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写的歌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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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罗大佑写的歌范文
养活肚子
罗大佑从不忌讳谈钱，更懂得如何赚钱。在一次与大学生的交流中，罗大佑曾被问及对金钱的看法，他就像谈他的音乐一样自然：“赚钱是很必要的，钱也许不是第一重要的东西，却往往是第二重要的东西。我建议你们有时间的话就到外面打打工，这样就不用向父母要钱，你们现在不理解，长大了就会知道赚钱的重要性。”
曾有一段时间，媒体评论罗大佑变得商业化了，罗大佑无奈地辩驳：“他们都说我到了香港后音乐变得商业化了，但他们有没有想过，我也要养活我的肚子，赚钱有什么不对！那些通过不正当方法赚钱的人才可怕！我们做音乐的设备需要钱，做好的音乐也需要钱，走商业化的路有什么不对！”
自己的音乐不是阳春白雪，更不希望曲高和寡，罗大佑不希望“唱片卖不出去，变成可怜的艺术家”。他说：“我希望我的音乐能够契合时代的要求，既能赚到钱，又能被喜爱。”
提高正版率
盗版是演艺人员最痛恨也是最无奈的事。一度，罗大佑唱片的盗版率高达95%，也就是说他只能拿到5%的唱片利润。
2003年，罗大佑推出三万套限量珍藏版套装唱片――《无法盗版的青春――20世纪罗大佑》。为了防止盗版，罗大佑算是下足了功夫。唱片的封面用三维立体材料做成，上面有英国著名插图画家为罗大佑手绘的头像，而这张头像据说是无法盗版的。
带着这套唱片，罗大佑走进了广大校园开始“巡回宣传”。每一次，他不忘记向学生们推广“正版”理念。罗大佑说，打击盗版有些于心不忍，毕竟别人也要生活，学生买盗版唱片也能理解，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钱，但是为了维护创作人的利益，他希望能够提高正版率，只要正版率能提高到15%，也就是多10个百分点，他就知足了。他甚至端起架子，“一本正经”地大声呼吁：“随着你经济实力和地位的增长，提高你的正版率；随着你学识和品位的增长，提高你的正版率。”
这次炒作可谓一箭双雕，限量销售和头像防伪齐头并进，既防止了盗版，又为这三万套珍藏版套装唱片做足了宣传。3万套唱片在大陆轻松售罄，销售额超过了1000万元。
敢赌才会赢
从出道到如今，罗大佑开过的大大小小的演唱会不计其数，脚步也遍布各地。可他有一条出了名的戒律：非正式场合拒不演唱。在各种见面会等宣传场合，常有歌迷强烈要求罗大佑现场演唱，总是被他无情地拒绝：“这可不行，我的出场费可是很高的哦！”
2000年，罗大佑在上海筹备演唱会，演出在即，一家主办方却担心票房不好，临阵脱逃。罗大佑没有被吓到，他对自己的实力和上海市场充满了信心，便和剩下的公司约定，一边出一半的钱，继续把演唱会办起来，赌上一把。结果演唱会空前的成功，罗大佑比预期还多拿到几十万的出场费。看来他不仅是有谋略，还颇具胆略。
七年等一回
大多歌手有了新作，都希望能早早拿出来和歌迷见面，罗大佑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自从1996年出了《宝岛咸酸甜》专辑后，罗大佑一直处于“半隐退”状态。歌迷们期待他能出新歌，罗大佑也经常流露出相同的意愿，可就是迟迟不见新唱片的问世。2000年，歌迷们好不容易盼来新唱片即将发行的消息，可具体时间却一延再延。直到2002年，在“雪藏”了近7年之后，新专辑《昨日遗书》才终于亮相。
第2篇：罗大佑写的歌范文
被誉为香港最杰出的电子乐组合，这个文人气质的乐团对于在90年代度过了二字头青春的我们来说，所有的赞誉都不过分。他们的音乐，是那个年代的见证之一，和张楚、Kurt Cobain、Radiohead、《挪威的森林》一起，塑造了我们今天柔软怀旧的耳膜。会有很多人记得，他们那些在内地听不到的神秘专辑总是名列《音像世界》年度十大、偶然某次在某盘转录的磁带上听到《石头记》时的震撼、还有那些被我们终日吟唱最后成了粤语启蒙教材的歌曲：那个下午我在旧居烧信、今天应该很高兴、马路天使、十个救火少年、甜蜜生活、禁色……黄耀明丝丝入扣的嗓音和着刘以达异军突出的电子乐曲，缠绵入骨。
可以说，是达明一派开创了香港乐坛新浪潮电子曲风的先河，从成立初就树立了以欧陆电子与中国古典气质相融合的独特风格。歌曲内容涵盖社会底层生活、情感、两性、同性恋、环保、人权、政治等题材。在关于感情的那些歌里，我们听到达叔用键盘和英伦曲式营造着异色风光，明哥感性清朗的声线里诉说着对爱的迷恋和恐惧，咀嚼着因爱而生的伤感和颓靡。而在另一些关于社会现实的歌曲里，他们不像罗大佑那般直接激进，却用敏感含蓄的曲调唱出青年的苦闷、普通人的悲欢，折射着香港在大时代里的变迁。
从?985年成立，到1991年解散，达明一派共发行了6张正式专辑，其中得奖无数、好评如潮。有人说达明一派的音乐和王家卫的电影一样，是对回归前香港的最好诠释。难得的是他们的音乐始终保持着一种委婉低回的南国意境，如隐喻般暧昧多义，引发共鸣。
这是一个相对分裂又绝对统一的组合，一个美艳阴柔，一个低调木讷，却有着同样非凡的才情和特立独行的秉性，用各自命中的一个字，歃血结义般连接在一起。当年为何分开，如今因何重组，仍是谜。或者就如他们自己所说，只为好玩新鲜。
单飞的成绩也是漂亮的，黄耀明《春光乍泄》唱得街知巷闰，刘以达编写的《诱僧》电影原声获得第三十届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更在一系列香港喜剧电影中给我们带来过疯狂的笑声。而他们每次台前幕后的重组，在爱他们的人眼里都是一场奇妙的狂欢。
20年的等待，达明一派在内地的首场演唱会完美收官，当他们问我：“你还爱我吗?”我此时能想起的只是那一句：“我等着你回来……春光不再……”。
第3篇：罗大佑写的歌范文
曹:张姐,你好!
张:你好!
曹:这次你们这部话剧是二度来到上海。
张:对!
曹:它依然受到大家的欢迎,导演林奕华先生把这部剧定义为城市蓝图式的新喜剧,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怎么才能够演绎我们今天都市的这种爱恨情仇?
张:我们可能讲的未必只是爱恨情仇,只是我们利用一个华丽上班族来讲一个办公室里的故事,来带出现代人对于上班、对于生存、对于赚钱、对于欲望的看法,以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在探讨的是用这样一个办公室来代表一个小小的社会,来讲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曹:作为演员,演舞台剧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不同的感觉?因为你能够及时获得观众的反馈,而且可能同一个戏在不同的地区观众的那种反馈,是否会有一点微妙的差别?
张:我自己对这次演出的整个过程是非常的喜欢。
曹:就是你很享受整个的过程?
张:我非常非常享受。因为演戏,尤其在舞台上演戏,并不一定只是观众的反应,而是你自己能够跟所有的演员一起在台上营造出某种力量,然后把这种凝聚的力量和感染力,抛出去给观众,让观众去接收你们的这种能量。很奇怪的一种精神跟一种感染力,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享受这次整个的过程。
1953年,张艾嘉在台湾出生,从小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13岁时被母亲送往美国念书。可她生性最爱音乐和表演,17岁时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到台湾,只身闯荡演艺圈。
曹:作为演员,你曾经跟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导演一起合作,比如说李翰祥,比如说胡金铨,比如说杨德昌,比如说李安。那你通过跟他们这种合作,觉得从他们身上分别获得一种什么样比较特别的感觉?
张:他们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也懂得从创作中来表达来传达他们的想法,这个就是他们很独特的一点,而且他们有那种固执,非常固执的做事的态度。对于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们真的是有一种热情,我觉得这些都是在很多做艺术创作成功的人身上可以看到的特质。
曹:你曾经跟林青霞合作过很多的片子,至今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你们俩演的《红楼梦》,从朋友跟同道角度来说,你支持她复出吗?
张:我觉得顺其自然,她想复出就复出。这个东西我不能够代她讲什么话。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你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人家未必是那样子的想法或做法,顺其自然。
曹:我发现欧美的很多女演员,其实红了很长的时间,但是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新的作品会不断地出现,可是在香港这种情况就不会太多见,比如说跟你当年同时出道的很多演员可能现在早就淡出公众的视线,不再拍片子。作为女性,或者说同行,你是不是会觉得挺惋惜的?其实有很多演员还是有很好的特质的。
张:自私地讲的话,我一点都不觉得惋惜,因为她们退休了我才能做更多的事情,对不对?当然我一直都这样认为,演戏你应该是演得越久,演得越多,那你的历练就更好。如果大家到了正好的时候,就退休了,就不做了其实很可惜,可能你最精华的部分从此就没有了。讲到一些很现实的因素,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圈子里很少有人为成熟的女性去写剧本,所以我自己很幸运,因为我自个儿会写剧本,常常为自个儿写点东西来演,不然的话,也可能就没有东西可以演了。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有很多的配合,我们这个行业一直对女性的角色不够尊重,没有给她们更多的机会,然后男性也不会写女性,也没有关心女性的一些故事,所以女性的角色就变得越来越少,从20岁、30岁就已经开始少了,那你想想看,40岁、50岁谁会去写?
曹:您其实演员一直做得好好的,为什么愿意跑到幕后去做导演,是不是觉得你能够更完整地在一个片子当中去完成你的一些设想?
张:我是觉得好玩,而且我好奇心又重,我对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可能有精力去做,可能有那个机会,或者有一些想法,那我就很想去试试看,尤其是年轻的时候,胆子够大,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如果说我拍的话会怎么拍,就会有那种冲动,后来就试试吧,一试就从幕前跳到幕后,幕后又跳回幕前,跑来跑去。我觉得,就整个的这个表演的艺术圈里面,我自己还算是活得蛮快乐的。
曹:你曾经拍过很多片子,比如《最爱》,作为导演来说,它是不是你自己的一个转折点?
张:大家说它转折,因为它比较成功,大家都开始注目到《最爱》这部戏,很多人喜欢这部戏。因为这部戏我得了很多奖,各处都受到好评,它的票房也不错,然后大家就开始对我下定义,说这个就是张艾嘉的电影,这个是张艾嘉的一种风格。从那时起,慢慢的,我的戏开始有某种定位,所以你说它可能是个转折点,因为之前可能好几部戏大家还不太清楚我的定位是什么样的。
曹:那后来的《心动》是不是可以看作《最爱》的一种延续?
张:那倒没有哎!其实《最爱》跟《心动》并不是相同的故事,虽然他们都在讲爱情。《最爱》它是用很成熟的爱情观去回溯到以前的事情。《心动》被我作为一个完结篇,对爱情一个总的完结,就是什么叫海枯石烂,什么是永远的爱情?我就把这个做成了一个完结的东西。
曹:您曾经拍过一部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片子叫《20 30 40》,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你觉得女人在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当中,她那种最美的特质是什么?
张:我觉得不管你20岁、30岁、40岁,甚至50、60,任何人一个最美丽的特质就是要对自己有某种认知,然后对自己有某种自信。我觉得没有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你只要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发挥你自己的优点,然后尽量避免你的缺点,所以对自己的认知是蛮重要的。
1995年,张艾嘉执导电影《少女小渔》,当时,刘若英只是一个清纯稚嫩的新人,是张艾嘉顶住强大的压力,大胆启用她来饰演女主角小渔。最后在张艾嘉的悉心指导下,刘若英一举获当年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奖,此后,张艾嘉又为刘若英安排了一系列精彩的演出。
曹:你从老师或者经纪人的角度,怎么去看你的爱徒刘若英?
张:我看刘若英啊?
曹:嗯。
张:我看刘若英就像一个观众看刘若英,看她美好的地方,看她有才华的地方,听她唱歌,看她演戏。可是我对待她像对待亲人一样,因为在她跟着我的十几年中,我们彼此就像亲人、一家人一样。
曹:我觉得刘若英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独特的,不论是她的歌还是她的表演。你觉得像她这样的演员应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路,会走得更好?
张:刘若英……
曹:你有没有为她做过特别的规划?
张:我没有很刻意去做规划,原因是她本身就很有她自己的个性,她有她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会鼓励她,或者当她遇到什么困扰的时候,来问我的意见。除此之外,我不会太刻意地说你一定要怎么,但初期的时候我当然曾帮她规划一些,譬如说哪些本子应该接,哪些本子不应该接。现在她真的已经很成熟了,我不太会再这样,因为这样太霸道了,所以都是顺着她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如果她有一天说不想做了,就不要做了。
张艾嘉不仅编剧、导演、经纪人当得好,她的歌也唱得好。上世纪80年代,张艾嘉与乐坛才子罗大佑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恋情,最后虽然以分手告终,却成就了至今脍炙人口的《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等音乐佳作。就在2007年李宗盛北京演唱会上,张艾嘉与罗大佑重新相聚在舞台上,共同演唱经典老歌,带给人们一种超越歌曲本身对流金岁月的集体追忆。
曹:我记得世纪末的时候,宝丽金出过一张24K的金碟,上面有一句非常有趣的广告语,就是说,罗大佑跟李宗盛都把自己音乐上的第一次献给了她,当然这个她指的是你张艾嘉。现在回想起来跟这两位音乐人合作,有哪些记忆让你今天想来还是刻骨铭心地难忘?
张:如果他们两个都是把第一次献给我的话,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因为事实上,我的唱片并不是出得很多,可是我觉得我每次碰到的制作人,都是最好最好的制作人,他们每次都很为我去定做一些东西。刚开始我是唱西洋歌曲的,西洋歌曲跟唱中文歌曲有很不一样的唱法,所以那时候我不太习惯唱中文歌曲,唱起中文歌曲就奇奇怪怪的,就老不是那个味道,可是我一唱西洋歌曲呢,就比较能够入那个味儿。所以那个时候要帮助我从那个中间转过来,我相信这两位制作人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其实他们当时看到我都会觉得头痛,这个人怎么办呢?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在我身上花了很大的心血,而他们最后都终于了解到,噢,原来不是每一个人唱歌都能像林忆莲、王菲、或者张惠妹有天生的资质,不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她的音色、特质。他们也通过教我学习知道怎么去对付所有的歌星了。
曹:退出公众的视线,在生活当中,从你的眼光看,你是怎么评价罗大佑跟李宗盛这两个音乐人的?
张:我一向非常热爱他们俩的歌曲,像李宗盛我就很敬佩他,他会把他所有的歌曲重新再编曲,然后唱出他当下心里的一种味道。比如说他重新唱《爱的代价》,重新唱他为别人写的歌曲,用他现在的心情去唱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一直在进步,他会承认自己的一种成熟,一种沧桑,唱的时候会特别有感情。所以很多人不习惯,哎哟,我们是来听以前的那种编曲啊,为什么你就唱了一些我们不太习惯的东西。可是我很认同他,因为第一他不会刻意去讨好观众,他就是在做他自己想做的东西,很真心地拿出来说这个是我现在的感情,我拿这种感情来跟你分享。那罗大佑呢,我听他以前歌曲感受都会特别强。那些都是我们在一起打拼的时候的歌曲,我听来听去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写曲、写歌的人,比如他的歌词的每一个字,他都是坐在家里,拿着字典,找那些同音的字。要不露痕迹地去找到最对的字,他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然后他也放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在曲调里面,所以你会永远听他的歌曲,好听的歌曲是真的不会腻的。
曹:我听说他的那个《明天会更好》当时也是你提议,并且一起策划完成的。
张:其实《明天会更好》有好几个制作人,当年很多人都很有心,希望能够在那段时间,比较沉迷的一种气氛之下带出一个新的希望。那个时候求罗大佑来作曲,他有些不太愿意,他不太相信我们那个时候的出发点是什么,当然到最后还是罗大佑把它完成了。
曹: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有趣的话,说自己是属于那种敢于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的人,这句话我们怎么去理解?
张:哦,那个时候我可能是讲,我是那种比较勇于,敢面对事情,尤其在感情方面,我是不会跟一个人分手以后,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或者不跟人讲话,我会去面对失恋,我敢去面对。失恋就承认,所以我老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受伤,你不去面对这个东西,那你也许就一辈子都不敢再去碰那块疮疤。
曹:香港的作家林燕妮说你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这个女人啊,没有一天是服气的。我想她指的大概是你个性当中那种比较特立独行,或者说不愿服输的这一方面,是不是你的个性当中有这样的一种特质?
张;我不是不服输的人,我蛮服输的,输的时候一定要承认,我输了,我这次错了,这次失败了。我觉得不是服不服输的问题,我从来不会去想我做的事情会输或者赢,输赢对我来讲并不是首要的目的,我最享受的还是做事情的一个过程。
曹:认定一个目标的话,你会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张:就是你觉得你自个儿想拍的东西,或想讲的故事,或者想做的事情,你对它有那么多的热情,你对它有那么多的执着的时候,你当然会一直走下去,你不会因为谁对你讲两句话,就改变。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变得没有个性,耳根太软。
曹:因为我在想,你曾经为了谈恋爱不惜跟公司闹翻,这反映你个性当中比较倔强的那一面,就是我想做的那件事情,我应该要去做。
张:如果我认为那个东西是对的,倔强这种东西对于尤其是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来说是蛮重要的。
正是性格当中的这种倔强,让张艾嘉在1990年顶着勾引有妇之夫王靖雄的骂名,未婚产下儿子奥斯卡,媒体因此讽刺她是最出位的女星。就在她和王靖雄正式结婚后,舆论界依然说他们的夫妻关系不会长久。但结果是张艾嘉的这第二段婚姻美满至今。
曹:我们也知道您跟您的先生结婚至今一直是恩爱如初,那作为一名演员、导演,是个艺术家,也是个职业女性,你如何让自己的家庭跟自己的事业能够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容易。
张:就是回家的时候要变回一个家庭主妇嘛。回家的时候你就要把你外面的一些光环,把那些很亮丽的东西放下来。回到家就是要进厨房啦,就是要收他的脏袜子啦,收他的乱摆的东西啦,你就是要做一个女人该做的事情。
曹:那现在儿子也一天天长大,你平时怎么跟儿子来进行交流?
张:我想所有的妈妈都一样,就是不停地讲,讲到他烦为止。
曹:我最近在看龙应台出的一本书,他跟他儿子的信,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跟你儿子有时候是不是也会,如果忙的话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来进行交流?
张:不,我写信给他的。
曹:哦,你写信给他?
张:我写信给他的,因为他在国外念书,我都写信,我写信的原因是我希望他还是不要忘记中文,我也希望自己不要忘记写中文,所以我还是会写信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的。
至今,张艾嘉难忘自己的儿子奥斯卡曾经在幼年时遭遇歹徒绑架的梦魇。当时歹徒敲诈巨款,张艾嘉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警方合作救回儿子。但是当儿子回家后却不肯说话,害怕见人,患上了自闭症。与爸爸妈妈共同逛街的情景,还是最近才在公众的视野中出现。
曹:我发现你儿子现在也愿意跟你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是不是儿子现在长大以后已经能够慢慢地摆脱小时候那件事情的阴影?
张:我相信是。他这次也跟我讲,以前他是真的不愿意跟我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但他现在说自己长大了,而且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那为什么老是要躲躲藏藏,这是不对的,不健康的做法。他突然间长大了,他愿意怎么样,我就随着他。
曹:你给儿子起的名字叫奥斯卡,有些什么特别的想法?
张:有。
曹:最好的奖赏给你?
张:对,对我来讲,他就是我的奥斯卡,他就是我最好的奖座。当然我很喜欢奥斯卡这个名字,我觉得他的名字有很调皮、很霸气、又很有气质的感觉。
曹:当时儿子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那一星期作为母亲来说,你是靠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下来的?
张:信念吧。
曹:那您跟先生结婚之前,先生跟前面的妻子也有两个孩子,据说你跟他们的互动也相当好。
张:非常好,像自个儿孩子一样。
曹:据说你现在已经可以做奶奶了是吧?
张:已经做了,已经做了。
曹:现在你跟他们会有一些互动吗?
张:有,因为他们都在国外,所以我们的互动一定是通电话啦,通电话最多,有的时候就上网,见到就赶快聊聊天了。
曹:听说他们小的时候学校里搞什么演出啊,还让你去看是吗?
张:那一定的了,一定是要去看的,就是一般的孩子和父母的一些互动,他们都很忙,大家每一年见次面。
曹:最后一个问题,您站在女性的立场上,什么样的男性你是最欣赏的?
第4篇：罗大佑写的歌范文
世纪之交，抒情摇滚曲风好像成了最讨好歌迷心灵的妙药灵丹，殊不知这种曲风的始作俑者亦是这个黄大炜，1990年他的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便开辟了这种曲风，自此十年不衰，至今更成了大热门，为此记者走访了在北京做新专辑宣传折黄大炜。
记：你创作的某些歌曲，有的成了乐队们的必唱的曲目，有些则被收在诸多排行榜的"世纪情歌"之内，对于你爱的音乐你到底怎么看？
黄：说来不好意思，我14岁弹吉它，以后在夏威夷组摇滚乐团，去美国、澳洲与日本都演出过，但我现在仍不会记谱，当然在很多人眼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在我心里却是让我最开心的，我有我的方式去创作音乐，我能够奏出旋律，少得可能是一些刻意的技巧与桎梏。我最爱的音乐是有画面感的，你用头脑去研究音乐时，会有一幅画面浮现在你面前，你用心灵去研究音乐时可能又会呈献出皆然不同的一幅画面。
词类什么新专辑主打曲叫《秋天1944》？
黄：此曲创作源于我一个朋友编写的一段音乐，音乐特殊的感觉抓住了我，我开始进行补充。反复做了三次小样，做出来后觉得这首音乐就是一幅画，更如一部电影。我偏执地认为这是部描述中国40年代的作品，我用胡琴与童声采样，整个格局是悲情摇滚式的，这首歌收在专辑中的时间是7分45妙，对于一首流行歌可能有点长了，但只要细心去听，我相信你能看到可感的画面。
记：不知道你为什么总要提到画面。
黄：艺术是相通的，正如音乐与视觉形象是有大量共通之处的，也许你不知道，我最爱听的乐曲是勃拉姆斯的作品，他的作品立体感很强，视觉感也很强，起码我这么认为。
记：乐为许多歌手创作过作品，你印象深刻的有谁？
黄：最近与谢霆锋的合作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小伙子，绝不是一般的偶像派，他对音乐与人生有他独特的看法，我比较欣赏。
第5篇：罗大佑写的歌范文
创作力始终无法取代
2011年黄伟菁离开金牌大风，一年后带着自己的品牌“奇幻创想”复出，在“红牛新能量音乐计划”中她遇到了查可欣，让她们一拍即合的正是对音乐态度和观点—用最真实、最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
查可欣：咱们认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合作的契机。今年我一拍脑袋参加了红牛新能量音乐计划，看到制作人名单里有你，觉得挺惊讶，你是幕后高层，是这个行业的操盘手，我觉得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角度。
黄伟菁：当年在一个红酒场合里巧遇你，朋友说介绍一个特别有才的女孩给我认识，他们说你16岁就念大学，托福考满分，双语流利，用英文写小说，跟好莱坞电影圈也非常熟悉，还做电台主持人，自己创作音乐……我觉得是挺厉害的，大家就在一个昏暗的场合见面了。中间这几年会在不同的地方碰到，发觉蛮有话聊的，可能我们都爱看书，对于人生都有一些想法吧。会觉得你爱好广泛，可是不会把你的音乐看作焦点。所以这次是一个大惊喜，没想到你会参加这个活动，因为你在圈内已经很有位置了。
查可欣：音乐一直都是我的中心，就算我没有发新唱片，没有一直在表演，但是我一直在写歌，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经常有人问我你有什么期待，想达到什么目标，我其实就希望我写的歌，我唱的歌能让想听的人听到。
黄伟菁：你创作那么多歌曲，基本上更多是抒发你神经的歌曲吧。
查可欣：哈哈，创作就是心理治疗的一个出口。我8岁就去美国了，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伙伴，语言也是错乱的。虽然两种语言都可以表达，但会觉得很无力，想表达心里话的时候，真正的想法说不出来。但我发现音乐可以，写小说可以，画画可以，表演可以，都不一样，我也比较贪心，心里同时有好多缺口，需要不同的方式表达，我在创作里面会很直接。我觉得音乐是最特别的，它是双重的，写歌的时候特别私密，可以很封闭，是自己跟自己说话，然后一下就分裂了，唱歌时要站在那么多人面前，完全另外的一个状态。
黄伟菁：这个时代什么东西都可以取代，人可以去美容、隆乳，把身材变得更好，唯有创作力是无可取代的。当创作歌手有唱的能力，能够把心里想的由嘴巴表现出来，就能自由翱翔了。之前有蛮多选秀节目邀请我去做评委，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娱乐化的人都拒绝了。因为红牛新能量计划支持原创艺人，我才接受邀约，没想到挑到的声音是你。
查可欣：我知道你对原创艺人一直扶持，你其实很爱原创型的音乐人。人们都说我的歌小众，难道你从我的作品里发觉有大众喜闻乐见的部分？
黄伟菁：你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我觉得小众，很个人。我一般不会操作这样的音乐。你这次来参赛的歌曲，声音的表现和以前有蛮大的差别，这是你给我的大惊喜。有一天你带吉他来公司唱歌，当你唱到《幸福有多远》时，我汗毛都竖起来，非常非常感动。你说别的制作人都会要求你增加技巧，我说不，我要的就是最简单、最真实、最原始的唱法，那情感是最丰沛的，最能打动我的。
查可欣：很多人说现在市场不好了，也有人觉得真正静下心来听歌的人不多了，但通过《幸福有多远》这样的歌，我挺惊讶地发现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静下来听一首歌。
有一种音乐叫做感动
作为圈内资深的金牌操盘手，黄伟菁对《中国好声音》的走红看得很理性，“节目的走红是时势造英雄，接下来就要英雄造时势了”。至于英雄如何造时势，她和查可欣再一次不谋而合，那就是要做懂得感恩的人，唱能够令人感动的歌。
查可欣：去年《中国好声音》很红，我关注的好多人都在刷微博说它，很久没有一个让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聊的节目。我个人对好声音的理解就是真实，不是模仿和训练来的，是自己，自己脑袋里的声音把它唱出来，发自内心的，这就是好声音。
黄伟菁：这一点我同意，好声音的标准当然是真实和感动人。我第一次到重庆，看了一个小型的比赛，惊呆了，上场的2/3都唱得极好，但是很多人声音辨识度不高，玩弄技巧的人很多。
我常常跟艺人讲，别以为你唱得有多好，别以为台下有两千人听你唱歌就开始骄傲，中国13亿人口，至少有6亿喜欢唱歌，有一亿人唱起来不会太难听，有一百万人音准和节奏都很好，但是可能只有一千个人能出单曲，你就知道你多么幸运，所以要非常感恩。还有，台下两千人有多少为你而来，如果下雨是不是少掉一半，或者广场上有一半人是刚好路过，有多少人听到你唱歌之后会愿意留下或者听你下一次演出呢？
查可欣：对，感恩很重要。我小时候看奥普拉说每天要写下三件感恩的事情，惊讶的是，前一阵子有朋友发给我奥普拉采访lady GaGa和她妈妈的视频，她妈妈拿出她十几岁的日记，她也因为看了奥普拉，每天写三件感恩的事，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
黄伟菁：所以当你感恩，你的心变柔软了，看法会有所不同，你唱的歌和你做的事情，也会不同，你会更容易看到人世间的美好，也可以把心里的美好带给大家。说回《中国好声音》，选手们唱的都是别人已经红了的歌曲。这些都是好歌，观众更喜欢看节目那一刹那的感动，这是时势造英雄，但是选出来的人能不能英雄造时势，这是另外一码事。就像2005年的超女，他们的声音是好的，也幸运地走出第一步，但能不能走得长久，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会影响到后面的路。
查可欣：在任何一个时代做音乐人都是幸福的，只要能做。但是我觉得华语音乐的黄金时代应该还是20世纪9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的作品我们今天再唱还是觉得那么血脉贲张，还是那么好。
黄伟菁：创造力的喷涌和大环境还是有关系。
查可欣：那时人们比较质朴和真诚，相对来讲创作一个作品的目的比较单纯。那个时候的台湾歌坛，老滚石的那些歌星对我们影响很大，包括你合作过的，像潘美辰、杨林，早期的金城武，童安格。
黄伟菁：我合作过的歌手你最喜欢谁？
查可欣： 太多了。我肯定还是喜欢创作型的，没什么惊喜的答案，肯定还是许巍，李健。
黄伟菁：所以我常说其实所谓的市场不好，并不是听歌的人少了，听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只不过听的渠道和方式不一样了。不管是许巍还是李健，之前人家都觉得他们挺小众的。我觉得其实有一股力量是没有小众和大众的分别的，那股力量叫感动。所谓的好声音，创作者他必须能感动人。当一首好的原创音乐可以感动大众的时候，那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这是最多人听音乐的时代
查可欣说自己最爱的始终还是音乐，因为在音乐里，才能展现一个最真实纯粹也是最初的自己。黄伟菁则一如既往拥有豪气和魄力：“大家都说现在的市场不景气，但我相信好的创作、好的音乐永远有人喜欢。”
查可欣：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现在是音乐产业黎明前的黑暗。
黄伟菁：我经历了华语唱片业最辉煌的时候，很多人说唱片已死，其实我觉得音乐永远不会死亡。我依然觉得现在是一个不错的时机，音乐能够流传到每一个地方，不需要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或地点有特定的机器才能欣赏。通过互联网大家可以快速分享一首歌，这真是音乐无所不在的时期。
只不过如何保护创作者的利益，真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的，这跟做音乐人的个性有关，跟国家的政策也有关。如果国家立法能够包含版税收入，分成比例，保护华人艺术家好好生存，对创作者多点帮助，就可以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出来。还有，做音乐的人都有一种傻气，金钱永远不是第一考量，那就很容易受到伤害。我知道你做音乐也不是为了挣钱。
查可欣：完全不是。我不知道什么歌是商业的，也不知道创作怎样才能商业，还是很随性。我写不出不是自己有感而发的东西，也许我还没有那么职业。我觉得，喜欢写歌、唱歌的人，开始的初衷大部分都没有想一定要挣多少钱，获得多少收益，都是想把它唱出来，跟别人分享。我幸运的是有一些其他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所以从来没想过钱多钱少，假如说我没有其他职业，不做DJ，也不写书，就是靠音乐吃饭，肯定养活不了自己，那就饿死了。
黄伟菁：这个饿死是真的饿死，绝对在北京活不下去的。如果单纯做音乐的话，很难存活，甚至包含唱片公司。有艺人说我签了哪个大公司，我就怎么着了，其实不能怎么着。因为大公司自己存活下去都是困难的。如果有别的产业愿意支持音乐产业，是会有收入的，韩国人已经做到了，他们可以培养一个艺人六年，让他不缺吃穿，专心地接受专业训练，他们在国家和其他产业基金的扶持下，走出了亚洲，能做全球性的艺人。而中国经济今天走到世界重要的位置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和娱乐产业，除了自己人在炒作之外，我们的艺人真的能到国外开演唱会吗？来看的真的是老外吗？这是我身为从业人员觉得有一点悲伤的事情。
查可欣：还有一些人做这一行是为了赚钱。
黄伟菁：我觉得赚钱没有不对，只是你莫忘初衷，当你赚到了钱，是不是还能心很安定的去做一件能带给大家美好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国外的创作人成为世界知名的艺人，也赚了大笔的钱，他们的生活也不错，可是没有这么的沾沾自喜吧。赚钱后你能不能继续创作出好的东西，信仰很重要。
查可欣：很多音乐人都开始自谋出路，宋柯说传统的唱片做不下去改开烤鸭店了，
黄伟菁：其实现在是最多人听音乐的时候，但老宋说音乐做不下去也是实情，身为一个音乐公司的老板，想想看大部分钱都是你投的，等到分成的时候，是艺人拿大头，而且是在你投资几年之后，艺人可能才帮你挣钱。可是当他开始挣钱的时候，可能合约又已经要到了。而有些苦你是说不出口的，因为艺人但凡说一句话，他的粉丝就可能把鸡蛋砸你身上。所以你就是一个外表光鲜，但是快要家徒四壁的老板。做一个音乐公司的老板，特别辛苦。
查可欣：你现在觉得辛苦吗？
黄伟菁：我觉得做这行蛮幸福，我比老宋幸运很多。我进内地的时候，谈的就是娱乐整合行销。我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跟客户谈合作、植入，拍MV这些，我们很早就经历过那个变化，找了很多的赞助商跟我们合作，艺人是全约，艺人拍广告还有演唱会，比如罗志祥、张惠妹、萧亚轩等，我全部都有其他的收入。老宋早期做的艺人比较少，也没有开演唱会，后来李宇春肯定有帮他赚到钱，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他整个公司的运营。我现在继续在做这一行，唯一对自己的期许是希望这个产业能够好，希望我们做的艺人能够好。
查可欣：对我来说音乐这扇门是开着的。我从来不太愿意说做音乐有多苦多孤独，因为我觉得这是默认的，很庆幸我写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能写，而且还有人愿意听，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感恩的事情。
查可欣
集电台DJ、创作歌手、双语主持人、舞台剧演员、励志演讲家、新锐作家等身份于一身，涉猎娱乐圈各个领域。2011年12月和加拿大著名乐队Simple Plan推出中英文合唱歌曲《Jet Lag》，成为第一位和欧美主流乐队合唱的中国唱作人。现签约奇幻创想，并推出最新全创作自选专辑《幸福有多远》。
我爱崔健
“我受西方流行音乐的影响比较大，喜欢的太多了，从Beatles到迈克尔·杰克逊，到我特别热爱的一批英国乐队，包括Blur，Radiohead，Muse等等，对我都有很深的影响。喜欢的国内中文原创流行音乐也有很多，比如说崔健。可能跟我做DJ有关系，对我有影响的人有很多。”
黄伟菁
前金牌大风中国区暨台湾地区总裁，在华语音乐界25年，从当初在台湾成功打造张学友、童安格、金城武、黎明、郑中基等著名艺人国语唱片的案例，到转战内地市场成功打造了许巍、胡彦斌、花儿乐队等一线的当红歌手，并将陶喆、S.H.E、蔡依林等众多台湾艺人成功推向内地市场，现成立公司奇幻创想。
第6篇：罗大佑写的歌范文
70十年代，校园歌曲在台湾兴起并迅速流行起来，形成一股校园歌曲热，也产生了一批以叶佳修为代表的优秀校园歌曲创作者。叶佳修擅长的风格是“校园民谣”。最擅长的是将乡村的一个个美好碎片信手拈来，拼合成一幅幅优美的画卷，他描写的是天人合一，是一种平和冲淡的美丽。跟着他的旋律“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是碌碌浮生苦蝇营之余的一种休憩，也是对少年浮动的心一种安抚。叶佳修创作了近千首歌曲，其中《乡间小路》、《外婆的澎湖湾》都是校园歌曲的代表作。而校园歌曲里最出名的是罗大佑的《童年》，几乎整整一代青年都是唱着《童年》步入成年的。从1974年的崛起到1980年的顶峰，台湾共产生了300多首校园歌曲，其后日渐式微飘散在空中。
大陆的校园歌曲基本是台湾校园歌曲的传承和模仿，大陆的校园歌曲虽多，质和量都无法和台湾校园歌曲同日而语，其中高晓松和老狼合作的《同桌的你》以及《睡在上铺的兄弟》，是大陆校园歌曲的巅峰。
每个人都是从校园中走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过无处安放的青春。当青春成为记忆，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岁月湮灭了青春，还是青春湮灭了岁月。只是伤感那一个个不可复制的瞬间，已经随风飘散成一个个碎片，总也构建不出一幅完整的画面。
校园歌曲帮我们拾捡的就是被我们弄丢的青春画面。一首歌，一个平凡美丽的小故事，故事中的角色，是他，还是曾经的你？昨日的阳光，洒在曾经青春的脸上，纵然已经变了模样，纵然你可以装作想不起过往的年少轻狂，那些藏在岁月缝隙里的欢笑，是否还会在你的心里激荡？
每次听校园歌曲，总是想起那些迎风流泪，对月感怀的稚嫩时光，那时候，总是在认真的烦，总是在傻傻的想……时过境迁后，你甚至回忆不起那些悲天恸地的感伤。原来，那些当时不得了不得了的感觉，都是青春和我们开的玩笑！
青春，总是和爱情有关，那个花开的时节，我也曾有个青梅竹马的少年郎，如今在哪里呢？已经被岁月带走，散落在天涯的某一处随时可以找到但永远不会去找的地方。多年以后偶遇他父母，他父亲爱怜地轻拍我的头，说：“这个人，这个人，本来应该是我家媳妇的！”我吃了一惊――怎么会这样？难道……原来相逢真的不能太早，太早的相逢注定只能是一场错过。他都如何回忆我，以及我们之间那份纯纯的情感？难道青春注定青涩，爱必得忧伤？席慕容说：“含著泪 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曾经多少次弹着吉它唱着歌，回忆起迷迷糊糊的童年。顽皮的青春；懵懂的青春；冲动的青春，那么无知又那么快乐！不是我们无忧无虑，而是不知道忧虑为何物。那时节，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忧伤，最大的忧伤就是“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年盼望长大的童年。”现在，我有了一张“成熟与长大的脸”，那些回不来的葱茏岁月却已经远去，只剩下一个个剪影，保存在我们的心间。
我想，每个人在听校园歌曲的时候，总会或多或少的联系到自己，校园歌曲是他的，你的，也是我们的！也许，这就是校园歌曲的魅力，因了这个原因，无论正在青春的，还是不再青春的，都喜欢校园歌曲。
第7篇：罗大佑写的歌范文
采访当天，只有卢庚戌一人单刀赴会（另一成员缪杰因腿伤不便行动故没有前来），但亦为我们曝出一个重大新闻：由卢庚戌任导演编剧的电影处女作《怒放》已经筹备完毕，将于今年5月正式开机了。
减少曝光只为拍电影
卢庚戌一来就向记者坦白交待，这两年在乐坛的减少曝光，都是有意为之，目的只有一个，“都在忙我的电影《怒放》”。卢庚戌说，这个电影原来是计划3月开机的，现在要挪到5月了，主要是为了等这部电影的监制滕华弢的时间，“他的电影时间挪了，我们就必须挪，而且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些青年演员也是他的电影的主演，演完才能过来拍。”
这部电影已经筹备了3年多，卢庚戌自己除了担任导演外，还是主要的编剧，所以这3年里他经常要闭关，“跟几个编剧去一个地方，然后几天几天地讨论剧本，所以你会看到，这两年有一些电视台的活动我都尽量不参加，就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生命用在更有益的地方。”
为什么会突然有了当电影导演的想法？卢庚戌说，这就跟他当年想做歌手是一样的，“其实也是跟我做人的态度有关，就是想表达自己的一些东西，但是音乐这方面可能无法满足我。应该说，当你希望表达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就走到这一点上了。音乐属于意象性的东西，表达情绪和态度非常合适，能给听者一个想象的空间，但用来讲故事就显然不够丰满，电影会通篇把它填满，更极致，有动作语言、文学手段、音乐手段，再加上视觉手段来冲击你。”
在卢庚戌的学习经历中，是没有任何东西跟影视有关的，但卢庚戌说自己一直很迷恋影像。在有了拍片的计划后，就像当年自学和声基础一样，又开始自学起编剧的课程，然后跟影视圈的朋友、编剧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要花大量的时间跟摄影跟美术人员磨合，“而且也跟大量有生活的观影人群进行了一定的了解。就像你们采访一样，去跟他们聊。”同时也自己开始拍一些MV和短片来练手。
有自己的故事，没自己的歌
很多人第一次写小说或拍电影，都很容易把它弄成是一部自传。卢庚戌这部以“青春”为题的电影处女作，会不会同样也是一部自传呢？
卢庚戌说，这部电影并非根据某部小说进行的改编，完全来自他自己的创意。而创意中带有自己个人生活的印迹是难免的，但它不会成为这部电影的主线，只是作为某一种印迹存在其中。“这个电影想要表达的是一个经历过青春的中年人，重新找回青春的那种激动和梦想的情怀，所以他要再次怒放。他青春的时候怒放是因为爱情，20年后，他依然觉得生命需要去怒放，这就是我们做这个电影的最本质的东西。”
之前有消息传出，水木年华的另一成员缪杰将在这部电影中客串一个角色，那作为导演和编剧的卢庚戌是否也会参与电影的表演呢？卢庚戌说不会，第一是不适合，第二他也分不出这么多精力，“但不排除片中若需要一个看大门的或者推三轮的，我会去客串一下，主要角色还是由国内一线的青春演员出演。”之前网上曾有消息说卢庚戌曾找过韩庚和倪妮，卢庚戌只承认确实都接触过，但现在演员都已经确定，“只是现在确实不方便透露具体是谁。”
音乐人拍电影，音乐自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卢庚戌也不例外，他说，片中会用到大量的老歌，也会用一些新创作的作品。但让人意外的是，卢庚戌请来为这部片子创作音乐的是汪峰和小柯，自己的音乐作品也会有，但比重很小，“因为电影还是需要一些老歌来带入一些回忆，所以有一些老歌会用上。我相信汪峰和小柯的创作水平，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音乐都还是要为这个电影服务的。”
卢庚戌透露，电影里有一段讲到90年代的故事，肯定会用到崔健的那首《花房姑娘》，另外在讲到校园热血澎湃环节时，也会用到BEYOND的那首《你知道我的迷惘》。虽然这首歌也出现在水木年华刚刚发行的翻唱专辑《生于70年代》当中，但卢庚戌说，电影里用到的肯定是BEYOND的版本：“因为那个年代没有我们唱的这个版本，那会儿大家听的肯定是BEYOND的版本。”
翻唱专辑亦是为青春为电影而做
对于水木年华这样从校园民谣时代成长起来的歌手，“青春”是他们的作品中永远绕不开的话题，无论是以音乐的形式还是以影像的形式。卢庚戌承认，自己确实很迷恋青春这个词汇，“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正好在我们青春的时候，赶上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飞跃，音乐方面电影方面等等都是如此，我们曾经充满了青春的激情，经历了很多事情，因此感觉现在我们的青春期在无限地延长。”
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卢庚戌他们这一拨的音乐人，主要都是在别人的音乐里感悟青春，然后用自己的音乐来记叙青春或者回忆青春，可以说，青春就是他们的一种音乐倾向。譬如说水木年华，在他们刚步入青春的时候，就深深地受着罗大佑崔健BEYOND陈升黄舒骏郑智化这些充满人文色彩的歌手的影响，这也导致了他们之后在做自己的音乐时，不知不觉也走入了人文这条路线而不愿自拔。
如果要用歌曲来总结自己的青春片段，卢庚戌说，他一定会想到的就有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恋曲1980》，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崔健的《花房姑娘》以及BEYOND的《海阔天空》《真的爱你》等等。事实上，这样的歌曲一直在他们的成长与成熟中萦绕不去，于是，在已经步入不惑之时，水木年华又集结了十首曾经在他们的青春岁月中留下烙印的歌曲，如马兆骏的《会有那么一天》、陈升的《不再让你孤单》、齐豫潘越云的《梦田》、苏芮的《蜗牛的家》等，重新编曲演唱，做成一张充满青春追忆色彩的专辑《生于70年代》。
事实上这两三年里，水木年华虽然为了拍电影而大量减少了在音乐方面的公开活动，但他们并没有停止音乐创作，虽然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除了这张翻唱专辑外，他们只发表了一首新歌《我们的岛》，但据卢庚戌说，他这一两年写的新歌，足够连续三年每年出一张专辑。那作为一直扛着原创大旗的他们为什么首先出的专辑却是一张翻唱？“主要还是想配合电影。我想还是用电影来表达我对青春的理解吧。透过这些作品，你会看到也算是我人生前40年的一个总结。”
青春有痛，但依然要怒放
说到自己人生的40年，想到从前的那些青春，卢庚戌能想到的一个最恰当的形容词就是他的这部电影名：怒放。“就像我大学里看的一本书一样，《伤花怒放》，它讲的是整个70年代的摇滚史。伤花，很忧伤，是内心的一种东西。而青春有忧郁、痛的一面，因为痛所以青春，青春没有不痛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它依然去怒放，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卢庚戌想起他那些最怒放的时光，就是那些做音乐的日子，“那些无忧无虑在草坪唱歌的时候，那些尽情展示自我的时候，那种激动的瞬间，不言而喻，比如说对着一堆啤酒瓶唱歌，在女生楼下唱歌的时候，摇头晃脑声嘶力竭，那就是我最怒放的时候。”而那些痛，则多来自于情感，失恋的时候，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然后在痛中寻找成长的方向和成熟的方向。卢庚戌回忆起他最初开始接触音乐的时候，总在清华宿舍的楼道里抱着吉他唱歌，唱东方快车的《就让世界多一颗心》，却因为总唱不上去高音而被大家嘲笑。这样才懂得你喜欢听的未必就是你适合唱的，这才知道去找老师练习，慢慢找到自己发声的位置与方向，还是得走这种温暖质朴的人文路线。而当他们以校园民谣类的歌曲走红歌坛后，他们也开始尝试新的音乐可能，试过摇滚，试过古典，被诟病过被非议过也被低估过，然后明白，一个好的歌手，他的嗓音未必适合每一种唱法，而一个音乐人，未必他所有表达出来的心情都能到达每一个人的心里，然后才确定不再为了写作而写作，才确定始终只唱最适合自己的人文色彩的东西，才确定把“六七分民谣+三四分摇滚”的民谣摇滚方向做为自己今后音乐的主线……
第8篇：罗大佑写的歌范文
尼古拉斯・凯奇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演员，他努力到什么程度呢？他本人是科波拉家族的孩子。科波拉家族，光大导演就出了两位，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科波拉本人，以及索菲亚・科波拉导演，也是第一个得到奥斯卡奖最佳导演的女性。科波拉是一个庞大的电影家族，凯奇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富二代，不靠家族势力，坚决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不再姓科波拉，改成了尼古拉斯・凯奇。Cage是笼子的意思，自己起了这么一个怪名。也许因为他觉得以前生活在笼子里似的，一定要自己奋斗。
他曾经奋斗到很一线的位置，也演过一些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包括大导演大卫・林奇的《心中狂野》，是我很热爱的电影，也包括好莱坞的华人大导演的电影。吴宇森当时在好莱坞已经做得非常成功，他甚至用自己的名字“吴”命名了这种类型的电影――热血男儿、兄弟情义的类型，已经叫吴电影。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有很多大明星的名字被嵌在地上一个个五角星里。在这众多星星中，真正在地上有手印脚印的没有几个，其中吴宇森就是我看到唯一的一个，俩手俩脚印印在那个好莱坞中国剧院前广场的最中间，他比周围其他人的都大，中文写的吴宇森。所以当时好莱坞所有一线明星，觉得自己是热血男儿，觉得自己很彪悍的、很Man的这种男明星，都要去演他的电影。
当时，凯奇出演了吴宇森的《变脸》。那个时候凯奇有两千多万美金的片酬，就完全是一线男明星。可是慢慢、慢慢他演太多了，有点过于努力，所以他的片酬从两千多万美金，跌到了四百万美金。好莱坞是很残酷的，没有那么多人性讲，你给我赚钱，就多给你，赚不了钱，对不起，已经给你够了就这样。四百万美金只能算三线的片酬了。
他马上要主演一部中国的电影，然后也是中国电影付出的高片酬，在中国付出四百万美金片酬的这个男主角还是罕见的，说明我们的电影，已经在慢慢地跟好莱坞接轨、跟国际接轨了。我们已经用到好莱坞的更多团队，我们的电影公司已经买到了好莱坞最好的数字制作公司，我们的电影公司已经买了美国第二大院线AMC。现在我们可以雇来好莱坞曾经的一线大明星来演电影，很有意思，希望尼古拉斯・凯奇成为下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全世界流行音乐，一说到那些大腕美国最牛，当然也有些英国的啊，英国这些大腕也是要到美国才红起来。美国是一个热血民族，爱写字的人都留在欧洲，这些热血的人都来了美国，所以说美国的流行音乐传统是非常深厚、非常广阔的，因为他囊括了世界各地来的人。
“猫王”影响了全世界的年轻人。戴蛤蟆镜、穿大喇叭裤，这个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还算好，因为人家一直有时尚传统，只是说“猫王”来了，时尚变成了喇叭裤、蛤蟆镜。但是对于当时我们中国这代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开天辟地，因为那之前我们是封闭的，大家都得穿一样的衣服，全是灰的、蓝的、绿的，北京话叫“察蓝板绿”。那会儿突然一开放，第一波时尚就是“猫王”带来的，所以大家看到那个时候的人，包括我自己那时候都穿一尺宽的喇叭裤，裤脚特别宽，膝盖处特瘦。
“猫王”在美国，我觉得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他奠定了白人音乐里面重要的一个类型：摇滚乐。摇滚乐是白人流行乐史上最重要的类型，振聋发聩。这之前的流行音乐，大家都是抒情唱法，很不男人，“猫王”奠定了那种特别激扬的风格，变成那种很有男人劲、阳刚之气的调子，所以“猫王”特别招女人喜欢。
那时候男子三大美，胡子、鬓角、大毛腿。“猫王”长得帅，还有俩这么大的鬓角，女的都喜欢极了。当然，摇滚音乐总的来说，在全世界我觉得都是正面的，在中国也是正面的，从崔健开始，从罗大佑开始，我觉得是解冻年代，最振聋发聩的呐喊。
第9篇：罗大佑写的歌范文
16岁那年，在一把向朋友借来的破烂尼龙弦木吉他上，李宗盛学会了第一个和弦，让因学业平平而略显自卑的他在音乐里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方向。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他抱着一把吉他闯出了自己的音乐天下。吉他改变了李宗盛的一生，或许正因为如此，当李宗盛走到音乐人生的第23个年头时，他毅然决定回归音乐母体，成为一名制琴师，定居北京全心打造手工吉他品牌“李吉他”。
替创作人做一把好吉他
怀抱吉他，忘情弹唱，是李宗盛留给我们最多的印象。对李宗盛来说，吉他是他的灵魂伴侣，也是他最忠诚的伙伴，“我写歌，在没有给任何人听之前，吉他听过。它知道我刚写的时候有多糟，一遍一遍地改，它知道我内心所有的不安和沮丧。”然而，在李宗盛纵情华语歌坛的三十几年里，他遗憾地发现，虽然华语乐坛人才辈出，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没有一个被音乐人衷心认可和接受的华人吉他品牌。作为华语流行歌坛功成名就的领头人物，李宗盛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使命去改变这种现状。“那时我经常对自己说，小李，你必须去做一件对这个行业、对整个华人音乐圈可能有百年影响和贡献的事，你不要再迷恋往日的荣光，那已经成为过去。”事实上，早在1997年，暂别一线歌坛的李宗盛就前往因制作顶级手工吉他而闻名世界的加拿大。在那里，他遍访顶级制琴师，从设计到选料再到后期制作，潜心学习每一道工序。
5年蛰伏，李宗盛实现了从音乐人向制琴师的转变。2002年回国后，李宗盛在江苏角直古镇租下一间狭小而简陋的阁楼，经过几个月的探索和尝试，第一代“李吉他”的三把原型吉他问世，如今它们仍被李宗盛珍藏在琴柜里。次年9月，李宗盛把吉他工坊迁到北京的大山子，并扩展成200多平方米的高级手工吉他制作中心。在这里，李宗盛把对待音乐创作的敏感和苛刻，付诸于吉他制作的每一处细节中，把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名贵木料，做出一把把独一无二、动人心弦的吉他。
“我觉得我对音乐的理解，我对琴的理解，对整个人生的理解，都到了可以做琴的程度，我会用我的后半辈子虔诚地去做这个事。”作为公众人物，李宗盛的这次“跨界”自然备受关注和猜测。有些人认为李宗盛是抱着玩一玩的态度，不必当真；也有不少人根本不相信李宗盛能做出和西方百年吉他品牌相媲美的吉他。在面对偏见和质疑时，李宗盛并没有辩驳，作为一名弹了几十年吉他的音乐人，他坚信在面对由偏见和质疑形成的壁垒时，吉他弹出的音乐具有穿透性的力量。十多年后的今天，李吉他已被越来越多怀着音乐梦想的人所熟悉和牢记，也成为众多音乐人在台前幕后演出创作时的第一选择。
“我希望在百年后，人们看到某张旧的音乐海报，哪怕那位吉他手已经作古，但是他怀里抱着的是李吉他。”李宗盛坦言，属于他的时代终究会过去，但一把好的吉他可以流传百年，如果李吉他能引发更多年轻人对音乐的投入，继而创作出超越李宗盛的好歌，“在这过程中有李吉他的参与，我会觉得自始至终都和他们的音乐在一起，想一想，这是多么浪漫和幸运的事！”
凡人的吉他哲学
定居北京后，李宗盛过上了凡人的生活。除非有重大的安排，在平常的日子，他每天朝九晚五去自己的吉他工坊干活，下班后去超市买菜，回家亲自下厨为母亲和两个女儿做一桌可口的饭菜，如同千千万万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男人一样，如同他创作的那首《凡人歌》。不过，李宗盛很享受这样的生活，“每天晚上能和家人一起吃饭，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是不是？”事实上，在李宗盛创作的歌里，于缠绵悱恻或另类冷峻之外，总能嗅到这样的人间烟火气。或许，这正是李宗盛的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拨动听众心弦、引发强烈共鸣的原因所在。
对平凡生活的回归和迷恋，不仅让李宗盛更加懂得生活的意味，也让他得以抛开演艺圈的纷繁复杂对做吉他倾注更多的心力。对李吉他，李宗盛有自己的坚持，“一是手感要好，好不好弹很重要；二是要做得扎实，吉他是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三是音色，李吉他的声音要有东方人的血统和情怀。”虽然全手工制作一把李吉他需要经过几十道工序，但是最基础、最要紧的还是选择木料。“我经常到野生森林里挑选木材，很多人到那里会感到害怕，但是我很喜欢待在森林里，就像回家一样，抚摸那些大树的感觉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李宗盛强调，一个有责任和良心的制琴师要对树木、对大自然和生命怀有诚心和敬意，“一棵树好好长了100年，你把它砍倒做琴，你要对得起它，要通过做吉他让木头得到重生，而不能随便做。”
事实上，手工制作吉他绝不像做家具那么简单，因为即便每把琴的选材、制作程序和工艺全都一样，但做出来的琴仍然千差万别。“吉他，绝不仅是一件伴奏乐器，它也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完全和人一样，有什么样的气味，就会招来与之相投的人。”在李宗盛看来，吉他就像爱人，并没有好坏之分，音乐人和吉他之间最难得的就是“合适”。所以，李宗盛特别在意量身定做，他会根据音乐人的气质、演唱风格和弹奏习惯，制作出一款和使用者本身完全相配的吉他，到目前为止，罗大佑、周华健、五月天、品冠、陈绮贞和朴树等音乐人都拥有李宗盛制作的专属吉他。对于如何挑选吉他，李宗盛说一定要亲手把吉他抱在怀里，用心体验它的手感和质感，寻找共鸣的感觉，“这个过程就像寻觅最亲密的伴侣一样，浪漫得超出你对所有爱情故事的想象。”
传递音乐文化信仰
“吉他是为音乐服务的。”尽管李宗盛醉心于吉他制作，但他并不希望李吉他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更不希望构建某种乐器拜物教派。在他看来，李吉他的价值并不在吉他本身，而是在那个弹奏它的有才华的音乐人身上，“当他弹奏着吉他，释放着内心的情感，传递音乐信仰的力量时，吉他才有它的价值，在这个时候之外，吉他只是几块木板加6根琴弦而已。”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李宗盛赋予了李吉他更多的品牌内涵，使其成为建立和传递某种音乐信仰和文化脉动的载体，就连吉他的名字也投射出李宗盛内心的期待。如李吉他中的“慎始”和“蛰伏”两款吉他，其名字就缘于李宗盛对生活和音乐的态度：取名“慎始”，是想告诉想要学习吉他的年轻人，要慎重地对待自己学吉他的想法，想好是不是真心热爱音乐而学习吉他，凡事开始都要慎重，不能轻易开始又轻易放弃；取名“蛰伏”，是想告诫年轻人，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充满着诱惑和不易，这时候需要潜心“蛰伏”起来，不因外界而动心，也不因困难而放弃。
除了制作吉他引发更多年轻人对音乐创作的投入，李宗盛还举办了多种音乐活动来搭建与新一代音乐人的沟通桥梁，如李吉他校园创作大奖赛、李吉他星光音乐会、李吉他音乐小讲堂等，“我渴望在年轻一代吉他手的相互比拼和较量中，看到年轻时代李宗盛的影子，然后把我正在做的事交给他们去做。”李宗盛说，希望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把李吉他看成是李宗盛个人的延续，是传递音乐文化信仰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