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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以及实习中的交流互动四个方面,编制了教师教育专业学生教育实习阶段反思情况调查表。选取教师教育专业实习学生70名,在实习前期和后期进行调查。通过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一)关于“教学内容”的反思的发展情况
关于教学目标设置的反思,从不(或较少)反思教学目标的科学性的同学比例从63.3%降为60%,变化不明显。根据访谈可以发现,实习生对于教学目标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经常混淆知识目标与技能目标,不能科学合理地设置教学目标。实习生对教学目标的反思受实习学校的指导教师的教学行为影响非常大,多数从不(或较少)反思教学目标的实习生是因为指导教师在备课中忽略教学目标科学性、课标中的相关要求等方面。关于对课堂教学的反思,能经常(或总是)将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相统一的同学比例从50%上升到73.3%,能经常(或总是)做到根据教学实际不断调整教学内容的实习生比例从53.3%上升到73.4%,这表明随着实际教学经验的积累,实习生对教学实践有了更好的把握。根据课堂观察发现,实习前期,实习生的教学内容往往脱离已设定的教学目标,重点不够突出、难点不能突破,经过教学实践,这些问题逐渐减少。关于教学目标的实现,经常(或总是)反思知识、技能、情感目标的实现的学生分别为50%、36.7%、40%,上升为70%、66.7%、60%;从不反思三种教学目标的实现的学生比例全部降为零,说明实习生在教育实习中认识到教学目标的重要性,将高校的学习与实际教学相结合。实习生对技能目标的反思明显提高,说明通过实际教学,学生对教学的理解和把握逐渐突破单一的知识导向,兼顾知识与技能的全面发展。关于教案重要性的反思,经过实习,对于教案的作用,实习生的看法产生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肯定教案重要性的同学比例从53.3%上升到63.4%,但是认为教案作用不大(或没有作用)的同学比例也从16.6%上升到23.3%,经过访谈发现,实习生对教案与教学二者关系的认识与所在实习学校的指导教师的指导与示范密切相关。
(二)关于“教学方法”的反思的发展情况
关于对教学方法的反思,认为自己总是(或经常)反思教学方法的同学比例从50%升为60%,较少(或从不)反思教学方法的同学比例从26.7%降至16.7%。通过访谈发现,实习生在实习中期对教学方法的反思最多,在教学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阶段后,对教学方法的反思逐渐减少,整体上呈波浪趋势。关于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确定教学方法方面的反思,认为自己总是(或经常)根据学生特点进行教学的实习生比例从43.3%上升到60%,这是因为在实习中,实习生对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直接的、感性的、第一手的了解,开始重视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据此改进教学。关于对教学方法的创新和突破,经常(或总是)寻求新的教学方式或方法的实习生比例从33.3%上升至40.7%,从不(或较少)寻求新的教学方法的实习生比例从26.7%降至10%,表明经过教学实践,实习生对教学方法创新的意识有了较大提高。
(三)关于“教学管理”的反思的发展情况
关于通过反思师生关系来改进班级管理方法及反思班级管理中的问题两个方面,能经常(或总是)进行反思的实习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关于对个人行为的反思,实习前后变化不大。对比两次调查发现,实习生对教学管理的重视程度也是不断提高的。在教育实习中,教学管理对实习生往往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如学生在课上不愿意发言、配合等;但实习生和中小学生年龄差距相对较小,容易沟通。所以实习生需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做到教学与管理两方面同时提高。
(四)关于“交流情况”的反思的发展情况
关于教学后与学生的交流,经常(或总是)交流的实习生比例从36.7%升为50%,较少(或从不)与学生交流的实习生比例从26.6%降为16.7%。交流互动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实习生与学生的交流随着实习的深入逐渐增多。关于与指导教师进行教学交流方面的反思,实习前期,只有26.6%的同学经常或总是与指导教师进行教学交流,因为实习生刚刚开始接触教学,对于交流的内容尚不明确,或与指导教师不熟悉。实习后期,比例上升为60%。但有约1/5的同学很少或从不交流,经访谈发现,原因有几个方面:指导教师工作繁忙,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交流;对教材和教学内容不熟悉,听课后感受不深,问不出关键性有实质性的问题;此外,听课或上课初期,问题、疑问较多,与指导教师交流较多,适应一段时间后,交流逐渐减少,即交流呈现出波浪趋势。关于与实习小组同学进行教学方面的交流,53.3%的同学经常(或总是)与实习小组的同学进行教学方面的交流;26.7%的同学有时与实习小组的同学进行教学方面的交流。反映出实习生在实习小组内部比较乐于沟通,能够互助合作,共同进步。
二、关于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反思性思维发展的建议
从实习生教学反思性思维发展的趋势来看,要发展教师教育专业学生的反思性思维,应主要从各类课程及实习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虑。课程主要包括专业课、教师教育课程、学科教学法课程及通识课程,其中教师教育课程主要由教育科学学院开设,学科教学法课程由学生所在学院开设,因此分别进行调查。实习实践主要包括教育实习之前的各种实践活动,如微格教学、教育见习、课外教学实践(家教或带班)及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此外,本次调查还就实习中的教师的指导作用进行了调查。从各类课程对实习的影响来看,重要程度依次为:学科教学法课程(90%)、学科专业课程(86.7%)、教师教育课程(73.3%)、通识课程(40%)。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学科教学法对实习的作用最为明显,与实习联系最为紧密;通识课程对实习的直接作用不大,多达20%的学生认为通识课程的学习不重要(或比较不重要)。从各类实践对实习的影响来看,重要程度依次为:课外教学实践(93.3%)、教育见习(90%)、微格教学(70%)、其他社会实践活动(66.7%),可以发现,学生个人的课外教学实践为教育实习做了较好的铺垫,同时,开始实习前应该有“见习”这个感性认识阶段,此外,微格教学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关于指导教师的作用,实习生认为实习学校指导教师的作用大于所在高校指导老师的作用,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在实习期间,实习生与实习学校指导教师接触较多;第二,实习学校指导教师了解中小学实际教学,能针对实习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这就要求高校的指导教师也应更多的深入教学一线,了解中小学教学实际,提高教学和指导的有效性。而且,高校指导教师应发挥自身理论水平较高的优势,帮助实习生把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下一步的论文指导中发挥作用。
三、结论
一、我国高师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
从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建立到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的20多年间,我国师范教育一直是独立建制,由国家统一办理,初高等师范教育同时并立,培养不同层次的教师。师范生的在校学习实行公费制度,就业实行服务制。
“壬戌学制”颁布后,受美国模式的,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原独立设置的体制几乎完全让位于由大学培养师资的开放性体制。当时原有的六所高等师范院校除北京高师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其余五所都改为或并入大学。在此之后,一直到建国前夕,围绕高师院校要不要独立建制曾发生过几次大的争论,但除抗战期间为满足战时教育需要,师范学院曾一度从大学中分离出来以外,到抗战结束,大多师范院校又基本被归并到大学当中。所以,期间,我国基本上是实行独立设置和非独立设置并行的高师教育体制。
建国后,中央政府对师范教育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之后,仿照苏联模式,政府对高等师范院校进行了重新调整,并提出了由政府主办、独立设置的原则。与此同时,通过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将各级各类师范学校的学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下来,形成了我国现行师范教育的基本制度:分高等师范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两级。其中高等师范学校可分为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和教育学院等层次。
1977年后,针对中小学教师学历普遍较低的现实,我国政府对师范教育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高师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截止到1997年,我国拥有高等师范院校232所,在校生64.25万人;有教育学院229所,及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共67.2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2所,在校生91.09万人。至此,一个与我国整个教育事业基本相适应的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也逐渐形成,该体系表现为三个层次和两大类等特点。所谓三个层次是指:第一层次,国家教委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第二层次,省、自治区、直辖市属高等师范院校;第三层次,地(市)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两大类是指职前和在职两类,职前教育的承担部门主要是普通高师院校,在职进修的承担部门则主要是教育学院以及其它成人高校。
师范教育培养和培训规模的扩大,基本缓解了我国中小学教师学历偏低的问题。许多地区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学历基本上达到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对教师提出的学历资格要求。以1995年为例,全国小学教师的学历达标率为88.9%,比5年前高出15个百分点[1]。
然而,数量上的可喜变化,并不能掩盖体系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学历的达标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合格;由于我国地区间教育发展的极不均衡,各地对师资的学历层次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现有高师教育层次结构不能适应新的需求变化;师范生培养实行公费制度,且就业又有保障,使一向门庭冷落的师范院校生源见好,引起了其它高校的兴趣,因而对封闭型师资培养制度提出了诘问;中等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环节依然十分薄弱;此外,外部环境中市场体制的确立,客观上对师范教育的资源提出了优化配置的要求,如此,关于职前与在职机构、不同层次间结构的调整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面临的问题
对上述缺陷作进一步分析,可在制度层面上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中存在的几方面基本问题具体展开如下:
问题之一:在培养的总体规模基本满足需求,特别是部分地区对达到基本学历要求的需求降低的情势下,我国师范教育培养体系在层次结构上是否需要作大的调整?如何调整?层次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质量问题的产生,这不仅是对于调整后新产生的高师教育机构而言,对于已有的普通高师教育机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当我们把眼光转向未来,转向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对教师的要求;当我们把今日我国师范的教育状态与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势头相比较,就会发现它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地位的下落和发展的滞后。它不但没有了世纪初教育改革的‘先遣队’的锐气,而且呈现出‘步履维艰’的老态。……于是人们提出的‘高师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2]
问题之二:教师具有双专业的特征,综合性大学在基础学科方面无疑具备较雄厚的势力,学科优势比较明显。因此,它们要求参与教师的培养,无论在动机还是条件上都具有合理性。而且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高师教育发展的历史角度考察,实行高师教育的开放型培养体制代表着一种走向。有人将封闭型和开放型培养体制的优缺点作了一番分析,认为:开放型体制尽管有其自身的缺点,如综合性大学承担教育课程的师资条件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学生的职业技能训练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容易引起教师证书发放过滥,教师间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但其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封闭型体制的缺陷,如师资来源广泛,储备多,能满足各类教育发展的需要;保证师范毕业生的学识水平不低于其它大学,有利于提高师资培养质量;师范院校向综合型方向发展,也培养其它类型的人才,可以避免师范院校设置的大起大落,能与地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走面向办学的新路子,增强自身发展的能力;师范生就业门路广泛,可与其它类高校毕业生平等竞争。如此等等[3]。然而,我国要真正实行开放型高师培养体制,必将面对许多相当复杂的难题。其核心方面在于:实行开放后,如何从制度上保证非师范高校师范生培养的质量?在垄断地位发生动摇后,原有的庞大师范院校军团在办学方向上该作何调整?
问题之三:80年代以来,为满足在职教师学历补偿性教育和进一步培训的需要,我国各地都相继建立了省(直辖市)级、地区级的教育学院,由于隶属不同部门,彼此间各自为政,形成相对封闭的系统。如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处于这种条块分割式的师范教育系统内的各个学校,相互间难以沟通,给管理上带来一定的困难与障碍;另一方面,各种教育资源的重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与闲置。”
在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关系上,两者出现严重分离,存在明显的不协调现象。“比如,师资比例不协调,上海现有从事在职培训专职教师473人,从事教师职前培养的师资却有2475人。”[4]其结果是导致一方面在职培训的从业师资数量客观上仍无法满足数以万计的在职教师的培训需求;另一方面职前培养机构的承担培训的能力和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由于人为的分隔,阻塞了师范院校与基础教育部门沟通的渠道,造成培养和使用的脱节;此外职后机构照搬职前办学模式,引起培养和培训上的重复。另外,教师职前培养和在职进修间还存在教育水平的倒挂现象,影响了培训的质量,降低了培训的层次和标准。
问题之四: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培养还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目前大多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在专业课教师队伍建设上,数量上还严重不足,质量上更令人心忧。以1996年为例,全国职业高中学校中,专业课教师仅占45.5%,而其中具备本科和本科学历以上的仅在30%左右,这与《教师法》中规定职业高中文化课和专业课教师应当具备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资格要求相差甚远。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资的培养是目前及今后我国高师教育培养体系中最薄弱、因而也最需要亟待加强的环节。然而,我国现行高师教育体制还远不能适应这一结构上变化的要求,如此势必涉及到高师教育内部结构的调整问题。
以上四方面实际上反映了整个高师教育培养体系中存在的基本问题,所以它们相互间并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相互纠缠、包容于一体。因而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修小补策略,而是应该从全局性的制度变革角度来予以统筹考虑。以下提出关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变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三、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变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我国高师教育要解决上述问题并顺应21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走势,体制变革应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从数量、质量、结构和效益四者间关系角度统筹兼顾,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需要,适当调整层次、类别结构,重新组织师范教育资源,实行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并存、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一体化的高师教育培养体制。
1.关于高师教育培养体系结构的调整
目前在我国相当部分地区,小学教师学历基本达到中师毕业的标准,故而中等师范学校的存在和去向尤其值得人们关注。一些地区如上海、广东和大连早在80年代中期就进行了中师改造,如举办五年一贯制的“小教大专班”,培养专科层次的小学教师。如今,在全国许多地区都在考虑中师的“合并”与“升格”问题。由中师升格为师专,不仅需调用大量的资源,而且涉及到整个高师教育层次结构的重新调整。因此,此举不宜操之过急和莽撞行动,否则很可能造成资源重组的不合理和新的资源浪费。合理的行动策略是:不同地区应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未来人口预测,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设计,确定中师调整的布局、规模和实施方案。方案既要考虑到近期需要,更要兼顾长远。应从全局上来统筹资源的合理配置。
层次上重心上移代表了今后整体的趋势,但各地在层次结构调整过程中,可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采取不同的模式。譬如,对于一些比较发达地区,如上海,小学教师学历要求在不久的未来将达到本科层次,中师升格显然行不通。此外,从全局性资源合理配置的角度,有效地利用已有的高师资源、甚至非高师教育资源,提高教师的培养层次,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而这又涉及到高师教育开放型培养体制的。
2.关于高师教育的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培养体制
该问题在80年代后期就成为争论的热点。定向型高师教育培养体制有其独特的生存条件:中小学教师需求持续增长的需要;保证师范生有较好的待遇和前途的需要;国家干预、控制和支持师范教育发展的需要;传统观念的,等等[5]。长期以来,中小学合格师资供给不足是困扰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实行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在我国具有其现实性与合理性。但是随着我国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教师职业地位的提高,特别是今后我国基础教育学历层次的进一步提高,适当开放师范教育的培养,如允许综合性大学来培养教师是可行的。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以1995年为例,我国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的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为69.1%和55.2%[6],因此,高师教育的培养任务仍比较重。特别是在有些地区,小学教师正向专历甚至本科学历过渡,初中教师向本科学历过渡,个别地区高中甚至初中出现了生学历的新教师的迹象。由此,可以肯定,定向型高师培养体制在我国依旧会长期存在。但是,从另外角度分析,正是目前一些地区教师学历层次提高的要求,为我们探索非定向型师资培养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因为,学历层次要求的提高,更加激化了高层次学历人才的供需矛盾,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的资源优势来培养中小学教师,无疑有助于缓解供需不足的矛盾,并避免因升格或创办新的机构而增加投入量;其次,利用一些专门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良好的学科条件和办学优势培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师资,与创办单独的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相比,此方式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根据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各方面合格的专业课师资,投入经济,效果明显;此外,随着人们对教师职业兴趣的提高,部分综合性大学可以与高师院校合作,共同培养具有较高学科素养和教学素养的教师。
实行开放型高师教育培养体制,势必或多或少地影响以至动摇高师院校的地位。由此引起了人们对“高师院校将向何处去?”问题的关注。于是,围绕“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争论一度在学术界成为热点。在此,并无意于就两者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一评述和新的阐释,只是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提出以下认识:
(1)就目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还不可能建立起完全开放型的高师教育培养制度,而是以封闭的、定向型为主,开放型来提供补充,定向型和非定向型并存;
(2)既然允许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培养,就应该鼓励部分有条件的高师院校发挥学科优势,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
(3)高师院校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在不占用师范教育资源的前提下,适当设置非师范专业不应受到过多的限制;
(4)正如有人所认为:高师院校的师范性和学术性并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不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而是辩证的统一,即师范性是指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师范专业特色,学术性则是指具有强烈师范专业特色的学术水平[7,8]。高师院校可以充分发挥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通过培养和培训高层次的人才,为基础教育部门乃至非师范高校部门提供全面的服务。目前,许多高师院校开办的“教育硕士”课程班便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创新,它在实践中已显示出美好的前景和巨大的开发潜力;
(5)教师和教育管理干部的在职培训是高师院校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实行开放型高师教育培养体制后,高师院校可以适当注意重心的后移,加强培训职能。而培训职能的加强,势必牵涉到职前在职教育制度的变革。
3.关于高师教育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的一体化改革
如前所述,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的严重分离是影响当前我国高师教育培养质量和效益的制度障碍所在,克服这一障碍的有效途径是探索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改革。所谓教师教育一体化就是适应社会和教育的改革要求,针对现有师范教育中职前在职隔离、体制机构各自为政、教育重叠交叉、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据终身教育思想、教师职业生涯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试图构建一个体系完善、机构合理、内容科学的一体化教师教育模式。
我国实行职前在职一体化就要打破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建立协调统一的领导关系。一体化的改革在于打破不同隶属关系的教育学院与高师院校间相互独立,自成体系的管理格局。通过理顺不同主管部门的关系,对同一地区,不同院校实行一体化的管理;一体化的根本落实在于机构的调整,如机构的联合或合并形式,但这种调整如合并形式并非简单的合并,必须经过内部结构调整和资源的重组,使之整合为一体,同时能够既发挥培养功能,又更有效地提供培训服务;合并后的机构还具有雄厚的研究实力,成为教育研究、教育改革实验的中心,并保持学术上的领先性;与中小学校间建立其亲密的伙伴关系;调整后的机构是教师教育的主体,但不垄断教师教育;在培养和培训内容上,一体化强调针对教师个体专业发展的需求,设计一体化的教师教育内容。对不同职业阶段的教师个体,根据需要加强培养和提供培训;先整合后分流,建设一体化的教育师资队伍。机构调整前不同机构的教师在理论和实践上各有优势,实行一体化在于使双方通过取长补短,形成整体的教育优势[9]。
实施教师教育一体化改革是今后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目前,上海、河北、广东和青海等省市已率先进行省(市)教育学院与师范大学合并的尝试。经过反复论证和一年多的筹备、协调,上海市于1998年9月将市属两所教育学院和一所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相信这些地区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会为我国高师教育制度变革提供值得借鉴的经验。
资料:
[1][6]《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95)》,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
[2]叶澜:“转变观念、开拓发展空间——论当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年第5期。
[3]马超山:“浅谈中国师范教育体制的变革趋势”,《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5期。
[4]马钦荣、范国睿:“上海师范教育改革的新趋势: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一体化”,《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5期。
[5]参阅夏人青:“试论‘定向型’师范教育体制的生存条件及其启示”,《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1年第2期
[7]参见叶澜:“转变观念、拓展发展空间——论当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年第5期。
(一)现实表征:职业论与专业论的张力失范
第一,课程目标和课程评价的偏颇。由于社会的认识,人们的观念等原因普遍将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定位于专业教育的淘汰者,认为该群体接受专业教育知识体系的学习甚为困难,即不具备再继续接受专业教育的条件。基于此,职业教育课程的目标和评价标准便定位于授受职业技能,以保障学生基本的社会生存能力实现。第二,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的欠缺。职业教育课程更多地是关注学生的职业能力,注重工作任务操作化技能的训练,并通过反复的实践训练形成职业经验和职业能力,但却极少关注学生作为“社会职业人”的职业素养,也极少提供共性知识的储备学习,所以导致学生上岗快但技能的迁移性差。第三,课程结构的失衡。为了彰显职业院校职业性的特点,不少院校非理性提高实践课程和理论课程、专业课程和人文课程的课时设置比例,导致课程结构出现失衡。这种失衡表现为职业论的功利性和专业论的基础性之间的张力失范。
(二)表层冲突:研究范式的二元对立
课程研究范式二元对立思维一直就存在,由于研究者自身经历、研究信仰和教育背景不同,其往往认为某一种研究方法更适合职业课程研究,而对其他的研究范式存在偏见。实际上,职业教育课程研究范式不是永恒的、绝对的,任何一种范式的合理性强调到极致而完全排斥其他的研究范式都是片面的,同样推行任何一种研究范式的霸权也都是有害的。首先,从方法论的历史来看,一个研究范式的出现,其应用范围和精确性都是有限的。某种范式之所以获得重要地位是因为“它们比它们的竞争对手能更成功地解决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为实践者团体认识到是最为重要的。”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的复杂化,范式的普适性受到挑战,对于新问题,旧的研究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而当新的研究方式获得研究群体的认可之后,旧的范式就被新的取代。其次,从研究主体来看,课程研究方法的范式是被“研究共同体”接受和认可的,研究方法范式的选择受研究传统、社会需求、研究者认识上的偏见或局限等方面的限制,是“生活世界的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课程研究方法的范式并不是价值无涉。“人的任何思想和见解都包含着一种任意的、偶然的要素,这种要素依赖于个人的状况、能力和爱好给个人设置的限制。即人的任何思想和见解都包含着一种错误的要素”。最后,从职业教育课程研究的特点来看,“人”作为课程研究的主体,其复杂性决定了课程研究的复杂性。在课程研究中,如果试图用单一的研究范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同样推行某一种范式而排斥其他可以使用的范式,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将复杂的课程问题简单化。
(三)深层冲突:社会需求与个体发展取向异化
职业教育课程作为教育实践的载体,承载着传承社会文明、服务区域经济等社会价值,同时还应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等个体价值。但满足个体发展的需要和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使得职业教育课程理念定位摇摆不定,因此设计出的课程体系也大相径庭。实际上,只重视职业课程社会价值的职业院校,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目标来设计和实施课程,或者依据行业企业需求开发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导向的课程,这样建构而成的课程具有明显的社会服务性和产业对接性。而大多数职业院校的课程也多定位于满足这样的社会需求,把学生培养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人”,把学生的塑造溶于社会价值建构之中,甚至牺牲个人的发展单纯满足社会需求。而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虽然和普通教育在培养方式上有所差异,其宗旨应该一样的。从人学视角出发,“职业教育课程的目的在于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使受教育者具备应对社会职业流动和社会职业变迁的综合能力,并养成真、善、美的完美人格”。于是不少职业院校为了平衡对社会需求的过度追捧,又将职业课程理念定位于个人本位的取向,针对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需求情况来建构学科体系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培养具有通用性素养的职业人。但这样的课程体系虽然符合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宗旨,却又忽略职业教育的特质。课程设计如何在社会需求与个体发展之间取得平衡状态,确实是课程研究者们值得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二、职业教育课程范式的转换
职业院校的课程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务之急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问题,即职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矛盾问题。二是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三是课程改革的路径问题。而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课程改革的知识论问题,即职业院校究竟应该传授什么样的知识,这些知识又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所以职业教育课程范式的转换,首先表现为知识存在范式的转换。
(一)课程知识存在范式的转换: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
到目前为止,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主要是依据职业岗位的工作任务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课程开发的逻辑起点在岗位的工作任务而不是学科的系统知识,其基本逻辑是“先明确学生能够做什么,再根据要求推定他们知道的”,而不是“先让他们系统地学习相关知识,然后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这表明职业教育课程知识包含两条基本观点:第一,职业教育课程首先学习的内容是工作任务,而专业教育课程首先学习的是系统知识。第二,职业教育课程中的知识是与任务相关的方式进行选择和组织的,而不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关系组织的。而职业教育课程之所以以工作任务为主要学习内容,是因为在职业活动中,知识与工作任务之间本身就存在明确联系:(1)职业活动中的工作任务是相对确定的。(2)工作任务的确定性程度,决定了其所需知识的确定性程度。也就是说传统职业知识的存在范式表现为工作任务与职业知识关系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使得职业课程与专业课程成功区分开来。而随着技术的革新,生产组织模式的改变,当前职业活动中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当这种不确定性达到一定程度时,职业活动与专业活动之间的界限便趋于模糊。也就是说新时期职业课程中工作任务的确定性在逐渐销蚀。工作任务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为工作结果的不确定性,即工作任务的名称表述虽然相同,但工作结果可能不同。当这种不确定性达到一定程度后,便使得职业性工作任务具有了专业性成分,并且与专业性工作任务呈现交融状态。基于此,新时期职业知识的存在范式表现为工作任务确定性的销蚀。而工作任务确定性的销蚀,要求从业者掌握与该项工作任务更为广泛的知识,而这个广泛性知识又包括几个方面:第一,表现为对广泛的普适性知识的掌握。第二,表现为对原理性知识的掌握。第三,表现为经验性知识的储备。
(二)课程研究方法范式的转换:线性研究转向复杂研究
职业教育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一直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式,其研究范式都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从最初的思辨研究范式、实证研究范式、量的研究范式到质的研究范式,每种研究范式都有着自己特定的时代特征及适合的场域,但同时每种研究范式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以往研究者所秉持的思辨与实证、质与量的二元对立思维严重阻碍着不同研究群体的对话与交流。实际上,职业教育现象、职业教育问题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单一的范式很难解决职业教育研究中的问题。因此,职业教育课程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必须从单一的、线性的研究范式转向复杂的、多元的研究范式。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它们在推动科学研究的复杂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复杂性科学的形成,伴随而来的便是复杂性研究范式的兴起。复杂性研究范式以“非线性、不确定性、自组织性和涌现性”为特征,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同时复杂性研究并不是对立范式之间的简单糅合,它对不同研究范式的整合有其内在的逻辑。虽然目前复杂性研究在职业教育课程建设的具体方面贡献并不大,也还没有在对经典研究范式“破”的基础上“立”起来,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理念状态,但复杂性研究范式为职业教育课程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思维,必然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课程的发展与优化。
(三)课程理念引领范式的转换:冲突到融合
职业教育课程理念引领范式的树立应该消融专业论与职业论的内在张力,弥合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取向冲突,建构以人本主义课程观为纲、融合为目的的职业教育课程行动体系。以人本主义课程观为纲,是因为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课程理念选择的冲突使得课程研究者处于迷茫、混沌的状态,而人本主义则为之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有学者明确指出,人本主义逐渐将现代职业教育课程观导向合理的哲学范式。这是因为人本主义职业教育课程观重视受教育者全域价值的实现,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价值的人本关照,避免单向度训练的泛化;第二,课程权利的人性自由,提防学科体系课程的霸权;第三,课程内容的人本渗透,避免单纯的工具理性至上;第四,课程实施过程的人本回归,挽回职业教育实践价值的缺位;第五,课程评价的人本关照,合理运用多种评价方式。以融合为目的是试图借用中庸的思想——“执两用中”,既不单向度趋附于某一种价值取向,也不完全排斥另一种价值取向的合理性,而是根据职业教育课程的具体情况,形成具有预设性、生成性等特征的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间性”调和区域。而“间性”调和区域对建构职业教育课程行动体系具有操作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内容的选择方面,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应整合岗位职业知识、学术知识、企业生产一线所需要的实践知识。第二,课程体系设置序列方面。依据职业课程的规律,现行职业院校开设的课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类:经验主导、职业能力培养课程,科学文化素质课程,思想政治课程,身心健康课程,学历达标课程(英语、计算机等)。根据这五类课程的不同性质,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在设置时,既要兼顾职业技能的训练、受教育者的认知心理,还要考虑到个体发展性职业素养的培养。于是最终将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分为职业课程和通识课程,职业课程又包含职业专业课程和职业通用课程。这种序化的课程行动体系使得职业教育课程不偏废职业技能训练,也不缺失个体认知的人文关怀。第三,“间性”调和区域还可以运用于实习、实训等实践性教学环节。
三、结语
作者:黄玉梅 单位: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课程的实践性与实验场地不足存在的矛盾《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中涉及许多操作实验,如“现代教学媒体与环境”一章涉及到许多现代设备,而实验设备的场地和仪器面向学生教学的却没有。这样本来以培养操作能力为特色的课程变成理论讲授和课件模拟演示,先进教学媒体和环境的实际操作环节不能落实。为了解决现代教育技术课程面临的问题和矛盾,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教育技术能力,现对教育技术能力培养模式进行探讨。是构建新的课程培养体系新课程体系由“必修课+技能实训课程”组成。必修课有模块现代教育技术概述;教育信息资源的获取与处理、多媒体素材的采集、编辑和处理;信息化教学模式;信息代教学设计等,技能实训课程有现代教学媒体与应用环境;教学课件的设计与制作、摄影与摄像、常用媒体的使用与维护等。调整《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教学内容根据《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中教师能力标准的四个维度(意识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应用与创新、社会责任),十四个一级指标以及N个概要绩效指标调整课程内容。分别编制适合我院五年制、三年制以及公共课的教材。根据五年制、三年制能及公共课的学生精心选择适合的内容,教材内容应突出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如《标准》里规定的掌握信息检索、加工与利用的方法;掌握常见教学媒体选择与开发的方法;掌握教学系统设计的一般方法;掌握教学资源管理、教学过程管理和项目管理的方法;掌握教学媒体、教学资源、教学过程与教学效果的评价方法。加强现代教育技术课与计算机课、学科教学论等相关课程的整合与衔接教育技术能力培养目标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所以很难通过教育技术一门课程来实现。
现代教育技术课程有的章节的学习是需要其他课程做基础的,要加强师范生教育技术能力培养的有效性,必须与相关课程进行整合和衔接。1.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与计算机类课程的衔接为培养大学生信息素养,院校各专业至少开设了两门计算机类课程。教育技术课程与计算机类课程有的目标重叠,有的计算机课程是现代教育技术课程的基础,所以加强此两类课程的整合和衔接非常有必要。这要求在制定师范生计算机基础课程大纲时,就考虑到教育技术课程中“信息技术与教育”、“多媒体课件开发”、“学习网站设计”等章节内容,先开设计算机基础课,再安排教育技术课以及课程的内容和学时。2.现代教育技术课与学科教学论课程的整合根据我师范学院开设的专业开设学科教学论课程,使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与学科教学论课程有机整合。把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中教学设计模块作为两门课程整合的重点,此模块的教学任务由两科教师共同完成。在学科教学论教学中引入现代教育技术的思想、方法,适当调整该课程的教学内容,鼓励和引导学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方法设计和组织学科教学,提高学生学科教学水平。在教育技术能力培养中以学科教学论课程为教育技术的学习和应用的独特平台,学生在教育技术课中学到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都能在学科教学论课中加以实践应用,与学科的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内化为真正的教学技能。建立基于校园网的教育技术学习平台在学校的校园网上建立教育技术学习平台,延伸和拓展现代教育技术课堂教学,为开展学生自主学习,探究性学习提供帮助和支持。教育技术平台包括以下模块:1.在教育技术平台上分模块开设网络课程,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2.建立网上虚拟实验室,使学生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平台掌握现代教学媒体和现代教学设备的使用技术和操作技能。3.建立网教育资源库,包括优秀教育技术课件,优秀教学设计案例,各高校教育技术精品课程的链接网址等,为学生制作多媒体课件,编写教学设计方案提供素材帮助。4.开辟现代教育技术答疑讨论专区,让师生共同参与讨论。教育技术能力培养与教育实习有机整合教育技术以技术先进性与实践性为特点,教育技术能力的培养应该多层次,多渠道,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
每年我院师范生在毕业前都要进行校外实习,通过教学实习,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可以发挥教育技术在实习中的作用,将教育技术能力的培养与教育实习整合起来。教育技术教师参与教育实习的过程,在实习过程中,指导学生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来设计教学过程,制作教学课件,使用先进媒体等,提高学生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力。总之,师范生现代教育技术能力的培养模式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基础教育课程不断深入改革,学生信息水平不断提升,信息化环境不断改变,教育技术能力培养模式也要不断更新。要依据每个学校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师范生的现代教育技术能力。
关键词:农村教育;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返贫”现象
人们一般把新教师入职前的专业素养匮乏视为贫困,把他们入职后经过努力适应了教育工作视为“脱贫”,把他们在此之后出现的难以适应职业发展需要的专业素养匮乏的现象称为“返贫”。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返贫”并不鲜见,而且有日渐扩大的倾向。导致他们专业发展历程中出现“返贫”现象的主要因素有: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延迟滞后、农村青年教师的职业生存状态较差、青年教师的职业性向偏失及终身学习的观念和行动的缺失。针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返贫”现象的成因,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来预防、延缓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返贫”现象,直至消除“返贫”现象。
一、追求实效性,精心打造青年教师培训的终极目标
着眼于教师素质的整体性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举办的多种层次、多个专题的教师培训活动在帮助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扩展理论视野、提升教育经验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引导价值。但是,上述培训模式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未必有现实作用,原因在于:农村小学青年教师面临的实践问题远多于理论问题,相对宏观的政策、理论、理念的培训,不如引导他们对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案例研讨;教育行政培训大多要教师集中异地、暂离岗位,或多或少带有“权利”“福利”色彩,其分布机会就不会均衡分配给农村小学青年教师;专门为青年教师举办的培训,因为涉及到学科面广、人员众多,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考核机制,难以保证培训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此,追求实效性,仍然是当前很多培训特别是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培训不该放弃的终极目标。这里的实效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培训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理论认识的深化、教育理念的革新、职业性向的发展有切实的效果。在相对“务虚”的层面上有实效;另一方面是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有切实的作用,在相对“务实”的层面上有实效。前者要求“务虚”型培训应以先期调研为基础,切准教师教育理论需求脉搏,找准他们教育理论的短板,从青年教师的教育观念转变、教育理念提升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部门工作需要出发开展培训。此外。教育思想的更新与转化,与职业兴趣、职业理想等有密切关系,因而,培训青年教师不仅要着眼于教育观念的持续发展,还要从政治思想、职业道德、职业性向等方面全面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后者则要求“务实”型培训应该针对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具体教育教学问题,围绕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教育研究和民间团队建设等方面落实推动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事务,将培训与青年教师的校本培养结合起来,如与“青蓝工程”中的“老带新”、青年项目的扶持与调控、同事交流与合作的推进等结合起来。无论是教学主题的培训、班级管理主题的培训,还是教育研究主题的培训,都应以理论指导实践的适切性、案例分析改善的直观性、研究方法程序的可操作性为原则选择学习和研讨的主要内容,切实提高青年教师应对教育教学问题的素养和能力。
二、保持内隐性,行政调控青年教师的民间话语表达
青年教师培养,人们习惯上认为这是行政话语;青年教师成长,人们习惯上认为这是民间话语。二者话语意味表层上的对立导致了来自行政和民间两方面的偏差。行政话语掌握着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控制权,其关注的问题可能与民间话语关注的问题存在差异,比如:过分凸显行政需要,强化用制度驱使青年教师承担繁重的业务;一味聚焦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忽视了青年教师群体的成长需要;等等。与此相对,民间话语往往作为行政系统的相对面,在不被行政话语认同的无奈中,以一种消极适应、主动避开甚至有意识拒绝的方式,在青年教师群体中蔓延开来。离开了行政力量的扶持。青年教师的民间成长方式效益低缓。
这样的现状呼唤对行政力量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行政系统作为强势方,应该主动运作引导。为青年教师专业成长中民间话语的力量向学校事业发展轨道靠拢提供合适的平台、有效的机制。为避免过于强调权力影响产生的矛盾及弊端。行政力量要善于转换角色,把对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显性话语权转变为隐性话语权,从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转为引导、启发、支持、遴选的间接控制,通过资助民间团队、鼓励教师合作、提供开拓空间等方式,推动青年教师根据自己爱好、特长或理想追求实现专业成长,使青年教师得到充分理解和支持,并乐于将个人成长与行政愿景保持一致。从而获得民间话语与行政力量的良性合力。
当前农村青年教师的民间交流,远比官方提供的交流平台要丰富得多,如QQ群、教学沙龙、远程互助、结为民间师徒(相对于行政的“青蓝工程”中的“师徒”而言)、教师假期联盟、教育博客交流、QQ空间、专业论坛等。这些交流有很鲜明的圈子化、私人化色彩。交流的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教育教学的审视反思,也有教育研究的经验心得;既有对行政系统的评价批评,也有对个人生存状态的牢骚不满;既有闪光的思想火花、深刻睿智的智慧见解,也有只见一叶的偏激片面之词、消极倦怠的心态宣泄甚而有不合时宜的指责谩骂。显然,这些民间话语对青年教师的影响是多重的、复杂的,行政系统如果漠视或者以“教师私事,不好干涉”的借口逃避,显然忽视了这股力量的现实作用。行政部门可以倡议某一区域内的学校之间建立民间交流组织,并提供时间空间、必须的物质条件和服务支持,将民间交流逐渐导引到教育教学工作的主题化。
行政管理部门对民间话语的隐性调控方式还有很多。针对学校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关学校发展的事项,学校可以采用项目招标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的参与,提供资金、人力、研究便利等方面的支撑;由骨干青年教师以个人名义举办教育交流小组、成立教学研究团队或举办专业发展沙龙,动员民间力量承担组织管理职责,青年行政领导有意识地作为成员参与,以身作则力行研究,接受团队的规约,融入青年教师群体;行政领导申请QQ账号、建立BBS论坛等,邀请青年教师参与交流、讨论;等等。这些方式、途径和平台均能为行政隐性调控民间力量提供不容易引发防范与对立情绪的机会,获得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的效果。
三、凸显文化性,引导青年教师参与并建构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学校的建构无疑为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铺设了一条通往熟手教师、专家型教师的道路,许多教师带着热情投入学习活动,理论视野、理论深度都有所拓展,但是很快学习热情消退。农村青年教师出现学习倦怠的主要原因有:把普遍性的教育理论用于指导真实情境中的教育实践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期,需要教师能够处理理论未涉及到的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处于积累期的青年教师来说,这一要求难度较大,容易打消教师的学习信心;群体性的理论学习共性鲜明,过于丰富的理论信息形成了“混沌效应”,使青年教师丧失了自主反思的机会,以致产生茫然和无所适从感;非团队型的、松散型的学习方式影响了内在凝聚力的形成。
上述情况提示我们,仅有行政倡导的学习制度与内容是不够的,必须考虑更为深层的动力和长效的支持力。向前延伸一步,行政系统就必须思考学习文化的构建问题。学习型学校对青年教师能够产生长效推动力是基于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基础上确立的共同愿景,它可以激发青年教师的学习意志力,并获得持续的动力。愿景可以是关系学校整体发展的,也可以是每一小学习团队的,还可以是青年教师自主确立的。不管哪一个层面的愿景,都要有引领青年教师自主学习、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潜在功能。如果不重视以共同愿景作为导引,不仅教师的学习行为是短暂的,而且学习引发教师的思考也是不系统的。
一旦愿景得到确认,学习型学校的文化建设就要考虑塑造青年教师开展学习的主体心态和主体行为。青年教师的学习心态、学习行为是通过眼界、情趣、取向和交流等方式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教材使用和对农村的适用性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面向农村因地制宜开发课程资源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推动农村儿童健康成长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倾向于埋头勤学、深入思索,有些青年教师以做导学、以学促做,有些青年教师善于思辨能够高屋建瓴……无论哪一种行为方式,只要能够围绕共同愿景,带着推动教育实践、改善教育行为、提高专业素养的心态、精神,就蕴含着青年教师的价值追求,就蕴含着最有活力的文化因素。显然,塑造这样的学习文化,需要学校领导具备高瞻远瞩的眼界、开放博大的胸怀和奖掖青年的魄力,以鼓励青年教师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不懈学习。
四、鼓励开拓性,让青年教师拥有教育“试验田”
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新课程改革给教师思想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深度和力度。在这一改革历程中,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到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模式的影响,教学反思、同伴合作、专家引领的观念深入人心,其倡导的专业发展实践模式也被青年教师身体力行。但是,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也隐藏其中。一是一些农村小学青年教师对课程改革移植、吸收、借鉴的新理念、新概念、新术语、新说法奉若圭臬,忽视了本土概念的创生,制约了自身的观念创新、思想创新的意识与能力;二是新课程改革推出的基本策略是,首先在试验区开展改革试点,推出成熟的课型、经验后逐步推广,继而扩展到全国范围。各类教学比赛与成果展示推出的成功范例成为农村小学青年教师学习借鉴的范本,教育行政、各级专家常常用与“成功课型”的距离远近、与课改主流话语价值取向的贴近程度来衡量青年教师教学是否合乎新课程理念,课堂教学是否成功。长此以往,被主流话语认可的课改经验笼罩了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教学改革实践,自上而下的权威压倒了青年教师探索的自主性和勇气,行政手段的推进局限了青年教师独立改革实验的空间和可能。一句话。宏观改革背景下,青年教师作为未来力量的主体,其个人思考、个体试验、个性提升的权利被忽视了。三是对于正在成长期的青年教师,“试误”的机会对他们走向成熟是不可或缺的,但对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功利性要求剥夺了这些机会。
中国现代师范教育源于之后,最早成立的师范教育机构当数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于1897年所设的师范院,而真正开启高等师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师范馆。历经了艰难历程而形成的以各级各类正规师范教育为主体、多种教育机构参与的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多元化的我国师范教育体系,正负担着世界最大规模基础教育师资的培训任务,仅1980年至今,已为中小学培养教师近700万,接受学历培训教师500余万,在师资培训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国师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国家政策的产物。因而,师范教育的成败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关键。
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及师范教育的世纪走向
中国基础教育规模巨大,学生近三亿,教师逾千万。走向新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发生了新的变化,称“三大乐曲大协奏”:即从上学型转向普及型,从普及型转向精英人才型,从少数英才模式转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现在,三种转型同时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交叉作用着,这就促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呈现新的走向。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人员的多样化流动,师范教育也相应进行了多种改革尝试。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从政策上确认允许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中国师范教育自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单一定向型体系被打破,呈现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单一的师范院校定向培养转向多类型院校培养,从正规院校培养转向学校培养与社会培训相结合,从学校培养转向正规培养与国家认证相结合;
第二,从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分别实施到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再到职前培养与职后培养一体化。
这两种变革使师范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前者使师范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在体现国家对资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强化培养形式的开放与汇集多样的优秀人才;后者使师范教育职能趋于一体化,使教师教育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国家则能集中财力和人力建设重点师范教育培训中心,从而较好地提高教师培训水平。多元化体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办好师范教育,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而职能的一体化则有利于重点投资,并强化培训职能,提高师范教育水平,适应普及型英才教育对高水平的师资需要。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转变师范院校只管职前教育,对在职教师现状不能或过少参与的状况,以及解决教育学院仅服务于教师在职进修,学科建设水准过低,教师教育后续力量不足等问题。
二、当前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问题
中国师范教育早期学习日本模式,以定向培养为主,尔后学习美国模式,注重多元的一体化模式,即多种院校培养师资,但坚持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一体化进行,不设专门的在职教师进修机构。建国后,我国向苏联学习,建立起定向型双轨制的师范教育体系,即由专门师范教育机构定向培养教师,职前教育与在职教育双轨并行、互不相通。
1.封闭的定向型培养模式的政策问题
50年来,定向型双轨制师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这种体制保证了师资培养能按一定规格、一定计划进行,即使在教师职业不受重视,很少人愿为人师的特殊情况下,也能通过定向的培养和封闭的管理体制保证相应的培养计划得以实施;而且定向培养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师范教育,毕业生对教师工作较熟悉,易于适应中小学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师范教育却由于生源单一,特别是在教师工作不受重视的时期,报读师范专业的生源既少又差,师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响。政策性的保护造成的封闭又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发展性问题。这种政策以计划性、稳定性、保护性为出发点,在强制执行按计划培养教师情况下,特别是以所谓保持师范教育和教师队伍稳定性的旗号为由,通过提供相应的助学金,来框定教师从业不得改行,致使师范教育趋于单一性,只是为了培养教师,其余学术研究活动都被列为次要或辅,长久以往,导致师范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准日益降低,师范性越强的机构,科研水准也相应越低。最典型的是当数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机构。
2.错位的双轨制政策问题
师范教育双轨制是中国50年来最大的特点之一。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师范教育体系,即中等、专科、本科三级体系。1995年中国高等师范院校236所,其中专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万人增加到58.3万人;中等师范学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万人增加到84.8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养的新教师649万人。1997年教师培训系列的教育学院242所,在校学员21.4万人,教师进修学校2142所,在校学员51.6万人,从1980年到1997年已培训在职中小学教师482万人。现在40所高等师范学院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700余个;14所高等师范院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点120余个。但是这种不关连的双轨制,有明显的错位特征。对教师教育发展来说,职前培训只是为从事教师生涯打下一个系统的基础,对教师的整个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还应继续学习更新更高水平的东西。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必须是在比原先职前培训机构更高的水平上开展的高级教育。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各级教师的职后培训机构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学科建设,既无学位授权点,也缺乏较为完备的学术门类和学术梯队,教育和教学水准与正规职前教育机构有重大差别,甚至出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学士要到小学从事教学工作,那就必须到区级进修学校听某师范学校毕业的同龄人授课之怪事。这种错位的政策,给中国教师教育带来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在教育部门的许多文件中,只是给教育学院下达培训指标,而对这些机构的师资却很少有明确的要求。南方某省级教育学院,至2000底教育系还没有一名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也很低,连学士学位授权点也没有。而同一省的省级师范大学教育口(含心理学)已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一个一级学科授权点,另有两个博士授权点,10个硕士授权点,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超过教师总数的2/3。但是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校长上岗培训等都因政策规定由教育学院实施。
这种双轨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设想是,教师在大学本科已经把知识学好了,教育学院只须为他们传授一些临时的补充知识和技能。这也是苏联30年代双轨制模式出笼时的基本思路。这种设想带着某种想当然的成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倾向,更本质的是,政策基础是建立在农业经济时代,知识进化缓慢的情况之下。随着社会发展,这种早存在问题的教师教育政策,更加严重地阻碍着教师教育的进步,影响到中小学办学水平提高。新世纪的到来,不仅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层出不穷,一个本科生在校期间只是学习一般的基础性知识,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尤其是新知识主要在工作中、在继续教育中学习和获得,继续教育已从补充性教育转变为本科教育的继续和提升。随着80年代来的变革,一个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的知识寿命只有一年,现在中小学的一般知识和教育科学知识在5年间也被更新过半。只有提高继续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满足和提高教师教育水平。因此,中国师范教育政策应当有重大调整。
三、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政策定位
中国师范教育未来的政策走向应当是有利于网罗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质高、专业性强的教师队伍,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1.建构开放多元型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
80年代来,教师管理逐步走出封闭模式,一是教师来源多元化,吸收自学考试毕业生及其他院校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二是教师可以流向其他行业。政策实施的进程是缓慢的,但对师范教育发展起了重大影响,以往担心教师的转行会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实是流动使教师队伍活了起来,不仅人没有跑光,相反流动起了筛选、重组和聚汇人才的作用。实践证明,运用市场机制,推行开放、多元的教师教育体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要点。1998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允许综合大学建立教育学院,培养师资,这是使教师教育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转变。第二个政策定位是必须把正规培养和多样化提高结合起来,推行一套以正规培养为主,国家考证相结合的新体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教师。在实施这个政策时,国家管治下的正规教师教育始终是主流,在发展和提高师范院校(包括综合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水平的同时,允许并支持许多杰出人才进入教师行列,才能使教师队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一个涵义是强调国家对师范教育的管治。无论办学形式如何多样,体制如何多元,世界师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强国家一体化管治,把教师作为国家的代表来教育年轻一代,传播知识。许多迹象表明,尽管教育越来越自由,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国家不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严格,非常强调师范教育的质量要求。
一体化政策定位的第二个涵义是强调师范教育的职前与职后教育的一体化。从目前的课程一体化转变为机构一体化,即从强调师范院校教育要与教师今后发展相联系,到把师范院校与教育学院(校)的机构一体化,纳入共同建设和学科发展体系,这样师范院校职前教育就能真正成为今后发展的基础,使职前与职后培训、见习以及在职提高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变阶段性师范教育为终身的教师教育。双轨合并一体,可以使双方都获得新的职能,一方面使师范院校实现职能的全面转变,建构更加完整的师资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教育学院(校)得到本质的转型,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对部分县市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则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规师范院校的专业辐射力。今后所有的师资培训都在这一机构框架之下进行。
2.推动师资培养模式和教师专业形象转型
中国师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据新世纪教育发展特征,设计新型的教师专业形象和师资培训模式。第一,师范教育要与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随着科技发展,教师专业性和技术含量得到加强,这是世界发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导和鼓励进行教师专业技术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传授知识的专业技术,教学教育专业技术,运用新信息手段的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技术评定等级,实现教师专业培训中教育思想、专业知识与教育技术上的结合,使教师同医生等职业一样,必须经过严格专业训练方可为人师,彻底改变“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师培训模式应当吸收更多的技术内容,对教师进行更加专业的技术培训。教师除完成一般大学的专业培训之外,还应当进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师教育专业深造,这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修习一年课程者可获教师文凭,给予教师资格;二年课程合格者可获教育硕士,在竞争上岗之下可以获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课程合格并撰写出论文者可获学术硕士学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导未来教师专业目标。法国教育家J.维尔吸收了布鲁姆和G.德朗希尔教授的观点,提出教师发展的10项目标,来界定教师的职业内涵:认识学校的环境与学校的根本功能;认识学校的教育职能;具备传授教育教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认识教育对象;认识教育教学环境;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变化能力;培养探索能力;培养创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师范教育水平
中国师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应当是根据国家不同地区的情况,通过不同形式来提高师范教育水平。第一,从根本上提升师范院校办学水平,逐步从旧三级向新三级转化,即在近期内取消中师层次,建立以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三个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培养架构;未来目标是取消专科层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专业学习的教育文凭学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硕士及本科+3年的专业硕士的新的中小学师资培养架构。这样,小学及幼儿教师在专门本科学院培养,初中及高中主要是从第二、三、四个层次中吸收,当然也不排除让高层次人才进入中学或小学工作。取消中师层次后,部分边远地区的中师可以作为分校接受高一级学校的学术指导。第二,建立专门的以培养幼儿及小学教师的专业院校,强化综合性的培养特色,既体现小学及幼儿教师特点,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时也应建构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教育层次。第三,强化教师的专业水平,特别应大力吸取国际师资培养经验,建立教师考级制度。这种考级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评职称,而是在对教师进行新一轮培训或完成某种教育教学实践上的重要项目之后,进行的国家性考级,强调教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使教师从区县级到省市级再到国家级逐步发展,有利于教师有层次的深入发展,避免目前评职称带来的大锅饭现象,从而造就一批大师级的教师。第四,建立新的师范教育机构评估制度。鼓励教师培训机构整体提高自身素质,有层次地发展,适应时代对师资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教师教育成为最优秀的教育系列。
【参考文献】
[1]马立.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讲.香港教育学院.1999.
[2]江海燕、龚国勤、冯增俊主编.世纪之交师范教育面临的挑战——第二届粤港澳台教育论坛文选.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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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专科毕业论文范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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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诵读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范读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然而,教师的范读决非仅仅是朗读技巧的展示,而是对课文的理解和再阐述。因此,不同的课文就适用不同的范读主体和范读方式,范读使用方式的不同体现了教学方法的不同。
教师范读是指教师示范性的朗读。好的范读,是一把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让学生享受语言熏陶和艺术感染的同时,更能使师生间产生良性互动,让学生体会到他们自己难以品味和感悟的内容,促进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教师出色的范读,同时还能促进学生的朗读能力,大大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能力素养。
一、教师范读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1.提高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语言文字只是作者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媒介,而蕴藏在语言文字中的思想和情感,往往可意会却不能言传,必须通过声情并茂的朗读才能表达。虽然初中生已经形成一定的阅读习惯,可是他们的朗读能力仍然需要老师的精心引领。教师范读,正是教师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感悟和体验以最质朴、最直观、最生动的形式展现出来,给学生以激发与感染。
2.提高学生模仿力,提升把握情感的能力。学生读不出老师要求的情感表现力,其实并非是学生不能体会出课文的情感,而是不知如何用朗读去表达,这个时候就很需要教师精彩的范读。如朱自清的《背影》,通过老师范读,再让学生模仿练读,让学生逐步感受到一位逐渐苍老,不愿与儿子分别又不得不分别的父亲形象,丰富了学生对情感的把握,文中的情感自然就从学生口中汩汩而出。
3.提高学生的朗读技巧。老师的范读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学生朗读技巧的训练和指导。在准确、流利朗读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有感情的朗读,就必须用范读教给学生一些朗读的方法和技巧。让学生在教师语言、表情的引导下,掌握课文的重点句、段,提高整体的理解力,尤其要有意识的让学生注意朗读的节奏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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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读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1.序幕——阅读前的范读。学生在初学课文时会感觉比较困难,此时教师的范读既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掌握生字词的读音,读通句子,增强语感,又能通过范读也展示了自身对文本的领悟,向学生暗示了这节课的教学目的和教师对他们的阅读期待。因此,阅读前的范读,教师要以情感渲染为范读主调,以激发学生学生兴趣为范读目的,为学好全好铺垫。
2.发展与——阅读中的范读。授课过程中的范读,要重在指导。由于学生个体间对课文的感悟能力和情感体验能力尚有差别,齐声朗读无法体现个体的感受,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对重点段落或特殊句子的范读,可以起到推、助的作用,有助于学生掌握句子的朗读技巧和朗读规律,同时也使他们对课文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在范读中教师要注意停顿、重音、速度和语气这些朗读技巧的指导和传授。①适当的停顿。停顿指语言进行中词语或语句之间声音的间隙,它不仅是人们在朗读时换气的需要,还是表情达意的需要。教师在范读的时候就应注意这些停顿,在恰当的地方停顿,从而指导学生体会句中的情感。②合适的重音。重音,指在句子中某些词语读得比较重一些。教师在范读时要注意对需要突出某种感情的词语要读的重一些。如《最后一课》中讲到韩麦尔先生柔和又严肃地说“……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小弗郎士感慨到“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时,教师在范读应注意将“最后”读成重音,加以适当强调,从而更好的表现出韩麦尔先生和小弗郎士对这“最后一课”的无比珍惜,让学生在老师的范读中感受他们心灵、情感的悸动。③一定的速度。速度指朗读节奏的快慢缓急。教师可以通过朗读时速度的控制,来表达激动、兴奋、沉重、悲痛或平静、庄重的情感。如教授《海燕》一课时,当读到暴风雨逼近时,海燕勇敢的与风浪搏击,教师在范读时就应注意节奏的控制,适当的加快朗读速度,以表现海燕与暴风雨搏斗时的勇敢精神,和它们必胜的信心。④适当的语气,语气指表达各种不同思想感情的口气,即语调的升降抑扬。教师在范读时需把握好文章的感情,在朗读时把这种语气和感情朗读出来,让学生在教师的范读中更深切的体会文章所表达的情感。
3.回味——阅读后的范读。学生学完全文后,教师再次声情并茂的范读,有利于学生对课文的巩固和整理,深化文章的思想感情,给学生以审美的熏陶。这时既可以是全文性范读,也可以片断性范读,其目的在引导学生整理全文,欣赏课文精彩之处。
三、范读在课堂教学中的方法选择
1.全文统一式范读。有些文章,特别是短小精悍的文章,往往可以采取全文范读的方法。让学生能从整体上把握文章的情感和思想。如《天净沙·秋思》和《沁园春·雪》之类的词,全文的范读有利于完整的让学生体会作者在文本中所体现的思想情感。
2.重点启迪式范读。范读并不一定要整篇文章通读。当学生对文本难以理解或者难以深入体会的时候,教师可以通过范读引导学生无疑处求疑,探索新知识,激发学生的注意力和观察力。
3.审美熏陶式范读。培养健康审美情趣是语文教学承担的美育任务。中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情趣高尚、语言优美的美文,老师在范读时,可从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入手,运用有声的语言,将作品中不同的表情、语气、语调表达出来,充分发挥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总之,范读是学生理解课文的钥匙,是教师展视素质的舞台,是沟通师生的桥梁和纽带、是引导学生进入课堂“角色”的最佳手段。在教学过程中,范读作为展现课文场景最为直接的催化剂,为学生庄严地开启了艺术殿堂的大门。动情的朗读,能激发学生心灵的共鸣,使其思想上受到强烈的感染;在此基础上,再随教师一起有感情地朗读,实现与文本零距离的对话,最终寻觅到美的殿堂。
参考文献
[1]高玲.语文教学范读现状及对策[J].广西教育,2010,(1).
一、在名著阅读中获得真体验
(1)寓教于乐,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课外名著阅读,兴趣因素相当重要。阅读既有认识和教化作用,也有娱乐作用。就一般人的阅读经历来看,多数是从兴趣人门,才逐渐迷上读书的。一上来就对学生大谈作品的社会意义、艺术成就,很容易把学生吓退。激发学生的阅读热情,要重视开局的读物推荐。不但要根据大纲或我们向学生推荐的书目,更要针对学生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帮助他们选择那些思想性艺术性强,更要选趣味性强,与他们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情趣相适应的读物。因此,让学生先读《三国演义》、《巴黎圣母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作品情节曲折,可读性强,很容易吸引学生。当他们的阅读积累了一定的量,理解能力欣赏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之后,再指导他们读《红楼梦》、《呐喊》、《复活》、《老人与海》等寓意深刻的作品,就比较容易接受。
(2)可喜的阅读成果。以一个课题实验班为例,到高二上学期末,人均课外阅读文学名著8.27部。学生的视野非常开阔。有10人读过古典四大名著;42人读过《三国演义》,36人读过《水浒传》,36人读过《西游记》,27人读过《红楼梦》,26人读过《简爱》,24人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围城》、《呼啸山庄》、《鲁滨逊漂流记》、《傲慢与偏见》、《呐喊》、《家》、《儒林外史》、《子夜》、《老人与海》、《漂亮朋友》等也都是阅读人数比较多的。最受青睐的作家依次是鲁迅、莫泊桑、雨果、海明威、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契诃夫、马克·吐温等。最受欢迎的都是思想内容积极向上,健康高尚,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很多学生不但熟知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熟知书中的典型形象,而且在思想上受到良好的影响熏陶。了解作品,熟悉文学掌故,崇尚正直、善良的性格,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想境界。表现出良好的文学素养和美好的精神风貌。
二、在古典诗歌阅读中获得真感受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宋词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瑰丽的珍宝。缺少有意设计的零星的诗歌学习对学生的影响非常有限,而自觉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多层面的诗歌教育,才更有意义。对学生进行诗歌教育,既强调分阶段相对集中,更注意保持连续性,防止随意的散乱的偶然行为。我们设计在高一品读唐诗百首左右,高二品读唐宋词百首左右。品读的诗作都经过精心选择。尽量选择那些思想性艺术性都达到较高水平的经典诗歌作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形成由点连结成线,由线连结成网络的文学史的观念。注意量与度的把握。适量扩展,学生能够接受消化,防止过多过滥,影响课本的正常学习。所选作品力求能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兼顾的较高标准;同时还考虑到了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阅读欣赏偏好。对作品中一些不够健康的情调,及时正面引导。
对学生进行诗歌教育,有明确的目的,具体的内容和多样的方法。
(1)正确积极的思想影响。我国古典诗歌的主流是健康的向上的,在各个方面都放射着人文精神的光辉。
在指导学生品读这些诗作时,引导学生去发现这些美好的精神,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引导学生从李白的《丁都护歌》,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中感受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从杨炯的《古从军行》,高适的《燕歌行》等作品中感受诗人热烈澎湃的爱国激情,渴望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从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陈陶的《陇西行》,陆龟蒙的《新沙》等作品中体会诗人对统治者榨取万民膏血,不惜敲骨吸髓,以供自己穷奢极欲醉生梦死,为炫耀武功而穷兵默武的强烈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培养他们的平民意识和批判精神。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李贺的《马诗》中感受诗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深刻苦闷与强烈不平,感受诗人强烈而又独特的个性追求。从雍陶的《题情尽桥》,陈玉兰的《寄夫》等作品中感受诗人笔下深厚的亲情,纯洁的友情。从王维的《汉江临眺》,孟浩然的《临洞庭上张A相》等诗作中深人体会诗人所描绘的辽阔的山川风物,神奇的自然风光,感悟他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热爱自然的博襟。从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王驾的《社日》等五七言小诗中感受诗人热爱生活,悉心观察细小生活场景的独特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