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通俗文学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通俗文学范文

关键词：“劈” 方向介词 语义类型 功能分布

一

“劈（对、朝）”是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比较活跃的方向介词，而且也经常出现在现代的口语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中。如：“找到她，劈面就被她骂了顿好的。”（老舍《骆驼祥子》）可是在近世汉语介词系统的研究领域中，人们却鲜少对它的语义、语法功能进行探讨。詹绪左，崔达送（2011）对唐宋禅宗文献中介词“劈”的搭配情况和语法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劈”和相关同义介词的使用情况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一般口语性比较强，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人们的语言使用情况；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通俗文学作品中介词“劈”的用法的调查，尝试对它的搭配情况和句法分布情况进行一下展示，希望能够为近世方向介词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文涉及的语料有：“三言二拍”、《金瓶梅》、《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明代部分）；《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儒林外史》、《品花宝鉴》、《三遂平妖传》、《歧路灯》（清代部分）。

二

介词“劈”在实际的使用中一般介引表示身体部位的名词，表示动作行为所指向的方向或地点，它的介词用法一般认为是从动词“劈”语法化而来。从我们对所选语料中介词“劈”用法调查的结果来看，能和介词“劈”搭配的名词有：面（门）、脸、头、手、胸（膛）、颈、顶、脑（后）、心、腰、脖子、脖根、胳膊、耳朵、指头、髯儿、头巾角、衣领等。

表一：明代语料中“劈+NP”的分布情况

作品

NP 三言二拍[1] 金瓶梅 封神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总计

面（门） 21 16 10 16 63

脸 1 11 20 32

头 15 1 7 29 52

手 11 1 1 9 11 33

胸（膛） 2 1 8 2 13

颈 2 2

顶 1 1

脑（后） 1 1 2

心 1 1 2 4

腰 4 4

脖子 1 1

耳朵 1 1

髯儿 1 1

头巾角 1 1

衣领 1 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通俗小说中的介词“劈”的搭配功能已经非常成熟，除了能够频繁地介引“面、脸、头、手”这些典型的表示身体部位的名词之外，还能介引一般的表示身体部位的名词，如“耳朵、顶、脑”等；其中“面、脸、头、手”是最为常见的搭配成分，分别占搭配总数的29.9%、15.2%、24.6%、15.6%。另外，我们注意到《水浒传》中“劈”能够实现搭配的名词的语义类型是最多的，“劈”甚至可以介引表示衣饰的名词，如“头巾角、衣领”等，这可能和其内容、性质有关。

表二：清代语料中“劈+NP”的分布情况

作品

NP 歧路灯 醒世姻缘传 三遂平妖传 儒林外史 品花宝鉴 海上花列传 总计

面 3 5 1 4 7 10 30

脸 3 6 1 1 11

头（子） 1 17 1 1 2 1 23

手 3 3 4 10

胸 1 1 2

胳膊 1 1

脖根 1 1

指头 1 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通俗小说中“劈+NP”的搭配情况和明代的情况基本保持一致，“面、脸、头（子）、手”依然是介词“劈”的高频搭配成分，分别占搭配总数的38.0%、14.0%、29.1%、12.7%。在明代，“面”和“脸”已经是等义词，“劈面”和“劈脸”这两种搭配可以出现在同一部文学作品中，不过“劈面”这种搭配较“劈脸”更为常见些，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所选取的语料存在方言背景方面的差异。

三

“劈+NP”的句法功能一般是用作状语，在本文所涉语料中仅有四处例外。[2]下面我们将对语料中“劈+NP”所修饰的谓语部分进行句法特征和语义类型的考察，其中“NP”实现为高频搭配的成分是：面、脸、头、手。在调查时我们发现，当“NP”不同时，谓语部分的语义类型和动词中心（隐含）的实现形式也是有差异的。

（一）“劈+NP”在具体的句子中的修饰的VP有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简单形式，一般出现在描写动作行为的韵文中。如：

（1）分心劈脸刺，着臂照头伤。（《西游记》）

（2）这壁厢因师性命发狠打，那壁厢不放唐僧劈脸挝。（《西游记》）

第二，带有修饰性或者补足性的附加成分。如：

（3）走到夏鼎面前，一手揪住孝衣，劈面就连钱带拳打去。（《歧路灯》）

（4）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水浒传》）

第二，带宾语形式。如：

（5）才到阊门上岸，劈面撞着跟他哥的小厮阿三。（《儒林外史》）

（6）却被母亲劈手夺过药匝，向江中一泼。（《警世通言》）

第三，连谓形式。如：

（7）只见一个整砖劈面飞来打在桌上。（《醒世姻缘传》）

（8）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水浒传》）

第四，（就是）一+名词、动词、量词形式。如：

（9）那唱净的劈面一指，把谭绍闻指了一个趑趄。（《歧路灯》）

（10）走向前劈手一把，将殷破败捧的行刑旨，扯得粉粉碎碎。（《封神演义》）

（11）贝氏听了这话，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啐。”（《醒世恒言》）

一般情况下，“劈+NP”一般限制用于表现即时性的动作行为的句中，偶尔用于叙述者陈述一件实际发生了的事件的句子中，如：“你前日送客，劈面打你的也是他。”（《醒世姻缘传》）

（二）在“劈+NP”这个结构式中，当NP实现的名词形式不同时，谓语部分动词中心（隐含）的语义类型也是不同的。

下文中笔者将对当NP分别实现为“面”“脸”“手”“头”时相应的谓语部分的动词中心的语义类型（包括语义隐含这种情况）进行归纳和统计，以期深化对“劈+NP”的语义、句法功能的认识。

在所考察的语料中，和“劈+NP”形成直接搭配关系的谓语部分动词中心的语义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1.强伤害性动词，如砍、刺、剁等；2.一般攻击义动词，如打、指、泼、唾、骂等；3.相互动词，如撞、遇见、相迎、交还等；4.言说类动词，如说、问、道等；5.抢夺义动词，包括一般获取义动词，如抢、夺、取、接等；6.一般动词（多表示位移性质的），如来、冲来、飞来等。另外，在分析时我们对“VP”的“（就是）一+名词、动词、量词”形式进行特殊处理，借助句式语义的分析把和其中“名、动、量词”相配的动词形式呈现出来。如：“劈面一耳刮子”中谓语部分隐含的动作是“打”，再如“劈面一翅膀”中谓语部分隐含的动作是“扇”，这些都可以归为一般攻击义动词。

表三：“劈+NP+VP”中“VP”的语义类型

“NP”类型

“VP”类型 面（门） 脸 手 头（子）

强伤害义动词 10 10 1 11

攻击义动词 25 33 1 48

相互动词 42 8 10

言说类动词 6

抢夺义动词 27

一般动词 15 5

总计 102 43 42 74

从表三中我们可以看出，除“NP”的语义类型实现为“手”外，“劈+NP”最常见搭配成分是表示“攻击”义（强伤害义动词实际上也是“攻击”义动词）的动词形式。其中“劈+面（门）”中“攻击”义动词占总体搭配的34.3%；“劈+脸”占100%；“劈+头”占79.7%；“劈+手”的最常见搭配是表示“抢夺”义的动词形式，这类形式占总体搭配的64.3%。

综上所述，在我们所考察的语料中，结构式“劈+NP+VP”中“NP”在句子中通常实现为“面（门）、脸、手、头”，其中“面（门）”是最为常见的搭配；“VP”的动词中心主要实现为表示“攻击”义的动词。另外我们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动词形式都能够实现和“劈+NP”的搭配；比如“劈+面（门）”限制搭配表现“抢夺”义的动词类型，而“劈+手”限制搭配言说类动词，这与“劈+NP”这一结构式的语义类型有关。

注释：

[1]指明代冯梦龙所编的拟话本小说集，“三言”指《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2]“劈面冷风似箭”（《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劈面”作定语修饰“冷风”；“却好与那两个人撞个劈面”（《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劈面”是为“撞”的补语；“这一个架丢劈面难推让”（《西游记》）中的“劈面”是为“丢”的补语。“与那两个人撞个劈面”（三言二拍）中的“劈面”也是实现为补语形式。

参考文献：

[1]蒋绍愚，曹广顺.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辞典[Z].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3]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第2篇：通俗文学范文

摘 要：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40年代的通俗长篇小说，受近代启蒙思潮和“新文学”语境的影响，在创作上更加追求雅化。因此,通俗小说从“俗中有雅”到“雅俗融合”的转变便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通俗小说;俗雅;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3-0000-01

谈到文学史，我们马上反应到的一定是那些所谓“严、雅、纯”的作家、作品为代表的纯文学。一直以来，通俗小说就像文学史这个伟大母亲的私生子一样游离于文学的边缘而不受重视甚至饱受轻视、蔑视。但我们决不能就此就将通俗小说排挤出文学史这个大家庭中。而且，更不容被我们忽视的是，随着文学和时代的发展，从清末民初至20~40年代，通俗小说实现了由 “俗中有雅”到“雅俗融合”的转变。

一、俗中有雅的清末民初

在古代，“雅俗不仅指一种趣味，更指一种形式。经史诗文是士大夫文人表达经国理想、修养趣味的最佳文体，属于高雅形式；而小说、戏剧，不过是平民百姓娱乐的消遣品，流行于市井民间，是鄙俗的文学”。①在这种文体观和选择标准支配下，直到晚清，小说仍然难登士大夫们把持的文学的大雅之堂，更不要说成为经典了。然而，1902年前后，事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小说这一原本最通俗的文学样式，在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影响下，被推上了“文学之最上乘”的高座。遗憾的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的本意是欲保持小说的俗之形式，又让它承载雅之内容――向大众灌输新思想的启蒙内容，使之成为新的“经典”，结果这一初衷并没有实现。但是，“小说界革命”者所倡导的欲使小说成为“启民智”的工具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对近代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固然与传统通俗小说一样，追求作品的故事性、娱乐性、消遣性，其中不乏大量的思想内容浅薄无聊之作。但是，许多作者有了借小说“警世”、“喻世”、“醒世”的意识。此外，他们特别注重形式的通俗易懂。那些优秀的通俗小说，其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并不逊色于许多雅文学。创办《游戏报》和《绣像小说》的李伯元虽以“游戏”为标榜，但他说自己是“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②创办《月月小说》的吴趼人虽一再强调“趣味说”，但他认为：“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③即使是后来成为新文学主将们主要攻击对象的《礼拜六》杂志，办刊者尽管强调“休闲”，但是仍将读小说与“买笑觅醉顾曲”相区别。

二、雅俗融合的20~40年代

就在清末民初的长篇通俗小说方兴未艾之际，1917年爆发的“文学革命”和随后的“五四”，宣告了通俗文学一统天下时代的结束，以启蒙与审美为标志的新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潮。作为由知识精英组成、主张“借鉴革新”的新文学阵营，从一开始就对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在新文学批判面前，通俗文学作家和作品黯然失色，无力招架，由文学中心滑向边缘。

具体来说，通俗小说“雅俗融合”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小说题材的变化与拓展。20~40年代的长篇通俗小说，仍然以社会、言情、武侠题材为主，但都被注入了新的因子，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小说从谴责、黑幕逐步走向30年代堪与精英作家创作的“乡土文学”媲美却风格殊异的“都市乡土小说”，其代表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到了40年代，随着新的市民阶层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群，社会题材的通俗小说有了进一步拓展，出现了超越雅俗、中西融合的“新市民小说”。其代表如徐讦的《风萧萧》和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二)小说思想情感的现代化。拿社会风俗小说来说，“古代小说写民间民俗大多属于‘静定型’的，至少变化是很小的；而现代欧风美雨东袭后的社会小说的民间民俗是‘流变型’的，是中西合璧的‘杂交型’的。④早期的言情小说，虽然还披着狭邪小说的外衣，但已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如《人间地狱》，作者眼中看到的高等妓院就是“人间地狱”，作品中的人物对那些变相地狱中的女子发生了真感情，但又时时感到自己无力振拨她们。即使是武侠小说，也超越了传统的单纯对“侠义”精神的颂扬，注入了许多现代的思想元素；(三)雅俗交融的审美风格。通俗小说的特征和优势就是“俗”，而不是雅化和纯文学化。但是，新文学审美风格的影响、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与提高，又促使那些与时俱进的通俗小说作家，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努力从新文学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创作做到“雅俗相融”。如以创作《山东响马传》闻世的姚民哀创造的“连环格别裁小说”的独特长篇结构，顾道明《荒江女侠》的语言的新文艺腔，严独鹤《人海梦》的写实主义与传奇手法的完美融合……这些作品无不标志着在新文学语境下写作的通俗小说的审美价值的提升。与此同时，以启蒙、救亡为己任的新文学正在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特别是解放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创作道路，被认为是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雅俗文学由相克似乎终于走向相生、相融。

三、通俗小说对于文学现代化的意义

通俗小说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存在，直至二十世纪末才才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雅俗之辩、文野之分，缠绕了中国文学几千年，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阐述和文本的挑选，同样也影响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阐述和文本的解读、评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虽然在一些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也给予通俗文学作家、作品一定的位置，但当人们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视野来阐释现当代作家作品时，通俗文学总是被遮蔽或被淡化。于是文学史在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时，总是以1916年爆发的和继后的文学革命为标志，总是以所谓“严、雅、纯”的作家、作品作为建构文学现代化的基本对象。即使是一提再提的“重写文学史”，文学史家也很少从文学现代化的视野来考察、阐述通俗文学。

那么，文学现代化在进程中为何选中了通俗小说？我认为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随着近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随着社会对文学消遣娱乐消费需要的增长，小说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载体。通俗小说因为有着完整、丰富、生动、“好看”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更具有通俗性、可读性、趣味性，更能满足人们消遣娱乐的需要。与此同时，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发展、作家职业化等因素，又进一步刺激了通俗小说的生产。二是通俗小说具有比较完整的美学特性和文学性品格，这就使其之 “俗”不同于其他“俗文学”（如民间文学子系、曲艺文学子系和大众通俗文艺子系）之俗，而是俗中有雅、雅俗融合。所以，《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既被视为通俗小说，又被视为经典名著。

21世纪，网络文学正在崛起，通俗小说创作正在不断地更新美学内涵和变换创作模式来保持其活力，其作品更是因为具有雅俗融合的特征而始终能够长盛不衰。

注释

① 杨匡汉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75页。

②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第3篇：通俗文学范文

英文名称：Magic Fantasy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今古传奇.奇幻杂志社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32开

国际刊号：1673-9574

国内刊号：42-1763/I

邮发代号：38-5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3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第4篇：通俗文学范文

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著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著名作家如莫言、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作者：逄增玉工作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第5篇：通俗文学范文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先生的学术论著《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一书，于2008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全书共分五个部分：“格局编”、“情感编”、“艺术编”、“起源编”和“史论编”。论著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作为立论基石，对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考究。

书名《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向我们透露了两方面信息，一是研究对象，二是研究方法――论著以科学社会学方法论为指导，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观照文学，在考察了工业文明如何对中国近现代的文学生产、作家写作以及读者阅读产生影响的同时，还就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起源及其版图划定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发，并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首先，关于这部《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我认为最值得推崇的就是作者以细腻、精彩的文本细读充实于理论推衍的始终。之所以如此看重著作里的文本细读因素，是因为我注意到，在近几十年的文学研究中，认真阅读作品的人越来越少，而空谈理论的人却越来越多。一些做文学研究的人，迫于理论创新的内在焦虑，急功近利地操持起贩卖理论的行当，而无视于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底线――文本细读。我们说，文本细读是文学研究不可规避的出发点，一旦研究主体绕开了这个起点，耽于理论的臆想，不仅无法触及文学内部的美学品格，也无法显影外部力量在文学中的投射。眼下的一些所谓文学研究，之所以面目可憎，相当一部分问题就出在理论过剩和阅读缺位上。相比之下，栾梅健先生的这部文学研究专著，则真正体现了作者对于文本细读的高度重视。比如，为了给通俗文学正名，重估被文学史压抑的通俗文学的价值，作者并没有进行繁冗空洞的说理，而是叫作品自身站出来说话。论者从晚清民初以来的通俗文本中，挑出了一批富有代表性的小说，如刘鹗的《老残游记》、吴沃尧的《恨海》、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等等，通过对这些具体文本的细读、阐释，论著为读者敞开了遮蔽已久的通俗文学的原生状貌，也彰显了通俗文学蕴涵的丰沛的艺术魅力。

此外，在这部《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中，诸多原创性观点的提出，是它的又一个值得肯定之处。在“情感编”的第二章“小城镇意识与现代作家”里，作者指出，工业文明在中国刚刚兴起的时期里，新兴的社会、经济因素投射到作家身上，使创作中出现了一种介于“都市意识”与“乡村意识”之间的“小城镇意识”，这种意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遗憾的是，“小城镇意识”在此前的文学研究中一直是被研究者所忽略的，而栾梅健先生则不仅发现了这一文学现象，更是首次对之加以命名。当作者首次提出“小城镇意识”这个说法之后，很快就得到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诸多学者的响应――吴福辉先生曾在1997年第四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后记”中这样写到：栾梅健提出的“小城镇意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崭新见解，它富有新意，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中另一个发人深思的原创性观点，即在“理性原则与人文精神”一章里，作者通过细读《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之后，进行了这样的发问：“在一种正义的名义下，鲁智深就可以用一种玩赏的心态进行残酷的杀戮吗？他秉有的道德激情可以形成他杀人的理由吗？以往人们似乎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责怪鲁智深，而是高声为鲁智深出手不凡的武功喝彩。”显然，栾梅健先生的这个视角是很有新意的，可以说多数人在阅读这部古典名著时，都是默认了鲁智深的行为是一种嫉恶如仇的江湖义举，而恰恰忽视了其打人致死的不人道和非理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栾梅健先生所提出的《水浒传》实则是将“道德激情”作为“价值标准”来结构故事情节的这一观点，是非常新颖且引人深思的。

通过前四个部分细致的文本细读以及层层深入的论述，栾梅健先生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史论编”中，水到渠成而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一直以来把“五四”和《狂人日记》视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是“文学史分期理论的迷误与缺失”。“在物态的现代交通、现代邮政、现代通信、现代印刷等等都纷纷在1840年以后不久跨入到工业文明的行列，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报纸、印书馆、高等教育、文学期刊等等也都呈现出与古代传统重大转型的面前”，论者作出了令人警醒的发问：“为什么是文学？为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要迟缓到‘五四’时期才出现？为什么文学要比其他的精神文化种类晚上几十年才转型？”论证了李欧梵先生、章培恒先生等人的相关论点之后，论者经过慎重深入的“摸索、揣摩、对比、感悟”，理性而坚定地指出，应当将出版于1894年的通俗小说《海上花列传》定为现代文学的起源之作，而非是一直以来大家所认定的《狂人日记》（1918）。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作者则继续沿用了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以近万字的篇幅对韩邦庆小说《海上花列传》的情节、语言、结构以及现代性等要素作了深入阐发和解读，从而有力地揭示了这部通俗小说的文学史分期价值所在。如果说这个全新的分期观点最终能够获得学界广泛认可的话，那么它必将颠覆整个现有的文学史架构――而这，也更进一步地昭示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第6篇：通俗文学范文

1、亚洲文学：中国文学、马新文学、日本文学；

2、欧洲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希腊文学、俄罗斯文学；

3、美洲文学：美国文学、拉丁文学；

4、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指的是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5、按载体分为：口头文学、书面文学、网络文学三大类；

6、按地域分为：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

7、按读者年龄分为：儿童文学，等；

第7篇：通俗文学范文

一、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的图景及价值取向

出于对文学独立、尊严的捍卫，沈从文对于海派作家的创作一直抱有较深的抵触情绪，而他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所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则可以视作这种不满情绪的总爆发。但应当指出的是，沈从文对待海派文学自始至终有着自己一贯的认知，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他的海派文学批评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只有在这样一个完整的批评脉络上，才能较为准确理解沈从文的海派文学批评的总貌和特点。沈从文之所以一直对海派文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海派作家缺乏对文学的信仰，以游戏的态度来从事文学，把文学当作谋生的工具、手段，从而使文学沾染了浓厚的商业气息。沈从文在自己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始终对文学充满敬畏之心，把文学视为人类美好精神的寄托和真善美的象征。而海派文学因为诞生在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上海，无形中沾染了不少商业化的气息，而在这中间，上海的出版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海浓重的商业化气息使得聚集在上海的作家一味取悦读者，作品沾染了浓厚的低俗趣味，从而降低了文学品位。在沈从文看来，这无疑是对文学独立精神和尊严的侵蚀，这是沈从文所最不能容忍的，他称之为“海上趣味”。沈从文甚至认为，海派文人这样的创作态度不仅玷污了上海的文坛，对于全国的文学生态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正是基于对文学生命独立尊严的坚持，沈从文不仅从整体上否定了海派文学，而且具体到海派作家个体的评价上，他的这种价值尺度也是非常明显的。从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所涉及的作家（穆时英、张资平、郁达夫、施蛰存、郭沫若、邵洵美等）来看，他在很多场合的激烈批评态度，虽然也涉及艺术层面的批评，但更多的是指向他们的创作精神和态度。如对于创造社的主要作家张资平，沈从文在不少地方都把他视为堕落文人，指责他的文学批评完全屈从于世俗和商业利益，沉溺于官能的宣泄，成为新海派文人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张资平一方面继承了“礼拜六派”的低级趣味，一方面又用新的文学手段加以包装，从而迷惑了更多的青年人，影响就更为恶劣。同时对于当时一些在上海的作家所流露的政治化倾向，沈从文也十分不满，批评的态度同样严厉，认为他们把政治的理念直接熔铸在创作之中，难免充斥着概念化的印迹。沈从文对于这类文学的代表作家郭沫若、蒋光慈等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的不满可以想见。可见，沈从文有关海派文学的批评如此严厉甚至不乏苛刻的态度，是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必然结果。他既从宏观上批评海派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也对海派作家作品所谓不良的症候进行集中抨击。在他的批评世界中，海派文学几乎成为恶趣的代名词和“礼拜六派”的化身，恰与京派文学的雅正、纯粹形成鲜明对照，这样决绝的批评姿态确乎少见，证明了沈从文在京海之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二、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在文学商业化和通俗化上的误区

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背景来看，像沈从文这样执着于纯正、严肃文学理想以及强烈排斥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的倾向有着自身的批评价值，沈从文对海派文学的批评也正是从启蒙主义的文学精神谱系出发而做出的强烈反应，其独立的、审美的批评世界理所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沈从文对于海派文学的批评也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一些偏激的批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他的文学批评成就，尤其当今天人们和当时的文学时空拉开距离，可以用更加理性的态度来回看时，这一点就尤为明显。沈从文激烈排斥海派文学的一大原因在于海派文学和商业的结盟而导致的商业化气息，他斥之为“商业竞卖”，在很大程度上把新海派作家与昔日的“礼拜六派”联系在一起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沈从文对于张资平等海派文人极为不屑，多半也是因为这些作家追求商业利益的行为，沈从文把上海刊物品位的低下也归咎为商业利益的驱动。在沈从文这里，文化、文学和商业利益俨然成为一对天敌，水火不容，一旦它们之间发生了关系，就必然导致文学精神的扭曲。在中国现代批评家中，沈从文对文学商业化的拒绝和批评都是特别突出的。文学和商业化的结合给文学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从历史来看，文学的商业化在发展进程中对文学的影响却成为必然的趋势，而且越来越明显。哈贝马斯注意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媒介的形态和公众的身份都在发生改变，纯文学刊物的地位也逐渐被大众类刊物替代，比如画报就凭借着广告等商业收入迅速扩大影响，占领了纯文学刊物的空间。这正是市场规律的法则在自发起作用。在反思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时，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文化、文学生产方式出现的新特征。由于上海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城市，在文化市场化及市民阅读口味双重的利益驱动之下，上海最终确立了它作为大众文化刊物和通俗文学大本营的角色，“礼拜六派”之所以能在中国晚清民初的社会中有着如此庞大的读者群原因也正在于此。与此同时上海的画报如《上海画报》《良友画报》等通俗刊物也逐渐成为市民所追捧的对象。由此可见，一方面，上海流行的通俗文学刊物、画报等是都市商业化和市民阶层日益庞大所带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这些刊物所建构的文学也并非低俗不堪、毫无文学价值，像当时在《良友画报》撰稿的作家不乏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施蛰存、、丰子恺等文学名家，这都提高了它的文学品位。即使就算是“礼拜六派”之类被沈从文极度鄙视的通俗文学，往往也能和高雅文学形成互补，从而构成完整的文艺生态链条，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层次市民消遣、娱乐的文化消费需求，这本身也是文艺的功能之一。对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机制，著名的思想家本雅明在他的名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曾经精辟地分析过。本雅明充分肯定了由印刷、照相、电影等机械技术革命给文学生态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使得艺术更好地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可惜囿于自己的知识结构，沈从文对于这样的重大变化缺乏必要的敏感性。不仅上海的通俗文学刊物和杂志构建出丰富多彩的都市生活画卷，散发出强烈的摩登气息，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无法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当时屡屡遭到沈从文批评的海派小品文也同样有其存在的历史价值。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等刊物，公开倡导小品文运动，由此也引发了上海文坛的小品文热，一时蔚为壮观。虽然林语堂所倡导的以“幽默”“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与当时严峻的环境格格不入，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并非一无是处，林语堂、陶亢德、徐訏等的小品文均不失为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在丰富人们知识的同时也适应了都市人们在紧张、快节奏生活下对休闲和消遣的需要。然而出于对海派文学整体的否定姿态，无论是对于上海的通俗文学刊物和杂志还是海派文人的创作，沈从文竟然都是简单地用“堕入恶趣”来形容，一笔勾销了它应有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误判在今天看起来就格外触目惊心。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繁荣，在促使文学迅速商业化、带动通俗刊物和通俗文学发达的同时，也必然使得作家的经济地位得到保障，作家职业化的趋势更为明显，作家的创作自由度大大提高。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其社会的阶层是固化的，大多只能通过科举才能跻身于士绅的阶层，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到了晚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绅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不少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变化，更多的是凭借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等新的制度性媒介生存。而对于居住在上海的文人来说，稳定的稿费收入不仅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必要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他们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传统知识分子对权力阶层的人身依附关系。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就拿沈从文本人来说，他的诸多文学活动也都是高度依赖于上海的文化市场的，他本人早年从北京到上海的原因之一也是出于对上海文化市场的考虑。上海众多的媒介资源对于沈从文的生存乃至文学理想的实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沈从文却在对海派文学的评论中把这些因素一笔抹杀，由此造成了自身文学批评逻辑的断裂和悖论，也在事实上消解、颠覆了其海派文学批评的某种合理性。

三、沈从文海派文学批评在审美现代性上的匮乏

沈从文对海派文学评价另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对都市现代性认识的匮乏和偏颇，这就直接影响到他对许多都市现代性特征的激烈批判，进而对具有现代性因素的文学作品也作简单否定，这尤其体现在对某些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的评价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显示了沈从文现代文明观的缺失，也反映了他的文学批评在审美现代性上的缺失。不可否认的是，沈从文一直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也总是用一个乡下人的心态来打量这个复杂的世界。沈从文孜孜迷恋于以农耕文明作为基础所建立的道德世界，对以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形态十分不满，始终以激烈的方式抗拒。这种执着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同时又不能不说，沈从文这种把城市与乡村、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简单对立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他对都市、都市文学的总体判断，和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文学的进程产生了不协调的音符。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文明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随着城市的进展，大城市凭借它出色的对话能力、政治能力、经济能力、文化能力、科技能力等而一跃成为文明的中心，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大都市的出现无不如此。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一跃而成为远东的大都市和时尚元素汇聚的摩登城市。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之下，上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感最强的城市，摩天大楼、咖啡馆、电影院、教堂、跑马场、交易所、夜总会、戏院、赌场、舞厅、俱乐部、饭店、银行、舞女等众多时尚元素充斥这个都市，这里百货公司的时髦商品堪比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和巴黎大道。不用说，上海所闪烁的都市现代性诱惑，自然而然成为创作的好题材。一些现代作家当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尤其以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和戴望舒、邵洵美等现代派诗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建构上海都市的现代性想象。穆时英早期创作的小说集《南北极》大多用写实的笔法描写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甚至和左翼作家的写实题材类似。但是到了后来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等作品，他刻画都市的特长就得以充分地展现出来。特别是他的《上海狐步舞》《夜总会里的五个人》《黑牡丹》《夜》《街景》等作品，在快速的节奏中展现了上海现代都市的生活场景，给文学增添了新的时尚元素。因此穆时英的创作犹如上海滩的一股旋风，杜衡认为穆时英的创作真正把握住了城市的精髓。然而对于穆时英都市文学创作的贡献，沈从文非但没有承认，反而横加指责，认为他的小说是“假艺术”，把其小说集《圣处女的感情》当作流俗作品的代表。他还批评穆时英的创作把作品当成游戏和玩物，以至于走向创作的穷途末路，这样严重的误判根源恰来自沈从文对都市现代性的不解和反感。同样，诗人邵洵美的不少诗作也涉及都市男女的、狂欢，被沈从文当作颓废的享乐主义代表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就在于沈从文骨子里崇尚田园牧歌式的理想，把都市现代性看成人性堕落的深渊。从文学批评的范式来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他把和谐、静穆、匀称、恰当等当作审美的最高范畴。但问题是，随着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的急剧变化，都市的现代性造成文学的样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带有先锋性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原本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对于这样的情形，不少作家和批评家都感受到了。这种社会生活的巨变必然带来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的变革，使得传统的文学手段和批评显得捉襟见肘。然而沈从文对于现代社会和文学的变化似乎无动于衷，仍然按照传统的批评方式来解剖批评对象，这难免出现偏离。这在他对施蛰存的批评中就明显可以看出来。对于穆时英小说在通感手法上的运用、结构上蒙太奇的剪接以及语言上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沈从文只是简单地归为“邪僻文字”而不屑一顾，说明他对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新感觉艺术形式相当地陌生；对于戴望舒、路易士、徐迟、施蛰存、玲君等一批上海诗人在现代诗方面的探索，沈从文也关注很少。沈从文早年的生活经验局限于偏僻、闭塞的湘西，而缺少海外留学的阅历直接导致了他跨文化交流经验的匮乏，加之他固执的“乡下人”的文化心态以及根深蒂固的古典主义审美观念等，都强化了他较为偏狭的一元论的认知方式，因此始终对都市现代性文学抱着抵触的心理，这对于沈从文的批评来讲是一个不小的缺憾。

四、结语

第8篇：通俗文学范文

1、入话里可能包含著大众的心理、作者的修辞、社会的倾向，以及市场经济的多元现象、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等。

2、艺术的表现需要雅俗共赏，而非仅仅满足一部分人的胃口。

3、在她一剪一刀下，都能刻画出一个个可亲、可爱、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从而达到了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因此她剪出了许多深受群众喜爱的作品。

4、对联属对工巧妙，妙趣无穷，雅俗共赏，不仅能令人捧腹大笑，而且还引人开怀畅饮。

5、阳春白雪固然不错，但往往曲高和寡，倒不如下里巴人雅俗共赏来得好，平民音乐虽不比天籁绝音那般高雅脱俗，却也能引人入胜，与人们灵魂共鸣。

6、怎样才能雅俗共赏才好。

7、不论文化水平高低都能欣赏，形容文艺作品既高雅又通俗，可以为不同层次的人所接受。

8、其次， “两个翅膀论”故意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与低俗文学之间制造混乱，故意曲解“五四”新文学一步步民族化、通俗化，雅俗共赏的历史，为低俗文学鸣锣开道。

9、“蒙娜丽莎”这幅画可不是雅俗共赏的哟！

10、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它们的雕刻独具匠心，各具特点和行态，真是雅俗共赏的杰出文化瑰宝。

11、冯梦龙编辑思想中最值得借鉴的是，当代出版走出贵族化和脱离市场的误区，走大众出版的道路，用雅俗共赏的图书来满足大众的需求。

12、在当今众多的报刊杂志中，()《读者》可谓是做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

13、摘要茶文化雅俗共赏，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14、冀派内画的主要特点是立意深远，气韵生动，布局巧妙，线描设色浑雅丰富，书画并茂，雅俗共赏。

15、这或许间接解释了此片为什么在娱乐性方面会变得比较迎合大众口味，电影风格亦变得雅俗共赏。

16、绿松石是一种雅俗共赏的宝石，它可以引人注目地镶嵌在正规的传统首饰上显得雍容古朴，也可以随意地佩戴，而且它物美价廉，差不多人人都买得起。

17、当然，论深度和代表性，金鸡或许难和该片相比，但编导能做到雅俗共赏，好笑之外不乏值得反思的场面，已经算是成功了。

第9篇：通俗文学范文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文化因素 处理方法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1.065

On Cultural Items Treatment in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YU Dand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Abstract Children's literature readers are children， so keep the playful and exotic culture is transmitted when the dual challenges faced by translators.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the accurat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cultures deal with factors that can make the read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ldren experience the exotic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Alice in Wonderland" for example， choos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tudy， summarized by comparing several common method of treat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factors.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cultural factors; translating strategies

1 儿童文学翻译

专门给儿童创作的适合其阅读的文学便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具备丰富的价值和独特的艺术性。若是儿童文学作品比较优秀，不但能够帮助儿童更好的发展思维、提高其语言能力，还能够提高儿童的艺术审美能力、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儿童文学的翻译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保持儿童童趣和传递异域文化是译者面临的双重挑战。若是翻译过程中使用的语言都是生涩词语或者异质语言，这样不但会让儿童丧失阅读的兴趣，还可能会打击儿童的阅读信息。所以，在译者翻译过程中必须全面考虑到儿童文学的本质和儿童读者的特殊性。

韦努蒂认为，在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成分时，可以采用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是要努力的减少目标文本中存在的异质语言，从而保证学习目标文化习语化更加明显，从而增加文学作品本身的可读性。若是通过异化翻译，能够尽可能的保留原文本的异域特色，通过对原文中的异质性进行保护，确保其不会被目标文化意识形态控制，让译者现身。而归化的中心便是译文读者，让异域文化尽量的和读者接近，让读者真正的熟悉译本。异化的中心则是原文，努力的让译文和原文接近，让读者真正的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性。译者的主要任务便是拉近作者和读者的距离，给读者了解作品提供方便。文学作品是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翻译儿童文学时，应该有意识的保留一些异域文化成分，恰当的使用异化和归化，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好翻译工作。

2 小说介绍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享誉世界的童话，是英国著名作家卡洛尔的经典之作。故事讲的是美丽、怪诞、离奇的梦幻故事，描绘了小女孩爱丽丝在梦中的神奇虚幻的经历。自出版后，该书已经有了80多种语言的译本，中文译本也已经超过了30种，深受各国儿童喜爱。本文选取其中两个译本作为案例分析，一本是由陈复庵翻译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另一本是由王仁芳翻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本文通过分析这两个译本中有关文化因素的翻译处理策略，以期为同类儿童文学的翻译问题提供借鉴。

3 处理文化因素的策略

3.1 直译加注释

当文化成分在目的语中没有对应的词语表达时，译者可以直译，以保留原文风格。例如：

（l）As she said this， she came suddenly upon an open place， with a little house in it about four feet high.

A： 她正说着，忽然来到了一片空旷的地方，那里有一幢四英尺来高的小屋子。（陈复庵译）

B： 她在想这句话时，忽然来到了一片空旷地，那里有一幢小房子，房高四英尺。（王仁芳译）

（2）I didn't know that Cheshire Cats always grinned; in fact， I didn't know that cats could grin.

A： 我以前不知道柴郡猫老是笑;说实在的，我还不知道猫能笑呢。（陈复庵译）

B：我倒是不知道柴郡猫总是咧嘴而笑的;事实上，我从来不知道猫会拌笑脸的。（王仁芳译）

例1中的“feet”“ inch”是英语中的常用的度量单位，一般将其直译成汉语，但对中国儿童来说，“英尺”和“英寸”却是比较陌生的概念。例2中“Cheshire-Cats”的翻译听起来有些奇怪，人们很容易想柴郡猫的种类。但是事实是，原文中“Cheshire-Cat”的说法是和典故有关的，其是乳酪牌子，这种乳酪的包装上面有一只微笑着的猫，所以便出现了“to grin like a Cheshire Cat”这个短语。当目标语读者缺乏背景知识的了解时，直译往往会让他们感到困惑，保留原有的表达也就不能达到作者原本的意图，因此，为了使译文易于理解，使用注释来解释那些在文中简单直译的英语短语是非常必要的。

3.2 省略

当译者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来传递意义或是进行解释后，可能会增加原文中并没有包含的一些含义，从而给原文本内涵造成一定的破坏，译者可以省略不译或不做解释。例如：

（3）“You promised to tell me your history， you know，” said Alice， “and why it is you hate――C and D，”

A：“你不是答应过要把你的历史告诉我吗？”艾丽丝说，“你为什么恨――C和D？”（陈复庵译）

B：“你答应过，要把你的来历讲给我听的，你可知道，”爱丽丝说，“以及究竟为什么你那么憎恨C（猫）和D（狗）。”（王仁芳译）

“C and D”是“cat”和“dog”陈复庵译本中并没有翻译这两个单词中的首字母，而是保留了原文中的“C and D”;王仁芳译本也没有翻译，而是添加了注释，让读者更加清楚明白原文的两个字母具体指代什么。

3.3 意译

意译是指在处理文化因素时，译者可以通过概括性的表达来进行文化词汇的替换，这样能够让译文的文化背景和读者更加接近。比如，在进行小说名称翻译时，往往会比内容翻译更加的自由，译者翻译时一般会根据艺术翻译或者文学翻译的规范进行，先对预期读者的阅读能力和水平进行综合判断，然后适当进行意译或改译。这样，原本陌生荒诞的小说名称或许在目的语中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了，反而会使目标读者对小说的内容更加感兴趣。

4 结语

进行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能够更好的规范儿童文学翻译，帮助其更好的发展，和其它文学作品翻译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比较特殊，儿童文学作品的译者往往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文本进行处理，如改译、增加、删减、省略和意译等等。尽管如此，译者的自由限度也必须遵循儿童文学翻译的两项原则：第一、儿童文学是教育的工具，儿童文学译本应该对儿童有一定好处，帮助儿童教育更好的进行;第二，还应该了解儿童的实际阅读水平，并根据儿童阅读理解方面的能力来合理的调整情节、特征以及语言。同时，儿童作为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作者以及译者都必须全面了解并重视儿童本身的特殊性。

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往往会在其中添加自己的经验和理解。不同译者的期待视野以及理解往往会存在一定差别，所以，在翻译时，选择的策略也存在一定差别，这也导致了不同译本的出现。但是，译本的读者群体都是儿童，他们的鉴赏水平和审美需求都不同于成年读者。译者要从儿童的角度去鉴赏原文，再以儿童读者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进行翻译，保留原作的风格和童趣，使译文尽量与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相融合，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译作。

参考文献

[1] Carroll Lewi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M].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