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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适应乡村工业的发展其经济结构和他所体现的经济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因循守旧的行会城市落伍衰败了,另一些传统城市调整了自己的产业结构复苏了,而许多新兴城市则拔地而起,成为新的经济和工业中心。工业区位也由东部和南部向西部和北部转移。逐渐形成了近代城市网络体系。
15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 会过渡,从传统农耕世界向近代工业世界转变的时期。西 方史学界把这一时期称为“前工业化时期”或“原始工业化 时期”。英国率先实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由农 耕世界向工业世界的过渡。这一过渡始于农村圈地运动 带来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根基,影 响了城市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的转型。反过来又促进了 乡村变革的深化。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大为增强,成为各地经济的中心,城乡之间的互相作用日益明显,城乡经济一体化初显端倪,到前工业化晚期,乡村非农业化和城市化略具规模。研究这一时期城市转型特点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转变
我们可根据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是否新生把他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城市,另一类是新兴的城市,即自由工商业城市。传统城市指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这类城市中,有些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衰落下去。如林肯城是中世纪英国的名城,但巧世纪初却走向衰落,它的毛纺织业一级不振,港口也不断淤塞。另一部分传统城市由于调整了自己的产业结构,适应了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便从衰落中复苏,并有长足的发展。如诺里奇和其他中世纪城市一样,尽管有过危机,但它仍然维持其主要呢绒制造中心的地位。其工业首先是因为荷兰与瓦隆的移民们引进了新呢绒生产技术而复兴,至1580一1620年间趋向繁荣昌盛,1660年以后又有更大规模的发展,以满足国内正在兴起的对新呢绒的需要。诺里奇作为纺织工业的地位能持续下来,原因有三:一是俄兰与瓦隆移民带来了毛呢纺织新技术;二是城市贸易结构在17世纪相当开放;三是它处于主要商业和集散中心地位,有开发国内所需的特殊经济部门的职能。〔’〕
新兴工商城镇的异军突起是英国在前工业化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自由工商业城镇兴起是乡村工业发展和集中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一般都会出现在重要的乡 村工业地区。它们的经济以某项或某几项手工业长足的, 专门的发展为特色,同时又对周围的乡村工业初级产品进 行最后的加工。所以、新兴工业城镇是沟通乡村经济和如 市经济生活的最主要的渠道。在乡村工业发展的基础上, 不少新兴小工业城镇逐渐成为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它们有 两种发展过程:一是从农村村落到工业村庄,再发展到工业城市;另一种是从乡镇发展到工业城市。在近代英国工业地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着名城市,许多是由乡镇成长起来的。如托特内斯、蒂弗顿、陶顿、利兹、设菲尔德、哈利法斯、威克菲尔德、布雷德福、曼彻斯特、普雷斯顿、波尔顿和伯明翰等。新型工商城镇的兴起,既然是乡村工业发展的产物,那么必然是与其周围的乡村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经济圈,中小城镇作为乡村经济的核心,使得它能够率领这个经济圈尽快脱去农业社会的性质,成为早期英国商品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的基本成员,进而形成大大小小的新兴工业中心。总之,乡村工业的发展,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大大改变了英国城市的经济结构,从而影响到城市的区位分布。
在英格兰,有一座城市始终处于发展之中,并且越来越使其他城市相形见细,这就是伦敦。伦敦既是传统城市,又具有我们所说的新兴工业城市的某些特点。因此,我们在谈英国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的转变时把它单独列出来考察。它的规模在亨利八氏时期是诺里奇的5倍,到1600年时,其规模已经是诺里奇的12-14倍了。16世纪20年代初期,伦敦的人口是7万左右。但是到1600年时,它的人口超过了20万。在1600至1650年间,全国人口没有什么增长,而伦敦的人口却增加了一倍,总数达ao万人。在17世纪初的时候,每20个英国人当中就有i个人住在伦敦,而到该世纪末,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那里。伦敦,除1665年和1666年发生“大瘟疫”和“大火灾”时出现过极为短暂的停滞外,其发展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据统计,1334年,伦敦世俗财富占全国世俗财富的2 % .1515年则上升为8. 9%, }Zl在1543-1544年的补助税征收中.伦敦所交税额30倍于诺里奇,40倍于布里斯 托尔,等于所有城镇所交补助税的总和。伦敦的发辰 是与其经济结构和职能的调整相联系的。巧世纪以前, 伦敦的经济和职能与地方城市一样,也是工商并举。14 世纪伦敦的档案上,曾记载有180个不同的行业。【”]但州 巧世纪中后期开始,这种工商并举的局面便发生了根本 的变化。伦敦由工商并重的城市向贸易占优势的商业如 市转化。伦敦的贸易活动和伦敦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活 动在全国占绝对统治地位。有人估计,1700年伦敦的再 出口商品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达86%0当然,伦敦的手工 业在前工业化时期也大有发展,只不过没有其商业发展那 么在全国举足轻重罢了。伦敦随着周边乡村工业的发展, 及时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主要生产面向全国市场,甚至 海外市场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其 丝织、刀剑、造船、家具、钟表、金银首饰、兵器、丝线、火药、 炼铜等手工业部门大都在英国居于重要地位。f]由此可 见,在前工业化时期,伦敦作为英国民族经济的核心,由于 及时调整了经济结构,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但没有被广 泛分布的乡村工业所削弱,而且得到了加强和巩固。
总之,前工业化时期,无论是传统城市的盛衰,还是自 由工商城市的兴起,都与此时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息息相 关。业及时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以适应乡村 工业发展需要的城市就迅速发展、繁荣昌盛,否则就衰落 下去。
二、城市区位的变化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促使城市经济结构和职能发生 重大调整,而且由于乡村工业自身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引起 了城市区位重心的转移。城市区位转移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沿海城市发展超过内地城市;二是城市中心带逐渐由东南部向西北部转移;三是工业中心逐渐集中在新兴工业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
沿海城市的发展是与海道大通后世界航路重心转向大西洋相适应的.也与英国大力发展海上殖民、海上贸易的政策有关,当然与其周围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更有直接的联系。这时较大的港口城市有: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大雅茅斯、赫尔、达拉姆、奇切斯特、伊普斯威治、利物浦等。这些港口城市的发展,适应了乡村工业区的外向交往的需要。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一些地方港口城市在国内外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700年至1715年间,埃克塞特哗叽呢对海外和沿海贸易额每年总值约为50万至55万英镑,对内贸易额约为15。万英镑。因此,每年在埃克塞特市场上成交的呢绒.总值当在200万英镑以上。埃克塞特的进口贸易也很发达,从这里入境的有红酒、亚麻、烟草和糖料等商品。fsl如此巨额的毛呢出口量,证明了埃克塞特及其周围毛纺业的发达。在经过一段较长的沉寂之后,布理斯托尔在17世纪后期复兴起来,称雄于大西洋贸易和爱尔兰贸易.分发这些进口贸易货物的布里斯托尔城的圣詹姆斯和圣保罗集市,吸引着整个西南地区和南威尔士的消费者。这说明布里斯托尔不仅成为周围地区乡村工业品出口基地,而且周围地区也成为布里斯托尔城进口商品的主要消费地区。布里斯托尔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可见一斑。它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
正当港口城市日益兴旺发达之时,许多地处内陆的中世纪名城却急剧衰落下去。1500年索尔兹伯里和考文垂已是相当大和相当富裕的了,但二者在16世纪其工业日渐衰落,人口日渐下降。【’“〕这是由两个城市地处内陆,手工业行会控制较严,城市工匠纷纷离开城市所致。沿海城市迅速发展,内陆城市日渐衰落,两者发展的趋势当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超过内地城市。
英国城市区位变化第二方面是城市中心带逐渐由东 南部向西北部转移。以毛纺织工业区位转移为例,东部的 东盎格里亚及其附近的剑桥、埃塞克斯郡的部分地区,在 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是英国毛织业最重要的地区, 但到18世纪时,后期的西北部地区的约克郡西区的毛纺 业却取而代之,约克郡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毛纺工业 区。【川曼彻斯特城由中世纪的一个小城镇逐渐发展为前 工业化时期的棉纺中心,并形成为一条5至10英里宽的 棉麻混纺地带。当然,我们所指城市区位重心由东南转向 西北部,只是指工业区位分布的变化,并不是指英国经济 中心也转移到西北部,因为作为英国经济中心的伦敦在东 南部,其经济核心地位在前工业化时期不但没有被消弱, 而且得到了加强。
城市区位变化的第三个方面是工业重心逐渐偏离老 城市,而集中在新兴工业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16,17世 纪,在乡村工业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新兴工业城市新兴工 业城镇的起源一般与三种地区类型有关:一是城市或港口 所在地,利兹、利物浦等就是因此而兴起的。二是水源充 沛、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水利漂洗坊往往设立与此,形成 许多纺织中心,如肯达尔、利兹华尔德、比斯利等等一三是 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采矿、冶金等行业在这里发展也促 使一批工业城市的产生,伯明翰、设菲尔德均属此类当 然划分以上三种类型只是为了突出各自特点.实际上每个工业城市都可能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情况。总之,这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兴起都与其周围乡村工业的发达有很大 的关系。他们大都是本地区的工业中心。新兴工业城市的兴起是英国17世纪经济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 三、近代城市网络体系的初步形成
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和经济职能的日益商品化、专门化、外向化.城市与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强化.便初步形成了以伦敦为核心,以地方大都市为骨干以中小城镇为基础的城市网络体系。无论是伦敦,还是大中城市.或中小城市,都是这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5至18世纪,伦敦与地方城镇之间的关系中,一直是伦敦占主导地位。在巧世纪以前,城市的经济结构和职能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与周围乡村构成略呈封闭性的经济活动圈,因此,城市之间的交往就不那么频繁,也不那么重要。伦敦虽然是全国的首都、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和经济中心,但它的经济辐射能力尚不足以影响全国,更谈不上全面控制地方城市和地方经济。15,16世纪海道大通、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之时,伦敦得天时地利,急剧膨胀,伦敦商人无孔不人,不仪在国外商贸中大显身手,而且在国内经济中也找到了用武之地。伦敦商人牢牢控制着各地方城市的工商业和市场二不过从17世纪后期起.随着地方城市的复兴和新兴工商业城市的崛起,伦敦商人对地方城市的支配能力逐渐下降.它们之间的平等联系与交往增多。地方城市对伦敦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减弱,独立性日益加强。但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一方面体现在地方城市不像以前那样受伦敦的控制,另一方面体现在地方城市仍属于以伦敦为核心的近代城市网络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地方城市“独立性’加强,说明前工业化时期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上升。
伦敦对地方城市的控制首先表现在伦敦商人资本对地方城市工业活动的制约,以及各地手工业产品对伦敦市场的依附。如伦敦商人直接支配着约克城和约克郡的毛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Liz]西南部毛纺区的呢绒产品也多运往伦敦。17世纪早期,单格罗斯特郡就有两百来个’‘呢绒制造商”专门将本地所产呢绒送到伦敦。[13]兰开夏纺织业的原料棉花,17世纪基本上依赖伦敦商人进口,其产品也主要运往伦敦。
伦敦商人对地方城市商业贸易活动的控制是与伦敦在国内贸易中作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和物资集散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如17世纪30年代,切尔姆斯福德城申诉:“伦敦的杂货零售商出没于靠近伦敦的各个市场,扫光了运到市场上的各种谷物。”[’引伦敦商人常年穿梭于地方市场上。不仅在国内贸易中如此,在海外贸易中,伦敦商人最先是极力排斥地方商人,后来则力图控制地方出口商。16世纪中期时,伦敦商人就取得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17世纪以后,地方城市虽然重获出口权,但仍难以摆脱伦敦商人和伦敦商人集团在地方人的控制和影响。以至许多地方商人为了自己的前程,纷纷移居伦敦,与伦敦商人合流。1480至1660年间,伦敦的172任市长中,只有14人生于伦敦;403个“大商人”中,出生伦敦的不到10 % ; 813个号服公会商人中,只有75人((9% ), 389个店主和零售商中还不到4%是伦敦原籍人。U s1因此,地方城市工商业资本和优秀人才进人伦敦工商界的现象,可视为伦敦对各地控制的另一个方而的反映。伦敦对地方工商业的控制正值英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体化经济的形成时期,因此,有利于英国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英国经济的振兴。
英国在初步形成城市网络体系之时,作为这种网络体系一环的各地城镇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加强。我们知道,中世纪城市与其附近乡村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各地经济联系较少,为了保护本城工商业者的利益,纷纷从国王和领主手中争取垄断本地商业活动特权的特许状,不允许外地商人到本城经营各种商业。随着15.16世纪英国工商业的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各地方城市逐渐突破封闭的经济圈。地方城市越来越感觉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对自身经济发展和城市兴旺的重要性。这样,便有一些城市成双结队,互订协议,组成经济与贸易伙伴,允许双方商人自由来往,并在税收上予以优惠0 1265年,温切斯特和南安普顿最先订立了这种协定。但令人往目的,要数诺丁汉、考文垂和林肯所订立的“三方协定”。到巧世纪后期,整个英格兰己到处覆盖着由城市之间的各种双边或多边协定所构成的商业贸易联系网络。
两年前,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时,中日两国签订了关于“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的备忘录,提出从2008年起连续四年,每年实现总人数4000人规模的青少年互访。金秋十月,应日本政府的邀请,2009年第二批中国青年代表团在中国的带领下,于10月14日至21日出访日本。此次访日团规模庞大,由5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组成,在八天的时间里,分成十个分团,分赴东京都、爱知县、福岛县、兵库县、大阪府等地,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访问活动。作为青年企业家分团的随行记者,我走的是“东京―大阪一东京”路线,一路下来,感触良多。
环保是主旋律
日方对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很用心,处处透露着保护地球环境的理念。在环保方面,日本的确走在了世界的前头,这一点我们初至东京时便有体会。同样是人口密集的世界大都市,但是东京的空气非常新鲜,整个城市很干净、整齐。其实,东京曾经是全球有名的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发生过多起光化学烟雾事件。后来,东京都政府和市民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于是采取了多种政策措施和技术手段持之以恒地治理污染,终于使东京成为世界上最清洁的大都市之一。
到达日本的第二天,日中友好会馆便为我们请来东京大学的松井教授,以“以俯瞰的视角来看地球环境问题”为题做演讲。松井教授是日本地球行星物理学领域的佼佼者。在演讲中,松井别具一格地从整个宇宙出发来看地球环境问题,他说人类圈(即人类活动的范围)不能超越地球系统无限扩张。在会场上,我们还收到了一份制作精美的材料一《地球环境读本》,这本小册子是中日合作的结晶,收集了两国多位学者的论文,其中,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分别为书作了序。
当天下午,我们前往东京都千代田区拜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经团联成立于2002年,目前有包括丰田、佳能等众多全球知名企业在内的1000多个会员。不过,这次会谈的内容不仅有经济问题,还包括环境问题。在明亮干净的会议厅,横尾部长向我们介绍了经团联关于建设环境友好型日中关系的构想。经团联作为经济界的团体组织,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这点特别令人感动。据悉,就在我们抵达日本的前几天,经团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在北京发表了《中日韩工商峰会共同宣言》,其中提到三国工商界将把合作重点放在节能、环保等领域,为区域内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松下,是我们前往大阪的主要目的地。在松下中心的环境展厅,中国小姐为我们介绍了每一件松下电器节省的能源数量,还提到了松下设计的绿色“概念”产品,如零排放环保房屋,利用自然风、光、水、热资源,采用节能环保材料以及太阳能,实现家庭二氧化碳零排放。发给我们的中文宣传册上这样写道:保护环境、与地球环境共存是松下电器的事业愿景之一。除此之外,松下中心还送给大家一份礼物――利用废弃的红酒瓶橡木塞制作的笔。日本果然是个变废为宝的能国,连一个小小的木塞都没有放过。
八天的旅程,环保话题一路相随,我们不禁反思,也许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的确不应该再把环保只当作漂亮的口号了。
细节成就品质
众所周知,日本人民是个细致、注重细节的民族。在日本,生活中的各种设施皆对细节的重视。比如,日本的出租车大都装有司机在座位上便可开启后排车门的装置,对于那些双手拎着东西的乘客来说特别方便。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下日本公共场合的洗手间,干净白不用说,设施也相当完备,按一下“音姬”按钮,不雅的声音便被消声,卫生纸则是可溶于水性的,日本家庭可以用旧报纸换取这种纸。
日本民族的精细也体现在经济生产中。由于我们分团的成员大都是私企经营者,所以日方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一项重头戏――参观东京都的大田工业区。
大田区位于东京的最南端,被称为“中小规模企业集中的城区”。这里聚集着众多街道工厂,其中由九人以下员工组成的企业占82%,主要生产机械金属类产品。企业虽小,市场份额却不容小觑。在专门制作电表零配件的星野精工制作所,只有寥寥几个员工在工作。穿着工作服的星野所长介绍说,做这一行已经十几年了,每个月基本能保障100万个的产量,占日本75%的市场份额。狭小的工作间挂着数张表彰纸,其中一张是感谢信,上面说“你们的产品质量很好,希望下次能继续合作”。
我们的陪同严先生说,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在小事物上做细、做精、做深,很有耐心,也很有毅力。在这栋不大的“工厂公寓”里,共有45家像星野制作所这样的小型企业。
三天后,我们在东大阪又一次见识了街道工厂的成就。东大阪市位于大阪府东侧,毗邻奈良县。二战后,很多机械、金属类企业由大阪市内迁往东大阪,东大阪因此得名“产品制造之城”,其工厂密度居全国首位,企业数量为全国第四强,堪称“从牙膏到火箭零部件”无所不做。“创造核心东大阪”场馆是专门为这些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人员培训、金融咨询等支援的地方。同时,企业也可以租用这里的展柜展示自己的产品。在常设展厅,工作人员特意把我们带到一个插着写有“东大阪品牌产业”字样的蓝色旗帜的展柜前。他说,这家企业研制的螺母能够在剧烈震动环境下较长时间保持紧固,是同类产品中的佼佼者,甚至为美国航空航天局提品。
而在关系到人身安垒的防灾救灾领域,日本人的认真精神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大阪市立防灾中心,工作人员向我们讲解道,地震是日本最频发的自然灾害,如何合理利用地震波之间的时间差来减少损失,是日本在防灾方面关注的重点。他说,地震发生时有P波和S波两种波,前者传播速度快于后者。当地震发生时,如果地震部门预测的P波相关数据已达足够的破坏强度,地震预警机制立刻启动,公路、铁路、工地、学校、医院、企业等各部门,现在还包括家庭电视、个人手机(即便是关机状态)都会马上接收到警报,从而利用P和S波之间的时间差将损失降到最低。在防灾中心,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小孩来这里体验,孩子们一板一眼做得很认真。我们的翻译中村女士说,每年3月份的第一周是日本的全国消防周,在这段时间里,每座学校都会进行关于地震火灾的宣传活动,还会时不时地搞防灾演习。精密的研究技术,深入人心的防灾教育,这对于刚刚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注重细节是日本最大的国民性,《岩松看日本》记载了前驻日本大使的几句话,很有道理。他说:“日本人很少谈论宏观问题,他们的思想大部分集中在把每一件具体事情做好、做精”。我们常说“差不多就行了”,但日本人认为差一丁点儿也不行。这样的民族,一样让人肃然起敬。
中日交流不可或缺
在这次访日中,另一个被时常提起的话题便是“日中友好”,有人说,正是因为不够友好才要经常喊友好。的确,中日两国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也正因如此交流才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
交流是化解误解最有用的方法,中村这样跟我说。20多年前,中村曾到中国留学。留学期间,她发现眼前的中国和自己在国内所获知的那个国度有着天壤之别。从那时起,中村便喜欢上了中国,并在归国后一直从事日中交流事业至今。在我们这个团返回后,中村将迎接一群来自四川的孩子。“百闻不如一见,我非常希望中国人来日本亲眼看一看”,中村说。这句话获得了一位团员的认可,这名叫王勇的70后拥有自己的公司,他说,来之前自己是个“愤青”,对日本怀有偏见,但在这八天他看到了一个与想像中很不一样的日本,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在日期间,王勇每天都在博客里记录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据说点击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