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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真正的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社会文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社会方向的研究,也是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里昂且夫(Leontiev)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文化理论发展伊始,心理语言学的主流理论是行为主义,研究重点是独立的语言单位(如词)的加工过程;到了60年代,出现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心理学家乔治•米勒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习得的是抽象的规则,而非独立的语言单位,研究重点是语言学习者对句子的理解和输出。里昂且夫认为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学,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这一代的学者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感兴趣。前两代的学者们显然都没有关注语言的意义,也没有对语言作为符号工具如何被用于交流和思维等问题展开研究;而且在对个体的研究上,前两代心理学学者不仅将个体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通常还会脱离实际交际过程,个体之间的交际被简化为复制性的从说者到听者的信息转移,即说者输出的信息,会被听者以完全一样的形式理解;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则更加倾向于心理学研究,对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焦点也从原来的对句子、文本的理解和加工转移到了交际和思维过程的心理学分析。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三、结语
论文摘要: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抵抗性而著称,强调大众从文化消费中获得的“、意义”,并挖掘和研究了大众文化的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抵杭过程。但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
一、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直接利用了两种当代思想文化资源。其一是法国文化理论家德塞都的学说。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强调,被支配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利益。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商品不仅是消费者接受的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使用价值和功能,使之部分符合自身的利益。任何大众文化形式在它企图施加控制的同时,都会导致颠覆或抵抗。费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资源是八十年代出现的“”理论,它直接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这种理论把看作是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但对费斯克理论更重要的支持则来自于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对身体的论述。巴特认为,身体是脱离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产物,这样它就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空间,属于身体的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具有了积极意义。
二、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费斯克正是在吸收了德塞都、巴赫金和巴特等人的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的大众文化理论。在此之前,关于大众文化最集中、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论述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和控制性,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创造力和想象力,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
费斯克首先批驳了阿多诺等人关于“大众”的观念。阿多诺等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齐一化,大众己经变成了一个单质的整体。费斯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组合。他指出“关于大众化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尽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具有同质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生产与这些身份想适应的不同的声音。”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这种复杂性。
费斯克进一步指出了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是如何生产出来了的,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经济”说。他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他又指出,这种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他不仅在财经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之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从财经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因为在财经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接受者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费斯克指出,大众在这种意义和的生产当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其表达方式有多种,不过都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在费斯克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塞都和理论的影响。
三、质疑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分析转轴判断滑轮类型
对机械中的各个滑轮,先假设通过滑轮作用的物体被拉动,对照物体被拉动时滑轮转轴的情况进行判断:
①物体拉动时,滑动转轴位置静止不动时滑轮是定滑轮。如图1—(a)
②物体拉动时,滑轮转轴位置随差物体的移动而移动的是动滑轮。如图1—(b)
二、分析转轴确定动滑轮上的力的作用情况
在人教版教材中,分析动滑轮实质叙述为“是一个动力臂(L1)为阻力臂(L2)二倍的杠杆”。(如图2)根据力的平衡条件“动滑轮可省一半力”。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常误解为“只要是动滑轮,动力就是阻力的一半。”笔者尝试以下方式说明,能帮助学生更好理解,现说明如下:“作用在滑轮边缘上的力F1的力臂(L1)是作用在滑轮转轴上的力F2的力臂(L2)的二倍。根据杠杆平衡条件,作用在滑轮转轴上的力是作用在滑轮边缘上的力的二倍”。
下面结合例题示范说明。
[例一]力F作用在滑轮上,使重物G匀速上升,滑轮安装如图3所示。不计滑轮重量及摩擦力,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这是动滑轮,F=1/2G。
B、这是定滑轮,F=G。
C、这是动滑轮,F=2G。
D、这是定滑轮,F=2G。
解析:首先,因为重物被提升时,滑轮转轴跟随向上移动,所以判断这是个动滑轮。其次,由于力F作用在滑轮转轴上,重力G通过绳子作用于滑轮边缘,所以F=2G。应选C。
错解1:误认为是定滑轮,不省力,而选B。
错解2:认为动滑轮省一半力,而选A。
[例2]分别用如图4—(b)所示装置匀速提升相同重物。不计滑轮重力及摩擦力,那么F1F2大小关系和滑轮属于情况是()
A、(a)图中滑轮为定滑轮,(b)图中滑轮为动滑轮,Fa>Fb。
B、(a)图中滑轮为定滑轮,(b)图中滑轮为动滑轮,Fa<Fb。
C、(a)图中滑轮为动滑轮,(b)图中滑轮为定滑轮,Fa<Fb。
D、(a)图中滑轮为动滑轮,(b)图中滑轮为定滑轮,Fa=Fb。
解析: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可知作用在杠杆左端上的力F是相同的。设想重物被提升时,(a)图中转轴位置发生移动,所以是动滑轮;(b)图中滑轮转轴位置固定不动,所以是定滑轮。(a)图中作用在滑轮转轴上的力F是作用在滑轮边缘上的力F1的二倍,所以Fa<F。(b)图中F=Fb,则Fa<Fb,应选C。
[例3]用如图5——(a)(b)所示装置匀速拉起相同重物G,不计滑轮重力和摩擦力,那么Fa=G,Fb=G。
关键词: 跨文化; 人力资源管理; 文化差异。
一、前 言。
经济全球化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20世纪 90 年代得到公认,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致的概念。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文化、科技等综合发展的产物和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它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全球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最活跃的推动者,它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在金融、生产、贸易和投资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深化; 然而也有许多跨国公司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发展,究其重要原因,文化差异是其主要因素。《电子世界》杂志曾在 20 世纪90 年代初全球范围内以“什么是全球市场做生意的最大障碍”为题,以语言、时差、法律法规、交货、信息、价格竞争、外汇、文化差异等八个项目的调查表明,文化差异被列为第一位。由此可见,如何克服文化差异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地跨文化管理成为跨国经营成败的关键点。跨文化管理工作的核心就是从事有关人的工作,而人又是所有企业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如何做好人的工作同时也是跨国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中心任务; 因此跨文化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不论跨国公司面临文化差异大小如何,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合理的调配且保存最佳比例,同时对人的心理、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进行恰当的控制、协调和诱导,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人力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企业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 这些既是跨文化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成为跨国公司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二、跨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
要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跨文化背景,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什么是跨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
1. 跨文化的内涵。
跨文化,它的内涵和外延正在扩大,已逐渐渗入到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并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全面铺开而持续并广泛地受关注。我们可以将跨文化( cross - culture) 设定为一种“凸显文化差异的过程,是不同行为规范、价值观、隐含信息和基本假设交融碰撞的动态过程”。跨文化的基本前提是存在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国家层面、公司层面和个体层面三个层次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是不争的事实,它是产生跨文化现象的关键原因。从霍夫斯泰德最早采用“文化维度”对文化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开始,众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视野开展了研究; 从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知道,文化差异对人的行为乃至组织管理活动都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2. 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
在 1954 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这部经典著作中,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 Peter Drucker)首次在管理学领域阐释了人力资源概念的含义:人力资源———完整的人———是所有可用资源中最有生产力、最有用处、最为多产的资源。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RM) 是在组织中设计并运用正式的系统以确保有效益和高效益地使用人才去实现组织的目标。人力资源管理就是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人力资源的获取、开发、保持和利用等方面进行计划、组织、协调、领导和控制等活动,挖掘人力资源的潜力,充分调动人力资源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促进实现人生价值的个人目标和企业战略目标保持一致,最终达成企业目标。跨国公司所从事的任何管理活动包括人力资源管理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没有文化背景的衬托,开展任何企业管理活动都是不可想象的和不复存在的。
三、跨文化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跨文化因素对人力资源的影响是全系统的、全方位的、全过程的。
1. 对人力资源战略和规划的影响。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是企业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是指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目标及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预测未来的企业任务和环境对企业的要求,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满足这些要求而提供人力资源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战略过程、需求预测及方法、供给预测及方法、人员流动、培训开发、企业文化、职业生涯规划、绩效、薪酬等,文化差异从不同层面影响着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要总体上重视跨文化因素对人力资源战略和规划的影响。
2. 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
霍夫斯泰德的五大维度理论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影响是必然的,涉及“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
等维度,这就决定了企业采用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和矩阵制等组织结构中的哪一种。比如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里,等级比较明显,人们比较倾向于适应层级比较陡峭的组织结构如直线制; 相反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里,注重平等,人们更喜欢职能制等比较扁平的组织结构。
3. 对企业招聘、选拔和录用的影响。
企业选人和用人涉及确定招聘需求、选择招聘来源、制定招聘计划、招聘方式方法、选拔录用、面试等内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跨文化对以上因素影响也是不同的。在集体主义和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里,招聘的来源可能比较倾向于招聘者熟悉的院校或者群体,这个群体在企业里表现出色或一般都可能成为招聘者选拔人才的标准,注重招聘对象的经验、资历,跳槽过于频繁者可能不被选中; 然而在个人主义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里,是不是千里马和其他因素没有太多关联,只有“使用”后才知道,关注应聘者的个人能力,频繁跳槽者可能被视为个性十足的象征,能力得不到施展,敢于冒险,流动性比较大。转贴于
4. 对企业员工培训和职业发展的影响。
这是企业育人的环节,涉及培训方式、培训媒介、培训需求分析、培训项目、培训效果评估、职业生涯发展等内容。根据霍氏理论,这涉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导向”和“长期与短期导向”等因素。在集体主义、男性化导向和长期导向的文化背景下,员工对培训的内容和职业发展可能都是被动的,服从企业的安排,抛开个人爱好兴趣; 员工希望培训获得新知识和新技能,从而获得升迁和收入提高; 企业根据企业长远目标对员工进行培训,为他们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期待他们能够服从企业管理,培养对企业的忠诚度,降低流动率。在个人主义、女性化导向和短期导向的文化环境下,培训的内容和方法可能因人而异,着重发挥个人的特殊才能,培养他们享受生活带来的乐趣,鼓励员工关心他人,重视周围的和谐人际关系; 企业希望通过培训员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挖掘他们的潜能,实现企业的目标。
5. 对企业员工激励的影响。
这是留人环节之一,涉及员工激励的理论、原则、方式方法和技巧等内容。跨文化对企业激励的影响,不外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男性化与女性化导向”几个维度。在集体主义、高不确定性规避和男性化导向的文化里,企业对员工的激励注重个体与集体的关联,强调有了“大家”的利益才有“小家”的利益,着重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的方法; 注重采取年资、晋升等作为激励内容; 着重升迁、加薪和地位等激励方式,强化“坚强”的价值观念。在个人主义、低不确定性规避和女性化导向的文化氛围里,员工激励往往以个人的成绩和工作能力为参照物;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正是这种个人主义文化在激励中的体现,所以这类企业采取的激励方式应以个人的尊严获得和自我价值实现等作为激励的主要内容。企业鼓励人员创新,要敢于冒险和承担责任; 注重员工“温柔”的价值观念如人际关系、生活质量等作为激励对象。
6. 对企业绩效和薪酬福利的影响。
这也是留住人才的重要环节之一,涉及绩效考核、员工薪酬体系、员工福利、社会保险等内容。跨文化对它们的影响可以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和“长期与短期导向”几个维度了解。
在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和长期导向倾向的文化里,企业比较倾向于对整个团队进行绩效考核,团队成员的绩效及薪酬福利往往和团队的考核成绩相匹配; 考核员工的方式比较笼统和传统,以上级对下级考评为主; 考核成绩高低,也是员工薪酬福利发放的标准,从而增加员工的忠诚度,也是员工特别重视的方面。另外在个人主义、权力距离小和短期导向的文化里,企业针对员工个人的业绩、工作能力等进行绩效考核,所在的群体绩效不佳可能也不会影响到个人的绩效成绩; 参加考评者不一定就是其上级,可能包括客户、供应商、下级、公众等,最早由被誉为“美国力量象征”的典范企业英特尔首先提出并加以实施的360 度反馈( 360°Feedback,又称“360 度绩效考核法”或“全方位考核法”) 正是这种权力距离小的文化在绩效考核的体现,所以这类企业的考核参与者也是很多的; 考核后的结果可能以尽快实行免费国内外旅行、带薪休假制度、丰厚的奖金等来激励员工。
四、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
对于从事跨国经营发展的企业来说,克服跨文化的短板,化解文化冲突,提升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能力,采取恰当的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寻求超越文化冲突的企业目标,只有这样,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目标才能实现。
1. 正确对待文化差异和促进文化融合。
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各种文化都有其精华部分; 文化差异是正常的现象,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管理者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客观存在,具有海纳百川的精神境界,深挖文化差异的正面影响,避免消极作用; 促进不同文化间相互促进、相互依存。正确对待文化差异是管理者开展任何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心理基础和前提条件,也只有客观公正地看待文化差异,管理者才能解决好人力资源的跨文化问题。通过换位思考和角度转换,分析不同文化的优缺点,找出它们的异同点和交集,增加对异文化的认同感。根据跨国企业实情,选择适当的文化整合模式,有计划地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吸收,最终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各种文化潜质的全新企业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人力资源的跨文化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才能变得更顺畅,这也是开展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任务。
2. 调整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随着跨国经营的深入发展,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思路和方法明显不能满足实际工作,人力资源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时代节拍,否则不能满足企业正常发展的需要。
霍夫斯泰德的五大文化维度理论、川普纳斯的七大文化维度理论、霍尔的高低情景文化理论和克拉克洪的六大价值取向理论等都从不同视角分析文化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人力资源管理在众多工作细节上都需要彻头彻尾地加以调整,比如说工作分析、工作任务书编写、员工招聘方式、选拔方法、面试过程、培训方法、职业生涯发展、激励技巧、绩效考核、薪酬福利、劳动争议、E - HRM等,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跨文化的背景时,这些具体工作都需要管理者转换思路和改变工作的方法。
在文化差异背景下,采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和新技巧,人力资源管理才能迎合企业发展的要求。
3. 开展跨文化培训,造就跨文化人才。
伦纳德·南德勒认为跨文化培训应当是人力资源发展的重心所在,它是解决文化差异、防止文化冲突的最有效手段。它是跨文化管理的重点,更是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势所在。
跨文化培训不仅是预防和解决文化差异的最佳手段之一,而且能够帮助员工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异质文化,加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之间沟通交流以达到理解,以及实施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造就高素质的跨文化人才。跨文化培训的目的就是减少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确保企业内部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以维持,加强企业的凝聚力。经济学家 S·纽波宁曾提出了“跨文化培训”( Cross - cultural training) ,阐明了尽快适应新文化的五种途径分别是: 文字方案、文化融合方案、语言指导方案、敏感性方案、实施训练方案等。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以调动企业上下所有员工通过小组讨论、情景模拟对话、案例分析、互换性角色扮演、实地考察体验、即兴报告演讲、文化知识竞赛活动等方式来打破不同员工的文化心理障碍。通过跨文化培训,培养员工的自我调适能力和处理文化冲突的技巧,减少跨文化冲突的发生率,同时造就一大批出色的跨文化经营管理的多元文化队伍。
4. 实行本土化战略。
本土化战略其实是一种战略协作模式,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将管理、营销、生产、人事等方面全方位融入当地经济中的过程,也是着实承担当地企业公民责任,并将企业文化融入和植根于当地文化模式的过程。跨国公司在当地经营发展,不可避免地遭遇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多方面的制约,它的客户、政府、社区、合作伙伴、供应链的上下游等基本上都是本土的,它们对本土情况非常熟悉,实行本土化战略尤其显得格外重要。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就是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和市场来促进企业发展,就是在人力资源、财务资源、营销资源、市场资源、品牌资源、信息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技术资源等方面尽可能地实行本土化,全方位地与本土资源融合在一起,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不稳定。
五、结 语。
21 世纪是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世纪,更是不同文化交流的世纪。跨国公司必然会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和机遇,只有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才能避免由于文化差异产生的文化冲突,将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跨文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更需要我们将新的视野、方法、理念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使用; 这对跨文化管理者来说是一个考验,更是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舞台“表演”成功与否的瓶颈。文化因素是跨国公司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资源因素,企业只有具备跨文化管理的能力,企业所拥有的人财物才能转化成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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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的结合,有利于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关键词]理论文化技能文化高职院校
[作者简介]赵红深(1958-),男,湖南衡山人,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医药系党总支书记,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管理。(湖南衡阳421005)
[课题项目]本文系中国职业技术学会2010-2011年全国科研规划课题“高职院校院系特色文化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732222)和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课题“职业院校院系文化的拓展与实践”(项目编号:XJK011CZJ07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7-0173-02
大学文化特色因校而异,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时期的学校有其不同的文化状态。古今中外,大学文化最厚重的底色是“理论”,教师们最引以为豪的是脑子里的“理论水平”,高校职员让别人最欣赏、最羡慕、最崇拜的是学识渊摶,让别人最厌烦、最不合群的也是这种文质彬彬。可以说,大学的“理论文化”天性已根深蒂固,已深深渗透到高校教职员工、学生和家长以及社会人士的血脉骨髓。但是,培养高、精、深的学术大师之精英教育年代已经过去,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慢慢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职业教育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应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一、理论研究: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
大学既是继承和传播知识的场所,也是创造和更新知识的阵地。大学的主要功能,一是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级人才;二是传播科学、传播真理,创新知识、创新科技等学术研究;三是服务社会。创新知识是基础,人才培养是核心,服务社会是目的。不同类型、不同体制的大学在职能方面的要求尽管有所不同,但培养人才、进行科学研究、提供社会服务却是所有大学共同的责任。
创办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理论中心,开展理论研究,继承和传播、创造和更新知识。西蒙·施瓦滋曼认为“大学是追求知识的学者的团体”,纽曼坚持“大学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场所”,弗莱克斯纳强调“大学本质上是做学问的场所”,伯顿则说“大学是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们对大学的本质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核心内容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大学的主要功能是做学问、传授知识和服务社会。因此,大学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理论组织,大学教育的本质也是传播文化理论知识的社会活动。
二、职业技能:发展高职教育的理性抉择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而不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面向全社会的教育,根本目的是让劳动者掌握技能和本领,能够成为有用之才。职业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登“大雅之堂”,在人们的心目中,职业学校更多地属于“职业”,较少地属于“高校”。即使是在发达的美国也是到上世纪70年代才把职业学校归入到大学队伍,才被看成是高等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也才二十几年。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它与研究型大学、学术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质量保障体系和管理机制均有所不同。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目标一切都是围绕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而定。高职教育文化虽然具有高等教育理论文化的内涵和共性,但必须强调高职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高层次,定位是地方性、行业性很强的“职业型”。因此,把大学的理论文化向技能文化转换,是发展高职教育的理性抉择。
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服务”就是要主动适应区域、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就业”即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提高就业能力、提升就业质量;“方向”是产学结合,没有要求“研”,不需要理论研究、科技研究与学术创新、科技创新。虽然不排除“研”,但这个“研”,是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成果推广与转化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强化职业道德和素质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重视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提高学习能力、社会交流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模式要求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要求把工学结合作为改革的切入点,由此带动专业、课程和教学等改革。重点是改革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尤其是要在实验、实训、实习三个关键环节有所突破。
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改革与建设要以开展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推行“双证书”制度、强化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为主线。专业设置要及时跟踪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动适应区域、行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体现工学结合内涵,发挥行业企业和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作用。课程建设与改革同样是为了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课程开发要求与行业企业合作,要求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的任职要求;课程改革要求需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课程标准要求建立突出职业能力的培养,要建设工学结合的精品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要求“教、学、做”合一;教材建设要求开发特色校本教材,与行业企业共同开发实训教材。
教师队伍建设要实行专兼结合。专任教师要增加具有企业工作经历教师的比例,新来教师要安排他们到企业顶岗实践来积累实际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要扩大兼职教师比例,大量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到学校兼课,逐步形成实践技能课程主要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兼职教师讲授的机制。要建立“双师型”教师资格认证体系,提高双师素质教师比例和“双师型”教师比例。
三、能工巧匠:对接经济社会的当务之急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良要求职业院校归队,坚守自己的层次和类型,不要盲目地跟在普通高校后面照抄照搬。他在2010年9月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说,高职院校宣扬的杰出校友应该是劳动模范、岗位技术能手与企业家,而不是宣传学校培养出了多少官员、科学家和学术大师。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迫切需要提高国民素质,迫切需要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迫切需要能工巧匠。但如何培养能工巧匠,如何打造技能文化,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培养技能人才,学校解放思想是关键。社会需要我们解放思想,职业教育的发展也需要我们解放思想。举例来说,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独有的一所普通高专转办高职的实力高校,该校的理论超前、知识密集,但它却成了学院技能文化建设的阻碍和羁绊。所以,当前该校应该将原本的羁绊“转换”为学院各专业群蓬勃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智力支撑。重视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
四、以药学技能为例,探讨理论向技能的转化
打造药学技能文化,培养药业能工巧匠,需要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发挥课改教改作用。制订“项目导向、任务驱动、工学交替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开放性和职业性,融教、学、做、走为一体”的课程培养方案,深化教学改革。建立纵横式结构体系、单元教学计划和模块教学方法,形成菜单式课程配方、拼盘式个性发展的教学设计模式,形成“专业有能力,就业有优势,发展有潜力”。
二是要强化工学结合作用。必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学结合,把“讲堂”变成“学堂”、“课堂”变成“店堂”,校门连着厂门、教室连着科室,实现系企合一、系科合一、系店合一,真实现上学如上班、上课如上岗。在办好“民生堂班”“江南班”的同时,进一步开辟深圳宏康等订单培养、特色培养,巩固在上海、深圳、长沙等地的58家医药企业、医疗卫生单位实习实训基地;进一步完善连桥中药集市见习考察、南岳深山采药实践、暑期药品超市团体打工锻炼等职业实践。
三是要进一步挖掘环境育人的作用。加快南冲塘南侧百药园和药苗中心的建设,全天开放中药标本室、模拟药房。通过这些可视载体展现职业办学理念和精神追求,透视技能培养特色。引入药企文化,让学生在校园里体味到职业的氛围,感受到企业的气息。
四是要扩大企业对接作用。借鉴企业形象战略,有效融入企业先进理念和优秀制度。定期进行创业、药事管理、企业精神讲座与企业家论坛,定期与药企、药剂科联合举办系企、系科文化沙龙。学生每年暑期到药企进行社会调查、见习实践、打工锻炼,促进学生职业素质的提高,使学生具有较快的职业社会适应能力,实现学校人才的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深度融合和“无缝”对接。
五是要把握宣传舆论作用。全方位融入药企文化、药市文化、药史文化和药技文化,把握宣传舆论阵地,加强特色文化导向。
六是要重视专业社团作用。“医药营销口才与策划协会”“中草药形态与功能鉴定协会”等专业社团除开展常规活动外,可在周末和节假日里组织留校学生到市区医药连锁店当导购,开展“营销策略”论坛活动。
七是要营造专业氛围。每年举办一次“药师技能节”和“药代会”,广泛开展校园药草文化、餐厅药膳文化、宿舍药疗文化、教室药歌文化、工场药技文化等活动,拓展药学技能文化内涵。
理论文化向技能文化的转换,是高等职业教育逻辑发展的自然,更是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今天,我们需要抛开一切不合经济社会的文化负累,拿出任重而道远的必胜精神,去实现理论文化向技能文化的转换。我们应该坚信,有政策的引领,有企业、行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合作,有广大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技能文化的打造就一定能够升华和跨越,就一定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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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股市不平凡的十年是在巨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波动中发展起来的。从早期“股份制是私有化”的政治观点之争,到今天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像“老鼠会和赌场”的文化歧见,这种风风雨雨始终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速扩容相伴随。如果说,前者是主张和反对建立资本市场的两种力量之争,这已在“摸着石头过河”和不辩解、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扰,我们已建成了初具规模的资本市场。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在主张培育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践中,如何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得以健康发展而产生的不同观点,尽管其都主张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但路径的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事实上,我国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始终落后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实践,不仅对资本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论证清楚并广为宣传,而且对资本市场的许多概念和技术层面的资本运作分析技术也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培训和普及环境。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采用了回避争议和矛盾的做法,这些资本市场的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没有突破,人们普遍还在资本市场就是赌场,要么跟庄搞投机,要么随机撞大运的投资理念中徘徊。
概括起来,中国股市有三个没底:
1.上市公司造假没底
上市公司造假既有资本经济作为股权虚拟经济监管难度大的原因,也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一股独大所致。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上市公司质量的真、假、优、劣是决定中国资本市场是投资场所还是赌场的关键。正确投资观应是建立在投资人对上市公司的理性判断并作出相应用脚投票选择基础上,来促使上市公司以自身价值提高给投资人带来良好投资回报的投资机制。它是投资人对投资对象在“蛋糕做大”基础上来实现投资人投资收益的体现,而绝不仅仅是在二级市场上机构和中小投资人之间利益分配的“零和游戏”。但中国的上市公司到底还有多少个银广厦、吉林通海、蓝田股份,人们心里没底。
2.政策没底
我国资本市场政策市特征明显,这是新兴转轨市场的必然现象。因此,政策决定股市,是把政策作为一个长期的调控手段来炫耀,使中国的股市处于一涨就怕、一怕就打、一打就跌、一跌也怕、一怕又托、一托又涨的恶性循环。最终是政府调控股市,形成典型的政策市。而人们却看不见那只“看得见的手”,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想干什么。
3.股市理论的探讨没底
中国股市到底是赌场、老鼠会,人们置身其中是在撞大运、尔虞我诈的场所,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经济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个市场的基本功能,这个市场培育的投资人在市场经济中究竟发挥着何种作用,都亟待理论的证明。而资本市场监管的各种政策的出台,也是建立在正确的股市理论的基础上。但目前我们的股市理论体系极不清晰和完善。
解决三个没底的核心是探讨并完善股市的基本理论。基础理论问题对上可以影响政策,影响决策者那只“手”;对下则可动摇资本市场投资人的信念和信心。因此,在这三个没底当中,对我国股市基本理论的探讨最为重要。
研究我国的股市基本理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两大问题。第一是在社会主义资本经济条件下,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使人们对资本市场首先有一个认识上的突破。第二是股市新文化和股权新文化的建立。解决这两个问题,不仅能教育股民建立正确投资观,更重要的是让决策者和监管部门都能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本质和基本功能。在转轨特征明显的中国股市的监管上,有效地发挥那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2、股市基本功能探讨
我国股市的每一次波动,都跟股市的基本理论不清、扰乱人们的思想密切相关。十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资本市场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落后于实践。股市大讨论虽然目前暂时处于平息状态,但是只要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理论问题,一旦市场发生波动,否定我国股市的声音,像赌场论、老鼠会论就仍会冒出来。这些理论在特殊时期,都和资本市场发展和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监管政策直接受资本市场理论的影响。继续采取回避态度,不论证清楚这些问题,势必对我国资本市场今后的发展产生不良的结果。
股市的基础理论研究应从股市的基本功能探讨入手,我认为有以下四个功能:
1.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体现在两个环节上:其一,一级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就中国的实情说,股市资源的配置过程主要是在一级市场通过IPO方式完成的。股市筹集的资金进入到企业,上市公司之所以能筹资,能被市场认知,在于它能提供被投资者认知的产品和劳务,在于它能生产社会需要的紧俏、盈利的产品。其二,二级市场再融资的配置功能,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的增发和配股来实现的。上市公司的持续融资功能就是社会资源再配置功能的体现,当然,二级市场的再配置同样是向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倾斜。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化是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
所以,股市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与上市公司的质量及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密切相关。如果上市公司质量低劣,信息披露虚假,就会丧失这一功能,导致股市堕落为赌场。
2.晴雨表功能
资本市场不仅是一个资本和物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场所,而且是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信息的集散地,股票二级市场的价格与这些信息的质量正相关。因此,不仅股民而且一般民众,不仅企业家而且政治家,不仅国内各界而且国际各方,只要和所在国的利益相关,都会关注这个市场。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同样会最先从这一市场反映出来。因此,资本市场更是一个信息场。在市场经济崇尚资本至上的旗帜下,资本的选择是最敏感的。在市场经济推崇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准则下,这一信息的反映在理论上说也是最公平、最准确的。因此,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功能从表象上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进行交易、判断重要的参照系,而从实质上看则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和发展。它是中国了解世界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窗口。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如政策导市,机构操作,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大盘和个股会走出和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相吻合的走势,但从长期看,在正常的形势下,股市是具有晴雨表功能的,股市价格与其价值在长期走势上应该是一致的。它与赌场的靠赌运和赌技好坏决定输赢是完全不同的。
3.价值发现功能
首先,价值发现功能是指在资本市场上一只股票的现实和潜在的价值,而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所表现的是一家上市公司为社会和股东现实和未来的贡献度。这一功能和企业真实的信息反馈和评价密切相关。人们通过股市所反映出的综合信息进行判断和投资,指导着价格方向,进而引导资源的分配。
其次,这种价值发现使人们能够看到某一行业、某一企业的内在价值,使人们对未来做出理性判断。这种发现一定要符合一定客观规律,所以它能推出一个概念,并且引导市场,人们承认这个概念,用超过人们现实中比用简单的成本价值要高的潜力判断去看待它,人们在股市中趋利避害的本能以及这种发现和投资人的利益相关性,决定了这个发现的过程是理性的,它标志着一个社会的理性经济走向。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趋利避害的无形之手引导整个市场经济的规律向前发展,因此要普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一致的思想,市场经济承认以单一个体为本源的自然发展,倡导个体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其奥妙在于私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只要具备社会要求的理性和道德,遵守法律,恪守诚信,社会的总体利益就会得到同步放大。
4.股市的增值功能
股市的增值功能主要体现在股票的增值功能上。股票有三种价格,即票面价格,账面价格和交易价格,在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时,票面价格无意义,交易价格不能自身证明,唯有论证账面价格最能说明问题。股票的账面价格又被人们称为股票的含金量,一个公司的总体含金量是通过其所有者权益(净资产)反映的,而净资产是由股本、公积金、未分利润组成的。股份公司的分配制度决定了其年度利润分配,必须要先完成盈余公积金的提取,而这一基金的提取又决定了上市公司每股净资产含量的提高,这决定了股票有内在增值功能。如果我们把公积金的提取当作股票增值功能的内生变量,那么上市公司通过增发和配股所导致的每股净资产的增值功能,则是外生变量。这两个变量从财务分析上能直观看到股票的本金是可以增长的事实,股票的账面价格可以从一元涨到五元,正是源于这一机理。而股票账面价格增长导致的本金的增长是其他金融资产如储蓄、债券所不具备的。而账面价格的增长则是直接导致股票交易价格上升的合理因素之一。
论证股票的增值功能是我们解开资本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否应该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开放主战场的关键所在。唯有论证这一功能,资本市场才能实现上市公司赢、投资人赢、市场赢的三赢局面。反之,人们就会把资本市场与赌场的“零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只是像赌场一样财富在参与各方之间的简单重新分配,是股民之间左兜和右兜的财富搬家,而这一过程由于造假和不规范,又充满了尔虞我诈。
资本市场具备增值功能是和赌场最重要的区别。只有论证这一功能的存在,投资人才会摒弃撞大运,学会判断和分析作理性的投资人。当然,创造三赢局面的基础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在真实的基础上,企业的效益上升,直接带来股价的上升,才能带来资本市场的真实繁荣和投资人的获利,而上市公司也才能实现再融资和持续发展。
3、股市新文化的建立
(一)股市旧文化批判
在中国的传统上历来对股市就存有偏见,这种偏见加上我国90年代股市发展初期大量借鉴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由于翻译文字的原因,主要是来自台湾的股市用语,而台湾的股市用语大都是从赌场术语衍生来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进行批判吸收和投资者教育的主渠道引导,及时纠正那些不健康的、有明显误导的股市赌场语言,使其在二级市场股评家的口中大行其道,如庄家、筹码、发牌、跟庄、出局、庄家洗筹、与庄共舞等近20种赌场语言,这些语言极不准确,如庄家一词,庄家(Banker)在赌场里是指开局设赌者(通常只有赌场才具备这一资格),与闲家(Player)对赌,而把这一术语引入股市中,只有在深沪交易所作为实体也下场参与股票买卖与投资人对博时才成立。而把它用在即使是在主观和客观上会操纵股价的机构投资人和大户身上也是极不准确的。在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中并无庄家一词,那些违规的机构和大户往往被称作违规操纵股价者,还有一类则是合规的维护一只股票流动性和股价稳定性的机构——做市商(MarketMaker)。而我们由于没弄明白庄家的含义,把机构和大户都当作庄,似乎是股股有庄,跟庄成风,无庄不成市。但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交易所不下场对博,我国资本市场和西方国家一样,根本就就有庄家,有的只是那些违规操纵股份的机构。
显然,股市旧文化是导致中国资本市场不能健康发展和中小投资人不能建立正确投资观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彻底摒弃从台湾引进的股市旧文化理论,首先从净化股市语言入手。废止庄家之类的赌场用语,而用机构违规者和价格操纵者取而代之,使资本市场和赌场区分开,一扫投资人“跟庄”的赌场风气。在中国证券市场开展股市,把投资者教育扎扎实实的搞起来。
(二)股市文化与股权文化的关系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正在探讨股权文化,股权文化的核心是通过诚信文化培育有良好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来保护价小投资人的利益,形成良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股权文化是股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开展股市不仅要和投资者教育联系起来,也要和股权文化基本理论的探讨联系起来。当前由于上市公司造假现象严重,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展诚信运动,开展股权文化的目的是树立上市公司经营者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说股权文化是从公司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那么股市文化则是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考虑文化和诚信问题;如果说股权文化是强调经理人的道德水平的提高,那么股市文化则涉及到监管部门、中介机构、上市公司、投资人等方方面面文化和道德素养的提高。
中国资本市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股市的新文化,解决了股市的新文化问题,股权文化的探讨就会迎刃而解。
(三)股市新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资本市场开展股市,形成中国的股市新文化。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1.思想建设——正确的投资现
开展投资人教育,建立股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承认人们在追逐自身盈利动机的驱使下,作出市场短线品种的选择,而这一过程也正是增加社会共同财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这是一个投资人从传统的劳动参与到个人物化劳动——所形成的资本参与的进程,充分调动投资人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参与意识,使参与者的盈利动机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机统一,这是对传统上以牺牲奉献来促进国家利益发展的重要补充。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人应该引以为荣,并值得人们赞誉。应该从正面去倡导这种投资者的道德与使命,而那种认为投资股市发不义之财的偏见必须被摒弃。
2.文化建设——科学侑专业知识的投资理念
在正确投资观的指引下,必须普及股市运作的科学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素质,形成科学的投资理念,具体包括:(1)作理智的投资人,正确认识资本市场的风险防范;(2)学会对上市公司质量判断的基本知识,科学选股,不盲目跟风,实现资本市场价值与价格一致,作理性投资人;(3)熟悉资本市场的法规政策,对各种证券欺诈、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能够防范,增强自我保护;放弃“跟庄”心态,开展股市的。社会要提高不诚信的成本,只有提高投资人本身的素质及理念。
通过投资人正确投资规和科学投资理念的建立,使之放弃撞大运和赌及跟庄共舞的心态,要从根本上学习财务知识,客观分析股票,这是我国资本市场真正走上成熟、健康之路的根本保证,也是当前证券监管部门开展投资者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
无独有偶,笔者服务过的一家著名通信企业也有类似的形。同一件事情可能有好几个人管;有些事情你向这个主管汇报,另一些事情又需要向那个主管请示;多头领导,交叉管理的现象随处可见;在该公司的求助网络上,你可以向网络上的节点寻求帮助,而不必遵守组织的层次;各式各样的项目小组不断成立,又不断消失……
以上是两个网络化组织的例子。事实上,一些优秀的公司已纷纷构建网络化的组织,作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组手段。
传统的层级组织的运作是以职能为中心,完成一件事情需要按照组织层次规定的路径来进行,员工关注的是部门的职能目标,而非最终结果。例如,销售人员在一次项目投标中需要开发工程师到现场协助澄清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按照组织层次,他需要征得销售主管的同意,然后由销售主管与开发主管协调,可能双方还要就出差费用的归结经过一番商讨,最后等开发主管安排好工程师准备出发时,客户早已等得不耐烦了。所以,层级组织的运作往往会导致业务流程繁杂、信息传递环节过多且失真、效率低下、顾客不满意等问题,显然无法满足日益激烈的企业竞争的要求。
网络化组织的核心思想是以事为中心,只要有利于事情的完成,可以越过组织层次。运作上,强调业务流程要短,要快捷,关注最终结果,关注客户的需求。按照传统的组织原则,职责划分要讲求明确和稳定,而在网络化组织,职责并不要求太明确,应留有一定的弹性,而把握这种弹性的原则就是把事情做好,令顾客满意。而且网络化组织中的职责也是动态的,随时会根据任务形成各种规模、各种形式的团队来完成工作。