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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医疗市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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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医疗市场

第1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和潜力

目前,我国对于富裕人群没有固定定义。因此,高端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和潜力,从不同角度估算有不同的结论。有研究指出,富裕人群(也有称为高端人群)一般指年收入中个人收入在15万元左右及以上、家庭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及以上的人群,或者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按照这一标准,《中国高端人群消费研究》(慧聪网)估计,我国富裕人群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3%,约3152万人。

富裕人群的医疗消费特点是:(1)富裕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后,都具备承担其他一般性医疗消费的能力,其高端医疗保障需求主要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如癌症、器官移植、植物人等特重大疾病)的报销问题。汇丰人寿2012年《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富裕人群的最大财务需求是重疾保障(93%),其次为养老保障(81%)和子女教育金储备(78%),以及补偿因疾病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在富裕人群中的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即一般指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这类人群,经济实力很强,不太需要单纯补偿其医疗费用,而是希望通过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能力,购买高端健康保险及附加的个性化健康服务产品,获得量身定做的系统化、持续性的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据2012年3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个人资产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3)上述人群由于财富并不缺乏,对生活品质和质量更加重视,且具备一定的健康认知能力,但由于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大,很多人带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甚至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服务。据一项调查显示,自我评价时,约50%左右的人群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不好”,其中亚健康状态为42.7%,慢性病状态为19.9%。

根据这一需求特点,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潜在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测:(1)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健康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的潜力;(2)中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指购买包括家庭医生(或私人保健医生)、诊疗绿色通道、专家诊疗、健康体检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评估、健康监测、饮食运动管理、心理咨询与干预和慢性病管理等)费用的潜力。据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50%受访者看重医疗服务品质,其中,37%看重安排专家医生手术及治疗,90%受访者最希望在国内的知名医院接受治疗,88%受访者表示海外就医对重疾治疗有帮助;90%以上受访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控制饮食、适度运动及定期全面的深度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医药卫生支出费用占家庭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10.8%,假设富裕人群按个人(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中10.8%为医药卫生支出计,其中40%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服务,即占收入的4.32%。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富裕人群愿意为医疗保障支付的保费预算为家庭平均年收入的9%左右,相比较而言,上述估算仍较为保守。

基于前述假设,人均年健康保障保费及费用支出约6480元(包括医疗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个人自费、按比例分担及超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误工费补偿问题等;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主要定额补偿因疾病带来的其他费用损失。总的月均费用支出约540元),年健康保障总需求约2042亿元。其中,人均年健康管理服务费按1000元计,包括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其他健康服务等费用,年健康管理服务总需求约315亿元。也就是说,至少富裕人群中,这两项医疗保障需求,年市场潜在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而实际上,2011年商业健康保险总的保费收入只有691.72亿元,与上述预测的潜力相比,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保险行业,高端健康保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业务板块和成熟的市场。经营高端健康保险的各个保险公司,经营策略还不够清晰,产品种类还比较零散,服务人群还非常有限,保费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很小,还没有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专业服务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市场开放度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独有的服务体系。保险公司要利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来建立服务平台,并获得这些服务资源,还有很多政策和运作的障碍,直接制约了保险公司开拓相关业务市场。二是保险公司对医改形势下,如何发展适宜的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缺乏明确定位及一整套战略思路,且对民众健康保障需求了解不深、特点研究不够,同时,提供高端健康保险服务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弱,较难形成应有的服务品牌和营利来源。

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大力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未涵盖的高端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设计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减少和改善疾病的发生发展。(3)利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灵活的合作机制和“优质优价”的杠杆作用,引导高、中、低端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益的提高。(4)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突出自身特色,树立专业品牌,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服务领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商业健康保险应牢牢抓住医改契机,高度重视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研究医改政策,全面分析保险业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控制医疗风险上的政策机遇和挑战,确定开展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举措。

二是根据富裕人群健康保障需求特点,细化目标市场和服务人群,开发系列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计划,逐步形成涵盖健康、亚健康、疾病等健康周期,病前健康维护、病中诊疗管理、病后康复指导等全过程,既补偿医疗费用,又提供健康服务的全面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三是争取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加大资源投入,强化与医疗机构尤其是拥有优质资源的医疗机构的战略合作,利用多种付费方式和合理补偿机制,调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尽快搭建由“内部服务队伍——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特色医院(科室)——著名专家”组成的服务网络平台。

第2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

新年伊始,万达集团就和英国国际医院集团(简称“IHG”)在北京签订合作协议。后者是全球著名的医疗集团,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管理450多个医疗项目。

按照计划,万达将在上海、成都、青岛建设三座综合性国际医院,总投资150亿元――这是中国企业在医疗行业的最大一笔投资。医院将由IHG运营管理,并采用“英慈万达国际医院”中文命名。新医院将定位于“国际高端的医疗机构”,对标美国麻省总院、美国梅奥医疗集团等高端医疗机构,后者已经在国内开展业务。

地产起家的万达承诺三座医院均按照国际顶尖标准设计建造,而IHG则保证未来这三家医院都会通过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认证联合委员会的高端医疗认证。

此次合作对双方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对于万达而言最直接的利好是高利润――医疗卫生用地的价格远低于住宅或商业用地价格。而IHG垂涎中国高端医疗市场也并非一日。在2015年3月IHG就投资100亿在福建贵安建立中英贵安国际智慧健康城,同年IHG还加入了由新希望和万通牵头成立的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策略联盟,为联盟内医院提供管理服务。

实际上,高端医疗一直是各方看好的一块肥肉。随着国人收入的增高,部分富裕人群不再满足于基本的医疗需求,同时在国内工作的外籍人士也对高端医疗有潜在需求。以上海为例,2015年在上海工作和居住的外籍人口在20万左右,加上商务流动客流该数字可达50万上下。合计二者需求可以估算出上海高端医疗市场规模在160亿~180亿元之间,但业内估测现在上海高端医疗的市场收入不到百亿元。

这显然是一块诱人的蛋糕,但并不容易品尝。国内高端医疗机构可分为高端全科、高端专科和公立医院的高端服务部门三种类型。前两者主要以外资、合资等民营资本为主,而后者多是从公立医院独立出来的高端服务机构。

高端全科医院包含前文所述的麻省总院、美国梅奥在内有数十个品牌,主要存在于一线城市,其中90%是中外合资。成立最早的是北京和睦家医院,这个由美国美中互利集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办的医院成立于1997年。

新世纪后,更多国外品牌加入了抢夺中国高端医疗市场的大军,2004年美国华平投资集团与联想集团等在北京共同投资设立美中宜和医疗,2009年新加坡康威医疗(Healthway Medical)也开始在大陆设立机构。

但这些海外品牌在国内的发展道路并不通畅。受投资回报期过长、前期投资过大等多方面影响,海外高端医疗机构的财报并不喜人。以和睦家为例,其母公司美中互利在2013的营收为1.794亿美元,但净亏损为640万美元。

在接受《财经天下》周刊采访时,曾任新加坡上市公司康威医疗集团独立董事的陆嘉德表示,制约外资医疗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于“人才”。

“外资医疗机构无法吸引足够多的全职医生。”陆嘉德说,当前国内最好的医生都集中在三甲医院,出于“综合收入、学术环境”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这些“大医生”并没有充足的动力离开三甲。

“影响大医生择业的原因不仅仅是经济收入,还有行业地位和学术氛围。”陆嘉德说,在三甲医院,一些知名医师除了是医生之外,还可能是某些科研项目的带头人,他们在行业内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而这是大部分外资高端医疗机构难以给予的荣耀。

而上海高端医疗机构寓医馆创始人宋维则向《财经天下》周刊表示,三甲医院的诱惑力除了体现在以上方面之外,还体现在安全性上。“中国医患纷争不绝,三甲是国家最高等级的医院,国家需要保护这里百姓的就医秩序,就势必保护三甲医院的医生,所以这里是医生最安全的工作场地。”

人才匮乏的局面,促使众多高端医疗机构改变经营思路。一部分外资高端医疗机构开始尝试着和三甲医院合作,外资出场地设备,三甲医院出人才,但这依旧是受制于人的方式。

“医生依旧不属于外资品牌,所以在公立医院内工作繁忙的医生不可能天天到高端医院出诊。”陆嘉德认为,一个解决方法是从国外引进医生来华坐诊。“但这个可能性非常低,即便有一两个也独木不成林。”

而另一部分高端医疗机构开始走差异化竞争――创立高端专科医院,垂直于某些细分业务,避免和国内三甲医院直接竞争。目前,国内一线城市中高端专科门诊品牌超过40个,涉及妇产、眼科、牙科、肿瘤、脊柱等多个专科。其中眼科、牙科、体检因为门槛不高成为众多高端医疗品牌选择突破的方向,有超过60%的高端专科医院主营这三项业务。

宋维的寓医馆就专注于诊断健检。“我们选择那些公立医院不擅长,但市场有需求的项目来发展。”宋维说,他们和公立医院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

而在高端医疗市场中,占据最好跑道的应是公立医院的高端特需部门,这些从二、三级医院中分离出来的部门占据着天然的优势――可以制定高额的挂号费,药品还可以进入医保系统,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掌握着中国最精良的医护人才。

第3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

Q:太平财险作为一家具有国际化股东背景的民族保险企业,多年来在业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的经营状况如何?A: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太平”)作为当今中国保险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品牌,创立于1929年,解放后,与其他民族保险企业一起成为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员公司,专营境外业务。1999年受命全面控股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所有境外经营性机构,并于2011年10月列入中央管理。截至目前,中国太平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保险业唯一拥有资产管理、在保险等保险牌照最齐全的跨境综合经营的保险集团,其经营区域覆盖中国内地主要区域,同时包括港澳、欧洲、大洋洲、东亚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业务创新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得到了海内外广大客户的好评,尤其是近年来,集团在“三年再造一个新太平”的战略引领下,业务得到长足地发展。一是“总对总”战略合作不断深入。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信双赢”的原则,先后与中国农业银行、中石油等12家央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战略合作。二是财产保险大型承担项目不断增加。中国太平积极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为众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项目提供保险保障和风险管理顾问服务,先后承保了北京地铁十五号线建筑工程一切险,港珠澳大桥建工一切险、京沪高铁建工一切险等。

三是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中国太平作为一家以跨境综合经营为鲜明特色的金融保鲜集团,通过在港澳地区,欧洲、大洋洲、东亚和东南亚等地子公司,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保险保障和风险管理顾问服务。合作客户有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气等。

Q:太平财险经营范围涉猎非常广泛,目前太平财险主推哪些产品呢?

A:中国奢侈品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市场广大,聚积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太平财险愿意为市场的高端客户群提供一揽子保险金融服务,与客户共同成长,实现共赢。

太平财险在这次奢博会上主推两款产品:GBG太平全球医疗保险和太平齿科保险。截至2011年底,中国内地的千万富豪人数第一次突破102万人,其中亿万富豪人数已达63500人,比上一年增加了3500人,涨幅5.8%,而且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生活水准的上升,高端人群的“富贵病”、“亚健康”人数与日俱增,迫切需要高端医疗产品的贴身服务、太平财险针对这些需求,精心设计了两款医疗产品,为高端客户群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一是GBG太平全球医疗保险打破地域束缚,承保经过特别设计的各类产品,实现便捷的直付医疗服务,每人每年最高保额可达800万元,客户可在全球各地随时享受高端医疗服务。针对团体客户,GBG太平全球医疗险可根据团体行业特性,订制特殊方案。2012年,太平财险为1000多名国外在华留学生提供了高端医疗服务,赢得了客户的好评。

二是太平齿科保险是太平财险与瑞尔齿科联合推出的一款产品,是国内首款专为高端客户规划的齿科医疗方案,涵盖诊断预防、基础治疗、复杂治疗三大类治疗项目,畅享全国直营诊所内直付高端医疗服务以及无限次无限额的预防保健服务。

Q:目前太平财险的发展重心是什么?未来太平财险的奢侈品市场的推广计划和发展方向?

A:自中国太平划入中管以来,太平的品牌影响力及市场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太平财险在努力拓展传统业务的同时,更注重业务创新,开拓新兴市场,关注高端市场的需求,改善营销模式,实现由传统的单一销售型向综合服务型模式的转变,为客户量身定做打造适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借助网络支付电子化,金融虚拟化的浪潮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的金融保险服务。

1.开发适合中国家庭特点的保障保险产品。公司将利用深厚的境外承保经验,融合中国本土与国际优势,根据中国高端客户与国际高端客户不同的保险需求,开发个人、家庭、亲子、夫妻多样的保障类型的保险产品,为不同类型客户提供保险服务。

第4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

特需服务价放开,会稀释原本就稀薄的公共医疗资源吗?会激活公立医院的逐利倾向导致“看病更难”、“看病更贵”吗?

价格放开不是“洪水猛兽”

张燕美(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外科主治医生)

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不尽合理,医疗服务价格无法充分体现市场变化、医院等级差异、医疗风险以及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服务价值,公立医院不得不通过特需服务来弥补基本医疗收入的不足。

而特需医疗服务中的部分项目医院自主定价,更能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曾有学者对上海市三级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发展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2013年,上海市三级医院特需服务药占比为30.3%,其中门诊药占比为37.1%,住院药占比25.8%,而同期全员的药占比则高达42.3%,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的药占比分别为54.4%和32.6%。

这说明特需医疗服务更多的体现了医疗技术服务的体格,体现了医生在医疗服务中的价值。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近年来推行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向相一致。《北京市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方案的思路也是积极的。

但更审慎地看,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服务是历史产物,而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需系统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一直都有限制,即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一方面,这样的一个体量,难以承担体现全体医生劳动价值的重任,只有开放医生自由执业,才能有效平衡社会医疗资源,将公立医院的就诊人群分流。

另一方面,有这样一个“天花板”在,患者也无需过分担心价格放开后会进一步激活医院逐利的“洪水猛兽”,导致“看病更难”,“看病更贵”。

建立公立医院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办医,还原公立医院公益属性,以上三点应该齐头并进。此外,还应建立新的人才薪酬机制,丰富绩效考核量化因子,改变目前医生出诊费只能靠职称级别来体现的尴尬局面。

满足差异化需求,我愿意埋单

韩璐(大学教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建档产检)

以一个曾在特需门诊建档、产检、生产的患者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比起对特需医疗喊“斩断”“切割”,让其活在“满足差异化社会需求”和“挤占公共资源”的舆论夹缝里无所适从,放开特需医疗服务价格,交由市场决定并让患者理性选择是务实之举。

不然,非让稍高收入人群也加入到排队的队伍中去?事实上这样不是更加剧了排队人群挂号和就医的困难?

社会高速发展至今,如果不能正视社会不同收入人群的不同需求,将“基本医疗”和“特需服务”囿于公立医院的围墙内“左右互搏”,抱持有违公益、违背公平、难保公立的态度和立场将特需服务“一棒打死”,是难以实事求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任何时候,公平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我的感觉是,基本和特需的划分与医院等级无关,与医院的性质是公办还是民营也关系不大,两者的差异反映在经济关系上。如果我的支付能力不足以保障我可以在美中宜和、和睦家(二者皆为高端私立妇儿医院)围产,那公立医院普通门诊之外,可不可以容许公立医院特需门诊来满足我正常的医疗需求呢?

但有一点,我们对“特需”的理解需要更新。特需是什么?是高端服务+高端技术?还是高端服务+基本技术?北京的很多医院看下来,在设计特需病房或门诊时往往考虑的是VIP的身份,比如在手术室门外设茶座,把病房装修得像酒店而不像医院;而一些国外的特需或者高端病房更强调无菌,为预防交叉感染,所有装修都参照标准严格设计、运行。

一句话,如果我国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服务能更多体现医疗技术服务的价值,我愿意为其埋单。

提高质量才是特需医疗改革的诉求点

洪鹏(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医生)

北京市要放开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价格的消息一出,有点赞:这符合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发挥作用。但更多是担心:放开特需服务价,会否导致特需服务范围扩张?会不会助长公立医院的功利追求,做大其“堤外损失堤外补”的畸形经营战略? 会不会令特需医疗变成“天价医疗”,增加患者负担?

围绕特需医疗,似曾相识的舆论交锋一直都在。

近几年,上海、北京都曾宣布“剥离”或逐步削减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服务,诸多的研究和舆论直言“取消特需医疗符合公共利益”。

但一系列的提问如影随形:缺失了特需医疗这部分的收入,公立医院的巨大损失如何弥补?公立医院回归公益,社会资源有能力承接特需、高端服务吗?

无论是切掉特需医疗这颗“肿瘤”,还是放开特需服务价交由市场调节,所有动作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会给医院、医生和患者带来“痛”,问题在于能否以这种“痛”换来不再看病贵、看病难的“爽”?

显然,只对特需“动刀”很难令医疗体系整个肌体焕活。

现如今,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更需要一个较好的就医环境和细致全面的诊断治疗;政府对医院补偿机制不足与医院自身的发展要求有冲突;医务人员需要价值彰显,但现行体制机制无法充分满足。基于此,特需服务才会存在,才有合理性。

那么提高服务质量,才应成为特需医疗改革的真正诉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放开特需服务价,让市场“标价”医生价值更透明、更科学,也给患者机会更理性选择,对于减少过度占用优质医疗资源、提高特需医疗服务质量不无裨益。

要实现特需服务改革短期、长期目标的有序衔接

何达(博士,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卫生资源配置与规划)

对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可能存在的诱导需求,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管。明确区分基本医疗服务与特需服务,防止诱导医疗服务的发生;通过开展特需服务规模的研究和政策引导,结合各地、各医院的实际情况,逐步缩小特需服务的比例;通过严格管理特需医疗收入用途,对基本医疗收入亏损济宁弥补,短期内实现公立医院特需服务科学、规范、有序管理和运营。

但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存在无法回避的问题。

首先,特需医疗因为占用了医院的医务人员和技术,影响了基本医疗服务的质量和供给,而医院通过收取高额费用获得收益,不符合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定位。此外,通过不同的收费区分患者,会引发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影响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回归。

同时,特需医疗因为服务水平、床护比等指标尚达不到高端医疗的标准,从而既不符合高端医疗的特征,也不属于基本医疗范畴,定位较为尴尬。

第5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

而对社会资本而言,抓住政策东风,积极谋篇布局,抢占服务业投资中这一分量极大的蛋糕,是明智的投资选择。

医疗资源匮乏凸显行业投资机会

总体来看,我国的医疗服务资源相对匮乏,行业内部缺乏竞争,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都有待提高。

医疗卫生领域投入连年大幅提升,仍难以满足服务需求

201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22496亿元,占GDP百分比为4.98%,人均卫生费用1643.2元。2012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28914.4亿元,占GDP百分比为5.15%,人均卫生费用2135.8元,卫生总费用、人均卫生费用的增长速度都超过GDP增长速度。从全球来看,我国人均卫生费用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美国人均医疗费用7000美元,是我国的20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日益扩大,按照国际经验,随着我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医疗卫生支出增长速度将远高于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国家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难以满足现实需求,这将为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服务产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

人口老龄化是医疗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动力,对医疗服务行业的需求不断增长

根据相关机构研究,老龄人口的人均医疗费用是年轻人的3-5倍,老年人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还存在刚性。据OECD预测,老龄化将导致老龄人口相关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9%上升到2050年的26%,其中老龄人口的养老金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各占一半。据我国的相关研究,按1998年的医疗实际费用支出计算,人口老化带来的医疗需求量负担到2025年将增加47%,如果考虑到各年龄组的医疗费用按GDP年增长率同比增长,我国医疗费用到2025年将达到6万亿元以上,占当年GDP的12%左右。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对专业化的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不同于传统医疗机构,老年人对医疗及配套服务要求更高,而且需要更多心理方面的专业化服务,这些需求是公立医疗机构难以完全满足的。

医疗服务资源供给不足,服务能力亟待提升

总体来看,我国医院数量和执业医师、护士的增长率十分缓慢,但总体病床利用率和医护人员人均接待病人数逐渐攀升。2011年,全国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6.9人次和住院2.4床日,2012年达到7.2人次和住院2.6床日。由于医疗体制不健全,医疗工作人员的压力大、强度大,难以保证服务质量,医患矛盾不断增加。这需要加快医疗体制改革,也需要不断增加服务供给。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发达地区将面临长期大量医疗需求

医疗资源分布与地区的经济发展联系密切,我国东部地区的医疗资源较为丰裕,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3倍,北京、上海、天津是我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三个地区,也绝对垄断优质医疗资源,而江西、安徽、贵州三省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一直是处于全国的最末位。同时,不同地区的医疗设备、医疗人员素质差距都比较大。2012年,北京共有医院593家,医疗资源和质量都居全国前列,大部分三甲医院外地患者数量超过70%,由于医疗资源扩散渠道和方式有限,这种趋势将长期存在。

社会资本投入不足,与公立医疗服务机构没有形成优势互补

从全球来看,社会资本投资兴办医疗机构是很正常的一种行为。日本的私立医疗机构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体,2003年,私立医院占国家医院总数的比例达到79.9%,私立诊所占国家诊所总数的比例达到94.2%。从医院的功能设置来看,私立医院与公立医院并没有明显差异,但私立医院更具回避风险的倾向。例如,91%的私立医院设有疗养病床,而仅有7%的私立医院设有传染病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立医院中设有疗养病床的只占9.2%,但设有传染病床占93%,这也证明了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定位的差异性。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正在推进过程中,2012年,全国公立医院13384个,民营医院9786个,民营医院数量和服务能力均有较大差距,而且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是一种竞争关系,没有实现优势互补。

社会资本应关注的重点领域

从我国的医疗改革取向来看,社会资本应该作为公立医疗服务体系的补充,弥补公共医疗服务领域的不足,提供差异化医疗服务,以及满足一些个性化、高端化的服务需求。社会资本对医疗领域一方面要考虑公立医疗机构不能覆盖的医疗服务领域,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政府长期投入不足的领域。

医疗信息服务业

我国医疗卫生行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传统的医疗服务资源只在系统内部流转,缺乏向外界开放的动力和途径。我国医疗领域主要加强自身的信息化建设,而面向公众的医疗信息服务关注较少,公众对医疗机构、医疗资源分布情况了解甚少,就医之前缺乏对医疗信息的基本了解。发达国家一般采取私人医生、社区医生的方式,医生为患者建立跟踪性的档案,患者在就医之前对自身及对口的医疗机构有较为详细的了解,减少盲目就医的情况。社会资本可以关注这个领域,如为患者提供网络档案,建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资料库,患者可在就医之前根据自身的症状初步判断病情,寻找对口的医疗机构,这也可以避免“小病大看”,减少医疗服务资源浪费,降低患者费用负担。

医疗健康服务业

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健康服务是医疗服务业发展的朝阳产业,也是社会资本进入较多的领域。目前围绕医疗健康服务较多的领域是健康体检,这部分服务以自费为主,主要是企业入职体检和年度定期体检,进入的企业也很多。也有一些高端的专业体检机构,发展规模较大,提供服务较多,如慈铭体检正在筹划上市。在这个领域,一些公立医疗机构也开展相关的服务,但由于不能连锁,缺乏资金,难以拓展高端服务。在这个领域还有一个重要业务,就是康复医疗服务,患者在手术后或者连续治疗阶段,需要专业的康复机构给予指导,目前也有一些社会资本进入该领域,但规模都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高端专业医疗服务业

北京是全国富豪最多的城市,这部分人群大多选择去国外进行体检和治疗,就是由于国内还没有相应的医疗服务资源,高端群体医疗服务是北京应该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公立医院是特大型城市医疗机构的主体,拥有几乎所有的高端人才,具有开展高端医疗服务的优势。但是,政府兴办公立医疗机构,资金来源于税收,公立医疗机构理应为全体公民服务。一旦公立医疗机构开设高端医疗服务,其高昂的收费价格必然将部分低收入人群挡在门外,高端医疗服务会占用大量优质医疗资源,例如先进设备、优雅环境、资深医生等,降低了普通民众对这些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所以公立医院由于自身限制将不能满足这个高端服务市场。这就为社会资本进入高端专业医疗服务提供了发展空间,据统计,上海高端医疗服务市场容量已经超过100亿元,还不能满足高端服务需求。针对富人的定期体检、医疗、康复是应关注的方向,牙科、美容、中医理疗等领域也是高端专业医疗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养老医疗服务业

北京在全国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一个时期,养老医疗服务将进入一个重要的增长期。近年来,养老床位紧张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很多老人排队等候进入养老院,但由于公立养老院进入门槛高,一般老年人进入的机会很少,有些老年人一等几年,直到去世也没进入养老院。最重要的原因是优质的服务养老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一般的养老机构缺乏医疗服务,老年人也不想进。能提供专业医疗服务的养老机构有广阔的市场,可以根据需求提供不同质量的服务,收取不同的价格,并利用规模经济降低服务成本。

从北京的实际情况来看,提供紧急服务的应急医疗服务也有很大市场,这种服务每次出诊费用很高,可以动用直升机等设备,但服务及时高效,为治疗提供宝贵时间。另外,面向家庭医疗护理等专业化的医疗教育服务、医疗培训服务很有市场,值得社会资本关注。

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业的方式

社会对医疗服务行业需求在不断的增加,但有效供给增长缓慢,未来的机会在于寻找有效的途径满足人们对医疗服务行业的需求。社会资本在投资北京医疗服务业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式。

瞄准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医疗投资向郊区分布

北京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市区,这些资源很难想周边转移,客观上造成医疗服务资源的分布不均。近几年,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主要是“名院办分院”的方式,引导医疗机构向郊区扩散。2012年,市政府投资12.7亿元,推进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清华大学天通苑医院综合楼、天坛医院迁建,同仁医院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南区工程前期工作,加快密云、怀柔、延庆、顺义等4个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但总体上,还是难以满足服务需求,随着首都圈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周边省市医疗需求也将不断增大,使郊区医疗服务资源更加捉襟见肘。社会资本可以与优质医疗资源结合,加快医疗资源的扩散过程,也可以产生较好的投资回报。

围绕重点功能区建设,布局高端医疗服务

北京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国际化程度将日益提升,外国人来京的频率越来越大,围绕外籍高端人士的医疗服务是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如主要服务于在京外籍人士的和睦家医疗(UFH)机构,于1997年在北京正式开业,它不仅提供全面的住院及门诊服务,更有优秀的医疗团队,其中包含拥有国际医师执照的外国医生和来自北京各大医院最顶尖的中国医生。由于需求较大,和睦家在上海、广州也开办医院和诊所,仅北京和上海和睦家医院分别拥有五家和两家卫星诊所,主要分布于外籍人士集中的区域,北京一些高端国际医院也主要分布在空港和CBD区域。鉴于高端医疗资源的需求,可以围绕重点功能区的建设,如北京新机场区域,引入瑞士医疗、梅奥等高端医疗机构,满足区域高端需求,也可辐射全国乃至东南亚。

进驻医疗服务集聚区,打造医疗服务品牌

社会资本还可以考虑进入北京重点建设的医疗服务区,利用服务区的政策,率先突破体制和机制。目前,通州医疗服务区已经开始建设,该服务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集聚区建设。社会资本可以按照园区规划要求,与相关医疗机构形成产业链,进一步优化医疗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行业知名度,打造医疗服务品牌。

第6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

医养结合运营成本定向服务

一、前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深,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高龄老人、失独老人、慢性病老人等不断增加,其对生活照料、医疗健康、康复护理等方面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而医养结合是我国养老服务的重大发展与转变,是应对未富先老状况的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与失能化的重要措施,这也是一种有效运用企业存量资产、发挥企业医疗资源优势、实现企业服务社会、创造企业价值的有效手段。而该养老机构往往经营活动的资金回报率较低,投资需求相对较小,流通过程中成本较高,利用国家政策的灵活度较低,这给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设置了重重障碍。

二、民营养老业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投资回报率低

养老行业本身具有前期投资大,见效慢,资金回笼率较低的缺陷。按照目前养老产业普遍较低的投资回报率计算,普通养老机构收回成本至少需要10-15年。并且,与公办养老机构不同的是,民营养老机构没有政府提供免费的办公大楼,也没有稳定的财政拨款支持,因此,民营资本为主的养老企业生存更为艰难。

2.民间资本投资较小,以观望为主

由于当前的民营养老机构有着之前提过的投资回报率低的现状,并且在各个方面仍然比不上公立养老机构,市场认可度较低。对民间投资者来说,投资是为了获得回报,使手中的资产不断增值,所以投资养老机构这种低收益的项目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较低。一些主动将资金投入养老机构的资本所有者的目的甚至并不是为了盈利,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慈善行为,但仅仅从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并不能够很有效的促进民营养老业这一产业的发展。

3.成本管控力度不足

长期官办养老机构的行业主导形成对成本的管控力度不足,事实上,如果想要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成本控制。民营养老机构与公立养老机构不同在于,民营养老机构最终目的还是尽可能的获利,也就是利润最大化。在市场价格没有很多优势的情况下,企业通过直接控制成本能够直接明显改善盈利质量。

4.缺少对国家扶持政策的创新应用

当前政府对民营养老机构的发展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各级政府也将养老服务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但是,由于国家准许民营资本进入养老行业的政策出台时间较短,一方面,大部分有关部分没有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措施,导致政府的扶持政策难以落实;另一方面,当前民营养老产业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不深入,在利用国家政策方面灵活度较低,忽略了对国家扶持政策的创新应用。

三、民营养老业经营管理方式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1.加强民营养老机构与公私立医院、医疗药品、医疗器械等行业合作。

在政府相关负责人的监督下挑选合适的合作厂商,形成“投资―分销―均利”的合作模式,拓宽引资渠道。同时了解国家政策,购买有相应国家减免或补助的医疗药品以节省开支。,同时与医疗器械供应商合作,通^网络等相关渠道购买医院更换淘汰下来功能齐全的二手设备,在保证养老机构基本医疗功能的同时节约资本。

2.运用适当的营销策略维持并且逐步增加民营养老机构的客源。

民营养老机构要想盈利就不应该仅仅考虑从成本上进行控制,减少开支,还应该主动招徕顾客。如,运用人员推销策略,聘用合适的老年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后人口相传地向其同龄人宣传入住该养老院的优点好处。运用广告策略,在老年人汇集的老年文化中心设立广告牌宣传,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与当地政府合作,定期组织参观医养结合型民营养老机构的建设,以提高养老机构的曝光率和知名度。

3.探索“以高养低“分步骤的定向服务模式

针对目前大部分民营养老机构依然照搬公立养老机构较为粗放的成本管理模式,创新提出“以高养低“分步骤的定向服务模式。结合目前国内,尤其是重庆市经济仍处于较为快速的增长期,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中服务类,尤其是高端服务类消费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同时中产阶级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赡养老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不断加重,而公立养老机构为主体的现有养老机构仍主要提供的是中低端的养老服务,高端养老服务较为空白,所以主要前期将主要的资金、资源投入到高端养老领域,从养老院设施和人员服务两方面入手,养老院设施主要参考国外较为优秀的民营养老机构的规划建设,同时与重庆市南岸区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价格定位于高端市场,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在形成稳定的现金流之后,利用良性的资金周转,早日实现盈利。

在本市高端养老市场初步取得具有竞争性的市场地位后,有稳定的现金流的前提下,可以将盈余资金投入到中端养老市场。适当扩大养老院的占地面积,购入质量较优的内部服务设备,并对中端服务客户限时开放高端服务设施的使用。同时,扩大服务人员队伍,适应中端养老服务市场的形成。在建设中端市场时,也要注意维护高端市场客户的核心利益,开放的高端服务要有计划和限度,防止高端客服的流失。

四、结语

总之,我国老龄化问题的缓解依赖于养老行业的健康发展,而民营养老业是我国养老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养老行业起步较晚,民营养老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发展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在一些现有的好的基础上,比如医养结合模式下,民营行业积极参与和了解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并且灵活运用民营资本的优势,利用现代管理知识不断完善和发展,相信民营养老行业会获得飞跃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晔.浅谈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协同发展.社会科学(全文版),2016.

[2]肖云,陈涛.老龄背景下民营养老机构护理人员队伍的优化.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3.

第7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

健康旅游产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成为增长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格局逐渐形成,涌现出一批健康旅游集聚区和特色品牌,如美国的重症医疗、日本的健康体检与癌症及心血管治疗、印度的心脏手术以及韩国的医疗美容等。据斯坦福研究机构数据,全球医疗旅游增速是旅游业增速的两倍。世界卫生组织(WHO)�t预测,至2020年,医疗健康相关服务业将成为全球最大产业,观光休闲旅游相关服务则位列第二,两者相结合将占全球GDP的22%。

问题及分析

我国国家政策层面,健康旅游正引来推进发展的空前利好时机:1.2017年国家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健康旅游服务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和转化,提高我国健康旅游机构在国际相关领域的综合竞争力,打造一批国际健康旅游目的地等;2.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日深,沿线国家往来交流也日益频繁,将大大促进国际医疗合作、加速国际保险对接、刺激健康旅游的增长;3.国家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以满足不同层次医疗服务需求;4.中国政府正力促消费转型升级,提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引导消费从海外回流至国内。上海具有得天独厚发展健康旅游的基础和优势:都市娱乐休闲旅游资源丰富、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完善、生物医药产业实力雄厚、中医药领域有特色等。早在2010年,当“医疗旅游”在绝大多数国内城市还只是个新名词的时候,上海由世博会产业促发,已经将之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经过七八年的发展,上海现已建设了上海国际医学园和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两大核心平台。

但目前,上海扮演更多的还是健康旅游输出地,从产业规模和国际影响力来看,健康旅游产业现仍处于蓄势待发阶段,产业能级还有待提升,发展面临障碍和瓶颈。

建议

综上所述,现提出促进上海高端健康旅游产业发展建议如下:

1.明确战略定位,制订上海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尽快明确上海发展健康旅游的战略定位、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任务、总体部署和实施路径,制订上海健康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并把原有规划中涉及健康医疗旅游的内容进一步做实做细。建议上海可以大型知名医疗服务机构为依托,发展大病、重病综合治疗类医疗旅游为主,以知名中医和大型中医医疗服务机构为依托,发展慢性、疑难病中医医疗服务为辅,吸引境外商旅客人为主,境内高端游客为辅,力争在若干年内成为国际健康旅游中心城市,行业发展的标杆。

2.整合既有资源,打造上海高端健康旅游产业集聚区。厘清健康旅游发展脉络与趋势,趋利避险,充分发挥资源与优势,实现既有资源的协作互补。建议上海结合健康旅游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配合上海总体的战略布局,利用好上海迪士尼园区、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张江科学城、浦东新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及充分利用好崇明生态岛、郊野公园等上海自然资源等既有优质资源,借鉴国内外特色旅游品牌综合配套服务的开发模式,建设高端健康旅游产业集聚区,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形成集聚示范作用,为产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聚焦产业体系,构建上海健康旅游服务链和监管机制。健康旅游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发展项目,需要考虑医疗资源、旅游资源、交通通信条件、环境因素等。建议上海借鉴国外成功模式,构建健康旅游完整服务链,强化顶层设计,从准入体系、评价体系、监管体系等方面制定健康旅游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实现有关政策之间的衔接联动。

4.结合上海优势,树立具有特色的健康旅游品牌。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发挥优势,构建具有治疗康复、保健养生、休闲观光等多元化、有特色的健康旅游产品,积极开拓高端市场,树立上海的品牌特色。建议可采用三步走方针:第一步,首先着力推动中医药和牙科等临床科室向外拓展;第二步,利用上海大型医疗仪器设备的特长,开展面向境内外游客的相应诊断和治疗;第三步,发展国际尖端医疗技术,开发针对重大疾病的全新药物,展现“人无我有”的终极优势,吸引全球健康旅游高端优质客源。

第8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

为满足社会各界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我院以部分高端人群以及外宾为服务对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更好的人性化医疗服务为纽带,于1997年成立了中日友好医院国际医疗部。我院特需医疗形成了由门诊、急诊和病房连成一体化的医疗保障服务体系,逐步打造了特需医疗服务的高端品牌。

1我院特需医疗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情况我院国际医疗部是最早同商业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公立医院特需医疗部门,吸引并积累了大量持商业保险的驻京外籍人士和国内企业高层管理者等高端客户,奠定了我院长久以来在公立医院特需医疗服务市场中领军者的地位。

1.1什么是商业保险所谓商业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保证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人身保险。它不仅在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上更为充足,可以提供社会医疗保险以外的健康保险计划,而且在支付形式上也更加人性化,“直付”便是一个集中的体现。只要是与我院建立直付关系的保险公司客户持保险卡和相关身份证明,就可以享受免付费的直付就医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就诊的流程,方便了患者就医。

1.2与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我院国际医疗部自成立以来先后与万欣和、人保、平安健康、中间带、欧乐、招商信诺、方胜、国际SOS、康众、安盛、华泰、蒙迪艾尔、威马捷、威尔比在内的几十家保险公司或第三方管理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2010年共接洽商业保险公司22家,签署合作协议13家。

1.3与保险公司加强交流与沟通我院十分重视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不仅指派专人负责保险相关工作,包括:合约的洽谈、审核;保险相关事务的沟通协调;保险公司及客户的参观;保险业务培训等,而且今年还举办了同保险公司之间的联谊活动,创造了双方直接交流的机会。

2我院特需医疗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优势

2.1品牌优势我院是直属卫生部领导的国家三级甲等医院,拥有大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和先进的医疗设备。国际医疗部门诊除了设有专家门诊外,还开设有普通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骨科、泌尿外科、脑外科、胸外科、心脏外科、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皮科、中医内科、心理科等涵盖共计48个临床科室,由职称在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门诊诊疗服务。正是依托医院整体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好发挥国际医疗部的“品牌”价值,毕竟医疗水平和安全是商业保险公司和客户最为关注的。

2.2服务优势我院是中日两国政府合作建设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化医院,特殊的历史背景为我院临床、护理人员在对外交流培训方面提供了不少的便利条件和机会。医院整体较高的外语水平和丰富的外事经验,使得国际医疗部的服务可以更好的满足高层次的个性化医疗服务需求。

2.3价格优势对于商业健康险公司,我院特需医疗的价格定位相比较其它私立或外资医院来说有不小的吸引力,他们更愿意通过积极的宣传和引导使保险客户得到性价比更好的医疗服务。

3我院特需医疗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前景

3.1新医改政策重视发展商业健康保险2009年颁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拉开了我国新一轮医改的序幕,新医改方案首次突破性地在政策层面对商业保险地位进行了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同时改革方案将“积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予以单独强调,提出“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简化理赔手续,方便群众,满足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新医改政策对商业健康保险的服务形式作出了具体规定,即“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需求”。国家在政策层面上对商业保险的支持无疑对医院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进一步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引导作用。

3.2商业保险合作推动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优质、稳定的客户来源,直接带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效益。2010我院国疗全年保险直付收入约781万,占整体收入的8.43%;2011年1~5月,保险直付客户就诊2600人次,保险直付收入约310万,预计2015年中国健康险保费将突破1200亿人民币,健康险市场的蓬勃发展必将带来更广阔的客户群市场。

3.3提升我院的知名度掌握高端客户市场的主动性,进一步提升我院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大多数商业保险公司都有外资背景,他们会将签约的医疗机构列在其全球医疗网络合作伙伴的名单中供所有客户选择参考,这无形中提升了我院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4我院特需医疗同商业保险公司合作所面临的挑战

4.1公立医疗机构间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公立医疗机构看好特需医疗服务的市场而加入其中,而同商业保险公司之间的合作已成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趋势和手段。

4.2民营、合资医疗机构的发展壮大针对高端客户,特别是持有商业保险的外籍客户,民营、合资医疗机构无论是在就诊环境、语言沟通,还是特需医疗服务方面都具有更多的优势。特别是从2011年3月1日起,随着《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试行)》的开展,符合条件的执业医师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2-3家医疗机构依法开展诊疗活动,医生资源的共享无疑为民营、合资医疗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也逐步缩小了医院之间医疗技术的差距。

4.3特需规模的限制目前国家的相关政策对于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的规模有较严格的限制,这对于持商业保险客户的就诊选择无疑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和阻碍。

5我院特需医疗的发展方向

5.1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在“以病人为中心”的指导原则下,医院应当提高医护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配套完善医疗硬件设备,提升整体的医疗诊疗能力,为保险客户提供更为人性化关怀的医疗和保健服务。

5.2人员培训医院对于从事特需医疗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在业务知识、外语能力等诸多方面进行定期的培训,强化人员的服务意识、沟通能力,逐步提高综合素质。

5.3市场再细分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将特需医疗更深层次的细分,与科研教学相结合,建立各类特色学科群;在服务的各个环节上力求细化,设立多层次标准,在“特色”和“创新”两点上做文章,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力求开展多样性、层次性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项目,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特需医疗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发展变化。#p#分页标题#e#

第9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

然而,什么是大病,大病保险如何界定?“双保险”能否让居民就医更“有底气”?

总理的部署

7月22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更好守护困难群众生命健康。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是很多人对大病重病突袭一个家庭的形象描述。现有制度下在很多地区,一旦患了大病,会给一个普通家庭经济状况带来灾难性的压力。7月22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更好守护困难群众生命健康。这一举措对于持续深化医改,瞄准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痛点”,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守住社会保障底线,有重大意义。

什么是“大病医保”?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二次报销

所谓“大病医保”,即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就是由政府从医保基金划拨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对参保人患高额医疗费大病、经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二次报销”。也就是说,参保人员年度内累计发生的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也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大病医保来支付。

“大病”如何界定?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界定标准

“大病”有不同的界定标准。这次明确要求以发生高额医疗费用作为界定标准,当个人自付部分超过一定额度,就可能导致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了,就认为这个病是大病了。肿瘤是大病,可能一个普通的慢性病,一次性费用不太高,但一年累计的费用就很高了,就认为它达到大病标准了。

资金从哪来?覆盖哪些群体?

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

年底前全面覆盖城乡居民 城镇职工不在所属范围

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2015年底前使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对参保大病患者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今年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今后还要逐步提高,有效减轻大病患者就医负担。到2017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这样说:“有工作的,或者是事业单位或者是生产单位、企业单位,这个是属于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现在讲的是居民的大病保险,这是指城市里面以及乡村里面的一些居民,有工作的有正式职业的不属于这个范围。”

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什么区别?两套不同的保障体系

大病医保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而言,大病医保是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的“再保险”,也就是针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二次报销”,其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两套不同的保障体系。

首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不设立最低缴费年限,必须每年缴费,不缴费不享受待遇;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设立最低缴费年限,达到缴费年限(男25年、女20年)的,退休后不再缴费即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其次,面对人群不同。正如上述内容所述,城镇居民医保主要面对具有城镇户籍的、但没有工作的老年居民、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学生儿童及其他城镇非从业人员;而城镇职工医保主要面向有工作单位或从事个体经济的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

另外,缴费标准及保费来源也大有不同。城镇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总体上低于职工医保,在个人缴费基础上,政府会给予适当补贴;而城镇职工医保则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不享受政府补贴。

“二次报销”后自付部分仍有困难怎么办?设立基金特殊情况特殊安排

与医疗救助等紧密衔接,对经大病保险支付后自付费用仍有困难的患者,由医疗救助、慈善救助等给予帮助,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有效防止发生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防范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情出现,显著提升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公平性。

“共同发挥托底保障功能”将会如何落实?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设立基金,对于特殊情况给予特殊的财务安排。这里面涉及的救助机构主要是慈善机构。未来大病保险之后,可能会建立相关的基金,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来进行特别的财务安排,以保证相应医疗的需求者得到更好的满足和支持。

按照要求,今年大病保险全部开展,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群。对这些人发生的个人自付费用,如果超过一定额度,由大病保险报销50%以上。关于超过一定额度是如何判断的,文件规定:原则上由当地政府根据上一年度统计部门所公布的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主要测算依据。超过一定的额度以后,这个资金再予以报销。这种报销也是分段的,就是医疗费用越高,报销比例越高。从前几年的试点来看,一般都在50-80%之间。当然,这种报销以后,可以使大部分的个人自付费用再报销至少50%,可以有效减轻个人费用负担,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同时还有一些特殊困难的人群,文件明确要求鼓励地方探索向困难群体适当倾斜的具体办法,努力提高大病保险制度托底保障的精准性。

具体如何实施?政府公开招标,商业保险公司承办

按照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的要求,原则上由政府招标选定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保费实行单独核算,确保资金安全和偿付能力。

如果商业保险机构盈利率超过合同约定,需向基本医保基金返还资金。同样,如果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调整等政策性原因给商业保险机构带来亏损,由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和商业保险机构来分摊,具体分摊比例应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解释,当地政府要做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时候,就开始公开招标,各家商业保险公司就来竞标,设计投标文件,然而由专家来打分,确定哪家保险公司中标,或者一家或者多家。中标之后就可以和政府签定合同,然后为当地的居民提供大病保险。

商险机构经办城乡医保渐成趋势

商业保险机构介入大病医保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也将向其开放。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已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原来是政府自己在做,再做一段时间,未来(商业保险机构)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介入。”

商险机构介入步伐加快

今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15年7月1日起,在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已经并轨运行的统筹地区,启动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业务试点。

从安徽公布的试点范围来看,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等20余个市县区包括在内。其中,经办机构的职责包括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业务;承办大病保险业务;审核监管医疗机构服务方式和收费,控制成本;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服务协议;每季度公布医保基金收支情况,开展医保基金精算,接受医保中心和公众的监督;受医保中心委托,代收个人基本医保缴费,确保全民覆盖。

所谓经办,主要是理赔这一环节通过商业保险机构的网点进行办理,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俊生表示,此前一些地方也在试点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但都是商业保险公司在县一级各个突破。从安徽省政府发文推进的情况看,力度确实比较大。

同时,青海省在2012年确定格尔木市和互助县为选择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医保服务试点地区,今年6月,保监会青海监管局透露,青海省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城乡居民医保服务试点地区将进一步扩大到该省2州1市1县,即青海省果洛州、黄南州、格尔木市和互助县。

由此可见,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市场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庹国柱介绍称,实际上有些地方的市场化商业机构,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只是经办,而是在经办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一点。

市场化需破除部门阻力

中国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例,人社部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9687亿元,年末城镇基本医疗统筹基金累计结存6732亿元(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195亿元),个人账户积累3913亿元。

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商业保险机构的介入,能够提高医疗保险的运作效率,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

庹国柱说,他在中部某市做新农合调研时发现,当地政府让卫生部门管理合作医疗,财政出10%的管理费用,压力很大,后来商业保险机构进入,精算后只需要1%的管理费用即可。报销比例从过去的35%提高到40%多,保险报销时间也从20天变成了20分钟,效果很明显。

朱俊生也表示,有的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商业保险机构介入,能够在医疗费用的管控上发挥作用,一些经办试点的地方,保险公司接手之后,实际报销费用得到了很好控制。

既然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真正推进商业保险机构介入的地方并不多、推进步伐并不快呢?对此,朱俊生坦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业务交由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有一些利益上的障碍,社保部门对商业保险机构介入有想法,包括大病医保方面也是,在一些试点的地方,更多的是当地政府部门大力推动,才可能有突破。

虽然在推进过程中有一些部门利益的阻碍,但整体的发展趋势难以逆转。“基本医疗保险引入商业机构在全国推广,我估计是一个趋势。”庹国柱说,关键看国家层面能否下定决心,这和大病医保是一样的。

基本医保能否让商险运营

近日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有些省份想把目前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采取市场化的办法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媒体报道提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直接由商业保险来办”这一想法。

中国的医保正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是筹资不足,很多地区有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多发生在过去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地区,由于产业分布的问题,一些地区员工缴费严重不足,而老龄化加速,劳动人口流出,医保的危机非常大。另一方面则是费用支出的问题。中国的医疗费用支出在过去五年以每年16%的速度递增,2013年达到3.1万亿,以此速度继续增长的话,2020年将突破8万亿。根据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预测,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到2024年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亏空7353亿元的严重赤字。

从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的缴费模式来说,由雇主和个人两部分承担,确实非常类似商业保险。但是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其实并没有完全起到商业保险的风险分担功能。就门诊而言,目前的城镇职工保险帐户类似储蓄,只不过不能套现,只能在门诊时候使用,也就是说,假如把个人和企业所缴到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帐户的资金视为保费,那么门诊部分其实就是在使用这些缴纳的现金,并没有风险保障作用。只有住院才类似商业保险,根据一定比例进行保险赔付。

而从价格上来看,目前企业和个人所缴纳的比例其实并不低。以上海为例,一个月收入一万元的员工个人医保缴费为200元,企业为1100元,相当于一年缴费超过1.5万元,这个价位可以购买中高端商业保险产品了,但员工享受的医疗待遇将很不一样。

当然,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在缴费形态上和商业保险的类似,以及价格上的可接受度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的。真正要把这一部分人群的医疗保险商业化,还有很大的问题和风险。

首先是部门监管之间的划分问题。中国的医保和医院各自由不同的部门监管,医院的力量总体还是很强,医保缺乏精细化控费机制,并不能很好地约束医生的行为并控制费用。商业保险的介入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一旦抓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条入口,意味着商业保险将拥有大流量,因此商业支付方就可能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制定一定的支付规则来限制医院的行为。这背后不同部门的监管主体不一样,牵扯到互相牵制的问题,划分并不清晰,做到真正有效监管会有难度。

第二,走美国的模式,也就是把劳动人口医疗风险商业化这是否适合中国,是一个问号。

中国和美国的最大不同是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发展趋势。美国有大量的移民流入,是其劳动力人口保持活力并刺激生育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的数据,美国的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per woman)是每名妇女2人,中国则是1.7人。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呈现萎缩趋势,这种趋势未来还会持续。

同时,美国的经济地理分布没有中国这样的不平衡,而且大部分发达公司都在小镇上,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且整个市场鼓励小企业发展,雇主市场很有活力。商业保险公司虽然有地理位置上的强弱,但总体来说,多家巨头的业务分布在美国全国各地。但是中国的地理差距非常大,有很多省已经成为人口严重流出地区,经济单一、雇主实力不足以及缺乏针对雇主的税收优惠措施,这些因素会制约商业保险的进入。

第三,商业化有利也有弊。从英国的模式来看,政府承担了超过80%的医疗支出,虽全民在医疗上的负担比美国轻,但随着老龄化加剧,这种模式增加了政府财政开支的负担,很多欧洲国家在医疗福利上出现严重危机,相比之下,商业化路线的美国政府本身的压力就小很多,而把风险转给了市场。

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商业化模式一向被认为推高了医疗费用,造成了大量的浪费。英国的模式是以NHS作为单头支付,而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只占支付的7%),单一支付方可以节省大量的行政成本。而在美国,商业支付方将接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用在了行政支出上,这也是奥巴马医疗改革加强控费改革后,多家保险巨头开始兼并以节省费用的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走商业化路线,撇开经济地理差距以及人口结构风险,商业保险是否能够有效负担医疗支付并对服务方起到监督,从而控制医疗费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如果走政府支付为主的路线,那么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政府投入,而目前医保资金池的运作意味着这部分人缴纳的资金还要用于负担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长期将面临崩溃。因此,政府在老龄化面前到底能做怎样的投入,将决定这个资金池是否能负担得起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医疗费用。

总结来说,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确实有类似商业保险的地方,尤其是缴费模式,而本身对于门诊的保障其实是不足的,因此确实有商业化的条件。但是真正要这样做,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能划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同时现在支付方面对服务方的弱势也将制约保险公司对费用的有效控制。此外,中国的劳动人口地理分布很不均匀,一些地区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出,而老年人负担很重。商业保险如何掌控不同地区的风险同样是未知数。

因此,最大的选择点仍然是中国要走美国那样商业化为主的道路还是政府为主的道路,前者可能意味着大量的行政开支,但可能会逼迫服务方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且雇主的经济承受能力也是问题。而后者则意味着政府需要加大医疗投入,尤其在老年人、儿童、低收入人群和特殊群体上,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才行。

高端医保中国式困局:

全球化or本土化

中国市场上的高端医疗保险,在服务上只是空中楼阁,无法对服务方产生影响注定了高端医疗保险只能局限在很小的市场里,而且很难控制风险。

专业健康险牌照申请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近年来资本进入,健康险又开始升温。继太保安联之后,阳光保险、国寿等也想要申请专业健康险牌照进入这一领域。

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医疗保险是一种保障型的产品,也就是说,按年付费,花一笔钱购买一个保障。这不仅是一种财务保障,更为被保险人提供就医等各方面高质量的服务。因而,这种产品是一种风险防范,和中国大部分消费者购买保险、想要保本的预期很不一样。也正因为文化和认知上的差异,中国用户往往在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产品后,抱着“把本用回来”的心理而过度就医,医院由于缺乏监管,也会配合用户的这种心理,导致商业医疗保险发展非常艰难。

市场上提供这类所谓高端医疗险产品的大部分是外资公司,或者是有外资背景的合资公司。

高端医疗保险的三大特点

第一,从高端医疗险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高端医疗险从国际客户起步。在中国市场也就是外籍工作人员,多为外资企业的驻中国高级员工。这批人的特点是能够很顺利地理解保险的保障意义,因此在高端医疗保险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类产品有文化认同上的优势,因此提供这类产品的保险公司考虑的是全球一致性,而不是本土化。

第二,正因为从全球一致性出发,高端医疗保险的保障程度高,价格也很高,接受的公司大部分是外资企业,然后慢慢发展成一些本土雇佣的高管,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高管。但是总体来说,这类产品的保障性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在中国,同样的优质医疗服务并不容易获得。这也正是高端医疗保险最软肋的地方,虽然可以从产品设计上获得较高的保障,并且可以通过外资公司的全球医院网络,获得全球优质医疗资源。但矛盾的是,哪怕价格再高,保险公司对本土的私立医院或公立医院VIP部门也没有足够影响力,不能和服务方紧密合作去提供服务,甚至不能保证服务的质量。

两大困境

从前面的这三个特性来看,高端医疗保险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两大困境。

一是局限,市场规模极小且增长势头有限。第二则是和服务方之间缺乏紧密合作让高端医疗保险不能真正成为一种优质服务产品,没有服务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得高端医疗保险注定走不远。

首先,从市场规模上看,价格因素制约了高端医疗保险做大会员数量。这和医院环境息息相关。正因为中国的医疗服务市场极不透明,包括高端私立医院在内的服务方均缺乏和商业保险之间的数据沟通。因此,保险公司没有能力介入整个就医流程去控制费用,于是不得不把这种费用风险转嫁给消费者,通过提高保费控制自身的风险。这种做法一方面是面对服务方的无奈造成的,但一方面也制约了自身市场的发展。

第二点极为关键,高端医疗服务所标榜的优质服务,至少在现阶段仍然是空中楼阁。高端医疗保险的差异化服务之一是医院直付,保险会员在看病时无须垫付现金,而是由保险公司直接为其支付费用。然而,这种直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付,目前的操作办法是保险公司派现场人员垫付,或者通过第三方公司垫付,一些保险公司事后要求被保险人支付自费部分。

两大风险

除此之外,还存在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事后向客户追讨是有风险的;另一方面这种手动模式下保险公司仍然是被动方,数据和医院没有互通,也没有交流,没有能力去干预任何治疗过程,对控制费用和监管服务质量毫无益处。

同时,医院的强势让保险公司提供医疗服务成为空中楼阁。虽然高端保险公司建立了优质医院服务网络,包括一些昂贵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的VIP部门,但事实上,要对服务产生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中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公立医院,高端医疗保险所针对的高净值人群看重的恰恰是这些最优质的资源。大部分用户其实并不认可私立医院(包括昂贵医院)在治疗复杂疾病上的能力,用户自然而然期望在购买了高端医疗保险的时候获得公立医院最好的资源。但矛盾的是,保险公司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公立医院自身有量的优势,并不会倒求保险公司给其带流量。而且公立医院是一个庞大的利益体系,保险公司并没有任何谈判的筹码,所谓转诊绿色通道,公立医院专家VIP预约,其实保险公司并没有能力向用户保证可以做到。

最后,所谓的疾病管理等符合国外保险控制费用和提升用户体验的服务,也很难在中国展开。被用户认可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公立医院,这些用户最想要的资源恰恰也是最难撬动的,也是最没有经济动力去做疾病管理的。因为疾病管理作为控制费用的手段之一,并不能直接带来收入,这并不是名医有动力去做的。因此,高端保险所谓的疾病管理服务,和市场资源是错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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