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法律文本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一)职业教育说
法学职业教育以法律职业为基点,是一种重点培养法律职业伦理与基本技能的实务性法学教育。其目标定位于培养与当代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等各方面发展相适应的职业法律人才。
(二)素质教育说
法学素质教育又称之为通识教育,是一种以培养学生的法律专业知识、思维模式、共同职业信仰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技能等职业品质的教育。其目标定位于培养部分拥有较强的法律素质的法律通才。一般地,理论界关于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主要集中于“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两个方面。
二、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目标定位的反思
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定位是法学教育发展的基础与核心,它不仅提供了课程设置的思路与方向,还会对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产生直接影响。我国地方院校法学教育目标的定位应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民主法治的要求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21世纪是集素质、能力与知识于一体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所培养的法律人才必须是知识、素质与能力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这就决定了我国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既要注重素质教育,也要注重职业教育,要有机结合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使其培养的人才体现为“通才”与“专才”的结合。一方面,法学教育肩负着培养具备基础法学知识扎实、专业面宽、能力强和素质高的现代化法律人才的历史使命,该使命决定了其培养目标应定位为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各个区域尤其是广大西部地区急需社会管理型的通用法律人才,因此,地方院校要有机结合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将普及化与大众化教育向培养政府与学术精英转变。
三、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措施
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将国际法律教育与中国法律教育进行有机的结合,需要更新和转变教学理念,设置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并建立科学、灵活地法学培养教学制度和教育评价机制,具体的改革措施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转变教学理念,完善司法考试制度
一方面,地方院校应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把培养具备应对国家司法资格教育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并为市场输送合格的法律人才作为本科法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司法考试是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核心环节,因此要不断完善司法考试制度,要改革司法考试的内容与题型以科学考察学生的思维方式、逻辑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采取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查学生对法律条文与知识的理解程度以及运用法律条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构建综合素养高和专业技能强的优秀法学教学团队
法律职业化趋势下地方院校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一支既拥有合理的学历、年龄、职称与学缘结构,又具备团队协作精神和联合作战能力的优秀法学教学团队。团队中的每一位法学教师都要具备良好的师德、渊博的法学理论知识、过人的技能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辩论能力和人际交往技能等。要建立教师、司法实务部人员和法律研究人员三者之间的合理流动机制以强化法学教学团队的师资力量,不断提升教学的质量与水平,进而促进教学培养目标的实现。
(三)设置科学、完善的法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当前我国法学理论课程主要由宪法、法理学和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是选修课。其中,法理学主要教授学生关于法的概念、特征与本质等等基础法学理论知识以奠定后续法学学习的基础,中国法制史则主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国法制的演变发展历程以推进现代法律知识的学习。但是,当前我国法律制度大多是舶来品,因此,在开设法学理论课程时有必要添加德国民法典、英美法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罗马法的课程以了解这些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为了保证法学本科毕业生进入法院、监察员或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后能适应处理案件和各种法律事务的需要,地方院校应增加法律实践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收集、审查、判断与运用证据认定事实的能力。一般地,学校可以组织大一学生到法院旁听和访谈,组织大二、大三学生参加模拟审判、法律案件评析、书写法律文书等比赛来锻炼其处理具体案件的能力、语言表达和书写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针对大四学生可以采取法律援助和毕业实习的方式将其培养成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士。此外,地方院校还应开设法律职业伦理道德教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等相关学科,从而使学生具备作为未来法律人士所必须拥有的职业精神和自律意识,强化学生深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小结
绿色化工就是要在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进行技术上的加工,使得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化学化工。重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要坚持发展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以多种多样的高超技术加以研究。绿色化学前景的探索对于我们还任重道远。
【关键词】绿色化学化工;绿色概念;绿色化工产品;绿色环境;友好化学
引言
政府只有深入研究和发现各种绿色产品,探讨绿色化学化工,才能使出现的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对每一个问题的发生我们都要追根溯源,从根本上根除问题。绿色化学化工技术的应用,正在不断增多,我们要设计研究低公害,经济效益高的绿色产品,这就要求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选择适当的材料,例如新型的催化剂,溶剂,油漆等。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可持续发展条件,以废弃物作为原始原料,生产一些绿色化学化工产品。国家要想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就不要有自给自足的传统思想,否则将可能出现很严重的结果。在宣传方面要倡导绿色化学化工产品,这些产品的新生将会给化学史上增加一笔新的光彩。
环境与绿色这两个词是分不开的,绿色环境就是要把环境好好经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污染物大量出现,同时还有一部分人为了暴利不惜破坏环境,所以要研究出符合经济条件的绿色化学化工产品,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率。
一、绿色化学化工的重要性
(1)世界各国在发展建设过程中不断造成对环境的影响,例如泥石流,地震的频频发生,以致于对绿色化工越来越重视。
(2)绿色化学化工基本的问题是技术与人才问题,绿色化工可以很好的保护环境和带动一系列的化工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工业上起到经济效益好,实用性强的理念,还可以消除化工工业对社会和环境的各种影响。
(3)绿色化学化工具有一定的循环利用性,工业的加速发展,使得一些资源的利用率得到百分百的提高,绿色化学在国际上被称为是解决污染物的科学杀手。从目前看来,绿色化学化工前景广阔。
(4)化工上要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从观念上强化,在制造绿色产品方面,要有好的建设,制度要明确。
二、政府重视绿色化工技术和人才的教育培养
政府要主导绿色化工的技术发展,优化政策对于绿色环境的要求,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原则”,观念上要高效,经济实惠,简洁,建立一系列的新形势下政企的合作关系,国家政府要落实和扶持这一方面的有关条例。其中还要结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绿色化学化工产品,优化环境等有利条件。
加快建设对于绿色化学化工方面的人才,在国家的扶持下开发绿色化工的发展和服务。
国内先前在冶金、钢铁、矿类上的开发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发生,现在需要绿色化学化工产品的加入为这一类企业注入新的血液。在绿色化学化工产品的设计和建设中加入高技术的含量。
化学与化学工业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以前的原料,不可再生资源的危害,相信大家有目共睹,这些问题制约了国家化学工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是绿色化学化工的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对于这一方面,人才上要遵循科学发展的道路,要有着对未来前景的预测,人才具备这些才能很好的为国家和人民服务。学校培养人才研究,绿色化工的规划,研究论文,环保意识上,要深入到骨髓里。绿色化学代表了化学和化工学科的共同发展趋势和目标之一,即无论是化学还是化工,不仅要面对社会发展对环境、健康和能源等方面日益严格的要求。
三、绿色化工的前景预测
(1)我国企业主要是以工业化为主,所以绿色化学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作用,对推动我国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2)化学工业在教育方面,虽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还是可以培育一代代优秀工业人才,这些人才使得绿色化学化工业的发展加速。
(3)绿色化学观念上实施科学主义发展观,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原则。
(4)绿色化学含义的这种变化不仅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而且也使它所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广,越来越丰富。从它现在代表的意义来看,还可用环境友好化学、可持续发展、清洁生产等词汇来描述,在当今社会,环保,政治,国际上多方面的推动下,我们绿色工业发展前景相信会越来越广阔,也将会越来越好。
四、我国对于绿色化学化工上采用的战略
1、国家研究院建立了专门的机构,目前我国有很好的合成、催化绿色化学技术。如研究院的基础研究绿色化学合成,有机化学产品的检测和研究。
2、在战略实施上重视可再生资源,自然界中含有最多的木质素和纤维素的植物,有着一定的可再生资源,总结方案,在绿色化学化工的问题上采用更好的方案。
3、战略上要重视解决资源浪费的问题的发生,迅速推动国内的科学化工业的发展等,国际上对于绿色化工工业产品的溶剂,反应条件,催化剂等化学使用方法,对于高原子的组合,目标分子的研究,使绿色化学工业上保持了有效的功能外,同时让有害影响降到最低,体现了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结束语
从绿色化学化工的定义,原理研究的方向下,我国慢慢的展现了完整的绿色化学化工体系,以及国家人民对于绿色化学化工意识上的加强,但是目前还有很多方面不够健全,如发展速度很快,导致一些内部问题的发生,还有对于绿色化学化工的产品定位,望日后有更多推进绿色化学化工的方案。
参考文献
[1]麻生明.环境友好的合成化学.1999年科学发展报告[J]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01-105
关键词:转喻;转喻式翻译理论;法律文本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6.17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迅猛发展,学界开始讨论其与翻译学之间的关系。Shreve和Angelone[1]出版了《翻译与认知》,标志着认知翻译学逐步形成。谭业升曾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创造性翻译研究的几个核心问题,对认知翻译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做了有意义的探索[2]。王寅曾提倡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建构翻译理论的思路,提出“认知翻译观”和“认知翻译研究”的新兴边缘学科[3-4]。在认知翻译学框架下,一般认为,翻译与转喻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翻译的本质是转喻性的,是源语言与译入语之间的一种语言转换。Tymoczko曾提出“翻译转喻学”(metonymics of translation)和“翻译转喻”(metonymy of translation)等术语,并认为,翻译的转喻性主要体现在翻译的联系/创造(connection/creation)功能以及翻译的局部性(partiality)这两个方面[5]41-57。
作为一种特殊的语篇类型,法律文本的翻译也离不开这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法律文本具有正式性、严谨性、专业性、规范性等特点,法律翻译必须把握这种文体特征,使译文映现源语言的“味道”。对法律翻译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当属克罗地亚法律翻译学者Susan arcˇevic'。国内近十年法律翻译的兴盛与这位学者是分不开的。国内学者研究法律翻译的视角比较多样化,包括译者的创造性(黄巍[6])、法律交流原则(杜金榜[7])、翻译策略(张法连[8]、刘法公[9]、穆可娟[10])、语用视角(张新红、姜琳琳[11],马莉[12],韩健[13])、文化美学(王同军[14])等。纵观研究现状,学界基于认知角度对法律翻译的探讨着墨较少,鲜见认知转喻对翻译的研究路径。本文将在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其对法律翻译的指导作用,试图探索基于转喻式翻译理论的法律翻译策略。
一、转喻式翻译理论
涉及认知转喻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对比喻性语言的翻译上。从传统修辞学角度看,这种语言现象的翻译很少,因为转喻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格。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这种语言现象俯拾皆是,因为转喻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工具,在语言中无处不在。本文中的转喻式翻译理论(a metonym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把转喻视作后者。
英、汉语的词汇大多具有交集特征,意义仅部分等同,这就是造成“部分代整体、部分代部分、整体代部分”转喻机制的认知基础[4]20。Denroche进一步强化了翻译的转喻性本质,提出了转喻式翻译理论[15-16]。他将比喻性语言看作翻译可行性的基本对象,但它并不主要关注比喻性,而是重点关注源语文本与译文初稿、译文初稿与译文终稿之间紧密相关的意义转换。这种理论可为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新范式。依据这种理论,转喻处理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语言之间以及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之间的转喻关系使翻译成为可能。翻译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语际迁移阶段(从源语文本到译文初稿),二是语内修正阶段(从译文初稿到译文终稿)。这两个阶段具体包括:理解源语文本意义,对比源语与译入语,作出由转喻框架激活的词汇选择,修改译文初稿直至预期。翻译即是通过转喻关系处理这个过程。从源语文本到译文初稿充满了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而从译文初稿到译文终稿中某些句子的转换其实就是转喻转换。再到译文终稿中所做的词句微调,其旨在关注语篇连贯,也是转喻处理在发挥作用。
同样在2015年,常年关注隐喻能力的伯明翰大学教授Jeannette Littlemore在其新著《转喻――语言、思维与交际背后的“缩影”》中也谈及了转喻与翻译的关系,为转喻式翻译理论做了有益补充[17]。她指出,译者在将源语文本译成译入语文本时可能会涉及转喻表达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将这些转喻表达按照恰当的翻译策略译出。在国内,卢卫中曾专门研究了转喻的翻译策略,并指出,转喻的翻译可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译入语特有喻体翻译”、“源语喻体+喻标”、“源语喻体+注解”和“源语喻体的舍弃”等策略[18]。
简而言之,转喻式翻译理论认为,可以从转喻的视角界定翻译。具体来讲,包括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前者指具体转喻表达的翻译,其翻译策略要视语境而定,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翻译策略;后者意指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讲是转喻的,译文初稿与译文终稿之间的关系也是转喻的,这是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宏观把控与指导原则。
二、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作用
(一)转喻式翻译理论指导法律文本翻译的可行性
从微观上讲,鉴于法律文本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法律语言庄重、严肃等特征,在法律文本翻译中,译入语对源语的忠实性、一致性方面要高于其他类型的文本翻译。但是,过度强调法律翻译的忠实性与一致性势必会招致法律翻译过度直译之嫌。法律翻译译者一直在忠实于语言与忠实于法律内涵之间摇摆。尽管如此,鉴于英、汉两种法律语言的不同特征,进行双语转换时难免存在词汇在形式与意义上的部分等同,这即体现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喻机制。因此,从微观上讲,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有指导作用。
从宏观上讲,尽管法律翻译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相对较小,无须进行过多转换,法律翻译毕竟也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其中包括典型的句型转换。正如Susan arcˇevic'所说,法律翻译就是语言转换与法律转换同步进行的活动[19]。依据转喻式翻译理论,从源语到译入语以及从源语法律到译入语法律的这两种转换背后的认知机制即是转喻运作。这里的转喻即是发生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内的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认知操作,也包括发生在同一法律框架下源语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与译入语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之间的认知操作。正是由于转喻机制的潜在指导作用,促使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灵活把握法律翻译策略,合理运用符合译入语规范的句型,实现两种法律在语法、功能等层面上的一致性。因此,从宏观上讲,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译文:业主特此立约保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按合同规定的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总价,或支付合同规定的其他应支付的款项,以作为本工程施工、竣工及修补工程中缺陷的报酬。
源语中的“therein”是一个简化形式,代指“in the Works”。所以译文将其译为“工程中”,这种翻译方式体现了整体形式代部分形式的转喻关系,实现了译入语中法律语言的规范化。
例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它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译文:The Law of the PRC on Chinese-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Article 1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mits foreign companies, enterprises,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or individual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oreign parties) to incorporate themselv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o equity joint venture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enterprises or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hinese partie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subject to authoriz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上例中,针对同一个“中国”,汉语法律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译者将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译作“PRC”,将第二、三个译作“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这种译法体现了语言的多样化特征,“PRC”与“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部分形式代整体形式的关系。同时,依据“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策略,“PRC”的译法属于部分地直译,未能充分体现汉语法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严,可进行合理的转喻转换,并调整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对等性是体现转喻式翻译思路的重要依据,法律语言中也存在这种不对等性。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性造成了源语与译入语词汇之间存在部分代整体或整体代部分的转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多采用“译入语对应喻体”的翻译策略。
例5:各成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应避免对任何国家的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诉诸武力,应避免采用任何与联合国宗旨不一致的其他方式。
译文: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Purpo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上例中,源语中的“成员国”与译入语中的“Members”构成一种形式上的词汇缺失现象。一般来讲,“成员国”译作“member states”或者“member countries”,而译文则将其处理为“Members”,这种译法既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也切合了法律语言的简洁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部分形式代整体形式的转喻关系。
2.法律文本中句型的转喻翻译策略解析
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对等性不仅体现在词汇层面,也体现在句型方面,这种不对等性正是转喻式翻译理论的重要依据。汉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不能与英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完全对等,只有通过有效的转喻转换,才能达到法律文本翻译的标准。
第一,首尾互换的转喻转换。
为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规范,在必要情况下,需要调整源语的语序,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
例6: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 the General Assembly may recommend measures for the peaceful adjustment of any situation, regardless of origin, which it deems likely to impair the general welfare or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including situations resulting from a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harter setting forth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译文:对于联合国大会认为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或影响国家间友好关系的任何局势,包括因违背本确定的联合国宗旨和原则而造成的局势,无论什么原因,联合国大会可以提出和平调解的建议,但不得违背第12条的规定。
英文的语序讲究突出主题,把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如原文中的“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而在译入语中,则将其放在句末,这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该例中的语序转喻转换较好地体现了转喻式翻译理论的宏观指导作用。
例7:为规范公司付款管理,特制订本办法。
译文1: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payments, 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译文2: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payments in the company.
译文2的语序转换实现了译入语的通顺与连贯。
第二,句中成分的转喻转换。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互换不仅包括首尾互换,还体现在句子中的成分转换,这种转换既体现了法律语言的文体特征,也符合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原则。
例8:合营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应尽先在中国购买,也可由合营企业自筹外汇,直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摘自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译文1: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ould put the purchase of the required raw and semi-purcha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from Chinese resource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may also raise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to buy those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译文2:In its purchase of required raw and semi-proces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all give first priority to Chinese sources, but may also acquire them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法律语言的艰涩难懂,多“归功”于其包含的大量生僻少见的法律术语与复杂冗长的语法结构,没有一定法律常识的读者往往会望而却步。按照翻译的基本原则,法律语言在句法上应表现为结构简单、表意清晰。依据转喻式翻译理论,译者应时常提醒自己及时对第一稿的用词与句型进行合理的转喻转换,化繁为简,化散为整,以确保译文简洁易读的翻译效果。上例中,译文1是翻译初稿,全句使用了“put ”与“raise”两个并列谓语动词,突显了“尽先”与“筹”的动作,突显前者符合汉语法律试图表达的意思,而突显后者则有点“喧宾夺主”的意味。另外,“put”的宾语过长,有点臃肿。相比而言,译文2进行了一定的转喻转换,将这个宾语的位置转换到句首位置,并将“筹”的工作置后,转换为方式状语的做法既突出了源语主题,又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这样的转喻转换保持了源语法律的“本色”,又恰当地实现了语言的简洁,进而构建了译入语的连贯性。
三、结束语
法律文本是识别度较高的一种特殊文体,因此法律翻译译者需要同时具备较强的双语转换与法律转换的能力。法律翻译的开展需要多种翻译理论及策略的有效支持,本文中的转喻式翻译理论便是其中之一。研究表明,在转喻式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针对源语法律文本与译入语法律文本中的词汇意义或形式的缺失,应当按照“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策略进行翻译;针对双语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则需要根据语境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以保证源语法律文本与译入语法律文本的“本色”。当然,转喻式翻译理论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其对翻译的指导作用还需进一步细化。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对此理论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Gregory M. Shreve, Erik Angelone. Translation and Cognition[C].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10.
[2] 谭业升.认知翻译学探索: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3] 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 2005(5): 15-20.
[4] 王寅.认知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 2012(4): 17-23.
[5] Maria Tymoczko.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6] 黄巍.论法律翻译中的译者创造性[J].中国翻译, 2002(2): 41-43.
[7] 杜金榜.法律交流原则与法律翻译[J].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5(4): 11-14.
[8] 张法连.法律文体翻译基本原则探究[J].中国翻译, 2009(5): 72-76.
[9] 刘法公.论实现法律法规术语汉英译名统一的四种方法[J].中国翻译, 2013(5): 82-86.
[10] 穆可娟.英语汉译中的术语不可译及其处置[J].外语学刊, 2015(3): 111-114.
[11] 张新红,姜琳琳.论法律翻译的语用充实[J].外语研究, 2008(1): 21-29.
[12] 马莉.语用视角下的法律语言翻译[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4): 94-99.
[13] 韩健.合作原则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作用[J].外语学刊, 2014(5): 77-80.
[14] 王同军.文化视角下的法律翻译美学探讨[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2(3): 122-125.
[15] C. Denroche. Metonymic Processing: A Cognitive Ability Relevant to Translators, Editors and Teachers[G]//Giuseppe Mininni, Amelia Manuti.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Positive Effects and Ethical Perspectives. Milan: Francoangeli, 2012: 69-74.
[16] C. Denroche. Metonymy and Language: A New Theory of Linguistic Processing[M].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7] Jeannette Littlemore. Metonymy: Hidden Shortcuts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M].Cambridge: CUP, 2015.
[18] 卢卫中.转喻的理解与翻译[J].中国翻译, 2011(2): 64-67.
[19] Susan Susan arcˇevic'.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M].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
[20] 李克兴, 张新红.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2006.
[21] 赵军锋, 郑剑委.法律定义条款探析及其翻译策略[J].外语学刊, 2015(4): 110-115.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riting, we find that the writing of Das Kapital, in particular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economic writing, the deep creative spirit of the writer complet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reasonabl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spirit of humane care, so the Das Kapital with cultural form give birth to the factors of a variety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poetic field with content and form, and show the writing features with the harmoniou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en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writing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way.
关键词: 写作学;资本论;文化书写
Key words: writing;Das Kapital;cultural writing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5-0153-01
0 引言
就经济学的视角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就哲学的视角而言,它是思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写作学的视角而言,它也是一种文化文本的独特书写形态,是人类文明成果的诗性表达。
1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必要性
当前的诸多文化现象和事实已经充分地说明,资本及其原始积累活动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坚持文化研究的态度,从宏观的文化维度进一步研究和认识《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的文化书写的意义,从而推进这一文本在其他学科的接受和研究的进程。从写作学的角度看,无论就创作思想表达方式,还是创作的人文精神而言,对《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都是十分必要的。
统揽学术界六十年的研究轨迹,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对《资本论》只做单一的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容易造成对该著在当下中国语境所谓时过境迁意义上的判断失误。为此,我们以经济学和写作学的复合视点为切入,揭示作为文化文本形态而存在的《资本论》的书写特色,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科学地把握蕴藏于《资本论》的创作思想和书写特点。
2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进行写作学透视的可行性
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书写所涉及的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的表达,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劳动者个体私有制的表达,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表述,无不饱含对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关照。因此,我们以此为逻辑起点而对其进行的写作学透视便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可行性。
正基于此,从写作学与经济学的相结点出发,正如鲁迅将历史著作《史记》解读为无韵的文学文本《离骚》一般,参照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在把握了文本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点上,就可以把《资本论》的写作理解为由准备、加工、总合三个阶段构成的创作过程,可以理解为由思想理论体系、写作思维、表达形式等多个层面构成的文化文本,亦可理解为由现实、作家、文本、接受等四个要素所构成的文化活动,更可以理解为以前三个方面为基础的由内容(在人文关怀精神统辖下的理论建构)和形式(以理性的结构分析为手段的文本书写)相统一文化信息的合成体。
3 《资本论之资本原始积累》的写作特点
3.1 基于将《资本论》视为文化形态的文本的理解,从写作方法上来看,作者――马克思首先从理论和事实相统一的角度,将人的生存问题设置为理论书写的参照。他说,“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1]作者以神学中的创世说来类比原始积累,奠定了整篇文章的写作基调。作为全文的统领,此处关于人的诞生问题的引入建构了作者创作意识中人文关怀精神的生长点。把人的生存问题设立为理论书写的参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马克思理论书写的文化维度。马克思进一步写到,“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从文学书写的“典型塑造”的角度来引出对于英国资本主义书写的写作学意义,这样的写作方法既直指经济写作的主旨又完全符合一般写作的规律。
3.2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总体上讲是在质朴的写实中进行诗性还原,却不是滑向一般意义上呆板的经济写作[2]。淡化和疏导了读者感受资本之恶的郁结,客观上起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谓“卡塔西斯”的审美净化作用。为了延伸这种审美作用,以简洁的语言,形象地刻画了农村田园生活的突变;既强化了形式层面的画面感,也承载了内容表达上的厚重感。从被引用的意义上讲,萨默斯的话语已经被转化成了《资本论》的文本语言,增强了对于主体创作精神多元化表达的效果,从而凸现出对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分析中的诗意表达。
3.3 在内容与形式的相互生成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将对于人的关怀意识置于创作精神的圆心,进而辐射到下层社会的每个角落里的每一群体,既增加了思想的深度(质料因),又完善了写作的结构(形式因)[3]。马克思通过对亨利时期“法律对于人的规训和惩罚”(福柯语)的陈述,揭示出了资本的主体性形成所造成人的消亡的惨状。从主体介入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如同进行着对资本的考古研究,以旁观的、零度书写的角度,还原了“资本自从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事实;从文本结构来看,《资本论》的表层结构(一般论述性结构)和深层结构(观念和话语的组织与传达的构造)是相统一的,具有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出的文本结构的完整性。
4 结语
在国内研究不断深入的进程中,马克思理论文献的文本研究逐渐地变得重要起来了。《资本论》作为文化的文本,其宏大而又非形而上学的写作实践和审美视野大大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挖掘寓含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方法中的思想资源,对于指导年轻一代重新理解马克思思想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探讨其文本写作特色,对于纠正当前学术文章枯燥的思辨文风也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3][德]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173,462.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 Newmark)认为翻译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他在吸收其他翻译理论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语言功能中的三个主要功能:表达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呼唤功能(vocative function)。纽马克认为,采取何种类型的翻译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作者以及译者的交际意图,即翻译目的;二是文本类型(信息性质);三是读者类型(读者群)。他在Bühler-Jakobson 的语言功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的二分法。同时,他还详尽讨论了不同文本类型和翻译方法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切合实际的操作规则。
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翻译理论针对不同源语文本的风格、重点、中心及语言的类型等具体的特点,结合某一文本中新词和新义、不常见修辞、语义丧失处理、翻译单位的大小、译文与原文相对长度等具体功能分类,为翻译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操作的方法。
一、纽马克的文本论
文本类型简述:
纽马克的文本论模式运用了布勒的理论基础,并且参照了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Jakobson)的语言功能理论。雅各布森提出语言具有表情功能、信息功能、呼唤功能、美学功能、感应功能、元语言功能,其中前三类为语言的主要功能。纽马克根据这一语言功能分类,将所有的文本划分为三大类型: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呼唤型文本。
1、表达型文本
语言表达功能的核心在于说话者运用这些话语表达其思想感情,不去考虑读者的反应。纽马克认为,从翻译的目的看,典型的表达型文本有:
(1)严肃的文学作品,包括抒情诗、小说、戏剧等;
(2)权威性言论,主要有政治人物的政治演说及文件等,法律法规文献,公认的权威人物撰写的科学、哲学和学术著作。自传、散文及个人信函,当这些文本是作者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当读者背景模糊时,便属于表达型文本。
2、信息型文本
语言信息功能的核心所在是外部情况,即一个话题的全部信息,或者说语言之外的现实情况。典型的信息型文本可以涉及任何知识领域,其形式往往非常标准化,如教材、技术报告、报纸或杂志、学术论文、或会议记录等。如果是关于文学题材的文章,表达某种价值观或评判,或某作者具有较高的地位或是权威,那么也可被划为“表达型文本”。
3、呼唤型文本
呼唤型文本以读者群为中心,意在号召读者们按照作者的意图去行动、思考。通知、广告、小说等都属于这一范畴。出于呼唤功能的考虑,这种类型的文本往往使用读者群能迅速理解接受的语言,并且会采用不同的称呼或语法形式来表现作者与读者群之间的不同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文本是纯粹的表达型、信息型或呼唤型文本;大多数文本都同时具有这三种功能,只是某一功能特别突出。
二、纽马克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
根据三种文本类型,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两种翻译方法。他指出,表达型文本的核心是作者,翻译时采取语义翻译,以传达出原文及作者的个性和特色,而对于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其文本功能的核心分别是真实性与读者层,翻译时应采取交际翻译,以突出文本信息内容,加强译文的可读性。
(一)语义翻译
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上下文意义。语义翻译较客观,讲究准确性。屈从原语文化和原作者,只在原文的内涵意义构成理解有最大障碍时才加以解释。因此语义翻译倾向于超额翻译,与交际翻译相比会比较复杂、笨拙。
(二)交际翻译
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即“试图将源语文本的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以其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较为容易地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准确地传递出来。”交际翻译以读者为服务中心,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这些内容在译文中再现的过程和结果上来。因此,交际翻译更适合于信息文本(如新闻报道)和劝说文本(如广告语和告示语)。在交际翻译中,目标文本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源文本。由于重效果而不重内容,交际翻译首先忠于目标语和目标文本读者,要求源语服从目标语和文化,不给读者留下任何疑点和晦涩难懂之处。因此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相比会比较通顺、简朴,译文通常会比较长。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译文:
A.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B.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A译为语义翻译,B译为交际翻译。“天”是中国古代文化中自然界的主宰,God(上帝)则是西方基督教徒心目中自然界的主宰。语义翻译Heaven 忠实地保留了原文的道教概念,交际翻译将道教概念转化为基督教概念,适合西方读者的宗教背景和接受心理。
三、不同文本类型翻译方法
(一)表达型文本的翻译
在翻译表达型文本时,要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对于严肃的文学作品、散文、权威性言论及自传等表达型文本,在翻译时应采用语义翻译,忠实地翻译原作的思想,同时还应保留原作中的个人风格,保留原作独特的异域情调。例如译庞德的诗: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Ezra Pound: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
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裘小龙译)。
在这里,译者主要采用语义翻译为主的方法,即以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为中心,使译文尽可能贴近原文,反映诗人“意象本身即是语言”的诗学观点,并且因意象叠加获得凝重而又空灵的效果。
(二)信息型文本的翻译
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时应遵循“真实性第一”的原则,其语言往往是中性的,没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或地域色彩,力求通顺易解,因此,往往采用交际翻译。从《1999-2000年英国留学指南》所收有的2000多所院校的介绍材料看,所有学校都采用如下结构:
(1)Profile.学校概况
(2)Facilities.教学设施
(3)Accommodation and welfare.住宿与福利条件
若还需说明其他情况,则在以上四点的基础上附加一些信息,如备注(additional information)、社会活动(social program)、质量治标(quality indication)等。鉴于此,翻译信息型文本为主的对外交流材料时,可以不受原文结构的束缚,打乱原文的叙述顺序,而采用如上的框架,再以原文信息加以充实。
(三)呼唤型文本的翻译
在翻译呼唤型文本时应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把读者及其反应作为核心,注重可读性,要求做到通俗易懂。因此往往采用交际翻译。请看下面的广告词:
爽口顺喉,和醇耐味,名贵高尚
这三句不但概括了该酒的品质,而且描写了品酒人从入口、下喉到品味直到发出由衷赞叹的全过程。要再现这两重信息确非易事,却也有人创造性地译出了下面的译文:
Sensuously Smooth
Mysteriously Mellow
Gloriously Golden
译文中,辅音S 模拟消费者品酒后的赞叹声,“咝,好酒,好酒。”辅音M 象征消费者闭口品尝的神态,而爆破音G 则表现出品尝者发自肺腑的赞美。
摘 要:本论文主要研究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征。文章通过对人文性这一概念的剖析,并结合文化学的研究成果,深入地论述了语文学科人文性的本质特征 :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是一种观念性的人文性,语文学科人文性的实现以解读文本为主,语文学科教育的任务、目标、内容、过程、方法、原则、评价都应具有人文特色。这是对语文学科属性研究的最深入的阐述,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
关键词:语文学科 人文性 本质特征
(一)
自1904年中国语文单独设科以来,国内学者对于其性质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百余年的时间内,人们对语文学科属性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工具说、思想说、人文说、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说等。这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研究的发展,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同时也反映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近十几年来,关于语文学科人文性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此项研究的成果也很多。《中学语文教学课程标准》将语文学科的性质定义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应当是多年来对语文学科性质探讨的总结的体现。
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对语文学科人文性质的阐述只是停留在一个较含糊的一般认识上,缺少对这一命题的深刻的实证分析,也就是说对这一命题还不能作出明晰、系统、既有一定理论高度又能指导语文实践的令人信服的阐释;另外,笔者认为关于语文学科人文性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特征、语文人文性的层面、语文人文性的时代特征等,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将其解决。
所以,探讨语文学科人文性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语文学建设、对于语文教育,对于培养更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笔者一直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并作了一定的思考和研究,写成此文,以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
什么是“人文性”?语文的“人文性”同人类社会中其他事物所体现的“人文性”有何不同?语文的人文性的本质特点是什么?
“人文”这一概念,既古老而又年轻。成书于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近代西方的“人文”来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概念,是指与中世纪神学对立的一种以人为中心审视世界的文化思潮,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反对神学对人的精神控制。
有学者把“人文性”定义为“人的文化性和文化的人性”,笔者认为不无道理。人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能更充分地参与人类的社会活动,也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价值,这即是“人的文化性”;但这只是“人文性”的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极不健全的方面,因为文化毕竟是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概念。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所以这种解释的后半部分“文化中的人性”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把文化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他认为广义的文化结构包括四个层次:
(一)由人类加工自然创造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
(二)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三)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
(四)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长期浸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为“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意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的范畴.
(三)
笔者认为,语文学科反映出的人文性具有多层含义,主要包括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两方面:
(一)物质形态性的,如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材、教室、教案、教学设备、作业、语文读物等语文教育资源;
(二)关系性质的,如语文学科的历史沿革、制度规范、语文课程和语文教育与社会生活及学生的关系、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汉语教育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关系等;
(三)活动性的,如语文课堂教学活动、语文课外活动、语文教研活动、语文实际活动;
(四)观念性的,如语文知识、思想、心理活动、伦理观念、语文审美、信仰等。
这四方面人文性的含义,哪一种揭示了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呢?很显然,前三种只是揭示了语文学科所具有的人文性的一般特征,具有其他学科的共同特征,因此,应属于广义的人文性,不能叫做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质是通过文本来反映人类生活中物质形态的人文性、制度形态的人文性、行为文化形态的人文性,同时也反映人类观念形态的人文性。它的存在绝对离不开其他形态的人文性,它区别于其他人文性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观念性。第四种含义,即语文是一种体现在人类观念中的人文性或者说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观念形态的人文性,这类形态的人文性应是语文学科性质的本质特征。
总之,语文学科正是由于其观念的人文特征,从而使得其本身真正负起体现、承载、反映人类文化的任务,使语文真正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语文学科人文性质的本质特点是指语文主体在从事以解读和创造文本为主的语文活动过程中接受、感悟、体验透过文本所反映、折射出的人文性的观念性活动。这一定义包含如下含义:
第一,语文的人文性是一种观念性的人文性,它是外部世界的人文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也包括语文主体自身对这些反映的反映。
第二,语文人文性的实现以语文主体解读文本为主,还包括语文主体所从事的其他活动如口语交际活动、写作活动、倾听等等。
第三,语文的人文性是人类文化的综合反映,正因为此,决定了语文学科教育的任务、目标、内容、过程、方法、原则、评价都应具有人文特色。
参考文献:
[1]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王文彦 蔡名主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饶杰滕编 《语文学科教育探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摘要:组织管理的任务就是寻求有效地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激励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高效地工作就成为组织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组织的发展,官僚制(科层化)的倾向开始渗透到组织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组织管理中的激励也往往表现出过度制度化的趋向,从而使激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庆幸的是,组织管理中常常存在着非制度化的激励,这种激励形式可以弥补过度制度化的激励之不足,因此组织管理者应该意识到这种形式激励的存在并在组织管理中灵活有效地加以运用,以达到有效实现组织管理目标的目的。
关键词:组织管理;激励;科层;制度化;非制度激励
一、管理与激励
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组织实质上是由个人组成的合作群体,个人总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或完成一定的任务而聚在一起形成组织,而组织一旦形成便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只为其目标而存在,因此如何促使组织中的成员积极地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进而实现其个人的目标就成为组织管理的中心问题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讲,管理就是有效地运用激励的手段,激发组织成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工作,激励成为组织管理的中心活动之一。在组织管理中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激励,比如物质形式的激励手段、精神形式的激励手段等,但无论何种激励它的理论基础都是基于满足人的需要,从早期的需求层次理论、X理论和Y理论、激励-保健因素理论到后期的ERG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强化理论、公平理论等无不认为,“激励是去做某事的意愿,并以行为能力满足个人的某些需要为条件”。因此,了解组织成员的需要进而采取有效的手段去满足他从而激发其努力工作的意愿就成为组织管理者的任务之一。组织管理者必须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需要也表现出众彩纷呈的状态,因此激励的手段与形式也必须表现出因人而异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多种激励制度的存在。
二、科层与激励制度化趋势及其批判
韦伯在讨论组织类型的时候,认为以正规形式的法律以及对于掌权地位的人依据法律所的命令的信任为基础的“合理化——法律化”的组织,是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官僚制,这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合理的”制度,并且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官僚制是一“普遍化”的趋势。官僚制对组织的渗透,就是组织结构的科层化、职务分工的专门化、组织运作的公文化等。这对于组织管理中的激励的影响就是激励的制度化。所谓激励的制度化,是指激励的形式、手段、方法以及激励的条件、情境都以组织的规章制度的形式加以严格的规定,其表现就是出现纷繁复杂的有关激励的规章条文。这种制度化的激励给组织的管理工作带来了规范性、稳定性和合理性,组织成员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可预期性,从而调整行为以符合组织的规则。然而当这种激励的制度化倾向过分严重时,其消极的一面就暴露无疑,表现为激励工作的机械化、僵硬化,缺乏灵活性,不能及时地满足组织成员的需要,而且还容易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冷漠感,激励达不到管理者所期望的效果。RalphP.Hummel教授认为官僚制的特征是:(1)在社会层面,官僚制处理的是案例而不是人;(2)在文化层面,官僚制的目的在控制与效率,而不是正义、自由等;(3)在心理层面,官僚制是一新的人格形态,无头脑、无灵魂;(4)在语言方面,官僚制目的在于形塑和告知而不是沟通;(5)在认知层面,官僚制只用有逻辑的方式来思考,而不是依据逻辑和有意义的方式来思考;(6)在政治层面,官僚制是一控制机构渐渐地统治社会、政治和政府。因此他认为官僚制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它“以理性组织化的行动使每个人都遵循由上而下制定的目标和意义,取代了一般的社会互动,以及每个人经由彼此相互界定的意义而行动”。基于这些认识,可知官僚制对组织的渗透使得组织管理中的激励工作充满了理性化的色彩,片面地追求控制与效率,不注重沟通与上下级的互动,注重形式化与程序化。因此对制度化的激励的批判包括从其所具有的理性主义色彩、单向性和形式化与程序化等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激励制度的设计乃是基于一种组织管理中的理性主义的考虑,它把个人当作一种理性的动物,在管理中他的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可计算性,个人的需要有着稳定性并能被管理者所掌握。因此在激励制度的设计中,组织成员只是作为一种理性的动物而存在,他的需要必须服从组织的要求,他的需求被解构成几个独立的存在物,人是由这几个独立的存在物所支撑起来的理性物体,只要给予一定的刺激,就能焕发出工作的积极性,以符合组织发展的需要。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使得制度化的激励仅仅考虑了人的理性的一面而没有顾及到非理性的一面,不可避免的会在实际工作中造成种种误差。其次,制度激励往往注重形式化,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组织中形成一系列关于激励的、用规范性语言文字所表述出来的规章、条款,于是关于激励的内容与手段变成了一堆的符号,构成了需要加以解读的文本,对这一文本的正确解读成为将制度化的激励付诸实施的关键。然而不同的管理者由于各种原因及条件的限制,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会产生偏差。同时文本的解读需要联系一定的语境,对于语境的正确把握也决定了对文本的正确理解,而管理者很可能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在具体的语境中解读文本,这样一个结果会导致文本与语境的脱节,管理者倾向于玩弄一些符号游戏,而顾及不到受激励者的真正需要,从而达不到激励的效果。再次,对于制度化激励注重程序化来说,激励手段的运用和激励行为的产生依赖于程序的运作,往往产生时滞性,不能及时满足受激励者的需要,而且过多的程序动作也会使激励产生偏差。同时,其追求效率与精确的结果是无法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及人和事。最后,科层化组织的单向性特征使管理者与成员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管理者无法了解成员的实际需要,其激励行为也就很难做到有的放矢。另外一个方面对官僚制的批评是“……压抑人的个性和创造力发展的现代工业社会组织表现为官僚制形态”。作为僵硬的制度化激励不能对组织中的创新活动给予支持与引导,往往扼杀组织中的创新活动,而创新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力所在,没有创新组织很难发展下去,这是需要组织管理者加以关注的一个重要事实。
三、非制度化激励的存在及其意义
关键词:青少年亚文化 青少年成长 文本 解读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青少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s)因轰轰烈烈的青年文化运动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西方社会的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摇滚乐、粗野男孩(ruddy body)等诸多的亚文化更多的是以反叛的形式呈现于社会,所以学者们的主要研究视点是“亚文化”形式之下的犯罪、暴力、颓废、甚至是等负面的、消极的社会影响。当代中国对诸如流行歌曲、知青亚文化、无厘头、大话文艺、漫画迷、网络文化、粉丝文化、客文化等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由于受到西方早期亚文化理论的影响,也存在负面研究多于正面分析的倾向。这种研究倾向是将亚文化置于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视野下进行,主要关注其社会影响。但是青少年亚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青少年群体自发的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形式,仅仅是青少年群体心理表达的一种文本而已,霍尔认为“它是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①所以,透过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解读和引导青少年应该是一种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一、青少年亚文化的主导方向是积极的成长
纵观历史,观察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不难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青少年亚文化中的极端与“反叛”的表现也只有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仅仅极端的走过了10年左右的历程,在更多时空中,青少年是以丰富的、独特的、多元的、新颖的、温和的文化生活方式呈现于世人,青少年借助诸多的亚文化形式,探索出属于自己的、被社会认可的、独特的而积极的文化,如,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从美国黑人“嘻哈文化”(Hip-Hop)到当代街舞等。青少年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有时代价惨重,但追求生命意义的心理目标,在整体上,宏观上,使得青少年亚文化逐渐的走向成熟。反叛不是青少年亚文化的目的,只是其中的某些部分发展的不协调和扭曲。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也曾有街头的身穿喇叭裤、手提录音机的“时髦青年”,也有留着长发、听着邓丽君歌曲的“另类人士”,然而30多年过去了,青少年亚文化的背后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温和的文化生活,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尝试,更是对自己未来生活世界和现实生活体验的探索。许多曾经的“亚文化”形式或内容,逐渐的被社会主流所接受,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的成分。如,当年极为流行的“粤语歌曲”中,许多已经成为现代的励志歌曲,很多流行歌曲也成为人们抒发积极向上情怀的有效形式。
青少年在其涉世未深、急于了解社会和自我时,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建构一种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存在于内心的价值体系与精神世界,进而体验和建构自己能够有效适应的文化生活。尽管有些青少年亚文化表现的比较极端和消极,但是诸多的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年轻人的积极行动。”②
二、当代社会在背景下青少年参与文化创造的特殊表现形式
工业社会在带给人们科技的高速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给了人们一种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等负性的价值取向,带给人们理想化、标准化的思维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现代化即理性化”,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和认知理性以科学技术、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具体形式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我们的全部社会行为。使得人们无休止地追求着真理、完美和财富,在价值判断中,处于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的两极的选择之中,精神世界被割裂和线性化,使得人在其精神生活中焦虑频频,不甚重负。青少年借助种种自己认可的文化形式,常常不求其高雅和规范,只求一种表达,甚至是呐喊,主题涉及到人生、社会,更多的是人的情感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最不容易触犯理性与规范的。只要你去解读一下流行歌曲的曲调与歌词,即可略见一斑。例如,透过流行歌曲“死了都要爱”,你会解读出青少年内心的烦恼和无奈。也要看到,在这种亚文化表达之外,他们总体上对于社会主流文化的接受还是很自觉的。
当代社会,青少年亚文化虽然层出不穷,其中的主要意义是作为一代人、一个特定的年龄群体用他们的方式,对文化的变迁与引发的精神震撼的回应,尽管在许多方面不尽人意。美国人类学家,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她的《文化与承诺》指出,“20世纪末,我们将走向融为一体的世界性文化的洪流之中,并且真正使做一个完全清醒的世界公民的梦想成为现实,而这正是人类现状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赫然醒目的特征。”③“不论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在这一变化的同时未能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所有外来文化和原始文化,了解这些文化的成员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全部贡献。”④米德还提出了后喻文化的理论,用以说明当代社会的变迁、青少年在成长中已经参与了文化的创造。青少年亚文化可以被视为在当代社会在背景下青少年参与文化创造的特殊表现形式。
三、青少年亚文化是青少年群体的自我建构
1992心理学家K.勒温将青少年称为“边缘人”(Marginal men),指出其特点是缺乏安定感、容易神经过敏和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常常靠自己的文化来对抗成年人的主流文化,以取得某种安定感⑤。实质上所谓的对抗,就如同心理学意义上的青少年要与父母进行情感分离一样,是一种成长的过程,分离是为了从更深的意义上与父母保持更为持久的情感关系,没有分离就没有成长。反抗只是一种“空”的境地,远离价值判断,是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在避开价值判断的空间进行的对话和表达,用以独立的体验世界的意义。
成人的教导、书本知识的学习、习题的练习主要掌握的是经验,参与文化的创造和表达则是一种体验,体验可以从中发现和获得意义,这也是青少年在没有独立判断能力、独立的社会地位时的一种类似游戏的方式。实质上,成人如果以平常心加以反思就会发现,自己在年轻时,也曾经有过属于自己那个时代青少年的特有的亚文化形式和内容。实际上,当青少年心理能量发展起来以后,这种文化的表达形式就不具有原初的魅力了,高中生就远没有初中生对影视文化和明星有那种狂热的追捧,大学生群体理性成分也大大胜于中学生。青少年个体在对群体的亚文化形式传播中,也保持着独立的判断能力,许多低俗的文化形式,并没有绝对广泛的市场。因为亚文化的传播只是成长中的过程和手段,而非目的。青少年更多的是诸多的文化的体验中感悟到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青少年亚文化是青少年群体成长中的一种重要的文本和教育资源。青少年亚文化不同于反文化。反文化是以为其主要目标,而亚文化则是一种中间状态的文化形式和文本,其主要的目标是独立的价值体验、情感表达与心理成长,所以透过青少年亚文化的文本,理解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与状态应该是最为有效和直接的。青少年亚文化以其娱乐性、丰富性、普及性被广大青少年所热衷。如果能够丰富青少年的文化生活,提高其文化鉴赏能力,培育其文化表达才能,通过价值体验的方式传承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青少年亚文化的积极因素必将成为主导因素,有效地伴随与促进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特注:本论文为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青少年学生亚文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价值研究”项目编号为07SJD880035课题的研究论文
①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The Popular Arts,Boston;Beacon Pres②③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7,P276
②③④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虹等译《文化与承诺》,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⑤Lewin,K.ResolDing Social Conflicts[M].New York:Harper,1948
参考文献:
1.(美)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著.陆道夫.胡疆锋译《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卢德平著.《青年文化的符号学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民族出版社,2007
关键词:报纸教育;读者群;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一、 美国报纸教育工程
(一)报纸教育工程
什么是报纸教育工程呢?初次接触这一概念是在读《走进美国大报》这本书的时候。“NIE”是“报纸参与教育”――Newspaper In Education的英文缩写。初看这一概念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把这一概念纳入我的重点阅读范围内,于是渐渐弄明白了广泛存在于美国报界并得到各报负责任人高度重视的美国教育工程。
美国各类报纸,特别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日报,近年来都把触角伸向学校。这些报纸通过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或创办辅刊物和印发相关资料,扩大报纸在学校的发行量,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阅读报纸的习惯。令年轻人从学校起就成为报纸的读者,毕业后成为报纸的订户或稳定的读者。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既扩大了未来潜在的读者队伍,又扩大了报纸现实的发行量,并且这一做法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二)美国开展报纸教育工程的背景
美国报纸销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在各种传媒的诱惑下,一些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弃报纸而去,转向电视、网络等新媒体。而美国又是一个重阅读的国家,在地铁、车站、码头等很多公共场所,都能看到人们在阅读。美国的社会智囊们都认为,文本阅读的兴趣,反映出社会大众的基本文化水准。而如今年轻人开始忽略报纸这样一个最大众化的文本阅读材料,自然引起政府、教育界、社会学家及各类团体的不安。知道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那么多的报纸热衷于培养校园读者了。
(三) 报纸教育工程的内容
以《纽约时报》为例,这一工程专设两个部门负责此事:一个叫做“下一代部”(Next Generation Department),还有一个叫做“学校部”(School and College Department)。下一代部专门负责策划和设计,并编印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的材料和设法与课堂教学配合。《纽约时报》曾出版每周一期的刊物配合学校的实事和法律教育,是读报与学生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部则负责报纸在学校的有效发行。为了确保在学校的覆盖面,学校部内再分为四个科室,一个针对高校,一个针对高中,一个针对初中,一个专做捐助人工作。所谓的捐助人就是,报社通过与一些个人、社会团体或企业合作,动员他们以半价购买报纸送给学校。这些个人或企业就是所谓的捐助人。
二、 从美国报纸教育工程中寻求中国报纸未来发展的契机
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过去的传统经营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报业的发展。我国数字报纸也开始了探索,目前数字报纸快速发展而传统的报业却止步不前,我们在肯定数字报纸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拉动传统的报业。从上面介绍的美国报纸教育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展潜在读者群的重要作用,那中国报业应该得到哪些启示呢?
(一) 作为报人,应对传统报纸有危机意识
作为中国报人首先应该了解并掌握中国报纸在当今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现状,只有立足现实,认真分析形势,才有能做到因地制宜。
当前报业发展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数字化的冲击,使本来靠广告支撑的报业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人们的阅读习惯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从原来的传统纸质阅读方式转化为电子等新方式。报纸的读者群体不断减小。报人应该将眼光投向未来,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维持现状。而应为报业的发展做好长足的打算。广告客户流失的原因之一就是基本读者和潜在读者的消失。那么报人就应该看到问题的本质:读者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报人在努力保持现有读者的情况下,培养未来的潜在读者。
(二) 中国报人应认真分析和学习报纸教育工程,力图引用到中国的报业发展上
1.深入了解美国报纸教育工程
要学习并运用一种方法,首先就要将它吃透。报人在查阅各种相关资料,认真研读之后,最好派报社人员到报纸教育工程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美国各大报社去亲自取经。亲力亲为的感受报纸教育工程运作方式,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2.报人应做好宣传工作
报社的宣传部门制作好相关的宣传规划,尽量全面的诠释报纸教育工程。人们在接受新的事物之初,会有一定的排斥。因此先强化人们的思想意识,有助于后期的推广活动。
3.争取个人、社会团体或企业的配合和支持
报社要做好这一工程,最重要的一环就在于这些团体、企业的支持。报社寻求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赞助伙伴,赞助人帮助学校支付半价甚至全价的订报费,报社本身也给一定的折扣。
4.做好与学校的沟通和协调
发展的潜在阅读者是在校学生,学校的配合也是重中之重。但中国的教育模式和美国有些不同,中国的教育虽一直强调素质教育、减负,但仍然是以应试为主,要真正走出这一模式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向学校沟通时,一定要考虑这一因素,在不与正常的教学抵触的前提下,再进行合作。
中国报业市场化竞争越来越激烈,无论在区域市场还是全国性市场,对读者资源、广告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一方面它提升了各自办报的水平,为当地的消费者带来了实惠,另一方面也在使报纸利润水平不断下滑,正在使过去相对比较高的利润水平回归正常利润水平,而一些竞争者的失败则背上了巨大的包袱。中国报业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与发展中站稳脚跟,借鉴美国的报纸教育工程是当下的可取之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