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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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 要] 阐释了功能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的内容与特点，分别探讨了文学翻译中文本规约、忠诚理论和语义及交际翻译策略的体现，提出了功能理论对文学翻译也具有一定适用度的观点。
1、引言
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起源于功能语言理论，受到弗斯(J.Firth)和韩礼德 (M. Halliday）等人的功能语言学和海姆斯 (D.Hymes)的交际能力论学说的影响。当前，从功能角度研究翻译，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张美芳2005)。前者指以英国学者为主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为基础的语篇分析学角度入手，用较固定的框架研究语篇功能；后者则是以德国学者为主，从赖斯(K.Reiss)的文本类型学、弗米尔(H.Vermeer)的目的论和诺德(C.Nord)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入手，强调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功能及依据不同语篇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文学文本用形象的语言，塑造艺术形象，反映深邃的历史和浩瀚的社会现实，让读者从中受到感染、熏陶和教育，从而得到美的享受。文学翻译则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则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焦点。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功能派适用于文学翻译。如陈刚和胡维佳（2004）从功能派角度比较了《红楼梦》中咏蟹诗的两译本；文军、高晓鹰（2003）运用功能理论来阐释了文学翻译批评理念；吴南松（2003）、王小凤（2004）分别探讨了功能翻译理论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这些研究都表明功能翻译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吕凤仪、何庆机（2009）则从功能派指向性、目的论和功能文本类型学等角度指出功能理论不适合于文学翻译。本文尝试从文学翻译实例出发，分析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的适用度，探讨其是否适用于文学翻译。
2、理论源流与特点
2.1 功能翻译理论内容与要点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是指以“侧重功能或文本功能”的视角，研究翻译的各种理论(Nord，2001)。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弗美尔、赖斯和曼特瑞(J. Manttari)为代表，分别提出了目的论、文本功能类型学和翻译行为理论；第二阶段核心人物为诺德，提出了功能翻译类型学和忠诚原则。第二阶段中霍恩比(M. Hornby)、霍尼(H. Honig)、库斯摩尔(P. Kussmaul)和阿曼(M. Ammann)等也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
2.2 文学翻译内容与主要特点
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类型。各类型文学文本又具有其自身文体特征。在翻译时，不仅要译出原文的意义，更要译出其中的感情和韵味，译文语言应该形象、生动、抒情，具有象征性和韵律感等，给人以启迪、陶冶和美感。意境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存在于小说、散文、诗歌中。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描绘，使人产生敬仰、喜爱、感动或憎恨、讨厌之情，从而突出意义，产生意境。诗歌的意境产生有多种因素----讲究节奏、韵脚，讲究用词、句式，要有形象。翻译诗歌时要反映出这些特点，要求译文高度真实，否则便难以传达原诗的新鲜和气势。从功能翻译理论视角看，文学文本是“创造性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作者或发送者地位显著，传递信息的形式特别，语言具有美学特点。文学文本的语言具有审美的特点，文本侧重形式，译文的目的在于表现其形式，可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Munday 2001)。
3、功能理论与文学翻译例析
3.1 文本类型学与文学翻译
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是功能翻译基础理论之一。按其观点，语言文本类型理论可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如上文所述，赖斯认为文学文本属表情型，应采用仿效、忠实原作者的翻译方法。散文《匆匆》是朱自清先生的早期作品。先生在充满诗意的语言内表现出了对时光消失的感叹和无奈，字里行间流露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忧伤情绪。本文选用张培基教授(译A)与张梦井教授(译B)的译文进行分析，试图说明文本规约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例1. 标题：“匆匆”
译A：The Transient Days
译B： Days gone by
“transient” 内涵为“暂短的，转瞬即逝的” 而“go by” 为“逝去，过去” 。“匆匆”表达了作者对时光流逝而感到无奈，作标题使用，透出一股文学语言的美感。译A中“transient” 与文中主题意义相符，表达出对短暂的无奈；而译B 中的“go by”体现出的是“时间在逝去”，还有“追悔失去的美好日子”之意，并未体现出作者想表达的“短暂，快”。从译文对比看，由于对原文词义的把握差异，译B的措辞未能表现出表情型文本“审美”的语言特点，所表达的情感不如译A；从翻译方法看，也未能完全“仿效、忠实原作者”，语义产生了偏差。下文再举一例：
例2．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
译A： 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am entitled to altogether， but my quota of them is undoubtedly wearing away. 转贴于
译B：I don’t know how many days I have been given， but the in my hands are becoming numbered.
译A中“wear away”表达了“消逝，衰退”之意，是一种形象化的翻译，吻合原文中的“渐渐”二字；而译B的“numbered”表示“时日无多”，用于此有点牵强，作者写此文时年仅二三十岁，用“时日无多”来形容似有不妥，也失去了原文“渐渐”一词的意味。因此，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文本规约考虑应注重其语言的感染力与艺术性，从词义上再现原作情感，体现出其“审美的”语言特点。
3.2 功能加忠诚与文学翻译
功能加忠诚理论的核心为“翻译纲要、原文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张美芳2005)。“翻译纲要”指翻译委托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理想的翻译纲要含有译文的预期功能、读者、传播媒介、出版时间和地点等。原文分析为译者提供决定依据：1)翻译任务是否可行，2)原文中的信息哪些与译文功能相关，3)采用何种翻译策略。翻译问题主要为语用、文化、语言和文本方面的问题，处理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翻译问题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翻译措施，但在整个过程中，翻译功能始终是考虑的焦点（诺德2001）。
3.3 翻译策略与文学翻译
纽马克(P. Newmark)是英国翻译界元老，其特别钟情于德国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论模式”，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也是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的目的制定的翻译策略。语义翻译的目的在于解读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强调译文的信息型，交际翻译旨在解读原作者的意图，注重译文的效果性。在文学翻译中时常面临“直译/意译”、“归化/异化”这样的两难，从功能角度入手，考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则可避免生硬的“两分法”。
4、结语
综上所述，功能翻译理论不仅在应用翻译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也能够解释文学翻译中出现特定问题。不可否认，文学翻译具有复杂性，其翻译策略具有多重考虑，功能理论的规定性研究方法和分类有时难以全面而有力地解释复杂的文学翻译现象，但功能理论的出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条途径，其对文学翻译研究也具有一定的适用度。
参考文献
[1] 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何庆机. 国内功能派翻译理论研究述评[J].上海翻译，2007(4):16-20.
[4]吕凤仪，何庆机.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适用性的学理研究[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09(3)：471-474.
第2篇：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语境；英汉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223-02
引言
“文学翻译是创造翻译文学的手段和过程。”由于文学作品在其创作素材、背景和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文学翻译在很多层面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必须充分把握原作及作者、目标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合理采用翻译策略，译出高质量、受欢迎的译文。
一、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翻译
翻译是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活动。西方名言“Nocontext，notext”也点明了语境对翻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和制约作用。所有译文的产生都离不开对语境的分析和理解。
语境即语言环境，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最早提出将语境分为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他认为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随着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文化语境含义的范畴进一步扩大，邓炎昌和刘润清先生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文学翻译“从内容上讲，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艺术手法、情节内容、形象意境等的再现；从语言特征上讲，文学翻译作品的语言也应具有想象性、审美性、创造性和抒情性。”[1]
文学作品往往包含并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现象，文学翻译离不开对相关文化语境的深刻了解与认识，文化语境也从多个方面影响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翻译。
二、英语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早期的英语国家地处西欧沿海地区，因其地理环境及气候的独特性，历来有着不同于其他西方大陆国家的生活习性和历史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因素在漫长的语言演化的过程中孕育并造就了英语国家独特的文化语境。众所周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都有偏爱使用被动式的倾向，比如“Thedoorrefusetoopen”译成中文就是“我打不开这扇门”，前者读来客观，而后者更显主观。其实，英语中被动式的广泛使用与英语国家崇尚科学和理性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宗教也是英美国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频繁出现在许多英语文学创作中，甚至还形成了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法。例如，英文中形容某人穷是说“aspoorasachurchmouse”（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同一个意思中文却用“他穷得像叫花子”来形容。译者在碰到这类情况时需要仔细斟酌，如果按照归化译法，虽然利于读者理解和接受，但却丢失了原文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圣经》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国家文学创作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源头《希腊神话》）。西方学者也意识到“如果在后现代的今天还想让西方经典文学被读者们接受、读懂并欣赏的话，交接和熟悉《圣经》已是当务之急”[2]。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引用《圣经》典故的现象俯拾皆是，直接以圣经故事为创作原型的作品也屡见不鲜。如哈代《苔丝》中的三个主要人物：苔丝、安吉拉和阿克雷，就分别对应《旧约・创世纪》里的夏娃、亚当和蛇。由此可见，《圣经》对英语文化语境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它既是作者创作的源泉，也是英语国家人们的血肉，是与他们的生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必须对其中的经典引用做到心中有数，务必要在理解了作者引用意图和深层含义后再开始翻译工作，以使译文准确，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三、原作者及译者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创作即叛逆”这句话无论是用在原作者还是译者身上都十分贴切。对于作者而言，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制造一个还未出现过的艺术品的过程。由于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同，这就导致不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创作手法、选材用料等都被各自的文化语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英国著名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长于英国苏格兰西南部的农民家庭，他创作的诗歌大都以歌颂自然的壮美、劳动人民的淳朴以及爱情为主，诗风淳朴自然、极富乡土气息，这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因此翻译文学作品之前需要对作者的背景有大致的掌握，译者只有在了解原作者创作风格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其创作意图和行文方式，从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将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准确、流畅地再现出来。
对译者本身而言，正如我国文学大师郭沫若曾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译者受信仰、社会传统、教育背景等文化语境因素的影响，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翻译经验和原则有所偏好地选择原作和译文。一位喜爱外国小说的译者会很少涉及英语经典诗歌的翻译。同样译培根的《论读书》，王佐良的译文半文半白，古雅庄重，而廖运范的译文则平白如话，晓畅易懂。译者的个性化翻译就是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最好体现。一个好的译文不仅能表达出原作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传达出原作的神韵，有时译作甚至会取得比原作更好的反响，这都归功于译者深厚的双语和双文化功底，以及对源语言和目的语文化语境的得体把握。
此外，在英汉文学翻译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译，这些文化意象大都是各个民族智慧与历史文化的结晶，且表现形式多样，但只要一提起，就会让具有相同文化语境的人产生心领神会的感觉，完成思想的沟通。但问题在于，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可能有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义。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却给它刷上了不同的颜色。”譬如“西风”在西方代表着温暖和雨水，为人们所青睐，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歌颂西风的巨大力量，表达自己对西风的敬畏和喜爱；但对中国人来说，“西风”往往意味着“严冬”和“寒冷”，其在诗作中的意象也常常偏向于冷落凄清。这种文化意象的错位反映在文学翻译的诸多方面，对这些文化意象的合理处理时刻考验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和对两种语言文化语境的良好把握。
四、目的读者群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的制约
“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提供读者阅读的译本……考虑读者因素是译本成败的关键之一。”[1]所以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之前必须考虑这部作品到底面向哪些读者群。不同年龄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译文有着不同的期望和需求，译者需对目标读者群的需求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并据此选择恰当的文学原作进行“因材施译”的翻译工作。而且哪怕是对同一个作品的翻译，译作也应根据不同的读者群相应地调整翻译策略和基本要求。
翻译一部文字优美、意境深远的文学原著，如果是面向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那么译者在求“信”和“达”的同时就不得不多下工夫力求达到“雅”的标准，反之，则如当下流行的外国名著的儿童译本，译者在翻译《茶花女》、《双城记》等文学价值颇高的作品时没有按照原作的行文风格翻译，而是尽量选择浅显易懂的词句，必要的时候还对原作进行删减以防对儿童读者产生不必要的阅读障碍。
随着中外交流的加深和英语教育的普及，不少读者已经具有了阅读原版小说的能力，面对此类读者的译作就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今年来风靡全球的奇幻小说《魔戒》，其中译本由某著名出版社推出，但译本一面世就遭到的读者的批评，原因就在于部分读者在阅读原著和译作后，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漏译、错译、望文生义、凭空增译等问题。“有些批评之鞭辟入里让记者都惊叹普通读者对西方现代奇幻文学的熟悉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文学家与文学翻译者……传统译者出现了滞后于读者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现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译者就很有必要审慎地处理原著文本并且谦逊地接受读者的批评意见，让译者与读者合作打造出一个更加贴近原著的译文。
五、.结语
“文学翻译是译入语文学吸收、借鉴外来文学，从而促进自身文学革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英汉文学翻译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西方风土人情等方面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翻译活动离不开对语境的准确把握，在文学翻译中，文化语境的作用和影响力则显得尤为突出，译者若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这些文化语境，势必将对译文的质量和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使译文词不达意，令人费解，更有甚者会张冠李戴，贻笑大方。
参考文献：
[1]胡显耀，李力.高级文学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37.
[2]T・S・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M].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25.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5]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6]关孜惠.文化语境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3）.
[7]宫雪斐.浅析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J].青年科学，2010，（12）
第3篇：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摘要翻译；交际理论；重写；英译策略
一、引言
摘要是论文的缩影，也是精华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摘要比论文更为重要，因为它有可能决定科研成果能否被学术界认可并广泛传播。大部分作者进行摘要写作时，通常都是先撰写中文摘要，然后将其翻译为英文摘要。中英文摘要的读者群不同，前者服务于国内的中文学术读者，而后者则服务于国外英文学术读者及国际检索系统的工作者。东西方语言文化差异较大，行文结构和习惯有所不同，都为摘要英译带来不小的难度。在此，笔者提出增强摘要英译的交际性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手段。
二、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与重写理论概述
1、 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
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索》中提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两个核心概念，这是他对普通翻译理论的主要贡献。语义翻译强调忠实原文，重在翻译原文的表达形式及语义内容，在结构和字词安排上力求贴近原文；而交际翻译则强调对读者的效果，注重读者的理解与反应，使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这就要求译者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使译文流畅、地道。纽马克还将语言功能与翻译结合起来，提出文本功能分类说。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纽马克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译者应根据不同的语篇文体类型选用合适的翻译方法。对于表达功能文本，核心是表情达意，作者独特的语言形式和内容也是同等重要的，因此译者应选择语义翻译为主的手法。对于信息功能文本，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所以译者应选用交际翻译法。对于呼唤功能文本，核心是号召读者去思考、去行动，因此应选用交际翻译法。奈达对此评述说，纽马克关注到了文本的广泛差异性，将两个方法和语篇类型相结合，更彰显其价值。
2、 重写理论
译意是翻译的核心问题，意义的转换方式则是重写。中国著名翻译家思果曾明确提出“翻译不是翻译，是重写”，并认为“翻译是翻译，不是写作”是“学翻译的人走不通的胡同”，并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傅雷则将翻译这门学问比作蚕宝宝造丝，“这蚕要是吃了桑叶进去，尽吐些桑叶渣出来，就完蛋了。吃了桑叶，吐出来的应该是丝嘛。翻译的人应当把原文彻底弄明白了、完全消化了之后，再重新写出来。”由此看来，翻译是基于写作技巧和语言知识上一种重新表达的艺术。此时译者充当的是手艺精巧的人，用不同的形式重新表达文字，为自己的艺术品重新塑形以迎合观众。在此，“重写”的内涵与“改写”不同，“改写”是指对原文内容或意思进行了更改，而“重写”是在忠实于原文意思和内容的基础上仅对原语表达形式的重新组合。
3、 交际翻译视角下学术论文摘要的英译
学术论文摘要是以传播信息和知识为主的非文学作品，信息性是其一大特点。因此，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可以指导论文摘要的翻译。交际翻译强调的传递信息，“量体裁衣”，对译文读者的效果，以及表达形式上的摆脱原语结构束缚，重新组织句法等，不论从摘要写作和翻译的目的来说，还是从读者的对象来看，都符合学术论文摘要翻译的标准。交际理论重组语言的结构，实际上与“重写”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此我们提出，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运用重写的方法来进行论文摘要的英译是可行的。
三、交际翻译视角下学术论文摘要英译的策略
1、词语意译, 增强跨文化意识
文史类的摘要常会涉及民族及文化特色词语的翻译,可谓是摘要翻译的难点之一。译者应具备敏锐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不能简单地将词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一笔带过，让读者不明不白。一些重要文化典籍的翻译，如“山海经”，若简单音译为“Shanhai Jing”则大为失色，并不能传达出原文的形象，应采取意译的方法将其润色，译为“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或是重写解释为“a work of folk geography in ancient china”。其次译者在深刻理解两种文化间差异的基础上，可以对译语进行重新创作，目的是为了扫清读者理解上可能产生的障碍。如汉语成语“雨后春笋”，用来比喻新生事物大量产生和迅猛发展，若译为“be 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rain”，由于英语文化中“bamboo”是外来词，是不可能产生相似联想的。而英国受气候影响多产蘑菇，人们对mushroom也赋予了快速蔓延的意思，因此译为“spring up like mushroom”更为合适。应当承认，两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间进行语言沟通交流，有时的确是困难重重，作为译者，有责任尽量使译文与原语意义对等，减少交际损失，提升交际效果，平时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功底。
2、句子重组,提高可读性
汉英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上存在极大的差异。汉语采用意合法造句，很少甚至不用衔接手段，注重隐性连贯，以神统形，所以汉语的句子结构被比喻为“碧波万顷，层层推进”；而英语重形合，注重句子形式及结构完整，句子多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因而英语句子仿佛是“大树参天，枝叶横生”。 由于中文摘要通常信息量大，结构松散，逻辑性强，这无疑又为英译增加了不少难度。因此，在英译过程中，必须要透彻理解原文的含义，然后按照英语思维和英文行文习惯来重新组织译文，必要的时候可以做拆句、合句以及句子嵌套的处理。
第4篇：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一、归化与异化：一对矛盾
在翻译理论中，归化异化是一种理论体系下的两种倾向，是一对矛盾。伴随翻译的文化转向，归化异化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一矛盾何者为主要方面，何者为次要方面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翻译的文化论之中，归化与异化存在于整个文化系统之中。有归化就有异化，无归化就无异化可言。对一个翻译理论工作者来说，他在提出其中一种翻译倾向的时候，心中必然明白还有另一倾向的存在。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中提出的12种翻译矛盾之中就有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1］。
对于归化与异化，是不是用足够的论据证明其中一方更合理，更科学或更实用，就可以平息这长久的争端呢？不然。无数的理论论据和实践论据都可以说明归化与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都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学术眼光来审视，我们会意识到归化与异化是离不开它们的使用环境（即层次）的，离开具体语境谈论归化与异化，它们之间就不是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做对比。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对比。
二、归化与异化探究
1.存在文化与语言两个层次上的矛盾
在翻译研究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起源于具体的语言操作。离开两种语言谈翻译是空洞和荒谬的。语言的转换技巧是翻译之本，任何的理论争鸣都必须给目的语和源语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操作探讨而不能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这一研究方式又注定成果不大。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2］。翻译存在着文化与文本双层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归化异化的争论在于要不要引入异语文化，要不要如实传递异语的文化形象，要不要输入异语的思维方式。在文本层面，焦点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翻译，是不是硬译，是不是取文化形象而舍语言结构，是不是阻断源语文化成分等等。论证归化与异化何去何从，必须首先承认这两个层次。混淆两个层面的矛盾，翻译研究就是无的放矢。
2.坚持异化：文学翻译的文化传递功能
笔者认为，归化与异化的理论可以从微观语言和宏观文化两个层面得到恰当的定位。文化是倾向性的定位，采取归化或异化直接影响到所有翻译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读者的感受。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他们的“唯科学主义”态度，把文化(culture)而不是文本(text)作为翻译的单位(atranslationunit)，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研究中来［3］。文化异化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别国的表达法，给读者一种新颖的冲击，让读者置身于奇异的文化氛围之中。简言之，异化就是让读者体验陌生，以便可以接触异国文化。归化则是通过译者的修改，抹去文本表达的源语表达方式，通过对翻译的支配，将异国的文化改头换面或祛除。文学文本是各种文化的凝结，文学是关于人的东西。本国的读者阅读本土的文学作品，可以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异文化的民族，阅读文本也是体验新文化的捷径。当今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伴随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前进，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不断增加。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种语境下，翻译应该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服务，促进各民族了解和尊重别族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共存和共同繁荣。正因为如此，文学翻译在文化这个宏观层次必须坚持异化。例如中国古诗之中蕴涵的古典文化精华，在西方文化之中没有对应，就必须异化，才能保持译文的原汁原味。3.归化与异化杂合：语言操作上的翻译策略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此处指一元存在，即不可调和。作者注）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应用翻译的目的论理论，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分析，既可以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4］。语言翻译应该服务于文化翻译。异化的文化翻译必须贯彻于具体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之中。这是翻译的基础，是它的微观层次，它需要翻译者更多的技巧和艺术把握的分寸感。即便是为了异化而保留源语的表达方式，翻译者也不能够机械照搬照套。既要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成分，又要让异国的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这个层面，不能严格区分异化与归化。作为语言操作方式的这两种方法，在任何的翻译之中必须得到集合，混杂和并列。一定程度上说，在语言本身讨论异化归化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文学语篇是一个交际的单位，功能是负责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因此从语篇的角度来说，应该异化。语篇是分层次的。决策级（strategicdecisionmakingranks）包括篇章，次篇章和句群。在此，异化是目的和归宿。操作级（operationalranks）包括大量的信息单元——句，小句，词组和词。通过对英汉翻译操作层次的对比，我们发现有不完全的对应关系。对于其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形象的翻译，作者总结出四种模式：
(1)文化直入（thego-aheadmodel）
(2)文化阻断（theblockmodel）
(3)文化诠释（theannotationmodel）
(4)文化融合（theintegrationmodel）
(5)文化归化（theadaptationmodel）［5］
实际上，这五类处理方法反映了归化与异化在微观层面的不可严格分化的关系。从许渊冲的唐诗翻译，到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英译，到杨武能的汉译《魔山》，归化异化的杂合使其读者众多，而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这些译作名垂千古。
第5篇：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提出，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要以教育理念创新为先导，以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及教育模式创新为核心；到2020年，需形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以及培养学生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能力和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任务。
反转式教学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中上课仅由教师进行信息传递，而课后要进行消化吸收时，却没有同学间的互助及教师指导，只能自己复习、学习的缺点，将消化吸收的环节放到了课堂上，以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分层次学习，从而培养学生自信和提高学习效率。反转式教学的教学资源主要由视频、课件组成，其组织与呈现方式更符合人体对媒体的适应性，更有益于学习效率的提高。反转式教学模式的优势在于学生成为课堂主体，增强了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意识。反转式教学模式还使教师的教育观念得到更新，教学手段和方法得到丰富。反转式教学模式改革了传统教学组织形式，改变了课堂组织思路，强调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以能力发展为中心、设计和组织新的教学模式为载体，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推动“以学生为本”教育理念，注重教学实施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性。
2在高职基础医学教学中应用反转式教学模式的可行性
传统高等教育的出发点是专业理论学习，强调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不考虑知识本身是否有很强的应用性，教学过程中侧重于理论讲授，强调理论的深入性与广泛性。这些都不适合高职教学，一方面，高职教育强调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度，在教学过程中应选择学科中最为实用的知识，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训练，从而迅速提高学生专业技能，使其在离开校园后可以满足工作岗位的要求；另一方面，高职生基础普遍较差，抽象思维能力较弱，采用传统教学方法难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应当采用一些形象直观的教学方法。
传统授课方式容易让学生感到厌倦，影响学习效果。美国心理学家赤瑞特拉通过实验证实，人类94%的信息获取来自视觉和听觉。因此，反转式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对医学知识的求知欲，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从而培养具有实践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等适应工作岗位需要的综合型医学人才。反转式教学模式与建构主义理论相一致，此教学模式亦可应用于高职基础医学的“三理一剖”（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和人体解剖学）学习。基础医学各学科中的知识点逻辑关系清晰，术语表达完整，描述规范。将反转式教学模式应用于基础医学教学中，能够提高知识转化效率，有利于非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掌握更多医学相关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将来步入工作岗位夯实基础。
第6篇：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医学护理论文2100字(一)：持续质量改进在重症医学护理中的应用研究论文
【摘要】目的：针对持续质量改进在重症医学护理中的应用做出进一步探究和分析。方法：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并且病情变化比较快，需要护理人员密切监护的患者，所以护理人员的责任非常重要，有着非常大的工作量，但是护理人员的数量并不多，属于护理风险控制当中的一项薄弱环节。本院在2018年之后，将排班模式进行了改变，持续质量改进，并实施全程监控结果：直到2019年，在1年的改进以及实施当中，患者的需求以及监护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同时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压力，有益于持续护理质量的进一步改进，减少了护理当中产生的差错，存在的差异性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持续护理质量改进在护理管理中，是不可缺少的灵魂，排班模式的更新，有益于护士长管理，更能更加合理的用人，避免对人才和劳动力方面出现浪费情况，使得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要所减轻，有效提升了重症监护室护理质量。
【关键词】持续质量改进；重症医学科；排班模式
【中图分类号】R16.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0019（2020）10-118-02
持续质量改进（CQI），为实施全面质量管理的前提下，逐步发展的。其中，对于管理以及环节的质量控制更加注重，为新质量管理理论，护理质量可对患者的病情恢复产生直接影响，三分靠治疗、七分靠护理。重症监护病房，为危重患者以及现今设备仪器集中的科室，利用相应的监护，可对患者的病情进行判断，并将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提出来。所以，强化对ICU患者实施的安全管理，提升护理质量监管。因此，本文针对持续质量改进在重症医学护理中的应用进行了如下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科室共有24名护理人员，主管护师2名，护师共8名。其余人员为护士职称，专科护士一共为6名。平均工龄6.54年，其中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为10人。所以，护理人员的年轻化，工作方面存在不足，患者要求复杂以及多样化，需要经验十分丰富的高年资护理人员对其给予强化监督，对护理进行完善，以便患者和家属更加满意。如表一所示。
1.2方法
科室共有床位12张，为两组，2名专科护士担任护理组长，护士长以及护理组长，需要做好相应的监控护理质量[1]。第一组人员应用床位包干制度，一名护理人员对1-2名患者负责，这些患者的治疗以及相应的护理工作、健康教育等都由该护理人员负责。其中，需要精准、完善的对护理记录进行书写，将专科特征进行体现，组长以及专科护士需要对年资低的护士给予指导，帮助其完成相应的护理工作等，并定期学习和反思。第二组应用统一管理制度，所有护理对全部病房进行管理，组长以及专科护士实施相应的健康监狱工作等护理内容，护士负责护理工作，记录护理过程等。持续质量改进涵盖了危病患者护理质量、环境监管、技术操作、患者安全以及舒适等。结合每一项护理环节当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质量控制，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控制，并确定质控点，将理论和技术操作培训进行强化。利用有组织以及有目的考核，可对抢救措施的落实有效性给予保证。护理组长和相关专科护士，针对重危患者抢救工作、重症患者的临时处置，需要快速、正确、果断，及时采取相应的抢救任务。
每日需要对两名激动护士进行安排，以便帮助两组护士，对相应的护理工作完成。夜间护理，需要高年资的护士带领两名低年资护士。年资低的忽视，分别管一组，高年资护士对护理质量实施全面系统的质量监控、将参与性、监督管理以及质量控制等职能进行了发挥，使得低年资值班护士减轻了自身的工作压力以及心理压力，避免了有差错产生[2]。
针对有着疑难病例的患者，需要组织全科护士对其实施每月1次的护理病例查房，责任护士汇报护理患者的床号、基本情况等，其中要包括饮食要求、护理级别等。之后，科室人员给予补充和完善，最后护士长和护理责任组长提出问题，全员进行讨论，护士长最后给予相应的讲评。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要有耐心以及爱心、理解等，关心患者。所以，要强化护理责任心，正确处理护患关系。
2结果
两组工作不同的小组，对于质量的提升起到的效果是不同的。如表2所示。
3讨论
持续质量改进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措施，对于管理以及环节的质量控制更加注重，为新质量管理理论，护理质量可对患者的病情恢复产生直接影响。特征为组织性强、参与面广的不间断活动，护理效果质量非常高[3]。所以，在日常工作中，护理人员需要对质量意识進行强化，坚持质量标准，强化质量监控，以便将质量水平进行有效提升。对于护理质量水平的不断提升，需要护理人员不断的学习以及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以便自身的能力提升。此外，护理人员要做到技术精湛、技术操作规范、创新求实。积极主动学习更多的新技术，对新的领域进行开拓。总之，持续护理质量改进在护理管理中，是不可缺少的灵魂，排班模式的更新，有益于护士长管理，更能更加合理的用人，避免对人才和劳动力方面出现浪费情况，使得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要所减轻，有效提升了重症监护室护理质量。
医学护理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浅析中医内科护理医学的护理理念及其发展论文
摘要：中医内科护理作为现代医学中护理方面必不可少的一种护理方法，它在很多临床验证中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中医内科护理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现实问题。将分析中医内科护理发展的现状，其中包括人力方面的不足、科学研究能力的欠缺以及实际操作条件的匮乏等等，对中医内科护理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对中医内科护理人员的实践能力以及专业医学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现状；中医；内科；护理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加大了在各个医学研究中的经济投人，很多的新式医学研究开始不断涌现出来，而且现有的医学模式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其中就包括越来越现代化的中医内科护理学，中医内科护理学很早以前就有了，但是它的发展却一直在停滞，随着医学模式的不断转变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加入，中医内科护理学的发展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
1.中医内科护理概述
中医护理是我国自古就存在的，指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的相关护理工作，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而我国本土存在的护理中，古代中医师既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同时又扮演着中医的护理工作者。中医护理，尤其是中医内科护理在数千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随着国际交流的不断深人，现代医学的护理行为和护理理念初入中国，使得中医护理进入了一段时间的低迷期。但近年的各种研究数据显示，中医护理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较大幅度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这点得到了医学界学者的普遍认可。
中医内科护理以整体护理和辨证实施护理行为为基本理论和基本特色，这也是基于中医学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基本理论之上的，体现了中医内科护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临床护理离不开各种护理技术，中医护理技术是中医内科护理的核心，包括针灸、拔罐、中医贴敷等等，其正逐渐得到医学界人士的广泛采用，也得到广大患者的充分肯定。
2.中医内科护理发展的现状
2.1中医内科护理专业人员匮乏
虽然我国现在的整个医学系统相对已经较为完善，而且从医人员也在大幅度增加，但是，专业素质较高的中医医学人员却非常之少，只占到所有医学人员比例的9%。现在的很多医学专业学校大部分都是以教授西方医学为主要内容，中医医学的教学内容非常少，所以医学院校培养出来的人员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专业素质较高的中医内科护理人员。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很多大医院中的护理人员中的92%都是学习西方医学出身，对中医内科护理的基础知识以及运用手法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不足，对中医内科护理中常用的针灸、药透等等护理方法的运用很不熟练。因此，中医内科护理人员的匮乏是目前中医护理发展的一大阻碍，人员的匮乏直接导致了中医内科护理的地位始终不能提升，医学护理也会因此不完善，出现明显的短板。
2.2中医内科护理人员操作自由性不足
在现在的绝大部分医院之中，很多能够实施中医内科护理人员的实际护理过程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比如说经常用到的穴位按摩、中药敷贴以及拔罐等等，由于很多医院沿用了人为老式的护理制度，导致这些中医内科护理方法失去了被执的灵活性。总体来说，利用中医内科护理来恢复患者的过程会受到严格的限制，中医内科护理的实际运用不容乐观。
2.3中医内科护理创新匮乏、制度老化
现存的中医内科护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潭死水，由于护理人员无法进行大量的中医内科护理，因此经验的缺乏使得他们没有方法去通过自身的认识以及护理过程的问题解决并去创新中医内科护理技术，即便是专业的中医内科护理创新研发人员，也是因为缺少临床的实际经验而事倍功半，而中医内科护理的制度固守也导致了这项技术不能将制度作为依托来发展，因此制度的老化也使得中医内科护理技术发展缓慢。
3.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发展趋势
3.1人才培养模式
中西医结合护理事业是我国卫生医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有中西医结合机构已有200多家，至2009年，我国有三甲综合性中西医结合医院18所”。在现代医疗服务正形成治疗、康复、预防、养生、保健的多元化形式背景下，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社会将需要大量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而高层次、高素质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在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可以在高等中医药院校开设中西医结合护理专业，依托中医药大学的优质资源，充分发挥高校中医护理人才优势，培养高素质的、具有科研攻坚能力的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为中西医护理的真正融合储备人才。另一方面，加快西医院校护理学专业的中医护理课程改革力度，逐步实现中医护理与西医护理的基本融合，培养具有较强西医护理能力以及一定中医护理能力，能在临床护理、社区护理领域发挥主力军作用的基层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
3.2培养目标
目前公认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内涵标准为“系统掌握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知识与技能的中西医结合人才”。人才培養目标应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顺应社会的需求，并反映时代先进水平。中西医结合护理人才应具备中西医结合临床与社区护理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初步的科研能力，沟通能力，跨文化护理能力。将中医整体观、辩证施护与西医整体护理、护理程序有机结合。辨病护理、辨症护理、辨证护理有机结合。
3.3课程内容改革
中西医结合临床护理以中西医结合内科护理学引领和整合临床护理；选取中医护理特色明显的病种，以整体护理和辨证施护理念，根据护理程序重组中西医结合护理课程内容，使中西医护理措施有效融合。加快中西医结合社区护理课程内容改革步伐，以顺应社区卫生事业的发展进程。社区中西医结合护理课程内容改革可采用系统论的观点，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应遵循整体优化原则、合理组合原则、环境适应原则、动态平衡原则。
4.小结
第7篇：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文学作品 风格翻译 《傲慢与偏见》 中译本 比较
1.导言
风格翻译是翻译者，尤其是文学翻译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尽管对于风格能否翻译还存在很多争论，但是，现在人们更多地关注风格能够如何翻译，以及能够或者应该这样翻译的原因何在。
笔者旨在通过对《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更好地理解风格翻译。笔者选取了两个译本的前三章作为样本，比较两位译者在翻译原作风格方面的努力，同时，借助风格翻译相关理论，判断哪位译者更为成功地翻译了原作风格。
其中一个中译本的译者是孙致礼，该译本是他1999年对其原译本的修订本，另一个译本的译者是雷立美，译本出版于2003年。
2.风格翻译理论
阅读文学评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读到类似“该小说的特征是兼具幽默和感伤”（张伯香、马建军，1998：270），“他的作品以语言优美著称”（张伯香、马建军，1998：299），这些都是对某作家或者某部作品风格的评论。利奇和肖特在《小说文体论》中提出，总体意义包括概念意义和风格价值，也就是说，风格价值应该也必须被视作意义的一部分（刘宓庆，1999：46）。因此，在实质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努力再现原作风格（刘宓庆，1999：41）。
为了体现翻译风格，或者说再现原作的风格价值，译者必须首先充分理解原作的风格。然而，风格不同于概念或者情节，风格通常隐藏于字里行间，无法直接感知。所幸，随着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现在有一系列的风格分析方法，其中，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提出的风格的符号体系便是相当全面而且操作性强的方法。
根据刘宓庆的体系，我们可以通过风格标记来认识作品风格。风格标记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类，形式标记包括音系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和修辞标记，而非形式标记则包括表现法、作品包括思想和感情两个方面的内在素质、作者的精神气质和作品接受者因素。（刘宓庆，1999：218-236）
认识作品的风格价值是翻译的准备工作，如何用目的语再现其价值则更具挑战性。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提出了三种再现风格的方法，包括对应式换码、重构式换码及淡化式换码（刘宓庆，1999：238-242）。译者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再现原作风格。
3.《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第一至第三章的比较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主要作品之一。该小说以爱情故事为主要情节，生动地展现了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英国乡村的生活、人们的观念和想法，同时，也表达了奥斯汀对婚姻的看法。尽管许多读者对这部小说的情节和奥斯汀对婚姻的看法更感兴趣，但是，奥斯汀独特的写作风格也是成就小说的重要因素。奥斯汀用清晰简洁的表达和适如其分的对话，生动地展现了故事，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两个中译本的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再现了原作风格。下面笔者将从叙述的翻译，对话的翻译，以及翻译腔三个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比较。
（1）叙述的翻译
正如前文所述，清晰和简洁是奥斯汀作品的重要语言特征，而《傲慢与偏见》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因此，译者应该用同样清晰简洁的语言进行翻译，再现原作风格。
原文：However little known the feelings or views of such a man may be on his first entering a neighbourhood，this truth is so well fixed in the minds of the surrounding families， that he is considered as the rightful property of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ir daughters. (第一章) (Austen， 2004：1)
孙译本：这条真理还真够深入人心的，每逢这样的单身汉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的人家尽管对他的心思想法一无所知，却把他视为自己某一个女儿的合法财产。
雷译本：这条真理在四邻八舍各家各户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这样一个单身汉新搬入一个地方时，不管人们对他的思想感情、观点见解知道得多么少，他们也会把他当做自己某个女儿的合法财产。
雷的译文有85个汉字，明显长于孙的67个汉字。译文长度存在区别是译员的择词造成的。
孙译本
还真够深入人心的
四邻八舍的人家
(对他的)心思想法一无所知
雷译本
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
四邻八舍各家各户
(对他的)思想感情、观点见解知道得多么少
雷译本明显比孙译本累赘，而原作是清晰简短的故事开场，很快地将读者带到故事里。根据刘宓庆风格翻译理论，在三种风格符号换码模式中，对应式换码是最切实可行的。对应式换码在翻译《傲慢与偏见》叙述部分的意味是，用同样清晰简洁的语言进行翻译。从以上译文对比可见，孙译本比雷译本清晰简洁得多。因此，孙译本更好地展现了原作风格。
另一重要风格特征是语域。根据刘宓庆的风格符号体系，作者用词的语域是其作品风格意义的重要体现，译者在译文的用词上，应该用相同或相近的语域，以再现原作风格。《傲慢与偏见》描绘了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早期英国乡村的生活，奥斯汀所用的语言是带标记的，足以让现代读者联想到那个年代和那种生活。相应的，译者应该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语域来再现那种生活。在这方面，孙译本同样胜过雷译本。
原文：...her mind was less difficult to develop....When she was disconcerted， she fancied herself nervous. The business of her life was to get her daughters married; its solace was visiting and news. (第一章) (Austen， 2004：3)
孙译本：……这位太太的脑子就不那么难以捉摸了。……一碰到不称心的时候，就自以为神经架不住。她的人生大事，是把女儿们嫁出去；她人生的快慰，是访亲拜友和打听消息。
雷译本：……她的思想浅薄，比较容易暴露。……她一不满意，就自以为患上了神经紧张症。她的人生使命就是嫁女儿；她的生活慰藉就是探亲访友和打听新闻。
雷译本中的“容易暴露”、“神经紧张症”、“人生使命”、“新闻”都是相当正式的用语，甚至带点学术味，属于中国现代城市人的词汇，因此，这样的译本，很容易让读者感觉读到的并非十九世纪英国乡村的生活。相反，孙译本中的“不那么难以捉摸”、“神经架不住”、“人生大事”、“消息”，都是简单通俗的口语，所以，更符合原作风格。
（2）对话的翻译
奥斯汀是对话设计大师。《傲慢与偏见》里的人物说话的方式各异，但是都极具人物特色，很好地展现了这些人物的兴趣、思维方式、个性等个人特征。因此，适如其分的对话被视作该小说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根据刘宓庆的风格符号体系，词语和修辞标记是风格意义的重要体现，而词语和修辞又是《傲慢与偏见》中对语的重要因素，是对话的表现力的来源之一，因此，译者如何对词语和修辞进行处理，是评价其风格翻译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
下面分析两个译本对班尼特太太语言的翻译，看看哪个译本更好地再现了班纳特太太的人物特征。
班纳特太太是“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笔者译，Austen，2004：3）。在《英国文学教程》中，编者指出班纳特太太“非常虚荣、无知而且在富人面前则一脸卑微”，而且“势利、不懂礼仪、粗俗”（张伯香、马建军，1998：237）。小说中，班纳特太太的语言缺乏连贯性、结构简单松散、词汇匮乏，而且讲话不懂修辞，很好地体现了她的性格特征（彭开明，1995：30-34）。因此，译者必须通过语言，尽力在译文中再现这个人物的个性。
文本分析表明，孙译本比雷译本更好地再现了班纳特太太的语言风格，因为，雷译本中，班纳特太太说话所用的句子相对复杂，而且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汉语成语，与原作风格相距甚远。以下是例子。
例1：“Oh，single，my dear，to be sure! ... What a fine thing for our girls!”(第一章) (Austen，2004：1)
孙译本：“哦！单身，亲爱的，千真万确！……真是女儿们的好福气！”
雷译本：“哦！是个单身汉，亲爱的，千真万确！……这对我们的女儿们来说，是桩多么美好的亲事呀！”
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雷用了相当复杂的句子结构，而且“美好”是相对正式的词语，而孙的译文更为直接、简单、通俗，更符合班纳特太太智力贫乏、无知、粗俗的特征。
例2：“My dear， you flatter me. I certainly have had my share of beauty， ... she ought to give over thinking of her own beauty.”(第一章) (Austen，2004：1)
孙译本：“亲爱的，你太抬举我啦。我以前确实有过美貌的时候，……就不该对自己的美貌再转什么念头了。”
雷译本：“亲爱的，你太过奖了。从前我的确也是有过花容月貌的，……就应该不要再考虑自己的美貌了。”
雷译本中的“花容月貌”是成语，而“应该不要再考虑自己的美貌了”则是比较正式的句子，不像出自班纳特太太之口。而孙译本则更能表现班纳特太太将讽刺视作赞美、试图显得谦虚的愚蠢。
例3:“Don’t be coughing so， ... Have a little compassion on my nerves. You tear them to pieces.”(第二章) (Austen，2004：4)
孙译本：“别老是咳个不停，……稍微体谅一下我的神经吧。你咳得我的神经快胀裂啦。”
雷译本：“看在老天爷的分上，……稍许体恤体恤我这可怜的神经紧张的毛病吧。你简直快要把我的神经撕碎了。”
雷译本的“稍许”和“体恤”都是比较正式的词语，不如孙译本的“稍微”和“体谅”合适。雷译本最后一句的“简直”也显得过于书面化。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笔者不再一一赘述。总而言之，孙译本在再现班纳特太太说话风格方面比雷译本成功，更好地再现了人物的特征。
3.翻译体
刘宓庆认为，翻译体的显著特点是“不顾双语的差异，将翻译看做语言表层的机械对应式转换”（刘宓庆，1999：245）。雷译本经常出现翻译体，如以下几个例子。
例1:“一个家财万贯的单身汉，必定需要一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雷立美，1）
“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孙致礼，1)
例2:“这样说来，一个女人并不是常有许多美貌好考虑喽”。(雷立美，2)
“这么说来，女人家对自己的美貌也转不了多久的念头啦。”(孙致礼，4)
例3:无论他在德比郡有多大的家产，都无法使他免于看上去有种令人望而生畏和讨厌的神情，也无法使他免于与他的朋友比较起来显得微不足道。(雷立美，6)
这样一来，纵使他在德比郡的财产再多，也无济于事，他那副面孔总是那样讨人嫌，那样惹人厌，他压根儿比不上他的朋友。(孙致礼，10)
以上雷译本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机械的对应式转换，造成了无意义甚至是破坏性的重复和累赘，给读者理解带来了
困难。而孙译本则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翻译体，是可读性更强的译本。
4.结语
本文集中分析了《傲慢与偏见》两个中译本对风格翻译的处理。借助风格翻译的相关理论，通过文本分析，笔者发现，孙译本比雷译本更好地再现了奥斯汀清晰和简洁的语言风格，更好地保留了小说人物对话的艺术精华，也更好地避免了翻译体，因此，孙译本比雷译本更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
通过对比研究，希望可以给文学翻译工作者带来一点启示，那就是，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意义翻译，由于风格是文学作品总体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充分认识和理解原作品的风格价值，继而在译作中，通过合适的策略和方法，再现原作的风格。
然而，本文只选取了一部文学作品的三个章节进行对比，因此，收获十分有限。笔者将扩大文本的范围，对更多的文学翻译语料进行分析，从而取得对风格翻译更进一步的理解。
参考文献：
［1］Austen，Jane.Pride and Prejudice. 2nd e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Ltd，2004.
［2］简・奥斯汀著.雷立美译.傲慢与偏见（第二版）.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4］彭开明.语言与人物刻划――班纳特太太语言特点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2):30-34.
第8篇：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逻辑美是科技英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英语的核心是表述客观事物和其演变规律。这就包括了一定的逻辑思维，具备显著的逻辑美。因此要在原理概念上进行区分，以精密的结构和严谨的逻辑来诠释事物的现象、本质和规律。虽然科学英语的内容略显枯燥，但这类文体却具备连贯自然的特点。只要译者抓住了文章的逻辑条理，就掌握了文章的脉络核心。理清句中的因果关系、让步关系、程度关系等逻辑关系，对原文进行再现，对本质进行握。
二、翻译简洁美
语言精练是科技英语的突出特征，科技英语的基本要求就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信息。这种简洁美不但体现词汇层，也体现在句法层。科技英语中广泛运用了名词化结构，将句子简化成名词短语。一方面，减少人称主语带来的主观性，只留下客观的科技概念，另一方面，使得句子结构更为简洁。除此之外，为了使得文章更具简洁美，各类其他名词作主语在科技英语文章中使用频率也较高，人称名词和物质名词是名词的两大组成部分。我们一般使用人称名词表明主观意愿，使用物质名词来强调表达内容的客观与准确。以非人称做主语有两大修辞功能，第一，是优化句子的结构，以清晰明了的形式表达逻辑关系；第二，就是使句子更栩栩如生。因此，在科技英语翻译过程中，要注意人称代词的使用，以传达翻译的简洁美。
三、翻译转义美
我们把将原有意义转化借代出新的含义称为转义。在科技术语不断发展的今天，尤其是计算机和其他机械类领域科技专业术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之下，对转义的使用频率也在不断增加。如今科技领域的发展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促使科技术语也逐渐更幽默，更具美感。日常词汇也融入了科技术语之中。这样的过程使得科技翻译词义更丰富，更具备想象力，同时表现着隐语的形象。例如英文中的“表兄妹”用“cousin这一词表示，而“cousin”这一词汇，还在实际生活中表达“同类型作物”的意义。转义词的使用频率升高等一系列的变化体现出日常用语转化为科技名词的现象，增加了转义的美感，展示了别样的趣味。
四、翻译修辞美
修辞手法的使用，使语言更生动有趣，而近年来，修辞手法也逐渐运用到科技英语领域。比喻是科技英语翻译中较常使用的修辞手法之一，通过运用不同现象，相同本质的事物来描画某种事物或说明某种道理。比喻手法的运用使得逻辑与形象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更生动立体。另一种较常使用的修辞手法是拟人，通过将事物人格化，给予事物人的心理活动，从而使科技文更轻松自然，便于理解其含义和掌握其核心。在对科技英语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表现其审美想象力，避免生搬硬套。
五、结论
第9篇：翻译文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翻译学；客观规律；话语风格；翻译理论
概述
翻译学辩论在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二十年。通过辩论，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如对“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等概念、范畴的理解已趋于一致，对“翻译是科学”等一类命题的本质认识已有深化（杨自俭:2000）。但是，在一些较大的问题上，如翻译的艺术论和科学论，翻译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等问题上，谁也没说服谁。这些是双方交锋的焦点，要解决是一些核心问题。不过，这些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对象。笔者要探讨的是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新问题，笔者称之为边缘问题。之所以将这些问题称为边缘问题，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成为辩论的焦点，不太为众人关注。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些问题不重要。笔者拟就了四个这样的问题，（一）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二）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三）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四）“翻译学”一词的使用。虽然这些问题不是翻译学辩论的核心，但笔者认为如果让这些问题存在并任其发展，将会影响翻译学辩论的效果，进而影响辩论中核心问题的解决，因而不可忽视。
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在翻译学辩论中，客观规律这一概念常常被双方提到。争论的双方，使用同样的概念，理解却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天壤之别。主张建立翻译学的一方声称，翻译“有其特有的客观规律，一旦发现这些规律，并把这些规律以理论的形态加以系统化，就可以成为科学”（王东风，楚至大：1996）。反对派则认为“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所以，翻译不可能成为科学”（劳陇：1996a）。这不太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翻译是主观创造性思维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约束的观点被多次强调过（劳陇：1994,1996a,1996b,2000a,2000b）。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客观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概念。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和领域都有其内在的，固有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它。但是，人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华岗：1982）。既然如此，反对派说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过于主观，有悖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坦率地说，对以上提到的反对派的这些认识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试论现代翻译研究的探索途径》一文中，作者将英汉某些词句进行简单对比之后，以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为前提，断言语言符号之间“找不到共同规律”（劳陇：1994）。笔者认为该结论有悖于语言学常识，有重新修正的余地。他的对比只能能说明，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企图寻求词层或者句层的绝对一一对应是行不通的，而要上升到推断语言系统之间不存在共同规律，则缺乏足够的论证。根据现在已达成共识，语言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是不同语言之间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早有人论述过，此处不准备展开。
在翻译学辩论中有不少受人尊重，影响广泛的译界前辈，笔者无意指责谁。但是，笔者在这里不得不指出，他们的某些认识上的失误，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结论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2000年第5期《中国翻译》发表《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李田心）一文。其某些观点，参考了某些名家的文章，常识性的错误非常严重，比如将客观规律说成是时而存在，时而消失的怪物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说法，在没有足够的解释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实际上，以上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失误涉及到理论探讨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笔者并不是教条主义者。对同一问题，不同的人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认识论。但是，一旦我们选择了某一认识论为基础，就不能随意曲解与其密切相关的概念，否则，争论就会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争吵。
翻译学辩论中的话语风格
辩论本应该体现平等磋商、相互交流、互相尊重、以理服人的原则。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也有部分人，由于话语风格方面的选择不当，影响到辩论的气氛，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辩论的效果。
《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劳陇：1996a）一文的副标题甚为刺眼。也许作者完全是出于一番善意，却无意之中用了一过于武断的话语。这里有极大的商榷余地。对于同一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正常的现象。不管如何，在没有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将别人的研究探索说成是走上了绝路，判断过于肯定、绝对。也许这种话语会造成某种轰动效应，但是，这种话语不利于学术探讨。会给人某中错觉，好像是某位权威在宣布已成定论的判决，或者是某位得道禅师在“棒喝”执迷不悟的弟子。所幸的是，《中国翻译》的编辑先生当年没有将该标题照直译成英语，而是比较笼统地译为“MyViewonTranslatology”。
香港城市大学的朱纯深认为，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消除中国传统话语习惯对研究的影响，否则，容易造成耸人听闻的效果（朱纯深：2000）。据笔者观察，朱纯深先生所指的那种中国话语的特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在某些学者的学术论文中，这种风格的话语仍不时出现。《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张经浩：1999）一文回顾了翻译研究的历史，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翻译研究的忧虑。有些提法虽有不妥之处，纯属一家之言，倒也无大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充满个人感彩，缺乏理性的话语。如“出言大胆的要数杨自俭先生”（张经浩：1999）。也许杨自俭先生对翻译学已创立的判断缺乏足够的依据而值得商榷，但也不至于不允许别人发表自己的看法吧。又如“有人提出‘信、达、贴’，还有人提出‘信、达、切’，但‘贴’什么？‘切’什么？”（张经浩：1999）。笔者觉得，这不像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不足为奇。不想看他人写的书或文章也是个人的自由，即便是老师也不能强迫学生读自己的书。但是，如果要评论别人的观点，最好先全面了解别人的阐述之后再发表看法。如果连别人提法的含义都没弄懂，就大声叱责“‘切’什么？”，是很难让人信服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学霸”的表现，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话语风格在学术领域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
话语风格某种程度上反映个人的心态。在心里对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谁也管不着。而要作学术探讨，最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注意自己的话语，以免渲染一种过于主观的气氛。争论者如果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理性的心态对待翻译研究，就能正确对待不同的观点，而不至于一见到不同的观点就动肝火，以至于在辩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情绪发泄代替严密的论证。
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
前些年，不少人认为翻译无理论，全凭译者的天赋与灵感。近年来，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不少人接受了翻译需要理论这种观点。但是，不容乐观的是，谈理论必须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那些纯理论的研究仍然遭到普遍的拒绝。也许是由于这种具体条件的牵制，各家在构建翻译理论框架时，总要给翻译实践划出一块地盘来，不然的话，很可能会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遭拒绝。因此，不少理论研究者不得不追求大而全的研究思路，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刘宓庆在其专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18~22）中，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划为“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林璋认为“这个开放的翻译理论作为理论的观念若不指向翻译实践，那么翻译的内部系统即翻译理论便成了与翻译实践无关的纯粹的概念游戏”（林璋：1999）。针对刘宓庆的翻译理论模式，林璋强调，翻译理论体系必须指向翻译操作，理论本身有必要避免走向“玄”，“涩”（林璋：199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不少译家和部分翻译理论研究工作者在翻译理论研究上重实用的价值取向。这也体现了我国科学研究传统重实用的特点。
《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曾近义等：1993）一书将中西科学传统进行了全面对比，对今天的翻译研究颇有启发。现摘两点：1.在科学思维方式方面，中国古代重直观、经验，轻逻辑，从而形成了科学技术上的工匠传统。西方人重理智，逻辑理性方法，重视知识的完善，因而西方人善于构造科学理体系，其科技传统为典型的学者型（曾近义等：1993,58~59）。2.研究动机方面，中国古代科学传统注重实用目的。孔子就不主张研完捉摸不定远离人世的天道。荀子也说：“唯圣人不求知天。”这种重实用的科学传统体现在王文学研究方面就是为订历法、看风水等而研究。数学也主要是发展了计算等较实用方面技巧。西方科学传统主要不是为了实用研究，而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为求知而从事研究。如牛顿理论在当时与生产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曾近义等：1993,212）。近代中国没有形成真正现代意义的科学，而落后于西方，其中有外部的原因，也有科学传统本身内部的原因（曾近义等：1993,136）。我们的传统中当然有许多优秀的成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对于今天强调翻译理论研究的呼声，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我们的翻译传统没有纯理论的成分，同样成果辉煌。也许从翻译领域内部很难看出问题来，如果从科学传统的比较中反观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会更清楚。回顾我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艰难历程，我们感触很深。真希望我们的后代能会有自己的翻译理论而不要再去西方“取经”（当然对话和交流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有远见的翻译理论工作者。他们已经意识到翻译理论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张南峰先生指出，现阶段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多种应用成分（张南峰：2000）。他认为翻译研究的任务不单单是指导实践（张南峰：1998）。“如果没有纯理论的历史眼光，只看到眼前的应用问题，有可能把一时的表现看作内在的特质，把自认为切合某种文化，某个时代的需要的翻译标准视为永恒的真理”（张南峰：2000）。
王东风博士呼吁在新世纪的翻译研究中，要重视理论研究（王东风：1999）。这应该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或者偶然的随感而发，而应该是反思翻译学传统，比较中西差异之后的理智选择。
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强调纯理论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要否认翻译实践和实用翻译理论的含义。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探讨，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目的。
“翻译学”一词的使用
霍姆斯曾经提出过翻译学的规划，他将翻译学分为描写翻译理论，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吴义诚：1997）。刘宓庆先生也对翻译学的理论进行了宏观设想（1999,11~21）。杨自俭先生最近又阐述了他对翻译学的新认识，翻译学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包括翻译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翻译家论，翻译史等（杨自俭：2000）。可见“翻译学”是一概括性很强的学科概念，指系统的翻译理论。
许均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有不少学者写了大部头的著作，冠之以《翻译学》或《翻译学概论》（许均：1996）。R·阿埃瑟朗认为，就目前而言，“翻译学”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径、角度和方法的翻译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称（许均：1996）。刘重德教授认为翻译学是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翻译理论代称，并提醒要谨慎使用“翻译学”一词（刘重德：2000）。
可见，目前“翻译学”一词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滥用。笔者认为，目前的大多数以《翻译学》，《×××翻译学》命名的的译学著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大篇幅的是翻译实践实例，称为《×××教程》比较合适。并不是笔者求全责备，准确描述自己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这点，笔者不产生太大的怀疑。《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年第10期的编者按语颇为意味深长，“学科建设需要扎实细致的基础工作，克服抢占山头占地盘的浮躁心理”（编辑按语，《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p44）。翻译学若能创立与完善，必定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踏踏实实，淡薄名利，或许是创立翻译学所需要具备的一种境界。
顺便说一句，使用过于宽泛，不严谨的概念也容易招致反感。
结束语
新的一轮翻译学大辩论已经开始。通过辩论，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可以成为科学，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辩论来澄清事实，解决问题，推动翻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笔者希望各方能从翻译事业的大局出发，服从理性，遵循一定的规则，真正做到辨明是非，解决问题的目的。笔者不希望拙文所提到的类似问题再次干扰辩论，希望新的一轮翻译学辩论发挥出更高的效率。
参考书目：
华岗.《规律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劳陇.试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探索途径[J].《外国语》，1994,(4).
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J].《中国翻译》，1996a,(2).
劳陇.译意论[J].《外国语》，1996b,(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中国翻译》，2000a,(4).
劳陇.翻译活动是艺术还是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b,(9).
李田心.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J].《中国翻译》,2000,(5).
林璋.论翻译学的基础研究[J].《外国语》，1999,(6).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刘重德.事实胜于雄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7).
王东风.中国翻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J].《中国翻译》，1999,(1),(2).
王东风，楚至大.翻译学之我见----与劳陇商榷[J].《外国语》，1996,(5).
吴义诚.关于翻译学论争的思考[J].《外国语》,1997,(5).
许均.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J].《中国翻译》，1996,(1).
杨自俭.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J].《中国翻译》，2000,(5).
曾近义等.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J].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10).
张南峰.从梦想到现实----对翻译科学的东张西望[J].《外国语》，19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