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念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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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石油工程造价管理企业信息化建设指的就是利用当前先进的工程造价管理理论技术，借助有效先进的网络技术，将企业的工程造价信息资源有效联系在一起，成立一个资源共享的平台，从而能够完善石油工程造价管理的业务与信息化系统，进而为企业管理层提供准确、及时、完善的石油工程造价信息，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操作方便、功能性全面的石油工程造价的信息化业务管理平台。
二、油田石油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建设存在问题
1.信息化建设标准体系不统一
当前，信息化建设尚没有形成与石油工程的立项、规划、开发以及维护等不同方面的相应标准体系，管理工作也只有通过开审查会、发文、领导批示等方式处理，这就会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没有约束力，使得开展工作不能顺利进行，没有向着积极方向发展，这就是各种问题的原因。
2.造价管理系统软件不统一
我国应用较多的油田造价管理系统主要有中石化的石油地面定额计价、专业工程的定额计算、以及地面统计报表的系统等。油田企业自身的工程造价系统也仅仅是可以处理预结算编制和计算方面的，缺乏管理功能，手工计算和手工建台帐也是油田企业日常造价管理业务的主要手段，也主要是停留在内部系统中，不能将企业内部的资源信息与企业外部的有关信息进行共享，从而造成油田企业的管理信息不能及时与外界发展相适应，制约了油田造价管理的发展。
3.缺乏总体规划、目标不明确
由于技术和实现方面的因素，这些也成为信息资源规划的主要问题之一，从造价主管部门的角度来看，导致很多信息化建设和管理失败的原因是不同供应商信息技术的软硬件产品没能在技术方面得到很好的整合。而成功的信息管理系统规划，明细化详细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开始进行总体规划前，首先要明确并规划好石油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的自身情况，做出全面可行的发展计划。
三、基于石油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一些建议
1.前期规划、信息化目标清晰准确
信息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系统工程，好的信息化规划必须要在中石化造价管理部门发展战略目标的指引下，与管理要求、业务流程和信息化基础相结合，在目标和内容上进行全面又清晰的前期综合规划，才能更好的建设油田石油工程造价管理信息化，必须认真了解清楚当前石油工程造价管理的情况，迎合当前形势下的发展现状与发展方向，而且能够有效的集成油田企业所已拥有的先进资源并融入外界的先进技术，创造出一个性能全面完善的石油工程造价的综合管理系统平台，可以涵盖价格管理、定额管理、概预算、资质管理、自动化办公、造价等多个方面，而且该系统需要能够与中石化已有的ERP系统、生产管理、合同管理、财务管理、投资计划等系统进行连接以及资源共享。为完善和规范造价管理业务流程，采用相关的信息技术，从而达到造价管理业务处理的规范、标准化，达到油田企业内部造价管理信息资源共享、为企业决策层提供造价信息支持，为企业的管理及决策服务，提高企业生产效益的目标。
2.信息化机制的高效完善
首先，建立信息化领导机制，成立企业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信息化建设全面领导工作,组织协调、监检查造价管理各部门、各单位信息化建设工作；负责信息化建设项目的立项、招标、验收等项目的决策；负责审定信息化建设发展规划及分阶段实施方案，并负责监督、检查规划和方案的实施情况,并对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其次，建立信息化组织机制。建立专业化的信息化建设管理系统，负责信息化建设的实施，与其他业务部门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作。第三，建立信息化建设人才机制，进一步建立形成包括绩效考核、职务晋升、薪酬鼓励等在内的有效的人才管理机制，让拥有高技术的管理精英人才真正人尽其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才能为实施信息化扫平障碍和提供保障。
3.人才队伍建设,人员信息化素质提高
第2篇：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世说新语；文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
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写魏晋士人生活的百科全书，所记之事，自后汉迄于东晋，共分三十六门，保存了大量魏晋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反映魏晋士人的思想状况。其中，《世说新语·文学》一门，以言说轶事这种独特精省的方式，为我们展现了中古时期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方面的斐然成就。
一、《世说新语·文学》的“文学”观念
《世说新语·文学》篇共计104条，第1至65条涉及经学、玄学、佛学等内容，主要记录了关于注解经文的轶事；第66条以下至最后104条，则主要记录了创作诗文的轶事，涉及到更多的是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等具体的文学活动，与今日所谓的“文学”观念相接近。这两个部分之间的排列在《世说新语》中是非常特殊的。《世说新语》的其它各篇，大都是按照时代的先后编纂相关材料。而《文学》篇从第66条，曹植“七步中作诗”则重新回到曹魏时代，以下始自成时序，于是在《文学》篇中就呈现出两个时序系统就内容而言，按照今天的分类观念，大体可分为“学”系统和“文”系统。
1、“文”与“学”的相通
《世说新语·文学》中的“文”与“学”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学”的部分记述了许多经文注解的轶事。当时江左玄风大盛，清谈是当时名士的重要活动，正可发露才性、标榜风流士人们看重与推崇的不仅在于学识，更在于能独辟蹊径、提出卓见。因而．“学”的部分对“新异”的个人见解十分推重。而“文”的部分记述了很多有关诗文创作、评论、欣赏的轶事，也非常强调才思的敏捷。曹植“应声便为诗”(第66条)；阮籍作劝进文(第67条)；王确作奏折(第95条)；袁虎倚马前写露布文；桓玄作诔(第102条)等事都是在称许制作诗文的迅速。“文”这种对才思捷悟的赞许，与“学”对妙悟卓见的称许是相通的。
可见，不管是文章的写作还是学理的辨析，二者在才思妙悟方面是贯通的。
2、“文”与“学”的区分
《世说新语》开篇立目便承袭“孔门四科”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在儒家正统的观念里，“文学”应以经籍典章为核心，《世说新语》也是首先沿袭了这一观念的。但是治学思路的改变，“文”与“学”的关系和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东汉的章句之学，到汉末通儒的融会贯通，到正始玄学的据玄论理，再到东晋讲求妙悟的发挥性的谈辩，这一过程可以描述为由忠实于文献典籍，到重新阐释、重新领悟的过程，其中显露出的个性与创造性使‘文’的特点变得突出起来”。魏晋玄谈对才思、文辞的注重，使“文”中更多地注人了主观的才与情，进而强调了“文”足以动心骇听的审美功效，终于使“文”成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活动而与“学”相区分。在“文学”中独立出来。
“文”与“学”的联系与区别，显示了文的特征及其逐渐独立的发展方向。
二、《世说新语·文学》中的文学创作观
1、反对芜杂不裁
西晋时代，除左思等少数作家以外。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都是轻浮绮丽，文采繁富，片面追求辞藻的华美。《文心雕龙·明诗》的作者刘勰曾给予批判：“晋世群才，稍人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针对这种不良倾向。当时或稍后的有些文人亦感到不满，如《世说新语·文学》就记载了孙绰的评论，他说：“陆文深而芜。”(第89条)我们姑且不论孙绰本人的创作如何。仅就其上述评论来看，还是能击中当时文坛要害的，道出了诗歌创作中存在的芜杂不裁的不良倾向。
2、重独创，反对事事模拟
文学的本质之一就在于它的独树一帜、不可重复。魏晋士人很看重创作的独创性。《文学》篇中的许多条材料都反映了创作要注重创新，不要因袭模拟的思想。如第95条：“王东亭到桓公吏，既伏阁下，桓令人窃取其白事，东亭即于阁下更作，无复问一字。”王殉作文不仅不愿重袭他人之文，甚至不愿重袭自己之文。第103条：“桓玄初并西夏，领荆、江二州、二府一国。于时始雪，五处俱贺，五版并人。玄在听事上，版至即答。版后皆粲然成章，不相揉杂。”桓玄不仅创作速度快，而且五篇文章各有特色，并不重复。第79条：“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
于此人人竞写，部下纸为之贵。谢太傅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不免俭狭。谢安明确否定了事事拟学不只多余浪费，而且狭隘逼仄，一方面表明其反对当时文坛上单纯模拟的恶习，另一方面也宣告了汉朝兴起的大赋，发展到东晋时代已成强弩之末，甚至走向绝路了。
3、重声律
在魏晋士人热爱音乐、重视声律的社会大背景下，文人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也注意到了音律的问题。如《文学》篇中：
庾阐始作《扬都赋》，道温、庾云：“温挺义之标，庾作民之望。方响则金声，比德则玉亮。”庾公闻赋成，求看，兼赠贶之。阐更改“望”为“俊”。以“亮”为“润”云。
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成嗟叹之。时王殉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日：“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这两则材料都讲到了文学创作中声韵的问题。第一则材料为第77条，庾阐为避庾亮之讳，将“亮”字改为“润”，而为了与“润”字押韵，又把“望”改为“俊”，说明文人已经自觉注意押韵问题。第二则材料，袁宏作《北征赋》。王珂认为用“写”字韵结尾更好。刘注引《晋阳秋》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宏尝与王殉、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可见，当时人对于文学作品韵律的认识不仅是押韵了，他们还重视韵律对于文章气势的影响。
此外在文学批评中，东晋人也开始注重从声律角度品评作品：如第86条：“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日：‘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孙绰认为自己的《天台赋》优美铿锵，掷地会作金石声，而范荣期则说其金石之声不一定与富商之音调相合。可见魏晋人对于文学作品合于宫商的重视。
三、《世说新语·文学》中的文学品评
1、诗文品评
魏晋时期人物品评之风盛行，文学品评也因之展开，《世说新语》中的品评之风随处可见。尽管是以人物才性品藻为主，但也可窥见文学品评的风貌。如《文学》篇中：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日：“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简文帝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日：“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
以上例文依次为第72条、第84条、第85条、第89条、第98条。《世说新语》中的诗文品评或叙述主观感觉，或作形象比喻，或就某方面特点概括言之，或并列诸人进行比较，然后用简洁精练的词语作出归纳性的描写。
2、佳句品评
在我国的古典诗歌批评中．佳句欣赏的风气流行是比较晚的，这契合了“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的创作现实情况。同时，早期的诗歌理论，主要着眼于“美刺比兴”，还没注意到对诗歌的欣赏玩味。在文学批评专著中，树名篇、摘佳句的做法，钟嵘《诗品》是比较早的。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中，佳句欣赏的历史，见于记载的，应以《世说新语》为最早。如《文学》篇中：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日：“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胤遂以书扇。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以上分别为第76条、第86条、第i00条、第101条。佳句品评这种不见批评的批评方式极具东方人的思维特点，它十分强调读者的整体直觉。古人认为诗歌的意味、妙处往往很难用明确的言词加以解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读者直接从原作中领会。《文心雕龙·隐秀》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隐。”“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批评家必须能“辩秀”，“如欲辩秀，亦惟摘句”。佳句品藻可以直接明确地传达评论者的审美态度和思想观点，还可以引发读者的鉴赏与思索，《世说新语》中的佳句品藻，不仅是南朝摘句之风兴起的反映，同样也成为后代摘句批评模式的范型。
唐宋以后。佳句品评大量出现在诗话、词话、曲话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篇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鉴赏诗句的例子。见于《文学》前之“学”系统部分的第52条。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恩，雨雪霏霏。”公日：“‘舒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第3篇：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关键词 元好问 现实主义 建安文学 杜甫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元好问是金代文学大家，堪称金代文学史上一代人杰。他不仅是个有着明确创作追求的诗人，同时也是一论自觉的文学批评家，元好问现存诗一千四百余首，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他的诗论作品《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杨叔能小亨集引》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其中，《论诗三十首》，是继杜甫《戏为六绝句》之后，以绝句的形式系统地表达诗歌理论的又一重要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元好问直接或间接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从他对前人的评价总结中，笔者体会最深的是他对传统现实主义诗风的继承与提倡。
一、对建安文学的推崇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极力宣扬恢复建安以来的诗歌优良传统，笔者认为他所推崇的建安传统，主要是建安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在第二首中论道：“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觉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元好问论诗从建安才子说起，钟嵘在《诗品》中说，“曹刘殆文章之圣”，元好问也以曹植、刘桢为代表说起，从“曹刘坐啸虎生风”中，可见他推重建安诗人的是他们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气概和力量，元好问欣赏他们的慷慨激昂、悲壮动人。曹植《前录自序》里自云：“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他又在《赠徐干》中云：“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曹植的诗歌明显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抒发远大的理想和宏伟的抱负，寄托诗人欲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典型代表的是《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然而书写志向的同时，曹植诗中又常弥漫着战乱环境所赋予的悲凉慷慨情思和对人生无常的叹息。历史上的建安时期，战乱连年、民生凋敝，动乱的社会现实在给英雄们建功立业提供可能的同时，激发了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当时一流的文学家们都卷入了战争，他们用文人特有的眼光把他们的经历纪录下来、以文人的特有的情怀评价、审视这一时期的现象，并用文人特有的文笔激励人们的斗志。钟嵘在论建安文学时，明确提出“建安风力”，刘勰论及建安文学总结了“风骨”理论，无论是“风力”还是“风骨”，其来源都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现实所唤起的特定精神――伤时悯乱、哀民涂炭。西晋时期，王敦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唾壶为节，壶边尽缺。高远阔大、悲凉雄浑一直是曹操诗歌的艺术风格。曹操《短歌行》诗云：“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甫，天下归心。”慷慨的悲歌，雄浑的气势表现了曹操高远的志向和坚定的信心，能激发起读者积极向上的精神。由战争乱世刺激而产生的慷慨激昂情怀构成了建安风骨的主要内涵，使这一时期诗人的作品表现出慷慨纵横、激越昂扬的风格。然而，战乱同时带来的“生民涂炭”，生命的朝不保夕，给人们带来生命无偿、岁月不居的深沉叹息。这一壮美、苍凉的风格是这一时期现实生活的集中反映，生动写照。元好问之所以标举豪迈悲壮的审美标准，源于这一风格是建安文学现实主义的集中体现。并且，对于这样一个现实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元好问感同身受，元好问“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他所处的时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金末元初时期，民族斗争不断，国破家亡、国难民艰，这一连串的动荡、不幸，激起了元好问强烈的爱国忧民之情。所以元好问认为客观的社会现实是诗人创作的源泉，丰富的生活体验是诗人创作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他标举反映现实的诗风，提倡切身体会、感受，他在《论诗三十首》二十三中说“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高度赞颂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写的是眼前景，即景抒情，充满了生活气息，饱含蓬勃生机。而同时在二十三中，他对脱离生活、缺乏社会内容的诗作给予了批判，他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江西诗派代表作家陈师道，爱苦思苦吟，锤字炼句，以“闭门造句”见称，“平日出门，觉有诗思，便急归拥被，卧而思之，如病者，或累日方起”，黄庭坚有“闭门觅句陈无己”之句。元好问在此借用黄庭坚的话批评陈师道作诗无补于世、浪费精神、实在可怜。可见，无论建安诗人的悲壮雄健，还是一如谢灵运的清新、自然，风格虽有不同，然而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是一致的，从中可见，元好问论诗的标准之一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
二、对杜甫的推崇
元好问推重唐诗，唐诗中最欣赏杜甫，所以他对杜诗有专门的研究《杜诗学》。元好问在《杜诗学引》中说：“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动乱情况，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以时事入诗，直面社会现实，成为杜诗的突出特点。由于对离乱生活的经历与特殊体会，杜甫诗中常有“瘦骨伶俜的壮丁、被抓应役的老妇、新婚即别夫的嫁女、子孙死尽的老人、无家可归的老兵、在颠沛流离中扔掉孩子的母亲”等形象，而这些都是在战乱的时代，社会悲剧加身的无辜者形象。“三吏”、“三别”描绘了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历史，《月夜》、《羌村》、《述怀》描写了贫贱夫妻、饥寒儿女，杜诗中始终交织了国恨与家仇，国恨使家仇更痛彻，家仇使国恨更具体化，而这些都是安史之乱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的生动纪录。杜甫的诗歌多是以反映现实社会人生为目的，取材多是时事和他曲折的生活经历，用叙事手法写颠沛流离的社会生活，用纪行方式书写山川风物，细腻、真实，感情真挚。他论诗亦如此，在《戏为六绝句》中，他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所谓“亲风雅”实际就是在创作实践上表现为写时事的写作倾向，把文学从侧重于抒发个人情思引向写民生疾苦，从书写理想引向写实。所以本着杜诗的现实主义宗旨与精神内核，面对标榜以学杜诗为宗旨的江西诗派，元好问直指江西诗派并没有学习到杜诗“善陈时事”、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弊病，他在《论诗三十首》中说道“古雅难将子美亲”，这是说江西诗派虽然打着学杜的旗帜，其实其创作已远离杜甫的道路，他们的学杜只是在创作技法上仿效，而没有学到杜诗的精髓。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黄庭坚，自认为得诗法于杜甫，但他对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只是“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他认为“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尔。”元好问始终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诗歌审美标准。提倡创作应亲身实践、思考现实、体察民生，诗歌失去了现实依据，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他在《论诗三十首》十一中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创作只有“亲到”、“眼处”，才能产生有“神”的诗句，而“暗中摸索”，脱离现实，凭空想象，暗中虚拟，总不是真实之境，对于创作只是白费精神。
三、元好问的诗文创作
元好问是一代文论家，但首先他是位诗人。其现实主义诗学观不仅表现在他的诗论中，而且用他的创作来诠释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欣赏建安风骨、心仪杜甫，因为他与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经历，相似的民生意识，他们都是站在百姓立场上的士人，都是为反映百姓疾苦而纪录现实的诗人。元好问早年，从师郝天挺，业成之后，“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赵礼部见之，以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也，以书招之，于是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当时，世人见好问诗，能突破时间时代的限制，直接把他比杜甫，可见好问诗风一如杜诗。《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提要中，记载评价好问，说：“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以诗存史”，这是对元好问诗歌创作现实主义精神的充分肯定，可见遗山诗亦有杜甫“诗史”的特点。因为亲历战乱的流离失所，目睹亡国的惨痛，元好问将个人的际遇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的“丧乱诗”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山河破碎、生民涂炭。蒙古兵围金凤翔，凤翔失陷后，元好问随即写下了《岐阳三首》，诗云：“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偃蹇鲸鲵人海阔，分明蛇犬铁山围。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其一）“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其二）“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其三）三首诗中首先描写了凤翔城被蒙古军包围时，固若金汤的局面，诗人只能长歌当哭，然后记录了攻陷时人民流离失所和金兵横尸野草的惨状，表现了诗人对侵略战争的谴责。最后追溯战争失利的原因，是金宣宗虽置秦关等处九个防御使，但形同虚设，天险尚在而武备不修，只能任人侵略的事实。如今读来，那段惨痛的历史尤然在目，让人心痛。从中可见好问“诗史”的具体表现。金亡后，他写下了《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其二中道“惨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真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径？”诗中记载了蒙古铁骑兵临城下，金哀宗亲自带兵出征，然兵败退走的历史事实，诗人用沉雄的笔势抒发了国破家亡的巨痛。城破后，元好问被蒙古军押送至聊城，沿途的情景，让他心情悲凉至极，遂写下了《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诗云：“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其一）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其三）”，诗中描述了途中蒙古兵恣意抢夺的行径和战后凄惨的景象，惨烈而无情的现实使诗人谱写了一首首绝望哀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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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明高.《文心雕龙》译读[M].济南：齐鲁书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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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1．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聚落已出现分化、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与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第二阶段便是龙山时代，他对龙山时代的界定是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代或为龙山时代，或为龙山时代的部分时期．但尧舜传说主要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说非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传说，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分属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说。第三、四阶段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国时期。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此时期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第五个阶段从秦汉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方实行郡县管理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文明形成则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并不同源。但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与途径、环境因素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中的作用等课题还有待解决。
有的学者基本上接受了关于“酋邦”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演进，认为尧、舜、禹时期“属于酋邦性质的部落联合体不但久已出现，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已经相对稳定”。而且从唐尧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领导权交接，都不应看作是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而应视作是部族地位变更的反映，因此，过去那种竭力拔高由“禅让”到“家天下”的意义，将其视为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的评价，也值得重新审视。同时，世袭制并非夏禹以后才有，故而尧、舜、禹之间的斗争并不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是新的王权和旧的氏族制度的斗争，故以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是否世袭来作为判断我国上古社会由前国家时期进入国家时期的分野，并不恰当。首领世袭制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正确判定前国家时期与国家时期分野的标志。因此，把尧舜时代看作是酋邦社会的末期，是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而且直到有穷氏夺取有夏氏政权以后，尧、舜、禹时代那种旧有的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力以相对和平方式交接的机制完全被破坏，残存的部落联合体躯壳已彻底失去作用，中国上古社会开始进入以强大邦国间的武力争雄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时代。据此，不能以夏初作为早期国家时期的开始，而应把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定在太康失国以后，以部落联合体政治功能是否完全丧失作为判断两者分野的依据。
2。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一)“满天星斗说”，即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二)“两大集团说”，即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三)“接触地带说”，即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四)“大小中心说”，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小的中心；(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转贴于
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文明起源三段论”的理论。即据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包括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关于物质前提奠基期，认为“农业起源一一新石器起源一一陶器起源”这三大创新分别实现了产业创新、工具创新、日常生活用具创新。从而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质技术基石。
有的学者通过中国与西亚的两河文明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两河文明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即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其文明要素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古文明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态势。
有的学者则对城市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提出见解，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不是商业发展的产物，不是市场中心，严格说来是“城”而非“市”。“城”是具有鲜明防御功能的新星聚落形态，城的出现是英雄时代掠夺战争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形成。也有学者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的重新审视指出，牛河梁遗址至少存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既不能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来概括全体遗存，更不能用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来代替红山文化的本身，故其中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考古发现，并不代表“文明的曙光”或“原始文明”的开端。因此，不同意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论。
有的学者认为，在运用聚落研究文明起源时一方面要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文明起源重点地区的中心聚落(包括都城)，但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周围聚落及聚落群之间关系的研究，即要回答当时文明演进的程度和社会结构，单纯聚落的规模并不能说明问题，还要展开微观聚落研究，尤其是城址布局和功能的研究，没有该起源研究便难以深入；特别是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并非进入文明社会才有，史前也是存在的，但那主要是自然环境或人口增长造成的，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才反映了社会结构上的变化。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时间，以往学者大多把文明的源头上溯定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即“上下五千年”之说；现也有学者根据20世纪后期中国考古发现的成果，将其上推到一万年之前，即分为“上下两个五千年”，上五千年是文明的起源过程，下五千年是文明的发展过程。
3．“古国”问题
“古国”概念是由苏秉琦先生首先提出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古国”理论成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一种很有影响的解释性框架。
有的学者认为，“古国”作为指称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制度的概念应有其深意，即对那些高于典型氏族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关注，特别是苏老后来对“古国”概念的重新界定，更是“对长期以来人们所熟悉的对于中国国家形成和早期国家进程解释的基本框架的重大改变”。但是应当指出，“古国”理论在考古学证据的认定上存在明显缺陷．那就是“在作为古国理论基础的有关考古工作中并没有发现对于国家制度存在能够自明的证据”，而这一缺陷是与“古国”理论在内容上的特征直接相关，即“‘古国’理论不包含关于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概念，从而放弃了对国家形成前夕可能存在的接近于国家的社会一一政治形式的探讨”。特别是由“古国”理论所导致的国家起源与文明进程的多元格局也与古代文献总体内容的“内核”相冲突。
有的学者强调要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形态，特别是三代社会性质问题，故不赞成学术界关于“古国”、“王国”、“帝国”提法。三代既不是奴隶社会，也同样不是封建的，认为“要把三代各种族组织中的贵族与平民的关系解释成封建主与农奴的关系，就面临着诸多理论与史实上的困难”，而已故史家霄海宗先生的“部民社会”的提法可用来概括当时最普遍的人群结构的性质。
第5篇：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针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在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针对当今初中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相关素质和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兴趣乃至态度、习惯等相关因素，笔者认为完成历史教学的任务，实现这样的课堂教学的目标，仍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不去努力创造条件，实现历史课堂教学的高效，那将枉费了事业，毁坏了我们的学生。在我们平时的历史教学中，人们普遍的印象，学习历史就是让学生去死记硬背。这是一种陈旧的观念，如果死抱住这种观念不放，我们的课堂教学只能是死水一潭。
笔者多年从事初中历史学科的教学，在平时的教学中乐于探索、善于积累、勤于反思，深深感到新的发展时期的历史高效课堂必须努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理解课程性质是历史课堂教学高效的重要前提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提出：“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续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解读课程标准对历史课堂情感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历史学科的教学所肩负的重任。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维系我们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更是实现中华民族更伟大的发展所必需的精神纽带。
我们也必须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必须从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高度看待我们的历史教学，又要把其看作是一项培养和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奠基性的艰巨的工程。所以我们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既要紧扣历史教材的特点，又要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乃至时展的迫切需求，让我们的学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作用及深刻内涵，尤其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弘扬提升其民族精神。
如在我们平时的历史教学中，不能忘记现在的学生将来都要是走上工作岗位，无论将来他们从事怎样的工作，要做好自身的工作都必须具备献身的精神。在我们平时的历史教学中也不能忘记诚信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道德标准之一。我们的学生将来都要融入社会生活，他们也都要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丰富的社会生活，浓烈的社会色彩，需要我们的学生去创造。在我们平时的历史教学中，我们也同样不能忘记通过历史学科的教学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无论怎样的经济发展都要维系着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二、引领学生动脑思辨、动手笔耘是历史课堂教学高效的左右翼
历史课程的教学离不开培养学生发现历史问题、分析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诸多能力其形式应当是多方面的。但笔者以为引领学生动脑思辨、动手笔耘则最为重要，它是我们历史学科高效课堂教学的左右两翼，它的发展能够拉动诸多行为的发展。这里思辨是基础，而笔耘则是补充、提升、发展。因此在历史学科的教学中我们必须重视引领我们的初中学生在思辨的基础上去笔耘，即训练学生围绕认识、分析、解决历史问题去写小论文。这就要求我们在历史课堂教学中首先应设法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这兴趣的激发，不是随心所欲的，既要讲究科学又要讲究艺术，尤其要注意小论题的吸引性以及可操作性。要首先让我们的学生有得写，让他们跳一跳就能够得着，切切不可令其高深莫测。其次则是设法让我们的诸多学生努力增强笔耘信心。应当说不少学生由于思辨不到位，材料不充实，笔耘功底也比较差，他们还暂不可能写出质量较高的历史小论文来，因此作为教者必须作有心人，收集与学生生活实际相关、生动有趣、短小精悍的历史小论文，引导学生去认识小论文中出现的作者观点以及作者观点的呈现方式，引导学生去创新小论文的论证方式、文章结构的语言特色等。再其次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去综合探究。学生写不出像样的历史小论文尤其显得干瘪的主要原因是论据还不够充分，是其思辨探究单一所致。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引领我们的学生去综合探究，极力地锻炼学生，让学生得到认识历史、适应历史的实践，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得到互动中思维火花的碰撞，使其在历史小论文的写作中得到进一步的明晰和成熟。
第6篇：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一、引导学生加强课前预习
历史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其思想内涵广泛渗透到其他各门课程中。在新课改的精神要求下，历史教学越来越要求历史教师不断更新教学观念，真正将课改精神贯彻到实际教学工作中去。新课改标准所倡导的自主探究就是要求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自由空间，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搞好课前预习，不仅仅是要求教师更新观念、转变思想，更主要的是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而改变以往教师“要我学”为“我要学”，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开展自主探究时，学生自己提出探究的问题，确定探究的对象，设计探究的程序，收集所许信息，检查自身学习中存在的疑惑，直到最后得出结论。在自主探究时，教师的作用主要在于给学生提供所需的资料及提示相关信息，起着活动的活动的辅助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由此可见，自主探究对学生的要求更高，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好地发挥创造性的机会，这样学生获得的知识也更直接，印象也更深刻。
二、善于激发学生兴趣，发掘学生潜能
1.激趣指导。兴趣是学生学习是否成功的关键。那么，如何使一堂课上的生动有趣更有价值，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呢？a、科学搭配，合理分组。这既使他们认识到相互协调、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又能培养学生合作、社交等各种能力。b、教师参与，适时调控。在教学中教师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与学生共同研讨，是实施“合作学习”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角色转换，重心下移，与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使教师真正成为学生的朋友和学习的引导者，在具体分析问题时，教师参与其中和学生一起进行讨论、分析、交流。c、在传统教学形式中教师是“主角”，而少数学习被动的学生只能当“观众”，致使部分学生心理承受力小，感觉不到老师的重视，产生消极思想，破罐子破摔，成绩越来越差，甚至与老师产生敌对情绪，不断地滋事生非扰乱正常的教学活动。这些现象是学校和社会都不愿看到的，因此，教师应采取多种形式，有计划的组织他们在课堂上举行演讲、讨论等，为他们提供锻炼和表现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兴趣得到极大提高并积极地投入到师生互动合作探究中去。
2.讲究听课技巧，注意听课方法。课堂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渠道，是举疑解难的过程。在听课的方法与习惯养成上，由于每个历史教师课堂教学的特色各异，历史教师在刚开始接受新班级授课时，和学生都有一个了解、融通、适应到默契的过程。
了解与融通。关键是感情上要沟通。学生了解老师讲课的个性，老师更应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古人有言：“亲其师，信其道”，其实，这句话再也没有比历史教学中表现得更充分更直接了。适应与默契。首先老师要适应学生，适应学生的基础，适应学生的特点，关键要适应学生以往养成的一些好习惯；其次老师要放开架子让学生适应自己。适应的最高境界就是默契，每个学生不同的神情，老师能体察出对知识的掌握运用程度；老师的每一种神情、动作，学生都能体会出所传递的知识信息。当然，良好默契的历史学习氛围的养成，是历史教学活动的难点，也是闪光点，它要求教师：教风民主、知识全面、思维敏捷、驾驭课堂娴熟自如，调控得心应手。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电影故事情节让学生们学习用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三、丰富学习形式，积极举办第二课堂
第7篇：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对本文而言，“神学观念”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如果“神学”（Theology)是关于神（God）的理论问题研究的学问[5]，那么所谓的“神学观念”（ThoughtofTheology），应该是指在研究关于神的理论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这一领域研究应该采取或者抱有的基本态度，及由此态度而展开的思维特征。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神学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神学本身研究的指导，而是逐步深入到了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当然也包括史学研究领域）。换句话说，被观念化的宗教意识使得西方的集体记忆基本都围绕着《圣经》展开，而发端于对神的认识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则具备了博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等特征，两者共同影响了一切与人类历史有关的“事件、人物与时间”。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西方对历史的叙述与对“神”的探索——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神学观念的形成、演化、自我调整及无所不及的影响力对西方史学研究更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自古希腊到中世纪，西方文明对神的意识逐步进化到神学观念，这一过程使得宗教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更加系统化、全面化。神学既成显学后，神学观念占据了西方社会整个思想体系的统治性地位。神学的道德和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从堕落到末日审判，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宗教赎罪的历史。
但是，真正使神学研究系统化、理论化并对史学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应该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时代的神学观念。阿奎那对神的认识上升到了理智的高度。在提出了“上帝的存在”的三个问案后[6]，托马斯•阿奎那论证说，神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理智把握的对象；运用理性对经验材料的思索能力，可以达到对上帝的认识的必要性；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神的认识。这种设问的方式与论证的逻辑，很显然，将问题直接引向了对“历史存在与认识”的哲学根源。正如柯林武德所说的那样，“欧洲曾有两度伟大建设性的时代。在中世纪，思想的中心问题关注于神学，因此哲学问题产生于对神学的反思并且关注上帝与人的关系。”[7]
自近代以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时间何者不受神学观念之影响往往是无从解释的。对于被伏尔泰打上“黑暗”印记的中世纪，在许多历史学家的眼中“也并非满目皆是不毛之地，那里曾有过丰富多彩的技术发明、艺术创造、思想感情和宗教见解，欧洲的经济最早就在那时开始扩张，欧洲的民族主义也萌芽于其间，还有什么理由能在那种荒谬的概括下把那段历史（中世纪）一笔抹杀呢？”[8]从正统神学到危机神学（TheologyofCrisis），神学理论体系的演化充分反映了神学观念的包容性、多元性与危机感。危机神学遵循现代批判主义哲学的原则，使整个神学理论体系不断得以修正与开放，并且学会了与其他观念的共存。而即便是对最具世俗特征的资本主义而言，其兴起也依然无法开脱与新教精神的干系。在这个神权与世俗分离的时代，由神学观念派生的哲学思想与历史观普遍地影响着欧洲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理论与史学理论大师——不论是奥古斯丁、伏尔泰、黑格尔，还是普罗提诺、狄奥尼修斯、埃里金纳、库萨的尼古拉、莱布尼茨、黑格尔、怀特海和海德格尔。在他们的著作中，神学观念的特质无所不及，甚至是“作为神学理论的替论而存在。”[9]因此，正是由于神学观念中“平等、兼容、开放”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西方的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广泛的视野，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从近代到现代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历史哲学的思辩。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一段话最能概括神学观念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与其他文明不同，我们的文明总是与它的过去密切相关，万事万物都追溯到同一源头——基督教和古典遗产。我们的前贤往哲——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就擅长撰写历史，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宗教体系的信仰和礼仪都源于接近洪荒时期的神话。基督教的圣书包括：史书、礼仪祀典，还包括上帝的现世生活情节、教会纪年、圣徒行传。从另一种更深的意义来说，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宗教。”[10]
事实上，论证神学观念对西方史学研究所具有的影响，只是本文立论的前提。而要转向本文的立论，需要提出一个似非而是的问题（Paradox）：西方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要远远超过中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西方史学观念源起神学观念，这也已经成为众多西方史学理论家的共识。那么，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律？
柯林武德的“历史是思想活动”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早已广为人知的。而贝奈戴托•克罗齐在区分历史与编年史的特征时也说：两者不是形式上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11]且不论这个命题是否为真，但是只要承认思想具有延续性与扩散性，那么就可以判定神学观念对史学观念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史学观念也是在神学观念的耳濡目染下。克罗齐将此归结为这样一种状态，即“一种无法调和的二元论的词被设想为是矛盾的，实则是有关系和统一的。”[12]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西方“新的史学思潮”或者“新史观”,实际上并不是对传统思想、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或者割裂，而是在批判意义上的继承。[13]简单地说，这种新的史学观念只能算是根本性观念的衍生（如果观念能够存在一种先后延续的等级关系的话）。
随着观念趋于多元化，观念体系不断建构、不断开放、不断完善。在此指引下，观念与方法的结合使得史学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促使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的扩展与切换。换句话说，从宏观史学到微观史学，从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到语言学、符号学方法的引入，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日益丰富无一不是建立在观念开放与生活实践之基础上。尽管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意识与历史观念是存在显著区别的。他说道：“古代苏美尔人丝毫没有留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学的东西。如果他们有过任何作为历史意识的东西，他们也并没有留下来对它的任何记录。”[14]事实上，这种观点存在一种认知重返的错误。因为所谓的历史观念，只是一个“后化”的概念。前人书写的历史的东西，都是被后加为“历史意识”或者“历史观念”的。但是他也承认，人类对于人的知识是源起于人类对于神的知识的。布洛赫将这种理解推进了一步，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15]而且“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16]简单地说，正是从活生生的生活中，史学研究不断获得来自观念（不管是神学观念还是世俗观念）的影响与启示。
或许，任何富有逻辑的论证都不及列举几个显而易见的实例更显得有说服力（当然这种例子是接近现实就越具有说服力的）：费正清（JohnK.Fairbank）在研究中国的近代史过程中构建了一个“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范式，柯文（PaulA.Cohen）却希望摆脱“以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历史”的框架，于是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17]；对于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范式，何伟亚（JamesL.Hevia）则认为，“朝贡体制”具有一定范围内的适用性，但是许多经验事例都打破了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因此他将研究的视点转向了他所定义的“宾礼”体制。[18]从逻辑上说，“中心主义”价值观需要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作为依撑；与此相反的研究视角则同样应该来自对应的观念的影响。然而，经验事实证明，结论并非如此。萨伊德批判西方“东方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是在伊斯兰的观念体系中完成的，而是在受到西方观念体系的熏陶后才在美国形成的。
“神”的意识及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神”的概念与意识是显然存在的，而“神学”的概念与观念则是缺失的。如果将产生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的范式选择困境辨言为理论与方法的“纷杂”（DisputationofParadigm），毋宁说是因为我们在根本上缺少了“神学观念”。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早于商代就出现了一个最突出的特征——神学观念。战国以降，中国文化则由神学形态转变为了世俗形态。[19]他的论据取自西周时期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20]但是，“尊神”与“事神”的行为只能判定“神”意识的存在，而不能直接推断“神学观念”之存在，因为只有在对“神”进行了理论思考后，才能称之为“学”。自“子不语怪力乱神”[21]成为儒家之教义后，以“神”为对象的学问就未见于儒士中有集成。当然，此处之“不语”并非不谈论，而更多地是要体现孔子对这些“东西”的不以为然。换句话说，对于“神”的问题，儒家思想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但并未绝对排斥。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盛于中唐时期。[22]及此，“神”（佛）的观念渐入民心。儒释“不同道”的惯例依然拒绝儒士们对佛教的“神”进行深层思考。即便是南北朝时期，儒士们纷纷借用佛教教义来解释儒家传统要义，但是却依然未见对“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神”的起源、本质及缘由进行探讨。“神”只是被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普遍性的“理论预设”而为社会接受，可以信奉、包容、抵制甚至唾弃，但鲜遭质疑。在整个过程中，“神”的意识作为政治的附属物得以时隐时现地发挥着教化的功能。
16~18世纪耶稣会士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尽管基督教的神学具有强大的理论体系，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政教分离环境之影响，“基督教神学思想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难以填补语言概念和思维习惯方面的鸿沟，甚至多次被政治的变化所中断。”[23]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本应有机会刺激中国神学的复苏或补充中国神学的缺失，但是在当前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的动荡情况虾，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利用政治活动获得民族集体的意识与感情的认同，而不是求助于宗教的力量。”[24]建国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正统性涤荡了“神”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符号和概念。如果说只有系统地研究该领域的理论问题，才能称之为“学”，那么既然作为研究对象的“神”及其理论概念并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并不存在以“神”为对象的“神学”；或者说在中国，“神学”从古至今就基本丧失了作为知识或学科的基础。在这种认知力的笼罩下，关于“神”的问题被转化成了“真理”的反问题；并且在意识形态正当性的约束下，神学观念往往被圈囿在极其狭窄的领域，被视同为“迷信”遭以嗤鼻。
由此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应该是可靠的，即受儒家观念体系的浓重的世俗化文化特征的影响，不管是本土的对“神”的意识，抑或是外来的对神的观念都难以被理论化、体系化。而儒家崇尚的“心性之学”和“经世之道”则使得整个观念体系中的宗教神学特质被越来越淡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存在神学研究，中国的学术观念中也并不存在神学观念。反过来，正是由于其自身神学特质的丧失，儒释道之依附于政治权力并随世俗变化而浮沉，使得儒家观念体系的独创性与开放性越来越受到约束，“这导致其超乎世俗社会之上进行独立批判的功能之下降。于此已不难见出神学之阙如或凋零，不但对于学术之健全，而且对于社会之健全，都是一大缺憾。”[25]
直截了当地说，观念缺失所造成的影响是直接性的，也是全面性的。从传统历史研究过程看，由于神学观念未见健全及哲学思辩能力的缺失，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始终未能形成基本的历史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张廷玉的《明史》，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尽管得到了充分发展与延续，但是却从未深度地触及一个根本性问题——历史哲学（伏尔泰提出的概念）。[26]而编年形式的历史记载所提供的历史时间、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无法使我们获得理解历史真实、还原历史进程所需要的详细信息。这种形式究竟能否称之为“历史”确实值得商榷。而从当前的情况看，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倚重使中国的史学观念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不是靠一种思索它们的思想活动（那会使它们迅速得到充实），而是靠一种意志活动结合在一起和得以支持下来。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不论那些字句多么空洞或半空洞，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所以，单纯的（历史）叙述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意志活动所维持的空洞字句或公式化的复合物。”[27]或许，引用这段话并不妥当。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根本上就在于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与理解的观念存在偏失。实际上，受神学观念影响的西方史学研究的文本及话语形式都反映着其独特的哲学逻辑[28]，也充满了对历史认识与理解的人文主义精神。
如果以史学的现代性为比较标准[29]，中国史学研究所遭遇的困境应该是多重的，即首先必须承认中国史学研究存在观念的偏缺；其次还必须承认当下的中国史学研究存在基于观念偏缺而导致的理论贫乏；再次则应当承认存在因史学理论贫乏而引起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无所适从。由于中国当下的主流史学观念使历史的“真实”被长时期地物化，并且被与精神彻底割裂开来，因此缺少了创造性地转换、完善观念的余地。如若梁启超所言的历史就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30]的论断有些许道理，那么缺乏健全的史学观念与历史精神的指引，就会使这种认识可能带来的创造性无法扩展到整个历史研究的领域，进而出现类似于何伟亚所说的“试图把客观主义的西方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模式用于对非西方材料的分析，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的那种局面。[31]当然，从逻辑上说，这句话如果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的“危机”。其产生的根源实际非常简单，即在与西方史学界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往往无法回答诸如历史著作中人的主体作用、史学的独立自主性、史学家的主观意识等深层次的观念性问题[32]，因而也无法找到由观念指导的恰当的研究范式（理论与方法）。或者按照黄宗智的说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33]因此，有人采取了规避的方式以摆脱理论选择的困境，仅从事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尽管近二十年来，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但终究无法回避这个“历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史学研究陈旧的理论模式已在事实上形成制约具体研究的束缚和桎梏。[34]按照高华的说法，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现存的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范式无疑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其很难与浓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加之革命叙事范式的观念僵化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根深蒂固，因此阻滞了史学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35]
“创造性”地转化[36]观念与走出困境
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源于史学观念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一方面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受历史传统与历史环境的影响。所谓历史传统，是指自春秋“百家争鸣”后，中国文化的观念体系总是以某个思想占统治地位，基本上不存在与之对抗的成分。即便有过某些不兼容的观念，也大多不对主流观念造成影响。所谓历史环境，则是指在当时社会、政治条件下，观念的正统性必须为当时的政治诉求服务。
无论是就历史传统还是就历史环境而言，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史观与占统治地位的唯物史观相比，两者存在显著的区别。神学观念要求公平地对待其他观念的存在，要求增强观念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且，神学观念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显然要大于唯物史观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此两项特性使得神学观念与学术研究产生了良好的结合效应，也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极为广泛的视野。因此，“当代西方产生的具有决定影响的知识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也就是说，纯学术的，不带偏见，超越了具体的派别或狭隘的教条的。”[37]而对当下中国的正统史学观念而言，意识形态的诉求削弱了史学观念的开放性，维持着体系主导观念的独占性，甚至要求不予承认知识的非政治性。这种局面迫使中国的史学研究蜷缩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只为那些是否具备解释的“正确性”字眼进行“论战”，而无法扩张史学（即便仅仅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解释力与影响力，也无法构建起与外部对等交流的观念与话语平台。一如前述，批判别人观念的“非法性”，而又借用这种“非法性”观念引导下产生的研究范式——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在否定自认为确信的观念。
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不能依靠借用理论来弥补，而是必须认识这种不足是由观念的缺少造成的。各种史学理论主张的系统化、史学理论的多样化及史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整合确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但是，这种脱离观念联结的理论是否能够具备应有的创新能力却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各种不同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具体见解可能而且可以相互吸收，但最核心的理论主张可以并存，却不可调和。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具有对多样化的史学理论加以整合，以寻求多样化的整体主张，并居于我国史坛主导地位的能力和潜力。”[38]或许，其结论并非不对的，但前提预设则无疑并未真正认识造成“危机”局面的根源。因为史学观念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依靠外部因素（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权威）获得的，而是由其引导下的研究范式通过解释力竞争而获得的。
现实的情况已经显而易见。尽管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许多的史学方法（如比较方法、系统方法、数量方法、模糊方法、跨学科方法等）被引进、被研究、被尝试，但是这终究是一种“跟跑”战术，或者说只能按照别人已设定的研究范式做以尝试性的应用。中国史学研究的前途应该不在于跟跑，而在于构建对等的话语权力，甚至更在于超越。要构建对等的话语权力，要实现超越，首先需要一种突破，那显然不是从方法，也不是从理论，而是从观念。如果我们将史学观念视为中国当代史学的“传统”，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史学研究的创新“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39]易言之，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与理解不能局限在必须想方设法地维护其权威，而是要让史学观念具备观念本身应有的开放性因子，具备观念之间相互结合的能力，进而构建起能够与其他观念进行交流、对话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
总之，走出困境的路径“或是观念、或是理论或是方法”，这需要审定对历史认识的基本态度及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但不管怎么，只要承认历史能够被“无限近似地认识”，就应该承认史学观念、史学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创新”都是有助于实现历史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切换的，而三者的序位关系将直接决定这种创新能力的大小。引用史蒂芬•霍金的话来终结本文的论述或许是恰当的——“我们可以预期，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推理能力在探索完整统一的理论仍然有效，并因此不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有能力选择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40]
【注释】
[1]参阅[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页关于“范式”（Paradigm）的定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于《世纪中国》2005年3月15日。
[3]类似的观点在国内外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清晰可辨。参阅[德]威廉•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活表现的理解”，《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注：原文翻译没有斜体字，但是如果缺少这些字眼，则显然不符合中文的表述规范，因此按照笔者理解进行补充。
[5]参阅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6]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的存在”的三个问案即：(a)上帝存在是否直接自明；(b)上帝存在是否能以表证；(c)上帝果否存在。参阅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8][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3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9][苏格兰]约翰•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第4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8～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1][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2][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参阅于沛：“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及史学名著”，载于《光明日报》2001年4月21日。
[1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15][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6]姚大力：“历史学失去魅力了吗？”，载于《学说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7][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于《世纪中国》2005年3月15日。可以进一步参阅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8][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0~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9]黄玉顺：“中西之间：轴心时期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载于国际易讯网2005年4月30日。（/Article/Class4/Class13/200504/471.html）
[20]《礼记•表记》。
[21]《论语•述而》。
[22]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3]何光沪：“麦奎利与《基督教神学原理》”，载于《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1997年。
[24][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导论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5]何光沪：“麦奎利与《基督教神学原理》”，载于《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1997年。当然，此处亦可以添加“对于观念之健全”之表述。
[26]尽管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于历史哲学问题稍有涉及，但是远远达不到理论体系的层次。20世纪初，在广泛接触西方近代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论著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论文才较为系统地对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史学研究方法及史学哲学基础等问题，这才真正出现了中国史学研究过程的“哲学思考”。
[27][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28]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13页；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29]以“现代性”为标准，必然会引起众多方家的异议。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的标准，那么史学研究就会丧失交流的意义与功能，中外史学研究就只能囿于各自的天地，而得不到任何相互有益的借鉴和发展。
[30]梁启超：《新史学》，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31][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2]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33]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收录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4]“史学家畅谈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35]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6]此处借用了林毓生的提法，当然也包括了借用他的释义。参阅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37][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1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38]“史学家畅谈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第8篇：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初中历史 教学观念 历史情结
一、更新教学观念，构建先进而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
1.改革师生互动方式，改变以往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象，以改革历史课堂教学为突破口，营造一个实事求是、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氛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意见、看法、观点不随便斥责或施加压力，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为学生的禀赋可潜在自由、充分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可能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教学相长、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
2.改革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实现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和科学化。所谓多样化，即教学内容呈现不再单纯依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是大力提高科技含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推进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历史多媒体教学及电子课件的制作与使用上。所谓科学化，就是不再单纯地让学生记忆并储存历史结论，而是结论与形成结论的过程并重。新教材在这方面给师生们留下了较大的思维空间。例如“”这一节对旧教材中评价前期成就进行了删除，而设计了一道课后习题对“打倒孔家店”口号的评价，并建议学生通过翻阅资料和文章加以分析得出答案，它的设问向开放性试题发展。类似例子有许多，历史教师必须借此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探究形成结论的生动过程，在过程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考历史、诘问历史、评判历史的方法和能力，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学习过程中的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突显出来，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学生发展自己、学会学习的过程。新教材增加的阅读课和活动课，就是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历史教师可以在组织指导这两种新课型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当然还可根据新大纲要求开展好其他类型的研究性学习，比如课堂讨论、辩论，收集历史资料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开展社会调查撰写调查报告，编演小历史剧，制作历史题材的音像作品或计算机课件等。
二、目前初中历史教学，低年级是关键，培养历史情结是重点
有人进行过问卷调查，调查统计表明：表示很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占41.9%，表示不置可否的学生占55.3%，而明确表示不喜欢上历史课的学生仅占2.8%。学生没说不喜欢历史，可教师却在抱怨学生对历史学习不感兴趣。原因何在无外乎两个因素：（1）因主课学业繁重紧张，把学习历史当作类似看小说看电视等缓释紧张情绪的功能。（2）某些历史知识通过教师引人入胜的讲述，激发了学生的新鲜感，使他们产生了一时的冲动。这些统计表明，目前初中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层次还较低，大部分停留在刺激性的历史情节中（这可能受初中历史教学内容的影响），也就是停留在直接兴趣这一层次上。直接兴趣是不稳定的，常会因各种因素而减退，比如知识简单易懂、概念重复讲述、结论不易理解、内容难记难背等，再加上其他学科学习压力，一旦学生感到乏味，或感到困难时，直接兴趣就会衰减、消失。改善之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如前所述优化课堂教学内容，创设积极的学习环境，构建先进而科学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愿”学。
2.提高历史学科的课程实用价值，让学生“乐”学。至少应该向学生显示历史学科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的作用，比如可以改革历史考试方法，用写作历史小论文的形式，调动学生运用历史思想、寻找历史依据的积极性；也可以增加课堂教学内容，联系当今世界所发生的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导学生对世界形势发展加以认识；还可以在校内多办一些历史学科的课外活动，如开设历史讲座、展示学生的历史小文章、搞一些历史性的纪念活动，等等。总之，校园要强化历史学科的气氛，久而久之，学生也会受到感染，让他们觉得至少在学校里，学好历史课还是有用武之地的，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会逐渐增加。
第9篇：史学观念论文范文
关键词：师门问学录；治学方法；撰写论文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174-03
《师门问学录》主要是以师生问答的笔录形式，体现出来的是一个文史大家的教学实录和一个博士生问学的历程。此书很有自己的特点，仔细研读，亦可窥见周勋初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施教策略。此仅就荦荦大者略作评介，以示同好。
一、强调文献学是治学的基础与门径
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都把文献学当做治学的基础与门径。周先生曰：“做学问必须注重文献，有了可靠的文献，学问才会做得扎实。”当然，这里的文献是指征引材料。文献学的方法很多，有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等。而以目录学而言，是做学问的第一要事，清代学者王鸣盛尝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周先生在《问学录》特别强调目录学，当余历雄问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1999年）、《唐五记小说大观》(2000年)二书，今年又将出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这些书的情况如何?’勋初师曰：
中国历代的笔记小说，数量众多，种类繁杂，很多未曾加工整理，存在很多问题。我们阅读笔记小说也必须注意版本的选择，也要懂得目录学的知识。从事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目录学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在不同的时代，同一种文献被目录学家若录在不同的类别，这就是学术观念的演变。甚至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目录学家对同一种文献也有不同的著录情况。我们作学术研究，必须对这些问题有照确的判断，如果判断不正确，结论也就可能会有问题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周先生还将《唐五记小说大观》、《唐语林校正》作了一些简要出版说明，并认为：“从事唐代文史研究应该注意三方的材料：正史、作家文集和笔记小说。”其实也是从材料的来源方面说明文献的重要。由此看见，文献学是研读学问的基础与门径，是我们治学应该掌握的基本方法和知识，
二、评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治学思想与方法
《问学录》不啻是师生问答记录，亦有对前辈学者治学方法总结记录。在许多学术人物的评点总结中，既有对宋代史学人物的评骘，亦有对近现代学者的学术评语。如表1：（下页）
从以上看，周勋初先生评点的人物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为史学人物，有宋代的宋祁、欧阳修，近现代学者有吕思勉、邓之诚、岑仲勉、向达、范文澜、顾颉刚等人；第二类评点的学术人物主要是一些清代的朴学学者，主要有顾炎武、章学诚、戴震、钱大昕、王鸣盛，还有近现代的王国维、陈寅恪等著名学人；第三类学人为现代著名学者如郭绍虞、詹瑛、杨明照、卞孝萱、曹道衡、王运熙、顾易生等人。这些学人都是一些学术大家，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对当时的学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问学录》来看，周勋初先生评点的最多的人物是朴学大师，如章学诚、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人，这些人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代表人物，读书注重校勘，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特别看重考证。这正是周勋初先生所提倡的治学方法。
三、指导了撰写论文的方法
论文是自己治学心得的体现，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是三年苦读成果的最好体现。而《问学录》作为周勋初和余历雄的谈话指导记录，洋洋洒洒20余万字，许多言谈语录，不但包含着周勋初对文史类博士生培养的心得，而且其中很多谈话语录，就是指导读书研究、撰写论文的方法，如表2（下页）所摘录的一些谈话内容：
从以上看，一个博士生能否掌握论文的写法，要做好两个方面的事情：首先是关于读书的问题，对于治中国古代文史者，想要做出一定的成就，非得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基础，才能有所创见。其次是撰写论文的问题。论文是科学研究的表现方式，又是研究水平高下的一个标志。论文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体现，一些大学问家都特别重视学术研究应当创新的问题。
总之，《问学录》不仅是一部师生问学谈话记录，更是一部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指要，它总结了做学问的基础与门径，强调文献学是治学的基础；评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治学思想与方法，这些评语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还具体讲述了撰写论文的方法，这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了《问学录》培养博士生的方法，对于治文史者，亦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