有力地调动了审计人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事后税收监督的效果。与之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官员考核制度随意性比较大，一些官员的升迁往往仅凭个别上级领导好恶而定，同时对官吏的责任追究制度也不完善，这使上级领导往往忽视对其部下的监督。同时对审计官员往往过分强调其应尽义务，对其权益有所忽视，审计人员难以从其贡献(我们可以将其所查出的错弊金额作为其贡献)中收益，这也可能影响审计人员的积极性。

注：

①《玉海》卷186《宋朝岁赋》所载：“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食货56，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②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162，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

④⑥⑦《名公书判清明集·财赋造簿之法》，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⑤《宋会要》食货11之10。

⑧脱脱：《宋史》卷174，《食货上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⑨磨勘(审磨)指对官吏的考核和审查，下文的减磨勘指因官吏表现优异而提前考核(一般也意味着提前晋升)，而展磨勘意思与此相反。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以下简称《事类》)卷32，中国书店影印本，1990。

⑩《事类》卷30。

[11]《宋会要》职官6之23。

[12][14]《事类》卷47，《受纳税租》。

[13][18][25]《事类》卷48，《税租账》。

[15]《事类》卷17，《给纳印记》。

[16]《宋会要》职官42。

[17]《宋会要》食货35。

[19]《宋刑统》卷27，中国书店影印本，1990。

[20][22]《宋会要》食货35之10；又见食货70之143～144。

[21]《宋会要》食货35之9；又见《事类》卷47《受纳税租》，卷48《预买绢》。

[23][24]《宋会要》食货54之8；《宋会要》食货52之32。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1995。

第6篇：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县域经济,二元税制,税收政策

“郡县治而天下安”。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枢纽点和关键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切入点。“县域经济抓不好，区域协调发展就无从谈起”。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战略任务。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税收政策的支持，然而现行税收制度和管理体制存在着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现行税收政策和管理体制

（一）城乡二元制的财税体制仍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

1．城乡二元税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2006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税，使存在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但仍然保留了牧业税和对烟叶征收的农业特产税，城乡二元税收制度并未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而终结，“搭车收费”的基础仍然存在，农民的非税负担仍有反弹的可能。

2．城乡二元公共产品分配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农业税的取消，并不等于农民不承担税收负担。首先农民作为消费者，仍然要承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如表一所示，2006年到2009年，农村居民作为消费者承担的三大流转税分别为5192.75亿元、6197.47亿元、7076.08亿元和9063.90亿元。

表一：2006-2008年农村居民作为消费者承担的流转税情况表单位：亿元

年份

农村居民消费

居民总消费

农村居民消费

占总消费比（%）

国内增值税、营业税和

消费税三大流转税合计

作为消费者农村居民负担的流转税

2006

21106.7

80476.9

26.23

19799.21

5192.75

2007

23912.6

93602.9

25.55

24259.23

6197.47

2008

27206.4

108392.2

25.10

28191.6

7076.08

2009

40210.0

125343.0

32.08

第7篇：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循环经济税收制度经济核算制度

论文摘要：本文从分析经济社会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入手，借鉴了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立法的经验，为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提供参考。

我国正处于传统产业经济向新型循环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进化，才能推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尽管我国已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还存在诸多与循环经济理念不相适应的制度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设置了障碍。

一、体制障碍

1．税收制度上存在的障碍。我国现行税制不仅缺少以环境保护为目的、针对环境污染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税种而且还存在某些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税种。

(1)增值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的比例。虽然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对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的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也实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过少，征收范围也过小，很多企业均享受不到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

(2)资源税。现行资源税是针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我国资源税规定对开采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生产盐的7种矿藏品征税，并按资源自身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了不同的税率。就目前而言：一是资源税征收范围过小，仅限于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大量非征税资源价格偏低；二是已开征的资源税税率太低，导致资源的价格严重背离其价值。这些不但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且加大了初次资源和经过循环生产的再生利用资源之间的价格差，使得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的经济效益难以实现，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

(3)消费税。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流转税。目前，我国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摩托车征收的消费税对环境污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说，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许多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尚未被列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用品、煤炭、化肥、农药等。我国的消费税还没有起到引导公众绿色消费的作用，还不能适应循环经济对消费环节的绿色要求。

(4)排污费。排污收费制度建立十多年来，为污染控制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该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收费标准偏低，使得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二是收费方法不合理，总体上实行的是单项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对超过浓度标准的排污者征收，且当排放的污染物在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最高一种计算排污费，导致排污者仅注重被收费的污染物的治理；三是排污费的使用不合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用排污费补偿治污资金的不足，因此排污费的80％要返还排污者治理污染，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返还的资金只有少数被用于污染治理。可见，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不利于企业自觉采纳循环生产模式，不利于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

2．经济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障碍。以往的预算、统计、会计和审计等经济法律制度在进行国民经济资本与成本评估时都未将环境的价值因素纳入社会成本中，这就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人们以破坏环境和掠夺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去谋求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利益。

(1)会计制度。我国传统会计只反映了企业主体与企业主体内部的经济关系，只承认那些能以货币计量的并且能用价格确认和交换的东西，未将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计入成本，仅计算了微观的经济成本，而没有计算宏观的社会成本，变相鼓励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而取得短期利益的做法。

(2)审计制度。传统审计制度重企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情况、轻企业的经济绩效审计，对于环境绩效审计更是一片空白。根据环境审计具体内容的不同，还可以将环境审计的具体目标细分为以下四类分项目标：①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政策与制度；②评价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③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④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当前我国的审计制度设计上，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独立审计或者内部审计，这一方面都很欠缺。

(3)GDP核算。传统GDP核算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因而社会成本和效益并不清晰，既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也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及社会公众的福利状况，特别是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完善对策

1．税收制度上。与国外相对完善的生态税收制度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生态税收，这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起到环保作用。

以德国为例，为了更好地贯彻循环经济法，德国于1998年制定了“绿色规划”，在国内工业经济界和进入投资中将生态税引进产品税制改革中。德国生产排除或减少环境危害产品的企业只需缴纳所得税即可。此外，企业还可享受折旧优惠，环保设施可在购置或建造的财政年度内折1360％，以后每年按成本的10％折旧。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循环经济立法是世界上最完备的，日本政府一直积极支持循环利用项目，制定了各种资金投入和税金制度来支持循环经济的发展。在税收上，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政府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②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处理玻璃碎片用的夹杂物剔除装置、铝再生制造设备、空瓶洗净处理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获得3年的固定资产税退还。③对公害防治设施可减免固定资产税，根据设施的差异，减免税率分别为原税金的40％～70％。④对各类环保设施，加大设备折旧率，在其原有折旧率的基础上再增N14％~20％的特别折旧率。

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美国康奈狄克州对前来落户的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除可提供低息风险资本小额商业贷款以外，州级企业所得税、设备销售税及财产税也可相应减免。美国对公共事业建设和公共投资项目，包括城市废物贮存设施、危险废物处理设施、市政污水处理厂等，给予免税的优惠待遇；而企业单一的污染控制设施难以享受这一优惠待遇。

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①增值税。扩大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让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享受到国家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也可以参照日本采取退税政策。②消费税。树立绿色消费税的立法理念，将有关措施进一步改进和细化。特别是在实行差别税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差别税率的差距。③资源税。扩大征收范围，对某些虽可再生但速度缓慢及对国计民生有较大影响的资源也征收资源税；完善计税依据，只要自然资源被开采，无论资源是否销售或自用，开采企业都要纳税。④排污费。可以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开征污染税。污染税的课征对象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

2．经济核算制度上。

(1)会计制度设计。应逐步构建和完善绿色会计理论体系。绿色会计把视野扩大到主体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反映到会计模式上，来计算和揭示会计主体的活动给社会环境带来的经济后果。它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增加，产生“社会利益”，或表现为社会资源的减少，形成“社会成本”，并将社会利益与社会成本加以比较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

绿色会计应克服传统会计的缺陷，其基本目标就是在促使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和物质循环规律，合理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努力提高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具体目标是充分披露有关的环境信息，为决策者实施经济和环境决策提供信息帮助。

(2)审计制度设计。对应于绿色会计，我国还应该进一步健全发展绿色审计。绿色会计提供企业在履行环保责任方面的会计信息，此信息是否真实有待于绿色审计的监督、评价与鉴证。绿色审计是一种控制活动，通过检查企业的环境报告，对其受托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从而实现对企业受托环境责任履行过程的控制。其目的是促进环境管理系统的积极有效运行，控制社会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我国已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环保法规，这为绿色审计工作的执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第8篇：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贷款损失；税收；制度完善 

一、我国贷款损失税收法律制度的现状 

为了适应国内和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一直以来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目前我国贷款损失税收制度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一些规范性文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贷款损失的认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57号)首次将贷款损失从以往的坏账损失中分列出来单独明确，同时还明确将应收账款和预付款分为贷款类和非贷款类，同时，该通知还明确列举了十一种具体确认贷款损失的条件，并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作为兜底条款写入，这也为以后财政税务部门应对经济生活中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做好政策上的准备。 

（二）我国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的具体方法 

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实行的都是与贷款分类相适应的五级分类计提法，近年来，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我国少数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与国际接轨，采取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下面对两种计提方法进行具体分析： 

1、五级分类计提法 

五级分类计提法是以对贷款资产进行分类为基础的。它是由银行内部人员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财务状况来判断贷款质量，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然后根据贷款的不同类别对应的比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现行的规定是除正常贷款外，后四类贷款依次按照2%、25%、50%和100%的比例计提，其中次级类和可疑类贷款的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 

2、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 

新会计准则规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目前已有部分上市银行采取该种方法进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是将贷款的账面价值减记至根据未来现金流量预计的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贷款损失拨备，计入当期损益。根据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在对贷款质量进行评估时，应考虑借款人的获利能力，根据借款人以及经济环境等未来变化因素，以及借款人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对贷款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出贷款现值。 

（三）贷款损失税前扣除的审批 

根据《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规定，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需要经过税务机关的审批。该办法还对各级税务机关的审批权限作了规定，反映到贷款损失的扣除方面，主要内容为：因国务院相关决定事项而导致的贷款损失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具体的审批事项后，由各省省级税务机关负责审批；其他原因导致的贷款损失则由银行所在地的省级税务机关按损失金额、证据涉及地区等因素划分审批权限。 

（四）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比例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当期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度为期末允许计提准备金资产余额的1%与上期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准备金余额之差。 

另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中规定金融机构对农业和中小企业发放的贷款按风险程度划分后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可以在税前扣除，上述贷款按风险程度分为关注类贷款、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这四类，相应的准备金计提比例分别为2%、25%、50%和100%，同时贷款损失不足冲减准备金的部分经审批后可以在税前扣除。 

（五）对收回已扣除贷款损失的处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已经扣除的资产损失，在以后纳税年度全部或者部分收回时，其收回部分应当作为收入计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故银行在以后年度收回己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时，必须将其纳入收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贷款损失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从总体上看，制度设计偏离税收中性原则 

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制度中实行的是核销法与一般准备金法相结合的方法。根据一般准备金法，在计算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时只考虑贷款资产的数量而不考虑贷款资产所包含的风险程度，这就导致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无法与实际的不良贷款相匹配，无法真实的反应信贷风险。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一般准备金是不符合税收中性的。而核销法的运用会诸如核销标准、核销程序、产权关系、司法效率以及会计审计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在实践中，核销法也偏离了税收中性原则。 

（二）从法制方面看，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 

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关于商业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制度的规定分散于企业所得税法统领下的各种国家财政税务部门的通知和办法之中，显得比较混乱。另一方面，这些规范性文件层级较低、统计和规范口径存在差异，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协调、具体运用混乱。大部分相关的规定都是以“通知”的形式的，而且每一个通知就会有一个新的规定，而且，部分政策的有效时间还有限定，往往旧政策的执行期限已经结束，新的相关规定还没有及时出台，政策缺乏稳定性与连贯性。同时，金融法规与会计法规、税务法规统计与规范的口径不同，银行需为应对不同的管理部门做不同的安排，使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成本加大。 

（三）从具体制度上看，相关制度设计有待完善 

1.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比例过低 

根据财税〔2009〕64号文件，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度不得超过允许计提准备金贷款资产的l%，而银行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将贷款资产划分为五大类，并对应这五大类贷款资产计提相应的损失准备金，具体比例为:正常类贷款为l%、关注类贷款为2%、次级类贷款为25%、可疑类贷款为50%、损失类贷款为 100%，其中次级类贷款和可疑类贷款资产的准备金计提比率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再上下浮动20%。这部分准备金可以作为费用列支。由此看出，税法规定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的扣除比例明显低于银行根据风险程度划分计提的准备金的比例。 

2.贷款损失的认定与核销标准过于严格 

我国贷款损失的认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财税[2009]57号文件中列举了十二种可以确认贷款损失发生的情况，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确认贷款损失时银行往往必须提供很多法律方面的证据和证明，由于法律的程序性，银行在获得这些证明时，往往需要巨大的时间和成本，导致贷款损失不能及时在税前扣除。另一方面，《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9]88号) 规定了企业实际发生的贷款损失应该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这样一来也加大了银行的成本。 

3.贷款损失的确认与核销不及时 

其实这正是由于贷款损失的认定与核销标准过于严格导致的。贷款损失的确认与核销不及时，导致会计和税收在将贷款损失作为费用处理时存在时间上的差异，直接造成银行因而被提早征税；但是又由于递延税资产（主要由上述贷款损失准备引起）转回的不充分，这种时间性的差异变成了永久性差异，使得提早征税变成了过度征税。 

三、我国贷款损失税收制度的完善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国现行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还存在着不足，一定程度上侵占了银行的利益，阻碍了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完善。 

（一）完善贷款损失税收法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专门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税收处理办法》，在该办法中规定贷款资产的范围、贷款损失的认定条件、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审批程序、准予计提准备金的贷款资产的范围、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额度及其计算方法，收回已扣除贷款损失的处理等相关问题。同时，取消对上述政策执行期限的限制，使政策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减少纳税人的不确定性预期。 

（二）贷款损失税收具体法律制度的完善 

1.完善贷款损失认定制度 

首先，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损失税收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简化贷款损失的认定标准，赋予银行一定的自主权。其次，明确贷款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认定口径。目前的各个政策文件对贷款损失的认定标准不一，有必要进行统一和规范。 

2.完善贷款损失税收处理法律制度 

首先，维持现行的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扣除方式，但要对扣除比例进行改革。在扣除比例的确定上，体现差异化原则，具体制度安排为：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贷款资产的质量均较高，而且化解不良贷款的能力很强，故可以规定其贷款损失税前扣除的比例仍然为l%；考虑到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繁荣我国金融市场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贡献，以及他们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可以提高这些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的比例，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损失准备金的税前扣除比例则应该高于上述两类银行，以鼓励这些金融机构为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服务。 

其次，对部分特定性质和用途的贷款损失施行特定准备金法，为将来我国银行贷款损失税收制度施行特定准备金法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这些“特殊贷款”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包括“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个人助学贷款、扶贫贷款、基础设施建设贷款等在内所有关乎国计民生的贷款。这种制度安排既能引导信贷资金的合理流动，还能提高财政支出(税收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 

第9篇：税收制度论文范文

关键词：C2C；电子商务税收；税收公平

2012年11月30日，阿里巴巴旗下电商平台淘宝+天猫的销售总额突破了1万亿――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销售规模达到13位数的民营企业。这个标志性的事件让更多人了解电子商务的力量，了解互联网对于整个商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十几年来，电子商务克服了“信用”、“支付”和“物流”三座大山，且正在驱动和形成一场新浪潮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

然而1万亿背后的隐忧――“税收问题”却一直被社会认为“被国家遗忘的角落”。一方面，线上诸如京东商城、当当、亚马逊等自主营销型电商企业已逐渐完善自身税收制度，线下传统的实体店自不待说；另一方面，以淘宝为主体的C2C卖家群体却纳税者寥寥，对于其他企业而言难言公平。本文试以实现电子商务持续发展与税收公平原则的平衡为基点，论证现阶段在我国针对C2C电子商务建立一套过渡性税收制度之必要性及探讨该制度设计的方向与对策。

一、电子商务发展与税收公平原则的博弈

互联网环境下电子商务的本质，绝非“虚拟经济”。 实际上，电子商务是实实在在的新经济，是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传统实体经济完美融合的一种新经济模式，这种新经济模式能有效整合当下的现有资源，切实降低企业发展的成本，提升小企业的竞争实力，极大地提高社会整体效率，有序地引导中国经济的转型。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新消费方式驱动下，电子商务商业模式更可凭借自身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蓬勃态势，成为拉动现代物流等相关行业高速发展，零售和服务行业深刻变革，直至推动整个供应链体系深刻变革的巨大力量。

在电子商务发展前景广阔且对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形成巨大动力的光环下，被日益诟病的“税收漏洞”问题无疑使这个行业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从网上评论文章的标题“淘宝生死一税间”可见一斑。挑战不意味着灭亡，相反，挑战往往伴随着机遇，借助外力作用，实现对于电商经营环境的内部调整及外部优化，于经营者于消费者都是一件好事。对电子商务应否征税的争论由来已久，而肯定说的主导地位也事实上迫使B2C电商税制的不断完善，基于税收公平原则的驱使，对C2C征税固然也是该原则的应有之义。

从法理层面着眼，税收公平原则是法的公平价值在税法领域的具体化。税收公平原则强调机会均等，通过课税机制建立机会平等的经济环境，只有在机会均等的竞争机制下，人们才能焕发出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投入量才最大，收入的合理性也最容易被人们所承认。目前税收制度对于线上线下的双重标准，只因其销售方式的异同决定其纳税与否，明显有失公平，挫伤线下企业的积极性，导致不合理的商业模式单向传导，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此外，税收公平原则要求的是结果公正绝非结果相等，公平绝对不等于平均，根据不同的成本投入、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外部竞争，形成一个相对、动态平衡的税收制度，并不能因其形式上税率不均而否定其合理公平性。

二、对C2C电子商务征税的路径探讨

即使强烈反对向C2C征税的马云也不得不承认：“暂不征税是社会给网店的红利，不能将此视为理所应当”。通过对我国现行税法的考察，对C2C电子商务征税是符合立法本意的：凡是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任何交易，无论何种形式，都应该纳税。商家无论是网络销售还是实体销售，只要是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超过了税法规定的起征点，就需要纳税。如今C2C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资金流量与数额极小的税收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已引起国家税务部门的关注。早在2011年6月，武汉市国税局开出国内首张个人网店税单――对淘宝女装网店“我的百分之一”征税430余万元。这张重量级税单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导致不少本地皇冠卖家都发出“关店大吉”的，此举甚至被认为将会使武汉的电子商务发展倒退3年。诚然，武汉市国税局按现行税法征收该网店税金是合法的，但如此雷厉风行的“择肥而征”做法实不可取。

存在不意味着合理，但也必定有其合理之处，既然社会对C2C的征税时间表思量再三，也就说明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可小视的。不可否认，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电子商务在此阶段上的优势也主要集中在商品的价格优势（成熟阶段时期，电商快捷方便的优势应凌驾于单纯的价格优势），而这种价格的优势又来自于免税的生存环境，当这不成熟的环境遭到猛烈的冲击，电子商务持续发展的根基也必将严重动摇。网络交易是商业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纳税自然也是网商的法定义务，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应该区别对待。对网店征税的问题的争议最早现于北京、杭州等地，但最终都未实行，归根到底是目前电子商务发展还不够成熟，需要宽松的政策扶植。

综上，笔者主张我国应改变当前对于C2C征税问题模糊不清的局面，尽早出台相关法律文件肯定对C2C电子商务征税的正当性，同时由于对于该税收制度的设计有赖于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也受制于C2C自身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阶段，是一个动态的完善过程，因此，在初始阶段应给予C2C商家群体一个适当的缓冲期限，在合理的一段时间内对于实质意义的C2C卖家可予以免税（隐藏于其中的B2C卖家应加以规制），“放水养鱼”，促其做大做强。一个温和过渡、循序渐进式的C2C税收制度改革是必不可少的，此时应尽快走出第一步，毕竟这项工程并非一蹴而就，即使是美国，也仍处于摸索完善阶段。同时，不应采取类似武汉国税局这种拔苗助长般的短视行为，设想这种行为若全国推广，C2C行业累积的发展成果估计将丧失殆尽。免税是鼓励，同时也是为解决一些税务管理问题及行业政策的规范预留了时间。

三、C2C模式电子商务税收改革是一个艰巨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电子商务的税收规制采取“近期免税，长期保持税收中性适当优惠”的原则。近期来看，处于发展时期的电子商务需要更多的税收优惠以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而长期来看，应采取适当中性的原则，不能对不同的商务形式选择造成歧视，以保持各种交易形式之间的税收公平。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目前C2C模式电子商务征税面临着诸多立法上、技术上的挑战，需要在往后立法上、制度上予以攻克及突破。

C2C电子商务主体数量庞大（截止2012年6月份，个人网店的数量已达到1725万家）且增长速度极快，以当前我国税收系统的人力资源状况和信息系统管理能力是很难有效地实现一一监督和逐个征税的。因此必须加强网络技术建设，针对电子商务的技术特征，开发、设计、制定监控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软件，实现电子商务税收电子化，为电子商务的征税提供技术保障，推动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变革，实现更完全意义上的电子商务。

传统的税收征管主要依据是对账簿资料的审查，而虚拟的网络市场中，网上交易的电子化、无纸化使得账簿、发票均可在计算机中以电子形式填制，电子凭证易修改且不留痕迹，现行的征税方式无法实现对C2C电子商务税收的有效征缴。可见一个统一的电子发票销售、使用、核查系统显得尤其重要，每次通过电子商务达成交易时，必须向税务机关申请专门的统一格式的电子发票进行电子账号的款项结算，并且电子发票只能以只读方式打开阅读，纳税人不能对其进行修改，力图构建一个以监督支付体系为主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模式。

C2C领域里的绝大多数商家并未办理工商执照、社会对于C2C电子商务征税缺乏认同、种类繁多的C2C网上交易类型面临的应计征何种税种（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或是新的税种）等许多问题都是在以后的立法或税务实践中需要切实解决的。可以说，C2C电子商务税收改革是一个艰巨而又漫长的过程。

四、结语

征税是C2C电商规范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不纳税带来的低价作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利于行业本身的持续健康发展。然而在当前环境下，对于C2C电子商务仍应采取扶持策略，特别如今C2C电子商务对于解决就业起着重要的作用（截止2012年6月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190万人；而由电子商务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已超过1400万人）。限于我国电子商务的起步较晚，有关的立法及政策无法形成对电子商务税收改革的有力支持，完善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以及能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两者在这一改革中可谓缺一不可。可喜的是，如今第三方支付的广泛应用和法律保障下的网络实名制为这一变革开了一个好头。

参考文献

[1] 刘剑文.WTO体制下中国税收政策合法化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

[2] 聂进.电子商务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3] 李海芹.C2C模式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探析[J].企业经济，2012，4.

[4] 刘丹.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法的影响之分析[J].研究生法学，2009，24.4.

[5] 邓晓怡.电子商务税收法律问题初探[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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