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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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

公共管理论文难度不大，但是取材和选题一定要新。对于论文而言，题目就是论文的眼睛，所以选择好论文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公共管理而言，论文需要体现出其研究中实践和分析内容，特别是一些结合案例的论文，更需要深入的体现出具体研究内容。

公共管理论文选题需要参考下面三点:第一、选题与本身工作符合.还有熟悉自己的工作写出的管理论文才有事实根据，在进行论文的时候才能应对老师的提问，进行更好的论文答辩的回答。第二、上学吧论文建议大家不要盲目抄袭他人论文题目。很多公共管理的学生，一拿到公共管理论文选题的通知，因为第一次接触公共管理论文，所以还是沿用以前大学本科时候学生时代的那套做事风格，就直接上网百度、知网等网站去搜索现成与自己专业工作相符合的题目。这种现象的形成，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大部分的公共管理学生选题后，且准备好开题报告了，进一步交付导师进行选题与开题。

第一，明确研究对象。案例研究以企业或行业的事件为依据和研究对象，了解案例的价值，内容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性。

第二，资料真实可靠。案例研究管理论文应具有所收集的第一手资料、访谈内容和统计资料，反映较为全面的信息。

第三，理论结合实践，从问题分析出发，提出解决措施。

企业诊断研究是运用管理理论及方法，可以是企业综合诊断或专题诊断，在企业或行业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所诊断的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或改进方案。诊断研究的基本要求为：

第一，确定诊断对象。诊断研究对象应为某个企业(不得虚拟)，诊断内容应是企业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二，掌握企业诊断理论和方法，对所诊断的企业进行准确描述。

第三，根据诊断内容设计诊断方法，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并在理论运用和与企业进行必要沟通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的改进方案。

调查研究是运用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统计方法，企业或行业值得总结的经验或教训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提出有意义的见解，写成调查研究论文。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为：

第一，确定调研对象和目的。调研对象以企业或行业为主，调研目的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选择调查和论证方法。拟定调研大纲，选择确定科学、合理的调査方法和调查工具，调查数据应具有可靠性和可信度。

第2篇：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儿童文学；读者意识；翻译

一、引语

虽然《哈利波特》系列丛书受众广泛，但这套图书还属于儿童文学。儿童文

学是文学的类别之一，它是指切合儿童年龄特点、适合儿童阅读欣赏、有利于儿

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陈子典，2003）。被誉为"东方安徒生"

的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就指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

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

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陈伯吹，1959）。

笔者试图从译者的读者意识出发，探索翻译策略，并以此为基础评议马爱新

女士翻译的《哈利波特与密室》的中译本第一章的内容。

二、译者的读者意识

"古今中外的译家们在翻译时都不自觉地是在为他们心目中的读者群服务"

（辜正坤，2003）。也就是说在做翻译工作之前，要知道译本究竟是为谁服务（谭

载喜，2004）。概括的来说，译者的读者意识，就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目标

读者的关注。读者意识可以分为三层："读者是谁，读者有何需求以及读者需求

如何满足"（郭一天，2005）。

就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来说，其主要读者群是教育程度不高的少年和儿童，他

们喜欢幻想，对一切充满好奇，容易接受简单、有趣和奇妙的新事物，而对于乏

味、抽象和复杂的事物则没有多少兴趣。因此，儿童文学的译者们不仅要保持语

言的童趣，同时还需要把原文中的异域特色传递给译入语的小读者们。在翻译过

程中，灵活运用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

总体而言，在遵循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儿童文学译作的语言应该遵循译入

语的语言习惯，要符合儿童读者的阅读能力和兴趣倾向等，要选择儿童读者能接

受的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在处理译入语文化中没有的意象时要尽量保留原文

中的特色，这样可以帮助儿童开拓眼界，更多的了解外国文化。

三、案例分析

（一）遣词造句层面

要保证儿童准确理解作品，首先要保证译文的忠实性亦或是准确性。因此，

译文的语言应该遵循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并且尽量做到译文浅显易懂，生动有趣，

少用生僻词汇或复杂句式。

1、译文的准确性

例句一：

Ever since Harry had come home for the summer holidays, Uncle Vernon had

been treating him like a bomb that might go off at any moment, because Harry Potter

wasn't a normal boy.

译文：自从哈利放暑假回家，弗农姨父一直把他当作一颗定时炸弹看待，因

为哈利不是个正常的孩子（马爱新译）。

细读译文，如果哈利果真如"定时炸弹"一般"定时"惹麻烦的话，那么德

思礼一家反而不必时刻警惕着哈利了。因此笔者试译如下：

自从哈利回到德思礼家过暑假，弗农姨父就视他如一颗炸弹，好像随时都会

爆炸，因为哈利波特并不是个正常的孩子。

2、译文的简洁性

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当翻译一些长句时，通常需将长句进行拆译。那么在

面对小读者时，我们更应该为他们扫平理解作品内容的障碍，保障译文的简洁性。

例句二：

He missed the castle, with its secret passageways and ghosts, his classes (though

perhaps not Snape, the Potions master), the mail arriving by owl, eating banquets in

the Great Hall, sleeping in his four-poster bed in the tower dormitory, visiting the

gamekeeper, Hagrid, in his cabin next to the Forbidden Forest in the grounds, and,

especially, Quidditch,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the wizarding world (six tall goal

posts, four flying balls, and fourteen players on the broomsticks).

译文：他想念那个城堡，那些秘密通道和幽灵鬼怪，想念他的课程（也许除

了魔药老师斯内普的课），还有猫头鹰捎来的信件、大礼堂的宴会，想念他宿舍

楼里的四柱床，想念禁林边上那件小木屋和狩猎场看守海格，更想念魁地奇球-

-魔法世界里最流行的体育运动（六根高高的门柱、四只会飞的球、十四名骑着

扫帚的球员）（马爱新译）。

这句话是一个典型的长句，同时还要注意哈利所想念的一系列事物： 前半

句castle、classes、mail等等都是名词，而之后又是一些含有动词含义的事情诸

如 eating banquets、sleeping in his four-poster bed、visiting the gamekeeper。但是

译文中并没有做任何处理，直接将长句原封不动译地为一句话，还将eating、

sleeping以及visiting直接省略不译。笔者认为在翻译时应该对这一长句进行拆

译，并试译如下：

他想念有秘道和幽灵的学院城堡，想念那些魔法课程（这也许除了斯内普老

师的魔药课），还有猫头鹰送来的信件。他真想在大厅里吃大餐，睡在塔楼宿舍

有四根帷柱的床上，去禁林旁空地的小屋拜访猎场守护员海格。当然哈利最想念

的还要数魁地奇--魔法世界最流行的运动（6根高耸的门柱，4只不停飞舞的

球还有14名骑着扫帚的球员）。

3、译文的童趣性

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我们要尽可能保持原文中的童趣，这样更能引起儿童

的共鸣。

例句三：

He missed Hogwarts so much it was like having a constant stomachache.

译文：他真想念霍格华兹，想得五脏六腑都发痛（马爱新译）。

原意为哈利太想念霍格华兹学校了，这种感觉就像是得了持续胃痛一样。可

如果要这样翻译的话，读者可能会觉得哈利的胃不好。因此译者马爱新女士对这

句话进行了改译，改译后可以帮助目标读者获得更具体生动的感觉，更能理解原

文的含义。同时这种说法也更符合儿童的语言特色，保留了作品的童趣性。

（二）文化特色层面

《哈利波特》系列丛书与凯尔特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关系，很多目标读者对

其中的文化概念更是相当不熟悉。因此在做翻译时，译者要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

特色。

例句四：

All Harry's spellbooks, his wand, robes, cauldron, and top-of-the- line Nimbus

Two Thousand broomstick had been locked in a cupboard under the stairs by Uncle

Vernon the instant Harry had come home.

译文：哈利刚一到家，弗农姨父就把他的咒语书、魔杖、长袍、坩埚和最高

级的光轮2000锁进了楼梯下那个又小又暗的柜子里（马爱新译）。

根据Kernerman English Multilingual Dictionary ，cauldron的含义为a large

deep pot (used especially by withes) for boiling things in。因此它是指巫师世界巫师

们用来制作魔药的工具，通常为深底的圆形锅。而译文中则译为"坩埚"，这对

儿童读者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生僻词。首先小读者们知道这两字的发音，这个物

品的功能或形状吗？如果解决不了这几个问题，那么显然坩埚这个译法是不合适

的。另外其他版本还有将其译作釜或大釜的，但是这样的译法也不能解决上面提

出的几个问题。为了让更易理解这个"新鲜词"，笔者试译：

哈利刚一到家，弗农姨父就把他的魔法书，魔杖，校袍，制药圆锅还有最顶

级的光轮2000扫帚都锁在楼梯下的橱柜里了。

四、结语

儿童文学作品读者的特殊性决定了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其他的文学作品

翻译的不同。因此在做翻译时，译者的读者意识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提出在儿

童文学翻译中，译作的语言应该遵循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而文化元素则应保留原

文中的特色这一翻译策略。并就此从词句层面和文化元素两个层面评议了《哈利

波特与密室》第一章的译文，讨论了读者意识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

只有在翻译过程中始终贯穿这一点理念，才能保证译文的质量，译出一部深受儿

童喜爱的作品。

参考文献：

J. K. Rowling 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New York: Scholastic

Inc., 1998

陈伯吹《儿童文学简论》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

陈子典《新编儿童文学教程》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邓红顺《儿童文学翻译策略讨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

郭一天《读者意识刍议》军事记者，2005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马爱新《哈利波特与密室》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第3篇：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唐律研读会”；高明士；法学

在台湾地区，各类读书会异彩纷呈，活跃在台湾的各个角落。在众多形式的读书会中，发源于台湾大学的“唐律研读会”尤其引人注目。笔者利用在台研修期间，曾对它作了一点调查和考察，现呈奉于大家面前，以求有所裨益。

一、“唐律研读会”的历史概况

“唐律研读会”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读书方式。据召集人高明士教授介绍，这种读书方式本来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读书方式，但我们后人逐渐淡忘了这种读书方式。该研读会开始于1994年，1994至1996年是基础研究阶段，主要依个人兴趣与专长，先逐条逐字解读唐律部分条文，并以史学的观点，探讨中华法系的沿革演进，也析论既有的学术著作。1997年度研读工作暂停，各会员根据自己的研习心得，撰写可发表之研究报告，以展现并反省三年来的研讨成果。自1998学年度开始，该研读会改变过去只依个人兴趣条文解读方式，而由具有总则性质的《唐律疏议・名例律》开始，依序解读，持续至今。十余年来，唐律研读会已经陆续解读完毕唐律277条，超过唐律全部条文（502条）的二分之一。

二、“唐律研读会”的组织和成员

“唐律研读会”由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高明士教授担任召集人，联合台大、政大、师大、文大等校历史系与法律系师生进行研读，成员包含史学界、法学界教授、研究生以及大学部学生。我们从下表主要成员简介一览中可以看出这种学科的结合，从而为我们的跨学科联合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凡欲参加“唐律研读会”的专家学者或者学生，均采取自愿方式，不用交付任何会费。在每次研读会举行时，与会者需要在签到表上填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唐律研读会”是一个开放型读书会，允许外界自由地参加。

三、“唐律研读会”性质与目标

“唐律研读会”实质上是一种个人自由阅读与集体交流阅读体验相结合的读书形式。每次大家选择《唐律疏议》中相同的条文，自行阅读和查阅相关资料，然后在定期举行的研读会上彼此交流阅读体会，并鼓励和允许不同观点相互争论。其目标是：提振法制史研究风气；发扬基础研究精神；探讨以唐律为中心之历史问题，尤重唐律对其后历史的影响；历史学者与法律学者就法制史课题进行科际整合；建立以唐律为中心的中国法制史网络讨论群。

四、“唐律研读会”的活动形式

“唐律研读会”有多种活动形式，概括起来，主要有：

（1）自行阅读。会员自行读完选定的《唐律疏议》中的有关条文，并以书面形式准备好阅读心得或报告。

（2）研读会。这是“唐律研读会”活动的主要形式，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一般在”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会议室”进行。座谈由召集人主持，记录员记录研读内容。会员在会上畅谈各自的心得体会或对所阅的条文发表评论。

（3）学术研讨会。迄今为止，该研读会共举办过五次学术研讨会，会议时间和内容分别是：第一次在1998年3月至5月间，该会成员借论文研讨会，报告各自研究成果；第二次是2001年7月19日―20日，举行“唐律研读会第一次成果发表会”，除了研读会的成员外，还邀请多位海内外专研唐律与法制史的学人共同参与研讨；第三次是2004年5月22-23日，举办“东亚教育与法制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第四次和第五次是2005年度，于4月29日举办“东亚传统家庭教育与家内秩序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一”，于6月2―3日举办“传统东亚的家礼与国法国际研讨会──教育与法制的探讨之二”。

（4）固化有关成果。自1994至2006学年度为止，“唐律研读会”已经召开逾105次研读会，其中申报”教育部顾问室”的研读成果报告书计有九本，申报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的研读成果报告书有一本，向“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申报者有三本；公开出版《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为中心》、《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一）教育与政治社会》、《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唐律诸问题》、《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教育与国法》、《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等六部专书；有6位博士研究生以唐律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这六篇博士论文均陆续由五南书局出版，作为《中国法制史丛书》（据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亦已同意将《中国法制史丛书》出版简体版）。

五、“唐律研读会”的经费来源

“唐律研读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和有关单位或个人资助。1994年研读会在“教育部顾问室”资助下创立，后来由“国科会”资助继续读书活动。有关单位或个人的资助主要限于学术研讨会和出版成果，比如《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系由“洪瑞先生学术著作奖助出版委员会”奖助出版；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系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及玄奘大学资助下举办；而第四、五次学术研讨会均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资助举办。

六、结语

“唐律研读会”的累积成果，目前已经受到中国大陆地区、日本、韩国等学界的瞩目。它倡导的撰写法制史论文范围，已由研究生下移至大学部学生，成员涵盖三个世代。笔者相信这不仅对法制史研究作出贡献，同时对于提掖后进，培养扎实学风，提振研究风气，必定会有所裨益。

第4篇：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

与中国太平盛世比起来，海外的政治特别是民族宗教环境不太确定，因此对于经济特别是在海外的中方施工企业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与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相比，海外的政治环境还算安宁，但是存在的少量的部落冲突、政治党派斗争以及地方的势力斗争都是影响到中方企业的稳定施工和合同等环节，这也会造成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投资者跟进的重要因素，从而会影响到海外的招商环境和经济发展。

此外，当前海外招商引资的环境接近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大量引起外资企业的绝佳时机，应该拓展眼界，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以隔壁的朝鲜等闭关锁国的教训作为失败典型，完善引起来的开放政策，在这个驱动下才能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改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安宁的局面给中资建筑企业，同时也要端正国内政府的意识，服务于外商企业才是更有利于当地国泰民安的长期措施，保证中国建筑企业与国内的当地企业公平公正竞争是一个长期长久之计，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是短期行为，不会带动当地的经济行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建筑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股权安排：

（1）中方独资经营，虽然这样是由中方企业完全控股，但是由于在海外国处于外资的环境中，所以有一定的投资风险，例如在中国爆发的反对乐天超市这种民族运动，涉及到民族主义等排外事件时，会对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完全没有风险分担。所以中国企业通常不适合采用全资在海外成立子公司的方式， 甚至股权也不是越多越好，避免成为当地进行民族斗争以及排外的牺牲品。推荐阅读>>>如何控制在国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第5篇：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

2013年9月23日、24日下午，来自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y Erlangen-Nuremberg）的Axel Kuhn博士给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师生做了两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任徐丽芳教授主持，系副主任张美娟教授、姚永春教授、许洁博士和出版科学系的本科生、硕士生及博士生参加了讲座。

23日下午的讲座主题为“德国的图书产业和图书市场”，主要面向信息管理学院编辑出版学和数字出版专业的本科生。Axel Kuhn博士从出版商、中间商、零售商、书商协会等方面对德国图书产业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介绍，并通过一系列商业数据展示了德国图书市场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情况。此外，他还分享了关于德国图书电子商务的调查结果，深入分析了当前德国图书电子商务的成功之处与不足。讲座结束后，Axel Kuhn博士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互动交流。

24日下午的讲座以“数字环境下的德国国民阅读现状”为主题，吸引了众多信息管理学院的硕、博士研究生前来参加。Axel Kuhn博士从经合组织和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的两个调查项目讲起，展示了德国国民的阅读频率、人均阅读量、家庭藏书量等阅读现状，分析了德国国民的阅读行为和阅读动机。他指出，在媒介融合的形势下，伴随着移动阅读器的广泛使用，读者的阅读模式、情境、习惯和体验正进一步分化。

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是德国一所历史悠久的高校，武汉大学于2007年与其正式签署《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与埃尔朗根·纽伦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图书学专业合作框架协议》和《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与埃尔朗根·纽伦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大学图书学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交换项目协议》，为双方的学术交流和友好交往奠定了良好基础。近几年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与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图书学专业交流紧密，专业合作计划与交换生协议顺利开展，促进了双方的友好往来。本次Axel Kuhn博士来武汉大学做讲座，对开阔出版学专业学生的国际视野、加强双方的学术交流、激励学生的专业学习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6篇：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多元文化 地方课程 地方性知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008-01

20世纪中期，随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交流形式多样化，各个国家、民族、地区所代表的不同文化间不断的交流与融合，使得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学校课程作为传递文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文化的多样性对课程体系提出了新的诉求。因此，学校课程体系设置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的作用，学校除了安排国家课程，传递普遍性知识，还应设置地方课程，传递地方性知识，弘扬地方的多样文化。

一、概念界定

关于多元文化的含义，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视角进行了界定。国外的文化人类学家沃特森、詹姆斯林奇、多元文化教育学家詹姆斯班克斯等认为多元文化是一场教育改革，这场教育改革不仅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课程多元化，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不同种族、性别、阶层、肤色的学生之间平等的交流，改变多种族国家教育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社会的不公平。我国对多元文化的研究主要是面向少数民族进行多元文化教育，这种教育传递我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知识，其中包括人类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习惯等，多元文化不仅要体现“多元”，同时也要注重“一体”，即尊重不同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基础上保证文化的整体性。

我国地方课程的研究历史较为短暂，2001年，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正式提出三级课程管理体系，给予了地方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一定的法律地位。自新一轮课程改革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地方课程在新课程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对地方课程解释有几十种，地方课程即包括地方本位课程，又包括地方取向课程。笔者将地方课程界定为：按照国家制定的政策与方针，根据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当地学生的兴趣与特殊需求，由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基于地方资源基础上开发的教育内容以及地方课程标准、教材和教参等。

二、地方课程开发的理论阐析

1.后现代知识观

20世纪之前，学校课程中科学知识占据了整个课程体系，所有的知识都是统一的，科学知识以外的知识毫无立足之地。科学知识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霸权局面，导致地方性知识、民间知识等无法传播开来，威胁到人类知识的多元化与多样性的发展。进入20世纪，后现代知识观的兴起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控制权提出了批判，他们倡导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并重，其他知识不依附于科学知识而独立存在。后现代知识观教会人们尊重与学习多种知识，并从中获得发展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校课程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知识的多元化为地方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也为地方课程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2.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是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建构主义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强调主体建构知识。其中诸多观点可以运用到课程与教学理论中，为课程与教学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当今的建构主义者主张，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世界的理解与解释却各不相同。个人建构主义者认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建构现实，解释现实，个体的世界都是用自己的头脑创建的。建构主义者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不仅强调学习的主动性，也强调学习的情境性。

3.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最早出现在批判以美国为中心的盎格鲁文化同化理论和熔炉理论中，美国早期的历史学派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即承认并尊重不同文化的存在，各种文化区域内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与价值观等，承认各个民族过去和现在创造的各种文化的价值是平等的，文化相对主义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

三、地方课程开发的思路与方法

课程开发是文化的选择与构建，多元文化背景下地方课程的构建同样也是多种文化之间的选择与重建。基于多元文化背景下提出地方课程开发的思路与方法：

首先，地方课程开发的原则。由于地方资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开发地方课程应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即按照我国教育政策、方针，从地方的优秀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当地学生的需要等出发，挖掘各个地区的优秀文化成分。

其次，地方课程开发的策略。传统的课程开发形式往往具有单一性、封闭性，主要由国家自主开发，地方与学校按照国家政策文件实施即可，而地方课程的开发应注重建立合作机制。

最后，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结果。课程资源结果通过两种形式来呈现，其一，被挖掘的地方文化直接进入课程。除了形成地方课程内容之外，还包括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科书、参考资料、辅导资料等，它们共同形式非生命的课程资源；其二，具有生命载体的课程资源，包括教师、学生、社区人员以及课程资源的开发者等，他们主动参与课程资源开发过程，是推动地方课程实施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在地方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孟凡丽.多元文化背景中地方课程开发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04

[2]王鉴.地方性知识与多元文化教育之价值[J].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07

[3]腾星.“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J].中国教育学刊，2010.01

[4]裴娣娜.多元文化与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2，04

[5]邓艳红.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兼谈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质[J].教育研究，2004（15）

[6]廖辉，徐泽红.我国多元文化背景中的课程开发模式建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25）

[7]田景正.文化体与地方课程开发[J].中国教育学刊，2009.10

[8]成尚荣.地方课程的开发与建设[J].中国教育学刊，2005.12

[9]成尚荣.地方课程管理和地方课程开发[J].教育研究.2004（3）

[10]徐学俊.周冬祥.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与优化配置的探索[J].教育研究.2005（12）

第7篇：历史学博士论文范文

［关键词］诺贝尔奖；诺贝尔物理学奖；威廉・劳伦斯・布拉格；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定律

［中图分类号］G 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0089-06

1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简介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江苏省苏州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农业化学系首届毕业生，母亲张明璋毕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大哥李宏道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商科，二哥李崇道毕业于广西大学畜牧兽医学系，大弟李达道肄业于上海大同大学航空工程系，二弟李学道和小妹李雅芸均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1～2］］，曾就读于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附中和抗战时期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内迁江西组建的赣州联合中学，因战乱连小学和中学毕业的正式文凭都未取得，1943年夏在贵阳以同等学力考入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当时浙江大学本部已从广西宜山县迁至贵州遵义老城，文学院、工学院及师范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及师范理科设在湄潭县，一年级新生在湄潭永兴镇上课）。在永兴镇上大学一年级［师从享有“中国雷达之父”美誉的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1907―1983）教授］。1944年夏他因翻车事故受伤休学半年，同年11月日军侵入贵州，浙江大学停办，1945年年初他辗转进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学习（师从物理学家吴大猷教授），1946年9月获政府经费资助和朱光亚（1924.12.25―2011.02.26）一起作为吴大猷教授［Wu Dayou，1907.09.29―2000.03.04，被誉为“中国（近代）物理学之父”］的随行研究生赴美。李政道以大二学历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因无大学毕业文凭刚开始时是非正式生），1948年春通过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并被录取，1950年年初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博士论文《白矮星内的氢含量（Hydrogen content of white dwarf stars）》的答辩（利用新的星体结构稳定性证明白矮星内的氢含量不大于1%，从而说明白矮星只能是恒星演化的终点。同时证明白矮星的能量并非是其内部核反应的结果，并首次正确地计算出简并物质的电导率。其博士生导师是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获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哲学博士学位，被誉为“神童博士”。

李政道1950年在威斯康星州约克斯（Yerkes）天文台（创建于1897年，隶属于芝加哥大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系）工作8个月，1950―1951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系讲师和助理研究员；1951―1953年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成立于1930年）；1953―196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助理教授（1953―1955年）、副教授（1955―1956年）和教授（1956年晋升为教授，创造哥伦比亚大学自1754年建校以来最年轻正教授的纪录）；1960―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理论物理学教授（其中1960―196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1962―1963年任该大学访问教授）；1963年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续任教授，1964年起出任该大学第一任费米讲座物理学教授，同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4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这一最高荣誉教职，2011年年底正式退休。1994年6月8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7年5月30日国际编号为344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李政道星（1979年9月26日由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1997年11月6日李政道捐赠私人储蓄30万美元，以已故夫人秦惠（1928―1996，芝加哥圣玛丽学院毕业）和他自己的名义创立“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即政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和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其中至少应有一半女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夫妇1950年6月3日在芝加哥注册结婚，他们共育有二子：长子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李中清（James Lee，1952―），次子是美籍华裔化学家李中汉（Stephen Lee，1956―）。李政道教授喜爱国学和艺术，业余时间爱好作画。中国内地的博士后制度始创于1985年，他是其首倡者和积极推动者。自1972年9月起他曾多次回国访问和讲学。

李政道教授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曾涉猎量子场论（量子力学和经典场论相结合而产生）、粒子物理学（又称高能物理学）、核物理学、统计物理学（又称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学和广义相对论等诸多方面，在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方面多有建树，对近代物理学特别是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他取得的主要科研成就有：①1949年与美国物理学家罗森布拉斯（Marshall Nicholas Rosenbluth，1927―2003）和杨振宁合作（李杨之间的合作主要因排名和署名先后问题出现争执和怨恨而于1962年5月起中断，自此两人彻底断交并决裂［3～4］）提出普适费米弱相互作用理论和中间玻色子（发现传递弱相互作用的中间矢量玻色子W±和Z0粒子是198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的存在，将费米的β衰变理论推广到μ子（一种轻子），他们与其他人的贡献一起奠定了四种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的分类方法，沿用至今。②1951年通过将海森堡湍流模型与实验结果相结合，计算出各向同性湍流的涡流黏滞系数，证明二维空间中不存在湍流，湍流只能在三维空间中发生，这是流体力学和湍流学中的一条重要定理，也是天气预报预报飓风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③1952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统计物理学中关于一级相变本质的两个定理以及有关巨配分函数之根的“李―杨单位圆定理”。首先给出了不同相（气相、液相、固相）中任一相的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证明热力学函数能区别不同的相，不同相的这些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一般是彼此不能解析延拓的。将这个新产生的广义相变理论应用到点阵气体中，对后来关于稀有气体（旧称惰性气体）的实验帮助很大。④1952年与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派尼斯（David Pines，1924―）合作对凝聚态物理学（由量子力学应用于固体物理学而产生）中极化子（polaron）构造作出基本性的理论分析，这直接影响到1957年BCS（Bardeen-Cooper-Schrieffer）超导电性微观理论（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的产生。⑤1953年给出场论中盖尔曼―劳（Gell-Mann―Low，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盖尔曼是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奖者）重整函数关系方程式的解，此解应用于后来的量子色动力学QCD（Quantum Chromodynamics）或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即可得到强相互作用中夸克禁闭（与夸克禁闭相关联的渐近自由是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的结论。⑥1954年提出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理论（此模型中的重整化可严格地被推导出来），这是场论中少有的可解模型，对后来的场论和重整化（可重整化的量子电动力学QED（Quantum Electrodynamics）是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研究有很大作用和影响。1962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带电矢量介子电磁相互作用的不可重整化性。⑦1956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定律。⑧1957年与美籍德裔理论物理学家奥赫梅（Reinhard Oehme，1928―2010）和杨振宁合作对电荷共轭和时间反演变换作出不守恒的分析，将宇称不守恒推广到电荷共轭和时间反演不守恒，并提出如何通过实验验证，奠定了中性K介子β衰变中C（charge conjugation，电荷共轭）、P（parity reversal，宇称即空间反演）、T（time reversal，时间反演）三种不守恒现象的基础，这与1964年CP不守恒的发现（198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密切相关。⑨1957年与杨振宁合作《宇称不守恒和中微子二分量理论》，建议用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韦尔（Claus Hugo Hermann Weyl，1885―1955）的1/2自旋粒子的二分量理论（即中微子是左手征的，反中微子是右手征的）来描述中微子，且很快被实验所证实，加速了人们对β衰变基本规律和弱相互作用本质的认识进程。发现第二种中微子――μ子型中微子是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⑩1957年与杨振宁合作提出二元碰撞法的一般公式，建立了量子统计物理学中多体问题通用的理论框架。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研究了量子玻色（印度物理学家，1894―1974）气体硬球系统的分子动理论（即分子运动论），证明通过对级数有选择的求和可消除量子玻色硬球系统的发散性。同时还分析了量子玻色硬球系统的低温特性，发现有相互作用的玻色系统可导致超流现象，对氦Ⅱ的超流性（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研究作出贡献。1959年与杨振宁合作分析了高能中微子的散射理论、计算高能中微子束所产生的W粒子的截面、讨论探测大气中中微子的方法等，确定了此后20余年有关方面的大量实验和理论工作的方向。1964年与美国物理学家诺伯格合作对零质量粒子所参与过程中红外发散可以全部抵消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引入一套解决该问题的系统办法，其结论后被称为KLN（Kinoshita-Lee-Nauenberg）定理（即木下-李-诺伯格定理，它至今仍是强相互作用实验中不可缺少的定理，为分析夸克―胶子相互作用和用高能喷注（即强子簇射）去发现夸克（通过深度非弹性散射实验首先证明夸克的存在是199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和胶子奠定了理论基础。1969―1971年与意大利物理学家威克（Gian Carlo Wick，1909―1992）合作提出一个解决量子场论中紫外发散问题的方法：在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862―1943）空间引入不定度规。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场代数理论，70年代初期研究CP自发破缺问题，就色禁闭现象提出真空的“色介常数”和“反常核态”概念。20世纪70年后期至80年代初期，在路径积分问题（即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量子力学的三种有效表达形式是薛定谔方程、狄拉克矩阵和费曼的路径积分，奥地利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和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共同荣获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费曼则是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方面作出过贡献。1974年与威克合作开始研究自发破缺的真空是否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恢复破缺对称性，开创了相对论重离子碰撞RHIC（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der）这一研究新领域。1976年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弗里德伯格（Richard M. Friedberg）和希林（Alberto Sirlin，1930―）合作找到许多场论中的经典解及其量子化解，他称其为非拓扑孤子（soliton，孤子又称孤立子），1986年他用这些解首创强子结构的孤子袋模型理论（被认为是暗物质和类星体等的理论模型之一），孤子袋（又称孤子星）是非拓扑孤子和广义相对论结合的产物，具有经典意义。为了解决格点规范理论中的费米子谱倍增和平移、转动对称性破坏两大问题，1982年开始与他人合作研究随机格点规范理论，用随机格点规范的方法研究量子场论的非微扰效应，建立了离散时空上的离散力学基础。1983―1985年创造一组新的差分方程，并严格证明这组差分方程能产生所有物理方面（从经典物理到量子物理和广义相对论）应用的、连续性的守恒定律，建立了一套颇具革命性的物理新理论基础。［5］晚年其兴趣转向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空间关联的库柏对、玻色―费米子超导模型（它结合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和BCS理论，其中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是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成果）、中微子映射矩阵、量子色动力学真空和夸克禁闭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李政道教授帮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于1989年建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The Beijing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它主要由直线加速器、束流运输线、储存环、北京谱仪BES（Beijing Spectrometer）和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等组成。

李政道教授的主要专著有《场论与粒子物理学》（上册1980年，下册1982年，科学出版社）、《粒子物理和场论简引（Particle Physics and Introduction to Field Theory）》（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GmbH，1981）、《对称性、非对称性和粒子世界（Symmetries，Asymmetries，and the World of Particles）》（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科学与艺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和《物理的挑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等。

2李政道教授和杨振宁教授荣膺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宇称P（parity）是内禀宇称（又称本征宇称）的简称，它是表征微观粒子运动特性的一个物理量，表达了微观世界中的镜对称原理。微观粒子（或其体系）的运动状态由波函数来描述：当空间坐标反演时，若波函数保持不变，则称该粒子的运动状态具有偶宇称（即其宇称为正）；若波函数改变其正负号，则称其具有奇宇称（即其宇称为负）。宇称分为空间宇称（左右对称性）和物质宇称（正反对称性）两类。宇称守恒定律只适用于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

1946年10月15日英国实验物理学家罗彻斯特（George Dixon Rochester，1908―2001）和巴特勒（Clifford Charles Butler，1922―1999）在曼彻斯特大学实验室研究宇宙射线的云室中偶然发现了第一个奇异粒子（后来被证实为K0介子），科学家们后来陆续又发现了一些奇异粒子。在这些奇异粒子中，最使科学家们大惑不解的是K介子衰变产生的两种奇异粒子――θ介子和τ介子。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密切合作，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1954―1956年它是理论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和主流）――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为偶宇称态（θπ++π0，即2π衰变模式），另一种衰变为奇宇称态（τπ++π++π0，即3π衰变模式）。如果弱相互作用衰变过程中的宇称守恒，则它们必定是2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它们却具有相同的质量、寿命、自旋和电荷，应该又是同一种介子。他们通过理论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为此于同年10月1日（论文收到日期是6月22日）合作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6］，从理论上大胆地提出了李―杨假说（经实验验证后则成为物理学定律）：基本粒子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存在宇称守恒，还给出了实验测量离散对称性C、P和T的严格条件，指出已有的弱相互作用实验并未验证过宇称守恒，同时提出包括Co-60核强极化的β衰变和P-μ-e级联衰变在内的5种实验方案，建议通过β衰变、超子衰变和介子衰变时测量极化原子核所放出的电子动量角分布实验来验证他们的预言。宇称不守恒思想的重大突破源自将赝标量（pseudoscalar）概念引入到β衰变的分析和研究中。1957年1月（9日凌晨实验取得成功，15日下午正式对外公开消息）由哥伦比亚大学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Chien-Shiung Wu，1912.05.31―1997.02.16，享有“中国的居里夫人”或“东方居里夫人”之美誉，1975年出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位女会长）领导的5人小组（另4位合作者来自华盛顿国家标准局低温实验室）通过Co-60的β衰变实验精确地证实了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7］，从而了过去在物理学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这一重大发现不仅促进了对β衰变本身的研究，也促进了粒子物理学的发展，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一次革命”。由于吴健雄小组的实验验证，李政道和杨振宁（196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研究成果迅速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李和杨很快就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的贡献而于1957年10月31日共同荣膺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8］。他们从论文正式发表到荣膺诺贝尔奖，历时仅1年，这是诺贝尔科学奖历史上的第一次，这种情况此后也很少再出现。1957年12月11日李政道和杨振宁在斯德哥尔摩分别发表题为《弱相互作用和宇称不守恒（Weak interactions and nonconservation of parity）》和《物理学中的宇称守恒及其他对称定律（The law of parity conservation and other symmetry laws of physics）》的诺贝尔演讲。

按照诺贝尔奖的评选规则和惯例，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的预言者及其实验验证者应该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显然吴健雄教授受到了明显的不公正对待（195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其院士称号是对此作出的安抚，也是对她杰出贡献的肯定），她十分遗憾地未能名列其中。笔者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与吴健雄小组几乎同时独立完成的验证实验还有以下2个：①哥伦比亚大学的伽文（Richard Lawrence Garwin，1928―）、莱德曼（Leon Max Lederman，1922―，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及其研究生温里克（Marcel Weinrich）小组［9］；②芝加哥大学的杰罗姆・弗里德曼（Jerome Isaac Friedman，1930―，199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和泰利格第（Valentine Louis Telegdi，1922―2006）小组［10］。文献［7］和［9］发表于同一期《物理评论》杂志上，且论文收到日期均是1957年1月15日；文献［10］则发表于下一期的同一杂志上，论文收到日期是同年1月17日。尽管这3个验证实验的实验方法和手段不尽相同，但结论却完全一致（其后2～3年之内相继有近百个不同实验得到了同一结论）。因他们对实验验证的优先权存在一些争议，在较短时间内，瑞典皇家科学院物理学奖诺贝尔委员会难以遴选出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实验验证优先者，故只好放弃。

迄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经济学奖获奖者中尚无华裔人士的踪影。

此外，还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奖者与中国有些渊源：①1956年物理学奖获奖者、美国实验物理学家布拉顿（Walter Houser Brattain，1902.02.10―1987.10.13）出生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当时他父亲是鼓浪屿岛上一所教会学校的教员，年幼时随双亲返回美国华盛顿。②199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瑞士和美国（获奖时是双重国籍）生物化学家费希尔（Edmond Henri Fischer，1920.04.06―）出生于中国上海市的一个瑞士人家庭，其父亲是瑞士籍奥地利裔犹太人，母亲是法国人（非犹太人），1927年离开中国随同2个哥哥一起回到瑞士念书。③2010年化学奖获奖者、日本化学家（获奖时供职于美国普渡大学）根岸英一（Ei-ichi Negishi，1935.07.14―）出生于日据时期的洲国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开中国回到日本神奈川县大和市念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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