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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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关键词：建筑营造法　龙庆忠　学术　思想　特色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8537(2008)09-0170-07

背景

龙庆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提出了建立在历史研究和实践应用基础上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建筑研究生培养中付诸实践。龙先生的建筑历史与理论教育体系包括防灾、保护和设计营造法三大方面。由于龙先生年事已高，在其最后的学术生涯中，主要培养了防灾方面的研究生，同时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建筑防灾研究室；在保护方面，龙先生也培养了研究生，并亲自指导了广州南海神庙等岭南重要历史建筑的复原设计。长期以来，以龙先生的助手或学生为主的华南理工大学(原华南工学院)建筑历史方向的学者，为华南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对上述两个方向而言，龙先生在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的学术探索和成就不太为学术界所了解和注意，这笔学术遗产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散见于其手稿和部分中，也见诸其建筑教育和言论中，影响了其学生和同仁。在本文看来，龙先生的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不仅是一种设计法则和设计规律的分析，同时也是对历史建筑营造实践中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的探索。龙先生在这方面的探索更多的与其对建筑防灾，建筑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提出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其研究方法体现了鲜明的特色，可为今日研究所学习、借鉴。由于此前这一课题未曾得到系统的总结论述，本文仅仅是一种尝试性的初步解读。在解读过程中，本文将重点对部分与古建筑设计法则(主要表现为数理关系和尺度规律)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结合龙先生的其它文献，探讨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主要采用了工匠世代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专论建筑的传世文献极少，地方性的、民间的建筑做法更是缺乏文献资料。现存的古代文献如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官式建筑做法。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表现为以上述两种文献为主，结合实例的分析研究。例如梁思成先生对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的研究……等。在他们的基础上，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对中古以来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探索不断有新的进展。

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暂不考虑建筑实例稀少的唐代以前各时期，就唐代至清代这一时期而言，仍存在一些难点，例如下列课题

①宋《营造法式》提及的“材”模数制在唐至元时期实例中的应用程度和表现；

②清《工程做法则例》、《营造算例》、《营造法原》和实例的对比研究，我国古建筑实例少有大量精确测绘，公开发表更少，受限于此，这方面研究进展不多；

③模数营造法则从宋《营造法式》到清《工程做法则例》的演变过程，包括元、明时期的断代专题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受限于上述①和②两方面的成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④地方性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则。近年来，部分建筑学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等领域的研究。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建筑史学以官式建筑营造法则为主流研究方向的拓展，是对近二十几年来对民间建筑(主要是传统民居)研究的深化，也是对近十几年来在建筑史学理论研究的反思后更为贴近历史主体、历史事件和历史实践的方法论转移。

龙庆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研究概况

1　成果文献

龙先生对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大量的研究手稿中，目前其手稿仅整理出一部分，以《中国建筑与中华民族》为题于1989年出版为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下列5篇论文属于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方面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下文文献名后括号内为本文编号、文稿完成日期、文集页码)

《中国塔之数理设计手法及建筑理论》(文献Ⅰ：1987年6月；P16)、《营舍之法》(文献Ⅱ；完成时间不详：P87)、《论石券桥之设计思想》(文献III；1982年；P104)、《中国木构(梁枋柱桁椽等)由厅堂中间柱梁依次折减的计算方法》(文献Ⅳ：1986年3月P110)、《中国古建筑上“材分”的起源》(文献V；1982年之前；P246)。占论文集收入18篇论文的近三分之一，具有相当份量。在论文集所收的其它各篇中，有部分内容也涉及建筑营造法则的研究。此外，龙先生1986年1月完成的论文稿《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文献VI)也是一重要文献，1995年发表于《华中建筑》。

2　研究周期

在《论中国古建筑之系统及营造工程》序言中，可以发现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关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56年、1965年、1978年，

1985年均分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论文中相应的表格实际上也已经在上述各个年代完成。这三十年(实际上应考虑更早时期的探索)的研究过程，同时也正是中国建筑史学界对宋代《营造法式》及其反映的营造法则的进行探索并取得重要成果的时期，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包括

(1)梁思成先生主持的《营造法式》注释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因而中断，1983年出版了研究成果(仅有上卷)。

(2)陈明达先生对宋代《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的探索研究。这一工作源于其20世纪60年代初期对山西应县木塔的研究，到1981年出版《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

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一古建筑“营造法式”的持续研究，正如其同时代的建筑史学者们一样，是对主流课题的关注。

3　研究条件、研究资源

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其他学者一样，龙先生是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工作。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研究，研究者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对建筑营造法则、尤其是尺度设计法则的研究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很多研究文献仍集中关注于《营造法式》等历史文献的文本阐释，大量进行实例数据验证的文献仍显不足。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龙先生的文稿中比较多的引用了实例的

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和探索，并参证以日本的资料例，如文献Ⅰ对日本古塔资料的引证、文献Ⅳ对日本中世纪建筑资料的引证等。这种中、日对比研究，在当代的中国建筑史学研究中仍显不足。此外，大量引证经史文献阐释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同时代的建筑史学研究者的共同特征。

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尚不可能展开对地方性和民间建筑的工艺、地方传统工匠经验的深入研究，以及将地方和官式做法进行比较研究。但是龙先生在其学术历程中，很早就注意到了地方民间营造的经验，并进行历史的分析。如在1930年表的《穴居杂考》一文(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一期)，应属最早关注民居建筑的论文。

4　学术史影响

现发表的龙先生文章由于主要是由后人据其手稿编撰而成，其中有不少编辑上的不足，文字缺漏错乱也有；在表达上，文章具有明显的手稿特点，包括大量的参考文献内容的摘抄引用和计算，大量符号的使用等，同时由于时代的限制，龙先生的文稿在表达上很多时候无法满足今天所谓学术规范的要求，另外，文稿也有强烈的研究者个人特色，包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微言大义式的一些表述。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今日将这些文章作为纯粹的建筑设计法则研究文章进行研读，对这些文章在学术史上发挥影响带来了消极的作用。

龙先生在1980年代进行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教育中，主要培养了建筑(包括城市)防灾方面的研究生。龙先生教育特点是在其自身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指导研究生继续探索，其成果往往是在龙先生手稿基础上的扩展和深化。可以想见，如果天假以年，龙先生是可以在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今天我们对于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方面的文稿，应加以重视，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主要文献评述

前述的6篇主要文献(文献Ⅰ～Ⅵ)可以分为四类。

1　文献Ⅰ

文献Ⅰ针对古塔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其思路源于《营造法原》中外塔盘外阶沿之周围总数和塔总高相等的制度，由此得到了竖向尺度和水平尺度的基本关系。再通过各种实例数据的验证和分析，探索古塔各层高度、边宽的相互关系以及层间递变规律。由于古塔作为具有强烈仪式象征作用的多层建筑，其尺度一般具有较规律性的取值，这种倾向数理分析的方法是有效的。论文初步提出以下基本观点

(1)多边形楼阁式塔的公式是基本关系式，总高H=底边周长C=n×底边边长a(n为边数)；

(2)以(1)式为基础，对密檐塔提出了参考关系式，总高H：塔底层之边长a＝4～4.8，以4为多；

(3)各层塔身宽w：塔身高H＝1/3～2/5。以1/3为古制，并提出以此取值代表古塔的台殿式传统；作为对比，部分密檐式塔首层为光平无柱的高塔身，是为阙榭式传统，其首层塔身宽与塔身高之比可达到1.2。尺度规律的探索联系形态和制度，并互为促进，这是古建筑营造法则研究中的重要学术传统，在陈明达先生《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4)对于密檐式塔，结合砖皮数分析尺度，这就摆脱了纯粹的数字分析而联系到工程实践的可行性，是一可贵的研究思想。

2、文献Ⅲ

文献Ⅲ是对官式石拱桥这一特殊的建筑类型进行研究。此研究源于王壁文先生的《清官式石桥做法》(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四期62～114页)。这篇文稿相较于文献I，更典型地体现了龙先生探索古建筑数理设计手法的分析手段。不同于西方文化对几何作图法则的重视，这种以数字比例为主的见解也见于陈明达、莫宗江等学者的理念中。

3、文献Ⅴ

文献Ⅴ是对《营造法式》所提到的“以材为祖”制度的历史考证。龙先生在文中对“材”、“章”等作了辨析，并对八等材的数列规律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龙先生指出7寸材的特殊性。文中引《说文通训定声》“材，木挺也，从木才声。才方三尺五寸为章。唐人言一檀，章双声，故言木之盛曰千章。”又引《类编》“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作者还引用其它古代文献，指出：“材是条直横长有一定尺寸的木挺。章是这种材的计量单位。”并据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月梁剖面为7:5，以及《营造法原》对界搁栅用7寸×5寸，提出“唐式柴方三尺五寸日撞。”中“方”为立方之义，方三尺五寸为一根标准方桁的体积，表示为0.7尺×0.5尺×10尺＝3.5立方尺。故7寸×5寸可能是唐代的一种标准用材，这一见解后来也出现在其它研究者的文章中。材的概念源于基本构件，因此中国古代建筑“以材为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数学模数，这一点在评价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思想上也需加以重视。

4　文献Ⅱ、文献Ⅳ和文献Ⅵ

它们是关于古代官式木构建筑营造法则三篇重要文献。其内容各有侧重而互有补充。

(1)文献Ⅱ借用《梦溪笔谈》关于北宋俞皓《木经》的论述中“营舍之法”及其上中下三分的思想，意在对房屋整体设计作一通盘论述。其中“上分”的屋顶部分论述甚简略，“下分”分析台基以及栏杆的制度的论述则甚为细致亦少见他人研究。“中分”部分包括中分与上分的木构件在设计上的联系是全文的重点。其主要思路是综合比较《营造法式》、清式做法和《营造法原》中基本木构件的尺度关系，辨异求同。文献Ⅱ似乎成文较早，并未系统提出尺度设计的法则性结论，不过，文献Ⅳ和文献Ⅵ的基本思路和部分前导性观点此文中已经形成(文献Ⅱ中有关柱径与桁檩径关系讨论的小段文字再现于文献Ⅵ中)。

(2)文献Ⅳ则是综合比较清式做法、《营造法原》和日本中世纪(引自关口欣也的著作)三种对于房屋主要木构件尺度的计算方法，并概括为一个一致的传统法则；在一座建筑中设定一个主屋(即明间、正间等)，决定其主要构件尺度后，向上和四周递减尺寸。这里最先决定的主要构件在《营造法原》中是大梁围；清式和日本中世纪则是用柱径。文献Ⅳ未涉及宋式的讨论，其主要用意不在于法则的推演，而是张扬此种技术传统的实用和经济价值，以之为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

(3)文献Ⅵ似可作为龙先生建筑营造法则研究的代表。前文已提到，该文稿历经三十年始成，1986年成稿后始终未发表，10年后才发表时龙先生已经离世一年。恐怕不能作为定稿看待。文稿分为三部分，大体对应于3个时期的探索，并对应于文章中的3个附表。

①表一成于1956年，显示出对于数列规律的重视，类同于文献Ⅰ、文献Ⅲ：同时也关注各间递变规律，即文献Ⅳ的研究内容。总的来看，表一是一个较为理想化的数列体系。

②表二成于1965年。按文中序言，这部分工作是从《营造法原》、《清式

营造算例》、《营造法式》三书制度比较中取得它们在建筑种类、用材、椽平、阑额高、桁径、柱径等关系，分为八项。这里的八项是按照《营造法式》八等材划分的，实际上这部分研究的主要贡献也在于为《营造法式》原文未明确的部分制度性内容提出了新的探索途径和观点。其探索途径的关键是利用《营造法原》的制度来推算《营造法式》的开间取值，本文尝试将原文中推演过程简化改述如下：

按《营造法原》，有下列关系式(围径比按3计算)：

a　桁围＝正间面阔×(1.5/10～2/10)，有：开间＝(15～20)×桁径(围径比按3计算)

b　柱围＝正间面阔×2/10，有：开间＝15×柱径(围径比按3计算)

c　大梁围=内四界深×2/10，有：椽架平长-4×梁高(梁围比梁高按10/3计算)

d　正间面阔×0.8＝次间面阔

e　阑额高=柱高×0.1

根据《营造法式》，桁径取1材～2材(这里取桁径而不是取柱径进行推算，是由于宋式柱径相对较大)、四椽袱取2材～3材、次间面阔按2倍橡架平长、阑额高取2材，各项代入上面关系式，并相互复核，可以得到

f　正间面阔=20～30材

g　次间面阔=16～24材

h　椽架平长＝8～12材

i　柱高=20材

上面是本文根据按原文思路推算的结果，可作为参考。如按原文表二，则较多直接采用了尺寸值，并以等差数列方式给出。

③表三成于1978年，增补了砖、瓦等项目，并把建筑类型调整为7大类，以当心间方的取值划分。

在本文作者看来，文献Ⅵ的最重要成果是在表2的部分。根据表2的内容完全可以在当时(1965年)就提出一个《营造法式》材分制度下各项建筑指标取值的解释系统；如果龙先生在1980年代前后更多倾心于此，那么我们今天将会读到两种关于《营造法式》制度研究的经典：龙先生的和陈明达先生的。这将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带来更多的积极影响。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龙先生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本文尝试概括为：

1　基于道德感与实践感的规范性研究取向

相对于纯粹的实证性研究，以历史文献为主的营造法式研究，不可避免的都具有规范性研究取向的特点。身处现代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的开创期和建立系统中国建筑理论的动力，无疑会加强研究者的这一倾向；而在当时掌握的实例资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研究取向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在梁思成先生的《清式营造则例》和陈明达先生的《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这两份经典文献中均可发现这种规范性研究的特点。龙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法则的规范性研究取向，并非出于一种对建立宏观统一理论的纯粹学术偏好，而是在其强烈的历史感和道德感支持下的实践方向。生于农村、长于动乱的旧中国，长期关注底层民众的营造实践，都促成了龙先生独特的学术关怀。在《序言》中，龙先生指出，“学习、研究、编写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实际上是在‘知生’。因为人死了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它生的时候那种活泼生气，而且会影响和推动人们去再生产。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这反映了龙先生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

2　面向民间的经验性研究取向

龙先生的文稿中多处综合比较《营造法式》、《营造法原》和《清式营造算例》的制度，用共时性的方法尝试建立一个系统的尺度规律。这种研究方法固然也是属于规范性的研究，但却另有值得考辩之处，而且也是不见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独特视角。这种从设计角度出发的研究方法论，其背后的根据是中国民间传统营造经验的稳定性，对木构件材料力学性能认识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才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忽略宋代和清代的系统差异、甚至官式和民间的系统差异，根据常用尺度的比例关系(具体而言，就是构件的高跨比、细长比之类)，探索历史文献未能明确的某些营造法则。在文献Ⅵ中，这一方法的运用最为突出。

3　面向社会的系统研究取向

第2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中华文化概说

题目以陕西钟楼为例，谈谈你对中国古代建筑 文化的认识

分校(工作站)航空局秦岭

专业

学号

学生姓名

2014年1月10日

内容摘要

农耕生活特有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建筑方式的选择。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亲和融洽的关系上，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决定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方向。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和优越之处，同它很早就认同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古代建筑亲和木构架布局

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的中国陕西建筑--钟楼

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陕西古建筑--钟楼，位于西安市中心。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因楼上悬挂铁钟一口而得名。初建时，地址在今广济街口，与鼓楼对峙。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龚贤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于今址。

（一）、建筑特色

西安钟楼下部为砖石结构的正方形基座，表面用青砖砌成，基座之上为两层木结构楼体。自地面至楼顶高36米，其中基座高8.6米。每边长35.5米，建筑面积约1,377.4平方米，内有楼梯可盘旋而上。整体呈典型明代建筑艺术风格，顶部为三重四面攒尖顶结构，由斗栱支撑，顶尖部为真金铂包裹木质内心的“金顶”。在微翘的屋檐上覆盖有深绿色琉璃瓦，楼内贴金彩绘，画栋雕梁。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约6米的十字相交的券洞，过去是东南西北四条大街交会的通道，人流车辆从券洞通过。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券洞无法适应交通流量需要，现在券洞早已封闭。 钟楼 周围建有公路转盘，地下有专供人行的环行通道。

（二）、结构特点

钟楼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从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楼体及宝顶三部分组成。楼体为木质结构，深、广各三间，系“重檐三滴水”、“四角攒顶”建筑形式。自地面至宝顶通高36米，面积1377.64平方米。基座为 正方形 ，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 高宽 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与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相通。楼分两层，每层四角均有明柱回廊、彩枋细窗及雕花门扇，尤其是各层均饰有 斗拱 、 藻井 、 木刻 、 彩绘 等古典优美的图案，是一座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宏伟建筑，也是 中国 现能看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钟楼。屋檐四角飞翘，如鸟展翅，由各种中国古典动物走兽图案组层的兽纹在琉璃瓦屋面的衬托下，给人以形式古朴、艺术典雅、色彩华丽、层次分明之美感。高处的宝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使这座古建筑更散发出其金碧辉煌的独特魅力。

二、对西安钟楼建筑文化的认识

（一）、“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思想

1、“天人合一”的思想

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寒来暑往，一枯一荣的自然现象；播种、收获，收获、播种的互动过程；与自然和周遭环境紧密相连的命运联系，构成了

当时人们生存状态的全景图画。正因为处在为生存而忙碌的自然环境下，天时变化，节气交替，仰仗春夏秋冬耕种的古代先民，在得到自然的恩惠时，俯仰天地之间体察到宇宙万物循环往复、彼此联系的生命秩序，从而也认识到宇宙自然的不可抗拒，也确认了人与自然亲和融洽的相互关系。经年累月的观察和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反映在中国古代知识系统里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天与人的关系便建立在一个互动合理的范围内，绝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尽管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与当时人们自身的认识水平和有限的生存力量有关，但只有顺应自然，人的生存才得以发展，形而下之器的创造与形而上之道的自然规律才能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才能获得生命存在的确认。

2、木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架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把木材作为主要建材，木材良好的物性特质以及易于安装拼接的物理属性，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架体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中国古代建筑这种构架体系，柱、梁之间十分强调上下左右相互联结、互相共存的结构关系，以相对稳定的构架秩序来应对多变的建筑需求。同样的柱、梁构架可以在往复延伸上构成宽大开敞的空间场所，可以在纵深的推进里形成重重庭院。显然，柱、梁相互共存的结构关系与农耕社会特有的认知方式一脉相承，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无疑建立在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上，植根在有无相生的变化里，融汇在循环往复的发展认识上。

3、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建筑的营造之中

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从一开始就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并始终认为人不能从宇宙自然中抽离出来，建筑不应该游离于自然之外。所以，中国古代建筑不刻意追逐房屋的高度，任何脱离地球引力的尝试，均归依到重重的院落里与树木为伴，与山水为邻。在建造房屋时其营造法式规定了“上分”“中分”“下分”，也就是屋顶、屋身、台基，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建筑的营造之中。“当西方建筑因应功能而改变时，传统中国建筑却以因应维持一种文化的价值或理想而保存，中国文化有多悠长，这三个部分的组合便多悠长。所以，当我们开始去看这几个看来只是基本部分时，其实我们也是在端详着整个中国文化的面目。中国古代建筑在木构架的体系里以“三分”的法式，不断满足并组合为各种功能要求的建筑。由此可见，古代中国的建筑从来以亲和的姿态回应自然，并从中寻找创造的灵感，从剖析具体的建筑营造中更能体会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别之处。

（二）、巧用天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1、木构架建筑结构的灵活性

中国古代建筑由于采用木柱、木梁组成房屋的基本框架，木梁和木柱承受来自屋顶和楼面的重量，建筑的墙壁实际上并不承重，这就赋予建筑物以极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做成四面毫无遮挡，有顶无墙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严实、空间封闭的仓房。

由于木构架的原因，对于室内空间的划分同样也十分自由，为了在室内获得大面积空间，无须任何隔断，仅剩柱子的排列。与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间进行围隔，从而获得较小空间。特别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断样式，既划定了空间范围，又不阻挡视线，做到隔而不断，虚实相间。木构架结构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地形，既能把单体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庞大的建筑组群，又能依山傍水建构楼阁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这就为建筑组群的空间布局带来极大的可能性。以木构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建筑，从单体建筑来看，一般都是矩形的平面空间，房屋的几何形体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要想获得建筑空间的丰富性，解决的办法是通过单体建筑的排列组合形成院落，以满足人们对建筑空间的多重要求。如果一座座单体建筑通过平面纵深推进，就会产生迥然相异的空间聚合，如果作横向推移时会形成宽广的空间场所，沿四周修筑房屋和墙体就变成相对封闭的庭院。

2、木构架建筑平面布局的多样性

中国古代建筑并不寻求突破自然的高度来体现征服自然的人工伟力，任何寻求建筑高度及征服自然的尝试都消解在平面的展开上，与自然相拥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所遵循的不二法则。中国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规划既有中轴对称形式，又有依环境而顺势的自由展开方式，从而达到了既有理性的规范又有自然的巧妙。在借用自然的问题上不露痕迹、巧用天工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3、纵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有序性

庭院的建筑功能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成为人与自然对话的场所，而中轴对称则是获得整体空间布局的有序方式。中国古代建筑其布局采用对称形式，一方面满足功能上、技术上的要求，这是“天道”。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宗法礼仪、人际规范的要求，这是“人道”。基于以上原因，无论是宫殿、衙署、寺观，还是南北地方的民宅院落，都毫无例外地采取对称方式，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以宫殿、坛庙为代表的正式建筑都严格地按照以纵轴为中心左右对称的空间格局。由单体建筑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对称布局，呈现出一种方正、规整、井然有序的空间美感，营造出庄严平静、肃穆平和的环境氛围。一般而言，中轴对称的空间格局，其表现为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次要建筑随横轴左右展开，其他的房屋则以主要建筑为中心沿周边布置，共同形成相对封闭的庭院。重点建筑被周遭的房屋和围墙所围系，在围合的环境下具有压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也形成了通盘布局里的视觉焦点。在对称轴线下的建筑组群还可以沿着纵轴串连成若干院落，每组称一“进”，所谓庭院深深便是这层含义。然而更为宏大的建筑群落还可在主院落的侧边营建次要的庭院和多进院落，形成多条纵轴并列，主轴线称“中路”，两侧为“东路”和“西路”。有鉴于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纵深发展而取得建筑组群与庭院空间的多重变化，才使人们在穿行重重院落的进程中，把人的兴奋情绪调适到恰如其分的程度，起到起承转合、一收一放的心理调节作用。

（三）、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尊重

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尊重，还体现在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的态度上，从建筑非对称的自由布局方式里可以看出践行这一建筑理念的积极表现。中国古代的大多数园林和一些民居建筑，因不规则地形和高低起伏的地势，而采取不对称的组群方式。由若干单体建筑沿着地势轴线作纵向移动，单体建筑之间的距离可长可短，在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之间便形成了纵深的空间序列，各座建筑之间的联系主要靠人流动线而串联。体察建筑空间的转换则以人流动线的时间过程来完成，形成了步移景移的动态变化。虽然单体建筑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然而采用流观的方法就很容易产生空间的节奏感，细微体察与瞬间把握在静止和流动中完成，不难看出，这是轴线距离的长短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感受。在中国古典园林平面布局里，其轴线往往偏离直线的规定，根据起伏错落的自然景观，而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方略，单体建筑可大可小、能方能圆；联通路线能曲可直；空间转换更显得曲折有致。所有建筑在起伏交错中进入曲径通幽、别有洞天的境界，把人工的迹象隐于自然境地里而不露声色，这是自由布局的基本手法。在中国古代建筑体系里，还有一种更为开放自由的散点式平面布局，以大隐于山、于水的手法，仰卧山水之间尽显自然亲情。由此可以看到：建筑房屋以点状的方式自由地散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散点布置的建筑房屋，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苦心经营，它没有沿轴线布局的霸气，也不看重曲折的线性串联。建筑组群的空间聚合、开放，以点的情状围绕在特定的自然区域里，依形就势，顺应构成。有的就山势而高低错落，起伏进退。有的依水流沿岸散布，没有明显的人流动线。散点式布局，不以方位朝向、规则定式为准绳，而是无拘无束、融洽地投入到自然环境之中，借景筑屋、自由空灵。因此，宁静致远、自然淳朴是散点式布局所祈望的空间境界。

我们考察了在“天人合一”的建筑体认下，中国古代建筑的构筑方式和空间布局，置身于自然之中的中国古代建筑对自然的回应方式，从来都是建立在天人互动的合理关系上，利用自然而不破坏自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核心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刘守华主编《文化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年11月

2、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1月

3、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

第3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万物》的作者雷德候是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教授，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起初看到书名与副标题，误以为是一本工艺美术史类的书，但仔细翻阅后发现这本书完全不同于国内出版的各类研究中国古代美术与工艺美术的书籍。作者雷德侯以大胆而独特的视角将中国古代艺术、工艺美术、建筑等归为模件化制作与模块化生产。为此作者收集整理了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艺术工艺美术资料加以佐证，纵观全书，我们被作者丰富的实例论证所折服。

《万物》以中国汉字的模件化组合研究作为整套理论的序幕，这也意味着文字是带来一切文明的基础，之后作者并没有按照一定的历史规律与顺序排列研究的主题，而似乎在模仿中国古人随性的并列逻辑思维方式，列举了青铜铸造、秦兵马俑、手工艺制造业、建筑构建、印刷技术等，在每个项目的分析中都有作者对中国古代各类工艺美术模件化的独到见解。书的最后所提及的书法绘画艺术虽然一再强调艺术家与工匠的区别在于创造性的随意发挥，虽然这或多或少与作者模件化的主旨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但作者还是在艺术形式感的造型表现上找到了可以说服读者的众多例子，这也许是此书为了说理而说理的牵强之处吧。

《万物》是一本值得国内艺术理论研究界反思的书。博学的雷德候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又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审视中国千年的艺术与文化，这样可以站在一个系统化高度，纵观全局地将各门类的艺术进行清晰归类与总结，得出大胆而独到的中国艺术模件化的见解。然国内的学者往往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不是墨守成规就是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的高度其实没有多大的难度，其中更多的则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扰。

《万物》也是一本让国内一些自诩为设计理论研究者感到汗颜的书。作者雷德侯先生至始至终贯穿全书的中国艺术模件化与规模化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作者对大量实物的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作者的理论提出是以坚实的实物考证为依据的。对实物的研究、分析，总结直至归纳，是建立科学理论体系合理的途径之一；然而国内的许多设计理论文章大多脱离了实物与特定语境，以众多以往得出的结论推导出自以为满意的理论，充斥在这些文章中字眼最多的则是“早在多少年前某某就说过”，　“某书曾经记载”等等，犹如以百年的包豪斯教学作为经典推论当代中国设计思想一样荒唐。完全依赖历史结论为论据，推导出来的论点是人文研究方法的误区，任何历史时期所得出的结论都有限定的历史语境，抛开历史语境的妄自推论，会导致偏颇甚至极端。

《万物》对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理论论证并非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完美，但雷德侯先生在此书中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思考方式，犹如巨斧敲裂了闭锁的墙垣，透进了新鲜的空气。

第4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摘 要】许宏的《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一书于2016年5月出版，是系统阐述其“大都无城”观点的学术专著。“大都无城”即从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开始，到有内城外郭的曹魏邺北城之前，中国古代都邑一直是不设防、没有外郭城的。在这期间出现过少数有外郭城的情况，是由特殊的历史背景引起，并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许宏以城郭形态的视角梳理古都形态的历史变迁，以城市动态变化的方式来解读都城形制，由此来窥探历代都城形态变化中蕴含的或承上启下、或跨时代的继承，给我们理解中国古都带来了新的启发。

许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大都无城”的概念，是他对汉代及以前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概括。这里的“城”指聚落的城垣，即通常所说的外郭城。许宏早在20年前撰写博士论文时就萌生了这一观点。2013年，他的《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1]一文按时间顺序具体分析了从二里头到东汉的都邑城郭形态，正式提出了“大都无城”的观点。2015年发表的《“大都无城”的余绪――对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态分析》[2]一文进一步就春秋时期都邑中存在的上个时代“大都无城”形态的残留做了补充阐述。在这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3]（后文简称《大都无城》）一书于2016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图一）。该书对“大都无城”的概念及相关研究做了更为清晰、详细的梳理，是他继《最早的中国》[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5]之后，又一部解读早期中国的著作。全书分为“引子”“魏晋以降，城郭里坊”“秦汉京畿，帝国霸气”“东周城郭，乱世独作”“三代大都，王国孔武”“余论：晚出的大中轴线”等六个部分。“引子”部分对学术界一般认为的“无邑不城”之说提出质疑和思考，并梳理了之前学者对于城郭布局的观点。接下来的五个章节以倒叙手法从魏晋以后的都城讲起，一直追溯到二里头遗址，运用各时代的都城考古材料，证明了“大都无城”，即在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诞生到汉代的两千余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城是没有大城的。因魏晋以后都是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故作者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从二里头到东汉以“大都无城”为主要都城形态的时段。

许宏在《大都无城》的后记中说，最想与读者共勉的是“从考古材料出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这不仅体现了考古学以实物资料研究历史的特质，还提醒我们分析考古材料时不能先入为主，很多理所当然的结论只要稍加细察便发现并非如此。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城垣是“纵贯中国古代都邑之始终的标志物和必要条件”，而通过该书的分析，这一观点不攻自破。因此，正如许宏所说，“大都无城”并非标新立异之说，而是“对中国古代都邑遗存显现出的某种现象的一个提示，对都邑发展阶段性特质的归纳和提炼”。

一、辨析城郭概念，搭建形态演变框架

《大都无城》引言部分的“中国古代都邑城郭形态一览表”（图二）及其揭示的中国早期都城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现象，可谓全书的核心。许宏把都邑的城郭形态分成了“宫城+郭区”和“宫城+郭城”两种，“宫城+郭城”又分成“内城外郭”和“城郭并立”两种，战国的“城郭并立”都邑又可分为“宫城在城郭之外”和“割取郭城的一部分为宫城”两种情况。

“宫城”“郭城”“郭区”等词汇，作者在“引子”部分的“不得不辨的城郭名实”章节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和区分。“城”“郭”“宫城”“郭城”“外郭城”“大城”“小城”等都是城市考古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在不同的研究论述和语境中它们的含义会出现重叠、交叉或细微的差异，作为一项严谨的研究，必须理清它们的具体含义和范围，否则可能带来混乱。比如书中反复提到的关于西汉长安城城郭之辩的“杨（杨宽）刘（刘庆柱）之争” [6-8]，许宏就认为是由两位学者对“宫城”概念理解的差异引起的：刘庆柱理解的是“宫城”的狭义概念――“用宫墙围起的含有宫殿区内主体建筑（一般为宗庙寝殿所在）的大的院落”；而杨宽理解的是“宫城”的广义概念――“包含了与宫室有关的各种建筑、手工业作坊等附属设施、贵族府第，甚至一般居民点和空地（苑囿）等”，又可以叫“小城”或“内城”。对于“小城”“瘸恰薄肮城”等称谓的区别，许宏总结道：“内城（小城）可以定义为等于或包含宫城”，即“宫城”在广义上与“小城”“内城”一致，“小城”“内城”“宫城”这三个含义相互重叠的词，都是指被围起的聚落里的空间，有时直接被称作“城”。但“大都无城”的“城”非彼“城”，而是相对于内城（小城）的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郭”。至于为何以“城”字代指所有的聚落城垣，他认为，“既然郭的存在以城为前提，没有（内）城，郭则无从谈起，圈围起整个聚落的防御设施也就只能称为‘城’了”，具体来说就是有些聚落并没有明确的内城，这种情况下的防御设施就要称作“城”了，因为“郭”必须与“内城”相对，况且“郭”的其他称谓――“大城”“郭城”“外城”“外郭城”也都带有“城”字。

许宏还提到了另一个重要概念――“郭区”。他早先的著作《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9]就指出：“夏、商、西周时期都邑的布局已初具内城外郭的雏形，但罕见郭城城垣”，可谓是“大都无城”观点形成的一个重要线索。同时，他把在内城，但未被外郭城围起来，往往含有“一般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等”的广大区域称为“郭区”。郭区不同于有外郭城城垣围起的“郭城”，郭区和宫城（内城）一起，是“大都无城”形态都邑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清这些概念之后，各个时代的都城案例都可以放进上文说到的形态分类框架中。从“中国古代都邑城郭形态一览表”中可看出，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北城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宫城+郭区”的布局（即“大国无城”）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书中以考古学材料为主，辅之以文献资料，来证明在曹魏邺北城之前的大部分城郭确实是“宫城+郭区”的布局，而商代二里岗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宫城+郭城”状态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且并非与前后时期一脉相承。这其中不乏争议和材料的缺陷，如赵都邯郸，一般认为它包括“赵王城”和“大北城”两个部分，具有鲜明的战国“两城制”特征。但正如许宏在书中提到的，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邯郸故城应只有大北城，大北城西北部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小城一带可能是宫城所在地，赵王城只是一处重要的离宫而已。目前考古材料不充分，尚不能确定大北城西北部的这一建筑基址群和小城的性质，那么赵都邯郸究竟能否成为战国时期“城郭并立”的都城形态的例证也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或许随着今后考古材料的丰富，对城郭形态及何为主流的判断会发生变化，但许宏这种看待城郭形态的视角无疑是独特而富有借鉴意义的。

二、都城形态的动态解读

《大都无城》一书的副标题“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道出了本书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理念。许宏在后记中写道，他在撰写博士论文及工作实践中“愈益感到‘总平面图式’分析都城遗址的局限性，因而一直在呼吁动态解读的理念”。对都城的动态解读，即在分析都城形态时，不局限于固定的总平面图，而意识到在最终形成一幅总平面图之前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应在观察都城形态变化的基础上总结其形态特征。

比如汉长安城，它的“郭”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惠帝筑城时先以城池为郭，即延续了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而武帝之后国力强盛，人口剧增，于是原来的城池转变为“内城”，在城外筑建章宫，扩展上林苑等，不断向外蔓延，成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同时，汉长安城的朝向和轴线问题也有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书中提到刘瑞从城市动态发展的角度加以解读，认为汉长安城“首先是一座朝东的城市，然后才变为朝南” [10]。刘瑞的分析不同于众多学者“总平面图式”的研究，而“把都城的空间布局放在一个发展的框架中去做动态解读”，这给许宏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再如鲁都曲阜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出现。关于该城的形态演变尚有争议，发掘者认为它大圈套小圈的城郭布局反映了西周城市的特点，而许宏仔细梳理考古材料后于2000年在《曲阜鲁国故城之再研究》[11]一文中指出，可确认的鲁城最早的城垣大致在两周之交或稍晚，内城外郭应是春秋后的形态了。因此，他认为鲁都曲阜经历了西周时期的“大都无城”、春秋时期的“内城外郭”及战国时期的“城郭并立”几个阶段的演变。

两周时期都邑在不同阶段的动态演变在“中国古代都邑城郭一览表”中也得到了体现。书中每讲到一个都城的例子，便会详细地介绍它的发现和研究情况，试图通过语言让读者全方位地感知这个城市的面貌，时间框架中的变化则为这种叙述增加了一个维度。许宏并非第一个实践动态解读都城的人，但他书中处处可见的对动态解读城市形态的关注，不仅使他对都邑的描述更加立体，还给我们研究城市考古带来了重要的方法提示。

三、承前启后与跨时代继承

对都城动态解读的意义之一在于更好地看清其发展过程中的传承问题。正如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城郭是我国古代所有都城必然的组成部分一样，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国古代都城形态的发展从来都是单线地一脉相承。

许宏通过动态分析都城形态，亦想探究其中设计之思想来源和传承。基于该书的分析，笔者把都城形态传承分为“承前启后”和“跨时代继承”两种。

除了“大都无城”这一主流形态，书中想强调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城郭俱备的少数几个时段――商代二里岗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军事局势高度紧张的历史背景造成的，这些特殊情况不可能是承前启后的环节，尤其是城郭并立的战国时期都城，许宏称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正如前文所述，西汉长安城一开始也经历过大立郭城的阶段，或许可以理解为当时处于尚不稳定时期而对战国传统的延续，但很快就演变为宫城加郭区的形态了。值得注意的是，书别提到的汉长安城朝向与轴线动态演变问题，提供了另一条线索：一开始朝东的设计，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许多地域流行并实施的尚东和尊右的思想”，又或是“战国时期逐渐流行阴阳五行学说在汉代的反映”。而许宏认为汉帝国的社会形态更接近于西周王朝，因此汉长安城的“跨周法”是对“大都无城”的西周王朝都城的继承，而不是“对礼崩乐坏、乱世争防的东周城郭形态的模仿”。

除汉长安城跨时代继承西周都城形态以外，书中提到的另一个跨时代继承的情况是殷墟对二里头的继承。许宏认为，属于殷墟文化初期阶段的洹北城“在继承了郑州城、偃师城的某些布局特征的同时”，又“具有开创具有洹南殷墟模式先河的意义”。其实发掘者认为洹北城遗址有夯土城墙，而许宏认为所谓“封闭的方形夯土城墙的基槽”遗迹其实是“填壕”，并没有夯筑城墙。这样一来，洹北商城似乎就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上了。另外，尚处于二里岗末期的小双桥遗址是一座高规格的都邑性聚落，但未在遗址范围内发现城垣遗存，许宏以为此时可能就已揭开殷墟时代“大都无城”的序幕。综上，商晚期殷墟的“大都无城”表面上是跨时代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但小双桥、洹北城在商代前期（以郑州城、偃师城为代表）与商代后期（殷墟）之间的过渡，减弱了时代跨越感，让人更加关注它们的联系。至于跨越了西周、春秋、战国的齐都临淄、鲁都曲阜等，虽然城郭形态发生了变化，但它们显然是有承接关系的。而殷墟是否继承了二里头的都城形态，不能仅仅通过它们都是“大都无城”形态而下定论，许宏也指出，关于洹南殷墟未筑城原因的一种推想是殷墟的“族邑模式”[12]。

动态解读都邑可以帮助理解发展传承的规律，而通过分析已有的考古资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都城之间或承前启后，或跨时代继承的关系。但对城市形态、城和郭的形态的观察并不是全部。譬如书中讲到关于汉长安城的“跨周法”，学者们还注意到思想观念的影响。值得肯定的是，“大都无城”概念提出后，所有都城都能放进可以清晰区分的城郭形态类别中，并由此梳理出一条城郭形态演变线索，这条线索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都城的演变。虽然这种角度未必全面和精确，且只能基于已发现的考古材料，但它至少为我们观察古都的发展历史提供了一种思路和视角。

[1]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J].文物，2013（1）.

[2]许宏.“大都无城”的余绪：对若干春秋都邑的聚落形态分析[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三代考古：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3]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M].北京：生活・x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4]许宏.最早的中国[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5]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J].文博，1984（1）.

[7]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73―574.

[8]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J].考古，1987（10）.

[9]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10]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45.

第5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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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龙海.东方美学视野下的中国书法[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5（1）：64-69.

[16]吴杰中.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7]徐清泉.中国书法的艺术境界提升与隐逸文化的贡献[J].故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4）：57-61.

[18]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20]宗白华.美从何处寻[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21]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2.

[22]华海镜，金荷仙.书法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审美价值[J].浙江林学院学报，1998.15（3）：94-97.

[23]邵晓舟.浅谈李渔园林美学思想中的“取景在借”观点[J].艺术百家，2004.（05）：134-137.

[24]易中天.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构成[OL]..

第6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关键词 古典园林设计；景观绿化；现代化园区建设

一、概况

我国近年房地产的经营理念不断的变化，地产的营销主题出现了很多变化如围绕环保、景观设计、智能等主题的地产不断出现，园区的景观设计是建筑设计中永恒的主题。与传统的居住区景观设计相比，现在的景观建设更强调的是共享性、自然环境设计、人造景观设计等，人们主要倾向安全安静、环境优美等要素丰富院落空间。因此我们要崇尚古典园林的设计风格来结合现代化园区景观建设的设计特点，强调环境景观与古典园林特点的艺术性。21世纪后，居住区环境与景观审美需求越来越高出现多元化的发展，提倡古典的景观设计风格，被人们欣赏的同时还要物尽其用，创造古典、舒适、宜人的居住区景观设计的风格，更是今后设计理念的一个新趋势。

随着我们现代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在关注建筑的户型和外形舒适外，更多的是关注周边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居住区的建设越来越高。我们在设计中要融入中国园林传统风格与古典建筑特色将一些中式特色的元素融入到景观设计当中，设计出全新的设计意境的古典江南风景。

二、居住区景观绿地建设与古典园林设计及发展趋势

1、居住区景观绿地建设理念

居住区的绿化是现代居住区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国家提倡低碳环保和绿地建设。这样的建设可以改善我们居住环境的小气候，调节空气的湿度与气温、减少灰尘和噪音、降低居住区的风速、美化我们居住的空间。

居民区绿地特殊性：（1）居住区的绿地设计与公园的古典园林设计不同，居民区绿地更贴近居民的生活，被居民利用率最高的绿地，在设计上更要贴近人们的生活，在居民区景观的设计要在人们的锻炼身体上、孩子的游玩上、一起谈天下棋上设计出符合符合古典园林风格的设计，看见涓涓的流水与荷塘的景色这样的设计可以使居住的人们彻底放松自己的身心。（2）居民区的绿化建设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居住区的建设上要设计出有花、有草、有树、有亭台楼阁、有假山池塘河流的古典风格设计，使人们喜爱自己生活居住的区域。

2、古典园林设计的作用及发展趋势

（1）古典园林设计概况

首先，我们要以自然山水为设计基本的原则，中国的园林设计特点是在建筑和自然景观设计中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在设计上不要去刻意的模仿古代人设计风格，我们要在设计上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巧妙的将自然美与人工美相互结合，在园区建设中要做到因地制宜的设计，有效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在建造过程中使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做到“虚实相间，以虚为主”的建筑群体，设计的重点是建筑物与院落之间是否紧密结合。其次，山石的设计是古典园林最有情趣的创造，山石不仅可以点缀景观空间，而且还可以起到遮挡事先与围合空间的作用。最后，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建设水是最基础要素之一，在设计总要以池塘作为设计的中心，沿着水池对四周的建筑进行设计形成向心、内聚的格局，这样的布局建设可以使有限的空间具有宽敞的感觉。我们还可以将水面分割成相互连接的小块，采用化整为零的设计方法在池塘上设计出形式各异的自然水景。

（2）古典园林设计发展趋势

中国古典园林是由山水、花木、建筑等组合的建筑设计作品，具有诗意的建筑设计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底蕴陶冶我们的情操。而近年随着我们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居住区的园林设计迅速升温，一股中式风格的景观设计悄悄的走进了我们的设计趋势中，设计中采用大量中国古典庭院中花坛的设计，园林设计师不在追求欧式的人居文化，更加注重设计几千年中国古代传统居住文化建设。

将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手法与元素进行延伸和发展，在现代化居住区中城市园林绿化是国家关注的重点，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更可以有效的增进居民的身心健康。一个国家的居住环境的建设与设计水平是提现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居民对自己居住的环境和园区建设有了一定的提高，因此，居住区园林设计的质量是最重要的设计任务。

从园林设计手法出发探讨出全新的设计思路是我们现代化设计的发展趋势，作为一个被广泛应用的设计专业，现代景观设计中出现的素材与传统园林设计素材进行有象征性意义的结合。在居住区园林设计植物的景观设计已经不在占主导地位，而它只是可供设计者选择的景观材料，在景观设计总我们将土地、砖、岩石、水、钢、木头、混凝土、瓦、玻璃等自然与人工素材在现代化的景观设计得到充分的利用。居民区的建设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是未来设计发展的主流。创造出新的具有古典意义的设计、追求优美的自然主义设计、追求清晰的结构古典设计等，给人一种新视觉的简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居住区景观设计作为城市景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各种设计手法与设计元素在此被发挥的淋漓尽致。然而，作为人类感知的自然媒介，园林景观设计具有一定的美学性、社会性、自然性，这样的景观设计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了社会的公平。

三、居住区景观绿化环境与园林设计原则、设计理念、内容及手法

居住区景观设计要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才能进行合理的合计，景观设计规划要布局合理、因地制宜、创意突出、符合一定的生态要求等，在规划设计中要有植物譬如春天要有花草、夏天要有树荫、秋天要有果实、冬天要有绿色的景色，设计者要创造出清晰、自然、舒适的园区绿化环境。

1.1 游园型的设计原则

游园的设计原则是对于老人和儿童服务的，要依据居住者的年龄不同设计出布局紧凑互、不干扰的活动区域。儿童活动的地方要采用草坪铺地尽量采用海绵塑胶面砖铺地，园区的道路可兼做跑道可供园区的人们进行跑步锻炼，通往亭台的路面采用卵石或毛石铺砌。在园区园林建筑与设施方面设施要独具特色、小巧玲珑、位置摆放适当，要池塘和亭台位置设立共人们休息的坐椅、旁边设立花坛、园灯以及园区的宣传栏。

1.2 住宅型庭院设计原则

住宅区比较密集的园区因建筑物多而密造成的阴暗处比较多，所以要选择耐的荫树种。对于居住环境是否安静也是园区建设的重要任务，植篱可以降低园区的噪音其宽度1米、高度在2米的隔音效果好。园区建设的空间尺度和树种的高低与园区住宅的层次相称，居室的窗外尽量种植一些乔木类的植物，避开地下管线进行栽种。

1.3居住区绿地中所需的树种选择

在我国古代园林的设计中资料表明要选择生长健壮方便管理的树种、选择冠大叶茂的落叶阔叶乔木。利用树木的特点在夏季可以为园区的人们大面积遮荫，在冬季不遮阳光、改变空气湿度、吸附灰尘、降低噪声，还要选择耐荫的植物。

四、结语

世界的园林建筑设计中的中国传统古典园林具有它特有的文化底蕴和内涵，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本土地文化。中国现代景观园林的不断发展离不开本土风景园林师的设计，现代化的园区的古代园林设计遵从中国古代园林设计特点结合西方的园林设计的表现形式，是现代居住区景观设计的必然趋势。对古今中国古代的造园艺术以和美学思想进行探讨吸取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中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园林设计理念，传承中国古典园林精髓与现代之韵相结合，创造出更高层次、舒适宜人的居住区景观设计风格，再创中国园林设计的新辉煌。

参考文献

[1]唐军,杜顺宝；拓展与流变――美国现代景观建筑学发展的回顾与思索，新建筑，2001.

[2]张鲁山.居住区环境设计.住宅科技.1998（10）：5-7.

[3]李汉飞.环境为先巧在立意-浅谈居住区环境景观设计.中国园林.2002（2）：11-12.

[4]高妍彦；艺术哲学对于景观设计发展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第7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主要从4个方面分析了场地设计的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相似之处，旨在说明场地设计以及中国传统建筑理论所追求的宗旨，强调人、建筑、环境和谐共处的重要性。

  场地设计虽多见于工程技术层面，但在场地设计的实践中，其理论体系与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却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同出一辙。

  场地设计是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具体建设项目所处的地段环境，为满足一个建设项目的要求，以基地现状条件和相关的法规、规范为基础，有效地组织场地中各要素之间关系的设计活动。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设计使场地中各要素，尤其是建筑物与其他要素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工作内容上看，场地设计即整个建筑设计中除建筑物单体的详细设计外所有的设计活动，一般包括建筑物、交通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场地竖向、工程设施等的总体安排以及交通设施(道路、广场、停车场等)、绿化景园设施(绿化、景园小品等)、场地竖向与工程设施(工程管线)的详细设计。从建设流程来看:实际建设流程中，一般首先是业主确定一个建设项目，并取得了相应的用地，然后再委托建筑师来设计，建筑师是在业主所提出的设计任务和基地条件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设计者在进行具体的设计一前要做细化和完善设计任务的工作。

  城市规划也影响着场地设计，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如下:1)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对于城市用地的发展方向和布局结构的控制之上。2)体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是具体性的，对场地设计一有更直接的影响，场地设计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之中的土地使用和建筑布置等各项细则必须做出恰当切实的反映。比较二者，场地设计在现代建筑理论指导下偏重于工程实践;而中国传统建筑是人们在理想环境追求的指导下，通过工程实践来营建诗意的空间。二者虽然采取了不同的过程，但我觉得在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

1相同的自然观—道法自然

  场地设计所赖以依存的对象是自然。作为人类营造家园的工程活动必须以大的自然环境为基础，不能妄想去征服自然。人类作为一个生于自然，根植于自然，受自然哺育的群体，只在乎用自然的方法去寻找并发展与自然系统一致的法则。应该说，自然法则指导和奠定所有合理的规划思想。当然，这种与自然的互动要通过一定的要素才能体现出来。场地设计中对诸要素的综合考虑必须放在人与自然相互协调作用的前提之下。

这种思想不仅体现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创作过程之中，而且始终贯穿于华夏文化与传统建筑的观念之中。作为中国所特有的宇宙观，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有机整体性上，不仅认为认识自然的组成部分与人是平等的，而且认为天地运动往往直接与人有关，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这种宇宙观念的指导下，“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总原则。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从天、地、人与自然结合的观念去看待事物并且长期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我们民族崇尚自然的风尚。同时，“道法自然”又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正如老子《道德经》中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成为我们日常行为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

2相同的有机整体观

  如果说城市规划是从更大的范围考虑城市各元素之间，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场地设计则是从建筑具体地段环境来协调各方关系，但整体性的观念、和谐的观念始终贯穿其中。在尊重具体地段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协调气候、土地、水、植物、建筑、人及道路、管网等之间的关系，使它们与具体地段相呼应，成为一个具有自身景观特点的有机整体。

  在场地规划的实践中，它既包括了整个建筑项目与地段环境的协调，尽可能少破坏自然环境，利用已有的自然环境;或采用合理的方式适当改造地段的环境使之符合人的理想环境要求，同时也包括了建筑与自然环境、建筑与人工环境、建筑与室内外空间的相互贯通和交融，效仿自然界有机理念，创造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境。

  中国的风水学与场地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是中国古代一种有关建筑环境的基址选择与规划设计的理论，又称“地理学”。中国古代建筑成就瞩目，恰恰是风水学术中记载的规划、设计、建设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建筑的辉煌助有一臂之力。古代风水师也承担了建筑师、规划师、设计师的角色，研究风水渊源、沿革、流派、宗旨、方法及其成就，关联了中国古代城市、村镇、住宅、陵墓等，其中包括地理、地质、生态、小气候、绿化、建筑群及外部空间设计、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和美学等方面的话题。

3具体处理手法上的一致性

  在具体场地设计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观察地形、地貌，了解当地的气候条件，植被以及水文资料，作出合理的判断，进而形成符合具体地段环境场地的规划设计。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相地理论里也同样讲究望、景、观、卜，“望”是从远处观看地形、地貌;“景”是考察地段与太阳高度角、风向的关系;“观”是去实地考察植被、水文情况;“卜”是指用龟背等器具来进行占卜。古人在进行完这些程序之后才具体来规划用地建造房屋。

  在上述“天人合一”的认识论，“道法自然”的方法论及有机整体论的指导下，场地设计在具体的处理手法上，例如建筑的处理、树木的处理、水体的处理、道路的处理以及景观视觉处理都与中。国古典园林的营建方式极其相似。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原则讲究“虽由人做，宛若天开”，因此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古典园林对于树木、建筑、水体及其道路的营建都极力模仿自然有机形式，恢复人对自然共生本性的回归，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环境。

4建筑的处理—与环境共鸣的人工环境

  建筑往往是一个基址上最重要的人工环境，是精神与物质的载体。物质可以通过具体的建造来完成，而精神需要与环境的共鸣设计来达到。西蒙兹认为理想的居所是自然场址和景观环境的最佳组合，并把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居住成败以及居住者适应性、健康程度的标准。于是在建筑具体处理上往往通过分析场地，结合地形恰当布置田园和建筑，适应地质构造，尽量减少对现存生态系统的干扰，反映气候条件并且考虑景观的布局，强调最佳的效果，整合各种要素，营造理想的人居环境。

  中国园林中的建筑既要满足各种园林活动和使用上的要求，又是园林景物之一，园林建筑是与园林环境及自然景致充分结合的建筑，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地形及环境的有利条件。任何建筑设计时都应考虑环境，而园林建筑更甚。建筑在环境中的比重及分量应按环境构图要求权衡确定，环境是建筑创作的出发点。我国古典园林一般以自然山水作为景观构图的主题，建筑只为观赏风景和点缀风景而设置。

  园林建筑是人工因素，它与自然因素之间是有对立的一面，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统一起来，可以在自然环境中增添情趣，增添生活气息。园林建筑只是整体环境中的一个协调、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责任只能是突出自然的美，增添自然环境的美。

第8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关键词】蒙元文化 旅游景观 特色创新 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203-01

1 蒙元文化概述(蒙元文化定义和基本精神)

蒙元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原文化、中外文化交融的产物,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边塞文化的聚集、融合、传承和积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体系。其中,蒙古族帝王文化、宫廷文化、祭祀文化、民俗文化,正是蒙元文化的核心部分。每个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无不积淀着该民族的文化精神。蒙元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之一的英雄精神,乃是由普遍流行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英雄崇拜上升凝聚而来的。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的保护,这些英雄化的神不仅能从精神上给他们以安慰,同时更能使其从心理上得到激励和鼓舞,让人们在体验着英雄经历的同时,也在努力想要成为英雄那样的人物,受到尊敬和崇拜。

其二,蒙元文化中的自由精神是从其社会、经济、文化内部自发形成的,蒙古人在生存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客观的物质基础,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以个人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又为其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保证和精神上的享受。

其二,务实精神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即是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冲击下,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的适应自然环境,为自己选择一种最为恰当的生存方式,这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无论是作为主业的畜牧业,还是作为副业的狩猎业,都是他们基于现实环境需要、及生存需要而做出的最切合实际的选择。

其三,开拓精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性格特征:好奇、冒险、易于接受新鲜事物、不断地寻找机会并且创造机会,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拓精神。对于蒙古人来说,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从生存的角度来讲,迁徙活动是开拓精神最初的行为基础,为了寻找合适的牧场、水源以及居住地,牧民不断的进行着迁徙,这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开拓行为。另外,从发展的较高层次来讲,这种开拓精神则体现在一系列征服战争中。通过这种战争,他们既获得了广大的生存空间,也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所以,战争行为早期是以经济目的为主,后来才发展至政治、军事等方面。靠着这种精神,蒙古人不仅为自己开拓了生存之路,而且为部落、民族、国家开拓出了发展壮大之路。

2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历史地位

“蒙元文化”的多元性特征造就了这一地区人民具有宽阔的胸怀、对异文化包容,并主动学习和汲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元朝统一中国后,中原与边疆地区关系日益紧密,南北文化相互交融,彼此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形成了蒙元文化一大特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蒙元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它不仅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违"制度,而且蒙元时期的文化禁令相比较于明清两朝,仅是它们的几十分之一。另外,它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自由的朝代,萨满教是匈奴、突厥、蒙古固有的生态宗教,是古代蒙古高原传统思想的基石。在十三世纪蒙古人仍信仰萨满教的同时,接纳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在蒙古高原形成了具有地区特点、民族特点的综合性宗教体系。

蒙古族善于同兄弟民族相互学习,成吉思汗利用维吾尔人创制了回纥蒙古文字,元世祖忽必烈利用人创制了八思巴蒙古文字,额尔德尼利用回纥蒙古文字创制了满洲文字。蒙古语曾经是世界上第一种国际语,十三世纪用回纥蒙古文撰写的世界名著《蒙元秘史》还保留至今,这是一部研究古代游牧文明的独一无二的珍贵史料。

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曲(散曲和杂剧)也是在兼容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元曲的诞生与繁荣,主要得益于蒙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元曲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南戏),在元代文学中成就最高,被视为元代文化的精华。自此,后人把元曲、唐诗和宋词并列,视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

在建筑方面,规模宏伟、富丽堂皇的上都城,就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充分反映了两种建筑文化的特色。蒙古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完全吸收了汉族的传统,但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了新的创造,普遍运用色彩绚丽的琉璃作为建筑的装饰,宫殿平面一般均采取“工”字形,即在宫殿与宫殿之间用柱廊连接。殿内布置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凡属木结构的部分都用织造物遮盖起来,具有浓郁的蒙古宫帐的特点。此外,在鄂尔多斯等地方所新建的许多佛寺、庙宇,也都吸收了建筑艺术的精华。将寺庙中的佛像、壁画、唐卡装饰与蒙、汉、藏的雕塑和绘画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

蒙元时期,东亚、中亚、西亚、欧洲的部分地区相继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战争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带来了积极影响。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官方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交通驿站,拉近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各地区之间缩短了因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尤其是文化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3 结语

穿过历史的尘湮,审视“蒙元文化”这朵中华民族百花园里的奇葩,会发觉它是如此悠久、绚烂、独具魅力。蒙元文化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具有了显著的多元性和空前的繁荣。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内涵。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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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萧启庆.蒙元的历史与文化 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01.

[3] 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P34.

[4] 乌云巴图、葛根高娃.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1997.6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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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国古代建筑论文范文

【关键词】神话；中国皇家园林；历史流变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278-02

中国古典园林从形成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以其精湛的技术和独特的风格在世界园林艺术体系中独树一帜。“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与寺庙园林为中国古典园林中三大主要流派”。其中皇家园林外观上规模宏大、皇权气势雄厚，内在设计精致、技术水平高超，成为了古代园林建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园林。

历代王朝都建有自己的皇家园林，因此中国皇家园林随着朝代的变更而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图1）。皇家园林的发展是收到很多因素影响的，包括当时社会的文化、艺术思潮等，其中神话在皇家园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一、神话传说与皇家园林

自古以来，人们通过向神明祈祷、祭祀等方法期盼来年的好收成，家人的健康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百姓对神即信仰又崇拜。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控制百姓，将神权与政权结合，开始了封建统治，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中华民族对神的信仰又加深了一层。而神话无疑是神论传播的重要载体，反映古代人们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创造力，代表着华夏民族的精神财富。

中国早期的皇家园林便是在神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皇帝以“天子”自居，乃为天之嫡长子，秉承天意统治世界，居住环境当以“天堂”“仙境”为标准，利用总体的规模和外观的气势来显示皇权的高贵。可以说早期的古典园林是神话故事的缩影，代表着华夏民族的物质财富。

所以说，神话传说和皇家园林在历史的流变中虽并驾齐驱，但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园林的空间布局、追求的意境、甚至建筑本身的装饰图案都深受神话传说的影响；而另一方面，神话又通过园林这一种特殊方式的以传承。”

二、主要神话系统

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对皇家园林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系统：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

（一）昆仑神话

昆仑神话系统起源于西部的高原地区，最早见于《穆天子传》：“天子觞西王母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瑶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理悠远，山川间之，将予无死，尚复能来。”昆仑神话虽然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几经变迁，但是昆仑神话所发生的环境却始终离不开“山环水绕”这种景观模式，“高峻”也一直是昆仑山的显著特色。因此，昆仑神话是崇拜高山的象征。

昆仑神话对皇家园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山环水绕的布局，这成为了后人在选择园址时的一个首要评判标准。人们认为山水环绕的仙境便是最理想的人居场所，所以模拟仙境，制造出琼楼玉宇之象，这成为了古典皇家园林的重要象征。其次是台式建筑，昆仑山高耸的体态，被人们设想为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帝王就模拟仙山，筑台登高，以期能够通向神明，将神权与政权结合，统治世界。

（二）蓬莱神话

蓬莱神话系统起源于东海沿海地区，关于蓬莱仙话最早的较为详细的叙述出现在《史记》中，“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太、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蓬莱神话是在昆仑神话之后，对依山傍水这仙境的进一步理想化和神秘化，记载中的蓬莱神话无不围绕着水雾弥漫、三山环绕的格局展开，将仙境发挥的淋漓尽致。蓬莱神话则是崇拜大海的象征。

蓬莱神话中由于“不死之药”的存在，使之其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战国时期便有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仿仙境而不得的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又派徐福携千名童男童女入海求不死药，却一去不返。到了汉武帝时期，对三仙山的追崇更为狂热，但一直没有结果，最终汉武帝只好在建章宫北太液池中，修筑蓬莱、方丈、瀛洲等神洲，聊以。据《史记》记载：“其北治大池，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届此，中国皇家园林中“一池三山”的基本格局形成，并且一直延用，成为了皇家园林中的一个重要布局特点，例如隋唐时期的长安后苑、洛阳东都宫九洲池、宋代艮岳、元明太液池、清朝圆明园、颐和园和避暑山庄等。

三、萌芽阶段――意向神话

中国皇家园林的萌芽阶段为商、周时期，皇家园林最初出现于三千年女里社会后期的商末周初期，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囿”和“台”。

“囿”关涉栽培、圈养，为“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园林形式”。这种园林形式的形成有两种原因。一是远古代生产方式落后，人们只能通过猎杀动物来满足生活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方式渐渐被取代，但是后人想回归这种方式作为纪念，因此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来再现昔日景象。二是狩猎神话的影响，人们担心过度的狩猎引来“猎神”的惩罚，因此将动物圈养，以维持长时间的生存需要。

“台”关涉通天、望天，即是用土筑成的高台，是最早的园林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形式的形成主要是受到昆仑神话的影响，昆仑山体量庞大，高耸入云，因此帝王筑台登高，达到观天象通神明的作用。最早见于周文王的灵台和殷纣王建的鹿台。

由此可以看出，神话促进了中国古典园林的产生。在皇家园林的萌芽阶段，园林的思想意境、造园形式等都深受神话色彩的影响，为后来皇家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生成阶段――再现神话

中国皇家园林的生成阶段为秦、汉时期，这个阶段园林形式由“囿”演变为“苑”，是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园林。“苑”是在“囿”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它不仅保留了“囿”原有的天然植被和蓄养的飞禽走兽，同时还建有居住、游乐和宴饮用的宫室建筑群，使园林形式更加人性化。

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封建帝国，开始以空前的规模兴建离宫别苑。由于秦始皇十分相信神话的存在，以“山环水绕”的布局形式建立上林苑，且规模庞大，南面到西安南面的终南山北坡，北面到渭河。不仅如此，秦始皇曾数次派人去找蓬莱神话中的三仙山求取长生不老药，但是却了无音讯，因此便在自己的蓝吃供的水池中筑起蓬莱山，表达了对蓬莱仙境的向往。

到了汉武帝时期，对上林苑进行了扩建。汉武帝对蓬莱神话中不死药的追求更为狂热，多次寻求而未果，为聊以慰藉，便引渭水为太液池，以池为中心建筑假山，分别设蓬莱、方丈和瀛洲象征东海三仙山，形成了一池三山的布局。

一池三山的布局在此阶段形成，并且一直延用至清代，成为了历代王朝建造王室宫苑的一种模式。这种布局形式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蓬莱神话系统”的影响，打破了湖面单调的景观，丰富了湖面层次，对后来的园林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但是该阶段的皇家园林多为范山模水，单纯的再现大自然风景，以大自然雄伟的景色衬托皇权气势，从整体上看是对意向神话的一种再现。

五、发展及成熟阶段――两相融合

皇家园林的发展阶段，皇家园林也渐渐摆脱了单纯的模拟神话中的仙境和再现自然的形式，趋向于神话与现实结合，写实与写意结合，到成熟阶段，园林更多的倾向于以写意的方式含蓄的表达自然风景，神话色彩对于园林的影响也渐渐隐为幕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细微之处观察到它的韵味。

（一）石狮子――陆沉神话

清朝朱象贤《闻见偶录》：“今宫殿衙署门外左右，所峙石兽，卷发巨眼，张吻施爪，俗称为石狮子。”皇家园林的一直在不断的演变，可石狮子这一建筑形式却屹立不倒，至今仍在延用，这与神话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广泛流传着陆沉神话，内容大体为大陆突然沉没，最后成为了湖泊，在陆沉之前是有征兆的，这个征兆就是石狮子的眼睛红了，由于这个原因，只有一个人和他的妹妹幸免于难，正是由于这对兄妹的存在才使得人类得以繁衍生息。所以石狮子便有了避邪纳吉、预卜灾害的功能。

神话中中国有三大神兽，它们分别是狮子、麒麟、貔貅。狮子代表威严、权利；麒麟代表祥和、福贵；貔貅代表财富。因此狮子在中国的皇家园林中广泛使用。

（二）壶形门――葫芦神话

葫芦神话中葫芦造人的故事给人以深刻地印象，并且由于葫芦本身适应性强、果实累累等特性，使得葫芦既是观赏、收藏、实用的上好佳品，又是中华吉祥文化的代表象征，有“子孙万代，繁茂吉祥”之意，因此，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存在着很多葫芦形或者壶形的门窗、铺装等。

六、结论

中国古代流传着许多优美的神话传说，它们虽然是由人们的幻想所构成，但是却是以现实生活作为基础的，代表着古代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我们华夏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而园林这一特殊形式的存在为这些神话的延续提供了物质基础，我们可以从皇家园林中捕捉到神话的缩影，神话与皇家园林虽然各领，但又水融。神话对皇家园林的影响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布局形式：“一池三山”的布局形式成为了皇家园林的一个重要标志，运用掇山理水之术，将人工美与自然美巧妙的结合，形成了“山环水绕”的基本格局。

（2）造园理念：“法天象地”、“天人合一”，利用自然中的艺术装饰人居环境，以达到人工化的自然，达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3）园林建筑：园林中的许多建筑，如“台”、“亭”等都是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之上想象、演变而来，为园林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神话对皇家园林的作用还有很多，我尚不能全面地分析其对皇家园林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但是这篇文章作为课程论文，让我对其有了初步的了解，希望以后能够更加深入地对其做出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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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晓英.神话，仙话与中国古典园林[D].苏州大学，2009.

[3]胡洁，孙筱祥.移天缩地：清代皇家园林分析[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1.

[4]晋・郭璞注.穆天子传[M].上海：上海书店，1989.

[5]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