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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不失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人最大的破产是绝望,最大的资产是盼望,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一阿房宫赋文言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词类活用六王毕,四海一(毕,完结,指为秦国所灭;一,数词作动词,统一)
骊山北构而西折(北、西,名词作状语,向北、向西 骊山,从骊山 ,名作状)
长桥卧波,未云何龙?(云,名词作动词,出现了云;龙,名词作动词,出现了龙)
复道行空,不霁何虹?(虹,名词作动词,出现了彩虹 )
辞楼下殿(下,名作动,走下)
辇来于秦(辇,名词作状语,坐辇车)
朝歌夜弦(歌、弦,名词作动词,吟唱、弹奏。朝、夜,名词作状语,在早上、在晚上)
谁得而族灭(族,使...灭族,名作动,使动)
鼎铛玉石,金块珠砾(鼎、玉、金、珠,把鼎,把玉,把金子,把珍珠当作。名词作状语。)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鉴,意动用法,以……为鉴)
廊腰缦回(腰名词作状语,像腰带一样)
蜂房水涡(蜂房、水涡,名词作状语,像蜂房,像水涡)
族秦者秦也(族,名词作动词,灭族)
蜀山兀(兀,形容词作动词,山高而秃,指山上的树木被砍伐光了)
日益骄固(日,名词作状语,天天地)
秦人不暇自哀(哀,为动用法,为……哀叹)
奈何取之尽锱铢(尽,使动用法,使……尽)
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炬。放火 焦土,名词作动词,变成焦土)
一肌一容,尽态极妍(极,副词作动词,极尽)
燕赵之收藏(收藏,动词作名词,指收藏的金玉珍宝等物)
特殊句式1、判断句
1)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2)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3)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
4)朝歌夜弦,为秦宫人
5)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
2、被动句
1)输来其间
2)函谷举
3、倒装句
1)宾语前置
秦人不暇自哀
2)定语后置
(1)有不见者,三十六年
(2)钉头磷磷
(3)瓦缝参差
(4)管弦呕哑
3)介词结构后置(状语后置)
(1)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
(2)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
(3)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
(4)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
(5)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
(6)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
4、省略句
1)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
2)剽掠其人
3)可怜焦土
4)五步一楼,十步一阁
古今异义1、钩心斗角
古:指宫室结构的参差错落,精巧工致;今:比喻用尽心机,明争暗斗。
2、明星
古:明亮的星光;今:指行业中做出成绩,出了名的人。
3、经营
古:指金玉珠宝等物;今:指筹划管理或组织(企业、活动)。
4、精英
古:指金玉珠宝等物;今:指优秀人才。
5、可怜
古:可惜;今:怜悯,同情。
6、隔离
古义:遮断,遮蔽 今义:不让聚在一起,避免接触。
7、直走
古义:趋向 今义:行走。
8、气候
古义:文中是指情绪气氛之意 今义:是指一个地区的气象概况。
一词多义一:
1、六王毕,四海一(统一。
)
2、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数词。
)
3、黄鹤一去不复返
(一旦。)
4、而或长烟一空
(全都。)
5、用心一也
(专一。)
6、合从缔交,相与为一(一体。
)
7、五步一楼,十步一阁。
(一座)
8、一肌一容
(每一)
9、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兰亭集序》 (一样)
爱:
1、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喜爱。
)
2、使秦复爱六国之人(爱惜。
)
3、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吝惜。
)
4、晋陶渊明独爱菊(喜欢。
)
取:
1、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夺取。
)
2、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提取。
)
3、今入关,财物无所取(拿。
)
4、留取丹心照汗青(着,助词。
)
族:
1、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灭族。
)
2、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类。
)
3、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家族。
)
焉:
1、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盘旋着,屈曲着,像蜂房水涡。
用于形容词后,相当于然:……的样子。)
2、或师焉,或不焉(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
助词。)
3、且焉置土石(何况往哪里放置土石?哪里。
疑问代词。)
4、焉用亡郑以陪邻(怎么用灭亡郑国来增强邻国的力量呢?怎么。
疑问副词。)
5、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堆积土成为山,风雨在那里兴起了。
于之。兼词。)
6、于是余有叹焉。
(《游褒禅山记》) (语气助词。常用在句末,一般可不译出。 )
而:
1、骊山北构而西折(表顺承)
2、不敢言而敢怒(表转折,却)..
3、后人哀之而不鉴之(表转折,却)..
4、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句读的。
)
5、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并且经常复习它,不也是很高兴的事吗?)
夫:
1、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唉,假使六国各自爱护他们的百姓,就有足够的力量来抗拒秦国。
)
2、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夫,语气助词。
大国,难以测量啊,害怕有埋伏啊。)
鸿雁外语学校六年级 武靖
合上数学课本,将它轻轻附在耳边,不经意间听到了图形王国里的有趣对话。这事要远溯到毕?N之时,自他造纸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觉得应该给世人留下一点痕迹,他大笔一挥,画了一个圆,又画了一个三角,然后悄然离世。不料这一个圆和三角历经千年的修炼,,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光华,自立为王,创立了两个国家,一个叫圈圈国,一个叫角角国,并与文具世界和为一体。
这一天,分别了几百年的圆和三角碰面了,来之不易呀!他们诉说着自己这些年的快乐与烦恼。三角说:“我称霸王,在世界的南边,那些图形小喽罗都尊我为皇,只因我棱角分明。”圆也不示弱:“我傲立于世界北边,我是那样完美圆润,美丽的线条纷纷依附于我。”说着说着,他们更激动了。圆说:“我在丛林里一站,百兽顶礼膜拜!”三角说:“我游向五湖四海,水中鱼鳖,不敢抬头!”这时,文具盒里的铅笔爷爷来了,说:“你们不要再吹牛了,孰是孰非,去找橡皮公公评判吧。”
六王毕,四海一,秦王站在咸阳城头望向远方,看着城下的臣民,大声呼喊:“我在,才有你们的今天,才有这六国统一的霸业,才有你们安居乐业的家园!”这位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一代帝王,面对无数次战争与危险的刺杀,始终桀骜地活着,他近乎疯狂地追求长生,因为他知道,生命存在,就有重整山河,造福苍生的希望。
数学家华罗庚在美国学习时,美国科学界盛情挽留他,甚至特许他拥有美国绿卡。然而,华罗庚不为所动,毅然回国,虽然国内的条件艰苦,科研环境简陋,数学研究步履维艰,但是华罗庚始终相信,“我在,中国的数学就会有发展”。就这样,他被后人铭记在心中。面对国内数学界的萧条景象,华罗庚以“我在”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有些人虽然平凡,但是也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我在”的非凡意义。
生活中有那么多人,前二十几年,体验的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父母给钱,尽情挥霍。而初为人父或人母的他/她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起早贪黑,每天为生计而奔波,在小家庭面临困难时,站出来说“我在”。他/她因此开始了人生中的另一种体验,也因此彰显了生命的价值。
当年,老人因老伴生命垂危而束手无措时,外地打工的女儿及时回家探望,握住老人的双手说“我在”时,老人笑了。老有所依,一切难题将不再是难题。老人的女儿在老人最需要慰藉的时候,用“我在”实现了生命的价值。
年轻的村干部,四处奔波,为带领村里人寻找致富之路而努力着,追求着。让村民觉得有他在,致富便有希望。年轻的村干部用青春与责任为“我在”做了最好的诠释。
人生之路,曲折坎坷,一路上,有人欢喜,有人忧伤。只有真正领略了“我在”的真谛,人生之路才会一路风景如画。
这亦如张晓风所写: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教师点评:
文中“我在”的呼声与呐喊贯串全文,有越王勾践、秦始皇、华罗庚这样的千古帝王、科学大家的“我在”,也有父母、老人、村干部等平凡人的“我在”。到这里,作者的观点已然非常明显,无论你是流芳百世的巨人也好,默默无名的芸芸众生也好,只要“我在”,就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在。希望、信念、坚韧等等这些珍贵的品质,只有“我在”,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我”是怎样的人,站在什么样的地方都不要紧,只要“我在”,生命还没有结束,就还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丽。
关键词:雍州杂祀、天文诸神、生产和生活之神、人鬼、数术
秦的国家祭祀内容驳杂而丰富,这一内容已有学者作过研究[1]。雍州杂祀是其中的组成部分,文献对之记载甚为简略,这一内容所蕴涵的意义也并没有得到很深入的研究。笔者不揣简陋,试图对此作些考证和研究,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史记·封禅书》雍州杂祀考释
《史记·封禅书》对雍州附近的杂祀是这么记载的: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沣、镐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
这些雍州附近的杂祀内容驳杂。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天文诸神;第二类是生产、生活之神和一些杂神;第三类是人鬼。本文第一部分的任务便是对这三类神灵的内容作些考释,以为下文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 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南北斗等天文诸神
日、月:雍州杂祀中有日、月。这一日、月崇拜并不是自然、直观的天体崇拜,象许多后进民族的神话中描述的那样[2],而应跟战国时期其他地区的日月崇拜一样有数术意义。《史记·封禅书》记齐地八神有日主、月主,祠所分别在莱山、成山,它们跟阴主、阳主、四时主并存,在古代中国,日月之行被用来纪年、定月;日月本身及它们的晕、气被用来占卜吉凶[3],《汉书·艺文志》数术天文类有《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汉日旁行气占验》十三卷等,因此,民间的日月崇拜应有其数术意义。
除了日月外,雍州杂祀中有五星。引文提到荧惑(火星)、岁星(木星)、填星(土星)、辰星等。它们分别如下:
荧惑:即火星之祠。荧惑的光度变化很大,运行的形态错综复杂[4],它的出现在古代是不祥之兆。《天官书》正义引《天官占》:“荧惑为执法之星,其行无常,以其舍命国:为残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并。环绕句己,芒角动摇,乍前乍后,其殃逾甚。”王官占验如此,民间也秉承了此精神。为荧惑立祠,旨在讨好它,让它不作祟伤人。
岁星:即木星之祠。木星在天空运行一周约为十二年,古代以此纪年。《天官书》:“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索隐姚氏案:“《天官占》云:‘岁星,一曰应星,一曰经星,一曰纪星。’笔者认为经星是指其周天运行,纪星是指根据它的运行纪年。古人按岁星经行将天区分为十二,这十二天区的名字及其跟地上分野的对应据《周礼·春官·保章氏》郑玄注为:
星纪——吴越;玄枵——齐;娵訾——卫;降娄——鲁;大梁——赵;实沉——晋;鹑首——秦;鹑火——周;鹑尾——楚;寿星——郑;大火——宋;析木——燕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分野说被王官星占家用来占验[5]。此外,岁星纪年的十二年也各有名称,古代王官历家以此纪岁、揆星度[6]。自战国起这类知识传入民间,民间百姓认为岁星出没具有神力,在以之占验祸福的同时还将它神化直接受祀(详下文),雍州杂祀的岁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出现的。
填(镇)星:即土星之祠。土星二十八年运行行一周天[7],古人将之与二十八宿区位结合起来占事。《天官书》:“历斗之会以定镇星之位……,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即填星每年经过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所经过的分野之国逢吉。《天官书》:“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这种占验还有很多,兹不枚举。
辰星:即水星之祠。《封禅书》文中两处出现辰星之祠,后一处为根据《汉书·郊祀志》增补。有关辰星之占《天官书》亦有记载。《天官书》:“罚出辰星。”《史记正义》引《天文志》:“(辰星)其日壬、癸。四时,冬;五常,智也;五事,听也。人主智亏听失,逆时令,伤水气,则罚见辰星也。”从这段话看,辰星之罚源于将五星、干支、四时、五事糅合成一个系统,认为五事、四时出差错(逆时令、智亏听失),天罚就表现在辰星出乱上。
引文中没有提到五星中的太白(金星),应是太史公没有尽言之故,太白之祠应包含在下文“百有余庙”中,五星不皆受祀是不合数术逻辑的。
二十八宿:二十八宿是天空中二十八群星官的总称。它们在古代被分为东西南北各有七个星群的四部。东部苍龙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南部朱鸟七宿为东井、舆鬼、柳、七星、张、翼、轸;西部白虎七宿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北部玄武七宿为斗、牛、女、须、危、营室、壁[8]。这些星辰往往被附会上人事或代表某物,主司某职。而雍州杂祀的二十八宿之祠是一处总祠还是二十八处祠已不得而知。从上文有参之单祠看有可能是一处总祠,其神性带有人格化特征。
除了五星外,引文提到所立之祠还有的是属于二十八宿的单祠。如参即二十八宿中西宫参星之祠,天空的“参”由各有司职的七星构成。《史记·天官书》:
“其中三星横列者,三将军。东北曰左肩,主左将;西北曰右肩,主右将;东南曰左足,主后将;西南曰右足,主偏将。故轩辕氏占参应七将也。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国。”
参主杀伐。《天官书》正义:“参主斩刈,又为天狱,主杀罚。”参与二十八宿分别提,王先谦《汉书·郊祀志》补注指出是因为各有其专祀,而不是因为有衍文。又如南斗。南斗为北方七宿之一,由六星组成。《史记·天官书》正义:“南斗六星为天庙,丞相、大宰之位,主荐贤良,授爵禄;又主兵,一曰天机。南二星:魁、天梁;中央一星,天相;北二星:天府庭也。”这里出现除了二十八宿外的南斗,原因也是因为各有专祀。
北斗:北斗即北斗七星天枢、璇、玑、权、衡、开阳、摇光[9]。《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柄所指被认为反映冥冥中的神意,夏商周三代以北斗的不同方位确定岁首[10],是为“建四时”,民间承袭了北斗有神力的理念,因此立祀祭北斗。
以上这些神灵渊源于上古王官中体系完备的星占之学。上古三代这些知识在王官,战国之际的社会变动使这类知识下移至民间,这一下移使它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看天象知政事的天人专学变成了功利色彩很强的数术,数术还不足以表达普通百姓企求平安幸福的愿望,于是有了直接将之神化的祭祀和请福,雍州杂祀这部分数术神灵就是这种性质,它们的神性跟王官占验认识中的星辰有所不同。因为它们到了民间,到了普通百姓的脑海里,必然带上民间信仰的特征,这一点将在下文详述。
二 生产、生活之神及其他杂神
引文中提到的生产、生活之神及一些杂神有以下几位:
风伯、雨师:从二十八宿角度看,风伯为箕,箕是东方七宿之一;雨师为毕,毕是西方七宿之一。它们在星图中处于东西相对的位置[11],它们被认为主司风、雨,这里有单独的风伯、雨师之祀,是因为风、雨对农业生产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民间祭祀它们。
四海:四海之祀应出于认为大地环海的概念。这一概念渊源很古老,它是将四方概念(甲骨文中就有)和海的概念结合起来形成的。驺衍的大九州说认为九州外有裨海,又有大瀛海环其外[12],已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更精致的寰宇学说。四海的概念在战国时期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某一区域。《庄子》中有北海、南海[13],因此,雍州杂祀中出现四海之祀,正说明这一祭祀的古老和民间性质。
寿星祠:《史记索隐》云寿星为南极老人星,见则天下理安。《史记·天官书》南极老人星在天之西宫,《史记正义》:“老人一星……,一曰南极,为人主占寿命延长之应。常以秋分之曙见于景,春分之夕见于丁。见,国长命,故谓之寿昌天下安宁。”
诸布:《史记·封禅书》索隐案:“《尔雅》‘祭星曰布’,或诸布是祭星之处。”即散布的祭星的地方。
诸严:王先谦补注引叶德辉云“严”当为避汉明帝刘庄讳,应为“诸庄”,《尔雅·释宫》“六达谓之庄”,是诸严应为路神。
诸逑:《汉书·郊祀志》作“诸逐”。王先谦补注认为当作“诸遂”,《地官》注遂为王国百里外,皆主道路,是以诸逐亦指路神。
天神:在下邽。之所以不将天神列入上一部分天文诸神之中,是由这一天神的性质决定的。按天神是周代国家祀典最高之神,它昭示着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和谐,日月星辰的流布运行是这种和谐的具体体现。但此下邽天神的性质不可能是这样,它是战国时期因社会变动,国家祀典中的一些神流入民间的结果。因为战国时期除了雍州以外的其他地区亦祭天神,齐地八神有天主,它具有人的形象[14];汉初高祖时长安祠官管辖的梁巫中有天[15],九天巫有九天[16],这些天神都是民间将原先国家祀典的天神搬到自己的信仰领域的结果,其神性不再是天文之神的统领和国家信仰的最高神,而是人格化的,并带有地方色彩,这是民间信仰的特点。
昭明:即昭明星之祠。《史记·封禅书》有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史记·天官书》索隐案引《春秋合诚图》云其为“赤帝之精,象如太白,七芒。”《天官书》集解引孟康曰其形状“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向上,荧惑之精。”则昭明星是一种有三足,背上还有数条如彗尾般光芒的星辰,它的出现在时人心目中是恶兆,因此民间祭祀它,有辟恶之意。
天子辟池:王先谦《郊祀志》补注引沈钦韩云辟池为周镐京辟雍故地,所祠者为镐池君。
三 人鬼
引文中提到的人鬼有以下几位:
九臣、十四臣:《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皆作“九臣十四臣”,王先谦补注引皮锡瑞说九臣十四臣疑为九皇、六十四民之脱误。《周礼·小宗伯》郑玄注:“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孔颖达疏:“九皇氏没,六十四民兴,六十四民没,三皇兴。”疑九皇、六十四民皆古传说帝王。九臣当是九皇之臣,六十四臣当是六十四民之臣。
周天子祠:王先谦补注引地理志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祠二所。
杜主、三社主:三社主《汉书·郊祀志》作“五杜主”,按,杜、社形近易混。《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有杜陵县,为故杜伯国,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据《墨子·明鬼》记载,杜伯之鬼曾射死周宣王。至于其“右将军”封号可能是传说。周代文、武不分,将、相分职和分左右是战国开始的事。此可能是战国民间关于杜伯的传说,把他附会上“右将军”之职。杜伯在秦中是最卑微的人鬼。
二 雍州杂祀的性质
上文对雍州杂祀作了些考释。它们的性质属于民间信仰,对它们的祷祠是民间信仰的行为。但是从它们的来源、性质看,它们各自还有些差异,本部分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一内涵。
一 数术、星占与天文诸神的性质:
雍州杂祀中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南北斗等祀,对它们的祭祀来源于星占术。《史记·天官书》正义引张衡云:
“文耀丽于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也。”
日月五星的运行,二十八宿的分布被认为昭示着人事的祸福吉凶,三代王官的星占家以此占验政事,战国以降这类知识流入民间,民间则以此占验他们关心的生产、生活之事。著名的睡虎地云梦秦简《日书》中有大量这类内容。除了利用天文占卜外,普通百姓在相信日月星辰神性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对它们的直接祭祀。因此它们的神性,是将星占术认识中的那种控制日月五星运行的神秘力量直接神化而形成的。民间百姓对这种神秘力量的认识,在近年出土的云梦秦简《日书》中有生动的反映。举例如下:
首先是岁星之占,雍州杂祀中受祀的有岁星,云梦秦简日书甲种有《岁》篇:
刑夷、八月、献马,岁在东方,以北大羊(祥),东旦亡,南遇英(殃),西数反其乡。
夏夷、九月、中夕,岁在南方,以东大羊(祥)南旦亡,西禺(遇)英(殃),北数反其乡。
纺月、十月、屈夕,岁在西方,以南大羊(祥),西旦亡,北禺(遇)英(殃),东数反其乡。
七月爨月、援夕,岁在北方,以西大羊(祥),北旦亡,东禺(遇)英(殃),南数反其乡。[17]
此四简中从“刑夷”(楚历四月)到“援夕”(楚历三月)是楚历十二个月的月名,“岁”,曾宪通、吴小强皆认为是岁星[18],刘乐贤认为此“岁”不是岁星而是太岁,此太岁每年运行三次[19]。案岁星作为行星之一,运动十分复杂,有顺、逆、伏、留、合、冲、迟、疾等变化[20],人们对之的认识是通过实测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加深的。笔者认为在较早的文献中,岁与太岁并无显著区别,太岁其实就是代表岁星按部就班运行的那种神秘力量之称。此“岁”可能仍是指岁星,当时民间百姓注意到它的运行规律,并把它跟出行方位联系起来,《日书·岁》列举了它分别在东、西、南、北四方时的祸福就是这类内容。“岁”被立祠直接受祀,则有了雍州杂祀中的“岁星”。从《日书》注重普通百姓的出行祸福之事看,雍州杂祀中的岁星保佑的也大致是这类内容。
此外,《日书》甲种还有《星》篇,完整地提到二十八宿,用它占验取妻、盖屋、生子等生活事宜,这方面可以跟雍州杂祀的参、二十八宿等对应。试举《日书·星》中的几例:
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取妻,妻为巫。生子,不盈三岁死。可以攻伐。
牵牛,可祠及行,吉。不可杀牛。以结者,不择(释)。以入【牛】,老一,生子,为大夫。
胃,利入禾粟及为囷仓,吉。以取妻,妻爱。生子必使。
卯,(昴),邋(猎) 、贾市,吉。不可食六畜。以生子,喜(斗)
毕,以邋(猎)置罔(网)及为门,吉。以死,必二人。取妻,必二妻。不可食六畜。生子,[病生]。亡者,得。
此(觜),百事凶。可以(徼)人攻雠。生子,为正。
东井,百事凶。以死,必五人死;以杀生(牲),必五生(牲)死。取妻,多子。生子,旬而死。可以为土事。
舆鬼,祠及行,吉。以生子,。可以送鬼。
【柳】,百事吉。取妻,吉。以生子,肥。可以寇〈冠〉,可请谒,可田猎。
翼,利行。不可臧(藏)。以祠,必有火起。取妻,必弃。生子,男为见(觋),【女】为巫。94[21]
从上文看,《日书·星》的二十八宿应是被用来配一年时日,决定逢某星时的宜和不宜。《日书·星》中的几例提到行贾、娶妻、生子、杀牛、起粮仓、打猎、送鬼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和他们所关注的内容——二十八宿既被分配在一年时日中,编成《日书》以指导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又直接受祀以保佑他们的利益。从宗教学角度看这二者是一致的。日书出土于楚地,但是这种将二十八宿与历法对应的数术是战国时期广泛存在的知识,因此,秦雍州杂祀中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受祀,同样源于这一数术背景。雍州杂祀将日月和星官直接神化受祀,反映了民间信仰简单实惠,趋利避害的特点。
二 雍州杂祀的继发性
除了日月星官外,雍州杂祀中的其他神有别的来源,这些来源多半已不是最原始的原生神灵,而是次生的,从宗教学角度看可称之为继发性。如下邽的天神来源于周代国家祀典中的天神;诸严、诸遂等路神来源于周代祀典五祀神[22]中的“行”;天子辟池为周王的镐池君,杜主为故周臣杜伯,周天子本身也受到祭祀,从这里一可以看出神灵的地方性色彩,这是民间信仰地方性[23]的表现;还可以看出过去的人、物都在不断变成鬼物受祀,这是民间信仰继发性的特点[24],正是这一特性使民间信仰在岁月流逝、朝代更迭的背景下总有自己的内容。雍州杂祀中这一内容则反映出战国、秦的时代特点(数术盛行)和地区特点(有一些地方神,如周天子祠、天子辟池、杜伯等)。
结语
雍州杂祀在《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才短短一百多字,但从民间信仰这一角度看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带着时代和地区特点。从整个中国古代宗教发展这一角度看,它们有其来处,也有其归宿。《墨子·明鬼》反映了古老的鬼神崇拜在战国时期的兴盛,雍州杂祀则是这鬼神崇拜的一部分。从性质上看,它们和其他地区的鬼神崇拜一起,在民间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后来的道教、民间信仰中都有它的影子。即使是在今天,这一性质的封建迷信也没有从农村地区绝迹,回溯历史,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
[1]田静、史党社《论秦人对天或上帝的崇拜》,《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2]自然、直观的天体崇拜许多民族都有。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第二章《对自然物与自然力的崇拜》中列举了我国许多民族的日与日神崇拜、月与月神崇拜、星与星神崇拜等。但这些民族的日月星崇拜跟我国古代王官对日月星崇拜最本质的差别,在于前者大多数是处于前逻辑状态的神话,后者具有深刻的数术基础,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3]这方面《史记·天官书》有许多记载,例如“月行中道,安宁和平”、“月蚀岁星,其宿地,饥若亡”等。
[4]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第148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5]《左传·昭公元年》士弱回答晋侯宋国发生火灾的原因时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6]据《淮南子·天文训》和《史记·历书》这十二岁名称是: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协洽、涒灘、作鄂、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史记·历书》记载从太初元年摄提格岁开始到汉成帝建始四年大荒落岁结束七十五年中置闰及各月大、小余的情况。
[7]《史记·天官书》:“(填星)其一名地侯,主岁。岁行十(二)[三]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周天。”
[8]见《史记·天官书》及《淮南子·天文训》高诱注。
[9]见《史记·天官书》索隐案引《春秋运斗枢》。
[10]案因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北斗在地球上的人们视运动中为自东向西围绕天北极运转。夏、商、周人为古华夏族的不同分支,居于不同地域,所看到的北斗运行到天区某处时间不一样,或为黄昏、或为夜半,或为平旦,夏商周人据此确定一年的岁首。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9至
[11]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第56页的东汉星图,科学出版社1987年。
[12]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3]《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悠,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14]“天主”祠所在天齐水,该水五泉并出,象天之肚脐。脐、齐通。《说文》四篇下肉部:“凡居中曰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七篇上齐部言齐古假借为脐,则天齐即天脐。脐居于人体中央,则此天主有人的形象。
[15]《史记·封禅书》
[16]同上。
[17]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190至19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18]曾宪通《秦简日书岁篇讲疏》,《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第6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第58页,岳麓书社2000年7月。
[19]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102至103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
[20]同4,第148页。
[21]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2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22]五祀神为司命、中霤、门、行、灶或户,是掌管饮食起居的小神。见《礼记·祭法》。
赞美长城的诗词名句
刘禹锡 【经檀道济故垒】 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犹唱白符鸠.
陈陶 【续古二十九首】 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
王昌龄 【相和歌辞·从军行】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下长城.
王昌龄 【从军行七首】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常建 【塞下曲四首】 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望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暮沙场飞作灰.
李益 【塞下曲】 秦筑长城城已摧,汉武北上单于台.古来征战虏不尽,今日还复天兵来.
李益 【统汉峰下(一作过降户至统漠烽)】 统汉峰西降户营,黄河战骨拥长城.只今已勒燕然石,北地无人空月明.
武元衡 【塞外月夜寄荆南熊侍御】 南依刘表北刘琨,征战年年箫鼓喧.云雨一乖千万里,长城秋月洞庭猿.
李涉 【邠州词献高尚书三首】 将家难立是威声,不见多传卫霍名.一自元和平蜀后,马头行处即长城.
陆畅 【题悟公禅堂】 临坛付法十三春,家本长城若下人.芸阁少年应不识,南山钞主是前身.
张祜 【听筝(一作题宋州田大夫家乐丘家筝)】 十指纤纤玉笋红,雁行轻遏翠弦中.分明似说长城苦,水咽云寒一夜风.
赵嘏 【送从翁中丞奉使黠戛斯六首】 秦皇无策建长城,刘氏仍穷北路兵.若遇单于旧牙帐,却应伤叹汉公卿.
汪遵 【杞梁墓】 一叫长城万仞摧,杞梁遗骨逐妻回.南邻北里皆孀妇,谁解坚心继此来.
汪遵 【长城】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
卢汝弼 【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 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
褚载 【长城】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焉知万里连云色,不及尧阶三尺高.
贺知章 【送人之军】 常经绝脉塞,复见断肠流.送子成今别,令人起昔愁.陇云晴半雨,边草夏先秋.万里长城寄,无贻汉国忧.
高适 【杂曲歌辞·蓟门行五首】 茫茫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
高适 【蓟门行五首】 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
李益 【登长城(一题作塞下曲)】 汉家今上郡,秦塞古长城.有日云长惨,无风沙自惊.当今圣天子,不战四夷平.
刘方平 【横吹曲辞·梅花落】 新岁芳梅树,繁苞四面同.春风吹渐落,一夜几枝空.小妇今如此,长城恨不穷.莫将辽海雪,来比中.
卢照邻 【横吹曲辞·紫骝马】 骝马照金鞍,转战入皋兰.塞门风稍急,长城水正寒.雪暗鸣珂重,山长喷玉难.不辞横绝漠,流血几时干.
李端 【相和歌辞·度关山】 雁塞日初晴,胡关雪复平.危竿缘广漠,古窦傍长城.拔剑金星出,弯弧玉羽鸣.谁知系虏者,贾谊是书生.
杨师道 【咏饮马应诏】 清晨控龙马,弄影出花林.躞蹀依春涧,联翩度碧浔.苔流染丝络,水洁写雕簪.一御瑶池驾,讵忆长城阴.
卢照邻 【紫骝马】 骝马照金鞍,转战入皋兰.塞门风稍急,长城水正寒.雪暗鸣珂重,山长喷玉难.不辞横绝漠,流血几时干.
卢照邻 【雨雪曲】 虏骑三秋入,关云万里平.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节旄零落尽,天子不知名.
徐晶 【阮公体】 秦王按剑怒,发卒戍龙沙.雄图尚未毕,海内已纷拏.黄尘暗天起,白日敛精华.唯见长城外,僵尸如乱麻.
王昌龄 【塞下曲四首】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刘长卿 【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疲马】 玄黄一疲马,筋力尽胡尘.骧首北风夕,徘徊鸣向人.谁怜弃置久,却与驽骀亲.犹恋长城外,青青寒草春.
徐九皋 【关山月】 玉塞抵长城,金徽映高阙.遥心万馀里,直望三边月.霜静影逾悬,露晞光渐没.思君不可见,空叹将焉歇.
徐九皋 【送部四镇人往单于别知故】 天下今无事,云中独未宁.忝驱更戍卒,方远送边庭.马饮长城水,军占太白星.国恩行可报,何必守经营.
李嘉佑 【奉酬路五郎中院长新除工部员外见简】 一门同秘省,万里作长城.问绢莲花府,扬旗细柳营.词锋偏却敌,草奏直论兵.何幸新诗赠,真输小谢名.
刘方平 【梅花落】 新岁芳梅树,繁花四面同.春风吹渐落,一夜几枝空.今如此,长城恨不穷.莫将辽海雪,来比中.
卢纶 【送刘判官赴丰州(一作赴天德军)】 衔杯吹急管,满眼起风砂.大漠山沈雪,长城草发花.策行须耻战,虏在莫言家.余亦祈勋者,如何别左车.
李端 【度关山】 雁塞日初晴,狐关雪复平.危楼缘广漠,古窦傍长城.拂剑金星出,弯弧玉羽鸣.谁知系虏者,贾谊是书生.
张籍 【送流人】 独向长城北,黄云暗塞天.流名属边将,旧业作公田.拥雪添军垒,收冰当井泉.知君住应老,须记别乡年.
姚合 【送邢郎中赴太原】 上将得良策,恩威作长城.如今并州北,不见有胡兵.晋野雨初足,汾河波亦清.所从古无比,意气送君行.
许棠 【失题(一作送前汝州李侍御罢归宣城第二首)】 独夜长城下,孤吟近北辰.半天初去雁,穷碛远来人.月黯氛埃积,风膻帐幕邻.惟闻防虏寇,不语暗伤神.
许棠 【雕阴道中作】 五月绥州北,途程少郁蒸.马依膻草聚,人抱浊河澄.迹固长城垒,冤深太子陵.往来经此地,悲苦有谁能.
周朴 【秋深(一作塞上行)】 柳色尚沈沈,风吹秋更深.山河空远道,乡国自鸣砧.巷有千家月,人无万里心.长城哭崩后,寂绝至如今.
周朴 【塞上行】 秦筑长城在,连云碛气侵.风吹边草急,角绝塞鸿沈.世世征人往,年年战骨深.辽天望乡者,回首尽沾襟.
苏拯 【古塞下】 百战已休兵,寒云愁未歇.血染长城沙,马踏征人骨.早得用蛾眉,免陷边戍卒.始知髦头星,不在弯弓没.
万楚 【骢马】 金络青骢白玉鞍,长鞭紫陌野游盘.朝驱东道尘恒灭,暮到河源日未阑.汗血每随边地苦,蹄伤不惮陇阴寒.君能一饮长城窟,为报天山行路难.
杜牧 【咏歌圣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四韵】 圣敬文思业太平,海寰天下唱歌行.秋来气势洪河壮,霜后精神泰华狞,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敢弄兵.
罗邺 【新安城】 若算防边久远名,新安岂更胜长城.谩兴他役悲荒垒,何似从今实取兵.圣德便应同险固,人心自不向忠贞.但将死节酬尧禹,版筑无劳寇已平.
无名氏 【秦家行】 彗孛飞光照天地,九天瓦裂屯冤气.鬼哭声声怨赵高,宫花滴尽扶苏泪.祸起萧墙不知戢,羽书催筑长城急.剑上忠臣血未干,沛公已向函关入.
袁朗 【相和歌辞·饮马长城窟行】 朔风动秋草,清跸长安道.长城连不穷,所以隔华戎.规模惟圣作,荷负晓成功.鸟庭已向内,龙荒更凿空.玉关尘卷静,金微路已通.汤征随北怨,舜咏起南风.画野功初立,绥边事云集.朝服践狼居,凯歌旋马邑.山响传凤吹,霜华藻琼钑.属国拥节归,单于款关入.日落寒云起,惊沙被原隰.零落叶已寒,河流清且急.四时徭役尽,千载干戈戢.太平今若斯,汗马竟无施.惟当事笔研,归去草封禅.
袁朗 【赋饮马长城窟】 朔风动秋草,清跸长安道.长城连不穷,所以隔华戎.规模惟圣作,负荷晓成功.鸟庭已向内,龙荒更凿空.玉关尘卷静,金微路已通.汤征随北怨,舜咏起南风.画地功初立,绥边事云集.朝服践狼居,凯歌旋马邑.山响传凤吹,霜华藻琼钑.属国拥节归,单于款关入.日落寒风起,惊蓬被原隰.零落叶已寒,河流清且急.四时徭役尽,千载干戈戢.太平今若斯,汗马竟无施.唯当事笔砚,归去草封禅.
子兰 【相和歌辞·饮马长城窟行】 游客长城下,饮马长城窟.马嘶闻水腥,为浸征人骨.岂不是流泉,终不成潺湲.洗尽骨上土,不洗骨中冤.骨若比流水,四海有还魂.空流呜咽声,声中疑是言.
崔湜 【同李员外春闺】 落日啼连夜,孤灯坐彻明.卷帘双燕入,披幌百花惊.陇上寒应晚,闺中织未成.管弦愁不意,梳洗懒无情.去岁闻西伐,今年送北征.容颜离别尽,流恨满长城.
崔湜 【早春边城怀归】 大漠羽书飞,长城未解围.山川凌玉嶂,旌节下金微.路向南庭远,书因北雁稀.乡关摇别思,风雪散戎衣.岁尽仍为客,春还尚未归.明年征骑返,歌舞及芳菲.
陈子昂 【感遇诗三十八首】 圣人秘元命,惧世乱其真.如何嵩公辈,诙谲误时人.先天诚为美,阶乱祸谁因.长城备胡寇,嬴祸发其亲.赤精既迷汉,子年何救秦.去去桃李花,多言死如麻.
张说 【送李侍郎迥秀薛长史季昶同赋得水字】 汉郡接胡庭,幽并对烽垒.旌旗按部曲,文武惟卿士.薛公善筹画,李相威边鄙.中冀分两河,长城各万里.藉马黄花塞,搜兵白狼水.胜敌在安人,为君汗青史.
郑愔 【塞外三首】 塞外萧条望,征人此路赊.边声乱朔马,秋色引胡笳.遥嶂侵归日,长城带晚霞.断蓬飞古戍,连雁聚寒沙.海暗云无叶,山春雪作花.丈夫期报主,万里独辞家.
子兰 【饮马长城窟】 游客长城下,饮马长城窟.马嘶闻水腥,为浸征人骨.岂不是流泉,终不成潺湲.洗尽骨上土,不洗骨中冤.骨若比流水,四海有还魂.空流呜咽声,声中疑是言.
顾况 【梁司马画马歌】 画精神,画筋骨,一团旋风瞥灭没.仰秣如上贺兰山,低头欲饮长城窟.此马昂然独此群,阿爷是龙飞入云.黄沙枯碛无寸草,一日行过千里道.展处把笔欲描时,司马一騧赛倾倒.
贯休 【杂曲歌辞·杞梁妻】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贯休 【杞梁妻】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面对着这样一个瓦俑的大军,我简直不知道对秦始皇应该抱什么感情。是惊叹于他的气魄之大?还是对他的愚蠢的壮举加以嘲笑?
俑之上,原来据说是有建筑的,被项羽的兵烧掉了。很自然的,人们会慨叹:“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有人说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奇迹。
单个地看,兵马俑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它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要比艺术价值高得多。当初造俑的人,原来就没有把它当做艺术作品,目的不在使人感动。造出后,就埋起来了,当时看到这些俑的人也不会多。最初的印象,这些俑,大都只有共性,即只是一个兵,没有很鲜明的个性。其实就是对于活着的土卒,从秦始皇到下面的百夫长,也不要求他们有什么个性,有他们的个人的思想、情绪。不但不要求。甚至是不允许的。他们只是兵,或者可供驱使来厮杀,或者被“坑”掉。另外,造一个师的俑,要求逐一地刻画其性格,使之互相区别,也很难。即或是把米开朗琪罗请来,恐怕也难于措手。
我很怀疑这些俑的身体是用若干套模子扣出来的。他们几子都是一般高矮。穿的服装虽有区别(大概是标明等级的),但多大同小异。大部分是短褐,披甲、著裤,下面是一色的方履。除了屈一膝跪着的射手外,全都直立着,两脚微微分开,和后来的“立正”不同。大概那时还没有发明立正。如果这些俑都是绷直地维持立正的姿势,他们会累得多。
但是他们的头部好像不是用模子扣出来的。这些脑袋是“活”的,是烧出来后安上去的。当初发掘时,很多俑已经身首异处,现在仍然可以很方便地从颈腔里取下头来。乍一看,这些脑袋大体相似,脸以长圆形的居多,都梳着偏髻,年龄率为二个多岁,两眼平视,并不木然,但也完全说不上是英武,大都是平静的,甚至是平淡的,看不出有什么痛苦或哀愁一自然也说不上高兴。总而言之,除了服装,这些人的脸上寻不出兵的特征,像一些普通老百姓,“黔首”,农民。
但是细看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并不完全一样。
有一个长了络腮胡子的,方方的下颌,阔阔的嘴微闭着,双目沉静而仁慈,看来是个老于行伍的下级军官。他大概很会带兵,而且善于驭下,宽严得中。
有一个胖子,他的脑袋和身体都是圆滚滚的(他的身体也许是特制的,不是用模子扣出来的),脸上浮着憨厚而有点狡猾的微笑。他的胃口和脾气一定都很好,而且随时会说出一些稍带粗野的笑话。
关键词 历史 思维 培养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6-0004-02
新课程改革呼唤历史教师引导学生学会探索和研究,让他们自己去寻找规律。历史思维能力是学习、研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它要求学生以一个历史事件为圆心,把自己的思维扩散开来,延伸出去。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是实施素质教育开发学生智能,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措施。
一、激发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如果学生对你教的科目感兴趣,那么学习积极性就会很高,你的教学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丰富多样的教法能促使学生思维活跃。作为中学历史教师在勤于积累资料素材的基础上,巧于设计问题情境,善于驾驭语言技巧,将引人入胜的故事、脍炙人口的歌诀、言简意赅的歇后语、饶有情趣的民谣、美妙动听的音乐、启迪智能的谜语、幽默动人的漫画等融入教学过程之中,让学生每上一节课都有新的感觉、新的发现、新的体验,从而保持浓厚的兴趣、活跃的思维状态,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和萌动创新的意识。
例如,我在教学《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时,就是以故事引入的。即:在古代,我国有一个改革家在推行变法法令之前,担心人民不信任,就在城南门竖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令说:“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给十金。”人民感到奇怪,只是观望着,没有人去搬。这位改革家便又下令把赏金增加到五十。有一个人把木头搬到北门去了,他果然获得五十金重赏,表明政令一旦下达,就要坚决执行。同学们知道这位改革家是谁吗?学生很快答出是商鞅。我利用这一时机,引导学生思考,商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实行变法?变法的内容和结果怎样?商鞅变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为何被施以车裂之刑?这一系列的问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的共鸣,思想不但受到教育,比较分析能力也得到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启发引导,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
1.课本入手,夯实基础,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是培养历史思维能力的基础。具体方法是:出示阅读提纲、找阅读内容的重点句、词,设计一些提高能力的问题;找阅读内容的重点,告诉学生规律,如一段话的第一句或最后一句往往是这一段的主要内容的概括。
例如,在教学《六王毕,四海一》万里长城时,我是这样设计的,课件出示提问:
(1)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在哪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有什么特点?
(2)识读《秦朝疆域图》指出秦长城的起止地点在哪里?
(3)秦朝为什么要修筑长城?
(4)秦始皇为什么要派人开凿灵渠?灵渠的开凿有何作用?
通过讨论和学习,学生的思维活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灵渠的开凿对桂林有着重大意义,建议学生去灵渠实地旅游考察,了解灵渠在今天发挥的功能以及如何进一步开发灵渠的旅游资源。
2.巧用材料,寻求规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新课标下,教材不只是课程资源,同时非常重视史料的编辑。教师要多渠道、有针对性筛选史料。在丰富的史料面前,学生的思维回到历史中,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让学生充分利用材料提供的有效信息,综合所学知识,对有关问题进行讨论。教师认真研究材料,通过解读真题,弄清知识点和材料的变化规律,当堂测试及时发现问题,加以巩固、强化,做到查漏补缺,力争知识无盲区。具体训练步骤:第一步,要先读懂材料,通过材料所提供的信息,根据时间、人物、事件来判断是课本中的哪一部分内容。第二步,抓住材料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思考,结合课文知识点来答题。第三步,弄清问什么,通过看材料,能否直接找出答案。
例如,在教学第15课《汉武帝“大一统”》时,设计了以下材料题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如何管理国家,特别是如何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的一个问题。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的一次庆功宴上对群臣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诸侯。”――摘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汉高祖把子弟分封到外地做诸侯王,目的是让他们镇守四海,拱卫天子。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诸侯王逐渐在封国内各自为政,不听天子诏令,出入公然使用天子礼仪车驾,时刻图谋举兵夺取皇位。
(1)从材料一中看出,秦始皇认为春秋战国以来,天下战争不断的根源在于西周实行的什么制度?基于以上认识,秦始皇实行了什么制度来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分封制;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
(2)材料二反映了西汉时期国家出现了什么问题?(诸侯王势力膨胀,对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3)汉武帝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汉武帝这一措施巧妙在哪里?(颁布“推恩令”;汉武帝不费一兵,不损寸土,就巧妙地削弱了诸侯王封国势力。)
三、独立思考,畅所欲言,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
思维的逻辑性表现为:遵循逻辑的规律、顺序和根据,使思考问题有条理、层次分明、前后连贯。语言是思维的裁体,思维依靠语言,语言促进思维。教师对学生加强语言的调控,训练其口语表达能力,是学生能够有根有据进行思考的基础。因此教学中要使学生比较完整地叙述思考过程,准确无误地说出思路,并训练学生的语言表达简洁规范,逐步提高思维的条理性和逻辑性。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养成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遇到问题要能想、会想、多想、善想。要调动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的积极性,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隐藏在事物后边的问题,当得不到结果时,老师及时引导。
例如,我在教学《三国鼎立》时,引导学生思考: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大败袁绍,赤壁之战曹操却以多败于孙刘联军。你认为原因是什么?从中你能得到什么启示呢?通过师生的共同探讨,最后得出结论:失败原因:孙、刘组成联军,战略得当;采用火攻,战术得当;利用气候、地理条件。曹操:客观:官兵来自北方,不习水战,水土不服。主观:因实力强大而骄傲自满;松懈、轻敌;战术失误。启示:应随时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骄傲必然失败;重视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培养善于观察、思考的好习惯;团结可以战胜强大敌人等。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不断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与策略,从不同角度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让学生在思辨中与文本“对话”,还原课堂本真,实现知识的积淀,人文的浸润、智慧的构筑,让学生获得知识,学会思考。学生一旦走出校门,可以用这些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也就得到了充分体现。为此,我们历史教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学生发展思维,给他们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让他们乐学、好问、会思。这样,充满真情、闪烁思维火花的课堂一定会更加美丽。
参考文献:
【摘要】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家陵园之一,清东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慈孝文化是其核心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本文在追溯中国慈孝文化的历史渊源的基础上,从清东陵的建筑格局、祭祀礼仪以及文献记载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以对清东陵所蕴含的慈孝文化作一综合考述。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家陵园之一,它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堪称中华皇陵的集大成者。清东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包括风水文化、建筑文化、礼仪文化、宫廷文化和人文文化等。其中,慈孝文化是清东陵核心文化的重要一环。
本文拟从清东陵的陵寝建筑、礼仪制度、历史人文等方面出发,对清东陵蕴含的慈孝文化试作考述,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中国慈孝文化的历史溯源
所谓慈孝,即父慈子孝之意。慈孝是构成中华传统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精神的重要元素,随着社会文明的衍进与历史发展,它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逐渐成为民族的整体心理诉求。
慈孝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其中,“孝”字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资料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商代青铜器上刻有“孝”的象形字,为上老下子作服侍状。《尔雅・释训》曰:“善父母为孝”,这是最早对“孝”字的释义。《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承,奉也,受也。”
“孝”作为一个伦理观念正式提出是在西周时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充分说明了孝的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和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孝”逐渐延伸到政治、宗教等广阔领域,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儒家极其推崇孝道,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1]认为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以孝立身理家。“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3]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孝思想,他向梁惠王“申之以孝悌之义”[4],反复宣扬孝治成为他为人君设计的一种理想治国境界。
秦汉以降,经过历代儒家大师的不断完善,“孝”观念逐渐系统化、理论化,而《孝经》的出现,则标志着“孝”文化的成熟,孝道思想也越来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代,“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成为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将举孝廉作为一项重要政绩来考核地方官吏。到了唐、宋、元、明、清各朝,“孝”更是成为治国之本。历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帝业世代相传,都提倡“孝、悌、忠、义”等道德观念,而其核心则是“孝道”二字,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基础和首要规范,是做人、做官、做皇帝的起码条件。因此,汉以后的封建王朝均有“以孝治国”的政策和措施。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说过:“读尽天下书,无非一孝字。”可见孝道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中国传统的思想理念,崇信祭祀祖先能保佑子孙后代,认为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此,“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5]而封建帝王尤其崇信尊祖崇宗可以荫佑子孙,福泽帝业,以“事死如事生”为孝之至也。营建山陵以承祭祀,是帝王们尊崇孝道的具体表征。文献记载,秦汉时代的陵区内设殿堂,收藏已故帝王的衣冠、用具,置宫人献食,犹如生时状况。秦始皇陵地下寝宫内“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6],并用金银珍宝雕刻鸟兽树木,完全是人间世界的写照。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期,作为清朝入关后营建的第一处皇家陵园――清东陵,正是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产物,其蕴含的孝道文化,在陵寝建筑规制、布局的设计以及祭祀礼仪、祭品等方面都有生动的体现。
二、清东陵建筑制度反映的慈孝文化
清朝统治者将“以孝治天下”视为心传家法,如在皇帝死后的谥号中都有“孝”字,皇后的谥号第一字也均为“孝”字,可见对孝道的推崇。在清代帝王的眼中,山陵不仅关系到帝运之盛衰,国祚之长短,更是其展孝布思的场所,所谓“圣天子孝先天下,首重山陵”[7]。清东陵坐落在遵化昌瑞山南麓,其恢宏大气的陵寝建筑生动阐释了传统的慈孝文化。
(一)清东陵“居中为尊”的建筑格局是慈孝文化的生动体现。
“居中为尊,长幼有序”是中华民族奉行慈孝的基本原则。《管子・度地篇》“天子中而处”,道出了贵为天子的独特地位。《荀子・简陋篇》云:“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把天子居中而尊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天子不仅生前居中而尊,死后的葬地格局也是如此。“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8]清东陵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处庞大帝王陵区。
孝陵是清朝入关第一帝顺治皇帝的陵寝,也是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孝陵在规划建筑时,充分考虑了首陵为尊的独特地位,借以彰显后代子孙的孝道情怀。
首先是奉孝陵为主陵。孝陵位于清东陵陵区中轴线上,北依昌瑞山主峰,南望金星山,坐北朝南,居中而建,位置至尊至贵。孝陵两侧,康熙帝的景陵傍依其左,乾隆帝的裕陵陪护在右,咸丰帝定陵居次右,同治帝惠陵居次左,秩序井然,正好实现了《周礼》强调的“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宗法制度。同时,建有景陵、裕陵、定陵的引进神路,并均与孝陵主神路相连,反映了“祖孙衍继,一脉相承”的伦理观念(图一)。这样的陵寝空间布局,秉持的精神实质即为孝道思想。
其次是孝陵的建筑规制最为完备。孝陵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是顺治帝死后由其子康熙负责经营修建的。康熙为了显示天家孝道,一方面借鉴明代长陵制度,一方面因时制宜,使孝陵别开有清一代皇陵典制,其建筑规制之完备,不仅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而且充分体现了“厚葬以明孝”的思想。
孝陵神路全长5500米,神道上设计了30余座(组)集礼制性和功能性于一体的建筑,气势恢宏,为清陵之最。其中,最能体现慈孝文化的是石像生组群和神功圣德碑亭。孝陵石像生凡十有八对,凸显了墓主人生前主宰天下的非凡气势,具有很强的纪念性(图二)。《礼》曰:“祖有功,宗有德。”孝陵神功圣德碑亭为陵寝内最高的单体建筑,通高“九丈九尺九寸”,为阳数之极,寓意墓主人的功德无以复加。孝陵碑文通篇共计1700余字,历数了顺治在位18年间的文治武功,尾款为“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孝子嗣皇帝玄烨谨述”。康熙帝丕承遗绪、永言孝思之情显而易见。
(二)康熙帝景陵规制凸显了传统孝道文化。
康熙帝景陵建于康熙十五年至康熙二十年(1676―1681),是清东陵内的第二座皇帝陵。景陵处处尊孝陵为主陵,严格遵循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传统埋葬制度。
为了彰显孝道,景陵的建筑多遵照孝陵的规制,如神道碑亭以北的建筑规制几乎与孝陵相同。而最终建成的景陵,其规模仅为孝陵的一半左右,不仅裁撤了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等建筑,而且将石像生由孝陵的18对缩减为5对,并将体量大幅度缩小。景陵神功圣德碑虽由孝陵的一碑增为双碑,但立碑之初,雍正帝即专门下旨强调:“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功德隆盛,文章字数较多,一碑不能尽载,宜建立二碑,一刻清文,一刻汉文。其碑若比世祖章皇帝碑亭宽展,恐有未安,即或加宽,必不可加高。”[9]实测比较发现,两陵功德碑的高度相差20厘米,与记载相符。凡此种种,均显示出景陵之于孝陵的谦卑与诚敬。而后世的泰陵、裕陵、昌陵中竖立的功德碑,其尺度均沿用了景陵的作法,高度依次降低,以示谦敬。
在孝陵石像生的北侧,设置了一道礼仪性的门户,称龙凤门,为石雕三门六柱形式,用四段琉璃墙连接,是一座神化了的天门,规制很高。景陵改龙凤门为牌楼门,五间六柱五楼形式,虽然它们的作用相同,但是牌楼门与龙凤门相比,规格相对低一些。孝陵、景陵建筑规制的差异,体现的是父子尊卑有别,倡导的是慈孝精神。
(三)雍正帝对祖宗陵寝的孝道情怀。
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嗣统,君臣猜忌盈廷,皇室内部纷争不断。雍正帝为了表明自己忠孝青白,即位名正言顺,遂在办理康熙丧葬及陵寝事务上做足了文章。除了诏命为乃父康熙竖立两块功德碑并亲自撰写了4300余字的碑文外,雍正还做了两件出人意料的事,以尽人子的诚孝之情。
一是以血荐陵名。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七日,内阁大学士等为康熙皇帝的陵寝拟定了六个陵名,恭呈御览。雍正帝“哀恸不胜,亲刺指血圈出‘景陵’字样”[10],满语译作“安巴灵武”。“景”字在谥法中有13种美好寓意,如“耆意大图曰景”“德行可仰曰景”“少而有老成之谋能大其功曰景”“德行可仰曰景”。康熙少年继位,幼有大志,论继统则为守成,论勋业实兼开创,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雍正以景陵作为康熙的陵名,显得恰如其分,同时也可看出他的一片赤诚。
二是为景陵亲书牌匾。清制,皇帝陵的明楼、大殿、宫门上分别悬挂斗匾一方。明楼上的斗匾题写陵寝名称,大殿题写“隆恩殿”,宫门题写“隆恩门”。康熙的陵名确定后,就要书写、悬挂匾额。雍正皇帝很重视,亲自书写了一幅,又命诚亲王、淳亲王及南书房翰林中擅长书法者敬谨书写,然后召九卿及南书房翰林们一起阅看,并谕曰:“今景陵碑匾,朕亦敬谨书写,非欲自耀己长,但以大礼所在,不亲写,于心不安。尔诸臣可公同细看,不必定用朕书。须择书法极好者用之,方惬朕意。”[11]诸臣奏曰:“御笔之妙,天纵自然,而仁孝诚敬之意,流溢于楮墨之间,正与陵寝大事相称。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实为欣慰。”[12]所以,景陵三方斗匾上的字都是雍正皇帝的亲笔御书,其孝敬之情不言而喻。
另外,从雍正为自己选择陵址一事上,也能看出他对传统孝道的重视。史载,雍正皇帝最初本想遵循“子随父葬”的制度,在东陵选址建陵,并勘定了“九凤朝阳山万年吉地”[13]。然而在施工时,意外发现穴中之土带有砂石,只好中断工程,另选吉壤。最终,卜得易县泰宁山下的太平峪。面对这样的结果,雍正唯恐于礼法不合,落下不孝的罪名,心中不免顾虑重重,于是谕令群臣妥议具奏。谕旨云:“朕之本意,原欲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意相合。及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但于孝陵、景陵相距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寻议,……虽于孝陵、景陵相距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相其形局,既属大地之凝庥;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14]于是始定陵址。这段史料明白记录了雍正开辟西陵的心路历程,也再一次诠释了时人经营陵寝时以孝为先的指导思想。
(四)乾隆帝“昭穆建陵”彰显孝道苦衷。
乾隆登基后,本想将万年吉地选在雍正的泰陵附近,以尽“人子之情”,但最终却创立了父子分葬东、西陵的昭穆建陵制度。乾隆七年(1742)九月,定万年吉地于东陵界内的圣水峪,嘉庆元年(1796)十二月二十日,敕命嗣皇帝于西陵界内卜择。旨意云:“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界内之圣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著各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继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运庞鸿,庆衍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15]这道敕旨明白道出了乾隆父子分葬东、西陵是“展孝思而申爱慕”,尽孝是理由,也是目的。
(五)昭西陵是慈孝文化的生动例证。
清东陵大红门外东侧,建有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昭西陵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暂安奉殿,到雍正三年(1725)正式建成陵寝,经历了37年的漫长岁月。可以说,昭西陵的营建充满了皇家浓浓的慈孝亲情。
康熙帝8岁继位,是祖母孝庄文皇后悉心培养成长起来的,祖慈孙孝,感情很深。康熙帝曾颇有感触地说:“朕自八岁皇考世祖皇帝宾天,十一岁慈和皇太后崩逝,全赖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16]在康熙朝的史料中,记载了许多祖孙二人互相关爱的事迹,兹不赘述。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二十五日子刻,孝庄文皇后崩于慈宁宫。四天后,康熙帝下谕旨曰:“太皇太后疾大渐时,谕朕曰:‘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17]康熙皇帝秉承皇祖母的遗愿,遂卜地孝陵东南,修建暂安奉殿。营建之初,康熙帝又提出:“伏思慈宁宫之东,新建宫五间,太皇太后在日,屡曾向朕称善,乃未及久居,遽尔遐升。今于孝陵近地,择吉修建暂安奉殿,即将此宫拆运所择吉处,毋致缺损。著拣选部院贤能官员前往,敬谨料理。天气甚寒,务期基址坚固,工程完备。”[18]而对于祖母梓宫奉安处,康熙皇帝尤为关注,“命绘图,皆亲加指示”[19]。
康熙二十七年(1688)四月初七日,康熙帝亲自护送孝庄文皇后的梓宫奉移昌瑞山,十九日正式将梓宫安奉殿内。出于对祖母的孝敬与思念,康熙在这一年之中又三次至东陵暂安奉殿,简列如下:五月,因天降雨,检视暂安奉殿工程;十月,至暂安奉殿为祖母举行上谥号典礼;十二月,为祖母行期年、忌辰致祭礼。此后,康熙帝多次到东陵谒陵,每次都必到祖母的暂安奉殿祭拜,以尽诚孝之情。尤其是祖母刚去世的几年,康熙每次来东陵,“距陵右十里,即哀不能禁,沿途哭泣。至暂安殿,大恸,行礼奠酒举哀。良久出殿,犹流泪,乘马行良久乃止。”[20]即便是在孝庄死后多年,康熙帝仍然孝思不匮,每念及祖母,仍十分动容。
雍正即位以后,群臣奏请暂安奉殿毕竟不是陵寝,应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五日,雍正帝谕曰:“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安,子孙蕃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允宜定为陵寝。”[21]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暂安奉殿改称昭西陵。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三日,改建工程兴工,同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将孝庄文皇后的梓宫葬入地宫。从此,孝庄文皇后的葬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图三)。嗣后,但凡皇帝拜谒东陵,或是遣王公代祭,必先到昭西陵行礼,然后才去祭拜其他墓主人,以示孝道。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清东陵的建筑,不论从它的整体布局,还是每个建筑单元,都处处蕴含着深厚的慈孝文化。
三、清东陵祭祀礼仪反映的慈孝文化
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22]。帝王上陵展礼报本,被视为彰显天家孝道、风世励俗的大事,其源起有两种说法:一说三代已有之,“武王上祭于毕,马融以毕为文王墓名”[23];一说于汉世,“后汉永平初,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24]。唐宋以降,帝王朝陵之礼或数传而一举,或一代全未举行,渐成具文。《宋史・礼志》中,上陵归入凶礼。清代将其列入吉礼范畴,与祭祀天地、太庙、社稷等同,称大祀,并载于典籍,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使之制度化。
(一)清代东陵的各种孝亲典礼完备。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5]。“祀”即祭祀,其内容是祭,而其思想核心是礼,是为了表示祭者对神的诚敬或孝思。清代皇陵的祭祀活动,肇始于太祖努尔哈赤设官经营其父、祖墓园。迨至入关,自清东陵始建顺治帝孝陵后,各种祭祀活动次第举行,至乾隆时期,祭祀制度日臻完备定型。终清一世,相沿不辍。
有清一代,东陵内的各种祭祀活动频繁,典制完备。每年清明、中元(七月十五)、冬至、岁暮(岁尾前一天)四时,于各陵帝、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位前举行大祭礼(乾隆元年,帝、后忌辰祭升为大祭,与四时大祭同)。福晋、格格、常在、答应惟清明、岁暮两大祭(也有福晋每年四大祭之说)。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以及皇帝万寿、诸妃忌辰,行小祭礼。凡大、小祭祀,妃位以上于所在陵寝的享殿内致祭,嫔位以下各于宝顶前致祭。另外,凡国有大事,如皇帝登基、亲政、大婚、立后、战争、告捷,也要在陵园内举行临时性祭祀活动。
陵寝中的大祭礼,通常包括谒陵礼、大享礼、敷土礼等内容。届时,或由皇帝亲诣陵园致祭,或由太常寺奏请派王公致祭,仪式相当隆重。
除了建立起完备的祭祀礼节外,各种祭祀物品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东陵的各项祭品讲究必丰必洁,备办供献更要毕诚毕敬。祭品名目是严格遵循各种祭祀礼仪的要求而设定的,同时又与皇家的民族信仰、风俗习惯密切相关。
陵寝所用祭品通常可分为大祭用品、小祭用品以及临时性祭品三类。大祭用品:一般包括茶、酒、膳品、饽饽、干鲜果品、牲牢、香蜡炭饼、祝版、帛、冥钱纸锞、佛花、洁土等。小祭用品:一般有奶茶、酒、熟羊肉、干鲜果品几项。临时性祭品:每年六月内供香瓜、中元供西瓜各一次;每年仲秋,由御膳房送乌朱穆秦、克什克腾鲜羊;每年仲冬,御膳房送交达郎冈爱干羊;每年仲春、仲夏,由侍卫自御膳房送奶饼。每样祭品在数量、样色上因人而异,因时有别,等级分明。
(二)清代帝王孝先天下,勤于上陵修礼。
有清一代,皇帝以万乘之尊,勤于上陵修礼。天命九年(1624)夏四月,太祖努尔哈赤以辽阳既定,建都东京,奉移景祖、显祖、孝慈皇后诸陵墓于东京(今辽阳),“诣二祖陵,奠酒行礼”[26]。皇太极时期,他曾先后六次亲至太祖福陵致祭。顺治一朝,世祖福临虽然屡发东巡祭祖之念,终因国事丛脞,“方隅未靖,师旅繁兴,兼之旱涝频仍”[27]而作罢。
康熙皇帝即位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根本改观,使大规模上陵活动成为可能。自康熙九年八月首次谒孝陵始,52年间,他屡勤翠华,先后47次至遵化,并3次诣盛京上陵展礼,形成清代天子上陵的第一次。康熙帝上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勤”,史官评价康熙上陵时这样写道:“(帝)展省拜谒之礼自亲政以后,无岁不举行,或一岁再行,不以道路之远、鞍马之烦而少有间辍。”[28]康熙帝上陵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实”,做到了发乎情,止乎礼。另外,终康熙一朝,他没有在去往陵寝的沿途起建行宫,每次都是晓行夜驻,随遇而安。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康熙帝“务实”的一面。
可以说,康熙皇帝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上陵礼发挥到了极致,他尽扫汉唐以来“天子诣寝园,或旷世一举,大约遣官主祀事,奉行故典而已”[29]的流风,个性鲜明,影响深远,是整个封建社会类似活动中最具姿彩的一幕,显示出这位千古一帝以儒家“诚孝”理念治驭天下的抱负与作为。康熙帝勤于陵事,究其原因,是他饱受儒家“内对外王”思想和程朱理学的浸染所致。儒家讲究“政治之本,孝道为先”,这是康熙帝一生上陵不辍、乐此不疲的内在思想根源和精神动力。
康熙帝上陵的举动深为后世子孙推许,特别是乾隆皇帝,不仅刻意摹效,而且谆谆垂诫后世,视同家法。据统计,从康熙至光绪这八位清朝皇帝共来东陵125次,其中康熙47次,雍正8次,乾隆26次,嘉庆27次,道光9次,咸丰1次,同治2次,光绪5次。可以说,清朝皇帝的上陵行为,对宣扬封建孝道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雍正帝不辞劳苦,东陵尽孝。
清制,每逢清明节,陵寝中皇帝、皇后、妃嫔等人的宝顶要添加净土,称敷土礼。同时又规定,嗣皇帝仅于大行皇帝初丧的27个月内,即三周年内,行敷土礼一次,其它时候多由皇帝钦点的王公近臣主持执行。关于敷土的数量,康熙初年议准,各陵上土13担;乾隆二年(1737),为使宝顶少遭践踏,改为各陵每年皆增土一担。
皇帝行敷土礼,由石门工部专门预备洁净的“客土”(陵区外面的土),盛于两只小筐之内,于前一天贮放在陵寝罗圈墙外备用。届时,皇帝在前引大臣的引导下,步隆恩门东门,经陵寝门东门进至明楼前,大臣等排列于此,帮扶添土大臣随皇帝至方城前。陵寝内务府官员进献黄布护履(鞋套),皇帝及随行人员着护履,从东蹬道上宝城。陵寝内务府大臣已提前将土筐担至宝顶东石栅栏门外,皇帝到时,将土并为一筐,跪捧给帮扶添土大臣,由其捧筐至宝顶,再跪献给皇帝。皇帝跪接,双手举过头顶,将土添于宝顶上,筐交于帮扶大臣。退下来后,除去护履,由前引大臣引导,由原路退出。
雍正皇帝为了表达对乃父康熙的孝道,竟然抛却成规,亲自为景陵宝顶荷土,“实为书契以来所未有”[30]。史载,雍正二年(1724)清明节,雍正帝亲诣景陵致祭。“清明日,行上土礼。上亲著黄布护履,躬荷土担入明楼,由磴道升天桥。膝行至宝顶中间,跪,上土毕,匍匐退行,尽诚致敬……上毕,退。上诣隆恩殿行大祭礼毕,由隆恩殿左陛降,即恸哭入陵寝门,至宝顶前,伏地哀泣。王大臣等敦劝良久,上方出。”[31]
综上所述,清东陵是中国皇陵史上最后一个期的代表作,也是清朝统治者的“圣孝报本之区”[32]。无论是其陵寝建筑的经营,还是庄严神圣的祭祀,无不蕴含着浓郁的慈孝文化。可以说,规模宏大壮观、建筑精美气派的清东陵,不仅是清代皇权物化的表征,也是我国传统慈孝文化的不朽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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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孝经》孝治章第八。
[2]同[1],开宗明义章第一。
[3]同[1],三才章第七。
[4]《孟子・梁惠王上》。
[5]《荀子・礼论》。
[6]《史记・秦始皇本纪》。
[7]《昌瑞山万年统志・卷首・原纂统志序》。
[8]《周礼》。
[9]《清世宗实录》卷29。
[10]同[9],卷4。
[11][12]同[9],卷10。
[13]北京图书馆藏《样式雷图》。
[14]同[9],卷89。
[15]《清高宗实录》卷1495。
[16][17][18]《清圣祖实录》卷132。
[19][20][28][29]《康熙起居注》。
[21]同[9],卷16。
[22]同[1],感应章第十六。
[23]《史记・周本纪》。
[24][27]《清朝文献通考》卷153。
[25]《左传・成公十三年》。
[26]《清太祖实录》卷9。
加拿大学者曹星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专门研究清明上河图与北宋历史的关系。书别提到清明上河图的出现与此前另一幅画有关。这幅画现在不为公众所知,叫做《流民图》。蒋兆和先生在1940年代绘制过一幅同名的画,如果追溯原型,就是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出现的《流民图》。
讲到王安石变法,常见的叙述是把时人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支持变法的是改革派,反对变法的是保守派。保守派被视为小人,是负面的;改革派被视为君子,是正面的。《流民图》是一个叫郑侠的画家向皇帝神宗呈送的,描绘了当时流民扶老携幼非常困苦的情景。这幅画最初无法送进宫中,郑侠只能谎称是加急密件,辗转呈给皇帝。
当时大旱,郑侠认为这不仅仅是天灾,而是王安石导致的人祸。这种说法源自中国传统的天谴论,也就是说,如果天发生异变,是由于人事不当所致。郑侠称,如果罢免王安石,天会降雨。这不是说王安石本身可以导致天气变化,而是指天灾与人事有互相呼应的关系。
皇帝看了《流民图》,非常震动,发现自己支持的改革导致这个结果,于是把王安石罢免。这一段历史,《宋史》有记载。王安石变法,常被认为因保守派的反对,导致改革事业功败垂成。如果看到王安石变法的前后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会发现《流民图》是比较准确的描述。
这里要讲一下北宋的两个变法,范仲淹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隔时间不是很久。范仲淹变法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变法也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两者的区别在于,范仲淹先要整顿吏治,通过整顿吏治从而藏富于民,民富之后国强,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北宋积贫积弱。为什么积弱?和积贫有关,因为民穷所以国弱。范仲淹认为先要整顿吏治,尽可能的藏富于民,不要竭泽而渔,民富之后国家可以增加财政来源,富国之后才能强兵。但整顿吏治遇到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阻碍,范仲淹变法很快失败。
等到王安石变法,整顿吏治的层面被弱化,他的变法侧重于经济,与范仲淹有根本区别。范仲淹重在节流,减少政府开支,以便减轻民众的负担,王安石变法是开源,更多的向民众征收。但是,直接声称开源会遭到民众反弹,于是他采取经济国有的方式,政府主导经济,以“为民众好”的名义进行改革。这些方针延续了汉武时代的政策,一方面政府打击民间商业,谓之“杀富”;另一方面政府以“济贫”的名义开设官办商业。
王安石变法遭到很多批评,但并不是简单地来自既得利益者。有些士人支持范仲淹变法,却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轼兄弟,不是反对改革,而是意识到这种改革是对民众的更多的剥夺。他们写过很多文章,指出王安石变法之后民众并没有减轻负担。
政府打击豪强,不等于民众可以享得其利,或者说民众享有的是极为有限的蝇头小利,多数为政府所获,而且市场的规则被破坏之后,最终民众的蝇头小利也无法保证。杀富济贫的前提是政府对市场的介入,政府一旦深度介入市场,往往与民夺利,杀富却不济贫。
神宗很受《流民图》触动,但这不意味着《流民图》的作者郑侠会因此受到尊重。后来郑侠被贬,理由是不符合程序递交画作。神宗希望校正王安石变法的错误,又不愿承认这个错误,不希望这种错误为公众所知。在这个时候,《清明上河图》非常适当的出现了,描绘了汴梁的盛景,为这个流民的时代描绘出盛世的光芒。
曹星原还在《同舟共济》里讲到一个细节,清明上河图呈现了“酒街网络”,但是她仔细观察了这幅图,发现酒街“严格地保持着聚饮不超过三人的规俗”。这个细节值得回味,因为在汉代的时候也有明确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要罚款,只有皇帝下令才可以会聚饮食。当时的借口往往是说饮酒会浪费粮食,为了节省粮食限制群饮。
在古希腊,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写过题为《会饮》的作品,在会饮中讨论问题,产生思想。但是再回头看《清明上河图》里聚饮不超过三人的情景,就会发现在这个盛世会饮或许是不可能的。
另一位学者黄仁宇注意到图里没有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清明上河图》画了汴梁很多风物,同时泄露了一个秘密,这个城市缺乏现代商业的基本要素,缺乏金融和法治系统(图里有收税机构)。黄仁宇还注意到,拉大车的大都是黄牛,马匹很少。
他表示,这与当时宋代的环境有关,《辽史》里有记载,辽宋互市的时候,马与羊是不许出境的,马匹是重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钱穆也提到,只有高寒之地才产良马,当时宋的位置不产良马,西北和东北产马的地方,都不在宋的疆土之内。《水浒传》里有一个段景住,赤发黄须,人称“金毛犬”,可能有北地血统,他精通契丹语、西夏语、蒙古语,经常去北地给梁山买马,这也反映了北宋良马稀少的情形。
更重要的是,黄仁宇通过研究发现汴梁缺乏金融和法治系统。这已经预示着,即使当时的北宋是一个盛世——暂且不说《清明上河图》的盛世是真是假,是对《流民图》的掩饰。
分析《清明上河图》呈现的宋代盛世,就会意识到这是非常脆弱的盛世,不可持续的盛世。从王安石变法到金兵南下,相隔大概五六十年。有学者认为,王安石变法和北宋的消失有着很大关系,变法似乎使国家富裕了,但这是杀鸡取卵式的国富,以民间凋蔽为代价。短期之内富国强兵,但是后果在几十年后陆续展现。金兵把汴梁占领之后,北宋无法恢复旧都,只能南迁,民间的力量非常脆弱,无力给政府提供支持。盛世虽然有着光芒,但是非常脆弱,越是繁华,越是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