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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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法学论文范文
作者：谢水顺 单位：湖南科技学院法律系
官与民的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
在古代，官（府）是统治者、掌权者，民是被统治者、无权者，官与民的关系一般表现为掌权者对无权者的压迫和剥削关系。但关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即官（官府）与民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代思想家论及很少，周秦汉唐的舆论，总是把官吏说成是役民者，并喻之为民之父母，是牧养百姓的人，因此，州郡官长称“牧守”、“牧伯”、“牧宰”。所以，中国历史上，都是把官吏看成是役民者，并自喻为人民的父母，是放牧人民的人。而处于唐代的柳宗元却已经有了自己比较独到的见解。早年在长安之时，他就借友人之口说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他到永州后对这一思想理念进行了进一步地发挥，鲜明地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著名论断：“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庸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庸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送薛存义之任序》）他认为官吏是民众雇佣的，民众所承担的赋税就是给他们的酬劳。他认为民众雇佣的官吏是执行“司平于我”职能的，对官吏任免、赏罚的权力应在民众手中，就像雇佣佣人一样。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官府（官吏）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合同关系，也就是民庸其吏、吏为民役的关系。官吏靠百姓供养，百姓是官吏的衣食父母。这是从合同关系上论证百姓是雇主、官吏是仆役。官是老百姓花钱雇来为自己做事的仆役，百姓是主人，官是百姓的“公仆”，而非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官府（官吏）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安定。所以，官（官府）与民之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也就是受雇人与雇佣人约定，由受雇人为雇佣人提供劳务，雇佣人支付报酬（包括服务和劳务）而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雇佣关系当事人间的协议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合同法律关系，故具有平等性。显然，他倡导的是一种官民法律地位平等的思想。在官（官府）与民的雇佣合同中，其基本内容就是民养活官，官受雇于民，官就得竭心尽力地为百姓服役来换取俸禄，为民服务，而不能奴役百姓。官吏是人民通过雇佣合同关系用钱雇佣来办事的。“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送薛存义之任序》）百姓从劳动收入中拿出十分之一的份额来交纳赋税，用作官吏的俸钱。他认为，自古以来，民都是最可怜的弱势人群，但一代又一代的仆人（官或官府）受了主人（民）的雇请，不仅心安理得地拿着主人的工钱，而且还随意消极怠工，甚至随便偷盗主人的财物，而主人对此除了徒叹奈何，竟别无办法。结果，仆人富了，主人穷了；仆人乘轿，主人抬轿；仆人食肉，主人吃糠；仆人坐堂，主人跪地等现象成常态。[4]官（官府）总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处处为自己谋算，见风使舵，专横跋扈，肆无忌惮。所以，民的义务就是拿出十分之一的劳动成果来雇佣官吏，养活官吏，为自己服务。因为官（官府）向来都是强势群体，故在设定权利与义务时，应加重官（官府）的义务，所以，柳宗元对“民之役”提出了政治上经济上等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也就是官（官府）应尽如下义务：第一要司法公正，不徇私枉法。“讼者平。”（《送薛存义序》）第二要税赋合理，均平赋税。“赋者均。”（《送薛存义序》）“定经界，核名实。”（《答元饶州论证理书》）第三要保护弱者，营造良好民风。“老弱无怀诈暴憎。”（《送薛存义序》）第四要除暴安良，维护社会稳定。“知恐而畏也审矣。”（《送薛存义序》）第五要秉公办事，不弄虚作假。“不虚取直。”（《送薛存义序》）第六要甘于清贫，忍辱负重，不与民争利。“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送薛存义序》）第七要真心为国荐才。“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封建论》）第八要不怠不贪，不。“吏不可受其直，怠若事，又盗若器。”（《送薛存义序》）等等。[4]柳宗元认为，在官（官府）与民的雇佣合同关系中，雇主（雇佣人）可以根据雇佣合同而雇用受雇人，也可以因雇佣关系的解除罢免、处罚受雇人。
婚姻法律关系
属于士族大姓，与他是名副其实的门当户对。但被贬永州后，他身为“僇人”，在婚姻问题上，仍然未能摆脱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他曾哀叹柳氏家族“但见祸谪，未闻昌延”，他终究还是“吏”，六品官，受封建等级的制约，续娶要考虑门当户对。然而，“荒隅中少士人，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呢”（《寄许京兆孟容书》）。当地的仕官缙绅人家都不愿把女儿嫁给他，即使遇到适合的女子，谁又愿意与负罪的钦犯结亲？再者，柳宗元祖上身份显赫，在永州这个地方，当然没有和他门当户对的人家。受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影响，子嗣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柳在永州曾同马雷五姨母共同生活，由于属非“士人女”，所以没有正娶为妻。他不能结婚，只能与女子同居，女子则无妻子之名，可以同居，可以生儿育女。如果结婚，就触犯唐朝的婚姻法即《户婚律》，就要判刑。所以，柳的事实婚姻，囿于当时的等级观念没有公开。
第2篇：民法学论文范文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定位为培养“通用法律人才”、“复合型的法学应用人才”，反对过分强调职业性倾向。不少学者对此却有不同意见，孙笑侠认为，法学教育是职业型的教育，而不是通识型的教育。方流芳认为，大学本科法律教育应定位为职业教育，而非培养法学大师的学术教育。培养法律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学本科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其目标也应分阶段。要培养应用性的通用人才，先要培养其单项的职业技能，逐步渗透，最终成为复合型应用人才。所以，笔者认为法学本科教育定位应为职业型教育，这样的定位对民族大学生尤为合适。新疆的民族大学生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是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用第二语言学习法律，有语言转换带来的困难；二是新疆的法律职业人才奇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数很少，有了资格愿到民族地区工作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三是民族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由于没有语言的障碍，并且深谙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他们在民族地区处理案件更得心应手。既然民族地区急需民族的法律职业人才，那么对民族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首先应该是职业型的教育。
二、新疆民族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一）民族大学生的基本特点
1.对国家法生疏
民族学生上大学前大多没有接触过法律，他们接触到的是本民族的习惯法，他们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都按照耳濡目染的习惯进行。加之汉语水平较差，要用第二语言精通法学理论势必难于登天。如果将法条规定对比他们的习惯法讲解，结合具体案例，引导他们讨论、比较，逐渐渗透法学理论，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相对失落感”
民族大学生在家乡是各个群体的佼佼者，从小就受到村民、老师的宠爱。然而，到了以汉族学生为主的大学校园，由于语言不通、基础教育落后造成的学习障碍，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平日的交流也局限在本民族学生之间。虽然学校组织的民汉互动拉近了民汉学生之间的距离，但用第二语言学习的困惑，造成的学业成绩差异使民族学生总处于被帮助的地位，角色变换使许多学生不适应。因此，增强其学习能力，恢复其自信心尤为重要。
3.渴望学习法律
民族法学学生性格直率、坦诚，通过和他们交谈，发现大部分同学选择法学专业是为了将来能够处理好当地纠纷，为民汉和谐社会的建立发展作贡献。他们对本华民族习惯法有一定研究，这为学习中华民族习惯与国家法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4.熟悉民族习惯
新疆民族大学生都是土生土长的，对民族习惯了如指掌。在以后的法律职业工作中，他们能更好地处理民族纠纷，做好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调适。如对结婚不登记习惯的处理及以后的离婚财产分割、离婚被告、一夫多妻等案件的裁判、调解更有利。
（二）塔里木大学法学民族大学生的实证调查
1.汉语水平能力较差
虽然民族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年经过了一年的汉语学习，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但是由于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汉语，总体上看，凭他们的汉语水平，要想精通深奥的法学理论有些勉为其难。
2.法学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调查
正是由于汉语基础较差，学生用第二语言学习法学就比用母语学习困难得多。况且目前的情况是汉语老师用汉语讲解汉语课本，语言转换造成的知识上的偏差，更增加了民族生理解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学生喜欢案例、举例法的讲课方式就顺理成章了。法学理论对法律条文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法学教学中必不可少，对民族生讲法学理论时宜用案例、举例法引导。此外，对少数志愿考研、考博的学生，可要求他们多阅读法学理论的书籍，打好坚实的法学基础，因为这部分同学将来要参与民族研究、民族教育，为培养更多的优秀民族法学大学生服务。
3.对学生司考的调查
民族学生毕业后一般在民族地区工作，大部分学生学法学的目标是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他们课外阅读的书籍也大部分与司法考试有关。
4.学生喜欢的课程
学生喜欢的课程集中在案例较多的刑法、合同法，应用较多的婚姻法、经济法上。学生不太愿意上难以理解、案例较少的行政法、国际法等课程。
三、对民族大学生的法学教学的建议
（一）对尖子生个别指导。对少数汉语基础好、志愿考研的同学进行个别辅导，努力培养一批精通法学理论的民族大学生，为以后的民族生教学培养师资力量。
（二）课堂教学重点向司法考试倾斜，以案例教学法为主。笔者认为对民族大学生来说，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比较实用。课堂教学以案例为主，用案例、举例等方法导入法学理论，学习法学理论的目标定位是更好地理解法条，将一些较难理解而司法考试不考的课程（如法律逻辑学）改为选修课。尽快为民族地区培养大量的法律人才，以解新疆法官、检察官、律师匮乏之急。
（三）混合编班，加强民汉互动。开展民汉法学辩论赛、法庭对抗等活动，迅速提高民族生的汉语言转换能力，达到学汉语课本像学维语课本、听汉语老师讲课像听维语老师讲课一样，不明白的地方可及时请教汉族同学。加强师生互动，建议老师兼任班主任，多与同学们交流，及时解决民族生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与民族生交往的过程中学习一定的维语，了解其风俗习惯，为以后的教学、科研打好基础。
第3篇：民法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族声乐教学真假混合声训练
混合声是真声和假声的混合，它既有真声的结实、明亮，又有假声的柔和、圆润和高位置。这种声音上下自如统一，音色甜美明亮，给人以亲切真实的美感。它不存在由于换声而出现的音色不统一现象，又克服了真声唱不上去，假声唱不下来的困难，是当今普遍公认的一种科学的唱法。
人声本来就有真声(声带的全振)和假声(声带的边缘振动)两个机能的存在，恰恰是这两个机能的混合，我们才获得了宽广的音域，这音域大大地超越了生活语言所需要的范围。
真声和假声两者的混合声音，其发声状态为：从低声区开始就使声带边缘变薄，掺入少量假声，随着声音的上行，假声成分逐渐增多，但仍不失少量真声。中声区真假声相伴，混合共鸣较好。混合声的音域统一连贯，无明显的换声区。这种声音的效果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假难分，真声不炸，假声不虚，混在一起”。一般说来唱高音时假声成分多些，头腔共鸣就丰富，唱低音时真声成分多些，胸腔共鸣成分就越多。这种混声的发声是充分运用共鸣器官来配合声带振动变化为依据产生的混合共鸣。
混合声具有明亮、清脆、流畅、甜美的声音特点。由于它具有真声色彩，比较接近我们的语言，容易吐字清楚，声音上下贯通又比较方便，所以它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混合声已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唱法歌唱者所采用。其实，在我国传统戏曲、曲艺、民歌中，混合声早已有应用，只不过由于各自有着不同的剧种风格、语言和地方欣赏习惯，所使用的真假声比例不同而已。民族唱法的自然混合声必须经过科学的训练才能获得，更是初学者所不容易掌握而又必须付出相当大的精力和耐心来雕琢的。所以在教学中，笔者把混合声的训练作为重点来教授。笔者根据多年的声乐教学经验，总结出行之有效的训练方法，收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一、用“哼鸣”唱法训练混合声
哼鸣是初学者乃至学习有成者练声的极好方法，是获得声音高位置的良好手段，有利于体验头腔共鸣和声音靠前的效果。这种训练非常必要又容易掌握，练习闭口哼鸣时要注意:
1.身体自然直立，胸部自然扩张，两肩放松，吸进适量气息并注意保持吸气的姿势，找呼吸支点。
2.嘴唇微闭，舌头自然放平，舌尖轻靠着下牙根，下腭和颈部肌肉放松，上下牙稍分开不要咬紧。
3.哼唱时颌关节向上打开，鼻道打开，感到声音集中在鼻腔上方，两眉之间感到明显振动，像擤鼻涕时的感觉，找哼鸣焦点，哼在“气上”。不论音的高低，都始终保持这种高位置的感觉，这对上下声区的统一很有益处。
高音开始的下行音阶容易找到头腔、鼻腔的共振感觉，一般说来下行音阶要比上行音阶容易些，气息比较易于控制，声音容易哼得连贯。音阶下行第一个音较高，发声器官的肌肉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随着音高的降低，肌肉随之逐渐放松，而逐渐放松比逐渐紧张要容易控制，初练时在自然声区练习，不要哼高音，因为哼高音对初学者来说极易形成喉头上提，造成声音挤压。哼鸣是哼出来的，不是唱出来的，声音应无任何振动感。用深的呼吸支点，轻轻推出气息，音量不大但很松弛，很集中。
练习哼鸣时，方法一定要正确，如若不正确，发出的声音又紧又僵，带出来的声音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哼唱正确了，带出来的声音才会好。检验哼鸣的对错，可以在哼鸣时看嘴巴能否随便动作，而不影响声音的进行，如若不影响，就说明方法对了。这样，用哼鸣方法练唱时，嘴巴在做咬字动作和做表情动作时，就不会影响声音。所以哼鸣练习对呼吸支点的体会和真假混合都有很好的效果。
二、用打开喉咙喊嗓子的方法训练混合声
喊嗓子本是戏曲演员从祖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练声方法。它之所以能流传那么久、那么广，必然有它存在的道理，这道理是有其科学性的。多年来笔者在教学中始终保留了“喊嗓子”的传统。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喊嗓子决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扯着脖子喊叫”而是科学的训练，它首先强调的是打开喉咙，使其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然后由弱到强，由低到高地“喊”。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打开喉咙喊嗓子”。卡鲁索的夫人在《卡鲁索的一生》的书中写到：“卡鲁索常常对着镜子练声。他把口张得特别大，把舌头伸得很长，像要给医生检查喉咙那样，然后发很尖锐而‘位置’很高的高音来做练习。”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教授曾说过：“打开喉咙喊嗓子是最科学的发声方法。”事实证明只有在最佳状态下喊嗓子才能做到如下几点。
1.打开喉咙喊嗓子，使鼻腔张开，口腔中口盖抬起，积极收缩成拱形，咽腔中会厌卷起，咽壁直立，喉头放在深呼吸的自然位置，这样发声通道才能畅通无阻。在这条管道中喊嗓子，才能体会到这个管子不仅仅是一个肌肉组成的管子，它像铜管乐的金属管道一样坚实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喊出金属般的穿透力强的铿锵之声。打开喉咙喊嗓子，使口、鼻、咽、喉各器官张开，金属般的通畅管道使歌者能获得人体各个腔体的共鸣，声音上下无阻，高高低低、强强弱弱，使真假声混合得不露痕迹，使假声不虚不空，中低声区胸腔共鸣自然混着高位安放的头腔共鸣，真声区自然混着假声，使真声不白不横，做到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虚虚实实、浑然一体。
2.打开喉咙喊嗓子，使所谓“没嗓子的变成好嗓子”。打开喉咙形成“金属管道”使演唱者越喊管道越通。音质、音量、音色也就会有明显的改变。
三、u母音训练混合声
唱u母音时唇微闭成“撮口”，喉咙打开放松，上下畅通好似一根管子，口腔形成膛大口小的共鸣箱，呼气出声引起头腔、口腔、咽腔、胸腔的共振，容易找到混合共鸣的感觉。
唱u母音时，上唇要拢住，唇尖用力。如果拢不住，有的人还会出现上唇抖动，这不但会影响共鸣效果，使声音不能到位，还会造成u母音的发音不纯正。从高音开始的下行音阶练习，比较容易找到高位置，体会到头腔、口腔、咽腔、胸腔形成上下相通的共鸣的感觉。随着音高的变化，要保持声音的上下一致，做到“松”“通”“空”。
“松”是指声音松弛，不挤不压，喉咙打开，放松，在深深的气息的支持下，将声音推出，圆润、丰满、浑厚。“通”是指声音从下腹部(即丹田)涌出，至胸腔通过喉直达头顶，上下如同一根管状通道，上通下达，声区统一，气息流畅，音量不大却有明显的上下一体的振动感。“空”是指声音的流动的空间感，“四不靠”即不蹭嗓子，没有明显的着力点。总之，练好u母音是打开头腔共鸣，获得高位置，打开喉咙形成管道上下一致，真假混合声的有力手段，是带动其他母音练习的好办法，可以说是发声练习的“敲门砖”。
四、假声位置混合母音训练
在学习歌唱的过程中，经常会听到声音要高位置的要求。最能体会高位置的声音是假声，唱假声的时候，喉咙一般都是打开的，松弛的，气息也不僵，上下容易连成一条垂直的气柱，所以声音比较柔和圆润，通畅统一，演唱也相当省力。根据假声的特点和音色，可以在保持假声演唱的状态下把声音放出来，以增加声带的张力，并掺入真声成分，就会形成明亮圆润的混合声效果，同时音域也得到了扩展。
也可以这样理解和体会，就是把假声放大，变成明亮有力的声音，但一定要在不改变假声的歌唱状态下发出声音，使所有字都统一在假声的位置上转换。字的转换动作要小，而且每个字都是在相同感觉下转换的。同时也要与气息配合好，保持气息深度，否则声音就会发虚，反而放不出声音。注意假声与呼吸的关系，使用假声位置的练习，一般从上向下练为合适，因为高音容易找到假声位置，从上向下，保持位置来带声音，一直唱到低音时仍然是假声位置的感觉，加上气息的配合，便能得到混合声的效果。:
母音是语言和歌唱发音的主要因素，因此，唱好母音对于歌唱来说非常重要。声乐训练的母音是a、e、i、o、u，这些母音的发音有宽有窄，有暗有亮，位置有前有后。为了使歌唱的发音统一，音色统一，符合民族唱法的声音要求，而且便于咬字，在教学中，笔者采用混合母音练声收到明显效果。
混合母音，也叫母音变形唱法，即在一个母音里混入一定量的另一个母音的成分，以达到使口腔内部的调节以适应某种发音的需要，而获得高位置声音的方法。如在a母音里混入适量的o母音，在i母音里混入适量u母音使喉、口、咽等腔体从横转向竖，从窄到内开。把两个母音混为一个音，在发声时，同时吸收了两个母音的优点，弥补了发单个母音的不足，这样可使喉头逐渐放开，发声管道竖起，声音流畅，对真假混合声的训练非常有效。
实践证明，用以上这套教学方法，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一段时间后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做到气息畅通，音色明亮、圆润，真假混合声统一。只要不断坚持科学的发声训练，不仅对提高学生的自身素质和技能有帮助，而且会对以后的歌唱艺术实践大有裨益。真假混合声的训练，是教学工作中一项长期的艰苦而耐心细致的工作，仍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谨以笔者多年来教学实践中的感受就教于同仁，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充分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1]金铁霖.《民族声乐的学习与训练》，黄河音像出版社.
[2]沈湘.《美声区别于其他唱法的最主要特点》，中国音乐网.
[3]谭萍.《打开喉咙喊嗓子》，《中国音乐》，2002年第1期.
第4篇：民法学论文范文
（一）地方财政投入相对不足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由于受国家政策的影响，经济相对于东部、中部地区较为落后。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用于教育建设的资金相对较少。经费的不足使民族地区法学院校在自身建设发展、人才的引进、教学设施投入的过程中难免有掣肘之感，，如何在有限的教育资源里合理配置，最大化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用，提高法科学生的各种素养是民族地区法学教育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对优秀师资吸引力下降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法学院校与发达地区相比，其较低的待遇、不够便利的地理环境、相对不足的研究发展环境往往令法学发达地区培养的优秀法学人才望而却步。西方早期的法学教育是从学徒式的教学开始的，法科学生在进入法学大门之时一般需要优秀的法学先行者为其引导，从而使法科学生能够更快更好地成长为优秀的法律人才，由此可见，优秀的法学教育人才对于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同时也需要有足够多的优秀法学教育人才作为硬件基础，然而，民族地区法学院校较为缺乏的恰恰是这一重要的硬件资源。优秀法学教育人才的相对匮乏对于先进法学理念的传递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也不利于高质量的法科学生的培养，可以说，人才的匮乏制约了民族地区法学院校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了法学院校为民族地区输送法律人才的能力。
（三）法学实践的资源相对较少
实践性教学是法科学生由书本走向现实的必经之路。从我国国情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法学理论也逐步发展，但是，法律文本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这些个案是学校的课程教学无法深刻且形象地传递给学生的，因此，需要在学生离开高校前给予其接触法律实务的社会实践机会。然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源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是相对不足的，能够提供给法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平台也相对较小，这制约了民族地区法科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从长远角度来看，也限制了法科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四）法学教育统一性与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特殊性的矛盾制约着法学特色的形成
法学教育的统一性形成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确定，规范了法科学生基本的知识传授范围。这一指导性意见对于统一全国的法学教育，确保法学教育符合基本的要求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也是确保法学教育质量所必须的。二是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指挥棒作用，迫使办学单位在组织法学教育的过程中依据司法考试内容来调整和修正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以适应司法考试的需要。司法考试的导向已经全面地影响了法学本科教育的过程和主要的教学环节。[2]（P173）三是1978年以来政法教育传统所形成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
在政法教育传统模式下，强调法学教育的政治性自不待言，对法学教育课程和教育内容的统一性和人才培养标准的单一性也被强化。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法学专业教育大一统的局面得以形成。应该说，统一的法学教育并非都是负面的，它在形成法科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对法律的统一理解以及确保法科学生的质量等方面都有积极的功效。另一方面，对差异化的法学专业的办学单位以及法学专业特色的形成所具有的制约作用也不容低估。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办学条件、学生生源结构以及就业环境存在着明显的劣势的情况下，如何提升落后地区法学教育的质量、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市场竞争力就成为问题，这也是构成目前民族地区法学本科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
（五）民族地区法学院系办学条件的不均衡和相对落后，是制约法学专业建设以及专业特色形成的基础性因素
民族地区的法学院系从构成结构来分析，除了综合性大学法学院具备相对优势的办学条件外，其他新办的法学院都存在办学条件简陋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稳定的教学团队和有实力的科研团队的形成尤其匮乏。而法学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对落后和法学院社会影响力的不强，又与办学条件有关联。一般来说，办学条件分为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如果说民族地区法学院系在硬件建设上有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成效，那么，在软件建设上不能仅仅通过经济上的投入来解决，因为它所涉及到的专业影响力、教学效果、教学模式、科研特色、服务地方能力以及所培养人才的社会表现等变量因素是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建成的。与发达地区法学院系比较，虽然在专业建设起步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差距拉大了，除了这些学校雄厚的背景外，与其对法学院建设投放的重大人力、物力和办学资源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六）民族地区法律专业学生就业环境和就业结构对法学专业发展的影响
高质量的法学专业一定是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学专业，而是否适应的检验标准则是就业率与就业结构。目前，民族地区法律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不仅表现在就业率比较低，而且与民族地区以外的法学专业学生在就业竞争上也处于劣势。据统计，全国法学本科在校学生40万人，每年毕业10万人，而90%以上的学生会到非政法部门工作，他们的就业走向如何解决，成为家长关心、社会担心与学校操心的问题，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学校如何应对法学本科学生的就业问题，成为影响全局性的问题。民族地区法学院系面临着相同的就业问题和压力，而其就业上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是与高水平法学院学生在就业竞争上的劣势，另一方面是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对民族地区法律职业适应性上的差距。
（七）法学专业办学准入资格门槛过低政法职业学院、党校法学教育以及电大、自学考试、民办学校、独立院校等多元化的法学高等教育
对民族地区全日制法学本科教育的冲击，导致了法学教育管理混乱、分散和资源上的浪费和重复建设[4]（P23），而参差不齐的办学水平又形成了社会对法学教育评价上的负面效应和用人单位的排斥。目前，制约着法学院质量的一个问题是法学教育信息的披露，没有充分的信息披露，就难以作出有效的办学质量评估，所以，建立起教育部门评估、学生评估、社会评估以及同行评估相互结合的评估机制，优胜劣汰，才能推动法学教育的良性竞争，推进法学教育的良性发展。
（八）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对基层、边远地区、农村地区法律人才需求的适应性上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和困难
第一，民族地区对优秀的法律专业人才吸引力不强，而在农村地区和基层地区的法律工作者多为转行或者自学者，其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都不适应迅速变化的农村社会。第二，法学院在培养能够扎根基层服务民族地区法制的人才上尚欠缺有效的机制和政策支持。第三，培养熟悉民族地区社会背景、了解民族地区社会风俗习惯、具备民族地区语言能力、社会交际能力、了解民族地区法制状况的法律专业人才，仍然是民族地区法学院系的专业建设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确定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发展战略的现实依据
从理论逻辑上看，高等教育与区域特征的互动关系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特殊性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也是我们借以观察处于高等教育分层化过程中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的结构性特征的有效工具，离开地域特征我们将无法解释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发展的状况成因和特色战略选择的现实理由。民族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所指称的对象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蕴，它是民族元素与地域元素、文化元素以及政治元素、经济元素等相互结合所形成的一个概念，归属于民族地区范围的地区，必须具有民族、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地理上的共同性特征，它包含着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使民族地区成为一个承载着丰富社会内容的地理概念。
这些特征因社会标记使得它们区别于非民族地区，这构成了法学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形成的社会基础，决定了高等法学专业教育的特色的形成，因而，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对于法学教育的特色定位和选择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发展与民族地区的区域性特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通过民族地区的区域特征、法制状况与法学专业建设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解释出法学专业特色形成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必须根据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法制需求和民族地区的区域性特征来构造法学专业发展的特色，并使这些专业特色建立在比较现实、稳定的基础之上，从而保证所培养的人才能够在民族地区具有适应性和发展的后劲。无论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还是法制建设，都需要一支熟悉民族地区情况、有民族社会生活经验、能够扎根基层服务民族地区的法律职业队伍，而以培养法律职业人才为基本职业志向的法学院也只有确定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教育目标，才能保证专业建设契合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接受和认可。
三、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的发展战略
针对民族地区法学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并基于法学教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未来民族地区法制社会建设人才需求的预见，笔者认为，民族地区法学教育的发展战略的基本方向是：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立足民族地区，发展有民族特色的法学教育，建立有民族特色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与民族地区法制建设同步发展的法学专业教育体系。
（一）从全国法学教育发展和法学院系的布局和结构来确定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中国30多年的法学教育发展，在法学教育格局上形成了以教育部属院校综合性大学的法学院系和原司法部属政法院系为第一方阵的法学专业教育集团，其在师资力量、科研实力、培养模式以及专业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远胜于其他法学院系。因此，作为后进地区的法学院无法形成与其进行竞争的实力，也难以在专业办学水平上超越它们，处于发展中的民族地区法学院没有悠久的办学历史、雄厚的办学实力，在办学条件、生源结构以及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处于竞争的劣势，如果效仿重点大学的办学定位，既不可能也难奏效，甚至失去了自己发展的优势、特色和个性。因此，作为民族地区地方院校的法学教育只能以地方社会法律服务和地方法制建设来确定法学专业的办学目标和发展基础，立足民族地方、服务民族地方，以民族地方法制为基础确立法学专业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方案，以实用型的法律人才培养作为办学的目标定位，形成民族地方对本土法学教育质量的社会认同和接受基础。民族地方法学院系应改变与科研型、学术型、涉外型以及全能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学习和移植的传统做法，应从民族地方法制建设的实际寻找法学教育发展的特色和建构自己的法学专业发展优势。
（二）从民族地区地方法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法学教育发展的方向
法学专业教育归根到底是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法律人才，而民族地区地方法制建设的法律人才需求结构直接决定了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上的需求，满足这一需求是民族地区法学院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民族地区地方法制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既有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1.主要以实务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为主体，因此，特别需要具备法律应用方面的能力。2.对民族社会和民族地区的广泛认识和知识基础。3.对基层法律状况的熟悉和基层法律工作的适应能力。4.扎根基层、服务民族地区的职业意识。5.了解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具有民族法律工作的文化、心理条件。[7]（P138）6.具备民族地区工作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术。7.从人才需求的领域来分析，民族地区需求传统性的法律纠纷解决为主的法律人才，新型的反映市场经济发展新型案件并不占据主流。8.非正规化的法律人才需求仍然占重要比例，传统的政法部门以外的领域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占绝对多数。民族地区法律人才需求结构和法治的状况决定了民族地区法学教育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方面的要求，保证所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能够具有地方的适应性和适应能力。根据教育均衡的理念，[8]（P71-75）教育需求和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是教育科学发展的条件和衡量标准，也是法学教育科学发展必须奉行的理念，按照这种理念，民族地区的法学教育发展必须以地方法制人才需求相适应作为判断法学专业建设和发展的标杆。
（三）从民族地区法学院系自身的办学条件出发确定法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和专业特色建设的路径
第5篇：民法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参考文献:
1.Friedman,M.(1968),“TheroleofMonetary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
2.Modigliani,F.andL.D.Papademos(1975),“Targetsformonetarypolicyinthecomingyear”,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
3.Phelps,E.S.(1967),“Phillipscurves,ExpectationsofInflationandOptimalUnemploymentoverTime”,Economica,August.
4.Phelps,E.S.(1968),“MonetaryWageDynamicsandLaborMarketEquilibrium”,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ugust.
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6.李天栋、薛斐:《制度安排、预期形成与固定汇率制度选择》,《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
第6篇：民法学论文范文
据了解，邓寿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却痴迷数学20余载，已经在各类数学刊物上发表研究文章上百万字。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刘培杰连连感叹，在基础数学领域研究，邓寿才称得上是“中国农民第一人”。
半夜起来演算 他脑壳有毛病？
26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了邓寿才所在的纳溪上马镇八角仓村。这是上马镇最偏僻的村子。
进入主人家里，首先进入成都商报记者眼帘的是一排排、一叠叠摆放整齐的数学书籍，一位穿着洗得发白的黄上衣的中年男子，正坐在书堆中奋笔疾书。他就是邓寿才。
今年48岁的邓寿才，高考因十多分之差无缘大学，返回八角仓老家，成为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由于热爱数学，邓寿才四处搜集有关数学的书籍阅读。1986年，邓寿才在纳溪城里一家书店偶然见到《古今数学趣话》，书中有关数学家们的成才经历，深深地吸引了邓寿才。邓寿才开始从新华书店购买大学数学教材自学。大学数学教材也过不了瘾，邓寿才又四处托人从成都买回研究生数学教材继续钻研。
作为一位农民，邓寿才的数学梦想注定只能在割草放牛、插秧打谷这些农事的夹缝中萌芽、生长。邓寿才有个习惯：纸笔不离身，偶有所得便诉诸笔端。他新婚后陪妻子回娘家，当晚，邓寿才和岳父睡在一起。半夜，邓寿才突然想起一个数学问题，随即开灯演练，直到天明。第二天，岳父告诉女儿：“你找的这个人脑壳有毛病，是个疯子。”
痴迷数学20多年 研究手稿一人高
1995年春节过后，邓寿才外出打工。除了擅长数学，邓寿才不会其他手艺。无奈之下，邓寿才只得进煤矿拉煤，到建筑工地当小工，上矿山挖矿。吃苦邓寿才不怕，流浪邓寿才也不怕，邓寿才最怕的，就是四处辗转，无法进行数学研究。直到找到了一家砖厂，邓寿才的打工生活才算安定下来。白天邓寿才在砖厂打工，晚上回到自己租住的平房后，便开始钻研数学。
20多年来，邓寿才积累了数百本数学研究手稿。26日上午，在邓寿才家中，成都商报记者将他的手稿堆在一起，竟有一人多高，50余公斤。邓寿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由于多年辗转，手稿丢掉不少，“如果全部保存，还会更多。”
中国农民第一人 发表著作百万字
自1987年，邓寿才的处女作《一个数学问题的新证》在《厦门数学通讯》发表，20多年来，邓寿才已在各类数学刊物上面20余篇，上百万字。特别是在哈工大出版社每年出版两辑的《数学奥林匹克与数学文化》丛书当中，邓寿才更是连续发表了80余万字著作。他的专著《新编平面解析几何解题方法全书》，也在今年1月由哈工大出版社正式推出，目前在网上和各大书店均有出售。两本最新专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不等式散论》、《初等数学不等式研究欣赏与收藏》则已被哈工大出版社纳入2010年图书出版计划。
能够和《数学奥林匹克与数学文化》丛书主编刘培杰接上头，完全是个偶然。2003年，当时在广东中山一家纸箱厂送货的邓寿才，无意中在书店见到这套丛书，邓寿才随即和丛书主编刘培杰取得联系，并愿意为该丛书撰稿。
当听说邓寿才只是一位农民后，刘培杰惊讶了，“我们这边的作者，大多都是大学教授！”不过，刘培杰还是决定先让邓寿才把书稿寄一部分过来看看。没想到，书稿引起了刘培杰浓厚的兴趣。此后陆续出版的《数学奥林匹克与数学文化》丛书，大量收录了邓寿才文稿。
26日上午，接受成都商报商报记者采访时，刘培杰表示，和职业数学家相比，邓寿才的研究领域主要在初、中等数学领域上面，“这种研究很难实现原创性突破，但邓寿才却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身为一名农民，邓寿才多年来完全靠苦学成才。这种无功利的研究，在当今社会颇为难得。在我们的作者中，邓寿才是唯一一位没有高等学历的撰稿人，在初、中等数学研究领域内，邓寿才完全称得上中国农民第一人。”
离婚了辞职了 一生最爱是数学
20余年痴迷数学，也让邓寿才付出了许多。因为耽搁了农活，妻子一气之下撕毁了邓寿才的手稿，毁掉了邓寿才的研究书籍，最终夫妻感情破裂，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邓寿才。
在邓寿才看来，只要能够专心致志研究数学，其他的都不重要。邓寿才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真是一门美妙无比的学科，只要进入数学这个世界，我就可以彻底忘掉所有的烦恼和不快。”
第7篇：民法学论文范文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摘要：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范式对话，环境法与民法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在于民法所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范式理论，而环境法所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范式理论，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就会存在着差异性。由于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致使法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实现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也是构成当前实现二者对话必要性的深层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产生的动因，然后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再次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提出对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二者之路。
关键词：环境法学；民法学；范式整合；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3
前言：当前，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成为了法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民法学关注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绿色”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环境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关于环境法的基本问题都与此研究相关，而关于存在争议性强的问题通过法学的分析，也会归结到这一互动研究上。尽管当前关于此议题的探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产生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学术界一直为探索解决途径而努力，加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使跨学术研究更加的活跃。因此，基于社会这股强大的政治氛围与理论氛围，环境法与民法之间对话得以实现。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澜
随着民法典立法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界为了进一步捋清环境问题对民法学的影响，因而需要与环境法学之间建立对话，以顺应对民法典立法这一项重任所带来的挑战。在民法的立法中，关于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问题，关于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环境侵权救济的问题，因此，民法必然会寻求与环境法实现对话的途径。
(三)环境法学探索者的推波助澜
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成为环境法学者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民法中的相关内容正符合了环境法学者的需求，因而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了环境法学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环境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先导，因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跨专业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诸多部门法于一身的法学理论“储备库”，顺利成章的成为环境法学者寻求沟通的对象。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1]。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
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
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
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五、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总结，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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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民法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民族村寨被认为是中国最大文化遗产和未来10年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2009年，国家民委和财政部联合开展了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已投入9.1亿元资金。2014年2月国家民委了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湖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仅次于云贵两省。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湖南境内有63个，占湖南8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国保”名录的79%。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下辖的湘、鄂、渝、黔四省市边区占全国“国保”名录66%。本项目首次将法人类学、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连接起来研究，国内外没有直接的研究文献，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方面，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寨民族志，典型的有《中国民族村寨研究》（张跃，2004）介绍了包含文化在内的民族村寨13个方面的问题，此类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整体民族志的浅层建构需要足够的后续性研究。另一类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保护的现实对策，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观点。田茂军指出在民俗旅游中文化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护了，才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合理开发也是一种保护，是一种发展性质的保护”。[1]麻三山指出在村寨旅游开发要产业开发和民族遗产保护双赢等[2]。还有人研究了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式保护模式（林丽，2009）、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规划保护（陈华，2012）等，此类文献大多集中于村寨发展中的经济应对、行政应对，尚欠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即法律的介入。
（二）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方面的研究文献约有10篇，仅有朱祥贵以民族法学视角分析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自治权，指出“我国立法在立法理念、权利体系、权利内容、国家义务、救济程序等方面存在不足，需深化立法的理论基础和重构制度设计”。[3]显然，民族村寨文化教育传承的法学综合研究仍十分滞后。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现有文献可以分为三种研究视角，一是整体立法研究视角，学者们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保护问题、背景、意义、立法框架作了思考，多数人认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立法可操作性不强;涵盖文化各个领域的私法不完善，利益保障机制缺失，权属不明;法律保护滞后（高永久、叶盛荣等）。二是权利研究视角，周勇的著作《少数人权利的法理》指出“对这类冲突的调处不可能仅仅凭籍道德上的善意和政治上的方略，还必须依据公平、正义、人权等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技术手段来协调和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4]169David W.Elliott论述了加拿大对原住民权利进行保障所采取的各种有力措施及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与措施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三是文化遗产法视角，国际文件典型的有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rcala宣言》提出了小聚落保护建议。国内学者们研究了文化遗产立法对策、文化遗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等方面，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遗憾的是村寨文化遗产形态的立法未及细化。
（四）法律人类学对本项目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式的贡献。法人类学强调田野调查，乃至参与性观察;法人类学注重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提倡文化个体间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对本项目研究影响颇大。二是理论观点的影响。法人类学研究是在19 世纪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马林诺夫斯基、霍贝尔、斯奈德等人的学术成就，引导我们关注“规则应如何去适应人类生活”。[5]97国内研究中苏力研究法与乡下人习惯人情的关系，是应用法人类学分析中国乡村法律社会的经典表述。三是分析思路的启示。澳大利亚法人类学家参与原住民遗址保护权的工作，他们力图把法律规范、概念和社会控制过程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场景之中。国内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献不多，王启梁，刘希等运用法人类学对民间文化保护进行了尝试性分析，为研究提供了思路。但正如胡守勇（2008）的批评，“人类学一直以来对文化的研究侧重于对不同文化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较少专门针对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6]将法人类学应用于新一类文化遗产――村寨的研究，正可谓是人类学的使命所趋。
二、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研究价值
（一）理论价值
针对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特殊区位，以法人类学进路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打破了传统法学原来刻板的面孔、狭窄的视野，弥补了法律规则与村寨内生规律研究的不足，推动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实质性法制的系统研究。以法人类学研究进路，就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热点、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学术难点开展系统研究，具有较强的新颖性。
（二）实践价值
法人类学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为文化遗产管理部门、立法机构、民委提供决策的思路、方法和策略，推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依法进行。法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对法学的“闯入者”，不拘泥于静态的法律条文，用动态的观点看待法律，把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置于情理法、法律现代性、法律语境化、民族社会现实、经济发展之中，在传统法律无法满足变迁中的复杂社会的要求时，担当起开拓视野、提供思路、贡献方式方法的作用。
三、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论纲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1.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现状与法人类学进路。主要研究：（1）遗产概念下民族村寨的重新解释和话语建构。以民族村寨的遗产本体及本质属性的高度抽象形成民族村寨的规范概念，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准确定位，构造民族村寨法人类学研究的话语体系。（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基本现状和存在问题、影响因素分析。（3）法人类学反思与进路。既存相关立法的主要视点在于遗产文化的表面现象与外部特征，而对其内涵文化的生成规律与文化延续的社会机理缺乏理性深究，法人类学能积极地为村寨遗产的本土化研究提供反思与创造的空间，克服既有法律模式选择存有的功能性缺陷。
2.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主要研究（1）法律理解问题。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村寨社会，探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法律意识、法律传播、法治认同。（2）国家权力问题。在国家主导的遗产运动、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战略背景中，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的国家义务、权力运行等。（3）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的地位、内在结构、利益获取与利益分享及制度需求。（4）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分析地方性遗产主体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支配与反抗的行动过程和方式，阐释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法与人类学的双重控制。（5）个案研讨，围绕武陵山地区田野个案进行研讨，探索多民族、欠发达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过程。
3. 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主要研究：（1）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中的人类学理性。①法制建构中人类学因素考量。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②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原则。从村寨社会的利益控制与平衡，探讨连片特困地区权力与权利在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平衡与配置。③从法律制度的核心――权力与权利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总体架构。（2）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村寨权力规范。继续强化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功能，实现权力设定、行使到违法责任的法律控制。（3）村寨文化主体权利的精细化研究。从多元主体的类型化研究出发，重点分析原住社区、原住民权利的性质、表征、法律保障，以达致法律规制与内生的、自觉的保护行为、教育行为之和谐。（4）法人类学下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具体制度，探讨以公法和私法双向系统展开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制度与教育传承制度。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1.基本思路：本研究以问题-理论分析-解答为主线，首先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基本现状以法人类学反思，检审法律“客位”规则的局限性，分析遗产法体系中民族村寨的法人类学进路。其次就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制核心领域，即法律理解问题、国家权力问题、遗产主体的权利问题、维权行动的逻辑解读展开法人类学分析。最后提出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
2.方法：（1）田野调查法。针对性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村寨进行调耍深入民族村寨实际生活领域，研究民族村寨的人文环境，获取客观、真实、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进而谙熟民族村寨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实践运作及存在的问题。（2）文献资料法。收集、整理民族村寨国内外的相关学术著作、论文及地方文献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进行较为细致地归纳、演绎等分析工作，为课题的研究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3）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一方面，充分注意民族村寨法律规律的抽象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充分反映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实践规律，将法律制度应用于实践中检验。
（三）研究确定的重点与难点
1.重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人类学分析。法人类学分析是突破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现实法制障碍的前提，又是法人类学法制建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故为研究重点。
2.难点：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制度的法人类学建构。无论是从人类学角度，还是民族法学角度，学界几乎没有阐述如何将法与人类学联系起来形成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制度，故提出具有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法人类学制度建构为研究难点。
四、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主要观点
1.整体看来，以村落遗产为单位的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相关法律规定，仅仅是以工具化的视角、“ 客位”的立场加以规范，法律保护不尽人意。村寨文化遗产有其生成、延续的社会机理，法律规则应当 “体察” 保护对象的全方位的特征，这正是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2.伴随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法律实践形态几乎都不证自明地将国家立于法律保护优位。而权力纵向的绝对支配性，既存在着战略开发的突破性推进，又存在各类权力衍生出的“利益链” 组成的利己主义。
3.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中，基本上沿用了公权力的背景，村寨保护的主体权呈隐性状态，文化主体的参与、集体性私利、单子式个人利益在整体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中往往被忽视，法律保护缺乏对本土民族私主体生存与文化自主性的关注。
4.村寨主体的维权是围绕权力-权利-利益之网表现出一种弱者的抗争，在隐藏的法律文本下的点状事件容易激发为非理性群体对抗事件，并影响社会稳定。
5.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应置于特定社会的知识谱系中去看待和考察，法律保护应致力于原生土壤上文化主体的认同与支持、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的相容共生、民众生存与经济、文化的和谐。
6.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的法律保护具备公私权融合的公私法域特质，公私权的平行关系决定了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保护的公私法混合式法律选择模式。价值目标上，创设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公私法平位保护秩序。既要跳出公法或私法单点要素的模糊评价，又要转到多要素的多元化调整;内在结构上，建立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私权为目的、公权为基础的公私法合一法律体例。法律选择的权重在于村寨文化主体私权保障的具体法律安排，公法则是以总体性的宏观管控为核心;实现路径上，以利益平衡推进民族村寨公私多层利益的体系之间定位、衡量、评估，以法律配置方式最终使公权利益和私权利益各得其所。
结语
绝大多数民族村寨研究是从非法律领域出发，法学研究鲜有涉及且失之琐碎，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人类学创新之处在于就此类相关论题开展的法学系统研究，是单项式、断裂式、零散式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 运用法人类学的新视野研究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具有较强的新颖性和创新性。从文化与经济互动、传统与现代的有效整合、文化多样性、文化整体生存伦理，探求连片特困地区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教育传承法律规则与指向客体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层连接和互融，既是人类学的拓展，又是传统法学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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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民法学论文范文
法律思维方式不同于其他思维方式，其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思维方式。德国学者卡尔·恩吉施认为：“谁打算让初学者或外行了解法学和法律思维，谁就会感到，相比其他科学，自己遭受到各式各样的阻力和疑惑”豍。因此，法律思维方式的养成需要经过法学教育的专门训练。大多数人认为，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传递知识，但实际上传递知识只是法学教育培养法律人的途径之一。换言之，传递法学知识是法学教育的初级目标，而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进而养成法律思维方式则是更高层次的目标。因此，法学教育不仅在于知识的教授，更在于将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沉淀于学生的心智之中。
一、我国民法学教育的现状
(一)我国民法学教育的教学理念及目标定位
美国法学家庞德在20世纪初就曾经指出，法学教育不是教授法学知识，而是涵养法律思维，无论教授了多少实定法的知识，也无法追赶上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的速度。我国大学的法学院在培养法科学生时，只注重理论灌输。产生此种理念的原因在于：首先，教师们认为学生们只要掌握了法律概念、理论框架就会自然而然地学会如何将法律概念、理论知识贯彻到具体案例中解决案件。其次，我国的法学教师自身注重理论研究，忽视法律实务。关注理论问题的法学教师更多的希望培养出同其一样的理论型人才，能够在理论知识上深入探究;同时，由于教师本身忽视法律实务，也难以传授给学生其本身亦缺乏的法律运用能力。只注重理论灌输就会导致教与学各自为营，互不沟通，学生也难以真正的理解、消化理论知识。学生只需熟记要领和结论即可，法律课程最终沦为背背法条、背背理论知识的纯理论学科。这种现状导致我国的法学教育与实践严重脱离，难以培养学的法学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最近几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数据显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都是法学。法科学生何以面临就业难?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学毕业生难以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很多在校学习优异的学生一踏上工作岗位就会发现自身存在的弊端——理论与实际之间隔阂太深，难以跨越。
在此种教学理念之下，教师努力培养学生成为能够进行法学研究、写作、的学术型人才，而非具有较强法律思维及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
(二)我国民法学教育的教学方法
我国的法律教育方法以讲授为主，教师在台上讲课，学生在台下听讲。虽然，近些年来教师开始关注案例教学法，但很多都是流于形式。很多教师在课堂上用几个案例填充枯燥的法学知识，一来是为求课堂氛围的轻松，二来将案例作为理论教学的点缀品。由于法学教师并未真正理解案例教学的精髓，他们只是对案例作出简单的介绍或者将案例作为例子，并未对案例进行深入的法学理论的分析。在课堂上，教师仍然是主要通过讲授的方式给学生传递法学原理。很明显，传统传授式的教学方法并不利于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
(三)我国民法学教育的教学内容
首先，从教材的更新角度看，我国的民法学教育存在很大的弊端。我国教材的撰写、出版、更新难以跟上我国立法和法学研究的脚步，很多法律条文或法律理论知识已经更新，而法学院学生们手上的教材却并未更换。即使根据法律的修改或理论的发展，教科书得以及时修改，也只是简单的替换，并未从整体的角度修改教科书。
其次，从教材的内容方面看，我国很多民法教材都是介绍民法的体系、基本概念、特征、构成要件以及法律效果等基本理论，很少涉及民法的核心精神、价值理念等。
再次，我国现行考试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掌握教科书或老师上课讲解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一些“死”的东西，学生想要得高分，只需要在考试前一个月或半个月认真背诵教科书上的重点知识、笔记本上老师讲解的知识点，而无须深入了解，就可以获得高分。这样一来，容易使学生的视野变得狭窄，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深入分析问题和全面观察问题。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学生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难以在踏入工作岗位后立即上手。
二、以培养法律思维为目标完善我国法学教育
(一)树立以养成法律思维为目标的教育理念
对于法律人而言，“思维能力是一个人所有能力的基础，集中反映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法律思维能力，就无法有效率地探知法律事实;无法合乎逻辑地阐释法律文本规则，按照法律规则或原则来解释法律现象;无法进行适当的法律推理;无法根据案件事实展开合乎法律逻辑的论辩。法律思维的形成要比法律知识更为重要，法律知识可能随着社会形势等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可以随时学习、随时补充，但是，法律思维方式作为特定的思维习惯，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它靠的是长期、专门的训练才能养成”豎。因此，需要转变我国陈旧的教学理念，转而确定法学教育的真正目标——培养法学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王泽鉴在其《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一书中，开篇就谈到学习法律不仅仅是要获取相关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法律思维和解决争议的能力。因此，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应摒弃以培养具有法学研究能力、能力强的学生的教育目标，而应秉着“授人以鱼，莫若授人以渔”的观念，树立一种注重知识的输送更注重法律思维的培养的新教学理念。
三、改善以养成法律思维为目标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法学院系的毕业生大都不能很快地上手法律工作，究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以来片面地强调法学知识，而忽略了思维训练。近几年来，我国法学教育意识到了法律思维训练的重要性，积极借鉴国外有关法律思维培养的方法，如“案例分析课”就是以“训练学生像律师那样思考”为目的的实践性课程。案例教学“能够为学生提供逼真的法律环境，提供独立思考、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这既可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又能够培养实战的感觉和能力”豏。
案例教学法是19世纪中后期，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代尔大力推广下确立起来的，并从此成为美国法学院最主要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中所谓的“案例”实际上指的就是上诉法院的司法意见。虽然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呼吁引进美国的“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但真正了解“案例教学法”的人并不多，很多人以为“案例教学法”就是“以案说法”，即在讲授法条的时候增加一些具体的案例，在增加课堂趣味性的同时加深对法条的理解。但事实并非如此，案例教学的实质是通过实例演练以使学生掌握相应的案例分析方法，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即统一的法律适用方法。
王泽鉴先生也指出，实例最能训练、测试法律人的思考方法及能力。“学习法律的最佳方法是，先读一本简明教科书，期能通盘初步了解该法律(如《民法总则》)的体系结构及基本概念。然后再以实例作为出发点，研读各家教科书、专题研究、论文及判例评释等，作成解题的报告”，若法律学习只注重理论，其效果“甚属有限，因为缺少一个具体的，引导着你去分析法律的规定、去整理判例学说，去触发思考，去创造灵感”豐。
以特定的请求权基础(完全的法条)为基础，将案件事实归入请求权基础的构成要件中，也就是，用请求权基础的构成要件去涵摄案件的事实，从而判断请求权的成立与否。这种法律适用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也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法律思维，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
四、改善以养成法律思维为目标的课程设置
“从民法科学和法律教育上说，每一个受过德国民法的严格训练的人，没有不对请求权基础的思考方法耳熟能详的……这是德国民法科学成熟发达和法律教育质量较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培养了无数法律家的法律思维，意义非同小可”豑。我国可以学习德国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在新生入学时便开设专门课程讲授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以便学生对该法律适用方法有一个大致的掌握;同时，在主要课程的安排上，不仅有以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为目标的讲授课，而且还应配有训练案例分析方法的练习课。德国法学院低年级学生的主要考核方法是案例分析。由任课教师给学生布置一些复杂的案例，学生按照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分析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最后推导出答案。若学生在分析案例时遇到一些有学术争议的问题，也只需大致地将各家观点陈述出来，然后选择一个自己认可的观点。学生选择任何一种观点都不会对其成绩产生影响，因为评价的主要标准在于学生案件的分析思路而非观点。也就是说，德国的案例分析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这不会将学生的思维遏制住，反观中国的案例分析题都是有标准答案的，学生的思维永远被狭隘地限制在一种观点之下，很难有所进步。当然，案例教学必须与理论教学同时进行：首先，在传统理论教学过程中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其次，在学生已掌握某一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开设单独的案例教学课程;最后，在师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开设不受目前法学各学科格局限制的案例教学课程。
在德国，待法学学生进入高年级以后，就要通过开设讨论课以着重培养其学术素养。在讨论课上，教授事先分配几个讨论题目给学生，然后学生独立完成论文。完成后还需在课堂上向其他同学与教授报告自己的论文，再由同学与教授点评。值得注意的是，讨论课论文的题目一般都是描述性的，学生在写作的时候需要查找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汇编，如此一来，学生对该问题就能有全面的认识，收益良多。
五、结语
目前，我国已成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实现法治目标，必须先保证司法的良好运作，而法律职业者良好且统一的法律思维是司法良好运作的前提条件。正如学者所言，“法治是一种思维方式”。只有法律职业者之间具有相同的法律思维方式，法治才能得以实现。以请求权基础分析方法该思维方式贯穿于整个民法学教育中，不仅可以改善现有的“书本知识与实践脱节”的教育现状，也可以使法律职业人之间形成一种相同的法律思维方式，即达成法律上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