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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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1、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

2、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3、为着鼓励和指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公私合营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制定本条例。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新加坡共和国

（RepublicofSingapore，简称：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政治体制实行议会制共和制，是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模式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新加坡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为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国土除新加坡岛之外，还包括周围63个小岛。[1]

第3篇：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一、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具体表现

20世纪以来，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新科技革命是新变化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导致其它新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初到50、60年代，半导体、合成化学、核能等技术接踵诞生并得到初步发展；80年代后半期，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宇航技术、新材料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使人类从机器大生产时代提升到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自动化生产时代。伴随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了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也有所缓和，社会相对稳定与繁荣。

（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企业组织形式发生变化

银行信用体系膨胀，金融组织不但有商业银行，还有大量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融合，扩大和加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股份公司进一步发展，吸收更多的社会资本。企业组织管理更加严密，垄断资本用更少的股份控制整个公司，进而垄断市场，榨取更多的利润。公司兼并之风此起彼伏，资本日益集中和垄断，跨部门、跨行业的超级企业集团和巨型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从某个方面来看，企业组织形式的这些变化，增强了垄断资本抵御风险、增殖自身的能力。

(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而且对经济社会生活宏观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战后，政治上的危机感、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需要，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可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相结合的垄断资本主义。在这种机制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其规模与程度越来越高，并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例如，国家可以把部分生产资料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主要指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经济、行政或法律手段，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干预、管理和调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缓和社会矛盾，弥合资本主义经济无序发展的状况，克服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科技革命促进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发展和增长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也表现为包括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从产业结构来说，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即工业的比重由20世纪50―60年代的上升到逐渐下降，总的发展方向是缩减传统工业，发展新兴的尖端工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到了20世纪末，从第二产业中崛起的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群逐步成为主导性产业。与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就业结构依次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倾斜。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表明，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倾斜与过渡。这种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使当代资本主义从发达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增强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模糊了阶级矛盾，缩小了社会差别，对于迟缓资本主义变革，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与此相伴，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非知识型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工人增多。工人阶级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五）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阶级结构方面，20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生产力水平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具体地说，资产阶级表现为复杂化和多层次化。战后形成了几个新的阶层：代表垄断资产阶级被称之为“行动的资本家”的高级经理阶层和高级专家官员阶层；以巨额股息、利息为生的食利者阶层，中等资产阶级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表现为扩大化与多层次化。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向高科技产业过渡，伴随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非知识型蓝领工人减少，从事信息处理的知识型白领工人增多。无论在物质生产部门还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都出现了新阶层与新集团，例如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体的工程技术人员阶层，以熟练工人与技工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层，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阶层，以及以“白领工人”为主体的职员阶层等。伴随着以小商贩、小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的传统中间阶层的萎缩，以文艺工作者、科研人员、教师、医生、社会福利人员等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崛起。新中间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在扩大。其它的阶层与集团，如知识分子社会集团迅速扩大，流动阶层、边缘阶层等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在阶级关系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施“人民资本主义”、“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等手段和措施，调整了阶级利益，缓和了阶级矛盾，在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所谓的“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

(六)国家职能与上层建筑的变化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私人占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国家从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干预者，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大大加强。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还通过经济、行政、立法和金融等手段来调节经济。例如，国家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发展计划；直接投资某些产业特别是公共设施，交替实行国有和私有，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另一方面，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转变到非强制性的政治职能和意识形态职能上。国家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宣扬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优越性来维持与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在上层建筑和法律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制比较完备，资方阶级通过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度来保持政权的民主性与稳定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实施一定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收入和过度垄断，国家管理机制比较成熟，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备。当达资本主义的国家职能和上层建筑的这些变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与“长治久安”起着重要的保护与推动作用。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分析

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

（一）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

这种观点认为，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是当代资本主义种种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资本主义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

（二）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

这种观点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社会变化的性质。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了“国家干预”，这对延缓资本主义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是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

（三）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

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那样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三、如何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埋单

笔者认为，现有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分析都未触及其实质，当代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生产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资本的全球扩张，凭借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转嫁国内矛盾，由此看清发达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持续性。这就源自一个根本问题――谁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埋单？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不可避免的趋势，它为资本的扩张和增殖开辟了新的天地。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全球化虽有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乃至军事优势，控制和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巩固它们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资本全球扩张和不平等贸易，进行不等价交换，赚取了更多的利润。

（一）资本全球扩张路线

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外向型经济，通过跨国公司和直接对外投资，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它们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为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利润。通过国际扩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研发能力和资本增值能力大大加强，有效拓展了其生存空间。

（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他们通过高价出口工业品、低价进口生活用品和原材料，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变成它们的廉价资源供应地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从而造成了西方财富的不断增加，维持其发达的生产力和高水平的生活质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也成为对外经济中的受益者。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比不发达国家高很多。一方面，资本家通过资本全球扩张得到更多的利润，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不介意拿出一部分安抚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国家在资本全球扩张中得到更多财政收入，可以用于社会保障改善，加上进口的生活用品价格低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变化，企业大多只保留研发和管理阶层，生产多转移到国外不发达国家，所以企业一般工作人员也参加分割了企业利润，间接地剥削了不发达国家的劳动人民。可见，相较于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所有人都可以看作“资本家”。在自己本国内，资本主义讲民主，讲人权，甚至一些高福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国外，资本尽可能地压榨劳动工人，根本不讲公平，人权。例如大家都知道的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丰田汽车工人罢工等，都是工人阶级忍受不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奋起反抗。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是建立在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的基础上的，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在为资本主义繁荣而埋单。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可模仿，而且不可持续。当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横征暴敛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必将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在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顾不得“慈善家”的伪装，削减工人数量，降低工人工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遭到极大破坏。这让我们坚信，人类社会的未来与发展前景绝不是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第4篇：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它属于新兴发达国家。它的经济模式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其稳定的政治，清洁和高效政府而闻名。

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和香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

第5篇：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关键词】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虚拟化 政治民粹化 社会贫富两极化

自2008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已恶化为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影响早已超出金融领域、经济领域而蔓延至政治领域，对各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均产生了影响。当然，由于各国的现实国情及发展程度不同，对经济金融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的承受能力、应对能力、处理结果也是不同的。作为此次经济危机始作俑者的西方国家，除了经济衰退、失业增多和民众较大规模的抗议与罢工外，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尚未出现“严重”的危机，其基本政治制度的运行似乎依然是稳定和有效的，但若我们认真分析与思考会发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着深层的内生性困局，只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经济优势所积累的社会财富基础更雄厚及相对完善的政治架构、政治游戏规则导致的社会抗压能力更强，所以在可预见的短时期内是不会出现相应的社会动荡、政权危机的，但长远预期却未必能一直保持这种“临界稳定”状态。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传统上的核心优势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较于其他政治制度，传统上拥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核心优势：

首先，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追求绝对的效率和利润，能够最大限度地刺激人们追求和创造财富，而且资本本身具有无限的扩张性，能够为实现利润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优化经济资源配置，而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交通通讯革命，又使得资本家得以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从而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率，两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其经济运行成果的质量、长期活力远非单一计划经济或者其他经济模式可比。

其次，政治层面上的优势表现为民主化的大众政治、多党政治与分权政治。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后，在东西方制度竞赛的刺激和美国价值观传播的双重作用下，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自身）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完善，普通民众的普选权和公民权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实现与保障，政党政治的逐渐成熟和现代选举手段、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得民众能够更加有效地参与政府的选举和日常监督，政府对民意的“依赖性”显著增强，政府的政策措施在内容上更多地倾向普通民众的利益，政府内部的分权制衡体系在民众外部监督压力下也运行得更为明晰和有序，这都使得西方民主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了更高程度的协调统一，而冷战的结束则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地位。

再次，社会层面上的优势表现为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市民社会的存在使得政府活动的边界更加明确，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得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力量平衡架构，20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的NGO组织大量涌现，市民社会的发展进一步成熟，社会活力进一步提高。在前苏联的示范效应和福利经济学的推动下，西方国家二战后普遍建立或完善了社会福利体系，使民众生活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基本生活有了保障，民众便有了更强的消费意愿与能力，信用消费和借贷消费逐渐兴起，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动力，也为社会增置了一个“稳定安全阀”。

这些优势既保障了当代西方国家最终“打败”前苏联，同时又帮助它们克服一次次经济危机，并在调整中取得进一步发展。但所谓“物极必反”，西方对这些制度手段的过度迷信与僵化使用，导致在此次危机中这些传统优势的正面作用不仅没有发挥出来，甚至随着危机的深入逐渐走向反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危机的持续与恶化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困局也逐渐形成。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困局的具体表现

经济完全自由化、市场化导致的经济金融化、虚拟化、空洞化。客观而言，现代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金融经济作为支撑，因为现代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剂”和“血液”，英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但问题在于，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主义改革推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向完全市场化、自由化转变，对银行和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私有化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大幅降低，资本力量脱离了“国家束缚”，在效率提高的同时也逐渐滑向了失控状态。

对资本家而言，赚取利润才是其唯一目的，实物生产只是手段。当通过金融信贷和金融衍生品的短线操作就能获得利润的时候，绕开生产环节直接“钱生钱”是最好不过的选择，这是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在西方，特别是美国逐渐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才从工业生产领域转移到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导致实体经济萎缩而虚拟经济膨胀。除了一些军工复合体控制下的高技术产业外，很多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近几十年来都在不断向外转移，其经济形态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空洞化的特征，美国政府和民众一起长期借贷消费、超前消费，美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和贸易逆差国。美国的情况只是西方国家经济病态的一个缩影，除德国、日本外，其他西方国家基本情况相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政治过度大众化导致的政治民粹化、低效化、金权化。选举政治越来越成为西方国家政治运行的核心环节，各个政党或政治派别在竞选活动中竞争激烈，政治人物越来越政客化、明星化。在竞选时对选民进行不切实际的政治承诺，其内容大多数为承诺自己上台执政后会增加公民福利同时对民众减税让利，也就是实行“开流节源”式的政策。但这样的政策方案意味着让本已处于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中的政府，在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又减少政府收入，这对克服危机、恢复经济是不可行的。但在民粹式的选举政治氛围中，倘若某一政党或候选人提出要适度削减福利支出以增加政府收入、减少政府债务或者加强政府对经济调控能力的竞选方案，则立刻会被对手抹黑为侵害民众利益的“恶魔”和左派分子。姑且不论民众是否真会相信这些“诋毁”，但已经习惯高福利生活的民众有可能会投票支持将削减自己福利的人上台吗？民粹化的政治选举的结果往往是“劣胜优汰”。

赢得竞选的政党上台后就面临两难选择，遵照竞选承诺无疑会加重危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西方国家的政府在私有化浪潮改革后已经基本不掌握经济生产部门，其主要收入来源只能是税收，兑现竞选承诺、提高社会福利的钱还是要从老百姓身上找，这不仅会削弱民众的购买力而且必然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导致其民意支持率快速降低，处于危机中的民众对政府的忍耐度往往是比较低的。此时竞选失败而沦为在野党的政党就会趁机攻击执政党“欺骗、愚弄”民众，要求其下台，或者在议会中对其正确、合理的政策方案进行立法阻挠与掣肘，却将本政党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将导致整个政治运行的有效性和效率明显降低。2011年美国两党关于债务上限谈判便“不太恰当”，之所以说“不太恰当”是因为政府企图增加国家债务上限的作法不能算作正确。

虚拟经济发达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政党在竞选时的活动经费无疑主要还是依靠这些大金主们提供。他们的政治捐款当然不是无偿的，他们是在进行政治投资，确保无论任何政党上台都能继续维护这些集团的既得利益，整个民主政治体系在内涵上逐渐金权化、寡头化。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公司和团体可以投入无限量资金影响选举，富人和金钱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空前的决定力量，这一举动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是批判。其实，对这项判决结果不应过多进行道德评价或批判，因为现代选举活动的成本飙升，能提供充足有效资助的团体和个人越来越少，在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大背景下，要使得选举政治的游戏继续运转下去就必须对规则进行必要的、哪怕是“不合道德”的修改。

第6篇：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由于前苏联和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所导致的权贵资本主义给中国的国企改革形成的阴影，以及中国在国企改革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以致于国企改革的方向在六七年前出现了方向性调整。然而随着“国进民退”和国企垄断地位日益增强，要求改革国企的声音日渐响亮，国企的产权改革已经无法回避。国企近年来形成的诸多弊病以及对国民经济的严重负面影响，使得众多学者和企业认为，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不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相反，国企本身就是权贵资本的典型，消除权贵资本主义恰恰需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改革的路径有多种，核心的思想在于还富于民，鼓励竞争，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真正实现市场经济。同时，要保证改革取得较好的成效，还需要同时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国企的私有化不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认为国有企业如果私有化，会逐渐开始接受高度竞争，效率不断增大，并且将会逐步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认为，不存在私有化是否会造成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还没有私有化，中国就已经滑入权贵资本主义，国企的存在恰恰是权贵资本主义滋生的温床。“实际上，保留国有企业反倒更方便权贵资本主义的快进，因为国企集中了社会资源，给权势阶层提供了更大的方便。”陈志武对《环球企业家》表示。

著名精品投行美驰集团（Moelis & Company）中国区总裁周凡的观点与陈志武相似，周凡曾任国内某大型国企首席财务官，对于国企改革有很深的体会。他认为，权贵资本已经形成，和私有化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公有和私有的问题核心是其实质，而非形式。治理权贵资本关键是如何将钱和权分离，而许多国企恰恰就是钱和权的结合体。”

陈志武认为：“国企变成真正的商业企业的唯一办法是它们不再是国企；只要国企还是国有的，就不可能改革成真正的市场化商业企业，国企的最好定位是让自己尽快退出。”

去年两会前夕，天则经济研究所曾发表一份名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该报告的执行负责人赵农研究员表示，只有让经营性的国有资本从营利性行业当中退出来，政府才能实现对公益事业和公益行业的国有资本进行更好的监管或者如何处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国有资本在营利性领域的营利行为，居然已经被法制化和制度化。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几乎全都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应该私有化，而是如何私有化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去国有化。由于苏联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前车之鉴，“私有化”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具有别样政治含义的词。陈志武用“民有化”这个词来替代“私有化”，也有学者用“社会化”来替代“私有 化”。

在霍德明看来，国企根本不符合标准的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对国企进行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应该清晰地界定只有某些特殊的行业才能由国企主导，其他行业均向民营和私人资本开放，同时将这些行业的国企进行私有化或社会化改造。第二，严格限定国企的业务范围，以防国企的触角到处伸展，携垄断优势与民争利。如此一来，央企中大约有一二十家得以保留，其余的都应该转换身份。

《2030年的中国》报告认为，大型国有企业在中国的能源、交通运输和自然资源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常常拥有房地产和其他业务。这类国企应该交由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来运营，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出售国有企业的无关业务，并对企业进行商业化管理。

该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报告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认为，过去30多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能回避。改革的路径应该是，将中小型国有企业整体出售，在大企业和特大型的企业中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而对于一些自然垄断、关系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承担普遍的国有企业，暂不适宜产权改革，但应该着力于加强政府监管和改善公司治理。

与8年前相比，中国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可以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可以到国外去收购跨国公司，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怎么就不能收购国企呢？”张文魁反问。在他看来，现在国有产权转让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政府依法办事，严格监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国资流失和产权改革中的腐败。

第7篇：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经济：投资过高惹人怨

实际上，巴西人并非不爱足球，他们只是觉得世界杯不值得政府投入这么多钱。“看看这里的穷人，政府更应当把钱投入到改善民生上，而不是什么国际足球比赛，”一位参加4月17日抗议活动的圣保罗居民表示。

巴西政府为世界杯的预算额是1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新建或改造12座足球场以及机场、码头、城市交通等设施的升级改造。这笔预算比南非2010年世界杯35亿美元的投入要高得多。而根据美国著名评估机构穆迪的估算，这130亿美元的投资仅仅是巴西2010―2014年总投资的0.7%。真正的“大头”是为了世界杯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升级等其他准备工作。

民众并非觉得130亿美元举办世界杯不能承受，至少在2011年前不是如此。这是因为那时的巴西经济一片欣欣向荣。2007年，身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GDP增长率达到6.1%，2010年更是达到7.5%，当时的巴西总统卢拉认为国际足联将世界杯的举办权交给巴西是对拉丁美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肯定。

但是到了2011年罗塞夫接任总统时，巴西经济却风云突变， 2011到2013年，巴西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2.7%、0.9%、2.3%。巴西央行预计今年的巴西GDP增长2.5%，2015年的增长率则为2%――不出意外的话，巴西经济将连续五年陷入增长缓慢的尴尬境地。

巴西经济的不景气在国内的表现之一就是庞大的贫困人口。虽然卢拉和罗塞夫已经在削减巴西贫困人口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是根据路透社2月份的报道，目前仍有70万巴西家庭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并且没有纳入政府的社保体系中。同样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2年巴西2亿人口中有15.9%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因此，反对举办世界杯的人都表示政府更应该将13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提高社会福利、改善民生等方面来，而不是来举办一场只有32天的足球赛事。

政治：失败的国家资本主义

巴西政府的说辞并不能让民众满意，实际上，他们对于世界杯的抱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巴西政府的不满意。

“效率低下一直都是巴西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通病。”巴西前总统卢拉表示，“在我上任之前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没有兴建或发展公共基础设施。”

卢拉任期内巴西开展了多项投入巨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但是他在2014年3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其中有很多工程面临着长时间的延期。分析家认为巴西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导致巴西政府和社会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西政府给予国家控制的企业、银行和基金太多的影响力。”当地媒体报道说，“这样的模式导致了竞争的缺乏和效率的低下。在过去的很多工程中，一些投资实际上毫无必要，它们被完完全全地浪费掉了。”

这次的世界杯筹办过程也不例外，有关场馆建设延后的消息时不时传出，国际足联多次对巴西发出警报，甚至有人开始担心世界杯能否在6月12日准时开始。而场馆之外的配套设施建设更令人失望：德国队在考察了小组赛城市后，干脆做出了自己与当地德国企业合作修建一个球员住处的决定；英国球迷团体在参观了当地的机场后悲观地表示，计划从英国到巴西来为英格兰加油的6000多名球迷可能要经历自己一生中最糟糕的看球经历。“从机场到酒店再到球场，每一个地方都在维修，到处都是工地，坑坑洼洼的情况随处可见。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杯在两个月之后就要开始了。”一位球迷团体负责人表示。

如果说延迟的场馆建设和不如人意的基础设施损害了巴西的形象的话，那么路透社有关“4-8座球场在世界杯结束后会变得毫无用处”的报道无疑引起了人们对于巴西政府更多的质疑。

以玛瑙斯和库亚巴为例，这两座城市各自修建了价值2亿多美元的新球场来迎接世界杯小组赛，但是人们都不明白巴西政府为何要在这两座人口稀少又没有本国顶级联赛球队的城市修建新球场去举办几场比赛。

“毫无疑问，巴西世界杯后的球场设施重复利用率无法与德国世界杯和北京奥运会相比。”路透社报道说，“很显然，政府没有充分考虑这一点，这也证明了罗塞夫政府并没有改变巴西政府效率低、目光短浅的毛病。”

尽管玛瑙斯市长维尔吉利奥・内托强调说“玛瑙斯会在世界杯后变得举世闻名”，但有批评家嘲讽说：“顺带也让全世界知道这儿糟糕的道路和公共设施吧。”

“世界杯效应”难以实现

内托与批评家之间的意见相左代表着不同人之间对于巴西世界杯能够给巴西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理解。巴西政府和国际足联认为“世界杯将成为巴西经济的引擎，能为巴西带来大量的游客，促进当地的消费”。

根据巴西旅游部门的预测，2014年世界杯能够为巴西带来621亿雷亚尔（约277亿美元）的收入，是去年联合会杯时期旅游收入的三倍。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世界杯能为巴西带来如此多的收入。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斯・科茨就是其中一位，他指出像世界杯这样的大型活动并不会给主办方带来大规模的旅游人数增长，因为尽管有很多球迷会被吸引而来，但也有一般的游客为了避开人流或升高的酒店价格选择不来。

科茨说，“2002年韩国举办世界杯期间的旅游人数几乎与2001年同期差不多，由此可见世界杯并不会对当地旅游业带来很大的刺激。更何况，巴西落后的基础设施以及之前反对世界杯而发生的暴力事件可能让很多球迷选择在更舒适、安全的地方看球。”

科茨观点的对错现在还无从考证，但是即使巴西真的从世界杯获得了270多亿美元的收入，对于巴西经济的现状来说也毫无用处。“对于巴西这个年GDP达到2.2万亿美元的国家来说，270亿的世界杯收入真的算不了什么。”穆迪圣保罗投资服务部高级咨询师芭芭拉・马托斯说。

在她看来，巴西世界杯的确能够让巴西获得很高的曝光率，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曝光率并不是意味着利益。除了各支球队外，只有国际足联和可口可乐、阿迪达斯等赞助商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杯的赢家。

因此，巴西经济真正地想要摆脱泥潭，还是要看政府的作为。巴西经济学家、巴西前财政部长梅尔森・达-诺布雷格认为罗塞夫的经济团队将之前巴西经济的三大法宝――制定通胀目标、降低负债率和浮动汇率――扔进了垃圾箱，导致了巴西目前的经济增速减缓。

第8篇：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IMF和其他机构最近再一次调低了全球增长预测。这毫不奇怪：世界经济几乎没有亮点，并且许多方面在迅速恶化。

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前两季度增长率平均只有1%。进一步货币宽松刺激了欧元区周期性复苏，但大部分国家潜在增长率仍大大低于1%。在日本，“安倍经济学”动力告急，2015年中以来的经济减速眼看就要演变为衰退。在英国，关于6月是否继续保留欧盟成员资格的全民公决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冻结了招聘和资本支出。而其他发达经济体面临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不利局面。

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在金砖五国中，巴西和俄罗斯进入衰退，南非几乎没有增长，中国正经历急剧的结构性减速，而印度表现出色只是因为矮子里拔将军。许多其他新兴市场自2013年以来也出现了放缓，原因是外部环境疲软、经济脆弱，以及常常从市场改革转向各种国家资本主义。

更糟的是，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增长也有所下降。首先，高企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水平约束着支出，这一投资下降意味着更缓慢的生产率增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降低了投入生产的劳动力。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性加剧了全球储蓄过剩。收入从劳动力手中通过再分配流入资本手中，也从边际支出倾向中低收入家庭流入边际储蓄倾向更高的群体（高收入家庭和公司）。

此外，漫长的周期性下跌可能导致更低的趋势增长率。经济学家称之为“滞回”：长期失业侵蚀工人技能和人力资本;而由于创新总是伴随新资本商品，因此低投资导致生产率增长的持久性下降。

最后，多种因素拖累着潜在增长，因此需要结构改革来提振潜在增长。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改革都远低于最优水平，因为结构改革的成本和混乱是前置的，而收益要到中期和长期才能显现。这就让反对改革者占了政治上风。

与此同时，实际增长仍低于受抑制的潜在增长。去杠杆化过程意味着私人和公共支出需要下降，而储蓄必须上升，以降低高企的赤字和债务。这一过程始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美国，然后蔓延到欧洲，现在则在新兴市场进行。

政策组合也不理想。大部分发达经济体过快地将重心转移到财政紧缩，重振经济增长的负担几乎全部压在非常规货币政策身上，而这些政策的回报是递减的。

债务经济体和债权经济体之间的不对称调整也破坏了增长。前者支出过度，储蓄不足，必须在市场迫使它们减少支出增加储蓄时照办，而后者没有被迫增加支出减少储蓄。这加剧了全球储蓄过剩和全球投资减少。

最后，滞回进一步削弱了实际增长。周期性下降拉低了潜在增长，而潜在增长前景的下降导致进一步周期性疲软，因为当预期调低时，支出也下降了。

对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困境，没有政治上易行的方案。不可持续的高负债必须迅速有序地降低，以避免长期而漫长的去杠杆过程。但有序减债机制对于国家来说难以获得，在政治上也难以为国内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实施。类似地，结构和市场改革是提振潜在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考虑到成本和收益的时机，当经济已经处于衰退时，这些措施特别不受欢迎。

第9篇：国家资本主义范文

关键词:产权结构;全民持股;法人资本化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产权结构演变的趋势

(一)全民持股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企业,在适应于生产社会化,适应于科技革命对资金的大量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了股权的高度分散化,即实现了全民持股。1953年,美国直接持有股票的人数是649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4.2%;1985年为4704万人,占20.1%;1995年为5130万人,占31%。如果加上间接持有股票者,到1996年,美国共有占成年人口43%的人持有股票。1989年,美国有32%的家庭直接或间接地持有股票,1995年,上升到42%。到2007年,美国人口3亿,股市开户人数8000多万,开户人数占总人口的近27%,全美50%以上的家庭都涉足股票市场,股票价值占美国家庭财产的1/3以上。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政府上台时,英国的股东人数约为300万人,1993年约为1200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22%。截至2008年,在人口超过6000万的英国,七成以上的家庭都承认自己有这方面的投资,并且是家庭收益的重要部分。日本在1999年有3022万人持有股票。法国在2005年有670多万股民。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德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到2007年股民总数仅占本国人口总数的7.1%。

(二)法人资本化

二战以后,在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中股东的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法人取代个人或家族而成为公司股份的主要持有者,个人股东退居次要地位。这里讲的法人既包括公司法人也包括机构法人。统计数据显示,1987-2000年,美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持续大幅攀升,持股数占总股数的平均比例从46.6%增至61.4%,截至2007年底,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空前的76.4%。日本在1949年股市重建时个人持股比例高达69.1%,此后随着日本股市节节攀升,散户持股比例不是进一步提升,而是持续下降。到1989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前,散户持股比例降至22.6%。这表明资本所有制从个人或家族股份资本所有制转变为法人股东与个人股东并存,以法人股东为主的资本所有制,法人已经高度资本化了。如果说个人股东占主导地位的股份资本所有制是一种个人股份资本所有制,那么法人股东通过持股或称法人资本化后而形成的财产所有制关系就可称为法人资本所有制。

二、原因分析

(一)创业门槛的不断提高

劳动力、资金和科学技术一直是企业发展的三大要素,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金和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其在制约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日益社会化,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开办一个企业所需要的最低资本额不断提高。一些部门中的企业更是需要巨额资本才有可能建立。单个私人资本数量有限,独资和合伙的企业组织形式已经不可能提供这种巨额资本。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国家少数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蓬勃发展,尤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制造业迅猛发展,这些部门的企业规模一般较大,此时单个资本家所能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就显得很脆弱,所以股份制得到了十足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和合并公司的大量涌现,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一些机构法人纷纷介入资本市场,它们资金实力雄厚,并且十分重视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因而逐渐取代个人成为股东主体。

(二)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需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投资环境不断复杂,特别是经济大环境是个人所无法控制,甚至有时是无法预料的,因此投资策略选择错误往往会造成很大损失,这是所有投资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法人取代个人成为股东主体,一方面更加拓宽了股份公司的筹资渠道,推动了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另一方面,在二战后,除了传统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以外,诸如年金基金、保险公司、基金会、共同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些机构的业务内容广泛,经营方式灵活,经济效益可观,因而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资金。在掌握和支配巨额货币资本的基础上,这些机构纷纷介入资本市场,进行证券投资,从而成为大公司的主要股人。机构法人与个人相比,资金实力雄厚,有专家管理投资,因而投资能力强大,抗风险能力强大,这是个体投资者无法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出版社,2005.

2、,陈为汉,王小琪.战后西方国家股份制的新变化[M].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